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质量；考查；指标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8-0004-03
中共十报告对于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一个立足点”、“四个着力”和“五个更多依靠”的要求。其中，“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1]，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这些问题的集中表现就是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而单纯追求GDP或某些经济指标，漠视对发展质量的系统考查，则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要真正立足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就应该坚持科学发展观，从经济、生态、制度、社会和心理五个维度对经济发展的质量进行系统考查。
一、经济维度：发展健康
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
梁亚民认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应由四大方面的21项指标所组成。一是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情况的指标，包括投入增长率、产出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指数等3项指标；二是反映经济增长过程健康状况的指标，包括经济增长波动系数、通货膨胀程度、劳动就业弹性系数、三次产业构成比、产业协调度、环境质量成本变动率等6项指标；三是反映经济增长产出结果情况的指标，包括人均GDP、新产品产值率、居民消费增长率、城乡居民收入比、投资效果系数、能源消耗系数等6项指标；四是反映经济增长潜能增强情况的指标，包括研究与发展（R&D）投入比重、生产能力利用率、专利授权指数、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教育投入比重、劳动力技术装备程度等6项指标[2]。
李变花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具体包括八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水平指标，包括绿色GDP和采取以货币购买力平价测算的人均GNP；二是经济效益综合指标，包括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投资效果系数和单位能耗产出率；三是经济结构指标，包括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镇化率和工业产品销售率；四是技术进步指标，包括R&D占GDP比重、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科技直接产出指标；五是环境保护指标，包括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废气处理率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六是竞争能力指标，包括出口总值占GDP比重、外商投资额比重指标和信息能力指标；七是人民生活指标，包括人均GDP、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八是经济稳定性指标，主要是经济增长波动率 [3]。
冷崇总认为，应从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充分性、协调性、持续性、创新性、稳定性和分享性等七个方面出发，构建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经济发展有效性的指标主要有劳动生产率、投资产出率、贷款产出率和耕地产出率；评价经济发展充分性的指标主要有经济增长率、就业弹性系数和生产能力利用率；评价经济发展协调性的指标主要有产业结构比、城市化率和对外开放指数；评价经济发展持续性的主要指数有资源供求系数、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和环境质量成本变化率；评价经济发展创新性的主要指标有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专利授权指数；评价经济发展稳定性的主要指标有经济增长波动率和价格指数波动率；评价经济发展分享性的主要指标有居民收入增长率、恩格尔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比[4]。
王英娟、李荣平、陈松松等则认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由六大方面31 项指标组成[5]。
上述研究虽然为人们考核和评价经济发展的质量提供了有益的工具，但是由于专业性较强，其中的许多指标不便于各级决策者和非专业人士掌握，因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对经济主体的决策指导作用是有限的，同时对形成有效社会监督的促进作用也是有限的。
经济发展健康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而经济发展健康的标志就是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从经济维度考查经济发展质量，需要摸索一套基于公共信息的简洁的经济指标，并通过对这些经济指标的评价促进各级决策者和社会大众树立科学发展的系统观。在考查经济发展的质量时，不仅要看经济发展的数量和速度，还要看经济发展是否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是否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是否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因此可以采用经济增长率、人均GDP、CPI指数、居民消费增长率、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产业结构比、城市化率、R&D投入比重、专利产出、投资效果系数等基于公共信息的常用经济指标。
二、生态维度：环境良好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不仅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居高不下，而且各种原因造成的浪费也相当严重。2009年，我国GDP比上年增长8.7%，能源消费总量比上年增长6.3%，其中，煤炭消费量增长9.2%，原油消费量增长7.1%，天然气消费量增长9.1%，电力消费量增长6.2% [6]。对资源的大量消费引致了一系列严峻问题，造成部分资源已高度依赖进口，资源供应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要大力强化资源节约，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力争使资源环境代价最小化。为此，一定要把资源消耗纳入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之中。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规模增长没有超越生物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但传统生产函数中都只考虑了资本、劳动力和技术问题，没有加入资源流和废弃物的概念[7]，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还需要将因为要素投入而产出的污染也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指标。对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的考查，便构成了考查经济发展质量的生态维度。
沈露莹在《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与阶段评估》（2010）中使用了单位GDP综合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水耗、单位建设用地产出率、二氧化硫排放量、COD排放量、可吸入颗粒物年日均值、二氧化氮年日均值、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指标 [8]。庄惠明、黄丽君、郑伟腾等在《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综合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2010）中使用了GDP能耗、GDP水耗、GDP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GDP 工业废水排放量、GDP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和工业二氧化硫处理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等指标 [9]。孟晓俊、黄弦和、林莎等在《杭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2011）中使用了万元GDP 能耗、万元GDP用水量、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主要污染物排放削减率、碳排放强度、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市区空气质量达到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绿化水平等指标[10]。
不难看出，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指标已经纳入专家学者考查经济发展质量的视野，虽然各自有所不同，但单位GDP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是否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是否显著减少已经成为重点。从生态维度考查经济发展质量，可以采用万元GDP 能耗、万元GDP用水量、碳排放强度、二氧化硫排放量、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PM2.5及空气质量指数等指标。
三、制度维度：公正合理
前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于1977年首次在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一书中提醒世人不要过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数量。卡马耶夫还认为，在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中，人们常常忽视三个关键因素，其中之一是“国家治理的质量”[11] 。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家就已提出“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转变为内涵的扩大再生产”。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要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工作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反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进入21世纪之后变得更加突出。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今也已有五年多的时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然任重道远。有相当多的学者把其主要原因归咎于体制问题（吴敬琏，2008）[12]。市场体系不健全、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行为还不规范、财税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是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体制症结（王一鸣，2008）[13]。
任何发展方式都是一种动力机制的塑造和利益分配体制的安排。好的体制机制，就会有好的发展方式；反过来，体制机制不顺，发展方式也很难合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状况影响利益分配格局，利益分配格局引导人们行为，人们的行为决定发展方式的取舍。如果没有体制机制上的重大突破，就不可能有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中共十报告在科学分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展缓慢原因的基础上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1]
然而，从制度维度考查经济发展质量，选择具体的考核和评价指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有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所占比重的增长率每增加1%，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绩效就下降7%，即国有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会导致转变绩效下降15.031%，即进出口总额的大量增加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三产业的比重增长率每提高1%，会带动转变绩效提高15.339%，即产业结构的梯次转移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科研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发展方式转变的绩效提高1.355个百分点[14]。这说明，我们仍有可能寻找到一些能够反映体制机制合理程度的具体指标，并借以从制度维度来考查经济发展的质量，国有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外贸依存度、财政收入增长率、财政支出结构等指标都可以采用。
四、社会维度：和谐稳定
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两者不可畸轻畸重。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没有社会发展目标的经济发展，缺乏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发展既不可能全面，也不可能协调，更不可能持续。社会发展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的部分内容。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文化、教育、健康、安全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必然要求社会与经济共同发展。如果社会发展滞后，经济也难以实现持续较快发展。
1996年，一份世界银行的报告曾经将经济上过分追求数量的“有增长无发展”归纳为几个特点：无根的增长，即文化多样性消失；无未来的增长，即环境基础被破坏；无情的增长，即发展导致人们感情的淡漠[15]。这种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会，忽视公共事业，引发各地的过度建设和重复建设，导致创新能力不足，最终严重地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从社会维度来考查经济发展质量，应该着眼于和谐稳定，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二是经济发展的公平性。
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平稳状况，它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保证，可以用经济增长波动率和价格波动率来衡量。二是城乡居民收入的稳定增加，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它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实现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可以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居民收入增长率来衡量。
经济发展的公平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代际之间的公平。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但是这些资源是稀缺性的，因而，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过程中，要坚持代际公平原则，使当代人在使用资源时，要考虑未来的经济发展，不能因为当代人的使用而损害后代经济发展的条件，要给后代留有公平利用自然资源的条件。二是有限资源的公平分配。使有限的资源在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未来人之间保持公平分配，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公平的条件。可以采用城乡居民收入比和基尼系数等指标。
五、心理维度：人民满意
经济发展必然是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以改善人的生活质量为目标，通过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全面协调，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的自然演进过程。佩鲁指出经济增长只不过是实现人的发展的手段，经济、政治、社会各种制度的演变和改进也是为给人的发展创造一种更好的社会环境，发展的目的在于人的各方面的、全面的发展，而且发展必须是系统的、协调的[16]。
要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就要求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其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人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而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则要包括两个方面：从数量方面来看，通过经济发展要解决物品的短缺，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从质量方面而言，通过经济发展要提高人的生活的舒适程度与便利程度，为人们提供无公害、有益健康的绿色食品，提供清新的空气、清洁的生活环境。
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幸福最大化应当是经济发展的最高目标。经济发展能否增长人们的快乐与幸福，要看经济发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取得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生态财富得以增加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质量就会得到较大提高，人们的快乐和幸福就会得以增长。要想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人们的快乐和幸福，就必须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17]。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就是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注重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意义尤其是人的心灵、精神和情感，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反映。
从心理维度考查经济发展质量，就要坚持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最高标准，人民群众的口碑或选票应该就是最佳的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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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冗余度分析；灵敏度分析
一、引言
近些年来，学术界广泛关注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我国和区域内部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估及对策研究。在指标体系构建上，以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在含义为出发点，结合时代要求及发展规划，进行指标体系设计。对不同学者关于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设置的比较分析来看，各个学者都是依据个人知识积累以及对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的判断，选取适当指标构建指标体系，目前并未形成一个具有规范及标准形式的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对于指标体系中指标选取是否合理、指标体系是否科学有效、指标体系能否准确描述经济发展实际都缺乏相关检验，因此，对指标体系进行检验在填补现有研究空白的同时，也可以帮助人们更加客观真实地了解经济发展真实情况。
江苏作为我国的经济大省，目前正处于第三次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之所以要不断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是因为江苏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着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二元化等问题。因此，本文以江苏经济发展质量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江苏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分析，并利用冗余度分析、灵敏度分析对江苏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检验，并期望为其他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评价分析提供一定帮助和借鉴。
二、研究现状
经济发展质量问题一直是专家和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通过对现有学术成果的研究不难发现，关于指标体系的研究主要包括指标体系如何进行设置的问题以及运用指标体系对国家或者地区进行实证研究方面。
（一）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现状
王文博（2001）根据指标选取和指标体系设置的规定和准则，以经济发展质量的本质要求为依据，从反映经济数量、效益、要素配置和效率、要素重新组合、经济平稳度以及科创角度设定了评估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李变花（2004）首先指出了现有经济质量评价主要考虑从经济总量方面来评价的指标体系缺陷，针对以上缺陷，提出要从经济增加总量水平、经济投入产出效益水平、经济结构合理性、科技创新、环保质量、人民生活几个方面对前有指标体系进行了完善和修正，使之更加合理。冷崇总（2008）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质量内涵要求，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包含经济发展结构维度、经济投入――产出效率维度、潜能维度、资源与环保维度、科技进步与创新维度、经济波动性维度以及人民生活质量与经济分享性维度。
（二）指标体系的运用及实证分析的研究现状
钞小静，任保平（2011）选取经济转型30年来我国和各地区经济数据，构建评价体系，测算了各个年份国家和地区经济质量指数。刘小平（2014）利用指标体系和相关分析评价方法，从横向（即分区域）和纵向（及分时期）两方面对全国总体经济发展状况和分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进行了研究，通过PCA的分析方式最终实现量化经济增长质量的工作。宋明顺等（2015）从竞争质量、民生质量和生态质量三个维度出发，采用熵值法，并提出国际标杆对比法来对我国宏观经济质量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测度和比照结论与我国及标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相吻合。
三、指标体系构建
通过大量阅读经济发展质量和指标体系设立相关文献，尝试以经济发展质量本质含义为出发点，以测度江苏经济发展质量为目的，结合江苏实情，考虑经济增长效率、经济结构、经济稳健性、科技进步、资源环境、人民生活6大影响因素，构建了包含34个科学的、合理的二级指标的江苏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
四、江苏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测算
（一）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江苏经济发展质量，以2005～2014年《江苏统计年鉴》为数据主要来源，分析江苏2004～2013年10年期间经济发展的质量状况、变化趋势，并试图找出其中影响因素。
（二）指标筛选
以上通过总过前人经验和结合江苏实际构建了江苏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其虽然能够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反映和衡量江苏经济发展质量，但合理性和有效性无法直接作出判断，需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原因在于：一是总量较多的基础指标导致数据收集难度；二是某些基础指标可以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多个方面，指标之间高度相关性问题难以避开；三是某些指标虽然能够用于衡量经济发展质量，但其重要性和辨识能力较差，造成指标体系冗余。所以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删除相关性大的基础指标有助在精简指标体系本身的同时，确保分析评价的有效程度。利用SPSS 19.0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删除以下相关系数较大指标：第一产业贡献率X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变动率X13、人均科技投入X16、科技活动人员占总人口比重X19、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X21、城市人均住宅面积X27、农村人均住宅面积X28、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X3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3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34共十项指标。
（三）衡量江苏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并评价分析
评价方法的选择应遵循科学性和客观性原则，因此本文选取熵值法对各个指标进行赋权，计算各个指标权重，进而测度经济发展质量指数，计算步骤如下（其中代表基础指标，i为年份，m为指标总数，n为总年数）。
第一，无量纲处理数据以后，计算第j个指标、第i个样本指标值的比重pij，公式如下：
第二，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公式如下：
第三，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gi，公式如下：
第四，计算第j个指标的权重ωj，公式如下：
第五，计算经济发展质量指数vi，公式如下：
熵值法测算出的各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如下，见表2。
根据计算所得的二级经济指标权重测算出相联系的一级指标权重，分别为：12.8%、15.8%、13.8%、15.5%、24.5%、17.6%，其中经济增长结构、资源环境和人民生活影响最大，每项指标权重基本上都在15%以上，表明每个维度都对经济质量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指标体系6个维度选取合理。接着，根据以上数据，计算得出江苏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并绘制了江苏2004～2014年这十年经济发展质量趋势变化图，见图1。
结合图1和相关数据可以看出，江苏经济发展质量经历了三个阶段，2004年之前为第一阶段，江苏经济快速增长，GDP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同时投资产出率也不断提高，有较为良好的经济效率和效益，物价平稳，经济增长质量呈上升趋势的；2004～2009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在外部江苏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江苏受到极大冲击，GDP增长率从2005年的23.96%降低至2009年的11.22%，进出口总额下滑，同时这一时期经济稳定性较差，不仅GDP波动较大，通货膨胀率也较高，城市化进程较慢，人民生活质量改善速度缓慢，经济质量偏低；2009～2013年期间，江苏面对新形势，秉承十精神、可持续发展观和时代要求，坚持经济转型，以科技创新为源动力，产业升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已趋于合理化。这一时期江苏经济发展质量是不断提高的，并且有保持继续提升的趋势。
五、指标体系有效性检验
指标体系设置是否合理，是否具有较高普适性，这需要通过有效性检验来衡量期是否有效。独立性检验、冗余性检验和普适性检验是指标体系有效性检验的重要维度和内容。本文参考付允、刘怡君（2009）和许涤龙、薛美荣（2014）的理论和操作方法，以冗余度RD（Redundancy Degree）来衡量指标体系的独立性和冗余程度，灵敏度SD（Sensitivity Degree）来衡量指标体系是否具有空间普适性，以删除较大相关性指标后的指标体系为研究对象，对本文所设计的指标体系进行有效性检验。
（一）冗余度检验
冗余度检验的目的在于检验指标体系本身是否既有较强的独立性，是否存在冗余基础指标。在充分考虑各个影响因素的前提下，为了构建合理的和科学的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往往选取较多基础指标来诠释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在要求，虽然这保证了指标体系能够较为完整的描述经济发展质量内涵，但这会造成指标选择的重复性，指标体系冗杂，因此有必要利用冗余度检验来考察指标体系结构合理程度。只要冗余度小于所设定的标准，则认为指标体系是通过冗余度检验的，结构是合理的。设指标体系相关系数矩阵为R：
这里设置RD的临界值为0.5，即只要RD小于或等于0.5时，指标体系通过冗余度检验，否则需对指标体系进行修正。利用SPSS 19.0对指标进行相关性检验，计算得到各个指标相关系数绝对值之和为223.08，RD=0.36
（二）灵敏度检验
一个有效性较高的指标体系应当具有较高的普适性，这既是测度指标体系结果有效性的方法，也是检验评价结果可靠性的依据。灵敏度指的是一个或者某些个指标值的微小变化或误差是否导致检验结果的巨大变化，若结果变化大则表示灵敏度越高，被评价对象普适性越低；反之，灵敏度较小，被评价对象具有较高的普适性。下面采取公式（7）计算灵敏度大小，式（7）表示指标数据变化1%，引起的评价结果的变化大小。
因此，指标体系的灵敏度。
根据以上公式计算得出指标体系的灵敏度SD=1.36
六、结论
本文选取江苏为研究对象，利用熵值法测算出江苏近十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并利用冗余度和灵敏度检验对指标体系进行了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1. 2004～2013年期间，江苏经济发展质量经历了三个阶段，2004年之前呈上升阶段，2004～2009年期间经济发展质量下降，2009～2013年期间，江苏努力推行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政策，注重经济发展数量的同时，更将注意力转移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上去，实现经济发展数量上的增长，质量上的提升。
2. 在对剔除相关性系数较大的基础指标之后的指标体系进行冗余度检验，目的在于考察指标选择是否合理，指标体系是否精简。利用平均相关系数检验的指标体系，其冗余程度偏低，保持精简性的同时全面反映了所研究的经济问题。指标体系通过灵敏度检验，指标的微小变化并未引起评价结果先后的巨大差别，这表明指标体系具有普适性，是合理有效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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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人力资源 区域经济 发展
一、人力资源的定义及其重要性
（一）人力资源的定义
经济学家们把某些起到关键作用的要素定义为资源，这部分要素的投入能够创造新的经济财富。在经济学发展的初期，只有固定的物质才被定义为资源，但是在20世纪初，人力资源成为中国管理学上的又一新型名词，获得了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们的强烈关注。
从广义上来讲，人力资源也等同于劳动力或者能提供劳动力的人口，这些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通过相对的付出，可以推动国家整个经济、文化水平的向上发展。从狭义上来讲，排除部分不能提供劳力的人口，一个国家拥有能够用来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人力才是人力资源。目前，人力资源已经超过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成为了各项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
（二）人力资源的特点
人力资源从质和量上来分析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力资源的数量，即不同类型人才的组成；另一方面，是人力资源的质量，即各项高素质人才所占的比例。人力资源从基本供给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体力工作的提供；另一方面，是脑力工作的提供。
人力资源的特点展现在四个方面：
1.依附性。不管是体力工作，还是脑力工作的提供，人力资源都是依附于独立存在的人体，它是不能单独存在、单独展现的。
2.波动性。大多数个体能够提供人力资源的能力不是单一不变的，是会随着时间、地点、人的状态改变而改变的，或者能力有所增加，或者能力有所倒退或消失，这是人力资源处在社会发展这一特定环境中发展的必然结果。
3.主观性。具有能力的人力资源个体能够提供的体力或者脑力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是随着主观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有一部分潜在能力可能会因为提供者的主观态度而没有被发挥，也可能因为主观态度而超常展现。
4.非均衡性，由于人力资源个体发展的不均衡，大部分人力资源个体的供给处在平衡状态，部分资源供给过高，而部分资源处在缺乏的状态。那么，这部分处在缺乏状态的人力资源个体需求量就较大，同时创造的财富比例也较高。
（三）我国人力资源的现状
目前，我国处在人口数量大、整体人力资源数量基数偏大，但是高质量、高学历、高技术水平的人力资源占比处于过低的状态。部分能够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助力，为社会平稳发展提供价值的人力资源数量过少。
同时，在我国不同区域的人力资源分布也有很大的差别，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高质量人力资源的分布也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而变动。目前，东部地区各项经济指标都处在国家发展的前端，相辅相成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分布也聚集在东部地区。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因素等原因，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同时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分布也较少。从我国地图明显可以看出，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是处在阶梯式分布的状态，可以得出结论，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二、人力资源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
主席在出席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上表示，“知识是力量，人才就是未来”，“要把人力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切物力、财力、信息资源都齐备的条件下，只有人力资源发挥其主动、积极作用后，才能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正面的作用。
（一）人力资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展现的特点
1.具有多样性。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展现了多样性，一个地区的发展，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既需要技术人才，也需要管理人才；既需要高质量、高素质的脑力劳动者，也需要大量的完成基础工作的实用性的劳动者。因此，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人力资源呈现多样性、多层次性、多种类形性。各类型的劳动者都必须合理配合，才能保证区域经济的有序发展，一旦数量或者质量不能满足经济产业链运作的需要，就会对区域经济向既定目标的快速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
2.具有相互融合性。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源既体现多样性，又具有整体相互融合的特性。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源的支撑，也会根据实际人力资源的状态重新合理定位，调整自己发展的方向，在确定区域发展重点后，再次聚焦人力资源，培养所需要的体力或者脑力劳动者，或者引进重点产业和相关产业的人才，搭建有效的人才队伍。
3.具有较高流动性。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型模式打破了原有的按照地理城区划分经济主体的模式，主体以类似地理位置和发展模式的区域集合体为主要对象，相互协调沟通，共同发展。在区域经济体中，人力资源的流动性相对城区来说更要畅通。区域经济内具有高度合作性、相互互补性，人资资源的培养和需求也会根据差异化的原则进行调整。目前，区域经济体内的各地经济主管部门正在努力寻求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环境下的人力资源补充性协调，以求快速发展地区的核心优势。
（二）人力资源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
1.人力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各类资源的融合，高效能的组合及发挥能够使资源大大提高有效性。根据统计，人力资源质量高的地区，人才聚合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大。在大部分发达国家，这一影响可以占到50%左右，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人才集合度较为低，所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只有发达国家的2/3。因此，在其他资源已固定的背景下，区域中所含高技术、高学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就成为地区经济能够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
2.人力资源对区域发展速度起到决定性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各类高新科研技术、信息技术、网络发展速度都有非常巨大的进步。相比于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以及信息网络资源等其他生产要素的调配在国家宏观指导和交通飞速发展的基础上就变得相对简单和方便。但人力资源有自身所具有的依附性、波动性等特点，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受到社会调控的反馈较慢，流动性不强。并且，人力资源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能够对其他资源起到调配作用，这是其他各项资源所不能替代的。因此，缺乏人力资源的区域经济，发展将举步维艰。
3.人力资源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累积效应。每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往往是不平衡的，人力资源具有积累效应，通过进行自我知识和能力的调整、更新和积累，在自身能力不断增长的同时，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提供服务。同时，人力资源通过价值创造的活动，帮助各类资源进行调整，使得各类生产要素满足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求，通过弥补效应增加各类资源的效能，提升整体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帮助区域经济高效增长。
三、做好人力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推动作用的策略
通过上文的各项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与人力资源的配置有密切的联系。针对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密切发展关系，为了更好地共同发展，本文总结出了以下几方面人力资源的（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对区域经济发展推动作用策略。
（一）注重区域内人力资源的培养，从质和量上对已有资源进行提升
区域主体应该从已有人力资源入手，充分结合高等学院、各类继续教育机构，做好针对性培养。高校是我国人力资源培训的基地，通过多元化的教育方式可以实现教育模式的巨大发展，培养出众多新新的高学历人才。继续教育机构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要求及已有人力资源的自我需求进行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培养，通过针对性的辅导，帮助双方提高个体及群体的体力及脑力工作能力。
（二）注重区域环境的塑造，吸引区域外人才流入
除了从内部出发，加大对区域内已有人力资源的培养，区域主体还需要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塑造良好的经济、人文环境，通过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支撑性事务，从而吸引区域外的高素质人才。总体来说，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更加倾向于处在一个“安全公正、协作开放、良性竞争”的社会环境中。因此，区域主体可以通过良好区域环境的塑造，加快人才的流入同时，帮助他们快速成长并融入区域环境中。
（三）注重人力资源的规划，引导人力资源供需协调
通过对人力资源重要性的宣传，建立起“人力资源是地区发展最主要的资源”的理念，充分意识到做好人力资源工作的重要性，从战略上加强人力资源工作的规划。
在进行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及策略规划时，要将本区域内的人力资源培育、安置、调整工作放在首位。要根据区域内实际经济发展的需求，合理展望长、短期内的发展趋势，从而制定相匹配的人力资源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规划。结合国家和国际发展的大环境，做好人力资源的储备，为今后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及时、高质量、高效能的人力资源支持。
（作者单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作者简介：王明敏（1985―），女，山西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在职人员高级课程研修班学员，2013年获得企业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职称，从2008年开始从事金融类，投资类企业人力资源工作及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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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庞竹玲.人力资源开发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中国商贸，2013（23）：137-140.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成人教育；区域发展；人才需求
一、科学发展观下区域发展的人才需求观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探究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时不难发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主体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继承和丰富。人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人发展的质量，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程度，是经济、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要素。
区域发展需要人才发展支持。统筹区域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之一，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的财富增值来自于对土地的控制，工业经济时代的竞争核心在于对资本的支配，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主要来自于人才的知识创造。实践证明，人才对区域经济、国家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据对全世界29个国家的调查发现。经济的增长25％应归功于人才的作用。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人才结构分布和经济实力排名二者呈现一个正相关线性关系。有研究得出，韩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经济飞速发展，最根本推动力来自于其大力投资的教育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90美元时，就已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0美元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格局，这一对应值随着经济发展还不断扩大。以上的事例，都充分说明了人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人才资源已是各国在确立未来发展目标时考虑的首要问题，而教育却是解决人才资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教育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与要素，是培养人才、提高人才素质的根本途径。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发展观下的区域发展，内在地蕴含着对包括高校成人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发展的需求与期盼，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目标与方向，要求教育的发展要适应并服务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的人才需求分析
2008年1月16日，国家正式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这标志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已经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随着广西北部湾地区经济从90年代后期以来的高速增长，已暴露出了人才资源无法满足经济发展要求的现实状况，主要表现为人才资源整体质量不高，人才总量少，人才结构不合理。据统计，2005年末，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人才总量约78万余人，人才密度为6.44％。在学历结构上，中专以上学历人才仅占人才总量的47％，占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总人口的3.03％；在职称结构上，中级以上职称人才仅占人才总量的28.7％，占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总人口的1.85％。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这种高学历、高职称人才稀缺的人才结构，发挥不出人才聚集效应，吸引不到人才，同时也造成原有人才的流失，影响到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根据预测，2010年，北部湾经济区人才总量达115万人左右，2015年，人才总量将达到168万人左右。其中，按照《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所确定的产业发展目标，北部湾经济区2008―2015年重点需要石化、林浆纸、能源、钢铁和铝加工、粮油食品加工、海洋产业、高技术、物流和现代服务业等九大重点发展产业中的人才，具体需求详见下表。
从上表看出，北部湾经济区的人才需求数量很大，到2015年的人才需求量达到168万人，是2005年78万人的2倍。普遍看，解决区域发展人才需求的战略问题，国内主要有内部挖潜战略，人才掠夺战略等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多综合运用以上战略。目前仍处于经济欠发达的北部湾经济区，实行人才掠夺战略所需要经济及机制等条件尚未十分成熟。最有效的办法应立足于内部挖潜战略，立足于区域内人才的培养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区域发展的人才培养，主要由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来承担。北部湾经济区的高等院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除了大力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外，还应该充分发挥成人教育作为职后人才培养主要功能，加大力度提升现有人才的学历层次和学习能力，提升区域内人才数量与质量，满足区域发展的人才需求。
三、高校成人教育服务区域发展人才需求的功能释放途径
全世界范围内成人教育的蓬勃发展，验证了成人教育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相对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和一个区域经济发展联系更为紧密，这是因为成人教育的对象是区域内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从业人员，他们更直接地参与现实社会的管理和发展。成人教育与区域发展的紧密性，是我们在寻求高校成人教育服务区域发展人才需求功能释放途径时要考虑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社会需求是成人教育发展的源动力，因此，建立一种以区域发展人才需求为目标的“需求导向型”成人教育发展模式，是高校成人教育能否发挥服务区域发展功能的关键因素。成人高校只有在准确分析区域发展人才需求的类型、数量、规格、质量的基础上，调整培养专业，完善课程设置，提高教学质量，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才能使成人教育满足区域发展的教育与人才需求。
(一)调整培养专业，满足区域发展人才类型需求
科学的人才需求，首先是对人才类型的需求。区域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区域所处的发展环境，需要不同的人才类型结构。成人教育的发展，要与国家或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紧紧地链接在一起，密切关注着新工业化、产业结构调整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发展的趋势和走向，并根据国家或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及时变化和优化成人教育人才培养结构。北部湾经济区是一个临海、沿边的发展区域，经过90年代后期以来的快速发展，已进入了工业化后期，人才资源影响区域发展的瓶颈问题日益突显。高校成人教育，应围绕区域临海重化工业、海洋产业、工业物流等九大重点产业的发展需求，首先从类型上满足这些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
对于北部湾经济区九大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目前广西高校成人教育专业总体上看呈现以下特点和发展方向，各高校在围绕这些产业进行专业调整时，要结合这些现状与趋势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一是现代服务业、物流产业、现代化农业加工业等产业的相关专业在中国一东盟博览会所带来的强烈需求的推动下，目前已设置有较完整的专业，基本满足北部湾发展的需要，仅需要加强与完善的专业范围主要有会展业相
关专业、港口贸易相关专业等专业的设置。二是石化产业、林浆纸产业、能源产业、钢铁和铝加工业的精细化发展需要大量精细化的专业人才。由这些产业的迅猛发展，原来对应这些产业的专业设置已不能适应产业精细化发展的要求，因此要加快拓展设置服务这些产业的精细化专业。如石化产业中的高分子化学、管道工程相关专业；林浆纸产业中的土壤学、造林、造纸工程相关专业；能源产业中“材料与能源大类”的相关专业；钢铁和铝加工业材料、冶金方面的相关专业。三是传统海洋产业的专业设置需要加强。海洋产业是北部湾传统产业之一，但是成高专业针对海洋产业的专业设置仅仅局限在“渔业资源与渔政管理”等少数专业上，海洋运输专业设置数为零，高校应加强在海洋、水产养殖等产业的专业设置。四是要严谨发展高技术产业相关专业。高技术产业的相关专业在广西成人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中有一定数量，主要集中在本科的“工学”和“理学”专业，因为该产业要求的是本科以上“高、精、尖”人才，所以高校在设置该产业的专业时，更要注重内涵建设，才能把握好人才培养的质量，满足北部湾发展的需求。
(二)完善课程设置，满足区域发展人才规格需求
关于课程的定义，众说纷纭，但无论什么的定义，都确定了课程是教育实施的重要载体，是对特定学习者学习活动的全部安排，其最终目的都是实现人才培养规格要求。课程依何而定?课程之父泰勒曾经高度概括了教育需求的三种来源即学习者、社会和学科。在三种需求来源中，社会需求始终处于最重要地位，对于成人教育更是如此，这是由于成人教育的对象具有相当的成熟度，且在社会经济管理中承担了各种各样的角色，社会和所属组织的实际要求自然而然会使成人学习者成为一个“功利主义”的学习者。这也决定了成人教育培养符合市场需求“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规格与培养目标。因此，完善与市场人才需求规格要求相吻合的成人教育课程体系，培养出符合区域发展需求的“应用型人才”，是高校成人教育基本功能定位之一。反观目前成人教育课程，由于受传统学校教育课程的影响，过分强调学科内在的需求，体现了学科的完整性，忽略社会和学习者是成人教育课程重点要关注的需求来源，牺牲了成人教育课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最终造成成人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功能的低效。
最大限度实现高校成人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人才规格需求的目标，需要高校站在促进经济社会和人全面发展的宏观目标上，把成人教育课程建设与国家、区域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课程建设要考虑区域发展的背景与趋势，要结合区域发展实际情况，要包括区域发展产生的实际问题，要考虑区域行业发展对人才动态规格需求，要突出应用性等等，使课程体系一开始就站在满足区域发展对人才培养要求的高起点上。所以，如果管理类等专业的课程设置不依据这些要求来调整，那么培养出来的管理人才就会“不合规格”，一方面管理人才数量多，另一方面符合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合乎规格”的人才需求却得不到满足，造成虚假的“人才过剩”现象。同时，要改变过去以普通高等教育课程为模板，以学科系统性课程为主体、课程相对稳定的成人教育课程体系。经济社会和人全面发展的实际需求更新，理所当然地要求成人教育课程设计要具有先进性、开放性、实践性。要根据基本质量规格和成人教育特色相结合原则、适应性与超前性相结合的原则，建立符合时展要求、具有成人教育特色的开放型课程新体系。并能依据社会、经济、科技、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新趋势、新动态，适时对各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修订与完善，确保课程体系的先进性与和开放性。
(三)提高教学质量，满足区域发展人才质量需求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口发展 转变 山西省 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各级政府提出的解决当代经济发展过程中诸多不适应问题的重要战略措施，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人口发展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始终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离开了人的发展，一切形式的发展都将失去其所存在的意义。因此，研究人口发展对山西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对于山西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发展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三个方面。人口数量主要指人口发展速度和规模；人口质量主要指人口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人口结构包括人口自然构成、社会构成和地域构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使经济发展朝着有利于人和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前进。
一、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
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有正向促进作用，又有反向抑制作用。从世界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一方面，增长的人口规模可以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科学技术进步，对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人口规模的大幅增长导致就业形势严峻以及大量劳动力闲置，增加了贫困人口比重，其中，妇女就业形势更是不容乐观；同时，人口规模的扩大不利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适度的人口规模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而各地由于各自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模式、人文背景和人口素质状况等方面的不同，适度人口规模也将会不同。因此，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山西省的情况而言，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是过多的人口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压力，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进程。现阶段，山西省经济发展还处于劳动密集型的初级阶段，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贡献份额较小，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当低，一些最基本的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低于全国大多数省份和地区（耕地、森林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很低，住房、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基础服务供应短缺，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迫于压力不得不过度开采自然资源，引起环境质量恶化和气候变化恶劣，导致经济发展方式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传统粗放式的低水平上徘徊。因此，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减轻就业压力，促进贫困人口减少，有利于妇女地位改善和人口素质提高；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对减少碳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有积极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山西省人口均衡发展，不仅仅是人口规模的问题，应该多角度、多方向地审视并采取有效措施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既不能放松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又不能单方面追求人口的零增长；既要控制数量的无节制增长，更要注重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改善人口分布。
二、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
人口素质是人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指一个国家劳动者体力、智力、思想觉悟和科技文化知识水平的综合反映。经济发展方式和人口素质有着密切关系。从生产要素角度来看，人口素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国的生产优势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状况、资本和劳动力构成的要素比率。但事实上具有资源优势的国家经济不一定发达，而人口素质高的国家往往具有竞争力（如美国、日本），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把提高人口素质放在首位。
经济发展方式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但从根本上来讲，人的因素是制约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因素。人口素质的变化对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等各个方面都有广泛的影响。提高人口素质的直接结果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劳动者素质低，经济发展方式必然是粗放型。因为低素质劳动者不能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不能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所以在同样劳动耗费的情况下，不能生产出质量更好、数量更多的产品。在这种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商家往往采取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等措施来达到扩大再生产的目的，即粗放型增长。相反，劳动者素质的普遍提高，可以造就大量高素质的决策人员、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逐步增加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这样实现经济增长就可以较少地投入人力和物力。高素质劳动者能够运用先进技术进行生产，可以制造和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身体健康，这样可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促进生产过程的良性循环，从而降低消费品的价格，使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趋向协调发展。最后，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向低投入、低消耗、高效率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因此，人口所具有的知识和劳动技能成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拥有高素质的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时，就会成为转变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如果人口素质尤其是劳动力人口素质普遍低下时，这一现状会极大的制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成为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障碍。
从实际情况来看，山西省人口数量较大，人口素质偏低。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反映，全省常住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762029人，文盲率为2.13%。在全国31个省份中排名居中①。劳动者素质低，必然使得劳动效率低。以农业为例，山西农业劳动生产率要比农业发达省份低几倍，甚至十几倍。山西农业劳动效率低的原因，除了资金投入和机械化水平低等因素以外，就是劳动者素质低。在劳动者素质较低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会遇到很大阻力。
三、人口构成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
（一）人口性别构成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性别比失衡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话题。人口性别构成对消费和投资，进而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均有重大影响。在长期的农业经济条件下，生产方式主要依赖于体力劳动，特别是在许多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健全。落后的社会生产使得农民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生育男孩上，这是导致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原因。在城市也存在男女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实状况，城市妇女在就业、劳动分配方面与男性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且性别角色要求她们承担起生育的责任，这必然会离开职场一段时间，以技能生疏和岗位缺失为代价，进而有可能导致失去工作。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导致劳动力供给结构失衡，同时，对消费和投资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最终影响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据统有关计数据显示，山西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而且这一比例已经远超过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范围102―107，甚至预计在未来的数十年这种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现象将更加严重。妇女对经济生活的参与层次和参与比例与男性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这导致家庭生育男孩的愿望大于女孩，由此造成人口性别比失衡。人口性别比失衡使得男性劳动力过剩而出现就业性别歧视；迫于紧张的就业形势和生活压力，传统的女性职业如打字、缝纫等也逐渐被男性所接受，如此就业形势，对女性劳动力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这一现状势必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影响。
（二）人口年龄构成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
按照国际通用的人口老龄化标准，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人口总数的7%以上，这个国家就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早在2000年，我国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理解为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从绝对意义说，人口老龄化达到一定程度可以被认为是人口自身的不可持续发展，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老龄化会使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劳动力资源缩减。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经济高速发展时代，老龄劳动力人口在接受新的知识和科技方面比青年劳动力要相对弱一些，对新产业和新岗位的适应能力也处于弱势。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
截止2010年底，山西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70.5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58%，山西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②。人口老龄化是在社会保障滞后，经济实力不足，社会承受力还很弱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这一变动趋势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障碍。具体来说，一方面靠资源消耗的劳动力扩张型经济增长得不到劳动供给的支持；另一方面由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实际工资水平必然提高，劳动密集型生产的成本上升，形成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总之，由于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和持续低水平，山西未来人口必然向老龄化、劳动负担重、青壮年劳动力比例小的年龄结构发展，粗放的依赖廉价劳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将不能够得到支持。因此，山西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与人口发展趋势相吻合，由劳动密集型将逐步向技术密集型和人力资本密集型转变，经济结构将逐步向满足老年人需求的方向转移。
（三）人口地域分布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
人口的地域分布是指一定时点上人口在各地区的分布状况，是人口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具体表现为该时点当地的人口密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地域分布差异的重要因素，而人口的地域分布情况又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劳动者为了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或更高的收入水平是引发人口迁移主要原因。因此，经济发展水平无疑是吸引人口迁移从而造成人口地域分布的重要力量。
人口地域分布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集中体现于局部地区人口规模增长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人口增长产生的需求压力是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的动力；高度集中的人口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利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由于人力资源的大量流出，导致人力资源匮乏，反而推动了该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在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建立更加顺畅的人口流动机制的同时，协调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加强区域经济建设和人力资本建设，是实现山西人口地域分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
还需注意，人口地域分布过度集中、中心地区的过度城市化会造成资源紧缺、生态环境破坏、住房交通拥挤、社会治安混乱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适应人口区域分布的变化。
（四）人口城乡分布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
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的推进，出现大量人口由农村流向城镇，城镇人口不断增加，由此而引发人口城乡分布的变化。人口城乡分布的变化以及其变化的内容、变化的过程都将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生巨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化绝对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简单转移，而是百万人口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山西是一个农业大省，且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由于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教育相对落后，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很少，综合素质与劳动技能也较低，多数缺少就业必需的技能。相比之下，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资源的集中，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同时也具有资本、信息和高新技术等优势，所以城市非农人口与农业人口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效果不同，一般来说非农人口比例越高，经济增长越快，城市人口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此，针对山西的人口城乡分布现状，要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针对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丰富的优势，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正确处理发展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发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劳动力资源优势。
注：
①②数据来源：山西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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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范文第6篇
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提出的重大任务。全会强调，随着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结构调整的要求更高、任务更重，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刚开了个头，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必须进行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战略调整，推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原更加出彩。
着力调整经济结构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调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问题,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是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发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更通俗地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好不好”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就是看经济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存在结构性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始终处于高速增长的发展态势，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是，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是粗放型的，经济结构不太合理，也存在失衡现象，特别是随着工业化迅速推进，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传统要素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原有竞争力优势开始减弱，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我省经济长期以来偏重资源、能源型产业，逐步形成了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产业结构，能源原材料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一度达到70%左右，经过近年来的调整，目前已降到40%左右。但产业仍然偏重、偏粗、偏短，效益差、约束紧、难持续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调结构。
学习领会全会精神明确我省调整经济结构的着力点
省委全会围绕怎样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开出了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城乡结构、优化区域结构的良方。这是符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推进我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着力点。
着力优化产业结构。重点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坚持优化存量和扩大增量并重，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壮大现代服务业并举，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并行，推动河南制造向河南创造转变、河南速度向河南质量转变、河南产品向河南品牌转变;把握趋势、抢抓机遇，用好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等战略平台，积极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增强发展新动能。
着力优化城乡结构。重点是要构建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现代城镇体系。落实国家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加快构建“一核一副、四轴四区”的发展格局。遵循城市发展规律，高标准规划、高起点建设、高水平管理，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加强文明城市创建，打造生态宜居、充满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切实把产业发展好，夯实乡村振兴基础;切实把乡村建设好，给农民提供一个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谐稳定的美好家园。提升县域治理水平，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
着力优化区域结构。重点是传统农区要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实现跨越发展;发展基础好的地区，要加快提升创新能力，实现提质发展，增强辐射带动力和区域竞争力;资源型城市要加快培育接续替代产业，打造新的发展优势，实现转型发展;和兄弟省相邻的地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城市中心转移规律，重视审视周边和自己，扬长避短，再创优势。
加快转变思维方式切实调整我省经济结构
要切实调整我省经济结构，必须转变思维方式、工作方式乃至发展方式等。从思维方式上讲，不仅要运用市场经济思维、法治思维和互联网思维，更要树立战略思维、系统思维、精准思维、辩证思维。
要树立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重要思维方法之一。“调结构”有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战略”，即“调结构”不是一般性的结构调整，而是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战略调整。从河南实际出发，对内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时提出的“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发展战略，努力推动河南制造向河南创造转变、河南速度向河南质量转变、河南产品向河南品牌转变;对外要朝着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时提出的“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
要树立系统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各级领导干部要有系统思维。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无论是哪一个方面，都不是单兵行动，而是协同作战。比如产业结构调整，不能只考虑产业结构自身的调整，还要考虑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城乡结构的关系，把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结构调整、城乡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努力发挥其整体效应。再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打好“四张牌”，就必须树立系统思维，把“四张牌”贯穿于优化经济结构的全过程，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各个方面。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范文第7篇
关键词：数量型经济增长 质量型经济增长 转型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4-0024-07
十报告指出：“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十以后第一次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须从基础理论上比较数量型增长和质量型增长，探讨实现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
一、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内涵的比较
要区分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首先必须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在对经济增长内涵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才能深入理解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区别与联系。
国内外文献中关于经济增长有明确的定义，萨缪尔森的《宏观经济学》中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一国潜在的GDP或国民产出的增加。这一定义归纳出了经济增长最为核心的特征，即经济总量的增加或经济规模的扩张，如果以数量指标来衡量，则是指GDP的增加。在实现总量扩张的过程中，必然要求GDP的增长率也有较快速度的增长。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可以界定为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实现的GDP总量增加，体现了经济增长表层和狭义的含义。库兹涅茨认为，人均产值和生产率的高增长率是与经济结构的改变紧密联系的，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与人口结构、法律和政治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联系。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要考虑结构变化。[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卫兴华认为，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相互作用方式。因此，从要素配置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一种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增长方式，另一种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卫兴华、侯为民：《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途径》，《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质量型经济增长是相对于数量型经济增长而言，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衡量的经济增长。刘树成将“好”的经济增长界定为：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提高以及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提高。刘树成：《论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任保平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增长效率的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及创新能力的提升。任保平：《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年。因此，质量型增长包含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因素，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数量，更涉及到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分配及生态环境等内容，是对整体经济增长过程优劣的价值判断。
以上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是一个总体概念，包括两个属性特征，即增长的数量和增长的质量，对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划分在于两者对经济增长关注的侧重点不同。数量型经济增长单纯通过增加物质要素投入而实现产出的快速增长，忽视增长过程的结构变化及增长结果，将社会福利、人的发展及生态环境平衡等目标排除在外。质量型经济增长则通过创新要素的引入，实现传统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及经济结构优化。将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也纳入增长目标之内，实现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的全面提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数量型经济增长和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内涵，因而数量型经济增长通常与粗放型增长、外延型增长、速度型增长或者投入驱动型增长等概念相联系，而质量型经济增长通常与集约型增长、内涵型增长、效益型增长等概念相联系。
二、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特征的比较
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内涵，两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在低级阶段单纯追求数量扩张产生的。从实践意义上来说，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效率低。全要素生产率用来衡量除资本和劳动以外其他要素的贡献大小，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8%，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基本不超过2%，有些年份甚至为负值。赵志耘、杨朝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1979-2009》，《 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9期。第二，规模报酬递减。经济学原理认为，在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单一要素投入的增加会带来边际效率递减效应。因此，单纯依靠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必然导致产出的规模报酬递减。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的贡献远远大于劳动力等要素的贡献，并且增长速度较快，但这种资本的贡献多来自于资本绝对投入量的增加而非效率的提高。1979～2007年，资本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3.5%，高于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与TFP的贡献率之和，但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75%，高于GDP的增速。陈彦斌、姚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78- 2007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5期。衡量资本投资效率的资本产出比从1978年的1.737上升到2007年的2.139，表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投资效率低下。第三，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波动过大。首先，数量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拉动，并且高资本形成率造成投资对消费的挤压，会导致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失衡。项俊波的研究表明，从1992年到2007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失衡指数从3.33上升到3.75，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指数从2.00上升到4.25。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与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其次，资本投入的加大及资本贡献率的增长会造成收入分配向资本偏重，加剧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再次，数量型经济增长只关注经济增长的趋势，不考虑增长过程的结构纠偏。经济结构的偏差和错配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自我调整能力受限，各层次经济结构之间良性传递机制不能发挥，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通常较易受到冲击，具有较大的波动性。第四，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过大。数量型经济增长只关注经济成本，不考虑福利分配、公共产品供给及生态环境破坏等社会、环境成本。因此，如果从经济、社会、环境大系统的角度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成本和收益，增长的代价过大。
与数量型经济增长不同，质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动力、经济结构、经济运行及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全面改善。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表现在：第一，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生产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水平决定了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质量型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改变技术因素驱动经济增长，因此，质量型经济增长导致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另外，质量型经济增长依靠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技术、制度、结构等因素驱动，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二，规模报酬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在于将技术进步的因素内生化，以此来解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具有报酬递增特点的生产要素包括知识、人力资本、分工和专业化等，它们通过外溢作用产生规模报酬递增，质量型经济增长依靠这些因素来驱动，必将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第三，经济结构协调并且经济运行稳定。与数量型经济增长相比，质量型经济增长并不是通过投资规模扩张的线性路径实现，而是通过对创新、技术等要素的使用实现效率改进和结构优化，该过程表现为演化路径。由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依赖于某些特定因素的单独作用，而是通过整个增长过程中各层次结构之间的良好配合形成稳定的自治系统，能够避免遭遇过大冲击。第四，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降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仅对经济系统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也将社会和自然环境等“隐性成本”纳入经济增长过程，通过整体考虑社会福利损失及资源环境损耗作出经济决策，使经济增长能以更小的代价实现。
三、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形成机制的比较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函数。与此相对应，波特将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如廉价劳动力、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第二是以投资为驱动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阶段；第三是创新驱动阶段，即经济增长主要靠知识、技术创新为动力；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以追求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和享受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从这一角度来看，形成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是因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依赖的驱动因素不同。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在技术、制度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加大资本、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要素投入来实现产出增加，将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积累作为增长动力，在增长的过程中忽视经济结构优化对资源配置的调整作用。在缺乏资源有效配置、技术创新及组织结构改善的条件下，单纯的要素投入增加必然出现要素报酬递减效应，使产出效率低下，劳动、资本等要素在效率损失的情况下导致产出不足，为了达到一定的产出目标，必须通过更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弥补由效率损失引起的产出缺口，而更大规模的投入导致效率进一步下降。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形成于要素报酬递减作用下，数量增长目标、要素过度需求与产出低效之间的恶性循环。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形成现有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有其特殊的制度原因和客观条件。首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施行赶超战略以迅速实现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和社会体制转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被释放，但同时也形成了财政分权为基础的地方政府晋升激励和以GDP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考评机制。这两种机制为追求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方面的激励。其次，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客观的宏观经济环境。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形成一套扭曲的价格体系，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解决资本短缺问题，使得重工业部门能够以低成本获得大量资金、原材料和工人。再次，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禀赋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实现条件：一方面，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得劳动力资源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重新配置，低成本的剩余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支撑了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增长的早期阶段，资源和能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并不明显，中国以比较廉价的资源和能源价格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持。
质量型经济增长不同于数量型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将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资本和劳动力因素转移到与广义技术进步相关的因素，包括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制度、组织结构变化及创新要素等。这些要素的特征在于，不能简单的依靠外力作用而迅速实现，必须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演化机制形成。通过广义技术进步因素驱动经济增长实现质量提升的机制在于：首先，与单纯的要素投入会产生要素报酬递减性质不同。知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因素通过外溢作用产生报酬递增机制，结构变化通过要素重新配置形成良好的协调作用产生结构效益，而制度因素通过改善僵化陈旧的组织管理对经济主体形成新的有效激励。正如布莱恩・阿瑟所说，经济增长中报酬递增产生的根源是经济系统具有良性循环、相互补充和自我强化的内在机制。Arthur W B，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99， no. 384， 1989， pp.116-131.这些因素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核心内容。其次，通过设计新制度、建立新组织、改造传统技术等实现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能够改变经济增长中投资消费机制、需求供给机制、生产分配机制等，在此基础上产生经济重组，形成彼此协调的稳定结构，经济系统呈现稳定有序的增长行为。再次，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形成不仅在于经济系统内部通过规模报酬递增实现自组织能力增强。而且知识、创新、制度等因素带来的效率提升会通过外部性溢出使得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得到改善。一方面，可通过人力资本因素、知识因素的积累及制度完善减少资本对劳动的排斥，使得人的发展体现在增长过程中，减少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另一方面，可通过污染产权制度的建立、经济结构优化及技术创新的作用，减少经济增长中对传统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增长过程对生态系统的包容。
四、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理论基础的比较
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来源于西方经济学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分工程度的增进和劳动人数的增加，而这两者都取决于资本积累。大卫・李嘉图认为地租、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比例变化会影响资本积累，并且积累会由于边际生产力递减而出现投资收益率下降。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物质资本的增长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意义，认为资本积累增长率决定经济增长率，并且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投资这一因素，经济增长的路径被限定在狭窄的资本形成路径。这些理论都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中国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质量型经济增长主要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将技术进步因素内生化，对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从资本要素转移到技术进步要素上。罗默阐释了知识等要素的自我积累、自我演进机制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卢卡斯等阐释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效应，阿格奥和亨伊特将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思想模型化，论证了知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潘士远、史晋川：《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4期。这些理论的共同性在于，其所论证的知识、人力资本、创新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成为提升增长效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钱纳里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剖析了影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为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改善结构提高效率提供了借鉴。[美]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由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仅关注经济系统的运行，而且关心经济系统对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造成的影响。因此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内容。如，米香的《经济增长的代价》、梅多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从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代价及地球的可承受极限角度反思了传统的经济增长。卡马耶夫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托马斯等的《增长的质量》及威廉・伊斯特《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等关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些理论都为质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参考。另外，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等都成为评价质量型经济增长的标准。
五、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统一性
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并不是两种经济增长，而是经济增长的两种表现形式，数量型经济增长以注重数量为突出特征，质量型经济增长更偏重增长质量的提高，这两种增长方式通过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但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1.数量型经济增长是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认为，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在量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质的飞跃。在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也具有前后继起的特征。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资源的稀缺性并不明显，经济增长主要通过资本、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实现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这种粗放式扩大再生产能够迅速积累财富、增加产出。数量型经济增长需要为质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因为质量型经济增长不可能在负的或微弱的数量型增长的基础上维持。没有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的总产出的增加，就没有社会结构转换和社会福利水平改善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条件，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的坚实物质基础之上。而伴随着经济增长数量的扩张，逐渐受到资源、环境矛盾的约束，经济增长进入追求质量的阶段。
2.数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增长的长期目标
数量型经济增长侧重于经济的数量增长和规模的扩张，其主要目标是短期内实现产出的迅速增加，数量型经济增长的成果以单一的GDP或人均GDP指标来衡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及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因此，动用全国的资源迅速实现工业化，增加国民经济产出，进而赶超先行的发达国家成为这一阶段的增长目标，这与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目标相一致。并且，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距离生产可能性边界较远，通过要素投入的增加能够迅速实现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而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于关注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不仅将经济总量、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稳定、经济成果的合理分配纳入目标函数，而且考虑到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也将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社会和环境目标引入函数，包括区域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从而形成了多元目标体系，注重经济增长的有效性，追求增长过程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主要在于：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赶超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的物质财富积累为实现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在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所积累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为未来经济增长埋下了隐忧，如果不尽早改善，必将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形成约束。而质量型经济增长目标函数体系的扩展，导致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准也产生巨大差异，不仅考虑增长的经济效益还包括增长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不再使用单纯的经济增长数量指标，而是对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生态环境代价低、创新能力提高等诸多方面形成价值判断。任保平、钞小静：《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2012年第11期。
六、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
中国依靠高速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成功实现追赶目标，大幅度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但是，传统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积累的矛盾和隐忧日益凸显。在新的增长阶段，必须突破传统的增长方式，追求质量型经济增长，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主要在于：
1.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体制转型
造成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体制机制，体制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制度约束。从微观基础上看，软预算约束使得各部门、企业都缺乏自我约束机制，企业盲目扩张规模的行为与政府追求高增长率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形成了无休止的投资扩张冲动。从市场体制来看，市场发育极不完善，市场在基础资源配置方面的功能非常有限，要素价格并未实现市场化，竞争机制还未形成，要素的流动与市场需求并不一致。从宏观调控体制来看，财税间接调控机制尚未形成，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以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来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三大手段作用也非常有限。因此，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必须从以下路径实现：（1）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一方面要改进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摒弃以GDP为核心的考核体系，逐步将能源效率、生态环境、污染减排等质量和效益型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另一方面，硬化政府、企业的约束，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要发挥好“守夜人”的作用，鼓励企业竞争、鼓励创新、减少对企业的干预，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为创新企业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2）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使资源价格不仅反映资源稀缺程度，还要反映市场需求和环境成本，打破资源开发的垄断和市场分割，激励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提高各种稀缺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实现增长质量的提高。（3）投资体制方面，健全公共投资决策机制，控制投资决策的短期行为，强化监督体系，减少盲目扩大投资规模引起的重复投资，优化投资结构，实现质量效益型投资。
2.从赶超型向竞争型战略转型
赶超战略是中国建国以后长期采用的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在技术上跟进模仿；（2）在产业发展上承接转移；（3）在要素投入方面利用劳动资源的低成本比较优势；（4）单一的量化赶超目标是政府政绩的考核依据。赶超战略带来短期内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中国实现迅速工业化，但是，赶超型战略的背后也埋下了隐忧：赶超战略形成的没有自主能力的畸形产业结构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障碍，政府竞争作用的强化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低效率，利用劳动力要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加入国际分工而形成的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使企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底端，处于弱势地位。在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发展环境和基础性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增长的数量规模整体提升，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严重，物质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化，在此增长阶段，遵循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可能无法实现经济赶超，欧阳等：《从大国经济增长阶段性看比较优势战略的适宜性》，《经济学家》2012年第8期。而必须依靠要素使用效率改进。因此，要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型，就必须实施新的发展战略，即由赶超型战略向竞争型战略转型。竞争型战略就是要形成知识、管理、制度、品牌、技术创新等一系列动态竞争力，其核心是科技竞争优势。竞争战略具体内容为：（1）在技术上实现自主创新而不是跟随模仿；（2）在产业发展上强调“中国创造”而不是“中国制造”；（3）在要素投入上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驱动；（4）在竞争优势上依靠品牌竞争优势而不是低成本价格优势等。刘志彪：《从后发到先发：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理论思考》，《产业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总之，竞争战略就是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破解自然禀赋约束，发挥人的创造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竞争力，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某些先发展地区产业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绝对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
3.从成本外生型向成本内生化增长模式转型
成本外生型增长模式是指在经济增长中将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视为经济系统外部的成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不予考虑。在工业化经济体系的形成初期，经济增长没有到达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物质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资源短缺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对经济系统的约束较弱。并且，从社会福利来看，由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的正效用高于由于收入分配不均而产生的负效用，因此，企业和政府单纯依靠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的分析做出经济决策就可以实现收益最大化。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指数型扩张，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端凸显：一方面，污染产权的界定不清产生了在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公地悲剧”，环境治理在外部性的作用下十分困难；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矛盾已经上升到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因此，在追求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将外生的成本内生化于经济主体的决策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成本内生化的增长模式，就是将社会、资源、环境等纳入整个经济系统的增长目标中，将原来外生于经济增长系统的成本纳入经济决策中。成本内生化增长模式的实践路径在于：第一，从制度方面形成对各类经济主体适当的激励机制。政府应倡导社会公平包容、经济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政绩观，将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纳入政府的增长目标中。一方面，通过产权制度的完善及对节能减排的政策补贴和优惠，引导并鼓励企业改善生产方式，减少污染排放，降低环境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社会转移支付制度、矫正市场垄断等方式降低增长的社会福利成本，使得增长的成果普惠全体公民。企业不仅以经济效益作为利润动机，而应在环境产权的制度约束下，将污染的成本纳入会计核算，通过经济、环境的综合收益分析进行投资决策。公众应通过改善消费结构，从畸形、无限的物质消费需求转向文化、艺术等多元化的精神需求上来引导企业改变生产结构。第二，突破节能减排的技术约束。中国工业技术的弱原创性和强模仿性是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成金华、吴巧生：《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与“环境成本内化”发展模式》，《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实现成本内生化模式需要以技术创新作为支撑。企业和科研机构应突破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关键技术，将生命科学、计算机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开发模式。减少资源消耗，增加资源利用效率，推行环保产业和污染治理产业的发展，使工业化逐渐摆脱环境污染的约束。
4.从多元化向高级化的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配置的反映，伴随着经济增长过程的演进而不断变化。但是，经济的数量扩张并不会自然带来经济结构的优化。在数量型经济增长的驱动下，并未引致中国经济结构的持续和快速转化，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伴生物。经济结构的失衡表现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失衡、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内外需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及区域结构失衡等多层次、多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各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相互连结、相互影响的，产业结构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其低水平、多元化的特征是整体经济结构失衡的症结所在。要实现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促进产业结构从多元化向高级化转型，将生产要素从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部门转移到资源使用效率较高的部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路径在于：一要改组、改造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要发展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三要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产业结构的升级应按照消除结构性短缺或结构性过剩、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原则进行。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既要有宏观规划的引导，也要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合理调整产业的空间布局，避免地区之间的结构趋同，要因势利导，不同地区应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避开劣势，培育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优势产业，以缓解资本对劳动的排斥，消除增长的瓶颈。
5.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增长动力转型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范文第8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体系
所谓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与传统经济相比，循环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在这种经济中，人们高强度地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提取出来，然后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水系、空气和土壤中，对资源的利用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为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与此不同，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为工业化以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范式，进而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是循环经济最重要的实际操作原则。
一、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
(一)有限的资源决定了我国必须发展循环经济
我国是资源匮乏的国家。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为2250立方米／人年，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匀，600多个城市中，有300余座城市缺水，其中严重缺水城市有100余个；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经济损失约2000亿元。我国的能源资源也十分有限。虽然已探明的煤炭储量占世界储量的ll％，原油占2．4％，天然气占1．2％，但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原材料和能源的不足将成为我国总体经济规模扩张的“瓶颈”。
(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决定我国必须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巨额的投资推动的，经济效益不高，呈现明显的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型特征。1996年，我国的单位产值能耗为1172吨油当量／百万美元，远远高于美国(384)、日本(162)、德国(229)、英国(292)及世界平均水平(397)。1990年底，我国的煤炭探明可开采储量为1661．23亿吨，储采比(年末剩余探明储量／当年产量)为16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38)。按照我国目前的平均回采率32．6％计算，上述煤炭探明储量可供开采50—60年；而若按1980—1987年我国煤炭产量与所消耗的煤炭探明量的推算，上述煤炭探明储量只可供开采30～35年。
(三)发展循环经济是环境保护的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2000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仍处于较高水平，其中二氧化硫和COD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承载能力；七大水系干流中，只有57．7％的断面达到或优于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三类标准，城市河段、沿海河口地区及城市附近海域污染严重；城市空气质量处于严重的污染水平，区域性酸雨污染严重；工业废弃物排放量3186万吨，其中近200万吨危险废物直接向环境排放；城市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以每年8％的速度递增。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环境质量，扭转生态恶化的趋势，就必须发展循环经济。
(四)发展循环经济是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迫切需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关税壁垒作用日趋削弱，而包括“绿色壁垒”在内的非关税壁垒日益凸显。我们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尤其是要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逐步使我国产品符合资源、环保等方面的国际标准。
总之，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关系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
二、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难点
1996年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O—O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把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国家的发展战略。1997年开始，中央每年召开人口、资源与环境工作专题座谈会，可持续发展战略日益受到重视。同时，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体现在各级规划计划之中，全国各地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我国对污染严重及治理无望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另外，还加快了资源与环境保护的立法进度，制定、修改了一系列有关资源利用、管理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框架，使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逐步走向法制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