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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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走向范文第1篇
一、要不要或者能不能由投资主导转变为消费主导，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趋势？
1.消费主导应不应当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基础性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大的判断是重要前提，就是消费率长期偏低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从消费与投资的关系看，长期以来消费增长明显滞后于投资增长；第二，与历史上比，现在的消费率是改革开放30年较低的一个阶段；第三，同国际上比，与发展水平相同的“金砖四国”比，我国的消费率至少有10%左右的差距。总体上说，消费相对滞后是一个基本事实。
2.能不能说投资就是消费，投资等于消费？有人说，基础设施投资都是为了消费。应当说，过去30年，由于私人产品严重短缺，基础社会建设仍处在建设改善阶段，投资促进消费有阶段性特点。问题是当总体上解决了私人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当产能过剩已经开始出现，不能说今天的投资就能等于消费，有些投资可能造成产能过剩，形成经济生活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应当说，今天我国已进入以消费需求拉动投资的新阶段。
3.未来5年我国能不能形成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趋势？我的看法是，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可以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格局。从理论上来说，人均GDP在3000-4000美元间，应该是一个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的拐点；从现实而言，城市由住房和汽车刺激拉动消费提升，农村在多种作用刺激下消费潜力开始释放，并且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未来几年农村潜在消费释放的水平会更高。但这个趋势不是自然形成的过程，关键取决于两条：一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要调整；二是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在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快推进相关方面的制度改革上有一些重要的举措，这对于形成消费主导的趋势十分重要。
二、能不能或者要不要从工业主导转变为城市主导，以形成城镇化时代的发展趋势？
1.城镇化对于发展方式转型到底会有哪些影响？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说了很多年，有一些进展但缺乏实质性的突破。第一，强调提高服务业比重。服务业发展的比重和城镇化的发展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调整结构，提高服务业的比重的主要出路在于推进城镇化进程；第二，过去30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主导，城镇化相对滞后。这必然引起结构不合理，尤其服务业比重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当前，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是一个基本现实。
2.未来5年左右是否有可能形成一个城镇化主导的格局？我对此很乐观，我认为未来5年左右，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是说城镇化率每年增长至少1%-1.2%，搞得好1.3%-1.4%是很有可能的。这是因为：第一，“十二五”是我国改变城乡两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重要的5年，3年左右把中小城市的户籍基本放开，大概5年左右能解决大中城市的户籍问题，这将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突破。这个突破提高我国城镇化贡献率至少有10%左右的空间；第二，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率快速发展的时期。无论从东、中、西部看，“十二五”城市群、城镇化、城市圈都将呈现全面快速发展的态势。这将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形成城镇化主导的趋势取决于相关改革的突破，比如城乡两元结构能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行政体制能不能做一些重要的调整等。
三、要不要或者能不能从公共产品短缺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转变，初步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30年我国解决了私人产品短缺的问题，温饱问题总体上得到解决，现在什么问题比较突出呢？就是公共需求突出，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矛盾。在这个特定背景下，需要充分估计基本公共服务对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影响。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实现城乡服务基本化对于我国公平可持续发展，也就是对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带来的重大的影响。
其次，基本公共服务有一个经济水平承受力的问题，更有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农村养老和城镇养老还没有统一起来，我国要统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建立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所以，在强调经济水平制约的同时，更需要重视制度的安排问题。
四、要不要或者能不能从从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发展转变，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低碳经济是未来发展方式的选择。我国有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从中长期来看，低碳经济时代背景下发展方式的选择可能更为关键、更为重要。我认为，低碳经济将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场深刻的变革。首先，将是一个技术革命；其次，也会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第三，将带动社会与生活方式的革命；第四，就是一个制度性的革命。高度重视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
五、要不要或者能不能放弃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形成政府转型下的发展趋势？
经济发展走向范文第2篇
中小银行发展转型都是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进行的，且普遍经历了由“同质化——初步差异化——高度差异化”转型路径。从中小银行发展转型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来看，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的阶段，银行业基本上是高度同质化竞争阶段，以存贷业务为主；人均GDP达到3000～30000美元的阶段后，居民的金融产品需求伴随其财富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金融产品持续创新，金融“脱媒”现象开始加剧，银行业竞争不断加剧，中小银行开始逐渐走向差异化以维持生存；当人均GDP达到30000美元以上时，银行走向高度差异化（专业化、特色化）竞争阶段。这是李银珍（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和曾建中（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共同提交的观点。
他俩研究了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演变特点，指出，虽然各国的金融体制各不相同，但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各国金融管制政策均经历了从早期的严格管制到放松管制，再到逐步实施金融自由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金融创新产品，利率市场化不断发展。这说明了一国的金融体制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也体现了中小银行发展转型的背景具有相似性。
中小银行发展转型的一般规律
从美国中小银行发展转型历程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银行监管政策的改变，中小银行经历了多次发展转型以适应经济和监管政策的变化。早期的中小银行主要从事存贷款业务，与大型银行并无太大区别；随着金融创新和跨区域经营的放开，银行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部分中小银行慢慢与大银行开展错位竞争，注重差异化的经营特色，形成了比较优势，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空间。随着1994年美国《跨州银行法》的实施，不同的中小银行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中小银行通过兼并重组或跨州经营，向区域性银行发展，而一部分中小银行坚持社区银行的定位，从为社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形成了自身的经营特色。1999年《现代金融服务法》实施，美国银行业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发展，随着竞争的加剧，美国中小银行的发展模式逐渐向专业化、特色化转型。
从德国中小银行的发展转型历程看，由于德国形成了分别代表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合作银行的利益集团，为中小银行提供清算服务和存款保险服务。因此，其银行系统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1967年以前，德国银行竞争不充分，中小银行同质化严重。1967年以后，随着银行竞争加剧，中小银行竞争激烈，德国中小银行在坚持自身定位的同时，不得不通过个性化、专业化与大型银行开展错位竞争，逐步走向差异化发展道路。1970年以后，中小银行在中小企业综合化服务、专业化融资和特色化理财服务方面积极探索专业化发展道路，显现了中小银行独特的竞争力。
从日本中小银行的发展历程看。由于地方性银行不能跨区域经营，因此，日本地方银行主要立足于服务地方中小企业和本地居民，并运用“关系银行”策略来发展业务。从存贷款来看，地方性银行主要吸收储蓄性存款和向地方中小企业发放短期贷款。个人存款大约占其所有存款的70%，贷款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其绝大部分贷款客户( 80%以上)是当地中小型公司和客户。随着日本经济环境和竞争环境的变化，日本地方银行调整经营策略，积极从传统业务向特色业务、综合业务转型，为地域中小企业提供差异化、特色化服务，2002年4月日本取消存款全额保护政策以后，地方性银行加大创新力度，积极向非银行新兴业务转型。
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中小银行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模式转型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规律：虽然一个国家中小银行的发展模式受到本国银行体系、经济发展状况、监管环境、竞争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总体而言，主要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的发展会带来银行业的监管政策和竞争程度的变化，中小银行的发展模式也必然随之进行转型，以适应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各国在经济环境、政治制度、竞争环境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其中小银行发展转型模式也各具特点，如美国的自由竞争模式、德国的合作发展模式以及日本的主银行模式。尽管各国中小银行的发展模式、历程各不相同，但可以发现，中小银行发展转型都是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进行的，且普遍经历了由“同质化——初步差异化——高度差异化”转型路径。从中小银行发展转型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来看，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的阶段，银行业基本上是高度同质化竞争阶段，以存贷业务为主；人均GDP达到3000～30000美元的阶段后，居民的金融产品需求伴随其财富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金融产品持续创新，金融“脱媒”现象开始加剧，银行业竞争不断加剧，中小银行开始逐渐走向差异化以维持生存；当人均GDP达到30000美元以上时，银行走向高度差异化（专业化、特色化）竞争阶段。
经济发展走向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 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也会伴生就业不足、失业、困难群体基本生活遭受威胁等问题，需要社会政策托底。社会政策托底应该是积极的托底，要从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有利于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转型升级的角度，设计和发展社会政策，使其发挥保障基本民生、促进就业和社会参与、培育健康的社会心理、预防底层群体的社会沉淀、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综合功能。积极托底的社会政策是发展性的，它应该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政策对象的发展。
关键词 经济发展新常态 社会政策托底 功能的综合效应
作 者 王思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一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主任、林护荣誉研究员。 （北京 100871）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制度和模式研究” （09JZD0026）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会走向和实现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也是机遇和社会矛盾并存、社会风险显性化的时期。除了审时度势选择和实施正确的经济政策外，还需要实施正确的社会政策，解决社会问题，支持经济转型。
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社会政策托底
1．认真对待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社会问题受国际经济的影响，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近两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一种新的态势。这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经济结构调整，积极发展高端产业；原来靠低成本劳动力和大量资源投入的增长模式发生改变，寻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促进创新。从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经济在总体上正经历一个升级换挡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由过去的GDP崇拜所导致的经济社会矛盾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升级换档过程中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未来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下去。对于上述现象，总书记称之为“经济发展新常态”，即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结构不合理转向结构优化，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隐含风险转向面临多种挑战，指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四种基本表现。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一个走向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过程，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种期望状态。由于这一升级换档要处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因素，要处理长期以来粗放型增长积累起来的问题和矛盾，还要面对新产生的问题，因此，这种新常态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既有机遇也有多种风险。
经济发展新常态四个方面的作用方向是不同的，它们表现的时序也不同。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是比较显性的，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就已经开始；现在则要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它会直接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换代多年来一直在倡导和推动，但是进展并不迅速，它是一个慢变量。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转换创新也是多年来一直致力的，但是在世界经济激烈竞争的情况下，要在世界范围内占领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并不容易。如果“世界工厂”不做了，新的增长点又没有形成明显优势，就会出现两难。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一些隐含的、在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形成的矛盾就会显露出来，与寻求新常态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叠加，多种挑战就会不期而至。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经济增速放缓已经出现，并仍会继续，矛盾风险是存在的并会显性化，而产业结构优化、创新要素的确立和发挥决定作用则需要时间。或者说，走向新常态的进程已经开始，但新常态远未形成。现在是机遇期，也是矛盾多发期，必须密切关注这些矛盾和机遇。
适应和引导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处理大量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这就要施行相互配套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指出“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应该说这是中央应对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一社会问题的理性选择。在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优化经济新结构、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必须注重社会政策的作用，积极地实现社会政策托底。只有这样，才能够缓解经济一社会问题，支持和保障经济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2．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社会政策托底的特殊意义
各国各地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发展不是纯经济要素的组合，经济问题也不是纯经济方面的问题。经济发展历来同社会因素密切结合，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必须以积极、稳定的社会状态作保障。经济发展新常态要经历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的变化，要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要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要实现主要发展动力由基本要素投入向科技创新推动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经济一社会问题是，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城乡居民收入增幅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带来就业不充分或失业，以及与之相伴生的民众的社会心理承受力问题等。
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并行所引发的问题具有分配性效应，受其影响最大的当属那些跟不上或不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及创新升级的群体。一般说来，他们是人力资本不足、缺乏对新挑战的应对能力的群体，也是社会的中下层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和实施社会政策，对这些群体实行托底，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不致于使他们掉队，并且提升他们适应新常态的能力，就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全的重要措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形成是经济社会因素复杂交织的过程，是一个向上的同时又充满风险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非瞬时性或相对持久性，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积累。因此，托底的社会政策要考虑到民众收入增速放缓、不充分就业或失业，以及可能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带来的问题，要对社会政策托底的意义给予充分的理解和认识。
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
1．何谓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
社会政策要承担托底的功能，但是对什么是“托底”，托什么底和怎样托底还需要有更深刻的认识。有人认为，所谓社会政策托底就是“应保尽保”，也即对在向新常态转型过程中被甩出来的、竞争失利陷入失业和贫困的群体给予基本的社会救助保障，避免造成社会风险。这种理解·是不错的，也是基本的。但是，笔者认为这还不够。鉴于向新常态过渡的复杂性，应该对“托底”给予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即要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
也就是说，要走出社会政策的救和被动性，在此基础上对阻碍困难群体和中下层群体适应新常态的其他因素予以干预，促进政策对象的发展和成长，以更全面地对他们进行托底。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政策具有弱势性特征，即与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经济政策相比，总被认为是次要的、附属性的和处于弱势的。这种弱势性特征又与社会政策的被动性特点相关，即它只被认为是为经济困境、政治和社会危机填补漏洞，是要安抚那些贫困者、失业者。这种现象在国际社会政策发展史上也曾经存在。社会政策在解决经济社会困局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在我国进入“社会政策时代”的情况下，这种作用也比较明显。但是，当前我们在走向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情况下，要主动适应新常态，建构新常态，就要赋予社会政策以更加积极的意义，社会政策托底也应具有更加积极的含义。托底不但要解决经济和社会转型中贫困群体、失业群体的基本物质生活方面的问题，也要有利于阻止他们在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中沉底，阻止社会结构固化。
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包括积极的社会政策与积极实施社会政策两个方面，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也就是既要制定具有更加积极内涵的社会政策，又要积极实施社会政策。前者是社会政策的内容问题，即通过什么样的社会政策可以实现托底。后者是如何使积极的社会政策得以实现，以形成积极托底的功能。社会政策托底既要托得住，也要托得起。走向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社会政策，要有利于稳步进入新常态，促进新结构的形成，既是承担压力、走出困境的托底，也是为建立新结构所作出的努力，是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社会稳定发展为目标的托底。
2．理解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的视角
社会政策是一种收入再分配政策，是政府和社会对无力抵御因失业、缺乏劳动能力、灾害等而陷入生活贫困的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援助政策。在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并行的情况下，受其影响的困难群体或受助对象可能包括如下一些群体：第一，原来传统的困难群体，如失依老人和儿童、失依残障人士等，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是社会政策的主要对象。第二，因经济增速放缓使其收入不足而难以支付基本生活费用者。第三，因为产业结构调整而产生的结构性失业群体、技术性失业群体，后者是因自己的技术不足或技术排挤劳动而出现的。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要面对上述群体，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问题，缓解他们的困境。具体说来，积极托底的社会政策要有如下视角，或者说，需要注意解决下面一些基本问题。
(1)伦理的视角。伦理方面的考虑是社会政策的基本视角。在现代社会，政府和社会有责任对那些陷入基本生活困境而不能自拔者给予必要的帮助，而不管这种困境形成的具体原因如何，这是基本的人道主义要求。在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并行的情况下，由于经济是增速放缓而不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就需要对经济转型升级中的落伍者给予更加积极的救助和支持。由于经济的转型升级而造成的困境并非这些群体个人所愿，或者说这些群体生活和就业困难实际上是为经济的转型升级付出成本，因此，从伦理的角度看待对这一群体的积极救助是合理的，也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这样，社会政策的救助和服务就不应该是苛刻的，而是要有同情心，有积极的、正面的心态。
(2)经济的视角。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自然以原有的社会政策为基础。基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我国大体上形成了一套社会保障制度和一系列社会政策，这些制度和政策的实施在解决民生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走向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进程中，社会政策要反映这一阶段的特点和要求。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而不是经济衰退，是使社会政策对象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不是尽量压低他们的待遇。也就是说，所谓社会政策托底，不能被理解为社会保障要保持最低水平或尽量压低政策对象的待遇。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的经济学意义在于，对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还可以刺激他们的需求和消费，进而有利于刺激社会生产，促进形成内需一生产的良性循环。积极的社会政策要有一个适当的经济保障水平。
(3)社会的视角。由经济的转型升级形成的结构性失业、技术性失业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与摩擦性失业的后果不同。前者所造成的失业规模要比后者大，他们的群体性特征也较复杂，从而这种失业可能会形成较大的社会风险。此外，由于是产业结构调整或技术升级而带来的就业替代，被替代者的知识和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在低成本劳动力依赖和资源依赖发展阶段，这一群体是庞大的）。因此，由于产业升级换代、技术创新可能带来的这些被边缘化群体在社会结构中“触底”并固化的现象，应该引起高度注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市场中的被边缘化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会降低，经济、社会地位的降低可能会衍生出更加负面的后果。经济发展新常态进程中社会政策要尽量避免出现这种负面的连带反应，要实现积极的托底。政府在政策制定上要发挥主导作用，企业也要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要尽量减少失业，增加被新结构排斥的群体进入就业市场的机会和竞争能力。在这方面，社会政策要有积极的导向，发挥积极的作用。
(4)政治的视角。向经济发展新常态过渡的社会效应自然会带来政治影响，从政治的角度看待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并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必然的。发展和稳定一直是我们的两个基本主题。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为了应对国际压力，也是为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但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结构调整、创新驱动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不可能是“帕累托改进”，那些被边缘化群体或利益最大受损者多数是基本民众。被边缘化或利益受损可能会影响这些群体的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要注意从积极的、正面的角度，着力于化解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并行中产生的问题的消极影响，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5)发展的视角。从发展的视角看待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社会政策托底，就是要积极实施发展型社会政策。面对新自由主义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学者们曾倡导实施发展型社会政策。发展型社会政策是适应市场竞争的客观现实而采取的社会政策，是既能照顾到经济发展、又能促进政策对象发展的政策。其基本特点是社会投资，即投资于更能带来经济发展的社会项目，投资于人力资本发展。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社会政策托底要特别注意对处于边缘地位的劳动者的知识、技术、素质的培训，尽量使他们能适应新的经济结构的要求。同时，要增强这一群体的能力，积极开发培育这一群体能够胜任的、与新结构接轨的就业机会和岗位，形成新的产业链，吸纳较低能力群体就业，使这些群体不至于被彻底边缘化，不出现社会断裂。在这方面，社会政策的托底是具有发展性的，即通过发展实现托底，在托底中实现较弱群体的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几个方面不应该互相排斥，而应该互相整合。即应从各种视角整合的立场出发制定政策，尽最大可能使社会政策产生积极的托底效果。
社会政策的托底功能
1．社会政策应具有托底功能
走向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一个过程，这既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要真正实现新常态，使我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既需要大力推动经济发展，又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统筹好发展改革稳定的关系。在走向新常态的过程中，既要抓住国际国内的发展机遇，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发展高质量经济；又要面对经济下行、升级换档带来的风险，解决积累下来的和新产生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城乡居民收入增幅放缓、就业不稳或失业等方面的问题。在解决和预防新常态进程所伴生的社会问题方面，社会政策的积极托底应该在下面几个方面发挥重要功能。
第一，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经济发展新常态虽然是中高速增长，但与以往相比毕竟是经济下行。如果新的增长或发展是由创新者实现的，那么，创新所获得的利益也会首先在参与创新者中分配，那些未能参与创新的群体的收益则相对降低。如果新的经济结构和技术排斥了劳动，就会造成失业者，带来上述群体的贫困。政府和企业要公正地对待既有贫困和新贫困的产生，社会政策要在此过程中发挥托底机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和相关政策保障困难群体、贫弱群体的基本生活，避免这些群体生活水平和质量的下滑。我国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已经公布，应该很好地予以实施。
第二，促进就业和社会参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可能带来的最大的社会问题是，劳动群体的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转型升级中的失业问题是必然会发生的，由于我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多数由农村中青年组成，他们所受到的正规教育和专业培训有限，容易适应粗放型经济的发展，而不容易适应高精尖产业发展的要求。虽然产业升级之后也需要数量不小的辅岗位，但这难以满足大量专业技术较低的劳动者的就业要求。就业是民生之本。在走向新常态的过程中，必须努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训，提升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尤其是提升他们的“可行能力”以应对挑战、走出困境。在这方面，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结合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比如，大力倡导和推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大力发展社会所需要的新的服务业态，积极发展社会企业，等等。
第三，培育健康的社会氛围和社会心理。社会和经济的大规模快速转型会带来不可忽视的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城乡居民也因此得到了明显的好处。现在已经开始并持续的新常态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速放缓，必然会带来城乡居民收入增幅放缓。对于失业和不稳定就业群体来说，则意味着收入的降低。收入增幅放缓或就业机会减少会给相关群体带来“相对剥夺感”，而相对剥夺感的聚集和衍生可能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在社会转型期，减少人们的相对剥夺感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社会政策应该并可以在这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实施相应政策的过程中，政策实施者应该把产生困难的原因、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趋势、政府的应对政策和可能的发展前景告诉政策对象。只有民众心里有底，才可能形成渡过难关的共识，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在经济升级换档的过程中，特别要注重社会心理建设，使我国社会更有韧性，更能承受困境带来的压力。
第四，预防底层群体的社会沉淀和社会结构固化。经济增长下行、以创新为动力的产业结构调整，可能会使基本的劳动群体挣钱不易，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的冲击可能更大。如果不能提高这一群体的素质，就可能使其更加底层化，进而使得社会结构固化。在走向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中，原来的基本劳动群体（特别是其中的年轻劳动者）有没有上升的机会，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当基本劳动群体的经济机会降低或被边缘化时，他们在劳动就业场域中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减少，有效的社会资本也会降低。新的社会政策要防止基本劳动群体的社会沉淀，即防止这一群体变为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固定下来。解决底层群体经济上的困难，增强他们走出困境的实际能力，给予他们真实可感的社会支持，是避免发生底层群体社会沉淀的措施，也是社会政策应有的内容。
第五，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社会政策在本质上有保障困难群体、贫弱群体民生的功能，在社会安全的意义上社会政策具有托底的作用。在走向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中，社会政策不但要发挥保障社会安全的功能，还应该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功能。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是相互联系的，应该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融合到一个协同的发展的框架中， 积极的社会政策应该通过托底促进新常态的达成。在这种意义上，社会政策应该有明确的发展取向，既能保障民生，也能促进经济发展。实际上，发展型社会政策就具有改善民生、促进劳动者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团结等多种功能，也就是在支持经济转型。
2．社会政策托底的综合效应
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是不可分离的，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过程和形成需要适宜、积极的社会政策。从这一进程中经济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来说，某些经济政策也可以带有社会政策的特点，社会政策也会发挥某种意义的经济功能，这就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关联性和交互性。走向新常态进程的社会政策要充分考虑到其功能上的综合性特点。
图1展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形成过程中托底的社会政策所应具有的功能，它表示社会政策的托底功能应该是多方面的，各种功能又是相互联系的。托底的社会政策首先具有保障民生的功能，但是这种保障不只是救助和满足其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而且包括促进有劳动能力的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体、中下层群体的就业，以实现积极的保障。托底的社会政策还包括对底层群体的素质提高功能。救助困难群体、脆弱群体，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能力，可以促进这些群体对新常态下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理解，促进社会认同；也可以缓解经济结构升级换代带来的社会压力，进而支持新结构的形成，实现我国经济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毫无疑问，这种考虑了困难群体、中下层群体的基本生活，能促进其发展，又有社会关怀的社会政策，就具有使这些群体获得发展机会的作用，从而避免这些群体的社会沉淀，阻滞社会结构的固化，促进社会整合。
设计经济发展新常态进程中托底的社会政策，必须从综合的角度着眼。社会政策既要托基本民生之底，也要托社会心理之底，托社会结构之底；同时，社会政策要有利于经济发展、人的发展。这样的政策才是真正的托底政策，不但托得住，而且托得起。在这方面，将社会工作融入整个社会政策过程无疑是必要的。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一种必经的发展阶段，新常态的实现将使我国经济实现重要进步，将会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重要作用。但是，新常态作为一种重大的经济转型和调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对此，我们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置之不理，而是要理性地应对。笔者关于社会政策托底的讨论是站在应对问题的角度进行分析的。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宁可把问题想得多一点、复杂一点，也不应该盲目乐观。积极托底的社会政策一定优于被动的社会政策，但需要很好地设计。一方面，这种社会政策的综合性，要求政策设计有一定的高度。另一方面，积极的社会政策还需要积极实施，它要求及时、有效、公平，能建立起社会的信心。它既不像过去有些地方出现的缺乏责任的简单给付性的救助保障，也不同于买稳定式的“乱花钱”，而是在进一步科学地调整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的基础上，做到精准救助；既要及时提供救助，又要在救助过程中融人人文关怀，还要尽力促进人的发展。社会政策托底不是消极的，而应该是积极的，社会政策不但要救助，而且要追求发展。这种发展不但包括新的就业岗位和产业链的形成，困难群体、就业市场中边缘群体的就业机会、参与能力的发展，也包括他们心理素质的提高，以及具有韧性和发展含义的社会环境的建构。在此意义上，积极托底的社会政策也是社会政策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评论员．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人民日报，2014.8.7.
[2]吴敬琏，中国经济旧常态已打破新常态未建立．中国新闻网，2014.11.4.
[3]．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每日新华电讯，2013.4.26.
[4]王思斌．我国社会政策的弱势性及其转变，学海，2006 (6)．
[5]杨伟民．社会政策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45、158 -160.
[6]王思斌．社会政策时代与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04 (6)．
[7][8]安东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发展型社会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9]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87.
[10]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341-343．
[11]林南．社会资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4.
经济发展走向范文第4篇
第100期，要传递点什么？
刚刚的经济数据显示，第一季度GDP增速为7.4%，这是近4年来新低。中国经济的掌舵人，国务院总理总理自3月下旬以来，在全国各地多次“打预防针”，阐释“合理区间”理论。就在数据公布当天，再次强调，合理区间是指经济增长率在7.5%左右，高一点、低一点都是正常的，都处于合理区间，这些都是经济结构出现的积极变化。
见诸各大媒体的报道也在传递该数据符合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声音，更毋庸赘述大量经济学界“要习惯经济增速放缓、更有质量增长”的言论。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已进入慢行通道。
近年来，中国经济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一步步完成阶段性发展目标，这其中引以为傲的成就太多，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形势可谓一时无两，成为全球关注点。然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们暮然发现青山绿水渐远、资源紧缺加剧、雾霾围城频发……
诗人纪伯伦曾经写下：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呼吸雾霾、喝被污染的水、以人口优势在产业链低端获取少量利润，显然不是经济发展的初衷。与此同时，劳动力红利、市场化改革所累积的制度红利、全球化红利三大驱动力不断减弱也提示着，一路高歌猛进的中国经济，是放慢速度、切实注重质量了的时候。
此时，我们希望传递的是――接受经济的慢逻辑。
诚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之后，过去在高速增长之下被忽视甚至掩盖的问题会逐渐摆上台面，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阵痛将无法避免。但是，更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去拒绝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快速增长，追求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让经济慢下来，是中国经济走向更为重视质量的体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2014年要淘汰炼钢2700万吨、水泥4200万吨、平板玻璃3500万重量箱等落后产能，分别占“十二五”时期任务总量的56.3%、11.4%和38.9%。在解决雾霾这一民众“心肺之患”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也把淘汰落后产能作为重要手段。而不断淘汰的落后、过剩产能必然会让地方GDP短期增速放缓。
让经济慢下来，将倒逼产业走向结构调整、转型升级道路，这也是中国由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反观美国、德国，一个手持高新技术产业的指挥棒、一个牢牢占据高端制造的制高点，而长期主导中国制造业的中低端产业环节，显然无法一直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健康增长。
经济发展走向范文第5篇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经济发展走向范文第6篇
走向深蓝的青岛为什么要调整区划？2012年12月1日，青岛市公布新的区划调整方案，青岛中心城区规划面积由1400平方公里拓展到3293平方公里。在苏州、马鞍山等全国各地行政区划调整渐趋活跃的大背景下，青岛城市拓展空间的深意是什么？
区域竞争“新棋局”
传统上青岛的经济腹地包括胶东半岛、鲁中、鲁西南、苏北、皖北和豫东、豫南等地区。由于地理及交通等方面的原因，城市腹地的拓展本就受到很大限制，而随着天津、连云港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确立，青岛的腹地空间受到很大挤压，城市生存受到严重挑战。
2011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核心区的龙头城市，青岛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但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来看，青岛市在国家总体区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与城市当前的实际综合竞争力和港口水平发生严重错位。因此，青岛市需要通过强化自身特色，利用对外开放度、港口岸线、经济基础等优势，积极参与到国家中西部开发战略之中，继续保持自己在港口方面的相对优势，逐步扩大战略腹地范围，在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中抢占先机。本次行政区划的调整，无疑是青岛应对区域经济挑战的重要策略之一。
随着新黄岛区和市北区的建立，青岛除了在中心城区形成了一个面积超过60平方公里的发展空间外，还在胶州湾西岸形成了一个面积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新城区，西海岸经济辐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以前湾港和董家口港为核心的港口经济将会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依托新市北区打造的中心城区现代服务业的强大辐射力和新黄岛区现代海洋产业的超强综合实力，青岛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高更好的条件和平台。
此次区划调整在区域经济层面上明确了青岛向西、向北拓展的主攻方向，进而巩固城市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核心地位。
在西北方向，青岛将紧密联系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京津冀经济圈，提高同环渤海沿岸城市合作水平，既巩固传统的市场空间，又开拓新的更大的国内市场发展空间，与天津争夺腹地。
在西南方向，战略指向是强化鲁苏合作，依托204国道及建设中的青连铁路，联合淮海经济区，融入欧亚大陆桥经济体系，加快形成国家中西部开发最便捷的战略基地，与连云港争夺腹地。
在正西方向，依托胶济铁路延长线、青兰高速等交通路网进一步开拓中西部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联合中原经济区，加快形成沿黄流域经济带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完善区域合作机制，拓展“无水港”布局，在沿黄流域建立广泛的“城市联盟”，确立互利共赢的战略合作关系，推进港口功能、保税功能和口岸功能延伸，发展大陆桥运输，不遗余力抢夺发展空间。
在行政区划调整的大背景下，青岛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渐趋明晰，其控制性腹地将为山东全省，共享性腹地将为苏北、皖北和豫北地区，竞争性腹地将为冀南、晋中南地区，拓展影响性腹地将为陕、甘、宁等黄河中上游地区及陇海线沿线地区。通过经济腹地的拓展和城市生存空间的扩大，青岛的首要目标是跻身国内城市第一方阵。
蓝色经济“龙头”
蓝色经济区在2011年初已经国务院批准，进入国家战略。但是如果没有落地的政策，只是空谈战略就会显得毫无意义。而这次区划调整无疑是受近年来国家海洋战略实施，以及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不断推进的影响而做出的改变，是蓝色经济战略落地的一个重要部分。
以西海岸经济新区为例，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设的新区之一。青岛于2012年初公布了《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发展规划》，希望通过西海岸经济新区的建设，培育形成区域经济发展新引擎，为青岛蓝色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因素。新区在范围上包括了原黄岛区和县级胶南市，但由于区划未做相应调整，整个发展规划一直无法真正落地，新区也就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这次区划调整无疑是西海岸经济新区更深入调整的标志，西海岸经济新区有望借此进入国家战略层面而享受相关政策，不断争取相关机构和项目落户青岛，并在管理体制、相关政策方面取得先行先试权。
作为国内最知名的海洋城市，青岛汇聚了全国30%的海洋科研机构，50%的海洋高层次科研人才，70%以上涉海两院院士，在承接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建设海洋强市上，无疑既得天独厚，又责无旁贷。海洋强市首先意味着在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方面拥有强大的综合实力，据此对照，青岛虽是海洋资源和人才大市，但青岛离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市，还有一定距离。要弥补这一差距，首先就必须在行政区划上进行调整，构建海湾型城市发展框架，加快蓝色硅谷、西海岸经济新区、红岛经济区“一谷两区”这三大平台的建设进程，使城市发展从近海走向远海，从浅海走向深海，从浅蓝走向深蓝，为青岛的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
根据规划，区划调整后的西海岸经济新区将瞄准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等国内一流经济区，统筹整合好西海岸的各类资源，集中发挥政策、产业、园区、开放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促进西海岸经济新区尽快做大做强，加快建设东北亚国际集装箱中转中心、国际期货交易中心、国际物流中心、自由贸易港区、山东半岛高端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和滨海旅游度假区。而新市北区要抓住并用好空间规模扩展的机遇，形成市域金融中心、文化创意中心、信息服务中心、会展中心、休闲娱乐中心和旅游商贸中心，加快形成蓝色经济支撑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城市综合功能。
未完成的调整
从青岛的实践和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本次区划调整仅涉及老城区的部分地区和胶州湾西岸，虽然可以部分解决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老城区的发展空间问题以及西海岸经济新区的落地问题，然而困挠青岛城市发展的一些更深层次的空间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突破，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当前的行政区划调整对于青岛来说只能是一个阶段性成果，青岛必须要谋求在行政区划上的彻底调整才能真正拉开支撑青岛发展的大城市框架，为城市的跨越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首先是青岛老城区的发展已日趋饱和，交通拥堵日益严重，城市功能亟待优化调整，人口和产业承载空间亟需拓展。尤其是市南区，辖区面积仅为30平方公里，却是青岛市域的政治、商务、文化、旅游中心，各种高端要素高度集聚该区域，又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巨大的能量在狭小的空间内得不到有效释放。市南区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不能说青岛的行政区划调整已经到位。
其次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青岛主城区偏于胶州湾东隅，而城市中心区又偏于东隅之末端，西临胶州湾，南向黄海，东有崂山，高端要素往东、南、西三个方向都得不到有效辐射，导致优势资源的巨大浪费和长期的南北、东西差距及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此次区划调整没有涉及建设城市新中心的相关计划，但并不表示青岛不需要培育新的城市中心，相反，加快新的城市中心建设已成为影响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再次从全市蓝色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来看，西海岸经济新区、蓝色硅谷和红岛经济区是其主要的支撑载体，但区划调整仅涉及到西海岸经济新区的布局，而蓝色硅谷和红岛经济区尚未考虑在内，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蓝色硅谷的发展规划已于2012年2月公布，红岛经济区的相关规划2013年上半年可以完成，但如果不能在行政区划调整上做充分的安排，两大载体的发展就难有大的突破。
经济发展走向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超级秘书网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祝茂.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观点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1）:100-103.
［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6-7.
［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
经济发展走向范文第8篇
一、走向消费主导是重大的战略选择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我国在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后需要尽快破题的重大战略课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其核心是转变投资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尽快走向消费主导，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以保持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从我国的实践看，只有消费主导有实质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有可能破题。
1、增长前景取决于消费主导的转型进程。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使保增长成为短期政策的重点之一。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是，如何把短期投资有机地融入到消费主导的转型进程中，在短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为中长期消费的潜力释放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客观地说，投资能否融入消费，扩大投资能否适应消费主导的趋势，决定了我国增长的前景。
2、结构调整的关键是解决投资―消费关系的失衡。我国仍然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过渡性体制带来的结构性问题还相当突出，集中反映在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上。2001―2010年，投资率从36.5%持续提高到48.6%；而消费率则从61.4%持续下降到47.4%。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进一步恶化包括产业、城乡、区域、收入分配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结构。消费结构对我国结构调整的作用不容忽视。一是调整产业结构要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需求与消费决定供给，消费需求变化决定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当前，在我国的消费结构中，发展型消费需求、尤其是服务消费全面快速增长，对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重化工业投资相对空间越来越小。如果能够顺应消费结构变化，加快促进服务业发展，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就能使短期投资有效地融入到中长期消费中，使无效投资大大减少。二是技术结构升级取决于消费主导的基本进程。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活力来源于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需要建立在需求导向和市场导向的基础上。全球几次大的工业革命，基本出发点都是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未来5―10年推进我国的创新进程，重点在于把握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推进需求导向的技术结构升级，在消费主导中真正使创新成为发展的最大活力。三是城乡结构调整，重在改变投资消费结构。我国城乡发展差距之所以不断扩大，根源在于投资主导的模式内生地倾向于把资金更多地投入城市，导致城乡投资差距不断扩大。调整城乡结构，重在改变城市偏好的投资，把农村投资融入农村消费中，有效地释放巨大的农村消费潜力。
3、走向共同富裕需要实现消费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其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缩小消费水平差距，实现消费公平。一是缩小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水平差距。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13471.45元，其中最高10%收入户与最低10%收入户的消费分别为31761.6元和5471.84元，差距达到5.8∶1。空调、淋浴热水器、消毒碗柜、照相机等在每百户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最高10%收入户与最低10%收入户消费差距均超过4∶1。缩小贫富差距，最终要体现为消费差距的缩小，尤其是耐用品消费量差距的逐步缩小。二是缩小城乡消费水平差距。进入新世纪以来，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保持在3.6―3.7∶1的高位，持续超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调整城乡结构，就是要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为目标，实现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逐步缩小，使中国农村这个“世界消费版图上的最大亮点”真正亮起来。三是缩小区域消费水平差距。2010年超过全国城镇平均消费水平（13471.45元）的省份仅有8个。其中最高的上海（23200.4元）与最低的青海（9613.79元），消费差距达到2.41∶1，超过两地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3∶1的差距。缩小区域差距，途径是缩小区域收入差距，基本目标是缩小区域消费水平差距，使广大中西地区潜在消费需求全面释放出来。四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目标是均衡消费。这些年来，我国奢侈品消费增长过快，2011年我国奢侈品市场占全球份额的28%，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与此同时，居民一般消费增长速度远低于奢侈品消费增长。其根源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基尼系数过大。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就是要服务于消费主导的基本趋势，在适度控制奢侈品消费的同时提高一般消费品增长速度。
二、走向消费主导的历史机遇
1、内外环境变化倒逼消费主导。进入到新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使十多年来没有取得突破的消费主导战略再次凸显其重要性。一方面，我国已经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突出矛盾。以投资为主要途径做大经济总量，空间越来越小，同时也很难适应新阶段发展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未来5―10年是我国发展外部环境剧烈变化的时期。世界经济增长面临严峻挑战，欧美经济不容乐观；旧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带来了诸如欧债危机等系统性风险。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走向消费主导。
2、处于消费主导的历史机遇期。我国地理空间大，人口基数大，制度改进的空间大。任何一项结构性调整和增量式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都足以产生巨大的消费规模，为走向消费主导提供最为重要的历史机遇。一是城市化发展空间。城市是重要的消费载体。过去十多年，城市化在加快推进，从2001年的37.66%提高到2011年的51.37%，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按这个趋势下去，城市化率在未来5―10年至少还有10―15个百分点的空间。二是服务业发展空间。至今为止，我国服务业的比重只有43%左右，远低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未来10年，政策调整与体制改革到位的话，服务业有可能提高15―20个百分点左右，由此带来巨大的消费市场。三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将提高0.2个百分点。根据中央部署，到2020年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将明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消费率。四是社会消费正处于释放的历史拐点。我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发展型消费需求不断增长是一个中长期的客观趋势。随着社会需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正处于释放的历史拐点。过去几年，我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快速增长，“十一五”年均增长18.1%，远高于“九五”的10.6%和“十五”的11.8%。从发展趋势看，未来5―10年社会消费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有研究表明，到2015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从15.7万亿元上升到30万亿元，以年均3万亿的规模增长。未来5―10年，我国消费需求将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3、尽快明确消费主导的目标选择。从投资出口主导转向消费主导，涉及到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与体制安排。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从现实情况看，未来5―10年实现消费主导，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2015年初步实现消费主导。未来5年，最终消费率从47.4%提高到55%以上；居民消费率从33.8%提高到45%以上，消费贡献率稳定在40%以上，消费初步成为经济增长稳定的内生动力。第二步，202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未来10年，最终消费率进一步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以上；消费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消费基本成为中长期经济增长稳定的内生动力。
三、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
应当说，我国已经初步具备实现消费主导的条件，但这些年消费率不升反降，投资消费失衡日益突出，投资主导趋势还有强化趋势，使经济增长的不协调、不稳定性加大。根源在于体制转型滞后、政策调整滞后。
1、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绕开“低消费陷阱”。消费率长期走低，加大了产能过剩危机的可能性，既影响短期经济增长，又对中长期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新阶段经济转型，要以拉动消费为战略重点，抓住城市化、服务业、中小企业等重点，有效避免“低消费陷阱”。一是推进消费主导的城市化。加快城市化进程，关键是适应消费主导经济转型的大趋势，推进相关体制改革和政策突破，尽快使城市化在建设消费大国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重点是打破现行行政体制束缚和行政区划壁垒，摒除行政主导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化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进，形成新时期经济主导的城市化新格局。二是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以农民工为突破口，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也有利于社会公平与稳定发展。2011年，我国仍有2.5亿的农民工并未完全实现市民化，突出表现在户籍制度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二元化上。客观地说，当前，全面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关键在于下定决心，实现政策和体制的突破，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三是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市场领域，更多地用于做大GDP，这适应了生存型阶段的需求。但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后，进入到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国有资本仍然主要配置在市场竞争领域，既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又加大了投资过热；更重要的是，很难体现出国有资本的公益性，不利于社会公平。在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迫切需要以提高公益性为目标重新调整国有资本配置结构。一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经济领域退出，重新配置到社会领域，使民营经济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是逐步提高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争取在未来5年提高10―15个百分点，使国有资本、尤其是资源性国有资本及其收益成为社会福利建设的重要支撑。四是走向消费主导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也是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就业的增长有助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增加社会服务供给。从这个角度看，中小企业是走向消费主导的主力军，需要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要在金融、财政、开放等政策上予以更大支持，更要强化其发展的体制保障。
2、走向消费主导的社会转型，绕开“低福利陷阱”。走向消费主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5―10年能否绕开“低福利陷阱”，实现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一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十一五”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但福利水平仍然较低，“低福利”的矛盾和问题还比较突出，还远不是某些欧洲国家暴露出来的“高福利陷阱”的问题。避免“低福利陷阱”，是走向消费型社会必由之路。“十二五”如果能够在惠及13亿人的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上取得重大突破，居民消费率有望提高10―15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二是以民富优先为目标加快收入分配改革。2001―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9.7%和7%，但消费率却从61.4%持续下降到47.4%。重要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远低于同期财政收入21%的增长速度。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成为走向消费主导的关键所在，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无论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是破题共同富裕，都要求尽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三是加快消费型社会的社会管理创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建设与社会进步的重点。与生产型社会的社会管理不同，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要适应需求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趋势，把反映各方需求，协调重大利益关系作为重大任务。在此基础上，创新社会管理的体制、方法，为走向消费型社会奠定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