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公共管理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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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公共管理新方法范文第1篇
理性官僚制是适合大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管理模式，从其诞生伊始就备受推崇，一时成为了社会的世界性命运，但由于这一模式不再试适应信息化或后工业化时代的要求而日渐式微。以鼓吹分散化和竞争理念的新公共管理在满足信息社会的推进对效率要求和改进僵硬行政体系的同时，也要带来了一些治理难题。正确看待新公共管理将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其发展的实质，并使我们更加理性地借鉴此种模式。
关键词：
官僚制；新公共管理；超越与局限
源于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的官僚制是一种以专业分工为前提，以法理性权威为基础、非人格化组织、层级划分等为特征的政府理性实践范式，它与近代大工业化生产特征相适应，并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了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的行政效率。随着后工业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提高政府面对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一种呼吁以企业家精神重塑组织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始出现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新公共管理是官僚制面对知识经济时代和科技环境所带来种种不确定性变革而来，它是对理性官僚制扬弃的一种组织制度。
一、官僚制的特点与局限
1.官僚制的特点。
在韦伯那里，官僚制是建立在法理性权威基础上的一种制度，而不是让政治价值关联等非理性因素介入到组织，因此，韦伯事先把官僚的身份设想为“行政动物”，这样的直接结果是政府官僚被剥夺成不具有个体情感价值和对不同政党持有独特见解能力的存在，“个人理性”，“政治中立”和“价值无涉”等观念完好地诠释了这种体制下官僚的特点，与这种行政价值观对应的是，官僚组织的设计原则也应当以理性为精神指导，并具有严密的分工和层级关系。官僚制组织具有下面几个方面的特征：（1）层级制。即在一种层级划分的劳动分工中，每个官员都有明确界定的权限，在履行职责时对上级领导负责；（2）注重制度和法规。官僚制有明确权责的规章制度，公职人员根据法律或行政规章发号施令，并有法定的管辖范围。（3）注重个人专长。每一层级的行政人员都必须具有一定的技能，并且经过特殊训练和考试才能成为组织正式成员。（4）专业化分工。每一个岗位都有明确的职责范围，每个管理人员只负责特定的工作。由此可见，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是以系统化分工为核心特征，将复杂的行政管理问题细化为重复处理的制度安排，它强调通过加强垂直控制来协调横向部门的运转，以此形成集权和富有效率的管理模式。
2.内外制度因素的制约。
尽管在当时大工业化社会背景下，官僚制成为将人的需要同组织目标联系起来的有力工具，有效解决了组织内部协调和外部适应的问题，但它面临着最为突出的主客观因素也令其难以维持发展：（1）市场环境的冲击。官僚机构作为公共物品和服务唯一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经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有所动摇，70、80年代由私人部门发展起来的管理方法和技术被应用到公共部门，政府通过补贴，委托和行政特许经营权等多种方式实现间接提供服务，各种私人机构，公司组织，独立团体被允许参与到政府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等等，这些交错复杂的因素和尝试正不断促使着一种更加灵动和开放的原则加速形成，并以此带动后工业化时期环境下政府变革的趋势；（2）行政二分逻辑的难以实现。将不同官僚视为行政法规执行者和政策提案来源的两个互不干扰层次是不真实和符合“理性”。在追求政府节缩经费和提高行政效率为目标的前提下，美国在80年代末通过的“第二法律”就确定了文职官员参与政策制定的规则来解决众多复杂的立法工作，由此模糊了这两种身份的边界：官僚既是政策提案的重要来源，又是实际法规的制定者。现代官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远远超出了其传统的职责范围，政府官僚的身份也由以往“行政动物”向更加复杂和理性的个体慢慢转变。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和塔洛克将“经济人”假说由经济市场推及政治市场时也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现代政治家除了其职业要求之外，还扮演着另一种特殊的“经济人”身份，这些身份的异化也说明了传统官僚制所面临深刻的历史局限性，在后来更为复杂的环境下，官僚制所奉行的“政治中立”、“价值无涉”等理性情感也将变得更加难以维持。
二、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与局限
伴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的步伐加快，作为在相当长时间内构成传统公共行政的官僚制弊端也日益凸显，社会舆论各界对官僚体制所带来的组织僵化，官僚制与现代民主的冲突，管理主义至上与政府公共价值之间矛盾的批评不绝于耳，正如欧文•休斯所说：“从8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管理已发生了转变，曾经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公共行政管理那种刻板僵化、层级官僚体制形式逐步转变为一种灵活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形式。”
1.新公共管理的超越。
公共管理实践者和研究者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范式和基本内容作出了不同的概括。胡德(Hood)认为，新公共管理强调商业管理方法和原则在公共部门的应用，因而具有以下特点：管理的职业化转变；标准和绩效衡量；产出控制；单位分散化；竞争机制；私人部门的管理风格；纪律与节约。政府再造大师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中对新公共管理模式做出了归纳，并阐述其有别于官僚模式的新特点：“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政府：向公营、私营和志愿团体等提供催化剂，使之行动起来解决社区问题；竞争式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有使命感的政府：行动的力量来源于自己的目标和使命，而非规章条文；讲究效果的组织：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受顾客驱动的政府：给公民“以脚投票”的机会，让“顾客”有所选择；有事业心的政府：以花钱来省钱，为回报而投资；有预见的政府：能够防患于未然，不是让问题成堆后才提供解决方案；分权的政府：把控制权从官僚机构那里转移到社区，授权给公民实现自我管理；市场化的政府：市场机制取代官僚机制。新公共管理思想反映了人类进入信息化、市场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对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改革的必然要求，与传统公共行政相比，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1对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
市场机制允许更多的私营企业和组织加入到政府的服务外包行列，打破了官僚制对公共服务的垄断，由此形成新的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的出现不仅是对新时期全能政府的否定，同时也是对长期以来政府被视为矫正市场机制、弥补市场缺陷和挽救失灵有效干预的质疑，现在反过来，新公共管理主张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塑造和推动公共部门的发展，让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公共部门机构之间展开合作与竞争，以达到优胜劣汰和精简机构的效果，在提供服务不打折的情况下又能控制一定的成本。
1.2强调职业化管理。
新公共管理认为，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应当清楚自己做什么，如何做并向谁负责，让公共管理人员真正成为管理者，而不是传统的仅仅听命于上级的行政官员。在新的管理体制中，行政人员和上级领导关系的维持不再是以往的权威性约定，而是依托于彼此间的信任来创造更加宽广的行动空间，授权也将取代任命成为更加普遍的责任形式。
1.3对组织内部规制的松绑。
新公共管理反对官僚行政模式中过于重规章守则而轻绩效优化的做法，在官僚制那里，绩效工作已沦为一种例行公事；新公共管理主张放宽规制，用绩效实现目标管理，即通过确定组织和个人的绩效目标完成工作来进行测评，由此促使规则驱动向任务型驱动组织的转变。
1.4提供回应。
传统供给制度抹杀了公民和社会团体异质需要的诉求，追求整齐划一的服务，扭曲市场规则，造成了公共产品的生产浪费和低效；新公共管理则强调“公民即顾客”，通过转变公民身份，以市场替代政府，给公民“以脚投票”即自由选择的权利来提供回应，改变了传统官僚制绝对刚性的供给手段，更好地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1.5改善官僚的关系。
在传统行政分开体系下，政客与官僚仅限于技术上的狭窄关系，即决策与执行的关系，如今公共管理者日益卷入公共政策的制定和通常的政治事务，官僚和政治家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和灵活，这也促使着组织向更加扁平和灵动的组织模式转变。得益于新公共管理，官僚和公民的关系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引入、顾客至上等理念改变了以往公民接受服务的被动地位，现时的政府不仅要良好地履行其职责，而且还要学会倾听顾客们的意见，并以顾客的满意度作为政府绩效的评估标准之一。
2.对新公共管理的理性认识。
新公共管理是在总结公共部门实践经验和结合时代要求变革的产物，它试图在公共治理中引入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和市场化运作模式对传统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修正，从而使得官僚制政府适应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尽管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行政的研究理论基础及实践模式，日益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有力工具，但由于内部存在的一些缺陷也导致其受到各方的批评，对于新公共管理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私人管理理念的质疑。批评者强调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区别。私人部门的管理过程由战略决定，确定目标，预算评估，方案设计，目标控制等形成，后一项工作的开展依赖于前项工作是否顺利完成，换言之，如果政府的目标难以具体化，那么后面的工作就很难进行，而在政府实际管理工作中，像这种明确的、优先性清晰的任务是非常有限，其结果往往也是难以预测，这将导致目标控制工作变得十分困难，在技术实现和政府职责两者间的平衡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因而实际上是增加了管理难度。其次是政府的“企业家”身份。新公共管理要求政府对待公民犹如顾客，但在这种意识形态转变过程中会造成政府过分关注市场和效率，忽视了公平和正义，损害了政府回应性、责任心的民主价值，与政府的行政伦理背道而驰。有的批评者认为，以市场为基础、公共部门私有化、顾客至上等为原则的改革措施也就意味着政府放弃部分公共管理职能，在新公共管理“顾客至上”的原则基础上，将公民身份贬低为顾客或消费者而忽视了两者间的内在差别，造成了政府的服务过于以“三E”（经济、效率和效益）为追求目标，民主社会化的基本价值（民主、平等、公正等）被抛向一边，罗茨从“新的治理”视角分析新公共管理不足时也曾批评指出：“新公共管理沉迷于目标之中，造成了20世纪80、90年代目标管理的兴起，忽视了及时调控和维持信任关系的重要性。”最后是竞争机制导致的碎片化。竞争机制提倡不同部门在提供一种或同类服务的时候以竞争者的身份参与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但忽视了部门间的合作与协调，造成不同利益主体为追求最大化预算而加大了彼此间的离心力，最终难以聚合力量为公众提供满意的服务，带来了碎片化的治理结构。佩里希克斯（perri6）认为，推行新公共管理所强调的“分散结构化”治理在功能上会导致一些前所未遇的问题，如转嫁问题与成本、相互拆台和干预、产品重复提供、目标经常冲突、缺乏必要沟通、在回应需求时各自为政、服务效果不理想、倚重固有的专业干预，缺乏灵活手段等等，而这些问题也正是后新公共管想予以解决或力图避免的。
三、结语
传统的行政官僚是一种理想的设计，其理论着眼于政治学，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则把眼光从政治学转到经济和工商管理层次，借助于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经济学在官僚制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以市场价值为取向的公共管理与决策模式，极大化丰富了官僚制的管理内涵和新方法，但正如彼得斯所言，旧的原理一旦被后来出现的关于政如何运作的更为现代化的原理所取代时，旧的原理所能解决的问题可能又会重新出现。新公共管理在解决效率和灵活尺度等问题上契合了时代的发展要求，然而其极力鼓吹的分散化治理和推崇的货币理念也造成了政府忽视其根本的政治过程，导致种种新出现的治理难题。就行政改革而言，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矛盾和曲折是在所难免的，我们不应寄希望于一种完善无缺的理论模式来完成所有的工作，而应当辩证认识理论发展的过程连续性，不断丰富理论知识和总结经验，才能更好服务社会。
作者：陈曙亮 单位：广西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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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公共管理新方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纳税服务新公共管理理论优化服务体系税收征管
自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征管模式后,全国税务系统本着在执法中服务,在服务中执法,努力为纳税人、为社会、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原则,逐步由“监督打击”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不断努力优化纳税服务,提高服务质量,为纳税人全力营造公平公开、方便高效的纳税环境,充分发挥税收的服务职能,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引导了纳税遵从,优化了税收秩序。但是由于我国纳税服务的理论研究仍然比较落后,纳税服务实践还处在不断摸索的阶段,缺乏规范性和有效的组织保证,纳税服务总体水平较低。理论界对纳税服务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一些基本理论、概念的定性仍然模糊。
纳税服务的内涵和主要内容
纳税服务是指税务机关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以贯彻落实国家税法、更好地为广大纳税人服务为目的,通过多种方式,帮助纳税人掌握税法、正确及时地履行纳税义务,满足纳税人的合理期望,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一项综合性税收工作,它是税务机关的法定义务和职责,是贯穿整个税收工作的重要内容。广义的纳税服务体系包括两大系列:其一是税务机关提供的纳税服务;其二是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服务。
纳税服务工作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税收信息服务,即税务机关及其人员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提供税务相关信息,使之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有能力自觉、及时、完整地缴纳税款。税收信息包括税收法律信息、税收决策信息、税收业务信息和税务行政信息等;纳税程序服务,即税务机关及其人员在税收征管流程的各个环节上提供的服务。纳税程序包括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纳税信誉等级鉴定、税务检查等;纳税环境服务,即为纳税人提供便利的办税条件和场所;纳税救济服务,即在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发生税务争议时,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提供行政救济服务,主要指税务行政复议工作;纳税权益服务,即税务机关为保护纳税人权益提供的服务。纳税人享有税法的知悉权、纳税情况保密权、申请减税免税权、陈述申辩权、复议讼诉权、请求赔偿权、控告检举权、申请延期纳税权、索取完税凭证权等权利。
新公共管理理论概述
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经过了长期分化过程后,开始走向各学科的融合,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成为学科发展的新趋势,形成了“新公共管理”的思潮。新公共管理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提出政府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企业家政府”,内容包括十项原则:掌舵而不是划桨;重妥善授权而非事必躬亲;注重引入竞争机制;注重目标使命而非繁文缉节;重产出而非投入;具备“顾客意识”;有收益而不浪费;重预防而不是治疗;重参与协作的分权模式而非层级节制的集权模式;重市场机制调节而非仅靠行政指令控制。
可见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还指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但它们都具有大体相同的特征:
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近年来,英、德、荷兰等国政府采取的简化服务手续、制订并公布服务标准、在某一级行政区域和某些部门或行业开办“一站商店”服务等,就是在这种新的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体措施。
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由此而重视赋予“一线经理和管理人员”(即中低级文官)以职、权、责,如在计划和预算上,重视组织的战略目标和长期计划,强调对预算的“总量”控制,给一线经理在资源配置、人员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以适应变化不定的外部环境和公众不断变化的需求。
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即主要通过法规、制度控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示标(performanceindicator)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由此而产生了所谓的三E,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变量。
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如“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固然是向社会提供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共服务都应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应根据服务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供给方式。
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热衷于扩展政府干预、扩大公共部门规模不同,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实行私有化,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即通过扩大对私人市场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门。需要说明的是,许多新公共管理的拥护、支持者也认为,公营部门的私有化并非新公共管理的必不可少的特征。
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僵硬的人事管理体制不同,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取代常任制,实行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工作实绩为依据的绩效工资制等等。
新公共管理理论为现代纳税服务提供了理论依据,不但确立了纳税人与政府平等的经济主体关系,而且还在公共产品“供需”关系中确立了纳税人的主导地位。因此,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政府的一项根本职能。对于作为政府公共部门重要组成部分的税务机关来说,不但税收征收的过程是服务,而且征收的最终目的也是为纳税人服务。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在公共部门广泛引入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也为税务机关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革新工作机制,提高纳税服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提供了参考。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纳税服务工作的启示
(一)增强纳税服务意识并提高纳税服务的法律意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观念的彻底更新和转变,是优化纳税服务的关键,纳税服务观念要努力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转变。
1.由监督打击向管理服务转变。改变以往注重对纳税人防范、检查和惩罚的观念,相信大多数纳税人都能够依法申报纳税,履行税收义务。以服务促管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使管理执法和优质服务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不断提高征管效率和质量。
2.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淡化权力意识,树立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必须履行的义务的观念,充分认识到搞好服务是提高征管水平的重要手段,始终把尊重纳税人、理解纳税人、关心纳税人贯穿在税收征管中,积极、主动、及时地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经济的服务。
3.由职业道德要求向具体行政行为转变。将过去作为高标准的职业道德要求,转变为对税务人员的基本行政行为规范,使纳税服务的内容制度化、规范化,并将其作为税务机关行政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落实和考核。
4.由注重形式向内容、形式、效果相统一转变。要从片面追求纳税服务形式的认识误区中解脱出来,不能只注重口头上、材料中、墙壁上的服务,而不管实际工作中服务措施的落实与否,服务效果的好与坏。必须通过持久和务实的工作,形成纳税服务长效发展机制。
只有观念的转变,没有法律的保障,纳税服务仍然难以规范地开展。因此,提高纳税服务的法律地位是一项十分迫切的工作。新《征管法》第七条为纳税服务的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法律基础,对纳税服务的逐步完善具有深刻影响和重大意义。下一步可以考虑在制订《税收基本法》时,将纳税服务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可以参照国际惯例,建立纳税人,把纳税人的权利和税务机关应当为纳税人提供的服务以法规形式明确下来;根据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制定纳税服务的基本内容和操作总原则,并根据纳税服务的总原则,制定纳税服务的具体内容、服务标准、工作方式和岗位责任体系等。这样纳税服务就有了根本的法律制度保障。
(二)建立有利于提高纳税服务效率与效能的服务体系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施政的基本价值在于:经济、效率、效能。联系到税收工作,我们也应该把“经济、效率、效能”作为纳税服务追求的目标。具体的:应用网络和信息技术,加快建立规范的纳税信息服务体系,整合税务信息资源,为纳税人提供涉税公共信息和个性化信息服务、税收征收管理服务和实时在线服务,实现全天候的“无站式”服务,减少纳税服务的中间层次和环节,降低服务费用,提高服务效率;针对办税程序繁琐、效率不高的现象,运用流程再造理论,开展结果导向的管理,深化税务行政审批改革,减少税务登记、核定申报方式、政策性减免税等审批手续,使程序运作现代化;针对纳税服务绩效难以衡量的问题,继续加强过程控制,坚持“有效执行没借口、决定成败靠细节”的思想,把优化服务渗透到税收管理的每一项工作、每一个岗位和每一道环节;要建立以纳税人满意度为重要衡量标准的纳税服务质量评价体系;要针对纳税人需求日益多元化的趋势,构建以税务机关为主导、多种服务组织共同参与的纳税服务体系,将具体的纳税服务事项交由社会中介机构或民间非赢利组织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运作。
(三)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纳税服务决策机制
新公共管理的“顾客导向”主张采取自下而上的开放式的决策模式,而不是封闭式的,认为由越多人参与的共同决策,就会掌握到越多顾客的感受,由越少人做决策就越不能真正掌握顾客的心声。严格来说,顾客导向的层次就是由外而内、由下而上,顾客导向的运作前提就是要集体决策,共同参与。在实施纳税服务的过程中,可以透过调查与统计分析去掌握纳税人的需求,但不能掌握纳税人的心声和感受,这往往只能通过基层的税务工作者去探求。作为基层的税务工作者,他们能够直接接触纳税人,最能了解纳税人的实际情况及切身感受。所以税务机关在作出有关纳税服务决策时,必须让广大基层税务工作者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成为决策的主体。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纳税服务决策机制不仅训练基层工作人员自我管理,更能促使他们自己考核自己的决策执行成效,从而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
(四)建立科学的纳税服务考核机制
应围绕优化服务制定科学可行的考核指标和方法,加强和量化对服务的管理考核,充分发挥和调动税务人员优化服务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考核过程中应区分业务体系和非业务体系分别考核。业务体系是指直接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岗位及人员,主要包括管理、征收、稽查、税源监控等一线岗位。非业务体系是指不直接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岗位及人员,这部分人员虽然不直接与纳税人接触,但同样担负着提供服务的职责。对业务体系除参照工作质量标准进行考核外,一并对服务时限、服务质量、纳税人满意度等关键指标进行综合考核;对非业务体系的考核应将税前服务、信息反馈与处理、纳税人满意度等指标作为重点,进行综合考核。
(五)构建完善的纳税服务监督评估机制
要进一步畅通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沟通渠道,就要建立公开的、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监督评估机制,使税务机关能够正确地认识自身的服务现状,及时加以改进。通过召开纳税人座谈会、上门走访、问卷调查、发放“个人联系卡”、“征求意见卡”等形式,让纳税人了解税务机关及税务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并陈述自己对纳税服务的意见,让税务机关了解纳税人合法合理的期望,进而修订和完善有关纳税服务的制度和规定;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受理纳税人对税务人员执法不规范、服务不周到的投诉;在税务政务公开和外部参与的基础上,充分尊重社会各界和纳税人的意见,广泛聘请社会各界代表、纳税人代表对纳税服务进行监督评估,以便及时查找问题和不足,随时改进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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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公共管理新方法范文第3篇
冷鑫（1988年生），女，江西武宁人，河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2011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监察。
摘要：基层公务员作为联系国家与人民的重要桥梁，其素质高低关乎能否塑造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基层公务员的素质可以概括为“五能三力”，通过这“五能三力”的实现和提升可以有效提高行政效率，提升政府公信，促进干群关系，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基层公务员；素质；“五能三力”
基层公务员作为国家干部，是最广大的社会管理者，承担着向下传达上级精神、指示，贯彻执行政府政策以及向上反映民情民意的任务，是及时沟通政府和人民的中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基层公务员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行政效率的高低，必须提高基层公务员的素质，培养合格的社会管理者。基层公务员的素质具体可概括为“五能三力”。
一、基层公务员的“五能”
1、基层公务员需具有胜任本职工作的素质知识和能力。要想胜任一项工作，具有符合该工作要求的基本素质、知识和能力是首要前提。基层公务员的工作既具有一般工作的性质，又具有公共性，因此对其素质能力的要求要比一般工作更严格，除了常规性的要求如学识、学历、经历、经验、实践能力等，还要求基层公务员具有比普通人更高的政治觉悟、思想觉悟，具有提供优秀公共服务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
2、基层公务员需具有提供高效优质公共服务的能力。基层公务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其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就是了解公众需求，满足公众需求，为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基层公务员还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提供相应的配套公共服务，如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等公共设施的建设、运行与维护，公共秩序的维护，以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经济的稳步发展，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
3、基层公务员需具有依法行政的能力。基层公务员处在国家管理机构的最末端，是上级命令的执行者，是中央、省、市、县等各级政府政策、指示的传达者与执行者，基层公务员的政策解读与执行能力直接关乎上级的政策、精神能否得到正确、有效的贯彻实施，关乎行政效率的提升，而同时基层公务员作为国家的管理人员更应该严格遵守法律，贯彻执行上级命令、政策，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树立依法执政、执政从严、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
4、基层公务员需具有应对挑战和突发事件的能力。现代社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信息瞬变、科技发达、全球联通的时代，瞬息万变的社会出现了各种新问题新情况，其中不乏一些棘手、难办的问题，作为最广大的社会管理者的基层公务员处在社会基层，与广大人民接触最多，最能体察社情民意，更应具有洞察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突发事件的能力，并能纵观全局，沉着应对挑战，冷静找出解决办法，这是时展对当代公务员提出的新要求。
5、基层公务员需具有廉洁自律的能力。法国政治家孟德斯鸠说的那样“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①，基层公务员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具有一定的权力，一些思想觉悟不高作风不正的基层官员难免抱有“山高皇帝远”，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作威作福的腐败现象，要坚决抵制和杜绝。公务员是国家干部，更是人民公仆，应从思想上认清这一点，要严格要求自己，严于利己，恪守法律，清正廉洁，要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增强拒腐抗贪的自觉意识。
二、基层公务员的“三力”
1、基层公务员应强化执行力。美国学者艾利森指出：“在达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能占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②可见政策执行的重要性。基层公务员作为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其执行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项政策能否有效执行和该项政策生命力的长短，因此应强化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力。首先应提高基层公务员的政策解读能力，只有精准的理解了政策的涵义、目标、意图才能更好的执行；其次，要赋予基层公务员足够的权力以扫除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障碍；再次，要为政策的有效执行提供人、财、物、制度等方面的保障；最后，要有完善的监督系统以监督公务员权力的使用，杜绝现象的发生。
2、基层公务员应提升学习力。“活到老，学到老”更像是对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这是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时代，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在赶超比拼激烈竞争的时代，这是一个瞬息万变，一旦止步不前就会被潮流所淹没的时代，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公务员更应坚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不断进步，时刻走在时代的最前端，引领人民稳步、有序的前进。
3、基层公务员应发展创新力。创新是推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经济繁荣的不竭动力，是提升综合国力使国家繁荣富强、实现民族崛起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基层公务员作为社会管理者，要努力发展自身创新力，创造性的开发新方法，开拓新思维，采纳新模式用于公共管理的过程中，从而更好的管理社会，服务大众，创建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
基层公务员是直接与人民群众接触且接触最多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提升广大基层公务员的素质能力是提高行政效率、促进社会公平，树立政府廉洁、高效形象的关键，在选拔、培训基层公务员时要注意对“五能三力”的考察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出优秀的社会管理者，以期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廉洁、高效的政府，推进社会健康和谐、快速稳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当代公共管理新方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幸福；幸福学；休闲；休闲研究
一、幸福学：一门关乎人生终极目的的新学科
尽管对什么是幸福以及如何才能得到幸福的看法千差万别，却极少有人会否认幸福就是人生追求的目的。不仅如此，幸福作为人生目的还具有终极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它自身就是目的。”约翰·格雷也认定幸福是“人类一切企求的最终目的”。在西方，学者们曾从人的生存目的的角度提出过各种不同的人性假设，如以满足物质利益最大化为人之本性的“经济人假设”，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人之本性的“效用人假设”，认为人所追求的是从社会获得安全、友谊、尊重、归属感和成就感等需求之满足的“社会人假设”，认为人类欲望的本质是追求精神快乐的“情感人假设”，等等。这些人性假设所暗含的人的生存目的表面上看似乎各不相同，实则都是幸福这一人生终极目的的某种（或某几种）具体表现或获得途径。也正因为如此，有论者干脆提出了“幸福人假设”，试图取代以往一切旧的人性假设。
幸福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话题，近代以来又特别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等现代学科所关注。从古代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亚当·斯密和边沁，再到20世纪的罗素、弗洛姆、马斯洛等，思想家们从未停止过对幸福的探讨。“随着幸福困惑、幸福悖论、幸福危机日益凸显，而人们对幸福的渴求却又日益强烈”，关于幸福的研究终于上升到了学科的高度。
幸福学的诞生与传统经济学的误区是分不开的。传统经济学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认为人的本性是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财富的增加必然伴随着幸福感的增强。从这一假设出发，经济学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把如何增加社会财富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然而后来经济学家们发现，财富增加并不必然带来幸福感的增强。当代幸福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撰文指出：“许多研究都证实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尽管在近几十年当中，西方国家的人均收入一直在大幅增长，但是人们平均的幸福水平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甚至在某些时间段内还有所下降。”一些经济学者为了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享乐适应性”（Hedonic Adaptation）、“可评价性假设”（Evaluability Hypothesis）、“社会性比较”（Social Comparison）以及“时间模式”（Temporal Pattern）等有别于传统经济学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如此一来，则表明传统经济学正在转向幸福学的新方向。与经济学（Economics）相对应，奚恺元将以人类幸福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幸福学命名为Hedonomics， 意谓幸福学是追求生命之快乐的学说（前缀Hedo-在英文中是享乐的意思）。作为经济学家兼心理学家，奚恺元在大量实验性测试的基础上，发展出严格的理论对人的幸福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幸福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给人文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研究带来不少启示。
二、幸福学视角下的休闲
对幸福的关注必然会涉及到休闲。休闲对人的幸福感的获得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是幸福的重要来源。早在古希腊时代，伯利克里就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人要获得幸福，首先必须获得自由，包括政治上的自由和精神上的自由，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人可以自由地进行休闲娱乐。他说：“当我们的工作完毕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以提高我们的精神。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有华丽的风雅的设备，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亚里士多德更是明确地强调：“幸福实为人生的止境（终极）”，但幸福境地的内在快乐“只有闲暇的人才能体会”；他甚至认为：“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应是操持闲暇。……人生所以不惜繁忙，其目的正是在获致闲暇。”——从这一表述来看，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赋予了休闲人生终极目的的地位，也可以说，在他看来，幸福就是休闲。
即使不将休闲提到与幸福等同的地位，休闲之于幸福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有论者指出，休闲具有乐生价值、健康价值、审美价值、意义建构价值、全面发展价值和自由解放价值，而所有这些方面的价值均关涉到人的幸福。在现代，生活满意度指标常被用来表征和衡量人们所感受到的幸福程度，而“休闲和生活满意度之间有着正相关的联系，也就是说，休闲能够促进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衡量幸福感的另一个指标是幸福指数。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国民幸福指数（National Happiness Index，NHI），每年对该指数进行调查统计并公布于众。在所有这些幸福指数模式中，休闲娱乐无一例外地被包括在内。近年来，又有人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的宏观指标，用以取代原来的“国民生产总值”（GND）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以度量国民的整体小康程度。 “国民幸福总值”（GNH）和后两个指标的一个重要区别即在于它不仅包括了“八小时之内”的价值（工作时间价值），也包括了“八小时之外”的价值（休闲时间价值）。
奚恺元教授曾对幸福的来源作过深入研究，从其研究发现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休闲之于幸福的意义。奚恺元发现：由于“适应性效应”的存在，某件事件（如收入增加、乔迁新居等）虽能使人的幸福感增强，但其对人的心理刺激作用可能很快就会降低，因而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会带来永久的快乐；但并非所有的事件都会产生同样的适应效应，“一些精神方面的活动，比如旅游、运动、社交、艺术鉴赏、个人爱好等，要比物质财富带来的快乐更长久”。 显然，这些所谓的“精神方面的活动”多是休闲活动，这也就意味着休闲较之劳动及其物质成果来讲，能带来更为持久的幸福感。奚恺元还通过研究发现，脉冲式的变化带给人的幸福感更高。他指出：如果一个人一直过着优越的生活而没有什么变化，他的幸福程度是和一般人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本身生活水平不是特别高，却时常有一些变化，如不时进行旅游、探险等活动，则这些活动带来的脉冲式的快乐能让他感到更加幸福。虽然脉冲式的变化有时也能通过与工作有关的因素而得以实现，但休闲活动无疑是更为常见和更为重要的提供源，因而与幸福的关系也更为密切。
三、幸福学与休闲研究
由于研究的是人类生存所追求的终极目的──幸福，因而“幸福学具有终极意义” ，它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应处于“母学”地位，“不仅是经济科学体系的母学”，“也是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依据和指导者” 。人类的一切活动均与幸福有着或正或反、或大或小的关系，因此，一切围绕人类行为及其规律展开的研究均应以幸福学为指导，休闲研究自然也不例外。
从幸福学的视角出发，人类一切研究活动的最终落脚点均应是如何增进人的幸福，包括个体的幸福和人类整体的幸福。休闲学者们已经从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研究过休闲与个人和群体福祉之间的关系，一些理论研究成果最终落实为政府、企业和社区的具体实践（如缩短工时、增加假期、增设休闲设施等），对提升民众的幸福感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由于休闲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一些研究者可能更多地偏重于从经济的角度考察休闲问题，而忽视片面注重休闲产业的经济价值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如有些低俗娱乐活动虽然也能拉动消费、增加税收，却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宗旨不合，对提高社会整体的幸福程度并无正面积极意义，甚至还可能适得其反，故而不宜提倡；再如某些特定的休闲活动（如越野车赛）可能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并最终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如能以幸福学为指导，时刻以能否增进人们的幸福程度作为研究活动和政策实践的评判标准，则有助于防止出现类似的偏差。幸福学也给管理领域带来了全新的视角。由于休闲对增进员工幸福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企业管理学视角的休闲研究应侧重于如何创造条件鼓励员工更好地去利用休闲时间和休闲设施，从而增强其对企业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对公共管理领域而言，也是如此。从幸福学的视角出发，将公共幸福视为公共政策的终极价值取向，“就可以使我们拓宽公共政策价值研究的视野，走出公共政策双重价值冲突的怪圈。在运用公共政策处理某些公共问题时，如果其基本价值取向公平和效率发生冲突时，我们就可以用幸福这一终极价值取向来进行价值判断和方案选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幸福学在英文中被命名为Hedonomics，但这并不意味着幸福学就是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而只是因为心理学和经济学恰好在某一时期对幸福问题关注得最多，且命名者（奚恺元）恰好又是心理学家兼经济学家的缘故──随着幸福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幸福学这一门学科的英文名称也有可能会被重新讨论。实际上，幸福学如同休闲研究一样，由于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起来必然要借助包括心理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在内的许多不同学科的资源和方法。当从休闲研究中发展出来的休闲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而成熟的学科──这是迟早之事──的时候，它也将成为幸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和维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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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公共管理新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县级政府；执行力；提升
【作者简介】闫建，重庆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教研部副教授，重庆400041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046-06
党的十报告指出，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要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这为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有效执行政策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县级政府尤为如此，“其工作重点在于执行，即努力贯彻执行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法规以及下达的指令和任务。”
近年来。各地县级政府通过积极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执行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在一些地方仍存在着执行偏向、执行不力、执行低效，甚至“阳奉阴违”的现象。提升县级政府执行力是当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两方面着手，对当前研究现状作一系统梳理，并对今后的研究发展作一前瞻，以期对县级政府执行力的提升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一、县级政府执行力的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关于我国县级政府执行力的研究成果较少。笔者在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网、万方数据等数据库中仅检索到了17篇相关研究文献（其中学术论文7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8篇，学术会议论文2篇）。研究成果最早见于《领导科学》杂志2006年第18期上刊载的《县级政府提高执行力的四个着力点》。文章提出提升县级政府执行力重点应从振奋精神、协调沟通、创新方法和严明纪律四个方面着力。由于该文具有较强的工作总结性质，笔者以为具有学术韵味的最早研究当推《我国县级政府执行力的博弈分析》一文；该文发表在2008年第2期的《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上。
（一）研究的主要视角
对于同一个问题，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研究，而研究视角不同。对问题的解析便不同。综观县级政府执行力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视角。
1.系统论的研究视角
系统论强调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与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并优化系统观点看问题，其不仅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而且也为解决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一些学者将系统论引入到县级政府执行力的研究当中。如都天隽认为，“应该将县级政府执行力的各个构成要素即执行主体、执行资源、执行机制和执行环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研究。而不能将各个要素孤立起来，采用简单的线性方法进行研究。同时，系统理论为揭示县级政府执行力存在问题的根源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县级政府执行力提升提供了参照模板。”杨振华认为，“在社会转型期，要想提高县级政府执行力就必须深究根源性原因，从主观和客观的方面去全面研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行力低下问题。”他们对县级政府执行力进行了系统研究，从各个角度去剖析执行力低下的成因，进而提出了解决对策。
2.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视角
建立在“经济人”和“理性个人”两个假设前提基础上的集体行动理论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现如今，集体行动理论已被广泛运用到社团治理、社会运动、政府改革和国际合作等研究领域，为人们认识和处理政治实践中的合作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维视角。在县级政府执行力研究中，陶盛阳认为，县级政府执行“属于典型的集体行动，在这一集体行动中，执行主体特别是执行人员的个人理性实际上是难以保证政策的有效执行的。过分强调执行人员的自觉性、缺乏制度约束和利益激励机制是导致出现种种执行力问题的重要原因。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进一步规范政策执行中政府执行主体的执行行为，是提升我国政府执行力的重要途径。”都天隽认为，集体行动理论的两个基本假设对于县级政府执行力的研究同样适用。“在我国的县级政府执行过程中，制度还存在许多漏洞，强制执行还存在许多不足，只有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执行主体的执行行为才能有效地提升县级政府的执行力。”
3.博弈论的研究视角
作为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方法之一——博弈论，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其他诸如政治学、行政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来。当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博弈论的视角来研究县级政府执行力。李院力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着上级政府（政策制定者）与县级政府之间（政策执行者）的博弈，还存在着县级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博弈。因此需要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与事，实现博弈双赢，体现社会公共权利优势，改变博弈均衡点。闫建认为，从宏观来看，县级政府执行力取决于执行主体、执行对象和执行环境的相互契合，“执行主体”在三者中起着主要作用。从微观来看，县级政府执行力取决于权责利三者的有机统一，三者有机结合方能提升执行力。“利”（利益）在三者中起着主要作用。因此，执行主体的“利”是影响县级政府执行力的关键因素。要提升县级政府执行力，就必须引导县级政府正确处理执行中的利益关系。
此外。一些学者还从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街头官僚理论等视角对县级政府执行力作了剖析。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概括起来，有关县级政府执行力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县级政府执行力的内涵界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执行力的现状分析、执行力不足的原因探究和执行力提升的路径分析等几个方面。
1.县级政府执行力的内涵界定
在县级政府执行力的概念上。学术界趋于认同一致，并逐步深化。内涵界定包括什么是县级政府执行力，以及县级政府执行力的构成两个方面的认识。李院力认为，“县级政府的执行力就是指县级政府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运用其行政资源，为完成一定的行政任务所表现出的能力。”刘洋认为，“县级政府执行力是县级政府为了实现既定目标，通过对各种组织资源进行使用、调度和控制，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有效地执行政府的日常事务和有效贯彻实施法律、政策、决策、法令、战略计划的内在的能力和力量。”其重要构成要素包括执行主体、执行资源、执行制度、执行环境。曹智忠认为，县级政府执行力“是指县级人民政府为了贯彻落实法律法规、上级党和政府的战略规划、工作任务，实现县域内共同目标和公共利益。进行决策、执行决策、监督决策所表现出来的行动、操作和实现能力及效力。包括县级政府的领会力、决策力、组织力、创新力、评估力、调整力、问责力等。”许才明认为，“县级政府执行力是指县级政府为了贯彻执行以中央和省市级政府及同级政权组织为主体所制定的公共政策，通过对自身所拥有的各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和利用，制定并实施政策方案，从而实现公共行政目标的一种综合能力。这种综合能力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公共政策的全面科学理解、实施、评估、反馈和完善的能力；二是对自身资源及其他社会资源的有效汲取’、整合和利用的能力；三是充分发挥政府基本职能，实现行政组织目标的能力。”
2.县级政府执行力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学者们普遍认识到执行，特别是高效执行对县级政府的重要性。刘洋、都天隽认为。县级政府与市级政府，市级政府与省级政府，省级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把县级政府单列出来。进行分级研究能弥补一些理论的不适应性，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陈中、周斌、闫建认为，县级政府承上启下、沟通城乡，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郡县治、天下安”的古训在今天仍然很有道理。官晓慧认为，“县级政府作为农村地方政权在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大规模的农村行政区域和农村人口使农村政治问题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杨振华认为。由于县级政府的特殊地位使然，提升县级政府执行力就成为国家政府完善治理过程中的必然要求，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其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时也是实现群众切身利益的根本保障。
3.县级政府执行力的现状分析
学术界从县级政府执行力的成效和不足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侧重于不足。陈中认为，伴随着县级政府执行意识总体上增强、执行规范化建设逐步加强、执行者素质得以提升、执行条件有所改善，从县级政府的执行效果、执行评价与执行实践等方面看，县级政府执行力水平在总体上表现为提升的趋势，但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执行人员不作为，执行不力；执行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有法不依，自由裁量权滥用。郭小林认为，县级政府执行力存在着执行主体与权责配置的分化、执行情况与流程设计的背离、执行取向与结果反馈的脱轨三个困境。陶盛阳、刘洋认为，县级政府执行力存在着执行手段单一、执行程序复杂；政策质量不高等问题。华正歧、杨振华、闯建认为。县级政府执行力低主要表现在执行缺位、执行越位和执行错位。许才明认为，县级政府在执行公共政策上常常出现执行无力、执行不力、执行费力和执行过力等四个方面的偏差。
4.县级政府执行力不足的原因探究
对县级政府执行力不足的原因探究，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陶盛阳认为权利责任关系对政府执行力的影响、政府的人事制度与组织结构对政府执行力的影响、地方保护主义与监督机制的影响、公共政策的连续性、可行性、可操作性的影响、行政文化对政府执行力的影响等造成了县级政府执行力不足。郭小林、刘洋认为行政体制不完善、政府部门利益化严重导致了县级政府执行力不足。陈中认为。县级政府执行力依赖于行政主体因素、行政执行制度因素、行政执行资源因素、行政执行环境因素等四个方面因素的齐全、优异和相互协调。县级政府执行力不足正是由于一些因素不完善或性能不高，或者各种因素未能优化组合。曹智忠、杨振华、都天隽、孙蔚将县级政府执行力不足归咎于因为职能定位不当、公共政策本身质量偏低、执行主体素质不高且因利益追求行为失范、执行客体行为失当、执行监督机制不健全且乏力。
5.县级政府执行力提升的路径分析
对于县级政府执行力提升的路径，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一些较高质量的对策和建议。贺毅峰认为，提升县级政府执行力需要建立健全信息沟通机制、理顺纵向政府各层级之间的事权关系、规范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职权分配、健全政府各层级间关系的法律法规。陶盛阳、杨振华认为，通过建立健全包括利益引导、利益共享、利益调节和利益补偿的利益均衡机制可以提升县级政府的执行力。闫建认为，“提升县级政府执行力，必须正确引导县级政府处理执行与自身利益的关系，努力满足县级政府执行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两大条件。”另外，他还认为加强县级政府与其上级政府、县级政府与其辖区民众之间的信任合作将十分有益于提升县级政府执行力。郭小林、刘洋、都天隽、周斌强调了从制度层面、精神层面和领导层面努力。积极培育县级政府的执行力文化。推进服务型县级政府建设和执行力型县级政府建设。此外，大多数学者还都论述了提升县级政府执行主体的素质、加强对县级政府执行的监督监控和行政问责。
（三）研究的简要评价
总的来说，目前学术界从多维视角对县级政府执行力作了研究剖析。研究内容涵盖了县级政府执行力的内涵界定、研究价值、现状分析、原因探究和提升路径等方面；研究成果既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县级政府执行力提升的实践，也对县级政府执行力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仍存在一些问题。1.研究的针对性不明显。县级政府执行力研究，研究的对象是“县级政府”，但从研究成果中不难看出，一些研究由于缺乏深入的实际调研，尚不能准确把握县级政府的特点、全面分析县级政府的执行困境，导致所提出的县级政府执行力提升的对策放在其他层级政府也基本适用。2.研究的实效性不够强。由于对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定位研究欠缺。就执行力而谈执行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这种对县级政府职能定位不明确，特别是省直管县新的语境下的县级政府职能定位不明确的情况下，研究无疑不能准确把握县级政府执行不力的病症，实现药到病除。3.研究的视野不开阔。学者们在注意到了利益的多元化影响了县级政府执行的有效性，县级政府是“理性人”、“经济人”的同时却忽略了县级政府的公共性、县级政府作为“道德人”的一面，以至于无法解释县级政府的一些执行现象和提出执行力提升的对策。4.研究的方法不全面。大部分学者对县级政府执行力的研究重定性分析和规范研究。而对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定量分析比定性分析更加精确与精细，县级政府执行力也应有质与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对县级政府执行力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缺一不可。5.研究的深度不够。把县级政府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微观研究的多。对其与政府运作大系统及社会其他系统的研究少。而探究县级政府执行力系统的良性运作所需要的条件和环境，以及这个执行系统与有效政府大系统之间的互动状态。更有利于真正掌握县级政府执行力系统的运作规律，从而避免提供的具体对策和条框性建议操作性不强。因此。下一步推进县级政府执行力的研究仍有着较大空间。
二、县级政府执行力研究前瞻
费斯勒（James W.Fesler）和凯特尔（Donald F.Ketfl）曾说：“政策的执行并不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它的软弱无能和非回应性会削弱政治系统本身。例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政府在政治上的不稳定，而在于他们没有能力将政府的决策和项目加以执行。”县级政府处于整个政府层级的较底层，执行政策经常需要直接面对人民群众；其执行力的提升对我国政策执行目标的最终实现和政府公信力的提升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需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实现县级政府执行力的提升。笔者认为，下一步推进县级政府执行力的深入研究可以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县级政府执行力的细化研究
“县级政府执行力”的提出，较之笼统地研究“政府执行力”、“地方政府执行力”已有较大进步，代表着政府执行力的分级研究已经确立，但细化研究需要在今后不断推进。目前县级政府执行力研究中，研究县的多，研究区的少，研究中常常“以县概区”，与其说是县级政府执行力研究，倒不如说是县政府执行力研究。实际上，县级政府包括区、县和县级市，三者虽统称为县级政府，但之间又有较大不同。例如，由于直辖市没有地级市一级行政区划设置，与其他一般省份相比，直辖市辖的区、县政府的行政级别要高一些，所拥有的行政管理权限要大一些；即使在直辖市内部，区、县的行政级别、行政管理权限也不完全一样。此外，在同一省份中，区、县和县级市的管理侧重点也有较大不同：县更多的侧重农村和农民，区和县级市则侧重于城市和市民。因此，县级政府执行力研究不能以点概面，今后可细化为直辖市区县政府执行力研究、区政府执行力研究、县政府执行力研究。以及几者之间的比较研究。以期能够更加深入地发现问题、剖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加强新时期县级政府职能的研究
县级政府的职能决定着县级政府的结构和运行，是县级政府执行力提升改革的“牛鼻子”。如果不能对县级政府的职能作出清晰准确的界定。县级政府履行职能过程中事无巨细。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必将导致县级政府执行力不高。近年来，中央先后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省直管县和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等一系列改革思路。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社会服务不断向基层延伸，这些都对县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和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不同层级的政府，其职能定位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来统一描述各级政府的职能。县级政府是直接面向基层、功能齐全的政权组织；国家的方针、政策到了县政府这一级就进入了实际操作层面，其大量的工作是管理和执行。因此，如何对县级政府的执行职能进行细化和科学定位、如何通过快速的职能转变和有效的职能履行来提升县级政府的执行力值得深入研究。
（三）加强省直管县背景下执行力研究
省直管县是今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个重要议题。省直管县将赋予县级政府更大的管理权限，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改进公共产品的基层供给状况，其在给县级政府执行提供一些有利条件保证的时候也提出了新的挑战。省直管县背景下，由于管理幅度的增大和地区之间的差异。省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执行要求与市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执行要求相比更具模糊性。县级政府在执行中具有更大的自，而这种自除了可能带来县级政府的创新执行。也可能带来县级政府的歪曲执行。同时，省级政府没有精力也不太可能比市级政府掌握更多的关于县级政府的执行信息。省级政府与县级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只会有增无减，加之两者之间的利益不完全一致，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县级政府更容易倾向于去执行那些可能违背上级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更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加强省直管县背景下的县级政府执行力研究，需要关注新背景下省级政府如何科学地设计弹性政策框架，使相对模糊的政策也有所界限。如何有效地对县级政府执行信息进行全面的收集与甄别，以及如何有效地对县级政府的执行进行科学的监督控制、绩效考评和奖优罚劣。
（四）加强县级政府“道德人”的研究
在县级政府执行力研究中。一些学者将县级政府看作理性的“经济人”，认为“经济人”对利益的不当追求导致了执行力不高；县级政府是否参与、是否积极参与上级政府和辖区民众的委托、如何对县级政府的执行进行有效监控、考评和奖惩等都是基于县级政府“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经济人”理念在目前的研究中独占鳌头。但往往忽略了“公共精神”的研究；而作为公共行政体系深层结构和灵魂要件的公共精神从深层次上决定了公共行政的宗旨、目标和运行模式。公共精神的缺失从根本上弱化了县级政府的执行力。县级政府（其他层级政府也是如此）不仅仅是“经济人”，它还是“道德人”——“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的幸福感到高兴外，一无所得。”因此，仅仅从“经济人”的角度进行利益规避设计（如利益引导、利益共享、利益调节、利益补偿）来提升县级政府的执行力是不够的。今后需要加强从“道德人”的角度进行研究，强化县级政府“道德人”理念，大力弘扬公共精神，使政府的行为真正以公平正义为宗旨，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以公共责任为依托，以公民参与为支撑，能够更好地服务当地民众。
当代公共管理新方法范文第6篇
关键词：创新；创新教育；思想；形式；方法
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由此可见，创新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屹立在强国之林的重要问题。那么，创新到底是什么?创新是一种思想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是一种原则记载这种原则指导下的具体活动。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我们认为，创新就是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想别人没有想过的办法。
如今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如果企业不推出新的产品与服务，就会很容易失去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因为消费者是普通人，具有喜新厌旧的心理，比较理性的消费特点，并且这一要求是永恒的。政府作为社会事务的公共管理者，如果不对国家法规进行适时创新的修改，不对资源分配进行合理的调整，那么追求社会的整体进步，就会放慢速度，甚至停止脚步。创新在国内国外，各行各业，都是需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不容忽视的。俄语教学也是如此，更需要创新教育。所谓创新教育就是教师根据创新原理，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通过课程内容及有计划的教育活动，激发和增长学生创造行为的教育理论和方法。
随着现代教育的不断改革，开拓未来学生的创新教育，首先落在了教师的身上。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是领导者，他的领导性不是以地位的高低，而是以他渊博的知识、成熟的经验及对学生真挚的爱来体现。作为一名俄语教师，该如何具体的体现这一领导地位呢？
首先，在思想上要有深刻的创新意识，抛弃传统的教育观。以往教师上课时，把书本上的知识讲授给学生就可以了，无论书本上的知识是否适应时代的要求，也不管它是否适合学生的学习要求。这样传统教学观念误导下的教学方式根本不能适应学生对于知识的要求，更不能发挥他们的特长与爱好，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创新。枯燥无味的课堂教学必然会产生学生上课情绪低落，课堂气氛沉闷的现象。教育不应只是训练和灌输的工具，更应当是学生掌握正确学习方法的导师。我们教学不是纯粹地为了传授知识，而是要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学习，学有所长，学有所用。
在当今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扮演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而且扮演着课堂教学的组织，运作，控制等各种角色。有效的课堂教学，其显著标志之一是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得到真正的调动，提醒教师要铺设恰当的俄语语言环境。“环境”一般指个人、社会、文化系统活动和发展的背景或条件，是一个由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所构成的综合系统。人和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两者总是在永恒不断的相互作用着。学习过程，其实就是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课堂教学应充分重视环境的作用，以“环境”激励学生，以“环境”帮助学生，实现课内外的结合。“Новыйгод”（新年），这个传统节日，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是具有深刻意义的，每个人都非常重视。曾经笔者在教授《Восток》大学俄语（3）中第10课“Праздники”（节日）时正逢新年将至，笔者组织学生们在教室举行了一个俄语新年晚会，邀请俄罗斯的留学生和教师参加，让学生们亲自动手布置晚会现场。他们按照课文所提示的文化信息，在教室的中间摆放着一棵挂满小礼物和彩色灯泡的松树，做了一个大蛋糕，还用可乐来代替香槟酒，这些都是俄罗斯人迎接新年所必须的。当新年的钟声敲响后，大家静了下来，默默地许愿，然后互相赠送礼物，互相祝福。教室里充满着欢声笑语，大家在晚会上纷纷表演节目，用俄语交流，在如此环境中检验了学生们对书本上知识的掌握，发挥了知识的迁移能力，又增进了师生、同学之间的友谊，突出地反应了环境的变化，对创新教育的积极作用。
教师作为一个专门性的职业，除了要有较高的职业道德，还要有学科专业素养，更应具备持续化的发展知识结构，才能胜任对创新性学生的引导和启发。俄语教师除了熟练地掌握俄语基本古怪的发音、复杂的语法、灵活的句式，能不能更多地了解其科技、文学、文体等知识作为创新教育的基础呢？能不能从语言学、修辞学、国情学的角度，进一步解释语言的涵义及特点呢？能不能自己跳出俄语的知识结构，在另外的领域帮助学生分析一下呢？例如：为什么莫斯科著名的广场是“Краснаяплощадь”（红场）呢？而不是“Зелёнаяплощадь”（绿场），大家都知道“绿色”象征着和平，旺盛的生命力，“Зелёнаяплощадь”不是更好吗？难道只是因为地上铺着红颜色的砖而得名吗？俄罗斯主要信奉的是东正教，所有的俄语老师几乎都知道这一点。那么，除了知道东正教规定的圣诞节是1月7号外，再给学生们讲讲俄罗斯民族信奉东正教的原因，即使教师本人不信教，也可以说说有关东正教的教规、教义，或者一些小故事，相信一定会事半功倍，拓宽了学生视野的同时也锻炼了学生创新的思维。
其次，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应用于培养学生创新教学活动上。教师有了好的创新方法，就要积极地应用于教学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当今正处于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谁都不能忽视社会信息技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的存在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时代，创造新知识，开拓知识经济新的应用领域，成为人们的新追求。我们将网络和俄语教学紧密的结合起来，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实施创新教育，实现教育创新，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营造创新环境。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室，多功能视听室，广播电台等教学手段，安排学生在课余时间收听，收看俄语电台，观看俄语电影等。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教材信息，许多教材都采取了图文并茂的形式，从一定的角度为学习俄语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是教材中的插图都是静态的，其内涵具有一定的内隐性，尚不能将信息更有效地展现给学生，这时教师就可以设法让静态的插图“动起来”。采用网络图片、计算机课件等方式，激活学生的兴趣。俗话说：“兴趣是学习的最好老师”。一个人的创造性结果，无一不是在对自己研究的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情况下所取得的：毕升基于对印刷术的兴趣，发明了活字印刷，使印刷效率较以前提高了几十倍；莱布尼兹对数学有兴趣，所以创立了符号逻辑学的基础概念，发明了能够进行加、减、乘、除及开方运算的计算机和二进制，为计算机的现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聂耳由于其对音乐的兴趣，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犹如进军的号角，激发着中国人民不朽的爱国热情；袁隆平对“杂交水稻”感兴趣，解决了人类吃饭的问题。可见，兴趣也是创造思维活动成功的先导。笔者在讲《Восток》大学俄语（4）中第1课，《Туризм-лучшийотдых》时，根据教材的内容，搜寻了大量的俄罗斯旅游风光图片，尤其是文章提到的旅游路线上经过的景点，笔者一一做了准备，并且标注上说明文字。虽然备课的时间远远超过以往，但是效果显著，学生们一个个精神集中，课堂气氛活跃，再次引起了学习俄语的兴趣，纷纷询问笔者“俄罗斯风光片在哪里找的”，学生们愿意自己动手查找，制作俄语学习课件，还引起了几个学生要去俄罗斯旅游的冲动。在这一课教学中，通过一点创新，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欲念，形成了一定的创新能力，有利于塑造学生创新的个性。
最后，优化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将书本上的知识，应用于实践中，给学生提供充分的创新思想空间。
课堂教学是师生情感交往的场所，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各种见解，形成师生间的互动交流。教师在课堂上，努力改变以往演讲似的教学方法，似乎学生们都是自己的观众、听众，忽视了学生的反应。改变以往“满堂灌”的习惯，给学生足够反馈的时间，想象的空间。想象是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源泉，人类思维中无与伦比的想象力是使科学不断进入未知领域的原始动力。必要的想象是有助于锻炼学生创新思维的。曾经讲关于“Пекин”的一课，笔者换了一种讲解的顺序，并没有按照课文的顺序从古至今，从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叙述首都北京独特风貌，而是先让学生们集中预习，有了一定印象后，让学生们尽情发挥。2008年是中国的奥运年，北京是奥运会进行体育项目的主要场所，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来京参观。那么，启发学生以自己是一个导游员的身份，利用课文所给的有效信息，向俄罗斯游客介绍北京，展现北京的风采。学生们大胆尝试，大胆想象，积极准备。想象自己是导游员，而其他同学是游客。介绍的同时还要回答游客问题，怎样满足游客的好奇心，怎样利用俄语能力表达人文个性。在学生的俄语导游词中，无不闪现着创新的光芒，大家都在尽力表现自己的魅力，在实践中成长。
为了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在探索中寻求合适的教学方法。语言是用来表达的，可是许多学生学习了几年的俄语，可还是说不出口，见到外教只会说“Здравствуйте”（您好），“Какдела”（近来怎样），再往下就不知该说什么了。我们就想到了增加课堂教学的两个创新环节：一是“值日生报告”；二是“创造性复述”。“值日生报告”是在课前，每次上课前有1-2两名学生作报告，报告的内容自己定，时间不超过3-4分钟，报告结束后，教师和其他同学都可以针对报告的内容自由提问。起先，学生们做的报告很短，其他同学有时也不太注意听，几乎也没有提问，老师就做了个榜样，第一个提问，巧妙地唤起学生的乐趣。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找到快乐。随着时间的推进，同学们慢慢适应，报告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提问的同学越来越多，教师就随机应变的将学生们的兴奋点转移到教材中来，顺利地完成教学任务。“创造性复述”非常适合外语学习。复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用大脑思维的过程，它可以充分的训练学生的各种思维能力。在进行课文教学中，让学生创造性的复述，学生在把握原文的主题，故事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合理地联想，对原文内容和形式加工、整理、归纳、改写后进行复述。这样做能够促进学生语言知识能力的迅速转化，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锻炼其创造性思维。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日趋国际化，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目前，对于懂俄语的科技人才需求量逐渐增加。事实上，中俄两国在能源、空间工业、管理、文化交流和贸易等诸多领域的合作前景及其广阔。各种迹象表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在得到进一步的推动和加强。在这种国际大环境影响下，俄语创新教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俄语教师们积极推进创新教育的实践，大胆进行创新教育的尝试，努力提高学生的创造水平和创新能力。其实，这一项重要的任务不是仅靠教师们就能完成的，要靠大家，靠全社会持之以恒的关心与注意，就像日本索尼公司的口号一样“日日创新”。教育是面向未来的，而未来是需要创造性人才的。为了教育的明天，为了明天的教育，我们一起努力。
参考文献：
1、海力古丽·尼牙孜.当代俄罗斯新闻政论语义辞格研究[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2、胡谷明.经贸俄语教程[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3、李国辰.俄语教学法研究[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当代公共管理新方法范文第7篇
关键词：税收管理创新
伴随着新税制的实施和税收征管改革的不断深人，我国税收管理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是。税收管理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加人WTO后，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正面临新的挑战，迫切要求加快税收管理的改革创新，实现传统型管理向现代型管理转变。
一、税收管理的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创新税收管理理论是变革税收管理的前提。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对税收管理理论研究不够重视。税收管理理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税收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也落后于其他一些重要社会科学领域。
我国税收征管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走了10多年。税收征管改革从一开始就缺乏科学的理论准备和理论指导。税收征管改革基本上是凭经验和直觉进行。在解决改革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徘徊。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末，进行的“征、管、查”三分离或二分离的摸索，还是新税制实施后，对传统专管员制度全面改革，所形成的“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新征管模式，以及进人21世纪后，采取科技加管理措施，以信息化推进专业化的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基本上都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未能从理论上对税收管理改革目标体系进行深人系统地研究，在科学把握税收管理的本质、规律、原则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税收管理改革的基本理论框架，给予税收管理改革坚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因此，在改革的目标方向上，缺乏准确清晰的定位。目标设计缺乏系统论证，征管改革的框架和基本模式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对征管改革的方向经历了反复探索和较长时间的认识过程；在改革的思路上。始终循着相互制约的指导思想，沿着职能划分的思路。把分权制约过多地寄望于征、管、查职能的分解上。追求税收征管的模式化；在改革的范围上，侧重于税收征管的改革，忽视税收行政管理的改革。未能把对以纳税人涉税事项为主要管理对象的税收征收管理和以征税机关、征税人为主要管理对象的税收行政管理作为改革的整体进行系统设计，忽视人力资源的配置管理和开发利用；在改革的进程上，对不同地区制约征管改革的因素研究不够，缺乏整体规划。常常处于走一步看一步，造成各地改革进度不一。带来征管业务的不规范、信息技术应用的不统一。由此导致税收管理改革走了一些弯路，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增大了改革成本。
当然，税务部门在改革实践中也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但主要还是停留在对改革方案的修修补补。疲于寻求解决具体问题的措施上，缺乏在税收管理改革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解决税收管理改革中的问题和矛盾，加快建立现代化税收管理体系，提高税收管理水平，必须创新税收管理理论。
推进税收管理的理论创新，首先要转换传统税收管理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注意在改革实践中进行税收管理的理论探讨，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把成功的经验系统化、理论化；其次，要注意研究借鉴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和工商管理领域发展起来的管理理念、原则、方法和技术，结合我国税收管理的实际，创造性地加以吸收和运用，形成适合中国税收管理特点的新思想、新方法、新体系，并在指导税收管理改革实践中加以丰富和发展；还要注意不断研究税收管理的内在规律、原理和发展趋势，善于抓住揭示税收管理内在客观性的发现性认识，创造税收管理科学的前沿理论。通过寻求税收管理理论突破与创新，推动税收管理的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彻底改变我国税收管理改革目标不明、方向不清的被动局面，彻底改变税收管理理念僵化、管理方式陈旧、管理手段单一的落后局面，实现传统税收管理向现代税收管理的根本转变。
二、税收管理的技术创新
科学技术是税收管理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创新税收管理离不开现代科技手段的支撑。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税收管理正产生着革命性的影响，为创新税收管理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创新税收管理技术，以信息技术和通迅技术为基础，实现税收管理信息化是深化税收管理改革，提高税收管理质量和效率，实现税收管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伴随着税收征管改革的深入，我国税收管理信息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人脑到电脑、从单机运作到网络运行的历史性跨越，信息技术对税收管理的支撑作用日益显现，税收管理技术有了重大突破。但不容忽视的是，我们不惜重金投入，购置相当数量和一定档次的计算机技术装备，与应达到的应用程度和应用效果仍有相当差距。在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税收信息化建设缺乏总体规划，软件开发应用杂乱无序，信息系统平台不统一，数据处理缺乏层次性和综合性，形成许多“信息孤岛”；信息资源利用不充分，集中分析监控能力不强，导致高技术与低效率并存，高成本与低产出共生，造成人财物的极大浪费。对此，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和吸取过去在税收信息化建设中留下的深刻教训，从战略高度推进税收管理的技术创新，加强对信息化建设工程组织学的研究，克服盲目性和随意性，加强对税收管理技术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彻底改变机器运作模拟手工操作的状况，挖掘信息网络技术的潜在效能。
创新税收管理技术，实现税收管理信息化，是科技与管理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推动税收管理发展，实现税收管理现代化的过程。目的是要使人工管理与机器管理组成的整个管理体系效能最高。实现税收管理的技术创新，推进税收管理信息化应突出四个重点：
其一、坚持按照一体化原则，遵循“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突出重点，分步实施，保障安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完善优化信息化建设的总体方案和具体规划，逐步实现业务规程、硬件配置、软件开发、网络建设的一体化，在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整体推进上求得新突破。
其二、从管理思想、管理战略上突破传统观念和管理方式的束缚，适应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要求，实现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互动，在现代技术和科学管理有机结合上求得新突破。通过税收管理的技术创新，改造管理流程，重组职能机构，变革管理方法，优化资源配置，规范权力运行，把整个税收管理工作有机地联系和带动起来，形成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的互动响应机制，构建起与信息技术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平台。
其三、利用先进的通讯和网络技术，建立多层次有针对性的税收服务技术体系。一方面大力推进网上申报、电话申报、磁盘申报、银行卡申报等多种电子申报方式，大力推进税、银、库联网，实现纳税申报和税款征收信息的网上流转，最大限度方便纳税人及时快捷申报纳税，为实现集中征收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全面建立税法咨询、税收法规、涉税事项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包括提供电话自动查询和人工查询系统，电子化的自动催报催缴系统；利用电子邮件向纳税人定期提供税收政策法规信息，向特定纳税人进行有针对性的纳税辅导。利用互联网提供税收法规查询，与纳税人沟通交流，实行网上行政，网上办理涉税事项，接收对偷税违法行为和税务人员廉政问题的举报、投诉等等，使信息技术在方便纳税人，提高办税质量和效率，降低税收成本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其四、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依托，把税收管理全过程纳入完整、统一、共享的信息系统，实施全方位的实时监控。一是建立高度集中的数据处理系统。在统一数据结构和标准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征收信息向地市局和省局集中，进而再向省局和总局两级集中，克服信息传递中封锁、变异和沉淀，提高征收入库操作的规范度，实现数据管理效率和质量的全面提升。二是建立以信息收集分析利用为重点的税源税基监控系统。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管理薄弱是与信息获取能力不足相伴而生的，只有信息完备才能实施有效管理。因此，在加强纳税申报信息采集管理的同时，要加快与工商、银行、技术监督、海关、公安等部门的信息交流和共享，以增强税务机关获取外部信息的能力。三是建立以依法行政为重点的管理流程控制系统。在将税收管理全过程纳入计算机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利用信息技术控制业务处理流程，减少自由裁量的环节和幅度，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参与税收管理质量的控制和改进，实现对执法行为的监督制约，使税收管理全过程每个环节责职、每个权能行使、每项工作绩效，都能通过网络透明地呈现在管理决策平台上，提高依法行政的透明度。
三、税收管理的组织创新
税收管理机构是根据履行国家税收职能需要，围绕税收行政权力设置、划分和运行而形成的组织体系。设计科学的税收管理组织结构是有效实施税收管理的组织保证。税收管理组织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能否履行好国家税收职能，能否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纳税服务，影响到税收管理质量和效率的高低。
回顾我国税收征管改革历程，有关方面一直在寻求建立一个科学高效的税收管理组织体系。每次征管改革几乎都离不开对征管组织机构的撤并调整，特别是新税制实施后，征管组织机构处在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有的撤销税务所，按区域设置全职能分局；有的在分局下还设有中心税务所；有的很快又取消全职能分局，按征、管、查职能外设征收局、管理局和稽查局等专业局；有的仍留存着一直游离于机构改革之外的外税局、直属局。总的说来，这些改革措施始终没有打破原有征管机构的层级，没有跳出按征、管、查设置机构的框框，没有冲破地区行政管辖范围的界限，没有发挥运用网络技术构造组织结构的优势。税收管理组织机构庞大臃肿，管理层级环节过多，机构设置不统一，职能部门交叉重叠，权力结构过于集中，管理组织过于分散，资源配置不讲成本效益，组织结构效率低下的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有些更为突出。
要从根本上解决征管组织结构问题，提高税收管理组织合理化程度，必须大力推进税收管理机构的改革创新。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税收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日益提高，税收管理机构改革创新的着力点应放在依托信息网络技术，打破部门约束和层级限制，根据税收管理的内在规律，优化管理资源的配置，使传统封闭的机械式组织向现代开放的网络化组织方向发展。
一要减少管理层次，收缩征管机构，确立税收管理机构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框架。现代管理组织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要提高组织结构效率，必须减少行政管理层次，精简管理机构，实现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我国目前税收管理组织结构，从总局、省局、市(地)局、县局到基层分局有5个层级，除基层分局外，有4级行政管理层。世界上很少有这种5级架构的征管组织体系。要创新税收管理组织结构，必须打破这种僵化的5层“宝塔”结构，冲破行政区划的约束，根据经济区域、税源分布、规模大小，设置税收管理机构。从改革的渐进性考虑，税收管理机构改革的近期目标可以定为实行总局、省局、市局、县局4层组织结构。今后条件成熟时，对省级局还可以进一步考虑打破行政区划，根据经济区域进行撤并，设置跨省大区局，如像人民银行跨省设置分行机构。
二要统一征管机构设置，实现基层征管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根据企业组织理论学的研究，企业管理组织机构设置通常有四种模式，即以产品为基础的模式、以职能为基础的模式、以客户为主的模式和融合前三种的矩阵模式。按照前述税收管理机构的改革目标和国外税收管理机构设置的做法，适宜采用按税种类型和职能分工相结合的模式设置内部机构。在基层局(县、区局和将来实现征管实体化的地市级局)适宜按职能分工和纳税人类型相结合的模式设置机构，除稽查局可作为外设机构外，其它专业局都应全部转为内设机构，同时还应撤销过去外设的直属局、外税局，实现对内外税、不同行业、不同预算级次企业的统一管理。基层局的主要职能是对辖区内税源税基的控管。分类管理是专业化管理的基础，对纳税人实施分类管理是国际上许多国家的成功做法。
三要构建与信息化相适应的税收征管运行机制，实现税收征管的信息化。利用信息技术改变税收管理的流程和组织结构，建立一种层级更少基层管理人员权责更大的管理体制。在县(区)局内部，根据税收征管和信息化的内在规律，重新设计和优化税收征管业务和征管流程，将咨询受理等纳税人找税务机关办理的涉税事项集中到前台办税大厅实行全方位服务，解决纳税人多头多次跑的问题；将纳税评估、调查执行、稽查审计等税务机关找纳税人的所有管理事项，集中到后台实施分类管理，解决税源税基控管薄弱的问题。
四、税收管理的制度创新
深化税收管理改革，既需要消除不适应现代税收管理发展要求的制度，更需要针对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制度安排。优化税收管理制度设计是税收管理改革与发展重要内容，也是从制度层面解决当前税收管理存在问题的必然要求。税收管理的制度创新应当紧紧围绕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和税务机关管理效能，降低税收风险即法定税收与实际税收之间差额这一税收管理目标，在税收管理制度体系优化设计上求得新突破。
当前税收管理制度创新应当突出两个重点。
(1)要着眼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促使其如实申报纳税，解决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要建立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税收服务制度。税收服务是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的重要条件，必须按照新征管法的要求，尽快将税收服务从过去的道德范畴上升到行政职责，构建起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税收服务制度体系，为纳税人提供享受各种税收服务的制度保障，包括设立多渠道政策的制度，确保所有公民享受和获得税收知识的权力，使纳税人有能力自觉、及时、准确申报纳税，减少无知性不遵从；设立以客户为导向的程序制度，确保办税公平公开，程序简便规范“一站式”服务到位，使纳税人减少“懒惰性”不遵从；设立完善的权益制度，确保客观公正开展行政复议，主动实施行政救济，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减少情感性不遵从。
二要建立以纳税评估为基础的纳税信用等级制度。纳税信用度的高低直接体现着税法遵从和税收管理水平的高低。实施纳税信用等级制度，根据纳税人纳税诚信度实行差别管理，对信用等级低的纳税人严加管理。制定鼓励诚信守信，制约惩处失约失信的政策措施，促使纳税信用成为与纳税人生存发展紧密相联的无形资产。让依法纳税者受到社会广泛尊重，使诚信纳税者得到实惠，增强忠诚性遵从的荣誉感；让失信违法者付出利益代价和荣誉代价，促使纳税人诚信纳税。同时要把建立纳税信用等级制度与建立纳税评估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建立起科学的纳税评估机制。
三要建立“轻税重罚”的违法处罚制度。增大违法成本是强化税收管理的重要举措。对外要健全偷逃税处罚管理制度，增大偷税成本；严惩知法违法者，对不按规定履行纳税义务，该罚的要罚，该判刑的要判刑，减少纳税人自私性不遵从，增加预防性遵从。
(2)要着眼提高税务机关内部管理效能，约束税务人员寻租，对工作业绩进行有效激励，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要建立科学的税收管理绩效考核制度。考核税收管理绩效是促进税收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手段。税收管理绩效考核导向至关重要。要彻底扭转过去绩效考核重收入轻管理，重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轻机关内部考核的倾向，从组织收入型向执法保障型转变。要以正确实施国家税收政策，降低税收风险为目标，将绩效监控和评价贯穿税收管理全过程，使绩效考核成为加强管理的有效手段。可以考虑从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和机关内部两个层面建立绩效考核制度。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绩效考核，应从税收风险、执行政策、服务质量、人力资源利用、成本效益等方面，通过客观科学地制定考量目标和指标体系，准确评价下级税务机关税收管理的成效和不足，激励先进，鞭策落后，使之明确税收管理的改进方向。对机关内部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应重点围绕行政行为、行政过程和行政结果等方面进行考量，可采取事项与岗职相结合的绩效考核办法，通过定岗位、定职责、定事项、定人员、定目标、定指标、定奖惩等方法，充分运用计算机网络对税务人员工作业绩进行有效的监控和评价，使个人工作绩效与集体组织绩效高度关联，激发个人和群体奋发向上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