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环境污染；经济学；污染治理

1 引言

生态环境的好坏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工农业的逐步实现现代化，环境保护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生态环境也逐步恶化，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国内外已有学者对环境污染与治理问题在理论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与研究，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起到了有益的帮助。但部分研究未能紧密结合当前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因而其应用价值较为有限。本文吸收国内外最新的低碳经济思想，运用数量经济学方法对环境污染与治理问题进行研究，并对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和治理问题进行定量分析。

2 低碳经济背景下的环境污染问题

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点的发展模式，是以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为目的的规制世界发展格局的新规则。当今世界，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趋势。

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不断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工作力度，制定了促进节能减排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为进一步做好节能减排工作，发展低碳经济，推动持续发展，加强环境保护，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未来几十年，世界能源资源需求和生态环境压力将大幅上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地球有限承载能力的矛盾将日益尖锐。全球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后劲和国际竞争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下大气力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因此，发展低碳经济、转变发展方式是我国的必然出路。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

3 环境污染与治理的的数量分析

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环境污染和治理问题，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与保护问题显得愈发迫切。因此，本文选取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三个指标，从《中国统计年鉴》查得各指标2000-2009年度相应数据，并对我国环境污染和治理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进行回归分析。

为方便分析，分别记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指标为X1，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指标为X2，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为X3；lnX1，lnX2，lnX3分别为其自然对数形式。

3.1 环境污染与治理水平对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

为定量研究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及环境污染治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因变量，其余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如下回归分析，可以构建环境污染与治理水平对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的回归分析模型（1）：

lnX3=8.43-0.16lnX1+0.62lnX2 （1）

t=（3.85）（12.09）

R2=0.997，DW=2.04。

经过检验，可知模型（1）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学检验，符合回归分析假设条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两个指标，均对国内生产总值（GDP）产生影响，且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发生次数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则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当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发生次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时，则GDP增长量则会降低0.16个百分点。当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每提高1个百分点时，GDP增长量则会提高062个百分点。

尽管环境污染破坏事故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都会直接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要远远超过污染破坏事故的负面作用。因此，我国应该在降低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发生的同时，也要大力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投资，维护和谐、健康、稳定的生态环境，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2 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污染与保护的影响

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显然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但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和水平也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的质量。同时，对环境破坏事故等生态环境污染行为治理措施，也与生态环境的好坏息息相关。因此，本文将对经济发展程度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对环境污染程度构建回归分析模型进行数量研究，可以构建经济发展与污染治理水平对生态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的回归分析模型（2）：

经过检验，可知模型（2）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学检验，符

合回归分析假设条件。结果表明，GDP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均对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的发生水平产生影响。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会降低环境污染破坏事故发生程度，减少环

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而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则会伴随GDP的增长而不断提高，即经济社会发展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引发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当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每提高1个百分点时，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就会相应减少2.26个百分点。当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时，则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就会相应增加4.24个百分点。

尽管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都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的好坏，但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次数则会由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程度的提高而相应降低，也会由于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持续恶化，并且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要远超过污染治理投资的正面作用。因此，我国不仅应当继续加大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投资，同时也应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降低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4 对策建议

4.1 发挥公众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公众在环境和资源管理中的缺位，是当前中国环境管理体系中的最大缺陷。只有公众真正关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更好的参与环境污染和治理，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要全面强化环境法律监督，重视普通公众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提案、议案的办理工作，自觉接受监督，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4.2 媒体加大低碳宣传倡导公众低碳生活

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是公众了解当前社会形势接收社会信息的重要媒介，在引导公众低碳经济模式下合理的消费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公众对媒体的依赖越来越明显，广告宣传也因此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对人们的学习型消费造成巨大的影响，从而指导消费者进行低碳消费。

4.3 政府自身低碳化运作发挥新型污染监管职能

在发展低碳经济社会中，政府自身也要进行低碳化运作，政府行政活动的过程本身也是碳排放的过程，在建立低碳社会的过程中，政府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积极行使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监管职能，将低碳的理念贯穿于各种行政行为，行政立法、行政决策与行政决定等都要符合低碳发展战略的要求。

4.4 企业进行低碳设计提供低碳产品和服务

企业承担着社会生产的重大责任，企业实现低碳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必须使用污染处理系统，减少“三废”的排放，通过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减少能源消耗尤其是碳化能源的消耗，积极开发和探索可替代、可回收的材料。环保型企业要研究低碳生产工艺，进行技术革新，从而实现生产领域的低碳化、生态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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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经济增长；环境污染；脱钩；Tapio模型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4-0150-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4.02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的同时，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能使环境破坏得以控制，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脱钩”，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近年来国内资源环境领域的脱钩研究的文献层出不穷，但少有按污染源分类研究脱钩，以此考虑到产业间的异质性。本文将污染源分为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由于每种污染源都对应着一类环境（污染）密集型产业，本文将分别考察这三类产业密集排放的污染物的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并选取这三类产业的工业产值作为中间变量，探讨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脱钩关系的产业异质性。

1 主要观点评述

1.1 “脱钩”概念的研究评述

在“脱钩”概念出现之前，人们研究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主要是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入手的。Grossman and Krueger［1］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他们认为，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呈现倒U形，也就是说，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达到某个临界点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利用、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David［2］、Sherry［3］也通过不同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基本相似的结论。“脱钩”概念被OECD［4］首次提出，并应用于农业政策领域，用来分析农业政策与市场均衡之间的相互关系。后来被世界银行［5］引入到资源环境领域。随后，脱钩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资源环境使用进程的评估。脱钩可划分为弱脱钩（相对脱钩）、强脱钩（绝对脱钩）和衰退性脱钩，其中强脱钩和弱脱钩都属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右半部。因此，环境资源领域的脱钩分析可算作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的最新发展。

1.2 资源环境领域的脱钩研究评述

对资源环境进行一体化脱钩研究的主要成果有：赵兴国等［6］对中国及各省区资源环境负荷与经济发展脱钩程度和规律进行了判定，认为中国整体上遵循对脱钩Ⅰ相对脱钩Ⅱ相对脱钩Ⅳ相对脱钩Ⅲ相对脱钩Ⅱ的演变规律，且东部省份的脱钩速度快于中西部；于法稳［7］以菏泽市为例研究了工业产值与工业用水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之间的脱钩关系。

还有一些脱钩研究关注的是碳排放，如彭佳雯等［8］研究了我国整体和分区域的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并选择了能源消费量作为中间变量；刘竹等［9］以我国的5个低碳试点省份为样本，探讨了1995-2008年这些省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变化的相关关系。

研究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的脱钩关系的有：Robert Leslie etc. ［10］对美国经济增长与能源耗费的脱钩关系进行了分析；王崇梅［11］对1990-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总体上处于相对脱钩状态；宋伟等［12］以常熟市为例研究了耕地占用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及其动力机制，得出“当经济增长出现转型、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时会出现脱钩”的结论。

1.3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评述

直接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OECD［13］为环境污染与经济脱钩作了精准的定义，即环境压力的增长率小于其经济驱动力的增长率。吴玉鸣等［14］研究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问题。曾有一些学者用其它方法分析过中国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许士春等［15］通过构建包含污染方程和产出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应用1996-2005年我国28个省市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其间的发展水平仍没有超越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

但是，无论用什么方法，现有文献大多都没有区分污染源，更没有根据污染源排放密度的不同，分行业进行研究。Harbaugh［16］曾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很容易受到样本选取及研究方法的影响，因而有必要对污染进行分类研究。”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文献区分了污染源，如符淼［17］在研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时对环境污染指标作了分解，分别测算了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污染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我国废水排放与经济发展存在倒U型曲线的关系；废气排放与经济发展为正相关关系；固废产生量与经济发展也为正相关关系，而这一正相关性在东部地区的呈减弱趋势，但在中西部地区呈线性上升趋势。这篇文献虽然较为详尽地研究了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且区分了污染物来源，但是没有区分每种污染源对应着的密集排放这种污染源的产业。而不同环境密集型产业的产值与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具有异质性，其产值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具有异质性，现有的文献几乎都没有考虑到这些。

本文的研究正是以弥补这一缺陷为目的。本文将污染源分为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但将污染源分类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以此来划分不同类型的环境密集型产业，来考察它们各自集中排放的污染物的量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并进行比较。

2 研究方法

2.1 不同污染源的环境密集度测度

本文考察的脱钩是经济增长与不同环境密集度的产业集中排放的污染物之间的脱钩。所谓产业环境（污染）密集度，是指对某种污染物密集排放的一种产业特征，分为水污染密集型、大气污染密集型和固体废物密集型。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就是单位工业产值的废水排放量（即废水排放量与工业产值之比）较高的行业，本文取前5位；大气污染密集型和固废污染密集型产业依此类推。无论对哪种污染源，其污染密集度的判定公式如下：

PDIi=1n∑nj=1PDij=1n∑nj=1EAijIOij（1）

其中：PDIi为第i个行业的污染密集度指数，是由PDij在n年内的平均值；PDij为第i个行业第j个年份的单位工业产值的排污量，它是由第i个行业第j个年份的排污量（EAij）除以当年该行业的工业总产值（IOij）而得。

本文选取2001-2009年的数据。水污染的行业排污量（万吨）和固体废物污染的行业排污量（万吨）可以由《中国统计年鉴》直接得到，而大气污染的行业排污量（万吨）需要将该行业的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的排放量进行等权重平均化处理。

2.2 不同环境密集型产业的范围

本文分别对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废污染的产业环境密集度指数测算，并分别进行排序，取前5个行业，构成三种不同的污染源密集型（如图1所示）。可发现，自2001年来，水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废水排放量占全部行业的20%以上，大气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废气排放量占全部行业的75%以上，固废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固废产生量污染物之和占全部行业的45%以上，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图1 不同环境密集型产业的范围

Fig.1 The scope of industries discharging densely

different pollutants

2.3 经济增长与产业污染的脱钩分析

目前大部分国内相关文献都是参照Tapio脱钩状态分析模型。该模型采用以时期为时间尺度的弹性分析方法反映变量间的脱钩关系，而且提出了负脱钩的概念来完善了脱钩状态和程度的划分体系。［18］本文参照Tapio模型，构建了分析经济增长与不同环境密集型产业的污染量之间的脱钩关系的计算方法：

E(EA,GDP)=EA'GDP'=EAEAGDPGDP=EAt+1EAt-1GDPt+1GDPt-1（2）

其中：E（EA, GDP）为污染量的GDP弹性，即GDP变动一个百分点引起的EA变动的程度；EAt为起始年的污染量，EAt+1为末端年的污染量，GDPt为起始年的GDP，GDPt+1为起始年的GDP。公式（2）对三种环境密集型产业都适用，每个指标的值都是该类型的5个行业的总值。

根据公式（2）测得的结果，本文借鉴Tapio模型，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程度的划分作出规定，如表1所示。其中，绝对脱钩是最理想的状态，绝对负脱钩是最不

表1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程度判定标准

Tab.1 The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or decoupling

degrees between GDP and EA

另外，本文设置了两个中间变量――E（EA, IO）和E（IO, GDP），即环境污染的工业产值弹性和工业产值的GDP弹性，前者主要与清洁程度和减排技术相联系，后者主要与经济结构和生态效率相联系。这两个中间变量的脱钩程度判定标准与E（EA, GDP）相同。E（EA, IO）和E（IO, GDP）的计算方法如下：

E(EA,IO)=EA'IO'=EAEAIOIO=EAt+1EAt-1IOt+1IOt-1（3）

E(IO,GDP)=IO'GDP'=IOIOGDPGDP=IOt+1IOt-1GDPt+1GDPt-1（4）

3 测度结果及分析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本文的脱钩分析采用的是2001-2009年的数据，通过测算这些年份之间的线弹性来分析脱钩关系。各项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GDP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即把2001-2009年按当年价计算的GDP修正为2000年不变价格GDP。

3.1 水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脱钩关系

表2显示的是中国GDP与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废水排放量脱钩关系的相关指标的测算结果。可看出，该类产业废水排放量的GDP弹性在2001-2003、2007-2009年为负，结合EA' 和GDP' 的符号，判定经济增长与水污染密集型产业为绝对脱钩关系。另外两个时期呈相对脱钩。E（EA, GDP）的绝对值高于E（EA, IO）的绝对值，这说明废水减排技术水平进步对经济增长与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废水排放量脱钩的贡献尚未完全显现。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工业产值与经济增长在各时期均为扩张性负脱钩，这说明涉及水污染的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不够。

表2 2001-2009年中国GDP与水污染密集型

产业脱钩相关指标结果

Tab.2 The related indexes of decoupling of GDP and water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09

3.2 大气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脱钩关系

表3显示的是中国GDP与大气污染密集型产业废气排放量脱钩关系的相关指标的测算结果。2001-2003年，大气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废气排放量的GDP弹性为正，且大于1，结合EA' 和GDP' 的符号，判定此时期两者为扩张性负脱钩，可见此时我国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耦合程度较高。后面几个时期一直保持绝对脱钩，说明我国大气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环境责任承担转好。E（EA, GDP）绝对值高于E（EA, IO）绝对值，这说明废气减排技术水平对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密集型产业废气排放量的脱钩的贡献还不够。大气污染密集型产业工业产值与经济增长在各时期全部为扩张性负脱钩，可见涉及大气污染的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不

表3 2001-2009年中国GDP与大气污染密集型

产业脱钩相关指标结果

Tab.3 The related indexes of decoupling of GDP and

atmospheric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09

表4 2001-2009年中国GDP与固体废物污染密集型

产业脱钩相关指标结果

Tab.4 The related indexes of decoupling of GDP and solid

wastes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09

够，大气污染在行业间的分布过于集中。

3.3 固体废物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脱钩关系

表4显示的是中国GDP与固废污染密集型产业固废产生量脱钩关系的相关指标的测算结果。可看出，2001-2003、2003-2005、2005-2007年连续三个时期，固废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固废产生量的GDP弹性为正，且大于1，结合EA' 和GDP' 的符号，判定这三个时期均为扩张性负脱钩。2007-2009年，经济增长与固废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固废产生量之间转为相对脱钩。E（EA, IO）的结果显示，固废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固废产生量与其工业产值之间一直保持相对脱钩，E（EA, IO）与E（EA, GDP）的变动并不完全一致。这说明固废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治污技术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涉及固废污染的产业结构调整不及时，经济增长与固废污染密集型产业固废产生量之间还未实现绝对脱钩。

3.4 比较分析

将反映经济增长与三类产业各自密集排放的污染物脱钩关系的各指标综合，便可直观了解我国不同环境密集型产业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图2显示的是三类产业的污染量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的比较。可以看出，三类产业密集排放的污染物量的GDP弹性（E（EA, GDP））具有很大差异。2001年以来水污染密集型和固废污染密集型产业的E（EA, GDP）均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但固废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绝对值要远高于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大气污染密集型产业的E（EA, GDP）在2003-2005年间有一个巨大下降之后，有一定的上升趋势，但幅度不大，仍处于绝对脱钩状态。再看三类产业的E（EA, IO），水污染密集型产业的E（EA, IO）符合倒U型曲线的规律，大气污染密集型产业为先降后升，固废污染密集型产业的E（EA, IO）一直下降，但绝对值还是较大。再看三类产业的E（IO, GDP）也不同，水污染密集型和大气污染密集型产业的E（IO, GDP）处于一个震荡下行区间，而固废污染密集型产业的E（IO, GDP）有波动式上升的趋势。

产生这些特征的原因在于：三类产业脱钩的动力机制

图2 经济增长与不同环境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脱钩关系比较

Fig.2 The comparison of decoupling between GDP and industries discharging densely different pollutants

不同，治污减排的技术水平和推广程度也不同。具体而言，水污染密集型和大气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脱钩主要是由其内部结构调整和污染行业集中度降低引起的，减排技术和治污技术进步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大。这是因为我国对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的治理起步较早，治污减排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遇到了瓶颈，有待进一步突破。此二种产业的E（EA, IO）在有的年份高于E（EA, GDP），即可证明这一点。而固废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脱钩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我国目前的固废减排和循环利用技术正在迅猛发展，在循环经济背景下固体废物更容易得到综合利用，固废减排治污的技术进步的促进因素更加活跃。同时，其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却不够，污染密集度高的几个行业所占比重过大，且这些行业在经济中占比非常大，即使固废治污减排技术进步较快，带来E（EA, IO）的下降，也不能弥补E（IO, GDP）的上升，因而导致脱钩状态不佳。总之，三类产业的脱钩的异质性关键在于，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密集型产业脱钩主要得益于产业结构调整，而固体废物污染密集型产业脱钩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所以，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加大产业转型力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4 结 论

本文发现，水污染密集型和大气污染密集型产业集中排放的污染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较强；而固废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固废产生量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相对较弱，甚至曾长期处于负脱钩状态，但近年来转为相对脱钩。从脱钩动力上来讲，三种环境密集型产业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虽然都没有明显得益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但在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密集型产业中有一定体现；减排治污方面的技术进步对脱钩做的贡献，在固废污染密集型产业体现得较为明显，在其它两个产业相对微弱。总之，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脱钩关系并不稳定，不同产业中的脱钩动力机制也不相同，因而在此背景下亟需中国的产业转型。

为了保证节能减排措施在我国的继续推行，实现经济增长与各类环境污染的完全脱钩，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我国应继续加快产业转型的步伐。其当务之急是继续深入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通过改进节能、减排、治污的技术手段来促进产业的全面转型。另外，鉴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的产业异质性的存在，中国的产业转型应考虑根据不同的产业性质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措施。对于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密集型产业来说，虽然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即污染的行业分散化，给它们的脱钩带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其效应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将来应重点在这两种环境密集型产业的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下功夫，并持续不断地监控和治理造成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的重点行业；对于固废污染密集型产业来说，技术进步在脱钩中的作用更加明显，那么将应充分放大和发挥这种积极效应，加大对固体废物的回收和综合利用，促进有关循环经济的技术和管理层面的改进和创新。总之，只有通过有区别、有针对性的产业转型，才能够最终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绝对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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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Harbaugh W, Levinson A, Wilson D M. Reexamining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a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2, (84): 541-551.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Decoupling of Chinese Industries Discharging

Densely Different Pollutants and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LIU Hang ZHAO Jingfeng WU H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China)

Abstract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3篇

1研究方法

1.1指标选择目前环境形势并没有统一和权威的定义，一般常用于指环境污染排放形势、环境质量形势等，本研究的流域经济环境综合形势指经济与环境相互作用下的水环境污染排放和环境质量综合形势，其指标体系主要从社会经济—污染物排放总量—水环境质量角度构建。初始选择社会经济方面常用指标，包括GDP、工业总产值、重污染行业（造纸与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总产值、人口、国土面积几个指标；根据目前我国环保工作总量控制指标，污染物排放总量方面选择COD、氨氮排放量，及工业、生活、重污染行业COD、氨氮排放量；环境质量方面，根据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选取Ⅰ～Ⅲ类水质比例、劣Ⅴ类水质比例2个水环境质量指标。为确定评价指标，召开专家咨询会，专家认为本研究的流域经济环境综合形势要综合反映流域的污染排放与环境质量2个方面，又要与社会经济指标紧密结合，用无量纲的综合形势指数表示。经济粗放发展导致的污染排放增大，污染排放不均衡，水环境质量变差等都会导致综合形势指数变大，环境形势变差。因此通过建立经济社会—污染排放、经济社会—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反映流域经济环境形势。基于专家意见，结合指标间的相关系数，构建指标体系如下。流域经济环境综合指标体系从经济与污染排放形势、经济与环境质量形势2个方面构建。其中经济与污染排放形势通过2个子指标表示：污染排放空间差异形势（又称GDP与污染物排放量的地区环境基尼系数）和污染排放行业差异形势（即造纸与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几个水重污染行业总产值与其污染物排放量的基尼系数）。经济与环境质量形势也包含2个子指标：污染排放强度（通过单位GDP污染物排放强度和单位国土面积污染物排放强度表示）和水环境质量形势（国控断面好于Ⅲ类水质断面比例）。流域综合指数基于控制区数据计算；为便于分析流域形势变化的原因，构建流域内控制区经济环境诊断形势指标体系并计算相关指数。3大控制区的经济环境形势从经济与污染排放诊断形势、经济与环境质量形势2个方面构建。其中经济与污染排放诊断形势通过污染排放诊断系数（通过GDP和污染物排放量计算）和污染排放行业诊断系数（通过重污染行业总产值及其污染物排放计算）。经济环境质量形势的含义与流域相同见图1。

1.2评估方法经济环境形势综合指数表征流域水环境质量、总量控制管理在宏观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变化形势，通过经济与污染排放形势指数、经济与环境质量形势指数表示，分别表示经济与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关系和经济发展与污染排放导致的环境质量变化。方法为2个指数加权求和。式（1）中，Q为流域经济环境形势综合指数，Q1为经济与污染排放形势指数/诊断指数，Q2为经济与环境质量形势指数，W1、W2分别为其权重。本研究取W1=W2=0.5。流域的经济与污染排放形势指数为经济发展导致的污染排放空间差异和行业差异的表征，通过2个指标表示：污染排放空间差异形势、污染排放行业差异形势。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将该系数用于环境经济领域，假设一个地区内的几个评价单元基于一定比例的经济增长，对应于排放相同比例的污染物，则污染物排放分配为绝对平均，基尼系数为0；污染排放越不公平，基尼系数越大。式（3）中，Xi为某控制区i的GDP（当计算行业基尼系数时，Xi为重污染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占整个流域的GDP累计百分比；Yi为污染物排放量（当计算行业基尼系数时，Yi为重污染行业的COD和氨氮排放量）的累计百分比；当i=1时，（Xi-1，Yi-1）视为（0，0）。如果某一年份环境基尼系数过高，则表明存在一个或多个控制区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发展相对于其他控制区不均衡（当为行业基尼系数时，表明4个重污染行业中存在某个行业污染排放不均衡，发展粗放），其污染物排放量过多，但是其经济则没有相应的发展。对于这种粗放式发展，需要采取一定措施提高经济环境发展效率。流域的经济与环境质量形势为经济社会发展与污染排放导致的流域污染强度或者环境质量差异，通过污染排放强度和水环境质量形势2个指标表示。前者为单位GDP污染物排放强度与单位国土面积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加权平均值，后者根据好于Ⅲ类水质断面比例计算得到。控制区的经济与污染排放诊断形势指数为污染排放空间诊断指数和行业诊断指数的平均值。前者通过水污染物排放量与GDP的地区弹性系数表示，后者通过重污染行业水污染物排放量与其工业总产值的行业弹性系数表示。式（6）中，xi表示某控制区i的GDP（当计算行业弹性系数时，为重污染行业工业总产值），yj表示其水污染物排放量（重污染行业水污染物排放量）。j表示不同控制区。通过对比该系数，可以分析该控制区污染物排放量与GDP发展的公平性。若ZQi<1，则表明污染排放比重小于GDP比重，该控制区相对其他控制区污染排放控制较好；若ZQi=1，则表明污染排放比重与GDP比重相等；若ZQi>1，则表明污染物排放的贡献率大于GDP比重，该控制区污染排放控制较差，环境形势不好。控制区其他指数与流域的计算方法相同。

2松花江流域经济环境形势

2.1流域概况松花江流域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北部，东西长920km，南北宽1070km，介于北纬41°42′～51°38′、东经119°52′～132°31′之间。流域跨越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和辽宁（辽宁省面积非常小，本研究忽略）四省区，流域面积55.68万km2见图2。松花江有两源，西源嫩江发源于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南源第二松花江（简称二松）发源于长白山天池。两江在三岔河汇合后称松花江（简称松干）。松花江流域中部是松嫩平原，海拔50~200m，是流域内的主要农业区，也是工农各业最发达地区。松花江与黑龙江、乌苏里江下游的广大平原组成有名的三江平原。松花江流域地处北温带季风气候区，大陆性气候特点非常明显，冬季寒冷漫长，夏季炎热多雨，春季干燥多风，秋季很短，年内温差较大，多年平均气温在5～-3℃之间，年内7月温度最高，1月温度最低。松花江流域共包括26个地（市、州、盟）的105个县（市、区、旗）。整个流域经济增长速度较快，2007年全流域GDP约为12109亿元，2012年为26817亿元。松花江流域重污染行业在“十一五”期间增长较为缓慢，2007年中2007年总产值为1193亿元，2012年为3383亿元。松花江流域城镇人口呈减少趋势，2011年为3594万人，2012年约为3200万人。

2.2流域水污染排放与水环境质量2007-2012年松花江流域COD排放量总体先下降后上升，2007年为70.1万t，2010年下降到61.2万t，2012年增加到73.7万t（为保持数据的一致，2011、2012年数据没有加农业源）。3个控制区中，黑龙江控制区排放量最大，且变化规律与流域一致。松花江流域氨氮排放总量也是先减少而后增多。2007年排放6.8万t，2010年降为5.9万t，2012年为9.7万t。黑龙江控制区氨氮排放量最大且在2011、2012年增长最快。“十一五”及“十二五”前2年，松花江流域经过水污染防治，水质得到明显改善，国控断面好于Ⅲ类水质的比例明显增多。2007年为23.8%，2008年上升到33.3%，2009年、2010年、2011年都为40.5%，2012年为59.1%。

2.3经济环境形势指数计算

2.3.1流域经济环境形势通过流域污染排放差异形势和环境质量差异形势，计算松花江流域经济环境综合形势，结果如图3（a）所示。流域经济环境综合形势基本好转，指数总体越来越小，2007年为0.64，2012年下降到0.43。但是2011年例外，受污染排放行业差异指数变大影响，该年流域经济环境形势指数变大，形势变差。从表1可以看出，松花江流域经济环境综合形势好转，主要是因为经济与污染排放形势和经济与环境质量形势都好转，特别是后者下降趋势明显。经济与污染排放形势指数总体减小，但是在后2年有增大趋势，主要是行业环境基尼系数增大导致，各控制区之间行业发展的不均衡性应该引起重视。通过比较4个行业的GDP和污染物排放量发现，2007年松花江流域主要是造纸行业COD排放量过大，其在4个行业的比例占83.8%，但是其总产值较小，只有10.9%，污染物排放与产值严重不平衡。其他年份情况有改善，但是造纸行业污染物排放比例还是较高，应该对该行业进行淘汰或者提高污染治理技术。另外，污染排放强度特别是单位国土面积排放强度的增大也是流域环境形势改善缓慢的原因之一，应该加强污染排放控制，提高环境质量。

2.3.2控制区经济环境诊断形势3个控制区的经济环境综合诊断形势都有变化。其中，吉林控制区改善最为明显，指数由2007年的0.66减小到2012年的0.38；黑龙江控制区稍有改善，2007年为0.61，2012年下降到0.57；内蒙古控制区形势改善不明显，2007年为0.63，2010年下降到0.53，但是2011、2012年上升，分别为0.66、0.64。如图3（b）所示。可见，内蒙古控制区和黑龙江控制区需要加大水污染排放控制力度，平衡其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比表2中3个控制区污染排放空间诊断指数，吉林控制区的污染排放控制形势最好，其污染物排放在流域的比例相对GDP的比例要小，而且逐步降低；最差的是内蒙古控制区，其污染排放比例超过GDP比例，但是该值一直下降；黑龙江控制区居于中间，但是其指数一直增大，应该引起重视。从行业诊断指数看，吉林控制区重污染行业污染控制较好，黑龙江和内蒙古控制区的重污染行业污染排放比例不断升高，应该引起重视。3个控制区排放强度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特别是内蒙古控制区下降速度最快，其次是吉林控制区，黑龙江控制区下降速度最慢。各控制区的水质都有显著改善，特别是黑龙江控制区好于Ⅲ类的比例由2007年的5%提高到2012年的58%，水质改善明显；吉林控制区水质改善也很明显，内蒙古控制区水质改善效果最不明显。

3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在构建流域及其控制区经济环境形势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研究形势计算方法，然后以松花江及其3个控制区为例进行案例计算。结果表明松花江流域经济环境综合形势指数在2007-2012年大体呈减小趋势，环境形势变好。其中经济与污染排放形势和经济与环境质量形势都不断改善。通过对比各子指标发现，流域污染排放行业差异形势有恶化趋势，且水环境质量形势较差，改善程度不大，是造成流域水环境综合形势一般而且改善速度慢的主要原因。松花江流域各控制区经济环境综合诊断形势差异较大，吉林控制区诊断指数下降较大，形势好转速度最快；黑龙江控制区综合诊断指数由有小幅下降，形势好转速度较慢；内蒙古控制区诊断指数变化不大。到2012年，3个控制区诊断形势由好到差分别为：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从内蒙古控制区各子指标看，其污染排放空间诊断形势一直较差；且其行业诊断指数有较大增长，形势变差；水环境质量提高最慢。以上因素导致其综合诊断形势变化不大，甚至略有变差。吉林控制区水环境质量形势改善最为明显，使其综合诊断形势改善最大。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4篇

一、脱钩理论及应用简述

脱钩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指具有相互关系的两个或多个物理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小或不再存在，由此形成的理论称为脱钩理论。脱钩理论近些年来被广泛用于很多领域，尤其是在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时更是得到了很多学者的重视。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存在一定的关系，当人类处于经济发展初期时，环保意识较弱，经济的发展往往以环境污染为代价，而当人们认识到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恶性后果之后，开始重视环境的保护。当某个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再以环境恶化为代价，即经济的发展不再以大量耗费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恶化为代价时，就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脱钩。脱钩有相对脱钩和绝对脱钩两种状态。OECD(2002)提出了描述减缓或阻断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关系的脱钩理论，并对相对脱钩与绝对脱钩的内涵差异进行了阐释。绝对脱钩指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环境的压力减轻，即资源环境保护的正指标保持稳定不变或者有增长趋势；相对脱钩指经济发展指标与环境破坏指标都有所变化，只不过经济的增长率大于环境破坏的变化率，也即是OECD所描述的环境压力增长率低于经济驱动力增长率的情形。绝对脱钩又称为强脱钩，相对脱钩又称为弱脱钩。Velmas(2003)等将脱钩与复钩概念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强脱钩、弱脱钩、衰退性脱钩、强复钩、弱复钩、扩张性复钩等概念。国内学者赵一平等(2006)也证明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具有复杂的关系，脱钩理论能够在这一复杂关系中对环境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有效识别，并能够为识别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提供实时的动态指标。

在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脱钩关系时，需要采用合适的方法来描述二者之间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可根据二者的时间序列数据绘制成直观图形，通过对直观图形的绘制可以观察二者之间的变化过程。当然还可以用脱钩比率(decoupling ratio)来描述，即考虑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变量指标之间的比值。目前，脱钩的评价模式主要有总量评价和IU曲线评价两种形式。总量评价模式主要考察经济总量增长导致的环境压力总量的变化情况；IU曲线主要从单位GDP与资源环境压力的相关性角度考察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IU曲线能够反映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压力的内在机理，而总量评价在研究脱钩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影响效果方面更具有优势(Ayres & Simonis，1994；W. Leontief，1970)。也有学者(诸大建、朱远，2005)以绝对脱钩为标准，认为采用总量评价来研究经济增长同物质消耗脱钩的关系较为合适，经济总量增加的同时相应的物质消耗不变或有所下降才被认为存在脱钩现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时也运用了脱钩理论，并把该理论分为资源脱钩与影响脱钩两种模式。前者指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在不降低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减少资源、能源的消耗；后者是指在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减少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一般构建脱钩指数(Decoupling Index，简写为DI)来描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关系所处的状态。资源环境压力一般来源于对能源及其他资源的消耗及其污染物的排放超过了资源与环境的可承载能力。因此，脱钩指数可以用一定时期内某种资源或能源消耗量变化的速度与经济发展变化的速度之间的比值，或用某种污染物排放量变化的速度与经济发展变化的速度之间的比值来表示。脱钩指数的测度方法主要包括OECD构建的脱钩指数法、Tapio弹性指数法、IPAT模型法等，其中OECD脱钩指数与Tapio弹性分析法对数据要求较少，因此得到了广泛应用。

OECD构建的脱钩指数为：

DI=EI/GI　(1)

其中DI表示脱钩指数，EI表示环境压力指数，GI表示经济增长指数，一般用GDP增长率表示。

国内许多学者运用上述指标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关系进行了分析，如王崇梅(2010)利用脱钩指标：DI=EI/GI，其中DI表示脱钩指数，EI表示环境压力的变化速度，GI表示经济发展的变化速度，并把DI分为三种情景：DI＞1时，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关系为复钩关系，DI=1为复钩与相对脱钩的转折点；当0＜DI＜1时，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关系为相对脱钩关系，DI=0为相对脱钩与绝对脱钩的转折点，即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压力不变；当DI＜0时，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关系为绝对脱钩关系。国内学者(王崇梅(2012)、李斌(2012))进一步利用该指数分别对某个区域(如胶东半岛)或国家范围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传统的Tapio脱钩指数公式为：

N2YB81.jpg

式(2)中DI表示脱钩指数，EP表示环境压力指标，DF表示驱动力指标，t和0分别表示第t期和基期。该指标自公布之后得到了广泛应用，但由于存在以下两个问题需要对其加以改进：一是该指标一般以GDP作为驱动力，实际上衡量的是单位GDP环境负荷的下降率，并不能准确判断脱钩的程度及所处的状态；二是该指标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基期的选择对其影响较大。钟太洋等(2010)指出，Tapio脱钩指数虽然能够有效区分脱钩与非脱钩，但不能够有效区分绝对脱钩与相对脱钩，对未脱钩没能进一步的划分，所以存在应用层面的缺陷，并且在经济衰退期，脱钩指数也有可能在0到1之间，无法把衰退性脱钩从中分离出来。

我国学者在研究国内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对Tapio脱钩指数进行了改进。刘年康等(2012)也考虑到了Tapio脱钩指数法的不足，采用Nordic Counci l of Ministers(2006)提出的差分回归系数法进行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脱钩分析。该方法构建环境压力与相关驱动因素的简单线性回归模型，对线性回归模型求出一阶差分，通过计量分析得到一阶差分模型的回归系数β，然后定义脱钩指数为DI=1-β。对应的判别准则为：DI＜0时环境压力与其驱动因素关系未脱钩；0＜DI＜1时，环境压力与其驱动因素关系为相对脱钩；DI＞1时，环境压力与其驱动因素的关系为绝对脱钩。利用差分回归系数法得到的脱钩指数虽然具有较高的分析精度，但所需要的样本数据相对较多，并且只能分析一段时期内(至少2年)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之间的脱钩关系，不能分年度进行脱钩分析，并且该研究虽然对Tapio脱钩指数进行了一定的改进，但仍然未能对未脱钩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分析。

Tapio(2005)在研究欧洲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量的关系时进一步提出了脱钩弹性系数方法。Tapio在研究中引入了交通运输量作为中间变量，将脱钩指数分解为交通运输量与GDP之间的脱钩弹性和碳排放量与交通运输量之间的脱钩弹性，公式表示为：

N2YB82.jpg

式(3)中V为交通运输量，ΔV为交通运输量的变化量，N2YB41.jpg为碳排放量，ΔN2YB41.jpg为碳排放的变化量。Tapio把脱钩弹性值以0、0.8、1.2为临界值，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的关系分为三种情况：连接、脱钩和负脱钩，并把连接分为扩张性连接(弹性值在0.8—1之间，且指标中GDP和碳排放量两个变量的增长均为正)和衰退性连接(弹性值在0.8—1之间，且两个变量的增长均为负)；把脱钩进一步划分为弱脱钩(弹性在0—0.8之间，且两个变量的增长均为正)、强脱钩(弹性为负，且GDP增长，碳排放减少)和衰退性脱钩(弹性值大于1.2，GDP下降并且碳排放减少)；把负脱钩分为扩张性负脱钩(弹性值大于1.2，且GDP和碳排放均增长)、强负脱钩(弹性小于0，GDP下降但碳排放增长)和弱负脱钩(弹性值在0—0.8之间，且GDP和碳排放均减少)。Tapio的脱钩指标更加细化了脱钩所处的状态，并且对脱钩指标进行了分解，能够进一步了解脱钩的内在机理，深化了脱钩理论。李从欣等(2012)在Tapio脱钩指数公式3的基础上把脱钩指数进行了因果链分解，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分解为环境污染与工业增加值之间的弹性和工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弹性的乘积，并把前者称为技术脱钩指标，后者称为结构脱钩指标，寻找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脱钩机理。但该研究没有考虑到规模效应对脱钩指标所带来的影响。本文拟在上述脱钩弹性指标的基础上考虑规模效应的影响，构建新的脱钩指标，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影响的作用机理。

二、脱钩指标模型的构建

本文根据Tapio脱钩弹性指数，在李从欣(2012)研究的基础上，对脱钩指数的分解进行再创新，进一步把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等三种效应在脱钩指数的分解式中反映出来。考虑到工业生产增加会加大对能源的消耗，而能源消耗的增加势必会对环境造成更大的影响，因此，引入工业增加值与能源消耗强度指标，可以对脱钩弹性指数进一步深化分解，即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弹性分解为三组弹性乘积的形式：

N2YB83.jpg

式(4)中N2YB87.jpg表示脱钩弹性指数，EP表示环境污染量，IAV表示工业增加值，φ表示能源消耗强度，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三种弹性所代表的意义各不相同。

N2YB84.jpg

式(5)中N2YB85.jpg表示环境污染与工业增加值之间的弹性系数。该指标衡量了工业增加值的变化所引致的环境污染的变化。该指标能反映工业结构的变换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工业结构的变换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某个经济体产业结构的变换。因此，可以将该弹性定义为技术脱钩弹性。

N2YB86.jpg

式(6)中N2YB88.jpg表示工业增加值与能源消耗强度之间的弹性系数。工业是第二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能源消耗的主要部门。一般情况下，第二产业对能源的消耗强度要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业的能源消耗强度又大于建筑业等其他行业。技术的革新能改进生产工艺，减少工业对能源的消耗，所以能源消耗强度能够反映出工业技术的改进，因此，可以将该弹性定义为技术脱钩弹性。

N2YB89.jpg

式(7)中N2YB90.jpg表示能源消耗强度与GDP之间的弹性系数。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它的变化能够反映整个经济规模的变化情况。一般认为，GDP的增加意味着经济体规模的扩大，从而消耗更多的能源，造成更大的污染；GDP减少意味着经济衰退，直接带来的后果可能是企业的大量倒闭，能源消耗的降低，进而会导致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因此，可以将该弹性定义为规模脱钩弹性。

所以，公式4中，脱钩弹性指标即可表示为技术脱钩弹性、结构脱钩弹性和规模脱钩弹性的乘积，利用该分解公式可以详细地分析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对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脱钩弹性系数影响的作用机理。

三、指标数据选取与实证分析

1.指标的选取及描述统计

(1)指标的选取。我国目前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仍来自工业经济的增长。以2011年为例，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46.6%，其中工业生产总值占39.9%，虽然比2003年的46%下降了6.1个百分点，但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占据重要地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但工业产值的增加势必会带来对资源环境的消耗，随之而生的负产品如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而公式5中是关于环境污染与工业增加值的弹性系数，因此，环境污染指标选取应以与工业生产有关的“工业三废”为代表。如果对不同的污染物进行分别研究，则针对不同的污染物得出的结论会有很大差距。为了从整体的角度考察污染物的排放与经济发展的脱钩关系，本文采用综合污染指数来衡量环境污染的程度，即对工业废气(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物建立环境污染综合指标。具体的过程如下：

第一，对“三废”指标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并转换至(60，100)之间的数据。具体转换公式如下：

N2YB91.jpg

式(8)中N2YB92.jpg表示第j种污染物第i个标准化数据，N2YB129.jpg表示第j种污染物第i个原始数据，min、max分别表示原始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第二，对三种污染物进行赋权。这里利用专家打分法并采用层 次分析法(AHP)对污染物进行赋权，并根据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检验P值为0.000)得到三种污染物的具体权重，分别为工业废水0.2857、工业废气0.5714、工业固体废物0.1429。

其他指标如能耗强度指标以单位GDP能源消耗量表示，工业总产值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工业产值指标表示。

(2)数据来源与指标的描述统计。本文拟对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脱钩关系进行时序上的分析。全国层面上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每年定期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1990-2011年的数据，其中GDP和工业总产值以1990年为基期进行不变价计算得到实际值。

表1给出了1990-2011年我国GDP、工业生产总值、能耗强度和三废综合指标值。表中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污染指标包括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气取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之和。2011年环境保护部对统计制度中的指标体系、调查方法及相关技术规定等进行了修订，废水的统计范围扩展为工业源、农业源、城镇生活源。因此2012年统计年鉴对2011年工业废水排放量没有单独列出，列出的是废水排放总量及废水中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废气排放总量中仅列出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粉)尘，没有把工业排放的三种废气单独列出；固体废物处理利用情况中列出的是一般固体废物。由于统计范围的扩大，若2011年采用上述数据势必会使指标出现异常值。因此对2011年的三废指标用最近5年的平均增长率计算得到的数值来替代。具体数据见表1。

N2YB10.jpg

图1　实际GDP增加值与工业增加值变化趋势(1990-2011)

N2YB11.jpg

图2　三废与综合环境污染指数变化趋势(1990-2011)

由表1各变量增量可以看出，1990-2011年间，实际GDP和实际工业总产值一直在持续增长，实际GDP的年平均增量为6634.9亿元，实际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量为3524.1亿元，并且二者的增长趋势基本一致(如图1所示)。能耗强度平均值为-0.15，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说明能源消耗与经济发展有脱钩的趋势。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变换幅度较大，且有增有减。1990-2011年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增加值的平均值为-0.48，说明这一期间环境污染强度也趋于减小。图2刻画了1990-2011年三废标准化值与综合环境污染指数的变化趋势。

由图2可以看出，工业废水排放、废气排放在1998年有一个突变，这是由于1997年统计范围扩大的缘故。工业固体废物一直呈上升趋势，工业废水排放和工业废气排放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然后再下降的过程。工业废气和工业废水分别在2005年和2007年开始呈下降趋势。综合环境污染指数经历了先下降(1990-1997年)后上升(1997-2005年)再下降(2005-2011年)的一个过程。统计口径的变化对这一趋势影响较为有限。从宏观角度来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形势逐渐趋于好转，国家又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内需和增加投资的宏观经济政策，大批的高能耗、高污染项目被引进。中国在成为世界加工厂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99-2006年间，环境污染排放大幅增加，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政府为了实现对WTO所作的关于节能减排的承诺，“十一五”规划提出了节能减排目标，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扭转了环境污染持续上升的趋势，以致2007年之后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的排放增量开始下降，综合环境污染指数也在2006年开始回落。

N2YB93.jpg

2.实证分析

根据式(4)构建的脱钩弹性系数及技术脱钩指标、结构脱钩指标和规模脱钩指标，分别计算相应的数值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到，规模脱钩弹性描述的是能耗强度与GDP之间的弹性系数。若该指标为负值，则说明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能耗强度会有所降低，这种情况称之为规模效应的强脱钩(绝对脱钩)。若为正值，则表示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能耗强度也会增加；若弹性值大于0小于1，称为规模效应的弱脱钩(相对脱钩)；若弹性值大于1，称为规模效应的复钩；若弹性值等于1，则为规模效应弱脱钩与复钩的转折点；若弹性值等于0，则规模效应不变。以1991年为例，规模脱钩弹性为-0.402，表示GDP增长1%，相应的能耗强度会降低0.42%，即规模的扩张并未带来能源消耗强度的增加，此时的状态为规模效应的强脱钩。1991-2011年间，仅有2003年和2004年的规模脱钩弹性为正，且弹性值分别为0.476和0.545，均小于1，可以认为此时的状态为规模效应的弱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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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脱钩弹性描述的是工业产值与能源消耗强度之间的弹性系数。该指标为负，说明技术进步引起工业产值增加的同时会降低能源的消耗强度，绝对值越大，技术进步越明显，这种情况称为技术效应的强脱钩。若该指标为正，则技术进步不明显，甚至出现技术倒退现象；若此时的弹性值大于1，则称为技术效应的弱脱钩；若弹性值大于0小于1，则称为技术效应的复钩；若弹性值为1，则为技术效应的弱脱钩与复钩的连接点；若弹性值等于0，则技术效应不变。如某地区为单纯地追求工业产值的增加而引进被国外淘汰的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工业产值虽有所增加，但也付出了高耗能、高污染的代价。如1991年的技术脱钩弹性为-3.897，表示技术进步使得能耗强度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相应的工业产值会增加3.897个百分点，此时的状态为技术效应的强脱钩。2003年和2004年的技术脱钩弹性分别为2.67和2.093，表示能耗强度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工业产值会分别降低2.67和2.093个百分点，技术效应带来的影响并不太明显，此时的状态为技术效应的弱脱钩。除2003和2004年之外，1991-2011年其他年份的技术脱钩弹性均为负值，说明我国的技术进步带来的能耗强度的下降效果较为明显。

结构脱钩弹性描述的是环境污染和工业产值之间的弹性系数。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较为重要的行业，工业产值的大小能够反映经济体大致的经济结构。若该指标为负，说明工业产值增加的同时环境污染程度降低，这种情况称为技术效应的强脱钩。若该指标值为正，表示工业产值的增加会带来环境污染程度的增加；若此时弹性值大于0小于1，称为结构效应的弱脱钩；若弹性值大于1，则称为结构效应的复钩；若弹性值等于0，则结构效应不变。如1991年的结构脱钩弹性为-2.231，表示工业产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环境污染强度会下降2.231个百分点，此时的状态为结构效应的强脱钩状态。1992年、1995年、2000年、2003年、2 004年、2010年的结构脱钩弹性分别为0.249、0.486、0.084、0.856、0.309、0.029，均在0到1之间，因此，这6年均为结构效应的弱脱钩状态。而1998年和2005年的结构性脱钩弹性分别为5.391和1.027，这两年均为结构效应的复钩状态。1998年的结构脱钩弹性较大，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年的“三废”扩大的原因有关。

脱钩弹性系数是规模脱钩弹性、技术脱钩弹性和结构脱钩弹性的乘积，实际上就是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弹性系数。若脱钩弹性系数小于0，则说明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程度下降，这就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双赢，此时的状态称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强脱钩。若脱钩弹性系数为正，表明经济的发展会相应地带来环境污染程度的增加；若弹性系数N2YB95.jpg，即经济增长率大于环境污染的增长率，称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弱脱钩；若弹性系数大于1，即经济增长的速度小于环境污染的增长速度，此时称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复钩；若弹性系数等于1，则称为弱脱钩与复钩的连接。我国1991-2011年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脱钩系数可以由图3直观描述出来。由图3可以直观地看出，1997年、2003年和2005年的脱钩弹性系数均大于1，这3年的状态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复钩状态，其中1997年的脱钩弹性系数较大，这也是统计口径发生变化造成的。1992年、1995年、2000年、2004年和2010年的脱钩弹性系数在0到1之间，这5年的状态为弱脱钩状态。其他12年的脱钩弹性系数均小于0，所处的状态为强脱钩状态，此时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达到了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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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脱钩弹性系数(1991-2011)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规模脱钩弹性系数、技术脱钩弹性系数和结构脱钩弹性系数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但也是只能解释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所处的状态，并不能解释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有多大，或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有多大。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三者对环境污染治理行为的影响。工业三废中废气的流动性较强，较之液态的废水和固态的固体废物治理难度要大得多，最近两年我国北方地区大范围的雾霾天气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工业废气的治理难度。因此，本文选取工业废气的治理投资作为环境污染治理行为的代表，并分别以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增加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规模脱钩弹性、技术脱钩弹性和结构脱钩弹性作为解释变量，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三种效应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程度。另外，考虑到脱钩弹性可能具有滞后性，即上期的脱钩弹性会对本期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故构建的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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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9)中N2YB97.jpg表示第t年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增加率；N2YB98.jpg分别表示第t年的规模脱钩弹性、技术脱钩弹性和结构脱钩弹性；N2YB99.jpg分别表示第t-1年的规模脱钩弹性、技术脱钩弹性和结构脱钩弹性。N2YB100.jpg分别为截距项和随机误差项，N2YB101.jpg分别表示第t年和第t-1年的规模脱钩弹性、技术脱钩弹性和结构脱钩弹性对t年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的边际贡献率。根据表2的数据及1990-2011年的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投资额数据并运用Eviews7.2进行回归分析。首先需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及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变量N2YB102.jpg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N2YB103.jpg分别通过了5%和1%的显著性检验，即N2YB104.jpg均不存在单位根。由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至少有2对变量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所以上述5个变量至少有3对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对回归模型的检验，最后得到N2YB105.jpg的滞后1期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行为的回归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N2YB106.jpg的系数分别通过了1%、5%和10%的显著性检验。其中，变量N2YB107.jpg的系数为0.2694，与其他系数相比最大，说明规模脱钩弹性系数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行为的边际影响最大，即规模脱钩弹性每变动1个百分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会变动0.2694个百分点。经济规模的扩大常常是由工业投资项目的增加所引起的，工业项目的增加是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要想保持或提高环境质量，在经济规模扩大的同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势必得有所增加。变量N2YB108.jpg的系数为-0.0090，说明技术脱钩弹性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行为的影响为负，也即是技术脱钩弹性的增加会带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减少，其边际贡献率为0.0090。这也符合技术进步的特征，即技术的增加会带来污染处理能力的提高，从而使得污染排放降低，污染物的减少就会使污染治理投资减少。结构弹性系数N2YB109.jpg的系数为0.0392，对污染治理投资行为的边际贡献率为正，即结构弹性每增加1个百分点，污染治理投资就会增加0.0392个百分点。结构弹性描述的是环境污染与工业产业结构的弹性系数，工业比重大，对资源的消耗就会越大，造成的污染程度就会增加，对污染治理的投资就会加大。规模脱钩弹性滞后1期对污染治理投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模型中去掉了规模脱钩弹性的滞后1期。技术脱钩弹性1期为正值，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行为产生了正向影响。技术脱钩弹性描述的是工业产值和能耗强度的弹性系数，若在保持工业产值增长率不变的情况下，上期的能耗强度增长率加大会消耗更多的能源，由此形成的工业副产品会加大对环境的破坏。因此，上期的技术脱钩弹性会正向影响本期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行为。结构脱钩弹性的滞后1期也为正值，即上期产业结构的变化对本期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行为有正向影响。上期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的增加会带来污染的加剧，为提高环境质量治理，上期造成的环境污染势必会增加本期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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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5篇

作者简介：徐 斌（1989-），男，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保险学。

摘要：根据我国环境影响评价的政策法规，尝试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经营和实施过程与该项制度相结合，利用评价方法中的环境风险评价解决环境责任保险在费率厘定问题和责任认定方面的问题，依据环境影响后评价应对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结果表明，与环境影响评价的结合可以使保险费率的设置获得更多基础数据和更科学的过程，同时使保险公司对风险的管理和控制更为客观精确。

关键词：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环境影响评价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8-0060-05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一直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始终居世界各国前列。然而，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来的是环境质量的迅速恶化。近几年，各种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尤以排污企业造成的突发性污染事故影响巨大，给周围居民和环境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由图1可见，污染的直接经济损失年际间波动很大，且赔、罚款数所占比例很小，无法补偿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为保障受到污染侵害的居民能够得到及时赔偿，同时提高排污企业进行排污管理的积极性，2007年12月4日，中国环保总局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文件，自此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湖南、江苏、湖北、沈阳等省市开展试点工作。经过5年的发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推广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投保企业达2000多家，承保金额近200亿元[1]，保险企业也积累了一定的承保和理赔经验。在此基础上，环保部与中国保监会于2013年2月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了强制投保企业的范围，标志着我国开始进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试点工作。此外，《指导意见》还规定了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其中包括将企业是否投保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排污许可证核发等制度的执行紧密结合。

所谓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是指以排污单位对第三人造成的污染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内容的保险[2]，其实现流程如图2所示。排污单位作为投保人，向保险公司预先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保险公司据此代为承担赔偿责任，直接向受损害的第三者赔付保险金。

在欧美发达国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成为解决环境污染责任纠纷的重要途径之一。

学界对环境影响评价有若干释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简称《评价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包括对建设项目所处环境的敏感性分析，环境影响程度界定，以原料、工艺、废弃物分析为主要内容的工程分析和环境影响预测等，是一个十分完整的系统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针对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是生产性企业开工建设前必要的行政审批程序，具有强制性。由于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涉及环境风险识别及评估，且具有成熟的模式、模型以及同样的强制性，如果将其与环境污染强制保险进行更深层次的结合可能会使环境污染强制保险得到更加快速的发展。

环境影响评价研究是进行环境风险管理的关键环节，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也是环境风险管理的一种重要方式选择。目前的研究还没有把两者在应用中结合在一起，但已经有学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环境质量影响评价的思想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构建中逐渐得到体现。二是对突发性环境事故的环境风险评价方法研究使之更适合成为费率厘定和损失认定的依据。别涛、王彬建议保险的对象主要涉及危险物质和环境敏感区域，并分别对“危险物质”、“有毒污染物”、“危险废物”、“环境敏感区”给出了定义；对重点污染区域、一般污染区域、轻度污染区域的排污企业实行差别费率的思路。其划分方式就借鉴了环境评价学中的分类形式[3]。熊英等提出应该划分出不同的区域，不同区域的企业应实行不同的保险费率也涉及到环境评价学中不同环境敏感度的地区所处的环境风险水平不同的问题[4]。周一虹等认为保险公司需聘请有关的环境问题专家来帮助了解企业环境方面的风险情况，通过风险评价结果，保险公司决定以什么样的条件与费率去承保。更直接提出根据环境专业人员做出的环境风险评价进行费率厘定的要求[5]。李培省提出了运用安全评价方法进行危险废物处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在其中运用了“工艺过程风险因素分析表”、蒙德法和池火灾模型等方法进行了风险识别、原项分析和事故后果计算。结果表明，采用该方法是有科学价值的[6]。孙鹏程等运用贝叶斯网络对突发性水污染事故的风险进行了评价，并把这一方法用于实际案例的计算，运算结果可以用于环境管理[7]。

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经营困境

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部分省份的试点，不少学者对环境责任保险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窦学新[8]、王学冉[9]、刘颖[10]等讨论了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可采用的模式及其构建；仲伟旭和翟坤[11]、周红雨和陈维[12]等针对试点地区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贾爱玲[13]、杨茜[14]等分析了国外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这些研究较为一致的结论是，我国应采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或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保险制度。在环境污染责任的强制性已经成为现实的背景下，类似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参保率低、保险公司难以分散风险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然而，由于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仍处于萌芽期，许多问题即使在强制保险的条件下仍然无法完全解决。将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与已经较为成熟的交强险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下。

由表1中的对比可以得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自身的特征导致其经营中会产生种种问题，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保险费率和赔偿限额的设置欠科学

环境污染责任风险是一种新型风险，该风险存在着损害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非偶然性等特点，需要大量的统计数据作为定价基础，否则保险业中的大数法则难以发挥作用[15]。我国的现状是能够作为赔偿依据的环境污染侵权案例较少，同时又缺乏企业的生产活动信息，仅是确定每个企业的风险等级都非常困难。根据Kunreuther、Hogarth和Meszaros（1997）提出的“保险人模糊度”理论，保险人可以通过收取风险保费的方式来解决不可预见性的风险，即保险人可以通过收取额外保费的手段来承保不可预见性的风险。基于该理论，不可预见的风险越多，风险保费越高，这就提升了整体的保险费率水平，降低了投保人的投保积极性。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强制推行的背景下，该问题若得不到解决，投保企业只是被动投保，很难达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初衷。此外，由于环境污染损害的赔偿金额一般特别巨大，设置赔偿限额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做法。而在我国赔偿限额是由某个险种规定的，缺乏对单个企业所面临的赔偿风险的考察。所以，对于某些高风险的企业，这种赔偿限额就可能偏低了，不能满足企业转移污染风险的需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之所以在费率和赔偿限额的制定时发生困难，是因为要获得行业中所有企业所面临的风险状况，以便于厘定行业平均费率水平。但是由于该信息取决于各投保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属于企业内部信息，保险企业很难获得，或者需要花费过高的成本。同时，即使保险人获得相关信息，将其转化为量化的经济信息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保险人需要付出很高的前期成本。

（二）污染事件缺乏权威而科学的认定标准

每起污染事件都需要将污染项目与责任企业相联系。虽然环保部门有环境监测的项目，但是由于企业所排污染物可能与周围的环境发生种种复杂的变化，找出污染责任源头的工作可能十分复杂。按照一般保险赔付的做法，是由保险人到出险现场了解事故情况，分析损害发生的原因，确定损害程度，认定索赔权利[16]。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污染问题错综复杂，可能涉及多个企业，认定赔偿责任的过程就会相对复杂。此外，保险公司是商业机构，由其做出的责任认定没有行政上的强制力，如果仅由保险人认定赔偿责任可能会引起较多的争议，使赔付过程的效率下降。再者，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涉及对环境的损害，对其修复费用认定需要具有大量专业知识的人员，目前我国保险公司该方面的人员相对缺乏，因此由其做出的赔偿认定可能缺乏科学性。

（三）强制背景下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保险学中的逆向选择是指由于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次品驱逐良品的现象[17]。在环境责任污染保险中，逆向选择表现为只有环境污染责任风险较高的企业选择投保，令保险人承担巨大的风险。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成为强制性保险以后，规定范围内的污染企业都必须投保，逆向选择的问题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由于保险人与投保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仍然存在，保险人或者很难区分投保企业风险水平高低，或者需要很高的调查费用，如果仍然按照行业内的平均费率收取保费，将对保险人的经营极为不利。保险学中的道德风险有多种表现形式，在责任保险中主要表现为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明显增加而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由于保险合同中的费率水平是根据投保时投保企业的风险程度确定，一旦合同订立，保险人无法及时了解企业的生产情况，在降低生产成本的激励下，投保企业所负的污染责任风险可能会增加。这将导致环境事故频发和保险人经营风险的增大。

三、环境影响评价在环责险经营中的作用

（一）环境影响评价对费率和赔偿限额制定的作用

对比美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状况可以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环责险也经历了保险费率和赔偿限额不合理的供求失衡的情况。但至90年代中后期保险人已经能够更加精确地估计自身的损失，保险价格比1987年下降约75%至合理的水平[18]。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解决费率和赔偿限额设定问题的关键是对风险的合理估计，而这种估计必须建立在对先前事故的统计或者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故的科学分析上[19]。对比环境污染事故和交通事故的发生情况如图3。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发现，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频率远远低于交通事故的发生频率，不足以利用大数定律对其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因此，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和责任限额的制定主要依靠对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污染风险的科学分析。环境影响评价作为分析、预测和评估人为活动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的一种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包含了对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的分析、评估和管理技术减缓措施等。其中重要内容环境风险评价是对污染物质对人体健康及生态系统损害情况的概率估计。在对以往污染事故的统计数据不足的情况下，基于对项目的科学分析得到一致认可的事故发生的概率P也是可行的[19]。在针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对象——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进行定义是指对引发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的认识、鉴别和评价过程，其流程如图4。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环境风险评价由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判断和风险控制四部分构成。通过风险分析和风险判断就了解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风险等级以及对风险造成的损失进行判断，进而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率的确定和赔偿限额的确定提供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这种评价具有强制性，是对环境有危害的项目审核的必要条件之一，其信息是可获得的，不受投保企业本身的阻碍。保险公司如果能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获得投保行业的环境污染评价报告，将对其费率的厘定设置赔偿限额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保险人的调查费用。

（二）环境影响评价对污染事件责任认定的作用

环境影响评价是一个系统而全面的评价体系，其评价类型和方法多种多样。其中对污染事件责任认定可能产生重要作用的是环境事故后果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的经济评估方法。前者是在事故发生后对事故后果的危害程度进行评价；后者是利用一定手段对环境资产所提供的物品或服务进行定量评估，并以货币形式表达出来，揭示的是人们忍受环境损失的赔偿意愿。将这两者相结合而对环境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价，得到的是较为科学的定量结果，可以满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理赔时确定赔偿金额的需要，其评价体系如图5。

由图5可见环境污染事故后果评价由三部分构成。直接经济损失是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现场经济损失，无论是人身损失还是财产损失在保险行业中都有成熟的方法进行估计。间接经济损失主要通过事故缺水型损失、处理事故污染损失以及其他间接经济损失三个方面来进行衡量。事故造成的缺水型损失这一指标又通过事故缺水对服务业造成的损失、对工业造成的损失和对人民生活造成的损失等三个子指标来衡量；处理事故污染损失主要是指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过程中，为降低、减轻危害而积极采取的一些措施，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等。这一部分损失主要通过实际发生的现场抢救费用、污染控制和清理现场费用等几个子指标来衡量。其他间接经济损失主要是旅游损失、事故停电造成的损失等。而生态损失在环境科学中有众多较为成熟的模型对其进行度量。因此，根据以上评价体系可以得到一个量化的较有说服力的环境事故损失数额。

至于权威性问题，可以参照“交强险”责任认定由交警部门完成的情况，由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上述评价报告做出环境污染事故的责任认定员做出的责任认定，其认定结果由于主体的法律地位而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三）环境影响评价对防范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作用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是投保企业与保险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解除这些弊端需要环境影响评价的一个重要主体以及一个重要的评价类型发挥作用。首先，一个重要主体就是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简称环评机构）。他们是最熟悉投保企业环境污染责任情况的“内部人”。环评机构在完成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过程中需要接触企业从采购到生产的所有信息，在结合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上，他们对企业面临的环境污染风险信息拥有最充分的信息。如果使他们成为特殊的保险经纪人向投保企业提供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等咨询服务，使投保人充分认识到经营中自身存在的风险，并参考他们提供的全面的专业化的保险建议与保险公司协商订立保险合同，将使投保双方均受益。其次，一个重要的评价类型即环境影响后评价，它是将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延续到项目的实施阶段，包括施工前、建设期、运营期、关闭，是检验实际环境影响、监督潜在的有损环境活动和行为而进行的包括环境监测、审计和改进措施在内的环境研究和管理过程[20]。在一定行政制度的约束下，环评机构继续承担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并定期向保险人提交投保企业的评价报告，防范企业的道德风险，有利于保险公司控制风险平稳经营。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成为强制性保险后可能存在的经营困境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然后，应用环境影响评价体系下的不同评价方法制定了确定保险费率和赔偿限额的流程，构建了对环境污染责任进行量化的理论框架，阐述了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对防范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作用，为保险公司发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开拓了新视角。然而，将环境影响评价应用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目前仍处于理论尝试阶段，若要尽快将其付诸应用，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首先，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专业性需要一部法律系统来规范其操作，而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起步较晚，目前仍在缺乏立法基础的条件下开展，这必将制约该险种的健康发展。因此，全面评估我国现有的环境污染责任相关法律，在此基础上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出台一部专门规范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范围、主体和主客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仍是当务之急。

其次，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我国的施行只有十数年的时间，其中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一是环境影响评价是由企业聘请环评机构进行，由于存在直接的经济关系，很难保证环评报告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因此，环评工作应逐步从企业出资向政府主导转变，或者企业出资，环保总局负责招标，不让企业直接选择环评机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企业面临的环境风险得到客观的评价。二是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主要关注在建项目的评价，而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起重要作用的是环境影响后评价和环境事故后果评价等部分。因此，需要环境立法和审批机构与时俱进不断根据需要增补评价内容。

最后，虽然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能够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提供诸多便利，但该信息目前仍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获取的平台。目前的环评工作均是由分散的环评机构完成，环评报告之间缺乏可比性，且外界获取整个行业的环评报告十分困难。在未来的发展中，应着力制定行业内可比的环境影响评价标准，并建设环评报告统一管理的数据库系统，方便社会机构的利用和公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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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6篇

[关键词] 环境质量 经济增长

环境与经济两者存在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一方面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同时经济发展为改善环境质量提供条件;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会引起环境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过渡耗竭,同时向环境中排放大量废弃物,最终导致环境退化。但任何环境问题最终会反映在经济上,最终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生态约束。

武汉作为我国最具经济发展潜力的中心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在未来经济发展中随着产业布局、重工业加速改造等问题必然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两者取舍难题,环境保护任务十分艰巨。研究武汉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质量问题具有很强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实证角度运用回归分析法从综合和局部方面研究武汉市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为武汉市制定环境法规、环境规划、环境污染综合防治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一、武汉市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根据指标选取原则及正确而全面反映武汉市环境质量目标确定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环境污染、生态环境两大系统构成一级指标,每个系统由若干个要素构成二级指标,这些要素又由若干个参数构成三级指标,见表1。

二、武汉市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EKC说明经济增长是解释环境质量演变的重要因子。本文研究武汉市经济增长能否很好解释环境质量演变,探讨两者相关性。采用武汉市1989-2005年共17年环境指标(表1)数据和GDP数据,从综合环境质量与局部环境质量角度出发,分析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综合环境质量即整体环境质量,是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这两方面联合构成。而局部环境质量是相对于综合环境质量而言,是指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这两者中任意一个。环境污染作为一个整体,由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和噪音污染组成。

(一)模型的选取及分析结果

本文采纳目前国内对于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主要模型[1],具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其中E代表环境质量,Y代表人均GDP。

通过SPSS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武汉市综合环境质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为:

(2.8)

(其中E代表综合环境质量,其值为综合环境质量得分归一值,Y代表人均GDP)。

武汉市环境污染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具体表达式如下:

(2.9)

(其中E代表环境污染,其值为环境污染得分归一值,Y代表人均GDP)。

武汉市生态环境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具体表达式如下:

(2.10)

(其中E代表生态环境,其值为生态环境得分归一值,Y代表人均GDP)。

武汉市空气污染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具体表达式如下:

(2.11)

(其中E代表空气污染,其值为空气污染得分归一值,Y代表人均GDP)。

武汉市水污染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具体表达式如下:

(2.12)

(其中E代表水污染,其值为水污染得分归一值,Y代表人均GDP)。

武汉市固体废弃物污染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具体表达式如下:

(2.13)

(其中E代表固体废弃物污染,其值为固体废弃物污染得分归一值,Y代表人均GDP)。

武汉市噪音污染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具体表达式如下:

(2.14)

(其中E代表噪音污染,其值为噪音污染得分归一值,Y代表人均GDP)。

(二)武汉市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根据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函数关系模型(式2.8-2.14)、环境质量得分归一值和人均GDP的历年观测值,应用spss分析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结论如下:

武汉市经济增长能较好解释环境质量演变,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但不同环境质量指标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并不统一。在综合环境质量方面,其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为N型即综合环境质量随经济的增长先改善,后退化,最后随经济的发展再一次改善。在局部环境质量方面,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为S型(U型+倒U型)即环境污染随经济的增长先改善,后恶化,再改善;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为N型即生态环境随经济增长先改善,后退化,最后随经济增长再一次改善。在环境污染方面,空气污染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为W型即空气污染随经济增长先改善,后恶化,再改善,最后随经济增长再一次恶化;固体废弃物污染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为正U型即固体废弃物随着经济增长先改善,然后趋于恶化,这两种情况与传统的EKC倒U型路径正好相反;噪音污染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为S型(U型+倒U型)即噪音污染随着经济增长先改善,然后趋于恶化,最后随经济增长再一次改善;水污染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为倒U型即水污染随着经济增长先恶化再改善,这两种情况与传统EKC倒U型路径相似。(文中spss分析所得图形省略)

通过武汉市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发现武汉市在综合环境质量、环境污染、生态环境、噪音污染、水污染五方面随着经济增长,有可能进一步改善;而空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两方面随着增长,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三、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知武汉市环境质量总体形势比较乐观,处于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状态。但是,空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则处于恶化状态。这预示我们一定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和对策,在不影响经济增长前提下来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扭转空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恶化状态。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武汉应吸取国内外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经验,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老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做到:依靠武汉科教优势,加强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强大科技支撑。同时,有中国光谷之称的武汉,可以以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阳逻技术开发区为载体,以一批科技实力较强的企业为基础,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环保产业。次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倡导绿色生产方式,构建节约型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建设节约型社会,引导武汉经济健康持续发展[2]。

(二)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

武汉步入重化工业阶段会对环境产生巨大压力,产业结构调整十分紧迫。武汉要充分发挥区位条件独特、科教商贸优势突出、工业基础雄厚等比较优势,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在产业内部,加大对污染密集产业技术改造,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等来优化第二产业;加速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应加强环境管理。

能源结构方面,优化能源结构、减轻环境污染,加快开发新能源。目前武汉市能源消费中,基本上以煤炭作为基础性能源,水电很少,核电、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几乎是空白,因此不但要加强控制钢铁、电力、石油石化等重点耗能行业和年耗能万吨标准煤以上企业节能,而且要充分利用武汉丰富水资源优势来缓解目前以煤占绝对位置的能源结构。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有效实施环境经济政策

环境问题根源在于经济增长对环境带来外部不经济性。外部不经济性可以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因此解决环境问题、消除失灵最根本措施是使环境成本内在化,要求政府对环境资源进行合理定价及产权界定,主要采取生态税、排污权交易等经济手段来实现环境质量监控和改善。同时,政府要本着“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建立污染治理度量监督机制,优化税收体系,建立和完善环境准入、环境淘汰和排污许可证制度。对于产权难以界定的环境资源,由政府制定适当环境政策、法规等直接管制手段加以解决。在管理制度逐步完备中确保执行的可行性和力度。

?参考文献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7篇

【关键词】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分析方法；机制建设

现阶段我国环境污染情况越来越严重，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提高环境质量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研究课题。在开展环境保护的过程中要处理好环境与经济形势的关系，以达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目的。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对加强环境管理，提高环境质量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应不断完善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机制的建立，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统一。

1 环境与经济形势的关系

在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的过程中，首先要掌握环境与经济形势的关系，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和谐统一。

1.1 经济发展支撑环境保护

良好的经济发展对促进环境保护有着更好的推动作用。经济的不断发展，能够对环境保护工作投入更多的资金，促进环境保护过程中应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同时也有利于更多优秀人才的投入。经济的发展促进高新科技的进步，使环境保护的手段越来越丰富，效果越来越明显。

1.2 环境保护促进经济发展

环境保护能够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环境保护过程中，能够有效解决废水、废气以及其他废弃物对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促进工业生产的良性发展，实现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环境保护对经济长远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作用，资源节约和资源循环利用是实现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在实践过程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有效推进经济进步。

2 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主要内容

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是我国宏观调控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举措。进行环境与经济形式分析中，包括几点主要内容：

2.1 着重分析经济发展形势

在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内容中，对宏观经济的发展形势分析是首要任务。相关经济政策实施对环境保护的影响重大，根据经济控制形势的改变，及时调整环境保护相关政策和实施手段。同时，根据对经济发展形势的分析，制定环境保护工作的基本指标，以保证在开展环境保护的过程中，能够做到符合宏观经济发展要求，提高环境保护效率。

2.2 注重分析污染减排情况

各级政府在开展环境保护中，将污染减排工作作为重点任务进行落实，以保证对污染减排进展掌控，避免对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中对环境污染减排的控制管理要从多方面的进行分析，包括对结构减排分析，即经济发展形势下，环境污染所面临的机遇，根据经济发展状况的均衡或正增长情况提高环境的保护力度；工程减排，即对区域内的环境污染治理工程进展情况进行分析，包括污水治理以及重污染去整治等方面，依据污染治理计划展开污染治理；管理减排，即对环境污染治理实际情况进行监管控制，通过制定相关有效管理制度或相应开展各种活动等方式，对污染区域展开监控。

2.3 环境污染原因的调查分析

在进行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过程中，要注重环境污染原因调查分析。环境质量调查包括区域空气质量检测、水质检测、PM2.5以及其他有关健康的环境污染指标的监管。定期对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判断环境质量变化情况。同时，依据获得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寻找解决方案。对环境质量下降较为明显的区域进行重点保护，并根据污染类型进行采取有效行动，以控制环境污染情况不再继续恶化。

3 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主要方法及机制建立

为保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在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的过程中要根据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的内容，注重分析方法的掌握以及明确机制的建立。

3.1 主要分析方法

3.1.1 应用综合分析方法

综合分析方法在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中重要的分析方法。综合分析方法是对环境污染治理以及环境质量提高等方面的全面概括。综合分析法的运用包括另一种分析方法在内，即专题分析方法。专题分析方法将环境污染的各个领域方面进行专业的分析总结，例如对大气环境污染、水环境污染以及突发阶段性环境污染等多方面环境质量的控制。通过对各方面环境污染的数据与信息进行分析总结，判断出该采用怎样的手段方法，进行环境治理。综合分析方法即在专题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管理，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对环境保护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全面性治理措施。

3.1.2 宏观长远分析方法

为保证环境保护具有长远意义，在开展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中，要应用宏观长远分析方法对环境发展形势做出对比和长远规划。长远分析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采用宏观长远分析法时要结合定期分析理论进行开展，即掌握一定时期内，宏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战略的结合情况，并根据经济发展趋势及时调整环保措施，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宏观长远分析方法在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的应用中，对经济环境发展下开展远期环境保护筹划有着引导作用。

3.1.3 定性定量分析法

在经济与环境形势分析方法研究中，定性定量分析法是指依据环境发展趋势以及一定数量上的环境分析总结的分析方法。应用定性定量分析法，能够有效结合经济发展形势的特征以及环境保护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展开系统研究，对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着重要作用。定性即结合专业人员的推理判断以及经验分析得出相关结论，定量即对一定数量的数据展开分析，得出数据变化关系和数据变化特征。对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着双重作用。

3.2 机制建立

根据经济发展的特征和环境保护工作开展的形势分析，建立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工作机制十分必要。建立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机制，能够从宏观上起到监督控制的作用，对提高环境质量，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机制建立的过程中，要注重各部门的协调性和层次性，提高机制的实效性。

首先，建立部门协调合作和信息沟通机制，形成环保部门内部和外部有关部门的内外联系工作制度；其次，建立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咨询机制，组建由经济管理部门、科研单位、行业协会、系统内部各单位和高校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形势分析咨询专家组；最后，建立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调研机制，加强现场调查，了解基层和企业发展态势及环境保护情况。围绕三个工作机制，形成每季度重点行业形势分析座谈会、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部机关环境与经济形势全局性调度。

在统筹考虑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环保工作特色基础上，选取典型城市组织开展城市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试点，逐步形成国家与城市点面结合的工作机制。通过典型城市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工作机制的建立，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结合经济发展形势，调整环保对策。同时，在实践工作的检验中不断改进和完善机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国家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工作。

参考文献：

[1]范清华，张涛，沈红军.2012年1-9月江苏省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J].北方环境，2013（10）.

[2]刘书明.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中―天水经济区政府合作机制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3（04）.

[3]李阳.低碳经济框架下碳金融体系运行的机制设计与制度安排[D].长春：吉林大学，2013（12）.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 F1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0-0016-03

[基金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动态关系实证研究”(批准号：06BaJG039)

[作者简介] 穆红莉，北京联合大学生物化学工程学院经济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 (北京100023)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到2010年我国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的战略目标。从历年国家环保总局的统计数据看，工业企业污染排放量在污染排放总量中占到相当大的比重。工业企业污染排放行为和地区产业类型、技术水平和环境意识等因素有关，但在这一系列明显原因的背后，深层次的根源则在于制度的变迁。不同的工业环境制度安排影响着工业企业的生产方式和污染排放行为。不同的工业生产方式和污染排放行为又导致不同的生态环境效应。在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晰或使用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工业企业必然选择粗放型生产方式，结果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只有通过设计合理的制度，使工业企业选择节能减排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工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援引反映我国工业污染情况的有关数据，分析不同工业环境制度背景下企业污染排放行为的变化，研究工业环境制度变迁框架下生态环境效应，目的是从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比较环境制度的绩效。

一、研究的理论基础

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的生产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利润最大化目标驱使下，企业会将生产中产生的成本外部化，如对污染物不加治理直接排放。为了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必须设计相应的制度，通过制度激励或强制企业承担自己生产的全部成本。企业是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的，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制度是约束经济主体行为的一系列社会行为规则。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内外部的强制力和诱导性来约束人的行为、防止机会主义。不同的制度设计对企业行为所起到的效果大相径庭。合理的环境制度在充分考虑人的能动性的基础上，一方面对经济人污染环境、损人利己的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经济人追逐自身利益的特性激励其良好的保护环境的行为。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对经济人的行为进行规制，反而会激发经济人极端自利的动机，从而产生更加严重的破坏行为。分析我国工业环境制度变迁框架下的企业污染排放行为，有助于客观评价我国工业环境制度的绩效，为今后完善制度提供依据。

二、制度变迁与工业污染排放行为变化实证分析

1.反映工业污染的数据指标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影响地区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工业“三废”数量，包括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作为反映工业污染状况的典型数据指标。国家环保总局在《中国环境状况公告》中公布的2005年我国污染物排放数据显示：2005年工业SO2排放占SO2排放总量的85%，工业烟尘排放占烟尘排放总量的80%。工业污染排放已使我国的环境负荷沉重。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讲，所谓污染排放物就是浪费的资源。工业生产高污染排放必然带来高资源消耗。所以，研究伴随着环境制度变迁工业企业污染排放行为的变化，优化我国的环境制度是实现工业企业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不可回避的课题。

本研究进行实证分析所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主编的《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其中工业产值以1952不变价格计算。由于统计数据不全，1980年以前的工业污染排放情况只能以文字资料反映，1980年以后的工业污染排放情况以图形形式反映。为了使图形中的曲线具有可比性，本文各指标的计量单位进行了适当换算。

2.我国工业环境制度变迁过程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的工业环境制度处于空白状态，这一时期对工业“三废”的排放基本上是放任自流、无人监管。建国初期，由于工业生产水平较低，全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十分明显，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没有发生大的矛盾。当时出现的较普遍的环境问题是一些工矿企业特别是火电厂，缺乏治理“三废”的技术措施，把江河当作下水道，造成一定范围的污染。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环境破坏开始加重。20世纪50―70年代末，形成环境恶化加速的有两个突出时期：一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二是“”时期。由于经济建设上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新建工业布局时不作科学规划，致使不少建设项目没有采取控制污染的配套措施，尤其严重的是重污染的工业企业建设在城市的上风口，甚至水源地上游和风景游览区，给城市大气环境和饮用水供应带来很大危害。环境制度的缺失和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使环境污染日益加剧。

我国的工业环境制度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1973年成立了国务院环保领导小组和省市环保机构，在全国开始“三废”治理和环境教育。规定了环境影响报告和排污收费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形成并确立了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三项政策和“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排污收费”、“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排污申请登记与许可证”、“限期治理”、“集中控制”八项制度。90年代初，我国工业污染防治经历了“三个转变”(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从单纯浓度控制向浓度与总量控制相结合转变，从分散治理向分散与集中治理相结合转变)，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开始了清洁生产试点。于1996年正式引进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这种基于企业自愿基础上的工业环境制度促进了企业环保投入的增加，企业由环境制度的被动接受者逐步转变为环境制度的主动参与者。它反映出我国的环境制度正在向政府间接管制转变。进入21世纪后，自愿性环境制度在我国得到了更广泛的实施，主要体现在清洁生产工作在全国得以广泛推广和中国环境友好企业计划的实施。目前，环境友好形象已成为企业赢得消费者的重要方面。

3.1980-2006年工业污染物排放状况分析

1980-2006我国工业生产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及单位产值排放量情况见图1、图2。一般来说，工业污染物排放量除了和当时的环境制度、环境技术和国民环境意识等因素有关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工业生产总量的影响。

借助图1可以分析我国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变化情况。图1显示：从1980年开始，我国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固体废弃物产生总量均呈上升趋势。当时，我国的工业生产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工业产值不断增加。这个时期的工业生产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东南沿海的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开始异军突起，由于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再加上当时上马的多数乡镇企业属“五小”(小钢铁、小电镀、小水泥、小印染、小化工)企业，国家对其污染物排放的治理和控制都有一定的困难。这些因素导致当时我国工业污染物排放开始上升。我国工业污染排放总量的另一个明显的加速点在2000年前后，与此相对应，我国工业产值在2000年前后也有一个飞跃。资料显示：2000年前后，我国呈现出重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特征。这些导致了当时污染物排放的加速。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显著的增加，而在这段时间里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可以从企业追逐利润的本能解释这一现象，水资源的使用要支付费用，而排放污水也要支付费用，节约生产用水或重复利用意味着双重节约。这也说明了资源产权明晰是激励企业节约使用资源、减少污染排放的关键因素。

借助图2可以分析我国单位产值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变化情况。图2显示：工业生产的三种主要污染物单位产值排放量均呈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历年来的环境制度对控制当时的企业污染排放均卓有成效。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使用排污标准、排污收费等强制性制度约束企业行为，达到减少污染排放、保护环境的目的。在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基数较大的情况下，强制性政策的效果显著。从图2中可以看到污染物排放量迅速下降。排污标准强调污染的末端治理，即对污染的浓度进行限制。企业往往通过稀释浓度的作法应付环保部门，虽然实现达标排放，但排污总量没有减少。1982-2003年间，我国逐步实行了从污染物的浓度控制向浓度和总量控制相结合的转变。但监管成本高昂成为环境制度效果的主要制约因素。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逐步引入激励性环境制度，如1985年进行的排污权交易制度试点。激励性制度的特点是从影响成本――收益入手，引导经济当事人进行选择，激励其最终采取有利于环境的行为。激励性制度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信息的公开化，促进企业污染治理投入的增加，提高企业环境竞争力。和强制性制度相比，激励性环境制度更能发挥企业节能减排的主观能动性。从图2可以看出，当时我国的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在比较低的基数下仍保持下降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自愿性环境制度，该制度的特点是在企业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的基础上，要求企业自愿与有关方面协商，向社会承诺做出更有利于环境的表现。自愿性环境制度的具体形式有自愿性环境协议、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标准、环境标志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当工业企业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达到很低的程度时，驱动企业单纯从技术和利益角度继续减排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必须通过社会和公众的参与，激励企业从产品的设计到生产使用全过程均采取有利于环境的行为，履行其社会责任。我国在近年来颁布了《中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并实施了“中国环境友好企业计划”。这些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自愿性环境制度。图2显示2000年后我国单位工业产值污染排放仍呈现下降趋势。

三、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工业污染排放总量数据和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数据，研究了不同环境制度下我国工业污染排放的变化情况。

(1)根据分析显示，近30年来，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呈上升趋势。这和我国工业产出的增加密切相关。在工业总产出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即使企业遵守国家制定的排污标准，实现了达标排放，但巨大的排污总量也会使生态环境不堪重负。近年来，诸如太湖蓝藻持续爆发之类的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究其原因就是大量污染物长期积聚，引起生态环境发生质变。鉴于今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步伐将不断加快，应该充分重视工业生产发展导致的环境问题，寻求实现节能减排的工业发展方式。

(2)在工业污染排放总量持续增加的同时，单位产值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不断下降。单位产值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决定于当时的环境制度、环境技术和环境意识等诸多因素，环境制度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个时期采取的环境制度是和当时的工业污染现状、国际惯例相适应的。在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巨大的时期，说明企业治理污染的投入较少，政府采用强制性环境制度迫使企业增加治污投入，减少污染排放；当污染物排放量下降到一定程度，政府采用激励性环境制度诱导企业从降低成本入手，主动选择低污染、低消耗的生产方式；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的自愿性环境制度能够促使企业将有利于环境的理念贯彻于产品的设计、生产到出售、消费的全过程，适合于深层次的工业污染防治。

(3)研究表明：工业污染防治需要一个综合性的环境制度框架，环境制度框架中应存在多样化的环境制度，各种环境制度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以适合不同时期工业污染防治的需要。目前，我国的工业污染防治已经从“治标”阶段向“治本”阶段迈进，为了实现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发展工业的目标，应在强化强制性环境制度的同时，大力使用激励性环境制度，更要加强和企业的沟通，与企业建立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并以此作为现阶段工业污染防治改革的切入点，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 中国国家环保局.中国环境状况公告[EB/OL].中新网，2006-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