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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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汉阙 画像砖石 蹴鞠图像 蹴鞠
阙是中国古代用于标志建筑群入口的建筑物。启母阙位于河南登封县嵩山南麓，距离县城二公里的嵩山万岁峰下。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启母阙为启母庙前的神道阙，与太室阙、少室阙并称“中岳汉三阙”。汉三阙是中国现存最古老和保存最好的阙，是封禅祭祀文化的实物见证。它既有石构建筑的典型风貌，又在屋顶等细部上反映了木构建筑的若干特点。其上的画像和铭文也十分精美。启母阙西阙现存高3.17米，东阙现存高3.18米，两阙间距6.80米，阙顶已经部分遗失。阙身用长方形石块垒砌而成，上面有长篇小篆铭文，记述了夏禹及其父亲鲧治水的故事，字体遒劲俊逸，是汉代书法中的精品，一直为国内外金石学家所注重。阙的下部是东汉嘉平四年（175年）中郎将堂溪典所书《请雨铭》，字体为隶书，只是大部分已经剥落。阙身的四周雕刻有宴饮、车马出行、百戏、蹴鞠、驯象、斗鸡、猎兔、虎逐鹿以及“大禹化熊”、“郭巨埋儿”等历史故事画像六十余幅，启母阙和少室阙都有蹴鞠画像，其中的少室阙的蹴鞠图，刻画有一个头挽高髦的细腰女子，穿长袖舞衣，双足跳起正在踢球，舞动的长袖轻盈飘扬，女子两旁各站立一人，一人穿长衣手执鼓桴击鼓，一人跪坐着伴奏。再现了汉代蹴鞠运动的真实场面。
一：蹴鞠的起源
古代把踢足球称为蹴鞠，在古文献中“蹴”字亦作“蹙”，其义为踢、踏，《汉书・枚乘传》颜师古注:“蹴，足蹴之也;鞠以韦为之，中实以物，蹴鞠为戏乐也。”有些古籍把蹴鞠又写成蹋鞠，意为用脚踢球的游戏。
关于蹴鞠的起源现在主要有下列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蹴鞠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黄帝时代”。这种观点所根据的依据是汉代刘向的《别录》所记载的:“蹴鞠，黄帝所造。或云起于战国，古人蹋蹴以为戏”。①历代一些学者都沿用刘向这一说法。巧的是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代墓中发掘出土了《经法・十大经》，其中有“充其胃以鞠，使人执(踢也)之，多中者赏”②，也反映出上古传说的蹴鞠的原始形式。
第二种观点认为蹴鞠起源于殷商时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的主要依据是对《殷虚文字类编・前编》一条卜辞所作的一种新考证和解释。卜辞:“庚寅卜，贞，乎舞，从雨。”有些学者根据自己对上述卜辞的新考证和解释，再结合对少室石阙画像拓片的分析和探究，认为:“舞就是殷商时代的蹴鞠舞(即足球舞)，这种舞有球、有鞠室、有两队的人追逐竞赛把球踢入鞠室。……”有的学者认为，殷商时期人们祭神求雨时，无论男人或女人，都往往跳“蹴鞠舞”，即一边纵情唱歌，一边翩翩起舞，表演踢足球的姿态。这种足球舞蹈与宗教仪式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考古工作者在殷商一些遗址中发掘出不少小石球。当时所用的足球，可能是小石球;或者是用竹片编织成的，里面塞满野草或毛发。③
上述两种说法，只是一些学者的推测，缺乏充足可靠的史料作为依据。蹴鞠起源之谜，至今尚未彻底揭晓。
关于蹴鞠有确切记载的有《战国策・齐策》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踏鞠者。”成书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史记・苏秦列传》也记述到：“苏秦因东说齐宣王曰：‘……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踏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挥汗成雨，家殷人足，趾高气扬。…… ’”可知在距今二千三百年前的我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就已经较为广泛地开展了足球运动。无论以上的传说，还是文字记载，都说明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家。
桓宽写的《盐铁论》中说：“西汉社会承平日久，贵人之家，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材鼎力，蹋鞠斗鸡为乐，百姓也是在康庄驰逐，穷巷蹋鞠。”可见西汉初年，蹴鞠得到了贵族阶级的喜爱。《汉书》上也记载，汉武帝经常在宫中举行斗鸡、蹴鞠比赛的“鸡鞠之会”。汉武帝的宠臣董贤的家中还专门养了会踢球的“鞠客”，在陕西绥德和南阳的汉画像中有较多的蹴鞠图象。河南南阳出土的画像石上，一女子蹴鞠者正在舞乐伴奏下两脚各蹋一鞠。其高髻长袖，与其他乐舞表演者同台表演，更显姿态优美。而在当时能够做到一人同时蹴蹋两鞠，应是表演技巧熟练者。可见，在西汉时期，蹴鞠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很流行了。
二：汉代蹴鞠活动的形式
汉代的蹴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为消闲娱乐活动的、以表现个人技巧为主的、非对抗的表演性质的蹴鞠，就是古代不设球门的散踢，俗称白打。唐宋时期也盛行白打。最初白打是两个人对着踢，后来演变为有三人角踢，四人、五人轮踢以至十人轮踢的白打。白打只需要小片场地，活动方便，踢时不受场地限制。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上，常常见到这类图案，而且以表现女子蹴鞠的画面为主。这种踢法流行范围广，在宫廷、官宦家庭、城市和农村都有。像河南南阳出土的一批汉代画像砖石上就有表现这种表演娱乐形式的蹴鞠，地方一般是室内的乐舞百戏场面，有一人踢，也有二人对踢等形式。
第二种是带球门的,竞技性很强的蹴鞠比赛，汉代的蹴鞠设有六个球门，虽然汉画中很少这类蹴鞠的图像，但是汉代李尤曾经写过一首一共只有十二句的《鞠城铭》镂刻在球场奠基石上:
鞠城铭
员鞠方墙，放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
建长立平，其列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
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
他说比赛的场地是正方形的，双方各设六个球门，而且各有六个守门员，双方人数对等，还有正副裁判，要求执法公正、公平，这种公平竞争的法则，成为竞技性体育文化形态的主要特点。这类蹴鞠形式不仅有锻炼身体、学习军事技能和战术的作用，而且也有很强的观赏性。
三：汉代蹴鞠的历史意义
汉代的蹴鞠不仅具有锻炼身体的作用，还具有很强的观赏性，甚至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国以后，车骑兼用的战斗形式已经逐渐被淘汰，而渐渐的以步兵为主的步骑联合作战形式开始流行开来。这种战斗形式的变化使谋略战策在战争中显得格外的重要与迫切；而且对士兵体质、处理问题的速度、耐力、能力和灵活多变等身体素质体格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历史形势下，汉代蹴鞠就作为训练士兵作战意识和培育身体素质的手段登上一个新的历史舞台，发挥其作用。刘向在其《别录》中就说:“蹴鞠，兵势也，所以炼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 蹴鞠是汉代军队选才和训练士兵的重要手段，在汉代以至后来的军事历史上发挥了它特殊的作用。
汉代李尤《鞠城铭》对蹴鞠的活动形式有很扼要又很清晰的描述:“员鞠方墙，放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列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说明了汉代蹴鞠是在一个长方形的球场上进行的，双方各有六个鞠域; 参赛人数双方都是十二人，其中有六个人是固定的守门员，另外六个人为进攻者。这种安排和竞技原则在军事上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因为军事上的选人和训练特别注重战士勇气和谋略，尤其在汉代对外多采取“和亲”政策，对内采取修养生息的做法，在考虑用兵、备战、打仗时更是十分慎重，也更加注重士兵智勇谋略的训练。
蹴鞠的竞技规则和《孙子兵法》中的一些计谋和对策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或者说蹴鞠是按照《孙子兵法》的某些内容来训练军士的。《孙子兵法・计篇》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 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 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孙子兵法・虚实篇》云:“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在蹴鞠活动中，如果要攻击第一鞠域，就要先作出佯攻其它鞠域态势，致使对方作出错误的判断，让对方被蒙骗继而突然改变攻击方向，让对方措手不及。虚虚实实，出其不意，迷惑对方。毫无疑问的，蹴鞠为训练士兵的随机应变的能力提供了一个重要场所，蹴鞠竞赛也就成为锻炼士兵这种能力最好的方式。
另外，在蹴鞠活动中，参赛者必须作出跑跳、避让、拦截等技巧以赢得比赛，这样的结果是直接锻炼了他们的体力、灵敏、速度、机智等身体素质，这些不正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多保卫国家的战士身体的必备要求吗？蹴鞠古代的蹴鞠竞赛不仅有很强的娱乐性，而且它的竞技性在培育士兵作战素质上又有着特殊的寓炼于乐的功效。汉代蹴鞠的练兵功效，直至三国时期还在延续。
这也无怪乎蹴鞠在汉代以及后来的历史上长久不衰，而艺术图像上蹴鞠图像的屡见不鲜也见怪不怪了。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第九》〔卷六九)注引刘向《别录》.
②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
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范文第2篇
一、蝉寓意
玉亦写作“玉”，是古代死者含在口中的葬玉，有贝、玉等，多为蝉形，故又称为“玉蝉”。葬玉的风俗产生于新石器时代，从考古发现早在殷商时代，死者口中就含有贝，春秋时代则含“珠玉”。洛阳中州路816号西周墓，发现一件长3.4公分，扁平带孔的蝉形玉。至汉代，厚葬风最盛，以玉蝉为主要玉，发现的数量最多，更加盛行。
《抱朴子》即有“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之说。《汉书・杨玉子小传》又有“玉石，欲化不得”的记载。这是古人对玉的崇拜，以为玉随葬可以达到尸体不腐的目的。玉中之玉蝉是九窍玉之一种。以为它能为生者避邪，为死者护尸，含之可以成仙得道。
二、扬州出土汉蝉的质地和类型
扬州发现的西汉墓葬众多，出土的蝉形器不少，但都是蝉，未发现有穿孔的装饰佩蝉。质地分玉、石和玻璃三种。扬州出土的汉蝉多数为和阗玉，既有上等白玉，也有一般白玉，还有青玉，均是利用小料琢雕成的实心体。蝉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玉蝉极其简单，一端方或圆，一端尖，双眼处理各一刀，蝉背颈下一刀单撤，成为三角形斜坡状，仅见三刀。第二种玉蝉是采用“汉八刀”琢雕数道阴线来表现头、翅和皮纹（图1-2）。其头型一种为平头，一种圆头。蝉纹布局特点是阴刻线采用粗细结合的手法，由象形转变为写实，既使蝉纹富于图案化，又颇有写实风格，形象较为生动逼真。双眼位置布于头部两侧，几乎与头部等平。口部出现较细线条组成的三角状，并在其中刻有纤细的阴刻线。双翼线条多数是起脊，微有坡度，向两侧倾斜。腹下常见5-8道刻纹，表示具有伸缩功能的皮纹（图3-6）。第三种玉蝉琢雕更加精致，纹饰写实，异常逼真。玉蝉第一种少，第二种较多，第三种更少。1988年甘泉姚庄102号西汉墓出土的一件白玉蝉就是蝉中杰作。它长5.7厘米、宽2.9厘米，是用和阗上等白玉琢雕而成。其造型准确，写实性强。身部厚实，边缘渐落。腹下皮纹横线条冲破竖线条，线头见锋。皮纹有12道，属汉蝉皮纹之最。雕工也极其规整，线条凝练挺拔，推磨技巧颇见功底，蝉身平洁，光可鉴人。其玉质滋润，琢雕精良，无论从玉质，还是从琢工和抛光来说，实属在众多汉蝉中出类拔萃的稀见品，凡见过此蝉的中外考古学者或文物鉴定专家们无不异口同声赞美称绝，称之为“蝉王”，绝非溢美之辞（图7）。除以上三种类型玉蝉之外，还有一种是利用旧玉器经过改制而成的玉蝉，为数少见。它仅求其形似，背部仍保留原来的纹饰，呈不对称。其原纹饰又与蝉翼纹饰有异，别有一番风味（图8）。1982年扬州市高邮天山乡神居山2号汉墓为扬州汉广陵王墓，出土的玉蝉背部纹饰与众迥然不同，颇为稀见，又具一种特色（图9）。
玻璃蝉颜色有灰白色（图10）、涅白（图12）和蓝色（图11）三种。它是在制作好的模具中灌注溶液，经冷却、脱模，即获实心器。这种采用模铸法制作成的蝉形器一般较为简单。涅白和蓝色蝉少。值得重点介绍的是少见的包银箔玻璃蝉和嵌贴银箔玻璃蝉。早年出土而新发现的三件玻璃蝉，去年扬州市文物考古队在发掘汉代墓葬时又出土了一件，装饰别出心裁，风格独特。在众多无装饰的玻璃蝉中，嵌贴银箔玻璃蝉尤显突出。它高5.2厘米、宽2.9厘米，为灰白色玻璃质地，背部突出，腹部低凹明显。平头，头颈之间以一道浅阴线分隔。身部双翼有阴槽加以分隔。头颈中部和双翼上均分别贴有大菱形纹饰一组。每组纹饰均用正方形小银箔5片均匀规律地分贴组合而成。银箔的每一个菱角皆统一向上，整体组合形成一个大菱形纹。所贴银箔略高于平面。在肩和身部阴槽内则分别嵌贴条形银箔。蝉眼处留有贴银箔的明显痕迹。此蝉1988年出土于扬州市发电厂汉墓男棺内（图12）。另一件嵌贴银箔玻璃蝉，1979年出土于扬州市东风砖瓦厂汉墓，高5.4厘米、宽3.1厘米，其纹饰及工艺装饰与前件相似（图13）。这两件嵌贴银箔玻璃蝉头形的区别是一为平头，一为圆头。其表层颜色一为灰白色，一为黑色。还有一件包银箔玻璃蝉也很为人关注。它长5.6厘米、宽2.7厘米，为半透明涅白色玻璃。其银箔由于受腐蚀，部分严重氧化，部分轻度氧化，但仍牢牢地贴附于蝉面。玻璃由于受到银箔的保护，而未受到腐蚀，色呈涅白，如初出新品。这件蝉1988年出土于邗江西湖胡场6号汉墓（图14）。
玻璃蝉嵌贴银箔和包银箔的装饰工艺，无疑是受古代铜器和漆器等镶嵌、嵌贴工艺的影响和启发。这两种玻璃装饰工艺是汉代新出现的玻璃装饰，这在其它地区未见发现，是扬州玻璃饰品的一大特色，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三、玉蝉与玻璃蝉的区别和特征
考古界认为玻璃器是玉器的替代品，从扬州汉墓出土模仿玉蝉、塞、、剑饰、衣片、串饰等众多的玻璃品就足以证明。或是由于当时扬州和田玉材的贵重，或是由于玉材的缺乏，而选用玻璃品来替代，从而用玻璃蝉来替代玉蝉。故在扬州大型和中型汉墓中出土玉质蝉多，而在一般庶民汉墓中出土玻璃质蝉多。这是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和经济实力有关联，因而有所区别的。
在文物报道中，国内外有人将铅钡玻璃蝉误为玉石质地是常有的事，这是因为它貌似玉质。我曾经在文物市场的地摊上代人以低价买了一件西汉玻璃蝉，就是摊主误认为普通石蝉的实例。玉与玻璃是有区别的，玉硬度高，比重大。玻璃硬度低，比重小。玉有光泽，无气泡，不易被腐蚀。铅钡玻璃年久表面易腐蚀，极少数内芯半透明，有气泡。玉蝉是琢雕而成，阴刻线深浅粗细不一，边缘有棱角，而玻璃蝉是模铸成的，阴线一般较粗，深浅一致，粗细基本相同，无棱角。铅钡玻璃在全世界只有在中国能够见到，这是中国创造的。
全国著名玉器鉴定专家张永昌老师曾经总结过汉代玉蝉特征既概括，又贴切，更准确，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1、西汉玉蝉刀法虽然简单，但都粗犷有力，刀刀见锋，因此有汉八刀之称；蝉形比战国时期薄而大，重视选材，白玉大量使用，玉色以白为上。《后汉书・舆服志》记载：“至孝明帝，乃为六佩，冲牙，双，璜，皆以白玉”。由此说明古代人不但喜用玉，而且又十分注重玉的颜色，因此佩玉的颜色，表示佩者的等级，其等级分明，等级最高多是佩白玉者。
2、西汉玉蝉主要特点是表面琢磨得平整洁净，线条挺秀，尖端见锋，锋芒锐利，其边缘像刀切一样，没有崩裂和毛刀出现。其尾部的尖锋有扎手的感觉。“蝉王”尾部的尖锋和双翼尖端均有扎手的感觉就是实物例证。宋代、明代的尖锋没有扎手的感觉，因翼端稍稍圆形，这是区别真假的主要特点。
3、线条以直线为多，有的虽呈弧形线，但都是有两线交锋而成，最精致的地方就是推磨。两翼都是光整、平滑。
4、一般说玉蝉呈平头形的，以西汉早中期为多。圆头形以西汉中晚期为多。西汉中晚期眼珠多跳出廓外。
5、尾部的横线是表示具有伸缩功能的皮纹，一般以4-7条为多见。但是最多的有12道，即我馆珍藏的“蝉王”。
6、有的玉蝉颈下呈“帷保光整平滑，不起波状，这也是鉴别真假的主要特点。
7、抛光技术非常进步，打磨光滑，像玻璃一样闪闪发光。我馆珍藏的“蝉王”抛光如新，即是实例证明。
从扬州出土西汉众多玉蝉和玻璃蝉的实物来看，不但充分反映了当时盛行的习俗，而且为研究汉代扬州兴旺的琢玉业和玻璃制造业，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实物资料。
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范文第3篇
我们先分析汉语的基本特点。
一般的拼音语言，只有元音与辅音两个结构要素，声调（升调、降调）只区别语气，不区别意义，因而不是拼音语言的结构要素。而汉语则不同，声调起着区别意义的作用，故汉语语音由声母、韵母、声调三个要素构成。如果我们把英语等拼音语言称为二维结构，那么汉语语音就是三维结构。
人类的发音器官能够发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音。就语音单位而言，几乎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或者起码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每一个民族用于社会交际的能够区别意义的音位却少得多，这是根据人类的交流需要而决定的。人类语言只需要不多的音位，就可以构成无数有意义的话语。
从历史发展来说，“能指”和“所指”在约定俗成的任意性这一表层现象的深处，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受到各民族物质生产发展的一般水平和语言发展水平的双重制约。就人类语言的发源处来说，初民不可能也无须选择很多的音节来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但是，随着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有许多新的概念需要表达，原先的音节不能满足需要，他们必须寻觅新的途径。增加音节是一个最简单的有效途径，西方的一些语言就走了这一道路。英语中的音节就有一万多个。但也还有另外一个聪明的方法，即在原有的音节上标出不同的声调，以此代表不同的概念，这同样可以起到与增加音节相等的作用。汉语就走了这一条道路，它只选择了400多个基本音节就能够满足高度文明的汉民族的各种概念表达的需要。采取增加音节的线性展开的方式和运用声调向中心聚敛的三维方式来解决语音的发展问题具有同等的有效性。于是，汉语与西方拼音语言的根本性区别（即拼音语言是用二维——元音和辅音——来表达的，而汉语是用三维——声母、韵母和声调——来表达）就形成了。当然这两条道路也不是绝对的互不相涉，而是起着部分的互补作用。汉语在发展中，由单音节词为主到双音节词为主，且近代以来，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外来语的翻译常用多音节词来表达，这使汉语的词汇中多音节词的比例也有所扩大。拼音语言也有不用增加音节而只是改变词的重读音节的方式来区别意义，这又与汉语所走的道路有若干类似之处。文化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只要是能够逐渐精微地表达人类的思维，就具有同等价值，这里没有好坏高下之分。人为地将“屈折语”说成是最高级，将“孤立语”说成最低级，这要么是文化中心主义、种族偏见的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要么就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自卑心理的表现，而不是科学的分析。
文字领域的情况与语音领域的情况相似。
在文字的起源阶段，用“象形”表达人类思想与语言中用“象声”表达人类思想类似，同样舍弃了许多东西，仅从客观事物中抽出一些主要的特征写画下来。“米”是一棵果树上结了许多果子的象形。但作为自然界的一种有机生命体，一棵树是多么繁复的植物，结下的丰硕的果实也决不止三个。当我们用象形文字表达它的时候，失落了不计其数的果实了，而且用3个小圆圈代替了具有万千特征的甜美的果实，又不知失落了多少属性了。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所造的那个象形字就一定是抓住了果树的形象的主要特征，其实它仅是从客观物象中抽象出的极少一部分特征。这才是本色意义上的“抽象”。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上的所谓“抽象”，比如说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它字形固定，偏旁统一，这对于象形特点鲜明的甲骨文来说是一次抽象，而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所发生的使汉字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隶变”又是更进一步的抽象，这些“抽象”，与文字最初形成阶段的那次抽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与语音的形成一样，象形文字是各个民族根据不同的要求抽象出事物的极少特征写画下来，这使各种文字产生差距。中西文字目前巨大的差距是由各自不同的文化创造方法造成的。当美索不达米亚的字母被发现后，西方文字突然掉转头去走了一条拼音化的道路，而汉字则没有走这条道路，依然按照原来的路径发展着。于是，中西文字便相去遥远了。“中国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字，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拼音文字其渊源和特性都迥然相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成一统的特例。”［③］
方块汉字与拼音文字在结构上的区别，我们认为也是“二维”与“三维”的区别。从汉语语音角度提出来的问题是与汉字的特点相吻合的。汉字的三维性使其具有立体性特点。但要证明汉字是三维的立体性结构，我们的面前有一道“定论”的铜墙铁壁，一般认为，拼音文字记录一个词是用一串字母作线性的排列，在汉字往往用一个平面型方块来表示，所以“汉字是平面型文字”［④］。诚然，汉字是写在纸上的，不是雕塑在空间的，何以认为汉字是三维的因而具有立体性特点呢？这是因为汉字是用二维去展示、象征三维空间的，我们是就其所表达、所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三维”的。“立体派”的绘画何以能称“立体”呢？难道就不是画在平面画布上的吗？
汉字主要起源于原始图画，而图画是用二维空间来表示三维空前的，那么，汉字就其起源阶段的象形性而言，亦具有这样的特征。汉字起源阶段的这种象形的特性是汉字三维性发生学上的依据，图画的形象性的特点是使人们可以直观或感受到所画事物“体”的质感。例如，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陕西华县柳子镇出土的陶器上。
即使是最逼真的工笔也不能将客观事物的全部属性和特征描绘出来，它在描绘中已经遗漏了许多属性和特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图画反映客观事物也是“抽象”的。而汉字又是对象形图画的再一次“抽象”，这就使文字成为一种纯粹的符号了。这种符号只要没有变成音响形象的附属物（如拼音文字那样），这种三维立体性特点便没有被打破，无论其抽象程度怎样地越来越高。
从现实生活的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在其后来的发展变形过程中，并未改变其三维立体性特点，这是由于汉字后来无论怎样变形，皆未彻底打破原有的符号体系去另辟新路。先看小篆。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比起甲骨文和金文来，小篆字体固定，并将原来没有固定形式的各种偏旁统一起来，小篆的线条不再是去描画客观事物，而是变成了规则匀称的带弧形的整齐线条，就此而言，对汉字的立体性的冲击是大的。但是，从根本上看，小篆并未改变汉字的结构特点，而仅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只是线条略略变化，使文字同客观事物的联系更加隐蔽了一些。这样的特征实在太多，无庸赘述。隶书的情况又怎样呢？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这是被称作“隶变”的汉文字史上的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线条的主要特点在于描摹客观事物，因而它是画出来的；而隶变后的五种基本笔画则是写出来的。由于隶变改变了笔画的形态，因而使汉字形体发生了大的变化，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文字，基本摆脱了古汉字的图形意味。后来，魏晋至隋唐出现的楷书，结构与隶书基本相同，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进一步发展，从此，汉字成为方块字就定型了。但是，隶变以后的汉字并未改变汉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我们还是以“为”字后来变化为例来说明。
这些形式亦分别积淀了大象的鼻子、躯体以及四条腿的内容。由此看来，隶变中的汉字形体的改变仅是汉字结构内部进行自身调整时的一种较大的形态转移，而不是汉字整体结构的打破与重建，因而汉字立体性这一基本特点并未失落。
我们认为汉字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立体性特点一直保持着，但同时我们又认为隶变前后汉字立体性的特点又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适应于描摹客观事物的各种形态、方向、长短、曲直的甲金文和小篆的线条，一变为适应于书写的、长短大致统一、曲直有规则、形态方向一致的隶书、楷书和现代简体的线条，这说明隶变使汉字从图画意义上的立体性变成了几何意义的立体性。隶变前的汉字通过用极简约的线条描画事物达到立体性，这种立体性因与图画类似，较易为人们认识，隶变以后的汉字实在有类于“立体派”的绘画。它将对象世界引归到立体几何的方块形体中去，呈现出一种多视点把立体平铺到平面上的倾向。即“对一个物体作分解，同时从不同的方面，不只是从一个视点，提供了许多元素，把这些元素重新组合，相互叠置，相互渗入成为一个整体形象，这使得平面自身直接显现立体感，却又不是取消了平面，使它成为一个空间盛器，让各种东西在它里面装着”。［⑥］隶变后汉字不仅有“横”“竖”两种笔画（这可以在垂直状态下构成平面），而且斜线（撇、捺）和点，斜线其实就是线条的水平放置状态，它与“横”、“竖”垂直状态所构成的平面相交，便构成立体图形。“点”的意义亦如此，它其实在透视意义上是远处的一条线或一个面；本身已造成了一种距离感和空间感，只要我们眼前出现了相交或平行直线构成的平面，那么远处的那个点就一定不可能与这个平面处在同一平面上，而只能是处在立体的空间中。汉字的三维立体性就这样通过五种笔划构成了。这里，“关键是在于保持着具体的平面，而同时在象征的意味里，使它成为体积的空间意味的。”［⑦］
关于汉字的三维立体性，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中找到证明。卫夫人《笔阵图》对汉字的几种笔划有如下的说法：
这虽是一种比喻和象征，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书家的潜意味深处是将汉字的笔画当作某种客观事物来看待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观念的积淀，因为在原始人那里是没有比喻可言的。进一步讲，中国书法理论中所讲的关于笔画分布的结体理论更是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的。“中宫”和“重心”的理论，都是解决立体性字体结构稳定问题；“布白”理论则直接导源于文字的立体性：例如笔划的“疏密得宜”是解决立体性众多平面交叉的问题；“虚实相间”的说法是处理立体结构中视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关系问题；而所谓“争让得势”则又是回答立体结构中的主要平面与次要平面的表现关系等等。中国书法最忌平板，例如“馬”字下面的四点，楷书一般将第一、四两点写得较大，二、三两点写得较小，以示远近关系。这些，皆可说明汉字的立体性特点。
我们论定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这就为认识汉字的科学价值打下了基础；而汉字的生命力正建立在这种科学价值的前提之上的。
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了汉字具有容量大、信息多、内涵丰富的科学价值。我们仍然用数学的方法来说明。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横一竖和一条斜线（—｜／），如果按拼音文字的线性排列，只有六种排列形式：—｜／，—／｜，｜—／，｜—／，／—｜，／｜—，但是，按立体性文字排列，其形式却极多。横竖构成平面，而斜线当它放到立体性图形中去的时候，位置可以相接、也可以相交，还可以相离。人们只需要从这极多的可能排列中选择出目视区别较为明晰的排列用于造字就足够表达人类各种各样的概念。这从科学角度证明了汉字的方块结构是完全胜任表达人类的千差万别的细微变化的概念。它也不见得就显得繁复，因为它不需要用向外扩展的方式去表达，而只需在这个立体结构框架的内部就可以表达。如果说一个方块汉字因笔画多而显得繁复，那么，一个英文词用一大串字母排成一条线同样也是繁复的。汉字的这个特点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尤其是文言）无形态变化，无时态变化，无冠词的最根本性的决定原因。进而使中国语言文字比印欧语言“更易于打破逻辑和语法的束缚，从而也就更易于张大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⑧］这正是在二十世纪语言学革命以后重新认识语言生命力的一把金钥匙。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汉字和汉语的生命力，而另一些西方学者例如伊斯特林，认为汉字终究是一种有缺陷的文字，是文字发展低级阶段上的文字，进而认为汉字是缺乏生命力的文字，这实在是一种对语言文字表达人类思维的特点缺乏全面认识所致。
注释：
①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页。
②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③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④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⑤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页。
⑥瓦尔特·赫斯编著：《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消费；上海；高中生
知识产权是指智力创造成果：发明、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商业中使用的符号、名称、图像和外观设计。知识产权消费是知识产权的衍生概念。综合相关研究，本文将知识产权消费定义为通过合法渠道为购买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作品而进行的消费。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知识产权法起步较晚，国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相对较弱。自党的十报告提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后，国内各大视频网站相继推出视频付费，网易云、QQ音乐等各类音乐软件提供了付费音频，App Store也规范了苹果手机软件购买渠道……使各种“盗版”和“山寨”横行得到有效遏制。对知识产权消费及其相关问题，国内外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就青少年知识产权消费的研究还不多见。即使有一些研究会偶然涉及到这个领域，也主要是以成人的眼光设置议题和开展研究。本文是以在校中W生的身份开展的上海高中生知识产权消费情况研究，笔者不仅在设计问卷时就充分考虑了中学生知识产权消费的特点，同时也以一个在校高中生的身份和立场上对调研中取得的信息进行分析，并结合中学生的实际提出了相关建议。笔者希望本研究对各界深入了解青少年知识产权消费的现状、趋势、规律、特点及开展青少年知识产权保护教育能够产生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上海高中生知识产权消费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样本
（一）研究方法
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使用了问卷调研法和数据分析法开展上海高中生知识产权消费的研究。
1.问卷调研法
围绕着当今高中生各类知识产权的消费现况、消费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知识产权消费意识的普及等方面，笔者自行设计了一组包括20个问题的《上海高中生知识产权消费调查问卷》（具体见本文附件），并于2016年8月通过“问卷星”这一平台发放和回收问卷。本次调研共回收到有效问卷为228份，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上海中学生知识产权消费的真实情况。
2.数据分析法
为研究中学生对各类知识产权的消费倾向以及对各类知识产权消费的认同度，笔者对调研中获取的各项数据进行了量化处理。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在研究中学生对各类知识产权的消费倾向时，笔者对受访者的排序进行量化处理。计算方法为：选项平均综合得分=（Σ 频数×权值）/本题填写人次。权值由选项被排列的位置决定。排在第一位为5分；第二位为4分，以此类推。选项的平均综合得分越高，就意味着某受访者越倾向于该种知识产权消费。
其次，在研究中学生对各类知识产权消费的认同度时，笔者对答卷问题的选项进行了量化处理。计算方法为：选项平均综合得分=（Σ 频数×权值）/本题填写人次。赋值如下：选项“很合理”为1分；“无感”为0分；“不合理”为-1分。选项的平均综合得分越高，就意味着某受访者越认同该种知识产权消费。
（二）研究样本与调研内容的选择
1.研究样本及其的典范性
在研究样本的选择上，笔者以228名上海市在读高中生（受访者）作为样本，其中男生为125人，女生为103人。男女比例较为平均，能够代表中学生知识产权消费的性别差异。
同时，上海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市，市民容易接受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西方文化影响。上海的高中生深受城市文化的影响，具有开阔的眼光和视野，对各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比国内大多数城市强，并容易形成属于自己这个年龄阶段的价值观和判断力，因此，他们的答卷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将上海在读高中生作为研究样本，能够代表中国社会新生代对知识产权消费的认知程度。
2.以著作权消费现状为对象
本调研的研究样本为高中生，考虑到高中生的知识产权消费对象基本不涉及工业产权等，因此本调研主要围绕高中生的著作权消费展开，并结合中学实际情况划分为以下五类：
A.文学作品
B.电影、电视剧等影视作品
C.音乐作品
D.计算机软件
E.美术、摄影作品
笔者认为，这样的划分有利于对高中生知识产权消费现状进行重点观察和系统分析，并有助于了解和总结其消费的特点、规律和趋势。
二、上海高中生知识产权消费的现状及分析
（一）上海高中生了解知识产权消费的途径
关于上海高中生了解知识产权消费的途径，在228名受访者中，占比情况依次是：通过互联网的渠道占比约为85%，排在第一；其次是通过读书的渠道，占比为49%；排在第三的是通过同龄人之间的交流，占比约为37%；排在第四的是通过与老师家长的交流，占比为32%；排在第五的是通过听演讲或讲座，占比为25%。
（由作者根据问卷资料整理）
（二）各类知识产权消费倾向的现状及分析
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开支占收入的比例。对各类知识产权消费的倾向反映出高中生在实际生活中各类知识产权消费支出的相对大小。对此开展研究有利于解释中学生的消费心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提升我国高中生知识产权消费意识的方法和策略。
对问卷中各项数据进行整合，可以得出上海市高中生知识产权消费倾向。（见图2）由此可知，在上海高中生群体中，最受欢迎的知识产权消费是文学作品，其次是音乐作品、影视作品和计算机软件，而美术、摄影作品的消费倾向最低。
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影响人们消费倾向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人的心理因素、社会习惯和社会制度。客观因素有货币工资的改变、收入、净收入的改变等。对于高中生而言，由于经济尚不独立、受父母管束等原因，影响他们消费倾向的因素会有所不同。参照相关研究，笔者将兴趣爱好、经济情况、父母管制、闲暇时间列为主要影响因素。原因在于：兴趣爱好是影响消费倾向的主观原因，反映了消费者的价值取向，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潮流。经济情况是客观因素，限制消费者必须在自己的经济承受范围内做出选择。闲暇时间是客观因素，限制着消费者的时间、精力。父母管制是客观因素，这是父母对学生的强制要求，并反映出父母价值取向的影响。在确定了四个主要影响因素后，笔者方面据此进行调查，得到结果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在228名受访者中，有92.54%认为兴趣爱好影响了自己的消费倾向；有44.74%认为经济情况影响了自己的消费倾向；有34.21%认为闲暇时间影响了自己的消费倾向；有14.91%认为父母管制影响了自己的消费倾向。据此可以分析得出上海高中生知识产权消费倾向的基本情况与主要特点。
首先，文学作品最受欢迎无可厚非。读书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是青少年普遍的兴趣爱好所在，也符合学校和家长的价值取向。同时，这个兴趣爱好的经济成本不高，不需要大把的时间，随时随地都可以读书。和其他几类相比，文学作品的消费倾向最高是理所应当的。
音乐作品位列第二。“乐”在中国传统中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殷商之后，周公以“礼乐”治天下。战国时孔子更是将礼乐文化发扬光大。在现代社会，音乐是快节奏都市生活中一个很好的兴趣爱好。同时它的经济和时间成本也同样比较低廉。
排在第三、第四的分别是影视作品和计算机软件。影视作品和计算机软件是消费社会的新产物，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不多。它们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对青少年有很大吸引力。与之相关的兴趣爱好，如追韩剧、打电脑游戏等，是青少年普遍的兴趣爱好。但由于和父母的价值观有冲突，同时与文学和音乐相比，它们的经济成本相近但时间成本却偏高，所以只能屈居在文学、音乐之后。
排在最后的是美术、摄影作品。美术作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迹可循；摄影作品是一种新兴的知识产权消费。它们的主要问题是受众较小，经济成本较高，所以在高中生群体中的消费倾向最低。
由上可知，影响上海高中生知识产权消费的主观因素主要有文化背景、同龄人和父母的价值取向。客观因素主要有时间、经济成本，是我们在推广知识产权消费时需要充分注意的。
（三）各类知识产权消费认同度的现状及分析
对问卷中各项数据进行整合，可以得出上海市高中生对各类知识产权消费的认同度。
知识产权消费的认同度显示出消费者认为该项消费是否合理。由图4可知，在228名受访者中，文学作品认同度为71%，美术、摄影作品为63%，计算机软件为51%，影视作品为40%，音乐作品为34%。
为找到消费者认为不合理的原因，笔者设置了以下问题：
您认为付费不合理的原因是？
A.别人都不付费，不值得付
B.付费太烦
C.钱不够
D.其他
从实际的调查结果看，A、B、C的三个选项占比较为平均，其中，选项A占比为30%，选项B占比为23%，选项C占比为30%。“别人都不付费，不值得付”体现了社会氛围和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付费太烦”体现了付费繁琐、付费渠道不便等问题。而“钱不够”则体现出经济成本的制约。对此加以总结，影响知识产权消费认同度的主观因素主要是社会氛围和个人价值取向。而客^因素方面主要是付费方式和经济成本。在当前，社会氛围和个人价值取向、付费程序和渠道、付费方式和经济成本对高中生知识产权消费认同度几乎具有差不多同样的影响力，要切实提高知识产权消费的认同度，需要同时从这几个方面
抓起。
（四）关于上海高中生知识产权影响因素的比较
人们通常认为，只要消费者认同某商品的价值，就会去购买它。但从上海中学生知识产权消费调研情况看，消费倾向与认同度并无直接联系，尽管影响消费倾向和认同度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相近。也就是说，由于各种原因，一方面，已经消费的人未必认为该消费是值得的，另一方面，那些认为该产品有消费价值的人也未必会去消费该产品。
根据问卷调研，上海高中生对各类知识产权消费的倾向（从最倾向到最不倾向）排序为：文学作品>音乐作品>影视作品>计算机软件>美术、摄影作品。而对各类知识产权消费的认同度（从最认同到最不认同）为：文学作品>美术、摄影作品>计算机软件>影视作品>音乐作品。在这两项排序中，位置变动最大的是美术、摄影作品与音乐作品。这是因为，对于美术、摄影作品，尽管受访者认可它的价值，但却较少消费。这主要是因为美术、摄影作品的价格相对高昂，对于经济尚不独立的高中生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对于音乐作品，受访者主要觉得花的经济成本不值得。一方面，这表明付费音乐作品已成为上海高中生的刚性需求。相对于弹性需求，刚性需求受价格影响较小，一般是指“必须品”。换句话说，音乐作品对上海高中生十分重要，即使它从免费（原先的盗版产品）变成了收费产品，也不影响高中生的消费行为。另一方面，受访者尽管认可音乐作品的价值，但又觉得为之付费不值得，这与整个社会的音乐消费态度有关。据《中国音乐盗版研究、影响、成因及行动》，目前只有12%的受访者会购买音乐CD，而高达86%的受访者则直接从网上下载免费音乐。受此影响，在回答“您认为为音乐作品付费不合理的原因”这个问题时，有15人次选择了“其他”选项。其中包含有“大家都可以享受的东西却强制付钱才能听”、“音乐是大众的”、“不应该付费”等答案。
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中，书从古至今都能用钱衡量，而音乐与钱的转换关系就比较暧昧，致使人们普遍不把音乐当作商品，由此形成了虽看重音乐作品的价值但却不愿为之付费的现状。其实，早在十几年前，松巴音乐就将版权音乐的概念引入中国。但由于文化背景和消费观念的影响，直到最近几年，国内各大型音乐平台才出现了付费音频。而大部分中国音乐平台的音频仍是免费的。要真正克服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还需要文化消费公司改变轻视版权的经营方式。
（五）关于上海高中生与其他群体知识产权消费认知的比较
在228名受访者中，关于“有没有听说过知识产权消费”这个问题，有22.81%的受访者表示“没有”，77.19%的表示“有”，显示出上海高中生对“知识产权消费”的概念和实践并不陌生。（见图5）2011年，上海市知识产权局曾借助《中国知识产权报》开展过“社会公众认知度调查问卷”。该调查结果显示，有51.38%的受访者表示“一般了解”，有36.19%表示“听说过”，仅有11.16%“相当了解”。相对于“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消费”更加专业，这表明地处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市，加上比较开阔的知识和信息渠道，上海高中生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知识和素养并不亚于一般的上海市民。
在228名受访者中，关于“是否认为某类知识产权消费合理”的问题，认为“很合理”的占比不足77.19%，而认为音乐作品付费合理的占比仅为51.75%。（见图6）这表明，知道了知识产权消费的概念，不一定就会认同知识产权消费的意义。实际上，这一问题并非只存在于上海高中生。一份《杭州地区大学生知识产权调查问卷》显示，法律专业学生对知识产权消费的认同度甚至还不如非法律专业学生。在面对“一部你想看的最新大热的电影，你一般会选择在哪里看”这个问题时，选择在“在网上下载免费资源”的法律系学生占比为37.93%，而非法律系专业的学生占比为30.68%。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对知识产权消费宣传的不足，也是相关方面需要认真研究和应对的问题。
三、关于提升高中生知识产权消费的对策建议
结合上海高中生知识产权消费调研及所反映的问题，特别是由于这个调研对中国其他城市高中生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和参照价值，笔者以此为基础，就如何深化高中生对知识产权消费的认识，提高其知识产权消费的自觉性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形成“线上”与“线下”相贯通的宣传教育模式
目前，我国高中生对知识产权消费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广度”，但在“深度”上有较大欠缺。由于高中生课业与升学考试的压力已经很大，因此在普及宣传上应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形成“线上”与“线下”相贯通的新模式。
在“线上”，应丰富宣传形式，深化宣传内容。在已有的基础上，开设新的网络平台，增添新的活动方式。比如，创立微信公众平台，定期推送有关知识产权消费的内容；拍摄制作相关微电影、公益广告；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开展线上问答、线上研讨会。
在“线下”，以学校为中心开展相关的各类活动，重点让学生明白知识产权消费的重大意义所在。比如，在日常教学中融入对知识产权消费的介绍，就此内容举办辩论、分享交流会；邀请专家学者开设专题讲座；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参观相关企业，调查采访知识产权受侵犯的人群等。
（二）提升高中生依法依规进行知识产权消费的自觉性
提升高中生知识产权消费的自觉性，关键在于提高学生对知识产权消费的认同度。这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从文化市场管理上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规范产品销售的途径，严厉打击盗版侵权行为，为高中生依法依规进行知识产权消费打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二是从市场意识培育上，改变中学生在知识产权上的一些模糊和错误意识，树立健康的知识产权消费观，培养学生对各类知识产权消费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在前者，市场上盗版作品唾手可得，正规的产品购买渠道不便利，是高中生知识产权消费的自X性较低的直接原因。以音乐作品为例。在中国数字音乐盗版率超过99%。横向对比欧洲，数字音乐的盗版率约为18%。因此，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商品的销售，是提高高中生知识产权的第一步。
在后者，主要是要花大力气培养学生正确的知识产权消费方式。特别是针对文学作品、美术作品的版权意识被认可，而音乐作品和计算机软件、影视作品等新兴消费品认同度较低的现状，学校应重点加强音乐、计算机软件和影视作品等的知识产权保护教育，培养学生对各类文化产品的审美情趣，正确认识各类作品的价值，以便发自内心地认同知识产权消费。
（三）运用互联网+学校的方式创新普及知识产权消费的途径
由调研结果可知，互联网已成为高中生培养知识产权消费意识的主要途径。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要更好和更便捷地开展知识产权消费教育，必须利用好互联网这一平台。
互联网传播的优点是可以迅速获取相关内容，而问题是这些内容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有时会存在各种问题。高中生记忆力强、获取新知识的动力足，但在判断和鉴别上存在不足，因此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互联网上的知识。一般说来，网络与学校是学生接触知识产权消费的主要渠道。对于高中生这一特殊群体，可以考虑搭建一个“互联网+学校”的平台，改变高中生和同龄人、老师交流等占比较低的现状，充分发挥学校作为宣传普及知识产权消费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应白雪，苏茜茜，方芳，李潘迪，曹妤琪.《大学生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与高校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基于杭州若干高校的调查与分析》《新校园（阅读）》，2016年第4期.
[2]《上海市知识产权局调查显示上海社会公众知识产权认知度不断提高》，法律快车在线，2011-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