经济发展的平衡性(精选5篇)

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第1篇

不平衡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特征,无论在全球的范围内,还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其发展过程始终贯穿着不平衡性,只不过在不同历史阶段,其不平衡性程度不同而已。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也是如此。究竟什么是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如何看待和把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平衡的发展会给社会带来何种影响和后果?如何避免和克服社会发展的“极度不平衡”?把这些问题纳入到哲学的视野内进行反思,在现时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涵义及其表现

“不平衡”作为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范畴,是指:“一个自然物的诸多因素在比例关系上不在那个应有的定值之内,诸因素之间表现出不协调、不和谐、不一致、不适应或不均衡的关系时,这时候该物质所处的状态就谓之不平衡状态。”¹而所谓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指社会系统内部各领域或各要素在发展上不一致或不适应、不协调的状态和过程。展开来讲,社会发展不平衡包含着四层涵义:(1)社会系统内部各领域、各要素之间在发展变化的方向上不具有一致性,在发展目标上甚至相互矛盾,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背道而驰。(2)社会系统内部诸领域、诸要素在质的关系上不能相互适应与协调,没能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3)社会系统内部各领域、各要素在量的关系上不成比例,因而在发展上具有异步性。(4)社会系统内部各方的功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不能促成统一目标的最优化的实现。社会发展不平衡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类型及其表现形式。从宏观层次上看,就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而言,有两种类型的不平衡表现得比较突出,一种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不平衡,另一种是社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这两种类型的不平衡都有着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所谓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不平衡,是指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或系统,各基本要素由于其地位和作用不同以及各要素自身的变动,或由于社会系统内部或外部条件的变化,使各基本要素之间不能相互适应或相互协调,出现了一种在发展上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非稳定状态。就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的现状而言,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为经济文化结构的失衡和经济政治结构的失衡。经济文化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为,改革以前,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重精神轻物质”的倾向严重。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人们认识到这种的倾向对社会发展危害极大,“重精神轻物质”的失衡现象得到有效纠正;然而,另一失衡现象即“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又发展起来,经济发展与精神文化发展的反差日趋严重。这种反差首先表现为经济效益的大幅度增长和道德价值观一定程度的失范,其次还表现为不良社会风气的滋长,如社会道德在某些方面的倒退、部分公民责任义务意识的淡薄以及过于功利性价值定向的强化等。

经济政治结构的失衡则主要表现为,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民主政治建设仍然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地区和经济领域开始的,这种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随之启动和逐步与之相适应的改革模式减少了社会动荡,有效保证了政治稳定,故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之间的时差和进展不能拉得过大。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政治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如党政不分、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依然存在,政治腐败不断蔓延,政府机构过于庞大并效率低下,以及人治现象、家长作风和司法不独立等问题突出等。所谓社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指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或不同步性,从而使社会总体在发展上呈现出一种非均衡的状态。在我国,社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二元结构”的加深以及东西部地区差别的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不可能全面齐头并进,而只能在最有利的区域或部门率先启动,然后带动其他地区或部门的发展。现代化的这种异步性,首先造成城乡两端的现代产业及部门与传统产业及部门的分化。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城市中的现代产业及部门变得越来越现代化,乡村的传统产业及部门变得越来越落后。同时,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村也是典型的弱质产业,极易被排除在现代经济系统之外,从而导致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的发展不平衡。其次造成区域发展关系的异步性,即一些沿海地区高速持续发展,而一些内陆地区却发展缓慢。改革开发以来,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明显扩大,东部地区在居民生活、经济收入、人口素质、劳动条件与机会、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远远超过西部地区的居民。社会发展的两种不平衡状态都是客观存在的,且具有普遍性。无论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不平衡,还是社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都是制约和影响社会总体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社会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

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不平衡之所以是经常的和不可避免的,首先根植于社会基本结构中各基本要素的差异性和变动性,即各要素在社会系统内部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如经济与其他要素相比较,在社会系统内部处于基础和主导的地位,而且是一种最活跃的因素,其变动性最大。而政治和文化作为经济的反映,往往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其次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经济因素与主体的基本需要、利益具有最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社会主体生存需要的满足直接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的驱动下,经济的发展具有优先性。而政治、文化等要素与经济相比较,在发展上和变动上相对滞后。固然,政治、文化等要素为使自己更好地服务于经济,通过不断调整自身,努力与经济形态相适应和协调,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总会不断地打破它们之间的均衡关系,使社会在结构上处于一种不平衡和不稳定的状态。此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急于摆脱落后的面貌,快速发展经济、优先发展工业是其必然的选择。于是在社会发展观和发展战略上,把经济发展看作是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甚至把社会发展首先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把社会发展目标主要地定位为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以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以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带动社会其他目标的实现。因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这说明,社会有机体发展不平衡的形成带有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并且是经常发生的。社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其形成的原因更为复杂。因为不同地区间在发展上的差距不是单一的,而是体现在许多方面,这些方面差距的形成又是相互关联的。因此,社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往往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理论上很难找到一个最终的原因。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因素,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本身的基础条件,是导致社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最为根本的原因。但又不能不看到,造成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结果上的差别又可在经济以外找到其他原因,也就是说,非经济因素如科技、教育、卫生、人口素质、文化和人的观念等又是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

因此,对社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分析,不可忽视非经济因素在不平衡中所起的作用。在此我们单就经济而言,的确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各国发展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存在着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人类文明史证明,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逐步拓宽生存空间和梯度推移的过程,起初发展起来的主要是有利于农牧业的江河中下平原地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城市,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港口,于是城市和港口便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最繁荣的地方。总之,由于各个区域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密度与素质、技术水平和原有基础条件的不同,形成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和综合实力的巨大差距,这种区域性的不平衡,在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中表现的尤为明显。经济学的研究还表明,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在各区域具有同时性,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期的发展格局上,只能是有的地区处在经济发展的中心,有的地区则必然处在发展的边缘。因而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呈现出区域差异由扩大到稳定、缩小等几种情形。”

综上所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具有必然性和经常性,即不平衡性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特征。问题在于,由于社会的发展不是一种自然的和自发的过程,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或社会组织总会意识到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因而总是采取一定手段和措施,对不平衡的极度发展进行调整和控制,竭力使社会的发展处于某种相对的平衡和稳定状态。于是,平衡与不平衡的相互转化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

三、社会发展的“适度不平衡”与“极度不平衡”

当我们把不平衡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经常性状态时,又不能不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作出程度上的区分,进而区别对待,并在实践上采取不同的对策。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程度上看,我们可以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分为两种,一种称之为“适度不平衡”,另一种称之为“极度不平衡”。这两种程度不同的不平衡状态,给社会带来的后果是不同的。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在此讨论和研究的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学范畴之内,因此很难在理论上确定“适度不平衡”与“极度不平衡”的数量界限,所以我们只能从性质上或特征上对它们加以描述。

所谓社会发展的适度不平衡,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一定限度内的不平衡,即是一种包含着某种平衡的不平衡状态。如在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不平衡中,尽管社会各要素在其发展中具有不同步性和不协调性,但由于各要素在性质上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且在方向上趋向于相同的整体发展目标,因而在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一面。这种社会有机体发展的适度不平衡是传统社会急于进入现代社会进程中常见的一种发展状态,这种状态持续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进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在社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中,尽管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上不具有同时性和同步性,尤其在经济上存在着富裕和贫穷、发达和不发达的差距,但其差距并没有严重影响落后地区经济与社会的正常运转,尤其是在经济上不发生危机,而且经济上的困难和负担并没有超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较短时间的区域差异逐步扩大,是任何国家、任何发展阶段都可能发生的,但只要不超出一定的限度,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不会产生太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可能是促进区际要素流动、刺激区域发展的必要条件。总之,适度不平衡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容许的,社会在这种状态下仍然能保持较稳定的发展。此外,此种不平衡状态可以通过改革或改良的手段加以纠正。

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第2篇

关键词：对外贸易；区域经济；不平衡；时滞性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8.020

1 引言

赫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是从资源有用装备的视点思考怎么把有限的资源分配于最有生产潜力即联络效应最大的工业中，经过这些工业的优先发展以处理经济发展的瓶颈疑问，并推动其他工业的发展。该理论为经济发展供给了一条新的思路。但赫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也有许多缺乏之处，首先，其对不平衡发展的进程、方向和转折点论说缺乏；其次，其对不平衡发展进程中因出资而发生的通货膨胀压力等消沉效果估量不行充沛；再次，过多注重出资决议计划的效果，而无视其他决议计划的效果；最终，高估了落后国家和区域市场机制的效果，无视了其市场机制不健全、基础设施落后、要素不能自由活动等一系列实际疑问。

归纳比照现存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理论，我们发现尽管其运用的研究方法不一样，但是目标一致，即解说经济不平衡表象发生的缘由或不平衡的发展态势。这表明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有一致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时间普遍存在的经济表象。因而，正如赫希曼所论述的那样，发展进程是一个不平衡链的运动进程，这一进程不可能消除不平衡，而是一个不平衡状况变化到另一个新的不平衡状况的变化进程。因为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要受各种要素的影响，其间包含政治、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等各种微观要素的影响，也包含该区域劳动力、资金、技能等微观要素的影响，从而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很多要素归纳影响的成果，所以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变化态势也很难找出一条规矩性的变化规律。在实际研究分析中，我们只能忽略其他要素的影响，单独地研讨某一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形成的影响，然后使用其中的效果机理进行调整，使经济发展进程趋于有利的方向行进。

首先，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联系实际整理出了一套衡量中国对外贸易区域差异的指标体系，并对外贸易区域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传导联系作了理论假定。然后，从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两个方面来调查中国对外贸易区域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联系。在相关性分析的过程中，先运用了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使用历年数据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区域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在将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作为中心的传导变量的基础上，再对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总体国民经济发展的联系进行实证研讨，从中找出对外贸易区域差异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传导方法。

2 研究设计

经济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归纳性的指标。在之前关于区域经济差异的研讨中，经济学者们所挑选的指标各不相同，其中最常用的有以下几种：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和生产总值增长率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归纳性指标。它是指一个国家和区域在一段时间（通常为1年）内所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总值。从中得知这是一个静态反映一国和区域生产总价值的归纳指标，是一个肯定的概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是在用国内生产总值减去这个国家或区域的总人口数量所取得的一个均匀数据。这个指标与前一指标比较，将人口数量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衡量要素，反映的是这个区域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可以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国内生产总值更能反映出一个区域真实的经济水平。最终一个经济发展率指标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区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通常是前后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可比的价格条件下的比值，是从动态的视点来衡量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发展的水平。对这三个衡量指标进行对比之后，本文在下面的研讨中挑选了可以动态反映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增长率指标。

事实上，测算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办法和测算对外贸易区域差异的办法迥然不同，并且每种办法都有其优点和不足。这里测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首先是为了之后研讨外贸区域差异对其影响效应而做铺垫，所以在测算的过程中，挑选了最能体现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整体差异指标变异系数V来衡量。详细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GV=1g∑Ni=1（gi-）2N=S

公式中，gi是i省份或直辖市某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全国各省份和直辖市该年经济发展速度的平均值，而N则是全国的省份和直辖市总数。

3 实证分析

从人类经济的发展来看，只有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对该国经济和发展分配产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也验证了这一点。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的不断推进，对外贸易已逐步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发展分配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3.1 中国对外贸易区域不平衡现状分析

3.1.1 贸易规模

贸易规划存在严峻的区域性不平衡。由上面的剖析能够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整体规划敏捷添加，可是却出现了不同区域经济极度不均衡增长的现象。图1描绘了1997-2014年东中西部区域进出口总额的改变趋势。整体来看，中国的区域之间对外贸易规划存在很大差异，东部区域贸易规划占全国总额的绝大部分，而中西部区域的比重较小，东部的增加速度远远大于中西区域，中西部区域占全国总额的比重呈降低趋势。联系表1的东中西部区域对外贸易区域布局，而随着东部区域对外贸易的不断增加，1997年到2014年，东部区域的比重整体呈上升趋势，已超越90%，而中西部之和也不足10%，且平均不超越5%。

3.1.2 对外依存度

对外依存度是各国广泛采用的一个衡量一国经济对国外依赖程度的指标，是用一国进出口总额除以该国的GDP。从上面的分析能够看出，中国对外依存度整体呈增大趋势，可是不同区域之间对外依存度存在严峻的不平衡。图2描述了1997-2014年东中西部对外依存度的改变趋势。整体来看，三个区域的对外依存度都处于整体上升的趋势，但东部的对外依存度显著高于中西部。

综上所述，中国的对外贸易深受中国本身的开放进程和全球化的笔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呈现出如下特点：（1）随着中国对外开发的不断推动，对外贸易一向处于高速发展的态势，并且占GDP的比重显著增大，对外依存度不断变大，对外贸易已经变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2）中国对外开发后逐渐融入全球化的笔直专业化分工中，不断接受发达国家关于加工贸易的搬运，形成了以加工贸易为首要类型的对外贸易形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技能等的不断进步以及成功入世，中国在世界分工链条中不断上升，商品贸易布局不断优化，正在逐渐从出口纯的劳动密集型商品转向技能含量较高的商品发展。（3）对外贸易的区域化差异明显。东部无论在对外贸易总额、占全国贸易总额的比重仍是对外依存度都大大的高于中西部区域，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区域化差异的趋势。对外贸易的这些特点是研究分析对外贸易影响中国发展分配不平衡的根本。

3.2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度量

不平衡是一个经济表象，归于一个比拟笼统的疑问，但是在经济研究的过程中往往习惯于将笼统的疑问详细化，因而，大概找一个变量来衡量这一存在的经济表象。详细的衡量办法在前面已做了介绍。由公式可知，要核算中国历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值，就必须先了解中国历年各省的经济发展速度，为了得到历年各省实在的经济发展速度数据，就要在核算过程中除掉价格指数对其形成的影响。因而在查数据的过程中我们选取了现已除掉价格指数影响的历年各省的生产总值指数来核算中国历年各省的经济发展值，可得到全国每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衡量指标值，详细核算结果见表2。

从整体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国各省之间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平衡度呈现出一个降低的趋势，可是到后期不平衡度就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进行上下小幅动摇，不再呈现降低趋势。因此，中国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长时间处于不平衡的状况旁边。究其缘由，除了自然条件、资源条件、社会经济基础和区位条件方面的不同外，还有国家方针、一切制布局、产业布局、劳动力本质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主要结论

首先，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联系实际整理出了一套衡量中国对外贸易区域差异的指标体系，并对外贸易区域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传导联系作了理论假定。然后，从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两个方面来调查中国对外贸易区域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联系。从中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对外贸易区域差异较大，且主要体现为三大区域间的差异。

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间对外贸易一直都处于不平衡的状况，且其差异基本维持在特定水平上。其次，中国对外贸易的区间差异指标指数值大于区域内部的差异指数值，这表明中国对外贸易区域差异首先体现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

（2）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长时间处于不平衡状况，但后期逐渐有了改善。

中国长久以来都处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自1992年后，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进入一个安稳的状况中，由此，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开始逐渐降低，即区域间经济发展开始呈现出趋同态势，但这一趋同表象并不说明能够消除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真正的不平衡，而是指不平衡值相对处于一个低水平的状况。

（3）中国对外贸易区域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效果具有显著的时滞性。

从相关性研究分析可知，中国进出口区域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效果存在着五年的时滞性，即年进出口区域整体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效果的影响将在五年后才体现得最为显著。

（4）对外贸易区域差异从整体上会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度降低。

整体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外贸易区域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联系，而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又进一步地推进了整体国民经济的增加，因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对外贸易区域差异与整体国民经济发展之间起到了中介和桥梁的作用。

（5）中国对外贸易区域差异对国民经济发展只存在短期的冲击效果。

通过对中国进出口区域差异和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数据的脉冲响应分析能够发现当进出口区域差异遭到外界的冲击后，其对整体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短期的，但是国民经济发展对两者遭到冲击时做出反应的方向不同。当在给本期的出口区域差异一个正的冲击后，在短期内给国民经济的影响经历了一个由负影响向正影响转变的进程，并在第九期之后不见。但当给本期的进口区域差异一个正的冲击后，在短期内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正好同出口体现的状况相反，是一个由负影响向正影响转变的进程，并在结尾消失不见。这一脉冲定论刚好与相关性定论相对应。

4.2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研究，要想改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就必须高度重视区域对外贸易发展差异。对此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深化东部区域的贸易发展。

现在由于资源的约束，为东部区域带来发展的粗放型出口贸易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许多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业不得不向其他区域搬运，贸易布局有待晋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持续坚持以往贸易带来的发展，有必要出台新的贸易方针推进贸易布局的晋级。

（2）注重外部经济形势对中国东部区域经济发展影响。

东部区域的经济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世界经济的动摇，特别是欧美国家经济动摇将会极大的影响中国的出口贸易，进而影响东部区域的经济发展。因而，关于东部区域的宏观调控方针应当充分考虑世界经济的动摇带来的影响。

（3）鼓励东部区域劳动密集型外贸企业向中西部区域搬运。

东部区域贸易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彼此推进的效果，为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途径的选择提供了学习榜样，东部区域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现已建立了安稳的长短期联系。中西部区域使用工业搬运的“雁行布局”，能够经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一些不适应东部沿海区域发展的工业向中西部区域搬运。

（4）拟定贸易方针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区域差异。

拟定贸易方针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区域差异，遵从比拟优势，完成竞赛优势。东部区域杰出的区位优势，经济基础，应该尽力发展高附加值的外贸工业，逐渐将劳动密集型的外贸企业向西部区域搬运；中西部区域应该使用个人在天然资源、人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一方面接受东部区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的搬运，另一方面经过改进基础设施，招引更多的外商投资。

参考文献

[1]Choi，E.K..North-south trade and income inequality[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Finance，2007：347.356.

[2]David，G. and Chad S..Does trade openness affect the speed of output convergence？Some empirical evidence[J].Empirical Economics，2006：883.903.

[3]高国力.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3.29.

[4]花俊，顾朝林.我国区域发展差异的贸易经济研究[J].地理研究，2011，（2）：322.329.

[5]何莉.对外贸易与中国地区经济的差距[J].财经科学，2010，（7）：104.111.

[6]兰宜生.对外开放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12，（2）：19.22.

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第3篇

不平衡发展战略是指由于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入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上对重点产业进行倾斜的一种空间发展战略模式。

不平衡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是：平衡是有条件的，相对和暂时的状态。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客观的，绝对的。没有高差的地方的水是静止的，没有活力的，而有高差地方的水是汹涌澎湃的，充满活力的。区域的经济发展要想有活力，就必须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区域不平衡发展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由于人类社会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帝王将相为了追求享乐，一般都将精力和财力投往都城以及能为国家创造积累财富的地方，再加上当时世界动荡不安，战火绵绵，对于那些边远地区发展的投入少之又少。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剥削，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依附关系束缚了落后地区的发展。这都导致了区域间生产力布局极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十分悬殊,从而为区域的不平衡发展奠定了基础，埋下了伏笔。

1.1经济发展条件的地区差异

世界上各地区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在区域发展的初期阶段，资金和人才等往往会被吸引到区域条件较好的地方，因为在那些地区的发展潜力大，资金投入的回报率高。而这些地方往往就成为该区域的增长极，它的发展速度会比周边地区快，由于它的迅速发展，对资金、资源和人才的需求会增大，这就会将周边地区的资金、资源和人才等进一步吸引过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核心-边缘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极周边地区的发展就会受到增长极的抑制，从而导致了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发展。以1985年我国各城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实际平均税率为例，浙江省平均为34.2%，相当于江西平均（18.0%）的1.9倍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平均（10.3%）的3.3倍。上海市平均资金利税率为58.5%，长江三角洲铁路沿线的其他城市多在30%--40%之间，而苏北的徐州、连云港和浙南的温州、椒江等市却只有10%--20%。同样是以开发煤炭资源为主的煤炭城市，大同市的平均资金利税率（12.0%）相当于淮北市（2.4%）和淮南市（2.8%）的4--5倍。由此可见，要使我国有限的财力和物力在空间安排上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就必须选择经济技术基础较好或区位优势较突出的地区进行重点开发，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

1.2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差异

由于各地区的地理条件不同，资源的丰富程度和组合不同，各地的产业结构和经营管理水平也不同，因此各地经济增长潜力不同，从而引起了投资环境的不同。投资环境好的地方，资金投入产出率高，产业布局就会发展较为完善，从而该地区就业率就会高，而同时就业机会高，对人才需求量大。反之，投资环境差的地方，其就业率就低，就业机会低，人才往往被吸引到投资环境好，经济增长潜力大的地区，使得经济增长潜力小的地区的发展受到约束。在同样的政策、同样的投入条件下，由于增长潜力的大小不同，地区经济增长也会产生差异，导致区域产生不平衡发展。

1.3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促成作用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可能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中获益，使其在地区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各种产业分布有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的趋势，而这些企业的集中，又会导致那些为它们服务及它们为之服务的前导及后导型产业也向这些地区集聚。这一切的结果是使该地区的人口数量大量增加，这又为大量的服务行业向该地区集中创造了条件。这样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乘数效应增长，导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使地区的发展不平衡越加严重。以当今的大城市的发展可以说明这点。大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聚集效益。由于大城市的诸多优势，如悠久的经济发展史，完善的经济结构，成熟的市场与雄厚的技术力量，使他们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比中小城市体现的更加显著，而且随着规模的扩大而递增，这样导致各种要素向大城市聚集，城市越大，这种聚集能量越大。正因为如此，美国纽约拥有了全美最大工业企业1000家的116家，占11.6%；日本东京拥有全国最大工业企业1500家中的794家，占52.9%。

2.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终极循环--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

那么在不平衡发展中，会不会使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关系越来越严重呢？对此，学术界有两种见解：

2.1不平衡发展可以达到平衡发展的目的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不平衡发展中，平衡的力量会发生作用，使地区发展不平衡趋向平衡，其主要动力是：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劳动力与技术的自由流动，将导致区域发展趋于均衡。

(2)经济扩散作用，推动地区平衡

(3)区域开发过程的交替变化，促进地区平衡发展

(4)区际间产业的转移和结构的调整，推动地区平衡发展

2.2不平衡发展会造成恶性循环，贫富更加悬殊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具有超稳定性的经济现象，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不易改变。纳克斯在研究地区平衡发展问题时曾提出过发展中国家存在一种贫困恶性循环现象。一是落后地区资本贫乏，造成低水平的供给，又造成低水平的需求，在需求方面对投资缺乏引诱力，在供给方面又由于资本不足，缺乏增长的动力;二是需求方面的循环和供给方面的循环是同时发生作用的。

以上两种观点都是有其道理，值得借鉴。然而不平衡发展，产生的后果是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都会得到发展，但不会趋于平衡状态也不会产生贫富更加悬殊,而应该是经历短暂的平衡状态，又出现了不平衡发展，但这种不平衡发展不再是低层次的贫与富的不平衡发展，而应该是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

2.3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终极循环--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区位条件好的地方经济发展会较之区位条件差的地方更为迅速，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差距会进一步拉大，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平衡的力量会发生作用，发达地区的发展会带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同时，不发达地区为了摆脱困境会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与发达地区竞争，这就会形成一种合力使得两者不会将差距进一步拉大。从大市场供求来看，不发达地区是发达地区的市场，同时发达地区也是不发达地区的市场。由于“回旋镖”效应，一些发达地区的优势产业会逐渐丧失优势，向不发达地区转移。发达地区为了保持其经济发展只有不断创新其新产品，而这些产品价格一般随着科技含量的增多，价格偏高，这些产品要想有市场（不发达地区），就必须建立在不发达地区能消费的起的条件上，这就要求两个地区的差异不能太大，否则只会导致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受到阻碍，这就使得发达地区要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带动不发达地区发展。而发达地区同时又是不发达地区的市场，在发达地区生产的产品是发达地区没有比较优势但又必须需要的。所以两者在发展过程中的关系是相辅相承，息息相关的，不可能会出现差距越拉越大的恶性循环。

发达地区是一种创新经济，不发达地区是一种模仿经济。创新经济是非常艰难的，发达地区为了保持其经济发展的领先优势，就要不断投入大量资金开发新产品，而创新产品优势随着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起步会逐渐削弱；模仿经济是充满活力的，随着不发达地区的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接受新科技的速度会越来越快，经济发展也会随之越来越快，这就会导致地区间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最终达到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一种共同富裕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是一种暂时的平衡。因为发达地区在艰难的创新中，会导致元气大伤，创新能力失去优势而一般产品的生产优势也随之丧失。而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却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着资金的积累。同时，它们也在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这就可能会产生原来的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出现区域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发展，一种高度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

3.不平衡发展战略在我国社会主义区域经济建设中的运用

建国后，50年代初，我国便提出了有计划的均衡地在全国布置工业的指导方针。力求促使全国经济生产水平均衡发展。然而，实践结果表明，平衡发展与经济效益是很难统一的。我们知道平衡发展，必然要对不发达地区的投资，而一个国家的资金是固定的，这就势必要减少对发达地区的投资。根据核心-边缘理论，在区域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区域条件的差异，资金，人才等一般都会注入那些区域条件好的地方，国为那些地方的投入产出大，经济回报高。而建国初的中国正处于战后经济复苏，区域发展起步阶段，为了片面的追求区域的平衡发展，而将大量的资金投入那些基础薄弱，投资环境差的地区，结果经济效益较为低下，而发达地区的投资必然减少，又束缚了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影响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根据乘数效应，对一个地区投入资金，是会得到倍数的收益的。而发达地区的系数高于不发达地区的系数。所以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平均速度降低了，使全国和区域系统的整体效益，受到了影响。平衡发展与经济效益的尖锐矛盾，不得不使人们重新思考平衡发展目标的合理性，并引起对平衡布局原则的批判，转而追随地区间不平衡发展的战略。

一九七九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号召，我国开始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国家对广东省特别是深圳特区进行大规模投资建设，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增长极，广东省的经济得以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显著的提高。实现了邓小平同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设想”。同时，广东省经济的腾飞也为振兴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四川，江西，湖南，安徽，广西等地的民工涌进广东。他们不仅解决了广东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为家乡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大量资金。1992年贵州省输入广东省的民工达60多万人，他们仅通过汇款方式就寄回现金5亿多元，接近1991年贵州省乡镇企业所创6亿元利税总额，超过该省一年农业税收1.9亿元的1.63倍（南方日报，1994－01－03）。随之后来，我国趁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将第二个经济增长极选在了上海，浦东的开发同样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说明，不平衡发展战略在我国的实行是成功的。如今，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龙头，中部地区也受到东部经济发展的带动，逐步走上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而西部各省由于受到地理区位条件的影响，经济发展没有什么很大的起色，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要重视如何使全国各地人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在强调效率的同时,也要兼顾公平。西部作为东部的经济市场，它的发展对刺激东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更快的实现共同富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国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口号，将投资的重点从东部转到了西部，实行了平衡发展的战略模式。然而，实质上这还是一种不平衡发展战略。一方面，在发展的区位选择上，其实中部和西部的经济较之东部都不发达，而国家本着战略的眼光，选择了西部大开发；另一方面，西部大开发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也就是说要选择经济基础和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优先发展形成增长极，从而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而不能遍地开花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益。而此时的平衡发展战略会不会影响东部，中部经济的发展呢？西部大开发的意义何在呢？随着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东部经济得以健康、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它的进一步发展对国家的依赖性已经很弱，并且它也具备了向不发达地区进行投资的能力。为了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同时也为了提高不发达地区的消费水平，促使全国经济健康良性发展，对西部进行大开发是极具战略眼光的。处于东西部之间的中部地区也会因此而成为最终的受益者。一方面，中部地区受到东部地区经济扩散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西部与中部的合作也会更加紧密。在这两股合力的作用，最终会使中部经济同样快速发展，也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加快，从而更快的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摘要>区域发展战略的理论模式形式多样，就其类型来说，大体上可分为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和空间发展战略模式两大类，它们又是互相交叉和相互关联的。本文就和大家探讨一下空间发展战略模式中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及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区域经济建设中的运用。

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第4篇

在此，以世界银行的建议为启迪，结合我国当前的形势，提出后发区域跃迁中的“非均衡突破、包容性增长”模式。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后发区域的主要原因在于，与发达地区相比，后发区域跃迁及发展更具紧迫性，更容易出现发展中的失衡问题，后期又不具备解决失衡问题的充足资本。

一、非均衡突破、包容性增长提出背景及研究态势

国外非均衡理论的研究相对较早，除区域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外，物理学、系统科学也针对非均衡展开研究，根据研究需要在此主要探究区域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区域发展非均衡理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凯南的人力资本论、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林德的动态优势理论、列昂剔夫的反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在区域间传递扩散理论、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期，克鲁格曼将空间要素引入经济学研究，形成了新经济地理学，开创了非均衡理论新的研究工具和研究视角。然而，笔者认为，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并不必然矛盾，从区域开发、区域发展、区域跃迁的起点看，非均衡突破是必然的，不可能全面开花；从区域发展的结果看，收入差距、区域水平的扩大则是应该予以避免的。

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经历了单纯强调增长，到1990年世界银行提出的“广泛基础的增长”，以及之后的2007年首次由亚洲开发银行《新亚洲、新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提出的“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的演进，认为包容性增长的背景、内涵及实施主要有国际、国内两大层面。国际层面旨在表明我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交往中求同存异、扶贫济弱、共同发展、成果共建共享等方略，目标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强调的是大国“责任”；国内层面的内涵及实施则更加全面具体，涉及经济增长模式、社会发展进步、民主民生民权、政府治理模式、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经济层面要求抛弃单一的GDP增长决定论，追求综合福利，实现经济、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社会层面要求全社会成员间的机会均等、外生环境的平等、成果共享，实现公平正义，强调“参与”与“共享”；民主民生民权层面要求人民群众有行使民主权利的广阔空间，实现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体现人本，同时关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重点问题；政府治理模式层面要求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调整和转变。总体上，国内学者对包容性增长现实意义、科学内涵阐述较多，对其具体测度及在我国实施路径的研究相对较少，而结合区域发展的非均衡突破、非均衡现状的研究则更少。

二、非均衡突破、包容性增长学源探究

(一)包容性增长的学源探究

包容性增长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思想贯穿于整个经济学发展历程。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国富论》中已体现包容和公平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总体目标是使人民和国家都富起来，为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活资料，为国家供应足够维持公共服务的收入。”。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的新政治经济学主要探讨政策、制度、社会公正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代表性著作有阿罗的社会选择和社会福利研究，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科斯、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阿马蒂亚·森福利经济学及社会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研究，表明经济学已越来越关注社会公正及价值取向的研究。由此可见，包容性增长对社会公正、对公平效率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学术渊源，源于人们对市场机制缺陷、政府功能发挥、政策制度形成与作用、市场外因素影响机理等认识与深化的过程，源于长期以来对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这一核心问题的关注与深入，是经济理论从特殊到一般不断扩散、提升、完善的结果。

包容性增长对经济增长模式和增长要素的研究始终是经济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其后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等对增长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探讨。二战后，经济增长成为西方经济学一个新的理论分支，被视为“第一等优先的经济论题”。1948年哈罗德和多玛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型，开启了当代经济增长理论这一研究领域。1956年索罗修订了哈罗德—多玛模型的假定，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结合起来，与斯旺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型，用于解析现实的经济增长。规范分析层面，卡斯(1965)和库普曼斯(1965)在拉姆齐(1928)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最优增长理论，论证了竞争市场中最优增长路径的实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卢卡斯、罗默、普雷斯科特、巴罗等经济学家开始探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形成了新增长理论(也称内生增长理论)，使增长研究再次成为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将政府生产性的公共支出作为促进内生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探索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此后，20世纪90年代，新政治经济学更加关注政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了民主、公平以及政治不稳定、收入不平等、腐败、寻租等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与消极作用。以诺斯、托马斯、阿西莫格鲁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将制度视为经济增长本身或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将制度内生化。由此可见，包容性增长对增长模式、增长要素等问题的研究也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存在于增长理论发展过程中。

(二)非均衡突破的学理分析

非均衡突破是区域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区域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区位理论。如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克里斯托勒的城市区位论以及廖什的中心地理论等。20世纪中期后，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其早期的代表性人物有赫希曼、缪尔达尔、威廉逊。基于产业间“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概念，赫希曼认为应该优先发展前后向关联效应大的产业，主张发展中国家选择重点产业部门优先发展，通过联系效应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基于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自由贸易过程的分析，缪尔达尔认为发达区域会形成上升的正反馈机制，而欠发达地区则形成负反馈，这种循环累积因果作用形成发达区域—欠发达区域、核心区—边缘区间的扩散效应与回波效应。通过对24个国家22年数据的检验，威廉逊提出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假说，即中等收入水平阶段的区域不平等程度较高，而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区域差异持续稳定降低。基于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形成了区域发展梯度转移论，与之类似的是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的雁行模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迈克尔·波特、保罗·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将空间要素引入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形成了新的研究体系，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及产业集群理论，以及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是包含非均衡和自组织的经济学，以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假设为基础，着重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其核心要义是对非均衡性的认可。

非均衡突破是物理学、系统科学领域的重要规律，是系统进化与衰退的起点，是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学研究的关键问题。经济学中引入的非均衡观念有着自然科学渊源。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一切孤立系统都不可逆的出现熵增，最终趋于平衡态。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均衡状态时熵值最大，系统无序程度最大，不可能实现发展和飞跃。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指出，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由涨落产生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变为有序状态。非平衡态，即远离平衡态，是系统无序到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哈肯创立的《协同学》也指出，系统处于均衡态时，熵值最大，无序性最高，自组织最差。由此可见，经济系统的演化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非均衡态，在非均衡经济系统中，信息量最大，市场的自组织程度最强，自发地或受扰动地引起经济结构、经济状态的变动。

三、区域非均衡突破、包容性增长逻辑因应

非均衡突破、包容性增长既非相悖也非完全统一，在后发区域跃迁中的不同维度发挥作用，有效嵌套。包容性增长应作为我国及各区域发展的理论基础及宏观指导，是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而非均衡突破则应成为区域跃迁的现实特征和逻辑起点。

(一)包容性增长、非均衡突破逻辑关系

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指出，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归因于两个方面，生产活动的集中化和促进社会平等化的政策[21]。经济集中化意味着非均衡，社会平等化则体现了包容性政策。因此，非均衡与包容性具有逻辑关系和内在的一致性，应成为区域跃迁的新模式。

非均衡突破与包容性增长处于不同的截面，两者之间并非单纯的时间继起关系，也非空间并列，而是空间性、多维度的逻辑关系。两者具有差异性和侧重性，首先，在研究主体上，非均衡突破主要用于分析区域单元等空间主体，包容性增长则具有特定的指向性，指对被边缘化的不同群体、社会阶层、欠发达区域的包容。其次，在发展进程上，非均衡突破通常作为区域经济跃升、系统演化的逻辑起点，指在某些领域、某一产业链条或某一功能环节率先进行；包容性增长则更侧重对结果的衡量，要求增长的成果具有包容性、共享性。最后，在功能上，针对我国当前出现的区域差异、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包容性增长的提出具有战略性，应是宏观层面我国发展的战略指导和理论导向，非均衡突破则针对实践主体，应成为中观或微观层面实践的突破点。

两者的统一性、互补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增长追求的一致性。“增长”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要义；非均衡不是目的，是增长的手段，是向更高水平跃迁的必要阶段。第二，两者对区域整体发展具有互补性。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表明，平衡的经济增长难以实现，各国学者的研究也验证了不应期望各地区经济平稳平衡增长。相反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态非均衡结合国家用于平衡不同地区水平的政策最终将实现经济生产的集中，生活水平的趋同，这个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则是非均衡突破，平衡各地区生活、收入水平的经济政策则正是包容性增长，两者是区域整体发展的关键。

(二)包容性增长：我国区域跃迁的理论基础及战略指导

立足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视域，包容性增长作为区域发展的理论指导，核心要义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增长是根本，经济增长是增长的核心。包容性增长必然要求经济增长，但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增长，尤其是经济增长应是我国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离开了增长则谈不上增长成果的包容与共享。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应着重考虑打破城乡分割的结构，转变粗放型增长模式，注重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就业问题。

第二，公平、公正是要义。机会均等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强调对增长过程的参与及参与权利的公平性，目的在于使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平等、参与、共享发展成果，破除由于机会缺失、权利不平等导致的贫困。同时，包容性增长要求摒除环境等外生不平等(诸如家庭出身、父母受教育的程度、地理位置)导致的社会非公平、非正义，接受个人内生努力程度差别造成的不平等。区域发展过程中，应重视培育贫困人口或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及获取收入的能力，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在尊重个体差异性的同时追求协调增长。

第三，政府是实现的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及导向作用不容忽视。践行包容性增长，在形成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创新、实现社会转型及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区域发展战略的推进中，权衡公平与效率，注重社会公正等方面，离不开政府的选择、决策及职能的完善。

(三)非均衡突破：区域发展的现实特征及跃迁的起点

在国家层次上，经济增长呈现出相似的非均衡特征。我国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用不及全国五分之一的面积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巴西中南部州区米纳斯吉拉斯，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以不及全国15%的土地面积完成了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52%以上。大开罗区以0.5%的土地面积，贡献了埃及共和国地区生产总值的一半。

区域开发历程上，原苏联、美国、日本等都经历了依靠老工业基地积累资本、逐步向新基地扩张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形成了非均衡发展思想，绝对平衡观被取代。1978年底，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六五”计划明确指出，要积极利用沿海地区的现有基础，带动内地经济进一步发展。“七五”计划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实施；2005年中部崛起战略提出；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我国划分为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经济地带。此后，区域发展规划密集出台，仅2009年国家批准了11个区域发展规划，2010年至今，成渝经济区、中原经济区先后上升为国家战略。经过统筹谋划，2011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正式发布，将全国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经济格局上进一步明确了“两横三纵”的特大城市群和区域性城市群战略。主体功能区划既是出于区域协调统筹的目标，同时也是全国范围内针对不同区域的非均衡突破。

从区域产业发展层面，1988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开始实施，明确了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重要内容，截至2010年，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数量达到69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是智力密集、科技密集、创业环境良好的区域，是产业层面的非均衡突破。当前，各地正积极筹备的具有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的产业集聚区，以及积极承接转移产业的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也是不同区域经济非均衡突破的表现。

四、区域非均衡突破、包容性增长实践路径

怎样才能实现非均衡突破和包容性增长的统一呢？答案应该是经济一体化的同时，面向全社会成员和各区域提供公平、全覆盖、均等化、可持续、可获得的普遍服务。

(一)推进集聚业态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一体化包括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欠发达省区与先进省区、相对孤立偏远地区与外部联系密切地区的一体化，意味着区域之间资本、劳动力要素流动加剧、密度的增加、相对距离的缩短和经济边界的衰减，集聚业态下的区域一体化为非均衡突破和经济跃迁提供了必要条件。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开发战略，第一，围绕主体功能区划对四类功能区的界定，发挥环渤海、长江角、珠三角3个优化开发区域和冀中南、太原城市群、哈长地区等18个重点开发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功能，制定适应经济地理一体化政策，在相对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建立统一性的制度，诸如良好的土地政策，为可能推进的城市化和经济一体化建立制度基础。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地区，着力建立并保证连接性的基础设施，发挥集聚态下高密度辐射到的受惠区域和群体。在城市化、经济发达的地区，则需要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避免发达地区被边缘化的群体或区域角落。第二，在有条件的农村、城乡结合部或城市郊区尝试集聚业态下创业、就业、安居、培训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将人口集中示范创业、产业集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土地集约利用相结合，以集聚态的示范区率先取得突破。第三，将区域发展及产业支撑置于全球产业升级、转移，国内产业再转移的大背景下，以产业集聚区、产业转移示范区为实践载体，实施非均衡突破。

(二)完善包容政策下的普遍服务体系

普遍服务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电信行业，这里的普遍服务概念是基于包容性增长“包容、共享、兼顾”的要求提出的。普遍服务体系的构建要求遵守均等化、公平、可获得、全覆盖、可持续五个方面的规定性，涵盖人文、信息知识、产业等不同领域。人文层面的普遍服务通过人的生存保障和发展提高旨在保障包容性增长的机会均等、权利公平，应建立一套多层次社会保障、社会保险体系，保障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对其进行社会救济和救助，建立和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住房保障制度、基础教育保障制度、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面向全社会逐步提供完备、全面的保险服务，以规避市场风险和各种人身风险；通过制度的改革，改变城乡分割的现状，保证社会成员有均等的机会获得基本资源、教育、医疗保健、食品、住房、就业机会，自由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公平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信息知识层面的普遍服务通过信息化建设、信息公开和知识扩散机制旨在保障包容性增长中全社会成员的知情、参与、共享，要求建设覆盖城乡的通讯网络，实现互联网的推广与普及，保证公民自如畅快、无误差地获取自己所关心的环境、经济、行政等信息，扩大社会弱势群体、环境恶劣地区、欠发达地区知识信息获得渠道，缩小地区、群体间信息获取及知识积累的差距，避免信息知识传播与获取过程中的非包容性。产业普遍服务保障包容性增长的动力，通过涉及通讯、邮电、电力、天然气、能源、生活用水供应、供热供暖等基础产业普遍服务和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区域主导产业的持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推广、传统产业的改造、产业的生态化转型等内容的产业创新平台服务为包容性增长提供不竭动力。

总之，置于学术研究的长河中不难发现，包容性增长涉及公平与效率、增长要素和增长机制、社会公正、不平等非政治要素及政治要素的回归，正是当下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非均衡突破源于又异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正是区域发展的现实特征和后发区域跃迁的突破点和逻辑起点。非均衡突破与包容性增长模式的嵌套既能获得区域跃迁的动力，又能有效缓解区域发展中的失衡现象，成为后发区域经济社会跃迁的新模式、新路径。

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经济力；包容性城市化；均衡型城市化；城市化模式

Abstract：Inclusive and equilibrium urbanization are the new modes and strategic orientations in China’s deeply urbanization processing. As the core of modern economy， financial economic power is the power to coordinate all kinds of new urbanization modes to express combination benefit：it committed to equilibrium type of urbanization to highlight its efficiency attribute，appealed to inclusive mode to reflect its fair attribute，merged inclusive and equilibrium and took into account efficiency and fair. By discussing financial economic power，inclusive and equilibrium urbanization，to explore new perspective of using modern finances to solve urbanization issues.

Key Words：financial economic power，inclusive urbanization，equilibrium type urbanization，urbanization mode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10-0019-07

一、引言

随着经济、金融在宏观、中观、微观层次日新月异的发展，二者互动关系日益凸显且不断强化与动态拟合，并逐步呈现出随场域差别而时空演变、发展的格局。在国家层面，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映射出宏观金融与货币金融政策发挥效力的身影；在区域层面，由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组成的发育程度不同的金融体系正优化或阻滞各地理及行政单元的资源配置；具体到城市，作为“市经济”要素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市场正通过支援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来振兴“城经济”，这是推进城市化经济运行的动力因素。除场域层次外，金融还从时间、体制等维度作用于国民经济巨系统、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子系统，其作用力在金融体系发育形成金融产业集群、中介以及完备市场的过程中，呈现出金融集聚力、中介力、辐射力等空间形态并通过发挥其正、负内部或外部效应以推动或阻碍处于各运行阶段的城市经济运行。诚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它们主要基于虚实经济、经济学对金融问题的发现、金融发展理论、区域金融、金融地理以及空间金融等理论视角，争论于金融与经济究竟是需求拉动还是供给推动亦或交互作用关系，通过研究金融运行阶段、功能以及空间形态等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具体影响，深入诠释这种作用的大小和正负方向。毋庸置疑，上述成果从不同视野探讨了金融与经济运行的关系，涉及面之广、具体问题之多、研究方法之复杂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二者关系的复杂性。但纵观始终，金融对经济任意一种形式的作用方向与强度都能够概括地用具备大小和方向的金融经济力来诠释，它是对以往研究的高度抽象与概括、深入与细化。相似的，在城市化领域中用金融经济力能够描述金融对城市化的作用，其间接成果主要涉及金融支持与城市化发展、城市化的投融资困境与投融资体制，而尚未出现直接论及因城市化转型而产生的激励城市化选择新模式、调和并促成新模式实现的金融经济力的文献，这不仅为论文提供间接借鉴，更提出其研究方向与现实要求。

二、金融经济力：概念及形态

（一）金融经济力的概念及其内涵、外延

金融经济力是一个崭新的概念，现鉴于研究范围而作出如下定义：金融经济力泛指能够作用于并能够使经济蛋糕增大的、有效率的成长性金融活动对经济运行所产生的正向作用。观其内涵，金融经济力为虚拟性金融对经济运行有效的正向的作用。解其外延，首先依不同评价标准划分的有效率和无效率两种类型的金融活动分别作用于经济会产生不同效果。其次金融活动是金融经济力的主体，其外延包括金融要素、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发展水平、金融企业或产业的空间形态与布局。经济运行是受体，在不同划分标准下不仅包括本地与异地经济、国民经济、城市化经济、区域经济，还包括城市化、城市系统、社会体系等。再次，在效率层次上金融经济力是有效推动经济运行的金融活动。在空间维度上，有效的金融活动既能够对本地经济增长发挥乘数效应与辐射效应，也能够随虚拟经济的灵活流动而向区外扩散与辐射，这种区外辐射将产生溢出效应。因此，金融经济力具有体制和效应两种作用形式，前者囊括市场和政府作用渠道而后者则包含内部性和外部性。进一步的，金融经济力因起效领域和协调对象不同而兼具效率属性和公平属性。这一概念外延固然广阔，但论文研究范围却是金融对城市化及城市化经济运行的正向作用，即有益于协调城市与城市化关系、促进二者可持续发展、调和包容性和均衡型城市化新模式的金融经济力。

（二）金融经济力的形态

1. 金融运行曲线。如果说金融经济力的主体是具有正向效应的有效率的金融活动，那么要真正理解这一概念就必须厘清哪些金融活动有效率、哪些无效率，然而金融虚拟性为这一判别过程笼罩了神秘的面纱。诚然从现实角度识别相比于从理论视角划分更加困难，但从理论上认知即便过于理论化也能够贡献于现实研究，故而借助于发展经济学对经济运行过程的理性描述，将（广义）金融由产生到强大的过程分为金融增长（量性）、发展（质性）、成长、包容性成长四个阶段，依照各运行阶段金融活动质性发展比例多寡将有效率的金融活动在理论上划分出来。具体来讲，金融在每个运行阶段都体现出质性发展与量性增长不同比例的组合：在从无到有的量性增长阶段，金融活动大规模扩张，由金融增长速度带来的边际收益大于质量提高带来的边际收益，质性发展需要建立在量性增长基础上；在质性发展阶段，源于上一阶段对社会资源的快速虹吸引致资源刚性瓶颈凸显，在不影响其他领域发展的条件下无力继续支撑金融量性增长，故增长比例缩减、速度放缓，应转变资源利用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确保质性发展；成长阶段的金融“量”在完善的金融结构与功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环境中迅速扩张，这种扩张相比于上一阶段粗放型增长更突出集约性，金融活动在规模和质量上均有所突破；在包容性成长阶段，质与量按照协调的比例协同发展。在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的同时，包容性普惠型金融服务和机构的诞生调节了金融运行中的非包容因素。如果说非包容金融是一种不公平的金融运行模式，那么包容性成长型金融突破这一瓶颈的过程也是“金融力”在初次调节重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再次调节实现公平的过程。由此可见，金融结构优化、市场完善的质性发展是金融效率提高的重要条件与表现。因此一般来讲，金融运行在量性增长阶段、质性发展阶段、质与量协调成长阶段和包容性成长阶段的效率依次提高。

如图1：纵轴G表示金融增长，是金融量性成长的方向。横轴D表示金融发展，是金融质性成长的方向。具体来讲，A为坐标直角平分线上的点。以A为界，在曲线1上的点向曲线6运动形成轨迹的纵坐标高于横坐标，反映金融量性增长快于质性增长。连接原点与A点所呈现的斜率较大的凸弧，揭示了金融运行过程的量性增长阶段。金融在量性增长阶段的量性成长快于质性成长，金融活动、要素、市场及资源规模迅速扩张但结构简单或发展缓慢。这一增长如果超过金融体系所能吸纳范畴（假设为曲线6），就会激发对以金融结构调整为表征的质性金融运行需求，因为建立在非质性成长基础上的量性增长将导致资源配置失调。金融向高水平推进，表现为曲线2的下半弧较曲线1的下半弧向更高水平发展，在曲线4上用AB弧表示质性成长快于量性成长的金融发展阶段。随着金融结构与金融量进一步匹配、协调，金融成长体现为建立在更高发展水平上的量的积累与扩张（表现为曲线3），在曲线4上以弧BC表示。可见，BC阶段即金融成长阶段的量性增长较质性发展阶段的量性增长速度更快。在曲线3的下半弧，质性成长与发展将引发新一轮的量性需求，金融资源、金融工具、制度、市场、组织等有待于扩容。假设曲线5是一条临界线，曲线4上C点以右的半弧为质与量高速成长阶段，称为金融包容性成长阶段。可见，曲线4刻画了包含四个阶段的金融运动轨迹，而曲线1、2、3则描述金融在各运行阶段的质性、量替成长形态即金融运行轨迹的本质。

2. 金融经济力曲线。金融的社会根植性决定其不可能脱离受体而独立运行，当金融作用于且受制于经济而产生金融作用力时，它的效率以及这种作用力能否被称为金融经济力将被重新考虑与定位。经济与金融既独立按照各自的轨迹运动又因一方需求而结合发展，在经济第一性条件下金融不断满足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过程也是其自身由增长经历发展最终至包容性成长的过程。金融运行的过程根植于何种经济环境之中呢？或者说金融经济力的形成机理如何呢？首先，经济运行描述以产值为表征的实物要素创造过程，而金融则更多表现为无实物依托的未经物质创造过程的虚拟性突发成长。如果这种成长与经济运行保持适度的协调性，即在经济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进行，则能够发挥金融正向作用成为金融经济力；倘若超出或滞后以致超越一定限度，就会激发经济泡沫造成资源浪费。这说明经济在为金融运行提供基础的同时也为其设置准绳以自主规避金融风险。其次，经济发展包括两重含义，一是经济领域的发展导致其他领域成长的结构变化，二是真实收入的增加扩散到所有经济领域的体制变化。从经济发展导致金融成长相融合的角度来讲，金融成长是经济发展结构变化的表现与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发展藏富于民的背景下，财产性收入增加引致的金融成长反映收入分配机制，是经济发展体制变化的内容之一。再次，经济发展从各方面演绎了金融时空演变的背景，只有把金融放在一个分成部分与阶段而不是整块不分阶段的经济环境中研究（包括各层次经济构成、不同场域），才能充分体现“分立”这一货币金融理论的本质，从而将金融经济力剖析得更加透彻。

假设图2描述的是金融作用于城市化经济运行形成的金融经济力曲线。纵轴G表示金融与经济量性成长的方向，横轴D表示金融与经济质性成长的方向。从同一顶点出发的三条斜线是发展程度不同的经济运行约束线，从左到右依次为城市化经济量性增长、质性发展和包容性均衡运行三阶段，分别与三条金融线切于A、B、C三点。倘若金融与城市化经济量性增长的时期大致相同，在经济与金融总量的供求基本相等时就会出现切点A这一均衡点，在除此之外的初期曲线1上的其他点中：代表金融量性增长快于经济量性增长的点（曲线1上半弧），揭示了由于非包容性制度、准入限制使资金或资源游离于城市化经济运行之外的城市化非包容现象；代表金融质性成长快于经济量性增长的点（曲线1下半弧），则呈现为金融深化进而对经济提出结构重组、产业升级、对城市提出扩张规模等需求。这种现象多发生于发达国家。如果没有金融深化带动经济质性发展这一过程，金融与城市化的发展将在这一阶段停滞。反之，当其发展到与金融水平相当的B点时将再次出现均衡。倘若达到非B点之外曲线2上的其他点，则将重复上述过程；最后，在C点同时实现金融与城市化经济的包容性发展，金融经济力引导并支持城市化突破非包容瓶颈。如果金融运动轨迹在经济运行任一阶段超过曲线5或6即经济所能承载、制衡与充分享用金融的量性增长与质性发展的界限，都将出现金融过度深化，从而完全脱离实体经济、并最终产生泡沫经济的隐患。不同的是前者由量性激增引起，而后者由质性演变而生。这里的曲线4反应了金融作用于城市化经济由非均衡态到均衡态再到更高水平的非均衡态、均衡态的过程，称为金融经济力曲线，它既是狭义上驱动城市化经济实现均衡、高效运行的新动力，也是广义上描述金融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运动轨迹。

三、金融经济力作用于均衡型城市化模式：侧重效率

前文述及金融经济力作用并受制于城市化经济运行，驱动城市化经济突破原有低效率运行阶段向效率更高的成长阶段演进。在理论上，城市化经济运行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行轨迹由金融经济力牵动得以实现，而城市化经济运行均衡态是城市化均衡的具体体现，可以说金融经济力推进城市化模式由非均衡向均衡实时转换，这也体现出金融经济力具有提高城市化模式效率的功能，反映其效率属性。

（一）金融经济力对城均衡的影响

城均衡是实现城市化均衡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城均衡型城市化模式的内核所在。了解城均衡的形成机理，有助于深刻理解城均衡型城市化模式。

1. 城均衡的形成机理。在经济学上“城”是负载有水源、交通、建筑、通讯、能源供给、废物处理、公共服务等基本功能的非农业生产用及其非农人口生活用的资本化了的特殊土地。城均衡态是城的供给与需求相协调的状态，城的非均衡态则是二者不相协调的状态。了解城的供给和需求首先要从经济学而不是社会学视角考查：“城”的经济运行的基本内容包括城市土地经济的运行活动和市政经济的运行活动。其中，城市土地经济以城市地租为主要内容，城市土地的绝对、级差和垄断地租是指自然、经济和社会禀赋各不相同的城市土地随区位变化而呈现出类型和多寡各异的土地价格，它随城市利益主体对不同区位和类型城市土地利用的竞争性程度来影响城的经济运行效率。市政经济活动是由城市政府承担的、以满足城市居民生产和生活需求的公共服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按照经济学对需求和供给的定义，城需求是指企业或居民在某一特定时期，在每一个城市地租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城市土地数量，购买力来自于收入。城供给是城市不同利益主体对城市土地及其负载物的供给，供给土地的货币价值用地租衡量，在不同地租水平上相同收入的购买力不同。可见地租是影响城供求状态的重要变量，是土地市场上调节各种需求欲望，使之与需求相匹配的核心要素。此外，城市地租也被看成是利息的特殊形态。在非农产业具有较高有机构成的城市，利息是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资本化了的城市土地所有者出让使用权所获得的流动性货币报酬。深层次理解城供求形成机理，有益于深刻探析城均衡结构。理解城需求形成机理的重点在于厘清生产性、生活性和投机性需求。其中，生产性需求是城市地租和城市产出的增函数，生活性需求是城市人均收入和城市地租的增函数，投机性需求是城市地租的减函数。

2. 金融经济力对城均衡的作用机理。城市土地是资产化了的土地，核心定价变量是利率。利率是城的经济运行与金融的结合点，也是金融经济力对于城均衡的调节点。城供求与金融从以下几个方面建立关系：首先，房地产市场既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的投机性需求的重要领域。投机需求激增、价格虚高引发的房地产泡沫本质上是金融资产价格超出价值而形成的金融泡沫的一种。其次，通常城市居民收入多用于消费、储蓄和投资金融工具。在金融市场发达的条件下，投资渠道便利一方面将引发投资热潮、提高个人的投机性需求，另一方面将降低贷款利率、拓宽融资渠道、提高企业的生产性需求。再次，加大金融支持尤其是拓宽金融服务覆盖面，不仅有利于改善市政服务供给，还有助于顺畅城市土地流转市场、理顺城市土地的供求。金融通过上述机制影响城供求结构，因此城的均衡分析理应加入与城的供给和需求都紧密相联的金融经济力。

如图3，R轴表示城市地租，U轴表示城市土地量，Us表示城市土地供给，Ud表示城市土地需求。在短期内，城市土地供给具有刚性，城均衡仅表现为城市地租绝对上升，这里的城市地租主要是区位型城市级差地租。在长期内，土地供给量随城市化进程和土地利用效率提高而增加，Us曲线右移至Us1。在更长的时期内，金融经济力带动城市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和城市规模扩张产生巨大的资金需求，而城市规模扩张又产生新一轮城市土地生产和生活需求，需求曲线由Ud1移动到Ud*。倘若该城市为大城市，城市发展水平已经很高且资源、服务承载渐满，无法提供与需求量相当的城市土地与公共服务，致使城供给曲线由只能由Us1移至Us*而不是更远，金融经济力引导“城”在更高的地租水平上实现均衡。这时城市地租上涨至白热化程度，高地租型城均衡模式实现。金融经济力具有推进城市化经济质性成长的能力，居高不下的城市地租缩减了城市发展空间，伴随金融包容性成长、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制度进一步完善，金融参与经济运行转移了各方主体对城市土地白热化的垄断竞争性投资取向，使土地得以与同样以利率定价的金融资产竞争发展，导致新一轮供求作用下城市土地的需求降低，城供给空间相对增大。如中图，当城供给空间增幅大于城需求空间增幅时，城市发展空间扩容，可持续发展有望实现，此时出现略低地租水平的城均衡。高地租水平和低地租水平城均衡模式都是金融经济力调节的对象。由于金融经济力独立运行以及与经济结合运行都存在由量性增长到包容性成长的效率提高过程，这一效率提高过程也是实现高效城均衡模式的调节过程。因此，倘若高地租与低地租型城均衡是在金融经济力量性增长阶段或者说其自身效率尚低的阶段产生，那么这两种水平的城均衡都是不稳定、不可持续的，城均衡也就未必有效率，图3右图中U才是稳定的高效率城均衡轨迹，它是城均衡的理想模式和长期运行趋向。随金融经济力效率提高而调节的不可持续的高地租型城均衡U1和低地租型城均衡U2必将向其收敛，因此金融经济力是实现可持续型城均衡模式的内驱力。

（二）金融经济力对市均衡的影响

“市”是由经济流量和方向、经济主体行为和交易结构以及相应的经济制度、组织和经济政策所表现的、反映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处于一定空间方位的买卖场所或市场交易中心。市的经济运行由三方面基本内容组成：涵盖国民财产和资源的国民财富再生产与再配置、国民收入运动、社会资金循环周转的经济流量方面；城市各利益主体的行为方面，包括生产者的生产与投资行为，消费者的储蓄、消费与个人投资行为，城市政府的消费、投资与转移支付行为；囊括以农产品为主的消费品市场、服务市场、以金融市场为主的要素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产权交易市场等城市市场的结构方面。市的经济运行的均衡点即为市均衡，也就是说市均衡是对市的供求相等时市的经济运行所表现出来的均衡状态。其中，市需求是指对城市“非城”产出具有需求欲望并能够对其支付的货币量，包括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对城市产品的消费、投资；市供给则指在城市市场上打算售出的非“城”的商品价格量，包括中间投入品的转化价值和要素投入的增加价值两部分内容，以利润、储蓄、收入等货币形式表示。当市供求相等时出现市均衡，能够实现市均衡的城市化模式称为市均衡模式，按效率不同细分为可持续的市均衡模式与不可持续的市均衡模式。金融经济力参与市的经济运行，改变市均衡结构。

金融经济力对短期市均衡的影响机制按照其作用形式中的效应形式分为内部和外部机制，不同作用类型产生于城市不同的开放程度。在内部机制方面，假设城市是封闭的，市均衡轨迹取决于初始状态下的市供求和金融经济力作用于城市内部所引致的市供求曲线的移动。如图4，纵轴I、S分别表示投资与市需求、储蓄与市供给，横轴表示货币形态的市产品。在城市化快速成长初期，较低的利率水映在金融市场上就是金融资产价格较高，反映在信贷市场上就是企业贷款利率较低。随着城市化优势的发挥，市的需求激增表现为左图中需求曲线由上一阶段的I2平移至I*。与此同时，较低利率带来较低的储蓄水平，投资市场中投资主体高预期的待价而沽行为导致利润积累不多，因此主要由储蓄和利润构成的市供给由初始水平S1经S2增至S*，市供给增幅小于市需求增幅，这一时期在金融经济力内部作用机制下形成的市均衡轨迹为C1。当金融处于包容性成长阶段、在金融集聚形成正向辐射力时，借助于城市间金融市场整合使得储蓄投资转化更为顺畅，市场区域内城市之间相互影响产生市需求空间大于市供给空间的市均衡类型C1。伴随金融经济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外来人口移入，下一时期市供给增长空间大于需求增长空间从而实现C2型市均衡轨迹（如中图）。金融经济力随发育程度不同对城市化进程作用的大小也不同，调节C1、C2向可持续型市均衡轨迹C收敛（如右图），可完成短期市均衡模式由不可持续向可持续的转化，可见金融经济力也是实现可持续型市均衡模式的内驱力。

（三）金融经济力对城市化均衡的影响

城与市同时均衡才是实现城市化均衡并且达到城市化经济运行的均衡点，形成城市化均衡模式。城市化均衡模式是最稳定的可持续型城市化运行模式，金融经济力驱动不可持续型城均衡和市均衡向可持续型城与市均衡收敛，最终达到城市化均衡态。在城市化均衡点上，表示城供求的变量如城市土地供求、城市地租价格、市政服务供求以及衡量市供求的变量如投资、储蓄均实现均衡，即各方利益主体对城与市的供给和需求行为均达到制衡而无改变意愿的状态。城市化均衡的实现意味着以此为内核的均衡型城市化模式的形成，它是指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化速度始终保持在边际聚集效益等于边际聚集成本的动态均衡点上。金融经济力是推进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协调并修正不可持续的市均衡模式、城均衡模式以达成可持续的高效、均衡型城市化模式的内驱力。

四、金融经济力作用于包容性城市化模式：兼顾公平

金融经济力作用于城均衡与市均衡，协调二者同时均衡达成城市化均衡态，体现了金融经济力属性的效率层次。然而均衡型城市化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行为均衡而非数量均衡，这就存在金融经济力调节不到的城市化领域与社会问题。

（一）均衡型城市化模式的政策盲点

高效的均衡型城市化模式固然是我国未来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现阶段城市化进程中由“非包容”引发的城市化矛盾却是政策无法触及的盲点。这些城市化矛盾包括：农业生产中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如城市基础部门虽然紧缺低水平劳动者却排斥农民工进城的“市民行为”之间的矛盾、低效率城市国有成分经济部门融资顺畅与高效率非国有成分部门缺乏融资平台之间的矛盾等等。上述矛盾阻碍了城市化可持续进程，推进城市化亟待诉求于包容思想。

（二）包容性城市化与均衡型城市化——互为补充

践行包容思想的包容性城市化模式是人口、环境资源、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高度协调的城市化。均衡型城市化诉求于包容思想，与包容性城市化在对立中寻统一。例如，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满足户籍居民需要而未覆盖外来弱势群体，就是非包容性城均衡状态，因此包容思想是实现质性城市化一般均衡的重要条件。在非均衡向均衡型城市化转型的进程中，存在诸多非包容现象与对包容性的需求，同样在实现包容性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非均衡因素与对均衡高效发展的诉求。可见，均衡也是实现质性包容发展的必要条件。融合均衡与包容城市化模式的优点、拟合二者作用领域需要诉求于金融经济力这一与两种模式都相关的作用机制。

（三）金融与包容性城市化契合点——非均衡金融

金融运行非均衡状态是金融成长过程中的特有阶段，非均衡金融是指金融市场、金融制度与政策供求不相等，或金融资源分布不平衡等所有非均衡发展的多元系统组合体。从包容的角度来讲，非均衡金融未必是高效率的金融类型，它作用于城市化经济产生的作用力，它是非包容性城市化在非平等金融服务享用权利方面的体现，是包容性城市化模式对现代城市金融大力修正的领域。包容性城市化模式是非均衡金融实现包容发展的必然选择，金融经济力也是实现包容性城市化的驱动力。

（四）包容性成长型金融经济力——两模式的协调机制

从金融运行效率角度而言包容成长型金融运行效率最高，附加城市化经济运行条件后的包容性成长型金融经济力是最有效率的金融经济力。实践证明，均衡型城市化模式效益的发挥需融入包容思想，但二者无法简单统一。金融由非包容到包容的转变是驱动包容性城市化实现的关键动力，那么包容性成长型金融经济力能否协调两种城市化模式以最大化政策组合收益呢？理论上按照起效领域及效果，金融经济力的属性分为效率属性和公平属性：推动城市化均衡注重效率所实现的包容性均衡就是兼顾公平，金融经济力在反映自身属性的同时协调了包容性与均衡型城市化模式，是实现二者高效组合的策动力。在金融经济力作用下，传统城市化模式转变为具有包容性和均衡型内核的城市化新模式，城市化曲线也因外来金融冲击而变得更加富有弹性、效率和公平特质。

如图5，S代表传统城市化路线，S*代表加入新内核的城市化曲线，横轴表示时间和城市化发展质量，纵轴表示城市化率和城市化数量，城市化转型始于初期对质性城市化的渴求阶段。向两轴做垂线可知：在传统路线下，初期城市化的质与量成长均不明显，中期数量增长严重偏离于质量发展，后期数量减缓、质量稍微提高，实现城市化量质转换耗时较长；新型城市化模式下，虽然中期城市化增长速度慢于传统模式，但是质性成长比例却更高，为后期质与量协调发展、进而为城市高效发展提供较大空间，实现高质量城市化用时较短，包容与均衡模式的组合政策收益得以实现。

总之，与其说金融经济力是实现包容性与均衡型城市化的驱动力，倒不如说金融经济力是超越简单“力”的概念的一种金融作用于城市的高复合抽象机制。包容性与均衡型城市化是我国实现深度城市化的新模式。因此注重在相应城市化经济运行阶段，适时发挥城市金融经济力的调节效应是实现我国城市化高效、可持续运行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Wang E C. 2000.A dynamic two sector model for analyzing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growth[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9：223.

[2]彭卫民，任啸.虚拟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及影响[J].经济体制改革，2002，（1）.

[3]李晓西，杨琳.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J].财贸经济，2000，（6）.

[4]周莹莹，刘传哲.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国内外研究进展与展望[J].金融发展研究，2011，（4）.

[5]王广谦.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因素及金融贡献度[J].经济研究，1996，（5）.

[6]李汉东.一个金融和经济增长的两部门计量模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6）.

[7] 熊鹏，王飞.中国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内生传导渠道研究——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实证比较[J].金融研究，2008，（2）.

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第6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

差异理论

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外围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第7篇

摘要：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文章对西方学者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差异问题所提出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和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作了评述。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第8篇

一、从非均衡到均衡的帕累托改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重大战略。这标志着我国政策的关注点已从增长问题转向发展问题。经济理论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等于“发展”,“发展”又不同于“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发展-可持续发展四个概念的演进过程中,经济结构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被渐次纳入,体现了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最早研究的问题之一。在20世纪40、50年代以前,经济理论研究中一般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视为同一概念(即国民财富的增加)。上世纪60年代前后,由于“卡尔多事实”①和“库兹涅茨事实”②两个分别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理论命题的相继提出,带来了此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在理论上的分野:经济增长被视为人均产出、要素分配按比例均衡的持续增加,进入“稳态”。而经济发展则被定义为经济增长伴随着结构变动,是一个非均衡的增长,具有赶超速度,但不稳定。进入70年代后,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和失业、贫困和分配不公等问题的加剧,人们开始意识到单纯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于是开始把视野投向更广泛的“发展”,不仅关注经济发展,而且注重人类自身或社会的发展。此时期环境恶化问题也开始被注意,发达国家开始强调了经济增长与自然的均衡,而发展中国家则由于收入分配恶化导致经济发展停滞,提出了大量的发展与社会的平衡问题。1980年“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科学概念被明确提出③,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对“可持续发展”作了正式定义。此后,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它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结构变动,而且强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成果的共享性和天地人的协调性。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求经济发展可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环境可承受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同时伴随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实现社会公平。因而,可持续发展是是自然、经济和社会三者的平衡协调发展,是经济增长、人和自然关系调整以及治理机制交互作用的结果。

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定的自然约束和社会约束下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途径和机制,不仅是一个经济、社会和自然的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既因时代条件不同而具有“阶段性”、“发展性”,又具有“非均衡-均衡-新的非均衡-新的均衡……”等内在规律上的同一性。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被视为一个连续的再均衡过程,即通过发展机制转换、制度结构创新和利益格局的动态调整,使自然-经济-社会从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收敛,不断实现帕累托最优改进。

在理论上,结构均衡发展是一个理想状态,但它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准目标,它强调了:技术创新推动总量增长;要素配置均衡协调;公平激励,成果分享。但上述目标的实现核心是以市场为基础调节机制建立,才能推动内生式均衡发展路径。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结构调整的核心问题可能是政府过多地主动地参与了调结构,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计算了大量的综合平衡和最优结构,但越调越失败,关键不是人为提高何种比例,而是要解决机制、体制转型,让市场起到基础配置资源的功能,才能走上均衡发展的道路。同时积极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保障社会的福利分配的帕累托改进,保障自然与增长的均衡比例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本质是市场与政府配置资源职能的再划分和确定过程,是机制、体制和激励,而非很具体的比例调整。

二、我国仍处于“赶超”与非均衡发展阶段

非均衡的发展方式,本质上是后发国家赶超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从经济理论逻辑来看,当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系统性的高收益增长部门时,动员资源集中投资在这些部门,就会有产生规模收益递增,即结构配置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的赶超型发展速度(钱纳里等,1986;Jones and Romer. 2009)。后发国家赶超的实质就是通过政府动员资源并配置到高增长的现代化部门实现经济扩张的加速。工业化过程中,农业资源被集中到工业上来,就会产生明显的赶超增长;从封闭的国家变为开放国家也可能得到全球化的收益;而城市化带来的空间集聚也会产生很大的规模递增收益,从而形成赶超速度。这些由于结构非均衡配置资源导致的规模收益递增过程,会在一定时期内大幅度提高一国经济潜在经济的增长率,非均衡地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已有的世界经济史实证明了这一点。

纵观发达国家数个世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经历了原始积累、大工业、集约管理和知识创新型四个阶段,有如下典型特征:经济发展的动力表现为“劳动力投入―资本积累―集约管理―知识创新”的演化路径;主导的产业结构经历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变化过程;与不同阶段相适应的,是政府角色从要素积累阶段的“直接数量型干预”,到集约化阶段的“市场化价格调节”,再到创新阶段的“扩大与人口质量相关的公共支出”的转化。在经过原始积累和大工业两个古典增长阶段的非均衡赶超竞赛后,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在20世纪初叶进入了集约和创新的现代增长阶段,此后基本上处于结构均衡的平衡发展路径上了。

步发达国家后尘,中国目前正从原始积累阶段迈入大工业阶段,并具有管理创新、知识创新阶段的某些特点,但总体上仍处于赶超与非均衡发展阶段。现有经济发展方式的特点是:物质的数量扩张主导了发展目标;经济增长从弱环境约束下的低成本要素积累获得主要源泉;通过全球配置、“干中学”和竞争性模仿机制来弥补资源、市场和技术等方面的不足,保持发展动力;以国家动员型体制和政策强干预为根本保障;以结构非均衡为基本手段和特征。通过60年两阶段的不同经济赶超战略,每30年完成一大飞跃,到2009年建国60年之际初步完成了从一个农业大国向中等收入国家和小康社会的转变。在改革开放中,中国比较好地利用了全球化机遇,充分调动和发挥了本国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驱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发展,使物质积累和产出能力达到了一个全球总量第二位的水平,但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中国作为大国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政府主导着资源的配置,经济增长仍处在规模收益递增的阶段。按现有趋势中国未来10年只要保持稳定增长,不出现大的意外,人均GDP可达到8000―10000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的下限(2008年世行标准)。但随着中国向中高收入阶段奋进:

第一,人口红利、工业化、国际化等因素交互作用下、以东部沿海为重心的外延式扩张的空间规模收益递增正在逐年衰减。

第二,长期“经济赶超”背景下,过度投资,内外失衡,自然制约,城乡不平衡,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过大,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等发展中的诸多老问题、新矛盾交织在一起,宏观管理能力不断受到挑战,影响社会经济的不稳定性因素增加。

第三,随着中国经济更大地融入国际社会,国际关联和冲击使得高度依赖外需、高投资、高消耗、高排放和低要素成本、低技术含量、低价格竞争和低环境约束的“四高四低”粗放增长的潜在隐忧更加凸显。面对内部风险累积和外部强制纠正,结构非均衡的发展模式走到了重大抉择的关口。

第四,在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创造性破坏”下,全球经济处于大调整之中。外需和全球增长的不稳定性、新能源革命和低碳经济都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城市化加速发展背景下,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更加紧迫。

三、城市化:非均衡转向均衡的关键过程

结构失衡源于非均衡加速道路和经济规模扩张过程。现代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已经证实,赶超基本上是以结构失衡为“常态”的。但是其可持续一定会受到挑战,赶超的结构失衡会累积经济和社会矛盾,而且还会产生很强的增长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并将原有的赶超机制转变为阻碍经济持续发展的因素。特别是当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进入到中高收入水平后,结构失衡推动的规模扩张效率就会快速递减,非均衡发展的矛盾就会越来越显现出来,如果继续沿着原有的机制轨道高速增长,就只能使原有的问题不断累积加重,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没有调整结构和解决发展不平衡的余地,不仅增长出现问题,导致经济和社会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停滞徘徊,而且风险会越来越大。因此必须进行中国经济战略根本性转型,消除结构性失衡才能逐步进入均衡发展,而结构均衡化转变又依赖于新的发展方式和机制。

城市化的“空间资源集聚”是新发展周期结构均衡化和转向新发展模式的关键之一。它包含的“规模效应”表现在:一是推动了教育、R&D和技术创新,从而可以提高生产率。二是由于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和收入的不断提高,其消费率也会较快地提高,即均衡了赶超时期的投资率过高,也会均衡社会体系。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化与消费率的关系表现为“U”型趋势,即在城市化早期,随着基础设施、商业设施和住宅等投资的加大,消费率会出现持续下降;当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并比较稳定后,消费率会出现上升。三是扩大就业。城市集聚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均会大幅度提高。四是节约资源。城市化节约了土地等资源,对生态是一种平衡。但是城市化有好的城市化,也有坏的城市化,其发展模式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选择好模式,不但获得不了规模收益,还会更严重地扭曲经济结构,如拉美的过度城市化、人口漂移和贫民窟、福利赶超等诸多问题。我们应避免西欧早期城市化中的先污染后治理、高度集中化导致“大城市病”的模式,也不能走美国城市低密度无序扩张的蔓延模式,应当根据中国国情,在资源、土地、环境和人口约束下,选择以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的城市集群发展模式,提高资源的空间集聚度和地区均衡程度,逐步矫正结构失衡,才能从赶超发展变成可持续发展。

随着近年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2008年城市化率达到45%),中国的发展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因为,政府行为与城市化高度相关。在城市化低水平时,农村是自给自足的,政府从农村征税本身就是直接拿走农村的剩余,政府无需返还给农村。而城市化水平比较高时则完全不同。城市纳税人必须享受到纳税人权利,即政府为城市居民生活进行的长期安排,包括养老、就业、子女教育、公共基础设施、住房和环境等。现代政府的大量支出与纳税人需求相一致,形成了所谓财政的公共支出性质,这有别于低城市化条件下的政府以动员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环境,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公共福利支出成为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城市化水平越高,政府福利支出这一公共目标就越强,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18%,政府集中所有资源用于生产建设,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高达64%,2006年城市化比例提高到了45%,经济建设支出比重降低到了26.4%,文教、科学、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在2007超过了30%,加上行政管理支出的20%多,中国财政支出体系从生产支持转向了公共支出和管理,国家和企业的目标就产生了显著差异,这一转变过程是与城市化密不可分的。预计2010年城市化率接近50%,未来仍然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直到预计的2020年城市化率接近60%(以现在每年1.22个点的增加速度),城市化才进入平稳期。

据有关国家的经验,在城市化达到50%左右的水平后,政府目标和约束条件就发生明显变化,公共福利目标成为政府目标的重要方面。如果在此阶段政府仍然过度集中资源并主导发展机制,导致了政府长期高综合负债率,企业税负压力加大,一旦在开放过程中受到外部的冲击,经济不景气时间过长,就会出现财政或货币性的危机,甚至企业破产,这一点在拉美和东亚国家已经出现过。因此寻求转换发展机制,创新制度结构,调整利益格局和改善政策激励已经是时不我待了。

四、转变的关键环节: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们认为新发展周期的中国经济新发展模式至少应当具有如下特征:

(一)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的发展目标

政府和企业应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由过去重数量增长,转向重视质量提升,以“人均绿色GDP”作为核心目标,注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里的质量提升,不仅包括物的质量、生态质量,更包括人口质量。

(二)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驱动型增长

政府在公共支出上应当从注重“对物的投入”转向注重“对人的投入”,这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在制度上应营造更有利于个人投资和创业的政策和社会环境,降低与管制有关的交易费用和社会成本;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程度,获得因创新而带来就业创造的“资本化效应”和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竞争力,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三)城市化带动下的资源空间再配置和规模收益

应当在全国大局上通盘考虑,通过资源的空间调整,推动新型城市化和服务业创新来扩大非贸易品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效应;稳定制造成本和结构升级优化,来提高可贸易工业品部门的竞争优势;通过资源向中西部流动,来提高这些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通过城乡一体化、地区一体化提高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提高集约化水平,以最大限度地获得总体上的规模报酬。

(四)注重经济结构的总量平衡关系

如总供给总需求平衡,货币增长和实体经济增长的大致平衡,内需和外需的平衡,财政收支平衡,国际收支的平衡,国家财力和民生之间的平衡,地区、城乡和不同人群之间的平衡等等。

(五)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干预为辅

政府转型是至关重要的。世界银行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很高比例的公司(柬埔寨56%,印度尼西亚41%,菲律宾35%,中国27%)都认为资源配置功能扭曲是影响它们商业经营的主要的或严重的障碍之一。东亚模式这种有组织的资源配置功能扭曲对经济发展有其激励效应,也造成危害。逐步消除有组织的资源配置扭曲,更多地采用市场机制激励创新是未来持续发展的根本,这也是政府转型的逻辑基础。

如何发展市场机制作用,如何对政府为主导的利益格局进行调整,是转向新发展模式的另一关键。政府干预的激励机制在短期内较难改变,往往导致干预路径被锁定,结构和机制调整困难。在存在着结构性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政府实施的干预资源配置就有了其内在的经济逻辑和动力,政府干预在一定时期内对经济发展是有效的,而当规模收益出现递减或难以抵消政府干预的成本时,转型就是必须的。中国当前仍存在着结构转变的规模收益递增条件,政府干预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条件存在,因此转换机制和调整结构的任务就会在短期影响发展速度和效益。在现有条件和宏观稳定基础上,需要转换政府干预性政策偏向,改善内外关系和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在经济短期稳定性和中长期结构均衡化之间进行平衡,依据可持续发展规划目标加以渐近的、连续不断的牵引、约束,才能逐步将数量型、不平衡发展模式纠正调整到一个均衡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

注:

①“卡尔多事实”,是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在1958年归纳的发达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特征:在长期内随着人均资本的增长,资本产出率(从而总产出增长),资本回报率(从而实际利率),产出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都近乎稳定。其经济含义是,要素比例、GDP增长率和收入分配在长期内都保持稳定趋势,经济增长是可以自维持的,它总是处于稳态均衡路径上,而需求变化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相对不重要的(Kaldor,1963)。该理论解释了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之后的“可持续增长”或“均衡增长”过程。比如,美国近一百年来的经济增长大致保持在3%的水平。

②“库兹涅茨事实”。库兹涅茨(Kuznets,1966)提出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之间存在着历史关联:随着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总是会伴随人口增长和大规模的结构变化。现代经济增长不仅意味着绝对数量的扩张,而且意味着产出、资源和产业结构从农业向非农业活动的转换(工业化);人口分布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不断变化(城市化)。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实来看,比较符合“库兹涅茨事实”。

经济发展的平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