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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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因子分析；财务可持续性
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我国社会保障应朝向更加公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但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政策以及各地自然社会、人口年龄结构的差异，各省市地区之间的养老保险发展水平并不同步，尤其是在养老保险制度逐步走向定型时，检验其实际运行效果将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如果财务可持续性受到地区分割的影响，说明我国统一养老保险制度在保障人们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实际运行中遇到现实问题，需要分析不同的影响因素。近些年来，在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带来的流动人口加剧的双重困境下，人们在关注制度公平性的同时，制度自身健康、可持续运行关注成为关注的重点。
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养老保险发展水平地区差距问题。郑功成（2002）从养老保险水平地区差距的影响结果分析，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执行力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各地养老保险政策执行将出现明显地区分割，从而导致不同省份之间企业负担不公平和阻碍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1]。林治芬（2002）以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比例及缺口、替代率和抚养比等指标分析2000年社会保障支出的地区差异[2]。王晓军（2005）通过测算我国31个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历史债务，得出我国各省养老保险制度在历史债务、制度覆盖率、抚养比、替代率和缴费率上存在很大差异，地区差异将阻碍全国统筹的进程[3]。蔡小慎（2009）选取养老金总支出额、养老金支出占GDP之比、人均养老金给付和养老金替代率等四个指标，利用2001-2006年的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进行逐年回归，指出我国养老保险存在显著地区差异[4]。《2011年中国民生发展报告》选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这两个指标作为基本保险指数的测量指标[5]；杨立雄（2013）基于2011年各省面板数据选取城乡养老保险参保率、待遇水平和基金收支比及高龄津贴覆盖率等指标体系构建养老保障发展指数，指出各省养老保障发展指数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较弱的正相关关系[6]。刘桂莲（2014）通过选取18个反映城镇职工和新农保养老金发展水平的指标，指出我国养老保险综合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 [7]。江华等（2012）构建省际社会保障非均衡发展评估指标体系衡量社会保障在省际和区域间的非均衡发展，利用2001-2010年数据，采取聚类分析方法指出我国社会保障因经济均衡程度、财政投入和制度流动性的影响存在省际差异[8]。
研究养老保险地区差异的文章更多关注单个险种，从整体视域量化城乡养老保险发展水平非均衡发展的文献尚有限，本文试图在借鉴已有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从城乡统筹的视角出发，通过选取更加全面衡量中国城乡养老保险发展水平的宏观经济和制度设计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31省（市）养老保险发展水平。
二、中国城乡养老保险非均衡发展指标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般而言，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性受到内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外部因素包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直接支撑着一地区的财政能力和城镇化水平，是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财政收入和工资水平相应提高。内部因素包括养老金待遇水平、缴费收入以及制度赡养率等。本文立足城乡统筹的视角，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考察对象，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年龄结构及基金财务可持续性这三个维度选取15个指标构成指标体系（见表1）。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4》和中国统计局官方公布的数据。考虑到各指标单位的不同，为消除不同量纲指标值的不可比性，通过SPSS统计软件中Z得分值法对15个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三、城乡养老保险非均衡发展因子分析过程
本文构建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涵盖指标较多，为了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各省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非均衡发展，本文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通过几个公共因子的线性组合，在保证各公因子解释力度的基础上实现对样本的归类。
（一）我国城乡养老保险非均衡发展前提检验
本文选用SPSS17.0自带检验选项――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进行检验。一般而言，KMO的统计量值达到0.6以上可以进行因子分析，KMO值越大，表明各变量间的共同因素越多。本文KMO值为0.626，Bartlett球形检验中P
当数据通过SPSS17.0球形检验后，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提取公共因子，本文得到4个公共因子分别用X1、X2、X3、X4表示，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0.046%，这4个公共因子对原始数据信息的解释力度较大。
为了使因子载荷矩阵系数向0或1分化，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结果如下：（1）第一个公因子在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人口比重等变量上有显著负载，这四个指标主要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是城乡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直接支撑，本文将其直接命名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子，记为X1。（2）第二个公因子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基金收支比、基金备付率这三个指标上有显著负载，这三个指标反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财务可持续性状况，本文将其命名为城职保基金财务可持续性因子，记为X2。（3）第三个因子在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人均缴费额、城居保人均养老金上有明显负载，本文将其命名为城乡养老保障水平因子，记为X3；（4）第四个因子在城居保收入支出比、城居保基金备付率上负载程度较高，这三个指标反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基金财务可持续性的地区发展状况，本文将其命名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可持续因子，记为X4。
（二）城乡养老保险非均衡发展实证测算结果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综合考虑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衡量制度实际运行的基金财务可持续性指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年龄结构为分析维度，通过《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4》年披露的2013年制度运行基础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整体而言，全国各省份之间城乡养老保险非均衡发展状况持续存在。
（一）主要结论
1.全国范围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因子得分较高，其它三个因子得分普遍较低。四个公因子对区域差异的贡献率存在很大差异。2013年全国城镇职工可持续因子综合得分为0.1416，有11个省份得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得分为-0.0829，最低的是城乡养老保障水平因子，有15个省份的保障水平因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城职保从建立至今运行时间较长，发展相对较为成熟，但综合考虑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国养老保障水平偏低。
2.东部省份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表现较好，而西部省份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表现良好。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明显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上得分较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前10名基本上全是部沿海发达省份或是直辖市，包括上海、天津、北京、浙江、江苏、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和重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因子表现良好的省份有广东、北京、浙江、福建、、甘肃、浙江；、上海、北京、青海、山西、新疆、内蒙古等省份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障水平因子上得分很高，大部分西部省份得分普遍高于中东部地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因子在天津、新疆、北京、、甘肃等地得分较高。
3.四大区域财务可持续性内部差异明显。东部省份除海南和河北外，其它8个省份综合排名靠前。西部各省份之间内部综合得分差异明显：新疆、、山西、内蒙古4省综合得分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贵州、甘肃、陕西3省综合得分排名靠后。西部地区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子上得分差距不大，但在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水平因子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可持续因子差距很大，这与财政支持和地区政策引导有关。东北地区除辽宁因地区发展水平得分较高综合排名第11位外，吉林和黑龙江排名靠后，东北地区是老工业基地，既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又因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现象突出，该地区基金可持续压力很大。
（二）城乡养老保险地区非均衡发展的宏观因素分析
中国城乡养老保险发展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存在失衡，东中部非均衡程度较小，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最明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到劳动者的缴费能力和财政支持力度，而且中国尚处于转型国家，城镇化水平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他们大多选择流向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这样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社会保障造成影响。同样，参数设计也会影响养老金水平，从退休者角度来看，养老金水平越高，退休后生活水平越有保障，但缴费收入或财政能力是养老金水平的硬约束，养老金水平刚性发展将给制度基金带来沉重负担。如果养老金水平较低，虽然会有基金结余，退休者老年基本生活水平将难以保障，这是不公平的。此外，制度内赡养率对于基金财务可持续起到关键作用。制度赡养率越高的地区，基金负担越重，基金可持续性面临的挑战越大，反之，赡养率越低的地区，基金负担越轻，制度可持续性越好。实际上这三个因素之间是彼此相互联系的，经济欠发达的省份，越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地，影响当地人口年龄结构，从而影响地区基金支撑能力。
1.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城乡养老保险发展的直接支撑。中国长期二元经济结构下合理地区差距的存在是正常的。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一致，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快于发达地区。笔者通过计算泰尔指数 得出，2012年人均GDP泰尔指数为0.2354，2013年人均GDP泰尔指数为0.2426，泰尔指数下降表明人均GDP地区差距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但地区间的显著差异依然存在，2013年天津市人均GDP是贵州人均GDP的4.5倍 。其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将影响到各省的财政实力，进而影响到改善民生的经济基础。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因子得分可以看出，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状况越好，经济发达地区市场经济环境状况较好，越能吸引企业投资和劳动力流动，较多年轻劳动者纳入制度将增加制度基金收入。再者，经济发展带动工资增长，劳动者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在增加在职者缴费收入的同时也影响到退休者的待遇水平，因为退休人员待遇计发考虑当地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因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将会影响到退休者基本生活水平。
2制度负担比是基金财务可持续性面临的重要挑战。制度负担比反映制度缴费者与参保者年龄结构关系。制度负担比之所以是财务可持续重要挑战的原因包括：一是制度负担比的上升表明缴费者人数相对较少，从而带来缴费收入额的缩水；二是退休者人数的相对上升表明需要从制度内支取待遇的人数不断增加，费基的相对缩小和待遇支出的刚性增长，给制度财务可持续性带来严峻挑战。东三省地区中吉林和黑龙江由于人口老化现象严重，制度负担比分别为0.66和0.61，较之2012年略有上升。以2013年数据为例，制度负担比在0.5以上的有重庆、四川、甘肃、内蒙古，负担比在0.4-0.5之间的省份有9个，基本上都是中西部欠发达省份，而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这几个省份的制度负担比很轻，基本在0.2左右。可见，越是经济发达省份，其制度负担比越轻，缴费率越低，基金可持续性越好，广东省平均实际缴费远低于东北地区等老龄化较为严重的省份，越是欠发达地区，其制度负担比给基金财务可持续性造成的威胁越大。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区域间流动加剧。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根据数据显示，农民工在东、中、西部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分别为8.8%、5.2%和4.2% ，劳动力大多从中西部省份流向东部省份，其对人口输入地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年轻劳动力流入增加了劳动供给，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年轻劳动力的流入在稀释制度负担比的同时，还增加了当期缴费收入，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转移接续权益损失的存在，基金主要结余在经济发达地区。
3.较低的统筹层次影响劳动力流动性是制度财务可持续的关键影响因素。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基本处于县市级统筹，大部分省份处于调剂金阶段，大多数基金流的收入、支出、管理和核算由县市级管理，基金分散在全国2000多个统筹单位，基金难以横向调剂。统筹层次较低使得各地基金结余出现苦乐不均，基金结余规模大的省份保值增值压力很大。当横向调剂出现阻碍时，只有通过纵向财政拨付才能缓解当期缺口，对政府财政补贴产生了巨大需求，以2013年为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率为18.56%，全国31个省份中，当期收不抵支的省份已从2011年的14个省份上升到2013年的19个省份，其中制度负担比严重的辽宁和黑龙江其当期基金缺口超过200亿元 。统筹层次较低带来的部分省份面临大量结余和部分省份当期收不抵支需要政府大量补贴的现象并存，这一扭曲的现实不仅损害了制度的正常运行、破坏了制度互济性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而且使制度在未来蕴含巨大财政风险。
五、小结与思考
我国城乡养老保险非均衡发展有其一定合理性，但仍有一些问题我们思考。
1.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与经济、财政适应性状态非均衡。通过前文实证结果表明，部分西部欠发达省份养老保障水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中部省份，、新疆、山西、内蒙古四省的综合得分能够跻身前10，这主要在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上表现明显，尤其是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障水平得分为3.2414，位列第一，这主要表明：一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还与财政投入和地方政策引导密切相关，由于西部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或由于经济非均衡发展引致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财政投入具有一定的倾斜性，中央政府对西部省份基础养老金提供全额财政补助，为保障西部民众的老年生活、缓解老年贫困做出突出贡献。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已逐渐从效率优先向公平优先转变。二是部分省份出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地区养老保险发展不相适应，财政的大量非理性输血和投入的非机制化虽带来待遇水平的提高，但养老金水平出现非理性增长客观上要求提高在职者缴费，而缴费提高会影响企业竞争力，最终阻碍经济增长，待遇水平的确定应考虑国家、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因此，应努力推动中西部和落后省市经济的快速增长，明晰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上的主导作用，并努力实现财政责任机制化、比例化，尤其是在经济逐渐走向中低速发展、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强以及劳动力流动加剧的新常态背景下，实现养老保险保障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能力相契合显得十分必要。
2.城乡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的关键在于统筹层次的提高，适应流动性。统筹层次低下是掣肘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虽然《社会保险法》明确了逐渐提高统筹层次，实现在更大范围实现基金统收统支和调剂使用，更好发挥出保险“大数法则”和风险分散的作用，这对于打破地区分割和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意义重大。然而，提高统筹层次绝非易事，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很多：一是区域间利益冲突和各级政府之间利益博弈。基金结余省份和基金不足省份将出现利益再分配。二是统筹层次提高到哪一层，意味着哪一层级政府负责相关的基金征缴和管理工作，需要重新划分央地之间的财权和事权。在现行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负责事权，如果统筹层次提高，中央政府不仅上收财权，也应当上收事权，如果事权依然留在地方，将会出现地方道德风险问题，央地关系中财权和事权需要重新划分。为解决基金财务失衡状况，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统筹考虑。
【参考文献】
[1]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挑战在即》，《中国社会保障》，2002第2期。
[2] 林治芬：《中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及其转移支付》，《财政研究》，2002第5期。
[3] 王晓军：《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地区差距分析》，《社会保障研究》，2005年。
[4] 柯卉兵：《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地区差异问题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09第1期。
[5]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课题组：《中国民生发展指数总体设计框架》，《改革》2011年第9期。
[6] 杨立雄，宁亚芳：《中国养老保障发展水平差异研究―基于2011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4期。
[7] 刘桂莲：《我国养老保险综合水平地区差异研究》，《现代管理科学》，2014年第11期。
[8] 江华，吕学静，王延中：《中国省际社会保障经济公平非均衡发展评估》，《中国人口科学》，2012年第5期。
[9] 郑秉文：《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4》，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年。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因子分析地区经济发展评价
一、引言
当今世界已步入了全球性经济大协作，资源市场大竞争，经济循环一体化时代。地区作为国家的经济、政治、科学和教育文化的中心，它已成为经济循环的主角，而决定每个地区在激烈市场搏击中的地位、作用、未来的发展趋势的主导因素是它们各自拥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如何分类、比较和研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对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法对2007年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评价和比较研究。在遵循选取评价指标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专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历史文献资料，选取了反映经济发展的以下八项指标：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亿元），:第三产业值（亿元），:工业总产值（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亿元），:财政总收入（万元），: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总产值（亿美元），: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万人），: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二、对指标数据的因子分析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选取2007年我国各地区对应指标的数据，数据来源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按照因子分析方法的实现步骤，运用SPSS12.0统计分析软件，首先对数据资料是否符合因子分析方法的要求进行判断，采用软件中KMOandBartlett''''sTest检验方法，结果表明，Bartlett值为407.358，P<0.0001，即指标数据的相关矩阵不是单位阵，故考虑进行因子分析；Kaiser-Meyer-OlkinMeasureofSamplingAdequacy是用于比较观测相关系数与偏相关系数值的一个指标，其值越接近于1，表明对这些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KMO值为0.825，意味着因子分析的结果较好。
1.因子分析的基本过程
首先，对原始数据标准化，以消除量纲的影响；然后建立指标间的相关系数阵R。其次，求出相关系数阵R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第三，建立指标变量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第四，根据因子得分系数，建立因子得分矩阵。第五，根据因子得分矩阵建立三个因子的得分模型：
构制综合得分评价模型:
计算综合得分
2.结果分析
为了便于相关政府部门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利用综合评价模型对2007年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作出评价，列出各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并根据得分高低进行了排序，结果见下表。
(1)对第一主因子得分进行分析
由上表可以看出，分列前三位的山东、河南、江苏经济发展较快，尤其是山东得分明显领先。不难从该因子的组成中发现，山东的第三产业值，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等指标位居2007年前列，而这些指标在第一主因子中占有较大载荷。因此山东经济发展水平与其投入产出是密切相关的。大量的投入产出极大地促进了山东经济的快速发展。
(2)对第二主因子得分进行分析
广东在利用外资、对外贸易，地理位置上都占有一定的优势，其中在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总产值，进出口总额指标上具有更明显的优势，远远超过2007年其它各省。由于第二主因子主要体现为对外开放程度，且广东在该因子上的得分排在了首位，因此广东的发展前景是美好的。
(3)对第三主因子得分来进行分析
该因子为经济发展状况因子，上海、北京、天津三大直辖市位列前茅，远远大于其他地区。其中，北京仅次于上海，相差很小。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北京、天津有很强的经济实力，表现出了很好的经济发展水平。
(4)对综合得分进行分析
从综合得分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还是比较大的，经济实力较强和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南部沿海地区，而中西部、西北、西南地区各省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发展速度相对较慢。但是从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因子来看，西部地区亦有在某些方面高于东部地区的，如投入产出因子。在西部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各省应找准自身在全国经济活力和三大因子活力中的位置，继续保持、发展自身的优势，同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弥补自身的不足，以达到系统全面地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目的。故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①工业效率目前仍然是影响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地区经济发展仍然较多地依赖于工业，第三产业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还相对较弱，未开放地区的这一特征比开放地区更明显。
②三资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对开放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而三资企业在未开放地区中的低效益并未对其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有利影响。
③开放政策的推行和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强，对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利用外资额、开放程度和三资企业规模对中等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对各地区也有较明显的作用。
三、推动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1.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经济发展需要不断补充新的劳动力，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全面素质。这就要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增加居民收入水平，调节收人分配，消除贫困，发展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地提高劳动者的物质生活质量，以发挥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必须发展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发展经济要求保护环境，保持自然生态的平衡。如果缺乏宏观管理，完全由市场调节，必将破坏生态平衡，造成环境污染。其后果，不仅有损于经济的发展，而且破坏了人们生存的条件。所以，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应当保持协调一致。
经济发展需要保持稳定的社会环境，这就要加强法制建设。另一方面，社会事业发展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要以生产的发展为条件，社会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取决于经济提供的可能。
2.提高对外开放层次，缩短经济发展的差距
从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开发型经济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因此提高对外开发层次能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提高对外开放层次就要建立承载外贸的基地。事实已证明：要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园区建设是一个良好的载体。因此，我国各地区要在建立高起点的园区上做工作。在当前政府对各类开发区的严加控制情况下，各地区更要重视做好外资发展的定点规划工作，要在整合规模不大，层次不高的园区上下功夫。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对具有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经济社会结构的不同地区，要实行分类解析和分类指导。从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的研究和解决问题。另外，政府要加大帮扶力度，给与更多的政策优惠，采取技术帮扶为主、资金帮扶为辅的措施，加大教育投入。总之，在继续保持华南、华东地区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加快西北、西南地区的开发，推动全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
3.调整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般工农业产品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剩余。但也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这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等方面。这种结构性矛盾越来越不适应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越来越不适应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来看，当前的结构调整不是一般意义的调整，而是在新技术革命带动下，对经济全局和长远发展进行具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在内的全面调整。尤其是要调整生产力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针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扩大，影响整个经济加快发展的状况，我国提出了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同时继续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在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结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之举。只有进行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才能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条件下，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建刚于英川: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主成份分析研究商业研究，2004(1):10～15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经济发展水平 差异性 非均衡性 农村社会养老
论文摘要: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结构及社会化程度，我国农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收入、农村东中西部收入及各地区内农民收入差距明显。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应区分经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落后地区分别进行设计，建立非均衡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探索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新途径。然而，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农村人口众多，地区间差异大，发展极不平衡，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起各地都在积极探讨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但由于制度设计缺乏可行性，总是问题多多或中途流产，以致1999年国务院中途叫停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设计、建立与地区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从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等方面着手，对我国建立非均衡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人。
一、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一)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施中需要国家给予财政支持，实施范围愈广，保障规模愈大，所需要国家财政拨款愈多。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较高，由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较大，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弱，其社会养老保障的规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在我国历年的国民收人中，消费基金一般占70%左右，而消费基金的大部分用于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的工资部分，只有大约占消费基金10%的部分用于社会保障，这一部分仅占国民收人的7%。而这部分的社会保障基金也只有小部分被用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所以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很小，只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
(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结构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结构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各种保险项目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需求受到抑制，也只能选择低水平的保险项目，无法选择高水平的保险项目，从而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结构表现为低层次性和不完整性。反之，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有充足的财力满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农民有缴费的经济能力，就可以选择高水平的保险项目，这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就会依据社会成员多方面的需求走向项目齐全化和体系完整化。我国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民的财力有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较低，仅能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三)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是反映其模式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包括筹资的社会化、保障对象的社会化、服务的社会化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主要是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的，当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高时，农民支付能力高，保障模式水平的社会化程度就比较高，资金来源渠道多，保障对象全民化，保障的覆盖面宽。如瑞典模式，其社会化程度较高，保障对象为全体公民，实现了保障对象社会化;在资金来源上，实行个人和企业纳税并与国家财政补贴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筹资的社会化;在资金的筹措与管理上，普遍采用了基金化、经营化、货币化的方式。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因而其社会化程度比较低，筹资渠道也比较单一。
二、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1.我国城乡居民收人差距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大多数农民生活水平仍然很低，城乡差距逐渐拉大，从表1可以看出，2004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纯收人9 421.6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仅为2 936.4元，由此可见，与城市相比，农村居民人均收人水平还相当低，而且差距显著，因此，不能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只能建立不同于城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农村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平均收人差距明显
党的之后，针对当时的国情，我们党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1978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收人水平基本持平，但进人1985年以来，地区收人水平差距逐渐拉大。从表中可以看出，西部和中部发展相对较慢，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1985年，东部农村家庭总收人为西部地区的142%，2004年达到169%(见表2)。
3.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收人差距不断拉大
我国农村居民的收人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收人分配极不均衡，低收人农户与高收人农户的收人差距进一步扩大。按农户人均收人水平进行5等份分组(每组各占总户数的20 0，6 ) ，2001年高低收人组农户的收人比为6.76:1(以低收人组农户的收人为1)，2002扩大为6.88:1，2003年进一步扩大为7.32:1(见表3)。
由上述可见，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省市的农村经济发展较快，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农民的经济实力也较雄厚，与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水平还很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决定了在目前不可能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只能进行分类设计和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发展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提供物质基础，即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必须遵循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客观规律，非均衡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这种经济主导性规律是导致农村养老非均衡保障的支配性规律，其内涵是农村养老保障实质是一种经济现象，其保障的非均衡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性。一般而言，农村不同地区，经济愈发达的地区，社会化养老的需求愈高，保障水平愈高，而落后的地区则相反;农村同一地区，收人愈高的群体，社会化养老的需求愈高，保障水平愈高，反之亦然。
三、非均衡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
从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一)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
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条件，应积极地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努力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了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参照城镇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体做法为:
1.保障项目多样化
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生活比较富裕，观念也比较开放，除了基本生活以外，他们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还有更高的需求，在保障标准上，可以多设定一些档次，并适当地提高每个档次的水平，以适应发达地区农民的保险需求。
2.加大集体补助与财政支持比例
经济发达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大发展，集体经济的厚实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集体经济支持，集体经济承担部分农民养老保险的保费也是其责任和义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经济发达地区集体经济对改善当地农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对农民养老问题却很少投人，多为直接的现时支付，应该利用集体经济这一优势条件，加大农民养老的集体经济支持力度。同时目前经济发达地区建立的农村社会保障，当地财政很少支持，保障制度抗风险能力很脆弱，必须从制度上规定连续性向基金注人适量财政资金，加大基金的公共积累水平。
3.规范缴费基数，实行与城镇一体缴费
以农村劳动力人均纯收人作为缴费基数，以与农村劳动力的收人状况相适应，一方面保证征缴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实现保障与生活水平的对等性，缴费率与城镇一致，实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性。
4.向农民开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税，实现农村社会养老的“社会性”
将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费改为社会养老保障税，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费征缴困难和参保群体不稳定性问题，开征保障税在实现扩面的同时，更能强化征缴，降低管理成本，保证基金的征收和稳定。
5.健全基金的保值、增值机制
发达地区的保障资金的各种管理机制比较健全，投资的机会较多，应该健全机制，有效地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二)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经济欠发达地区是指收人水平介于贫困与富裕之间的地区，这类地区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占据的比例较大。从收人水平角度而言，是介于贫穷与小康之间的一种收人水平和生活水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农业的产业结构有所调整，收人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这表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已经走出了贫困线，但还没有达到富裕阶段。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且区域内部经济差异也很大，不完全具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经济条件。
欠发达地区应采取以家庭养老为主体，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养老保障体系。欠发达地区以家庭养老为主体是指在条件不具备或不适合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地区暂不普遍推行农村社会化养老，当一些地区满足了社会化养老条件后再实施，以及在一些已经满足了实行社会养老的特殊人群中率先实施社会养老。欠发达地区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过程中应注意下列问题:
1.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基本原则
欠发达地区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时，在保障标准上，应坚持宜低不宜高，以能保障其基本生活为前提，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切忌保障水平超出当地经济承受能力，给国家造成困难和负担。
2.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统一管理与财政支持
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一定要建立监督机制，增强透明度。由于欠发达地区投保档次一般较低，每年收取保费较少，因此，其各级管理机构的人员工资应由财政拨付，其办公费用，每年按所收保费的一定比例由县管理处统一提取，分级使用。
3.优先保障重点对象
欠发达地区农村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社会保障能力和群众承受能力有限，因此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社会保障必须坚持优先保障重点对象的原则，包括五保对象、残疾人、优抚对象、特困户等，这对于稳定社会，促进欠发达农村经济发展，密切干群关系，加强国防建设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养老
我国农村经济落后地区所占比例比较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贫困线的标准为206元，在此线以下的低收人农村人口有1.125亿，占农村人口总数的14.8%，到2004年农村贫困线的标准为668元，在此线下的农村人口有2 610万，贫困发生率为2.8%，其中东部地区人口为374万，中部地区为931万，西部为1 305万。农村低收人人口为4 977万，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5.3%，东、中、西部低收人人口分别为837万、1 744万和2 396万。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主要表现在生产方式原始，生产手段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农民的收人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收人低，消费差，投人少，自我发展能力弱，生活困难;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低，仅能维持最简单的消费。由于收人水平低，有限的收人全都用于生活消费，决定了其生产的低投人，导致了自我发展能力弱。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范文第4篇
关键词：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经济发展；商业银行；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是指：金融机构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与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指标挂钩。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越低、不良贷款比率越高，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就越高；反之，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越高、不良贷款比率越低，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就越低。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在我国除了指金融机构根据不同的资本充足率和资产状况等指标来适用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之外，还应该有另外一层意思，即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来适用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
一、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发展现状
我国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时间起步较晚，1980年人民银行就曾为了满足改革试点的要求，对一些地区性银行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对上海地区的银行按存款增加额的10%缴纳存款准备金，而对深圳地区银行则按存款增加额的3%缴纳存款准备金。
2003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贷款进度较快，规模发展迅速，部分商业银行贷款规模扩张倾向明显。一些扩张较快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及资产质量等指标有所下降，呆坏账风险增加，而且国内经济过热倾向明显。因此，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倾向，保证经济稳定发展，同时为了区别对待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从2004年4月25日起对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抑制资本充足率较低且资产质量较差、呆坏账比率过高的金融机构盲目扩张贷款，为了防止金融宏观调控中出现“一刀切”的情况，央行将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与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指标挂钩，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
这些说明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已经成为我国中央银行实行金融监管、调节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和调控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工具。
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四川地区为例
（一）我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对资金流向的影响。我国根据地理标志将全国分为三个区域，即东部地区：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琼；中部地区：晋吉黑皖赣豫鄂湘桂和内蒙；西部地区：渝川黔滇藏陕甘宁青新。而这个地理分界线同时也是经济分界线，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中部次之，西部地区最落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东部经济发达省份，货币市场也较为发达，金融机构体系完善，参与货币市场交易的金融机构较多，货币市场的交易量较大。由于地区间资金收益率不同和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同，东部地区虽然执行统一的官方利率，但实际上利率已经市场化。而西部地区的实际利率长期处于低利率或负利率之下，资金的逐利天性，必然加剧西部资金流向东部。相反，西部地区的金融业虽然经过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仍然与全国经济发展平均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西部省份的金融机构体系建设和业务发展仍然十分滞后。这是因为受西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在贫困地区，金融机构设施落后，网点分布少，人均收入水平低，从而边际储蓄倾向低。法定准备金要求全国同一水平，但西部地区的总体存款水平低于东部地区，按同一水平上缴存款准备金加剧了西部地区的资金紧张状态，商业银行筹集信贷资金难度大，同时由于西部地区信贷机制发展水平低于东部地区，存款中所需现金比率较高，在统一的法定准备金率下无法得到照顾，因而西部地区的货币供给长期低于东部地区以至全国平均水平，各行信贷资金运营一直不能满足经济发展所需缺口。而且当东部发达地区经济活动呈现过热时，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往往才处于起步阶段，此时实施统一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给刚刚开始发展的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各行业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导致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
（二）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对我国四川地震灾区经济的影响。地震发生后，四川省也开展了积极的灾后重建，希望能尽快恢复生产，但四川省经济基础薄弱，灾后自救能力较差。数据显示，至2008年6月25日，四川省财政厅向灾区拨付资金57.5亿元，其中省财政拨付41.9亿元，市州财政15.6亿元。但与灾后重建所需资金相比，缺口很大。四川地区地震灾害发生时，我国经济总体偏热倾向明显，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扩张迅速，房地产等固定资产类投资项目发展过快，为了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央行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压缩商业银行可用资金，以减少信贷规模，抑制经济过热。但是，四川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即使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其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十分明显。如果四川地区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商业银行同时提高，就会导致当地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规模缩小，信贷规模压缩，这将进一步扩大灾后重建所需要资金的缺口，而且商业银行的可运用资金数量大大减少，其贷款行为将更加慎重，审批过程更为严格，甚至实行贷款配额。这样，灾区企业融资成本加大，融资难度明显加大，资金来源途径变窄，不利于经济的恢复发展；资金的稀缺性也必然会带来企业融资活动中的寻租行为，不利于灾区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我国当时的经济宏观面又不可能为了仅仅照顾四川地区的情况而保持存款准备金率的不变，因此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全国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时，保持四川地区存款准备金率的不变，这样既解决了四川地区经济恢复所急需的资金问题，又不影响总体货币政策的实施。首先，存款准备金率保持不变，则备付金总体相对保持不变，可用资金规模与以前相比没有受到压缩；地区商业银行的存贷比率不变，这就为四川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其次，存款准备金率保持不变，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没有受到影响，其在贷款对象选择上将有更多的余地，而且贷款利率将不会因为其他地区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而受到影响，这样西部地区更多的企业就能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贷款，这对帮助四川地震灾区企业的恢复发展壮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再次，存款准备金率保持不变，商业银行货币供给量规模相对增加，市场上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将刺激地震地区居民的个人消费，有利于灾区消费市场的拓展，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推广开来，我们可以看到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在解决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上的应用前景。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因此统一的存款准备金率不仅在政策实施的效果上大打折扣，而且会对地区经济产生很多不利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货币市场不完善，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缺口大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如果央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不考虑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而采取东西部地区“一刀切”的货币政策，则在央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下，西部地区的“抗震”能力必然低于东部，受到的冲击会相对较大，严重影响到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样一来，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主要目的就是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西部地区货币政策目标的首选始终应是经济增长。西部地区只有实施加速发展战略，才能尽可能地在短期内缩小东西部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而且推进西部地区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各种矛盾的化解，也都需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国家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上必须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强，地区融资能力强，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热的局面下可以对其采用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以遏制其经济信贷增长过快和投资过热。而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存款准备金率可以适度向其倾斜，采取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或保持存款准备金率的不变，以促进其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实施，给央行提供了更为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使得央行能够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采取相适应的存款准备金率，这样就避免了在调控全国的经济时“一刀切”现象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且给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大的自主空间，给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这对帮助解决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我国总体经济的影响
（一）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于帮助西部地区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对于巩固国家的安定团结，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西部地区多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西部地区的落后，也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会造成不平衡心理，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正常的差距有利于竞争，有利于调动积极性，但差距过大且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就极有可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产生不公平感。民族地区的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若长期落后，发展缓慢，就不能形成良好的发展能力。它与东部沿海地区的这种强烈的反差势必会影响到我国的民族团结，成为阻碍社会稳定发展的因素之一，还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良性循环，进而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和发展。
（二）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促进西部地区发展，使得东西部地区优势互补，能够促进我国总体经济的和谐持续发展。当前，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正面临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批高投入、高排放、低增长的企业被淘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东部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如果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则会直接影响到我国总体经济的增长率。所以，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已经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难题。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是形成国民经济发展新格局的重大举措。西部地区发展滞后，是区域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对西部地区实行货币政策上的倾斜，增加西部地区货币市场活力，促进西部地区信贷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发挥西部地区优势，加快西部地区发展，形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空间；有利于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推进国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生产力合理布局，增强国民经济的活力和发展后劲。西部地区的市场、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与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也有利于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拓宽市场，逐步形成区域经济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新局面。这对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实践，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保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胜利，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三）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有利于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团结。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国的企业很多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危机的爆发使我国的对外出口额大幅下降，很多企业因此而倒闭。而且我国的劳动力人口较多，在往年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就业人群的需要。但是，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极有可能会下滑，得益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岗位也会减少，这就产生了大量的失业人员，如果国家不采取有效措施，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通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发达地区采用较为合理的存款准备金率，给东部地区的优质企业提供较低利率的贷款，以促进其发展壮大。而针对落后地区的实际情况，则采取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扶持当地企业的发展，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实施，是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重大改革，它将改变我国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对我国今后货币政策的实施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制度，使之能更好地适应我国的实际国情。这是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在我国的一种制度创新，它将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四、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措施
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实施虽然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边际储蓄率低等原因，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巴塞尔协议所要求的核心资本不低于4%，一级资本不低于8%的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一般对于资本充足率低于8%的金融机构，我国金融当局为防止金融风险过度积累，引发金融不稳，会及时要求其补充资本金，或实行兼并，甚至强制清算。在这种审查制度下，资产负债状况良好的金融机构资产扩张较快，而资产负债状况较差的金融机构扩张将受到限制。
但是，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实施则使这一惩罚机制的效果大大减弱。为了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采取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这样不良贷款率较高本应受到限制的地区商业银行反而没有受到限制，这就给地方商业银行提供了更多的可用资金，使得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进一步扩张，极有可能加剧呆坏账比例的增加。由于西部地区商业银行本身资本充足率就达不到国家审查要求，信贷规模的扩张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情况，再加上西部地区银行贷款审批机制与东部地区相比还不完善，风险资产增加过快，很容易引发地区金融秩序的混乱。因此，对经济落后地区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使得国家金融监管当局对当地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下降。
另外，存款准备金率是我国央行调节经济的三大货币政策之一，由于它的调整会直接收缩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力度大、效果明显，所以是央行调节经济最为有效的工具之一，如果对西部落后地区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则会使央行调节措施的边际效用大大削弱，警示效果不明显，以至于不足以引起商业银行的重视，从而导致政策效果不理想。
所以，西部落后地区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实施，必须经过央行的仔细审查，必须加强对西部地区商业银行的风险资产的控制。首先，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西部地区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调节和控制，保证信贷规模的供给与经济发展的需求相适应，防止信贷过度扩张影响银行业的稳定；其次，加强对西部金融机构的监管，严防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的发生，以此来弥补实施差别准备金率所导致惩罚机制的削弱；再次，加快西部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健全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改善资金来源单一、金融法制不健全的情况，增加西部地区融资渠道，避免对商业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蔡竞，邱荣.论西部经济成长中的金融约束及其消除[M].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
[2]蔡黎，肖驰.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6.
[3]王薇，郭景涛.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下民族发展面临的问题[M].北方经济，2006.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范文第5篇
关键词：旅游经济；社会网络分析；江西
一、引言
社会网络分析法自从20世纪的30代开始出现后，长期用于社会网络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1]，随后在情报学、经济学等方面得到延伸发展。由于旅游经济由复杂的系统要素构成，社会网络法对其有很强的适应性，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网络分析法运用到了旅游当中研究，并逐渐得到重视，也有某些学者认为其是研究旅游的绝好方法[2]。
目前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在旅游中的研究虽然并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发展迅速，并已取得了许多的相应的研究成果。Pavlovich通过对新西兰维特摩洞穴景区的研究，分析了目的地发展要素网络演变及其服务设施的演变[3]；。国内的学者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旅游的时间要晚于国外，但是发展迅速。杨兴柱等人，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结合南京市个景点间的实际情况研究了其旅游流的网络结构特征[4]。江西省的旅游经济网络结构的研究较少，本文则尝试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对江西省旅游经济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初步研究，以为江西省旅游积极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二、数据与方法
（一）研究区域概况
江西省辖区内有11个地级市，分别是南昌市、九江市、宜春市、上饶市、景德镇市、鹰潭市、抚州市、萍乡市、新余市、吉安市、赣州市。区域内风景秀丽，人文底蕴丰厚，旅游资源丰富。
（二）数据来源
各地级市的旅游收入与旅游人次均来自2014年《江西省统计年鉴》。由于省内旅游活动主要是以公路为主，因此这里的城市间到达的距离以公路旅程为主，最短公路交通距离数据来源于2015年4月百度地图。
（三）旅游经济网络指标选取
旅游经济网络结构分析指标包括单个节点和整体网络两个结构指标。单个节点结构可以分为节点中心度和结构洞两个二级指标，整体网络结构可以分为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核心边缘等几个二级指标。本文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分析，因此选取相关的中心度、核心边缘作为研究指标。
1.中心度分析
通过中心度分析可以衡量某一旅游地在旅游网络中的功能重要性。常用的中心度测度的指标有：程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程度中心度程即连接某一城市旅游地与另外的城市旅游地之间的联系量，其中心度越高，越居于中心位置；接近中心度指某一个城市旅游目的地与其它城市旅游目的地之间测地距和的倒数，值越大，联系越紧密；中间中心度是衡量某一城市旅游目的地对网络内其它城市旅游目的地的控制与依赖程度。
2.核心―边缘分析
核心―边缘指标反映了某一旅游地在旅游网络中位置的重要性，可以判断出哪些地方处在核心位置，哪些地方处在边缘位置。
三、结果分析
（一）中心度分析
在UCIENT软件的支持下计算得出江西省旅游经济网络结构数据。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南昌市的程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都是最高的，说明其在整个江西省旅游经济网络中处在核心位置。上饶、吉安、九江的程度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较高，说明这些地区在江西省旅游经济网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吉安、宜春两地区市的中间中心度也较高，说明这两个地方作为中介的功能性较强。其余地区的程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水平都较低，说明这些地区在江西省旅游经济网络中处在不利地位。
（二）核心―边缘分析
通过核心―边缘分析能够识别判断出核心和边缘两种类型的城市。结果分析得出：在江西省旅游网络结构中处在核心位置的是南昌市、景德镇市、九江市、吉安市、宜春市、上饶市；处在边缘位置的是萍乡市、新余市、鹰潭市、赣州市、抚州市。
四、影响因素分析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交通通达度、旅游地经济发展水平等三方面。
（一）旅游资源禀赋
高知名度、具有特色的、丰富的旅游资源对旅游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是旅游地旅游经济发展的基础。某一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也会带动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因此在旅游经济网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江西省目前有6处国家5A级旅游景区，64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吉安、上饶、九江三地在整个江西省旅游经济网络中占有重要位置，分别源于其境内的井冈山、三清山、婺源、庐山等知名度高的景区存在。
（二）旅游交通
旅游交通是旅游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某一地与其它地区旅游经济联系的桥梁。旅游交通越发达，其与其它地区联系越紧密，在旅游经济网络中越重要。江西省交通网络整体较为发达如（图3），但是部分城市交通相对不发达，加上距离相隔较远，联系不紧密。南昌在整个江西省旅游经济网络结构的中心地位则是源于其发达的旅游交通；抚州在江西省旅游经济网络中处于边缘地位，交通则有很大的影响。
（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旅游经济的发展既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依赖地区经济的发展。地区经济发展为旅游经济发展提供如：住宿、餐饮等旅游接待设施，进而会影响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南昌、九江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整个旅游经济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部分原因是源于此。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宏观的层面分析了江西省旅游经济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明确江西省各地级市在整个江西省旅游网络中的地位角色，以为江西省旅游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通过对江西省旅游经济网络结构的分析得出江西省旅游经济联系，除了部分地区联系紧密，整体网络联系不是很紧密；南昌、吉安、九江、上饶在江西省旅游经济网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宜春、景德镇、鹰潭在江西省旅游经济网络结构中处在中间地位；赣州、新余、抚州、萍乡在整个江西省旅游经济网络结构中地位较弱。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交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江西省各地级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各地区间旅游经济联系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Freeman LC.The Development ofSocial Network Analysis：AStudyin the Sociology ofScience[M].Vancouver，BC：Empirical Press，2004.
[2]Scott N，Baggio R，work Analysis and Tourism：FromTheory to Practice[M].New York，USA：Channel ViewPublications，2008.222.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范文第6篇
关键词：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判别分析：经济发展
一、引言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社会中存在多种不确定性，所以要正确使用数据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有效提取信息是生活中决策的关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它关系到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的发展程度以及国家的综合国力，因此研究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有必要。
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判别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中三个重要的分析方法。本文针对2005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除港澳台地区外)的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先后运用因子分析方法、聚类分析方法和判别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评价。
二、文献综述
目前，针对区域经济的研究很多，随着研究地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定量方法被引入进来。吴玉鸣在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31个行政区划的第三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提出实施第三产业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梁晓俐对全国30个行政区划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主成分分析，根据因子加权综合得分进行分类排序，得到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地域分布。这几篇文章都只是对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排序，并没有很好地进行分类，不利于看出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情况。陈佳、吴润衡、刘喜波先后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针对2004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除港澳台地区外)的26个主要经济发展指标进行分析评价。王维、李仕明、肖磊先后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分析。这几篇文献使用的数据都已经比较陈旧，不能反映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为了弥补以上不足，本文对全国2006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所选的经济指标做因子分析，科学有效地缩减指标规模，得出三个意义较为明确的公共因子，再用聚类分析方法，得到各地区经济发展层次分布状况，最后用判别分析方法看所选方法的判断准确性。
三、样本数据
本文选取了2005年全国地区23个主要经济发展指标(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年鉴2006》)：年底人口数(万人)；就业人员(万人)；职工人数(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商品房销售额(万元)；竣工房屋面积(万平方米)；房屋住宅销售面积(万平方米)；职工平均工资(元)；旅游外汇收入(百万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各地区货物周转量(亿吨公里)；各地区货运量(万吨)；各地区客运量(万人)；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总收入(元)；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全年总收入(元)；城镇居民全年最终消费支出(亿元)；农村居民全年最终消费支出(亿元)；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外商投资总额(亿美元)；税金总额(万元)；利润总额(亿元)；工业增加值(亿元)。
四、统计分析
本文采用SPSS11.5进行统计分析。
(一)对原始数据的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
1、KMO检验与Bartlett球度检验(见表1)。KOM值是用于比较观测相关系数值与偏相关系数值的一个指标，其值越逼近于1，表示对这些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本样本的KOM值为0.792，适合因子分析，而且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而且，Bartlett球度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也说明适合因子分析。
2、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利用SPSS提取了三个因子，因为未经旋转的载荷矩阵中，因子变量在许多变量上都有较高的载荷，为了使因子更具直观含义，所以运用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旋转。因子1包括年底人口数、就业人员、职工人数、地区生产总值、房屋住宅销售面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各地区货运量、各地区客运量、城镇居民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农民居民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利润总额和工业增加值，主要反映经济总量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可以命名为经济总量因子；因子2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商品房销售额、竣工房屋面积、职工平均工资旅游外汇收入、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总收入、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全年总收入、外商投资总额和税金总额，反映的是全社会各方面收入情况，可以命名为收入因子；因子3只有各地区货物周转量这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可以命名为经济发展因子。
3、因子得分函数。根据因子得分矩阵，可以得到因子得分函数：
(二)对综合得分数据的聚类分析
对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3－6类的聚类分析，类间距离为类间平均链锁法，样本间距离为欧式距离平方法。通过对比发现分为四类是比较恰当的，能够体现各省市经济发展的快慢情况。分成四类时：北京和上海属于第一类；江苏、浙江和山东属于第三类；广东属于第四类；其他属于第二类。我们分析不同类的地区时同样采用指标平均值。
通过分析各类均值结果，可以得出各类地区所选取的经济指标方面发展的水平情况，综合分析就可得出各类地区的发展水平。
(三)对各类进行判别分析
因为本身所选的样品就比较少，所以没有从中抽调一些分析，这样我们可以用交互验证的方法来判别聚类效果优劣(见表2)。
表2显示了交互验证结果。可以看到该判别函数的准确率为100％，交互验证的结果和自身验证的结果完全相同，因此该判别函数是较为稳定的。
五、结论
应该说本文的分析结果对于宏观地考察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对各地区制定和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是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的。
从因子分析的结果来看，因子l包含了全部信息的65.136％，这说明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经济总量的增长。
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的载荷较高，所以投资热问题是我们一直比较关注的；人口因素的载荷也是比较高，说明人口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交通运输量相关指标的载荷很大，这说明交通在经济发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从目前来看，各个城市都比较重视交通的发展。
因子2反映了一个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问题――城乡差距问题。此外，商品房和住房指标的载荷也很突出，说明2005年我国的房地产业的发展非常突出，从目前的形式来看，房地产仍然是非常热门的。
从聚类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2005年，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是广东；其次是江苏、浙江、山东三省；发展中等的是北京、上海；其他省份发展相对比较慢。
从判别分析的结果来看，以上分类的结果是比较理想的。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范文第7篇
总的来说，这个回归模型说明，由于在面板回归的混合效应模型中变斜率η赞i与人口构成高度正相关，我们可以认为η赞i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变量（为了说明后面的问题，假定为RK）的关系可以大致分为两项主体部分来表示：一项为与变量RK无关的常数项部分，另一项是带来斜率随之而改变的部分，这一项一定是以常系数与f(RK)的形式出现。因此证明，人均收入以及人口构成对保险密度的解释都是具有很高的显著性的，但是作用形式不单一，回归方程因此可以表示为：从上式看出，人均收入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这两变量对保险密度的作用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以线性的形式作用：即Axit；而另一部分，是两变量以乘积的形式共同作用于保险密度：即Bf（RK）xit的部分。对各地区保险业发展的稳定性水平差异的分析：考察保险市场在不同地区稳定性的差异，我们首先初步观测不同地区在保险赔付与保费收入之比这一指标表现的基本状况。相同地，我们先剔除时间因素，观测在考察时间段上各地区在该指标上的均值，利用graph图，观察在不同地区该值的波动状况，我们看到，该指标值在不同地区基本上能够保持在稳定的范围内波动，说明保险业发展在不同的地区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的，基本在0.15到0.40之间，既不会因为赔付与收入比过高而带来财务危机，也不会过低而未起到转移风险，降低损失的作用。然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异常地区：山西，该地区的保险赔付率占到了保费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高达百分只八十七，这样的情况会给保险公司带来极大的财务危机，甚至致使破产的发生，是保险业市场发展高度不稳定的体现。通过实际证实，在所考察时间，山西频发矿难，便得到解释。
一、造成各地区保险业发展不平衡性的原因分析：
根据模型的定量分析，我们看到，影响各地区保险业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有：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该地区的人口构成状况以及某些地区特殊的支柱产业的保险需求。（1）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从第一个面板模型可以看到，人均收入以混合的形式作用于保险密度，即[A+Bf赞（BK）]xit。表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保险业发展水平越随之水涨船高，尤其是带来保险业总量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造成了不同地区保险业发展水平的差异。（2）人口构成的差异：也是在模型中，得到：人口构成与经济水平相联合以乘积的形式显著作用于保险密度，即Bf（BK）xit。说明一个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越高，该地区的保险业的发展水平越高，其实也就是说，即使是在经济及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由于人口构成形态不同，保险发展水平仍然不同（单位收入增加带来的边际投保不同）。说明农村居民的对保险的购买还是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正是由于各个地区人口构成比的差异造成了在不同地区保险业发展水平的差异性。（3）特殊地区特殊的高风险支柱产业：从第一个面板模型中对异常值的分析可以看出，某些地区比如山西，新疆保险密度是出现了不同于该相应经济水平地区的值域范围的，所以可以认为某些特殊地区支柱产业的风险度极高（其采矿业发达），会带来保险业发展程度不同步于其经济水平发展。同时，这样的地区也可能带来该地区保险业市场发展的不稳定性远远地高于其他地区，例如山西。也就使说，一些特殊的地区支柱产业的风险度的差异造成了保险业发展的绝对水平和保险市场本身稳定性的差异。
二、相应的政策措施建议：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范文第8篇
教育成本是指用于培养学生所消耗的教育资源的价值，或者说是以货币形态表现的、培养学生由社会和受教育者个人或家庭直接或间接支付的全部成本。公式表示为：
生均教育总成本＝生均事业费＋生均基建费
生均事业费＝生均人员经费＋生均公用经费
比较地区间的生均基建费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本文着重比较各地区生均事业费的差异，分析其存在差异的原因。从全国总体的的情况来看，我国生均事业费的利用效率与其他国家相比一直较低。生均事业费的利用效率一般用生均经费指数（年度生均事业费/年度人均GDP）进行评价，它剔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对生均经费的影响。我国的生均经费指数1999年为99.2，2005年降低为89.41，而高收入国家和中收入国家早在2004年就为30左右了。从纵向来看，我国生均经费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说明我国生均事业费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我国各地区间的生均事业费情况如何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些研究对教育经济学理论和政府决策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各地区普通高校生均事业费分析
（一）各地区普通高校生均事业费总体趋势分析 本文中除特别指明外，使用的学生数均为折算后的标准生数，各类学生折算为标准学生的权数为：本科、专科、第二学士学位、在职人员攻读博士和硕士学位、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学生、成人脱产班学生、预科生、进修生为1，博士生为2，硕士生为1.5，来华留学生为3，函授、网络教育生为0.1，夜大等其他学生均为0.3。选取标准差、极差和极差率等指标来反映地区间生均成本差异状况。标准差用于测量地区间生均成本的绝对差异。极差反映地区间生均成本绝对差异的极端情况，极差率反映地区间生均成本相对差异的极端情况。通过对各地区生均事业费的分析发现：（1）2003年~2006年地区间的标准差分别为4540.12元、4378.05元、5119.83元、5161.67元；极差分别为19232.54元、18538.19元、23090.68元、23150.12元；极差率分别为3.87、3.56、4.40、4.23。可见，2003年~2006年各地区生均事业费无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均呈现扩大之势，这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是极为不利的。（2）2003年~2006年各地区生均事业费排序较稳定。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天津、、江苏、福建等地较高，一般均维持在前8位；江西、贵州、河南、河北、甘肃、广西等地较低，排名较靠后。可见，我国生均事业费东西部差异较大。（3）生均事业费逐年增长，但各地增长速度规律性不强。2003年~2006年均表现正增长的只有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浙江、湖北、云南、青海，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教育投资决策的主观随意性较大，投资政策起伏性较大。
（二）各地区普通高校生均事业费内部结构分析 具体包括：
（1）生均事业费内部结构绝对数值分析。生均事业费由生均人员费和生均公用费两部分构成。各地区普通高校生均人员费与生均公用费都呈现逐年增大的趋势。2003年~2006年生均人员费的标准差分别为2024.876元、1875.705元、2091.116元、2055.534元；极差分别为7413.14元、7562.48元、8887.28元、8972.00元。2003年~2006年生均公用费的标准差分别为2159.36元、2280.93元、2230.48元、2305.88元；极差分别为12239.58元、11525.33元、14655.93元、14558.83元。可见，各地区间的生均公用费差异中极端分化严重，不利于地区间教育质量的平衡，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教育资金流入公用费用领域。
（2）生均事业费内部结构相对数据分析。具体表现在：一是为了更好地反映生均事业费的使用结构情况，利用生均人员费对生均公用费增长指数（生均人员费增长率/生均公用费增长率）进行分析。理论上，我国高等教育的生均人员费增长要小于或等于生均公用费增长，即生均人员费对生均公用费增长指数应该小于或等于1。但只有黑龙江、江西、陕西、新疆在三年间生均人员费对生均公用费增长的弹性指数小于1，各地区的生均人员费对生均公用费增长的弹性指数呈现不规律状态，起伏性太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高校事业费的使用结构还缺乏稳定性。二是为了反映各地区高校对教育教学经费的重视程度，利用公用经费占事业性经费的比例进行地区差异分析。据分析，2006年公用经费占事业性经费比例超过55%的6个地区是北京、黑龙江、浙江、湖南、四川、陕西；公用经费占事业性经费比例在45%以下的有山西、内蒙古、海南、青海等4个省、区；其他21个省、市区的公用经费占事业性经费比例在45%~55%之间。这数据与2003年相比可以发现公用经费占事业性经费比例超过55%的省区在增加，比例在45%以下的省区在减少，这表明各省市都在加大教育教学经费的投入比例，这对教育质量的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各地区普通高校生均事业费差异分析
（一）各地区普通高校生均事业费差异的原因分析 生均事业费差异形成的原因很多，既有投资政策、内部管理等方面的主观原因，也有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学校规模等方面的客观原因，本文首先运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地区间生均事业费差异形成的客观原因，然后运用回归分析确定各地区生均事业费与客观原因中相关经济指标的定量关系。本文选取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选取生师比、校学生数作为反映学校规模的指标。
根据上述数据和我国统计年鉴中查到的数据计算Pearson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发现生均事业费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系数均大于0.5，可见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因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生均事业费的重要外部因素；相比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生均事业费的相关程度较高，因而在构建回归模型时可以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影响生均事业费的外部因素。学校规模因素方面，生师比除个别年份外，与生均事业费也呈现正相关。但相关程度相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较低。校学生数与生均事业费2003年~2005年没有表现出相关关系，但2006年它们的正相关关系较前几年明显增大，这说明2006年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大，生均事业费也随着增高。
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理论上讲会产生规模效益，即在没有达到适度规模的范围之前，扩大规模会带来效益，当超过了适度规模的范围后，则会产生规模无效益。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是生均事业费并没有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而降低，这是因为近几年高校大规模扩招，旧校区无法满足教学科研要求， 扩建后的新校区大多占地广阔，硬件设施完备。研究表明，规模效益的提高要以高效的管理为前提，而此时高校规模过大， 内部管理并没有相应改善，导致管理工作的失效甚至混乱，管理成本大量增加，严重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因而没有达到规模效益的实现条件。 如图1所示：
（二）各地区普通高校生均事业费差异的回归分析 生均事业费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因此以生均事业费为因变量，以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自变量，进行一元回归分析。公式为：y＝ax＋b，其中y为生均事业费，x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a、b为常数。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选取检验性能最好的2003年回归模型，y＝1.80，x＝3558.85，计算出各地区生均事业费的模拟值，如表3所示：
模拟值高于实际值的地区有天津、河北、内蒙古、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西、海南、贵州、青海、新疆等16个地区，其余15个地区模拟值低于实际值。模拟值高于实际值说明，如果分别以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参照，在该地区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下，生均事业费实际值偏低，其原因可能是政府投资额偏小或者是由于学校的生师比过大、学校规模太大；模拟值低于实际值则正相反。
四、结论
各地区生均事业费增长速度起伏较大，规律性不强，这与政府教育投资决策的主观随意性和投资政策的起伏性有关。对此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一是政府在制定投资决策时，要兼顾各高校的利益，保证其健康发展；二是在制定教育投资政策时，要保持其连续性、稳定性、科学性。
针对各地区普通高校规模效益不存在或不明显的实际情况，需要理性认识当前高校合并与兼并现象，不能一概在学校规模上下功夫，还须从内部机制和管理体制上加强认识，在机构设置、资源共享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明显偏低， 因此提升空间还很大。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生均事业费的重要外部因素，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均事业费应保持相应的增长。因此，政府财政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在拨款时，要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运用生均成本指标反映资源利用效率时，应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培养学生的层次、质量等，辩证地分析、评价生均事业费的高低。
参考文献：
［1］王善迈：《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李福华：《高等学校资源利用效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袁连生、崔邦焱：《我国高等学校生均成本变动分析》，《教育研究》2004年第6期。
［4］教育部财务司、国家统计局社科司主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
［5］教育部财务司、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统计司主编：《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