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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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的传播范文第1篇
关键词：汉字 传播 使用 文字政策 东亚
一、引言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已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他领域中。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如今，越南已经完全废除汉字，有了自己的官方语言。相比之下，韩日两国仍受汉字的影响并以不同的方式保留着汉字。两国虽然一直提倡“减少汉字”的语言政策，却始终未能完全废除汉字的使用。
二、汉字在韩日两国的传播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符号，对东亚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韩国和日本等地区还处于无文字时期时，汉字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使用，并起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2004）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就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的核心国家。关于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相关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起着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一）汉字在韩国的传播
根据朝鲜半岛的平壤和箕子陵的遗迹，中国战国时期的北方燕国和齐国都与朝鲜半岛①有来往。而到了秦朝和汉朝，中原地区的平民百姓为了逃避战乱和强制劳役移民到朝鲜半岛，更进一步促进了汉字的传播。另外，《廣開王陵碑文》中出现的“朕”字以及“帝王建號”“蒙天恩”“四方託境”“隣國誓親和”等字也都反映了朝鲜半岛接受汉字的事实。新罗时期的《迎日冷水裏碑》（公元503年）和百济时期的付札木简等也反映了汉字在当时朝鲜半岛用于国家运营以及支配社会的事实。在韩国的一些国语研究里，乐浪时代的文字被视为朝鲜半岛最初的文字，并认为乐浪文字依次继承到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乐浪文字中大多数为瓦当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丰富了朝鲜半岛的本土文化，而且还掀起了国民精读和了解汉文书籍的热潮，也增加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到了汉朝末年，朝鲜人已经开始用汉字文言进行教育。372年，汉字再次通过佛经传入朝鲜半岛，汉字文言正式成为朝鲜半岛的通用文字。公元7世纪左右，新罗统一三国后，汉字又取得了公用文字（即官方文字）的地位。
黄贞姬把汉字传播到朝鲜半岛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第一个阶段是殷商时期到公元4世纪，这个时期是从古代朝鲜形成到三国鼎立的时期。中国的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汉四郡这一历史事实，是朝鲜人能广泛接触中国汉字最直接的先决条件。[3]当时，汉字是作为发达文化的象征而传播到朝鲜半岛的。第二个阶段是公元372年到13世纪末，这个时期佛教传播到高句丽，新罗的统一和高句丽王朝的政权交替促使大量汉字随佛教和儒教传入朝鲜半岛，同时高句丽产生了科举制度。第三个阶段为13世纪开始到李氏王朝时期结束，这个时期朱子学繁荣昌盛，也产生了“训民正音”。
（二）汉字在日本的传播
迄今为止，涉及汉字传播到日本的问题，最早在日本历史资料《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被正式提及过。根据《古事记》记载，公元712年，太安万侣按照元明天皇的指示编辑了古代神话、歌谣等。而《日本书记》是日本奈良时代元正天皇指使舍人亲王和太安万侣等人编辑的史书，里面所记载的传说和记录等都是用汉字表述的。诸多研究指出，朝鲜人阿直岐在应神天皇15年为宣传佛教，带着汉文佛教经典来到日本。第二年，通过他的推荐，中国人王仁也来到日本，并成为了太子的老师。《论语》和《千字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传播到日本的。
以山田孝雄为代表的日本国语研究家们认为，日本人是通过与中国人的相互接触或阅读汉文而接触到汉字的。但最初以什么样的途径传到日本、普及到日本社会，还是个尚未解决的课题。西岛定生等人却认为汉字先是为了维持政府之间的来往，也就是政治外交需要而传播到日本，随后应用于标记本土语言，之后大量地流入到日本社会内部的。也有些学者主张当时日本还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汉字也是通过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的。
1958年，日本考古学界在日本九州南部的种子岛发现了一些陪葬物品上刻着汉字，当时人们推测汉字至少是在汉朝后期就已经传播到了日本。1996年2月，在熊本县玉名市柳町的古迹中再次发现了包括“田”字在内的五个汉字刻在贝壳上。[4]同年，三重县安浓町大城的遗迹中也发现了写着“奉”字的食器。由此可见，汉字传播到日本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初的弥生时代初期。还有，在日本的长崎、佐贺、福冈、熊本、宫崎、广岛、京都以及大阪等地区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了刻着“貨泉”或“貨布”等字的中国古代货币。直到2世纪，汉字才通过移居百济的中国移民王仁和百济人阿直岐传入日本。王仁到了日本以后，献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5]3～4世纪，汉字广泛普及到日本的统治阶级、贵族阶层和上流阶层当中。到了5、6世纪，儒教和佛教的相关文物大量传入日本，因此佛教用语和有关古代官制、官职以及日常生活的汉字词也开始大量地传播到日本。在7、8世纪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唐朝的汉音传播到日本。从此汉字在日本成为了公用文字，“汉字正体意识”和汉音汉文占据了语言领域的最高地位。武斌认为，遣唐使时期的金潘唐化热潮促使日本开始大量使用汉字。[6]
三、韩日两国的汉字接受形式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的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7]
（一）韩国的汉字接受形式
汉字传入朝鲜半岛，主要起着两种作用：一种是阅读中国的汉文或用汉文记录著述的作用，另一种是标记本土语言的作用，即汉字不仅用于阅读或记录汉文，而且用于标记本土词汇或文章。
金敏洙认为朝鲜半岛最大限度地利用汉字的优点，通过借音和借训的统合，完成了独创性的借用标记。他评价朝鲜半岛的汉字接受问题时曾指出，朝鲜半岛的借字标记经过誓记体、吏读文、乡札文、口诀文等发展过程，到乡札文的阶段，达到了顶峰。借字标记与上层的汉文不同，以中间层的吏读方式继续传承下去。吏读在汉文训读和正式文书的使用中，主导了人们的母语意识。[8]
朝鲜半岛借用汉字主要有两种使用形式：一种是按中国式使用汉字，另一种是按朝鲜式使用汉字（也称吏读），朝鲜半岛的汉字主要用于标记固有名词和句子，而标记句子又分“誓记体、吏札、乡札、口诀”等四种方法。记体是对汉文的朝鲜式语序化，吏札是对汉文的朝鲜式语法形态化（包括语序和助词），乡札是汉字的完全朝鲜化的使用（包括语序﹑助词及词汇），也是民族化最彻底的形式，口诀是汉文中加朝鲜语助词的形式。
朝鲜半岛的汉字音来源于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即元朝到唐朝的语音（即中国开封语音）[9]，在借音标记上采取借鉴汉字的“直音法”（或读若法）和借鉴汉字的“反切法”和“反复相摩而成音”等形式。朝鲜半岛的汉字又称“仿汉字”。“仿汉字”包括本土创造的固有汉字（即正体字和口诀简体）和借用中国汉字的新音字和新义字。正体字利用中国汉字的偏旁部首重新组合成新字，而口诀简体可以说是汉字的附属字。[10]
1443年，为了解决汉字标记的不便现象，李氏王朝创造出了新的文字系统，命名为“训民正音”。它是运用中国音韵学最核心的知识和中世纪朝鲜语的音素系统而创造出来的音素文字，制造原理以象形为基础。正如郑麒麟先生在《训民正音》的序文中解释的“象形而字倣古箕”一样，“训民正音”在子音部分模仿了造音位置和造音方法，母音部分模仿了“天”“地”“人”等字并创造了它的基本文字。关于“训民正音”的起源，目前有很多种说法，如“古箕起源说、八思巴文字起源说、梵字起源说、发音器官起源说、太极思想起源说、薛聪起源说”[11]等。
（二）日本的汉字接受形式
汉字在日本主要以表音文字的形式使用。据统计，日本奈良时代的古代文献《古事记》，使用的汉字总数为1，507个字；《万叶集》使用的汉字总数为2，501个字。《古事记》和《万叶集》使用汉字，采取了仅借汉字发音书写日语的形式。另外，汉字传入日本的最初500年间，产生了《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诸多以汉语文言为文字的中日共同教科书。
日语中的汉字主要有两种：一种起源于中国，古代从中国传入的“原汁原语”汉语，例如“道路”“土地”等，它是相对于日本的和语而言的；另一种是根据汉字的造语法加工创造出来的派生汉语，例如“政治”“经济”等。这类汉字在日本人的长期使用中发生同化，产生了一些变容。日本汉字的读法有音读和训读两种，它的汉字音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吴音、汉音、唐音等。[12]
日本人在借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过程中，认为光用汉字不能充分地表意，于是创造了汉字式的“万叶假名”。可以说“万叶假名”的创造背景与朝鲜半岛的“训民正音”很相近。它是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来记录日本的语言，最初是为了记录《万叶集》而被使用。“万叶假名”是古代日本最初的文字形式，从此日本从无文字时代过渡到了有文字时代，人们口中流传的传说与歌谣也开始用“万叶假名”记录。“万叶假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音节文字，减少了很多语言表达方面的不便。“万叶假名”是汉字现代假名的过渡阶段，在日本文字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之后，日本人对“万叶假名”实行了字母标准化，改进为今天的“现代假名”。“现代假名”又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它大概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出现，是“万叶假名”不断演化和规范化的产物。古人为了便于书写和理解汉文，不断地对“万叶假名”进行简化，从楷书简化成草书，又由草书简化成现代假名。这样形成的“假名”，形体结构比汉字简单明了，有利于阅读和理解，表现方法也极具多样性，因此很快就普及到平民百姓阶层。“假名”多用于和歌和文学作品的创作中。
谈到汉字对日本语言文字体系的影响，可以说汉字促进了假名的创立和国字（和制汉字）的形成。国字又称和制汉字，包括假名和汉字在内的日本所有文字﹑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以及在日本制造的汉字体文字等。正式的日语为假名和汉字的混合体。日语有三种文字标记方式即汉字、假名、罗马字。
四、汉字在韩日两国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一）汉字在韩国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日本殖民地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废除学校的“朝鲜语教育”，朝鲜人被剥夺了接受国语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在这种政治、历史背景之下，朝鲜人一直渴望自己的国语能得到自由的使用权和应得的尊重。获得解放之后，这种意识渐渐与“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当时朝鲜半岛正处于开化期，受美国的影响颇大，所以也出现了不少主张专用朝鲜语的人物。之后在接受日本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同时，以民族解放为开端，“朝鲜语专用论”又成为了“自主独立的象征物”。文嬉真（2007）评价“朝鲜语专用”政策的实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时指出，“朝鲜语专用政策导致了汉字丧失的时代，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朝鲜人的汉字识别率。不仅如此，还成为了军事政府获得正当性和利用国字来焕发国民团结与爱国心的重要手段。”[13]后来，朝鲜战争又把朝鲜半岛分为南北地区，北部称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朝鲜），南部称为大韩民国（简称韩国）。
韩国的汉字使用期可以分为汉·韩并用期、汉·韩混用期、汉字复活期、教育用汉字·韩文的并用期。汉·韩并用期为1948年～1964年，汉·韩混用期为1964年～1972年，汉字复活期为1972年～1975年，教育用汉字·韩文的并用期为1975年～现在。[14]
关于韩国汉字的相关政策，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大致如下[15]：
1443年，李氏朝鲜（1392年～1910年）第四代国王世宗大王创立“训民正音”。
1898年1月，李朝政府规定，政府公文改用韩文获韩汉文混合书写。
1948年，韩国制宪国会通过了“韩文文字专用法”。
1949年，有些国会议员在国会上提出“汉字使用建议案”。
1957年，文教部制定颁布“临时限制汉字”1300个。
1961年，军事和政权交替，进一步推进了“韩文专用政策”。
1964年，规定在中小学进行汉字教育。
1965年，国内外公文严格遵循“韩文专用”政策。
1967年，制定了“汉字略案方案”，拟定到1972年完全废除汉字。
1968年，制定“韩文专用五年计划”。
1969年，文教部规定从1970年起，在学校废除汉字教育。
1972年，文教部再次颁布“教育法改正令”，规定在初﹑高中恢复汉字教育。
1949年1月，朝鲜政府规定废除汉字。
1999年2月9日，韩国文化观光部颁布“汉字并用推进案”。
（二）汉字在日本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积极借鉴西方社会，并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随着西欧派文化在日本占主流地位，有些语言学家提出日本也应该像西欧一样，使用简单的表音文字，甚至有人主张废除日语，把英语作为国语。其中代表人物有幕府政府②的大臣前岛密（1835年～1919年），他曾经极力主张废除汉字，是日本国字国文运动的先驱者，也是近代邮票制度的创始者。前岛密在日本被称为邮政之父。1847年，他为了求医，离开日本江户，并学习了荷兰学和英语，曾向德川将军提出过汉字废除论。他强烈主张为了实现教育的普及化，要废除汉字，把“平假名”作为日本的国语。另外，还有两位坚持废除汉字、采用英语的人物，那就是当时的文部大臣森有礼和原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森有礼是日本的一位武士，也是有名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他也是一桥大学的创始人。1885年被任命为第一次伊藤内阁的第一批文部大臣，对日后日本教育政策带来很大的影响。1872年，他写信给耶鲁大学的德怀特·威廉教授，主张要把英语当成日本的国语，遭到德怀特·威廉教授的反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明治政府终于决定把表音文字化作为国家的重要方针。
日本围绕语言使用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掀起了日本汉字改革运动。这项运动主要分假名文字论阶段、罗马字论阶段、汉字限制论阶段、汉字尊重论阶段。面对如此多的争议，日本政府在限制汉字使用的同时，也承认汉字在本国文字系统中的地位和存在，对于汉字问题采取了相对宽容的应对态度，学校的汉字教育也一直维持着一贯的做法。
日本的汉字使用期分为“当用汉字使用期和常用汉字使用期”。前者为1946年到1981年，后者为1981年到目前为止。[16]
关于日本的汉字相关政策，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大致如下[17]：
1866年12月，前岛密向日本末代将军德川信喜提交“汉字废除之议”。
1873年，福泽谕吉提出《新出汉字802字》。
1887年，失野文雄再次提出新出汉字3000字。
1902年，明治政府新设一门政府机关，名叫“国语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基本方针第一条明确规定“文字使用表音文字，主要调查对象为假名和罗马字”。
1915年，杉本京太提出日文打字机文字版2005字。
1923年，政府采取行政措施，文部省临时国语调查会公布了“常用汉字1962字”。
1931年，再次公布“常用汉字1858字”。
1942年，再次公布“标准汉字2592字”；标准汉字由常用汉字1012字，准常用汉字1346字，特别汉字71字构成。
1945年11月12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了“废除汉字”的口号。
1946年11月16日，选定“当用汉字1850字”，内阁命令发表于日本全国各地，作为社会语言生活的规范。
1949年，颁布“当用汉字字体表”。
1981年10月1日，颁布“常用汉字1945字”，作为新的标准。
五、结语
汉字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全世界共同财富，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将为实现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全力推进和发展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能有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现代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出现的汉字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国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上，相互吸取经验教训，探索符合时展和各国国情的正确方向。
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地区的汉字应用和发展、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固然很重要，但考虑到未来将要实现的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同时为了维持它的顺利发展，我们更应该深入研究和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因素给汉字带来的深远影响，并确立出符合新时代的崭新课题和解决方案。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创造出来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应用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内容注释：
①朝鲜半岛：中国、越南、朝鲜等地区称之为朝鲜半岛，韩国将
其称之为韩半岛。朝鲜半岛位于东亚，一千年以上维持单一国家的形式，直到1948年才分割为两个国家。南部为大韩民国（简称韩国），北部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朝鲜）。本文主要探讨韩国的汉字传播使用情况，不涉及朝鲜地区。
②指日本的封建武士通过莫府来实行政治统治的政府，也称之为
“武家政治”。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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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的传播范文第2篇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据考古发现，至少在170万年前，华夏大地上就已生活着古人类。但是作为语言书写体系的文字的出现，却要晚得多。文字产生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人类交际对突破有声语言时空限制的需求，二是对绘画、刻符能力的掌握。因此，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考古证据的局限，学术界对汉字的确切起源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1899年在殷墟发现的距今约3400年的商代甲骨文，是目前能确认的最早的汉字。商代甲骨文造字方法齐全，能够完整地记录句子，已经属于较成熟的文字体系。由此推测，汉字的形成时代不会晚于夏代初期，距今时间至少在4000年以上。
汉字形成以后，适应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在字体等方面又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早期出现的甲骨文主要用锋利的小刀契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笔画瘦劲方折，字体具有很强的图画色彩，从商代沿用到西周。与甲骨文时代相近的还有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笔画厚重朴实，象形程度也较高，但字形结构比甲骨文规范齐整。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主要刻于青铜器和石鼓上，笔画变得均匀柔和，并逐渐脱离图画的原形。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大体沿用大篆，但写法各异。秦国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在大篆基础上创制出小篆，形体结构趋于定形和规范。篆书虽然优美，不过需要相当的书法训练才能书写，因此秦代又出现了隶书。隶书在结构上和小篆基本相同，但把原来圆转的线条改成了平直的线条，书写相对容易和便利。到汉代，隶书成为正规的字体，形成了一套由点、横、竖、撇、捺组成的笔画系统。隶书的出现，在汉字演变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常将隶书以后的文字称为今文字，篆书以前的文字称为古文字。在汉代，隶书继续发生演变，出现了楷书。和隶书相比，楷书字形由扁改方，笔画变挑法为勾撇、变波势为平直，显得方正、端庄和严谨。楷书在东汉末年渐趋成熟，魏晋以后成为汉字的主要字体，通行至今。同楷书情况相似的还有行书和草书，它们也是形成于汉代，其后不断得到发扬光大，时至今日依然经久不衰。
汉字的发展和传播
作为中华民族最主要的书写工具，汉字的发展与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如影随形。首先是文字数量持续增加。现代考古收集的甲骨文单字约有4600多个，金文单字约有3700多个。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收字9353个，三国魏时张揖《广雅》收字18154个，北宋陈彭年等人编修的《广韵》收字26194个，明代梅膺祚《字汇》收字33179个，清代《康熙字典》收字47043个，民国时期《中华大字典》收字4.8万多个。台湾在上世纪60年代编撰的《中文大辞典》收字49905个，祖国大陆2010年修订出版的《汉语大字典》收字60370个。其次是造字方法日臻完善。许慎《说文解字》对汉字构造方法进行了概括，提出了“六书”理论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甲骨文主要是象形字和假借字，另外还有20%是形声字。由于形声字能够同时满足见字知音和见形知义两种需要，因此在造字表达上有着独特优势。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形声字所占比例迅速提高，西周末年超过50%，《说文解字》中超过80%，现代汉字中约占90%。鉴于形声字在汉字中的主体地位，现在多数学者认为汉字并非单纯的表义文字或表音文字，而是形、音、义一体的意音文字。
汉字文化的传播范文第3篇
关键词：汉字；朝鲜；东亚文化圈；地位
中图分类号： H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2-0047-02
“韩流”铺天盖地席卷中华，许多人剪的是“韩头”，看的是“韩剧”，唱的是“韩曲”，穿的是“韩服”，吃的是“韩菜”，跳的是“韩舞”……其势愈演愈烈，不见衰落。而在历史剧《明成皇后》、《大长今》中那些王公大臣提笔书写的却是汉字，宫内宫邸的牌匾，室内的字画也是用汉字写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这要追溯到中朝历史交往中汉字的传播了。
一、 汉字在朝鲜的使用历程
汉字传入朝鲜半岛的具体时间现还无法确定，但根据一些历史资料的记载可以作一些推测。据《尚书大传》记载：“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由此可知，早在周武王16 年(1119BC)已有中国人向朝鲜移民。并且《汉书・地理志》还记载了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由此推测,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汉字早在箕子入朝鲜半岛时就传入朝鲜半岛。
4、5 世纪时，朝鲜半岛只有自己的口头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汉字就成了他们的书面语言。“到新罗统一三国时期(公元7世纪左右) ,汉字已取得公用文字(正式的、官方的文字) 的地位。如:早在朝鲜智正王4年(503年) ,国号和王号改定为汉字词；法兴王1年(514 年) ,开始使用年号和谥号；到景德王时期(742～765 年) ,则全面输入唐朝的文化及典籍制度。”[1]他们还仿照中国科举制度, 以儒家经典取士，从乡塾到太学,都学习和使用汉文。士子以毕生精力研治汉籍。其古典文献如三大史学巨著《三国史记》、《高丽史》、《李朝实录》全用汉文撰写。
汉字作为朝鲜的书面语言和官方文字使用了150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
尽管其间朝鲜王朝的世宗大王于1446 年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训民正音》，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韩国文字的雏形。但是,《训民正音》的推行并不如意,原因是朝廷的贵族以及学者阶层对此并不热心,认为汉文是要用毕生精力才能学好的, 是真学问, 称之为“真文”。而《训民正音》太简单, 只能称为“谚文”, 即通俗、卑下的文字, 不屑一顾, 甚至嘲讽它是“便所文”, 意思是用上厕所的时间就可以学会的东西。
但是到了19世纪末，汉字在朝鲜的地位急转直下，李朝统治者宣布用正音文字代替使用了1500年之久的汉文作为官用文字。二战后, 北方在1946 年废除汉字, 南方在1948 年也颁布《谚文专用法》,不准在政府公文中使用汉字。
到20世纪末，情况又发生了有趣地逆转。1998 年11月韩国成立了“超越宗教、超越政党、超越地域” 的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该联合会在“韩文与汉字是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的旗帜下,[2]主张从小学开始彻底进行汉字教育。
1999年2月8日，韩国政府宣布：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全面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中国汉字和汉字标记，以适应世界化的时代潮流。并且提出了《推动汉字并用方案》，将目前完全使用韩国文字的公务文件改为韩、汉两种文字并用。
现在的韩国企业，如SK、锦湖韩亚集团、三宝计算机等在招考新职员时，要进行汉字考试。韩国的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大韩商会、韩国贸易协会等五大经济团体，决定从2004年在招聘新职员中加考汉字，并积极展开运动鼓励使用标有汉字的名片。[3]
二、汉字在朝鲜兴废的原因
导致汉字在朝鲜半岛的两起一落的命运的原因是什么呢？这跟中国在东亚文化圈中的地位有关。
文化传播学派的“文化圈理论”认为,世界上存在若干文化圈,每个文化圈包含一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 和边缘(文化受容区) 组成,核心影响并制约边缘,边缘则反作用于核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核心与边缘可以置换。[4]
《中华文化辞典》认为“文化化圈”作为文化传播形成的文化场,是由具有相同文化特质、文化结构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文地理区域,往往是由某一先进民族或国度组成“中心文化丛”,以其首创的文化影响周边地区。[5]
中国是古代东亚最先进、强大的国家,长时期占据文化高势位,是文化输出国,中华文化曾是具有强大扩散力的文化源地,在颇长的时段和相当广阔的地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东亚文化圈”。其范围约指东亚大陆及周边半岛和岛屿,大致包括今天的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这一区域的居民具有相同的文化特质:汉字、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以及中国式生产技术、生活习俗(较早进入定居农耕生活,形成“粟麦―稻作文化圈”,又由此形成种种习俗,如使用筷子,故有“筷子文化圈”之称) 等。这一以中国大陆为主体,以中印半岛东侧、朝鲜半岛为两翼,日本列岛等地为外缘的文化圈,从泛宗教视角可称之“儒教文化圈”、“华化佛教文化圈”。而汉字千百年间在这一广袤地域是通用的官方文字和国际文字,中国式农业及手工业技艺、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均由汉字记述与传播,它们共同组成以汉字为信息载体的“汉字文化”。所以,这一区间最传神的称号是“汉字文化圈”。诚如饶宗颐所说:“造成中华文化核心的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6]
作为边缘文化受容区的朝鲜半岛不能拒斥中华文化这种强大的吸引和向心力量。他们“仰慕华风”，唯中华马首是瞻，逐渐形成了一种“事大思想”。例如表现犹为突出的朝鲜王朝，他们奉行“事大交邻”的外交政策,主张“以小事大,保国之道”。[7]对明朝“事大以诚”,恪守臣职。 朝鲜方面专门修了《事大文轨》,具体规定与明朝交往的各项礼节、制度等。明朝要求朝鲜三年一朝贡,朝鲜则主张一年三贡或更多。“每岁凡万寿圣节、正皇太子千秋世,皆遣使奉表朝贺,贡方物……或前者未还而后者已至。”由于朝鲜“事天朝最恭谨”,所以明朝也“厚礼之,异于他藩”。[8]壬辰战争因明朝的援助,朝鲜击败了日本的侵略,使朝鲜士大夫的“事大”思想更为严重。随着儒学在半岛的深入传播,尤其是明朝与朝鲜王朝之间文化交流的深入,朝鲜“人知经史”,文化昌明,自负为礼义之邦。朝鲜也自认为接受了正统的华夏文明,并以“小中华”自居。
这就是汉字在朝鲜半岛使用1500年的原因，也是朝鲜文字在推广时受到了很大的抵制的原因,有大臣指出:“我朝自祖宗以来,事大至诚,一遵华制,今当同文轨之时创制谚文,有骇观听”。并认为“蒙古、西夏、女真、日本、西蕃之类,各有其字,是皆夷狄事耳,无足道者”。[9]
而19世纪末废除汉字除了文字方面的原因即：汉字属于汉藏语系，是适应于孤立语――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它是在汉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及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朝鲜语接近阿尔泰语系,属于粘着语,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和独特的语音规则及固有词系统。因此,借用汉字不可避免地出现所谓“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10]的这种“言文不一致”矛盾。
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这一文化源地的权威地位的丧失。1896年，中国清朝被曾被视为“倭寇”的边缘文化地日本击败、欺侮，二十世纪中国清朝被欧美列强瓜分，中华文明古国处于一种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 历来奉中国为上国并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 在偶像轰然倒塌的震惊中认识到：丧失自我的“事大主义”, 不利于朝鲜自身的发展。于是自主自强的呼声日起, 体现在民族语言文字方面, 则要求使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这样中国文字也就自然而然地在朝鲜走下神坛。
20世纪末重新使用汉字除了文字上的原因即：韩语词汇当中存在着大量的汉字词,它们被转写为韩文后失去表意性,出现很多同音词,造成意义上的混乱；韩国学者还发现表意的汉字比表音的谚文有更大的信息处理优势；学者们认为使用汉字来构造新词和精确表达复杂的事物非常方便，面对大量出现的新概念、新事物，汉字可以轻易衍生新词汇。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上的复苏和振兴使中国又重新在东亚文化圈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韩国人认识到：韩国的经济发展有赖于中国，有赖于中国的儒学思想，没有汉字，他们就无法阅读朝鲜半岛在历史上积累的大量中文传统典籍，便无法了解和继承自己的儒家文明传统，会成为“失根”的文化。韩国总统金大中指出：“如果无视汉字，将难以理解我们的古典文化和传统。”（11）他们担心:在21世纪汉字文化圈的时代, 自我孤立于汉字文化圈外，会导致教育质量的低下, 思想文化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弊端，韩国人会成为时代的孤儿。这样汉字在韩国的地位才日渐攀升。
总之汉字的地位取决于中国的地位，与之相应地又引起了朝鲜人对它的价值判断的变化而采取了不同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韩）金钟埙.韩国固有汉字研究[M].集文堂,1983年版:7.
[2]全香兰.韩国的汉字现状[J].汉字文化,2000（4）: 41.
[3]许孝梅.“汉字文化圈”浅析[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4(4):31页
[4]冯天瑜.“汉字文化圈” 刍议[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1-2.
[5]冯天瑜.中华文化辞典[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0.
[6]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174.
[7]《朝鲜王朝太祖实录元年十一月》
[8]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朝鲜篇[M].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9]苗威.华夷观的嬗变对朝鲜王朝吸收中华文化的影响[J].东疆学刊,2002
(9):69.
汉字文化的传播范文第4篇
用一句话赞美祖国的汉字如下：
中华汉字，生动形象。传播文明，盖世无双；汉字不仅字形美观，生动形象，字音有趣，而且有悠久的历史；美丽的汉字是祖国的骄傲；汉字文化博大精深，万言难书其中之奥妙，一言不可表述也；汉字之美，美在真情，汉字之美，美在精髓，汉字之美，美在风骨，汉字之美，美在形体；汉字构造精巧，行美旨远，正如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含蓄谦逊，包容豁达；狂草奔放，凤舞龙翔，对联形式，汉字独创；中华汉字，生动形象，传播文明，盖世无双。
（来源：文章屋网 ）
汉字文化的传播范文第5篇
我国汉字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五千年以前，汉字的产生和使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着我国古代文明的开端。据考古文献记载，最早的汉字产生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约为公元前4000年，发展至商代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汉字体系，但就这种发展历程来看，悠久的汉字形成过程也就使其具备了一定的浓厚的文化属性，同时这种文化氛围对于汉字在现时代的平面广告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也就有十分积极的影响。同时汉字在产生之后又先后经历了几次调整和修改，从最终的象形文字丰富为后来的会意字、表意字等内容，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不乏文人学者的研究和创新。从这个角度上可以看出汉字具有较为浓厚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背景已经成为当下平面广告设计中的一种资源。
二、平面广告设计中汉字的呈现方式
汉字在当今时代的属性基本呈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功能性，也就是说它具有非常明确的帮助表达思想交流信息的作用，这种功能性也可以称之为实用性。二是审美性，这两种属性也成为影响他们呈现方式的重要基础性内容。具体而言呈现方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结体化呈现、图形化呈现和意境化呈现。
1.结体化呈现方式。
这种呈现范式主要是较好的利用了汉字的形体美。汉字的造型具有独特的美感，而且这种美感在汉字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被前人沉淀为特定的审美思维模式。结体化的呈现方式就是充分利用汉字的形体美和造型美，通过适度的增减、改造使之成为独具艺术魅力的元素。结体化造型通过夸张和奇特的艺术处理使得汉字在保留原意的情况下更加具备了吸引受众眼球，彰显作品活力的重要作用，因此在这些方面成为影响平面设计广告的一种重要方式。
2.图形化的呈现方式。
图形也是汉字的本质之一，汉字这种属性也是也是促成其在平面设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条件，各种根据汉字设计而成的图形不仅是作品本身披上了浓厚的文化外衣，而且巧妙的结合也能给读者带来视觉享受和审美愉悦。因此以图形的方式呈现汉字对于平面广告设计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关于汉字的图形设计，其思路大都是在利用汉字的表意功能的基础上添加一点图画，使图画能够成为汉字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汉字成为图画的一个部分，将汉字与图形紧密而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样最大程度的挖掘了汉字的表现力，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表现方式。
3.意境化的表现手法。
所谓意境化表现手法主要是指突破了汉字的造型限制，在表达过程中能够更加清楚的利用汉字的表意功能，将汉字背后所承载的意境和内蕴通过具体的图形，解说等手段呈现出来。对汉字的意境化做形象化的阐释，而且再将阐释内容与平面广告内容结合起来，会产生更加高效的艺术效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商业广告的传播需求，同时也对汉字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意境化的汉字处理方法使得文字在平面广告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同时也是造成他们整个艺术效果发生作用的根本前提。
三、汉字在平面广告设计中的运用
1.东西方设计理念的整合的桥梁。
汉字在平面广告中的应用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其中最为主要和明显的就是将两种设计理念链接在一起。众所周知，平面广告设计是西方商业文明的产物，这一事物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两种极端理念。其一是完全接受西方平面设计理念，从而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忽略和排斥，其二是完全走传统文化道路，对西方理念的重视程度不够。其中在第一种设计理念中，作品的国际化道路非常明显，在视觉上的确能够产生独特效果，精心的设计也非常明显的表达了设计者的思想。但是这种作品往往在内涵方面明显不足，没有文化底蕴，因此作品的生命力也受到很大的不良影响。而且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应更加有效的承担起其他方面的作用。另外一种不良倾向就是将传统文化奉为中心，全然不顾一些已经形成科学系统的设计理念。这样虽然文化底蕴丰富，但始终找不到一种合理的方式表达出来，而汉字的引入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两种极端现象。
2.汉字的选择以及设计。
在平面设计中要想引入汉字，增强作品表现力，首先就要根据作品利益确立选择什么样的汉字进入作品。这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作，首先要将广告将要呈现的内容进行科学的整理融合，确保他们能够更加积极和高效的利用汉字的造型和意义。所选汉字应当与广告立意有很强的契合之处。其实，汉字与平面广告的结合程度也是体现设计者思想火花的地方。而且这些内容也最终成为影响他们作品表达效果的关键之处。汉字是我国的文化瑰宝和精神的家园，不同汉字代表了不同的精神意念，因此，平面设计的整体风格也可以在汉字的结合下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来。
3.设计以及制作。
设计制作阶段就是对汉字的具体形体进行再造的阶段，他需要结合作品的整体风格对汉字的颜色、造型、次序等属性做合理的整合与运行。而且在这些方面还要更加积极的使用这些方面的基础因素对整个作品各种表现要素进行整合与统筹。关于汉字的设计应当注重视觉冲击力的增强，一幅作品要想在读者眼中留下深刻印象，起到广告传播的重要作用就要在视觉冲击力上下功夫。汉字增强视觉冲击力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颜色和造型。造型独特而不失原意，使其在保留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增强表现力和感染力。
四、结语
汉字文化的传播范文第6篇
一、汉字作为民族载体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美。
汉字从创造之初就具有了其内在的价值与美学，最早的文字形式是一种表意的图形符号，其功能是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为了传播信息和宗教目的。《说文解字》六法论：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考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这“六法论”总结了汉字的造字规律，形成特点。汉字的形态、内容是一个系统庞大的体系，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稳定的民族传统使用惯性和民族使用内涵。当代的字体设计不能忽略其根源和原始信息的文化内涵，舍本逐末的做法不适合汉字字体的创意创新设计。所以设计汉字首先要遵循的是忠实性和识别性，忠实于汉字的思想内涵，忠实于汉字的民族习惯和民族认同，包括历史的使用习惯现在的使用习惯，避免过分和胡乱的变形、变化而丧失其本身的内在美，以及对其内涵意义的曲解与误导。忠实于它的内在美，并能够识别它的美，才能体现出对汉字文化体系的科研意义、贡献意义。
二、传统美学思想对汉字字体设计创新的影响。
我国有很多重要的文学艺术、美学思想，作为记录的工具，汉字文字的书写造型无形中就会受到它的影响。如：书法艺术中谈到的“筋”“骨”“气”“情”“意”“韵” 等对于书写书法艺术的审美做出了独特的评判国画的美学理论、绘画原理等，都值得学习和参照。如：宗炳《画山水序》的“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澄怀味象体现了较高层次的艺术创造、审美概念；又如：刘熙载强调的“阐”“扩”的创新方法，阐前人所以发，扩前人所未发。又说：“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入我神者，古化为我。”“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典雅、精神，兼之斯善。”刘熙载还崇尚个性的“自得”，“文莫过于深邃自得”，“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又“睹影知竿”，“时大为”等美学思想，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创新审美观念；又如：司空图的“含蓄”“洗练”，“离形得似”“超像入神”“体素储洁”；李渔的“结构第一”；苏式的“自出新意”“妙在笔外”“技道两进”“贵自然”等。这些美学思想对于文学、艺术创作和研究都有很好的启示。作为字体的视觉艺术设计，不能仅仅停留在视觉的游戏上，或者是技巧的熟练中。或许从这些美学思想中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灵感和方法、审美追求，获得更多的笔墨。从事汉字的字体设计研究，关注美学思想、关注客观规律，关注艺术本身，提高自身的修养，这样我们的工作或许更有价值和意义。当然，我们也不难感受一些优秀设计师的字体设计作品十分美妙，体现出了其重要的美学观念和人文思想。
三、汉字字体设计“创新”观念的情态美。
现代社会在设计对象的创新上往往会遇到诸多的因素。如：传统和现代观念的结合问题，内在与外显观念的统一问题，通用与个性观念的平衡问题，形式与功能，突破与完整……视觉美丑等这些观念的存在、结合，本身就具有矛盾的特征，这样的矛盾观念，设计中而又真实存在，是设计师进行设计的具体思考和情态。字体设计离不开这样的要求审视，因为一项好的设计是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部内涵，至于走多远那是设计师的思考深度。我们不可能静止的看待设计问题，在专业的学习中也深刻感到这样的一种必要性，如何在矛盾的状态观念中做到平衡，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汉字的设计和创新反映的是设计者的情态、苦思和真实的情感。
四、汉字字体设计的功能、形式美。
从功能上来说字体设计是基于视觉传播和视觉审美，实用性是它的一大特点，这就要求设计字体在传播性和艺术性方面达到要求。艺术设计专业的字体设计基本研究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开发性字体设计；另一方面是商业创意性字体设计。开发性字体设计是对字体的书体形式进行开发设计，具有很强的规范性，便于排版、印刷，当然也可以艺术探索与追求；商业创意性字体设计是针对商业活动做的字体科研设计，便于商业的诉求传播。设计字体的形式美包括：识别美，结构美，风格美，应用美。1、识别美是设计字体的最基本美，设计后不能识别的字体我们只能说它是不"美"的，因为它不能够达到传达的目的，没有体现文化或商业的传播诉求，与受众不能形成有效沟通，或许你的形式变化符合艺术美的规律，看起来很漂亮，也只能供来欣赏罢了，只是个视觉的游戏；2、结构美是字体的结构形式美，字体的形式变化美。字体设计的结构内涵包括笔画、笔形、间架结构的塑造，笔画的组合搭配、穿插争让，韵律和秩序，要符合艺术的规律和视觉的规律，在外观上呈现出一种字体的形式美。3、风格美是字体的创新设计要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也是汉字艺术的品味和艺术高度。例如，印刷字体黑体、宋体、书法体，它们各有自己的特色，黑体稳重简洁，宋体秀丽装饰，书法体人文含蓄。当然设计字体的形式可以是抽象的美，也可以是形象的美，还可以是抽象与形象结合的美，甚至还可以是很具象的形象或者是空间形象，只要协调一致都能形成一种独特艺术风格，就是好的设计。这也有利于塑造它的同一性，增强它的传播和识别；4、应用美是强调设计字体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及应用的载体形式，设计字体的音、形、意的完美结合，在使用的过程中要和它的载体环境融为一体，是文字的编排形成的整体个性和美学。
五、汉字字体设计的艺术美评判——意境美。
汉字文化的传播范文第7篇
关键词：许慎 《说文解字》 许慎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12-0297-01
一、“字圣”许慎及其《说文解字》
许慎（约公元58年—约公元147年），东汉豫州汝南郡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是汉代最著名的一位经学家、文字学家、语言学家，是中国文字学的开拓者，在中国语言学史、学术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非常崇高的地位。两汉时期，学术领域存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长期对垒互峙。二者不仅在经籍文字的字体上明显不同，而且在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籍中有关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对儒家经典《五经》传说臧否异同不能统一，致使不少学子不得其解，迷惑终生。
许慎生活在东汉中叶之后古文经学全盛的时期，师从古文大师贾逵。他发现古、今文经学派纷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字的形、音、义理解的不同。许慎认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 于是他查阅了大量古籍文献，系统了六书造字方法，运用六书理论以部首为统领，吸收古、今文经学派成果，对汉字的形音义予以“探啧索隐”，“以究万原”，使繁多复杂的汉字实现形、音、义上第一次真正的统一，从而达到“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的意旨。
关于成书，不少学者推算其创作《说文解字》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说文解字》是汉语言文字学的奠基之作，它的价值不仅限于研究汉字本身，字里行间蕴藏着我国古代文明的珍贵宝藏。正如许冲在《上说文解字表》中所述：“六艺群身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
《说文解字》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是中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较为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也是世界第一部字典，比西方的英语词典早了1600多年。全书连同《叙》共15篇，收录了9353个小篆和1163个重文，共10506字。许慎还发明创造并使用了540个部首编排体例，以小篆做字头，以汉隶为注解对每个字进行形、音、义的说明。他对“六书”规定了界说，使汉字的发展、运用步入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
《说文解字》是一部旨在通过分析字形探求字音及本义的书，总结了先秦、两汉文学的成果，是研究考释甲骨文、金文和古音、训访不可缺少的桥梁。特别是对字义的解释保存了最古的含义，是研究汉字发展历史和规律的珍贵资料。
《说文解字》又是一部百科全书，记载了东汉末以前古代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许慎对于汉语字词本源的诠释，负载着广博的古代科学知识和文化观念，反映了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生产状况、文化科学、地理沿革、风物习俗等知识，是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的史料。
二、许慎文化精髓及影响
许慎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学者之一，毕生致力于弘扬和传播汉字文化事业，被后人尊为“文宗字祖”。《说文解字》被历代学者奉为经典，人们将其放在与儒家经典相等同的地位，且已形成一门专学，历代学人都习惯将称之为“《说文》学”，或称作“许学”。有人说，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而许慎用一部书统一了中国的文字。
许慎学识渊博宏通，为人坚忍不拔。《说文解字》的编撰工程巨大，包括对古汉字系统的分别部居，文字形、音、义的全面考订，广泛征引经籍文献以及对诸家学说去伪存真，工作艰难繁复。许慎以扎实的学问呕心沥血历时三十年完成巨著，彪炳史册。
许慎治学严谨，求真务实，绝不随意妄说。《说文解字》是一部集文字训诂之大成的典籍。全书引经据典，立说有据，内容丰富详实。许慎在解释字义时大量引用先秦典籍，其中仅经文达1083条，对于《老子》、《墨子》、《楚辞》等也多所采用。在解字时，许慎不仅限于说解本义，且能寓教育于其中。
许慎还能博采众家之长，择善而从，摒弃古文、今文经门户之见，大量引用了董仲舒、司马相如、刘歆、贾逵、班固等多位经学大师的言论及部分方言俚语。这些材料在现存典籍中部分已失传，甚至有些引述的原书早已亡佚。
许慎不但博经籍，且广异闻，凡经考察证实，方记入书中。在著《说文解字》过程中，为辨形音义，许慎经常到田间作坊了解体察百姓劳作，留心观察自然现象，甚至翻山越岭抄录石刻文。在说文解字的同时，将上古自然现象、民间风俗等给与如实展现。
汉字文化的传播范文第8篇
2013年12月，以“传承汉字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的全国汉字输入大赛在河南落下帷幕。
决赛现场，选手们一人一机坐定，进行连续文本、离散文本、混合文本、古典文本的输入。参赛选手可选择使用五笔输入法或拼音输入法。最后，来自辽宁的34岁银行职员王士辉凭借五笔输入法以每分钟输入175字的速度获得冠军。
赛事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该项赛事提高汉字电脑输入的质量和效率，让人们能够正确地书写汉字、科学地运用汉字、准确地理解汉字、发自内心地热爱汉字，在全社会形成学习汉字文化、传播传统文化的氛围。
然而，人们普遍认为，正是由于电脑输入取代了手写，才导致“提笔忘字”现象的出现。
为了避免这一趋势恶化，唤醒人们对汉字的热情，2013年暑假期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由央视主播主考，社科院专家当裁判，14岁上下的小选手们同场竞技听写汉字。节目中还设置了成人参与的现场体验团。令人感到尴尬的是，成人们提笔忘字情况严重：“熨帖”一词，体验团中只有一人写对；“癞蛤蟆”一词，七成的人写错了。
该节目一播出，便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人们对“自己究竟还会写几个汉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人说自己“会念不会写，会写也写得很难看”；有人说自己“习惯了拼音打字，输入法会自动生成成语等词汇，把传统文化都忘记了”；还有人痛定思痛，表示要多看看《现代汉语词典》。
同时，如何继承汉字这份厚重的文化遗产也成为讨论的热点。
汉字传承真的遭遇危机了吗？汉字输入大赛顾问李栋恒认为，参赛选手的出色发挥说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能够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有效地结合。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姚喜双则认为，汉字并未遭遇危机，而是人们的书写能力和正确规范使用汉字的能力下降了。
键盘也好，其他方式也好，无论汉字书写方式如何变化，都不能改变它承载中华文化的功用。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坚持规范地使用汉字，继承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汉字书写和传承的基本途径。
蔡 畅： “提笔忘字”令人羞愧。
高科技不断冲击着传统文化，汉字也遭到了挑战。当下，人们普遍轻视书写，懈怠练字，认为生僻字、不常用的字不认识也无妨，提笔忘字现象屡见不鲜。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对此充满羞愧。
是汉字勾勒出汉唐盛世魏晋遗风，编织起华胥幻境旧蕴变迁；汉字于不动声色中展示铮铮铁骨，一如含蓄却又不失傲骨的中国魂。对于温存于墨香之中的一笔一画，我们应牢记掌握，更应熟练使用。
黄泽阳：“提笔忘字”是科技发展的必然现象。
随着电脑、手机的日益普及，阅读、写作电子化方便快捷的优势必然会压缩纸质阅读与书写的空间，不习惯提笔临纸是科技与生活变革带来的必然现象。看到能认得、打字能打正确，日常生活、工作便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因此，对提笔忘字，我们不必太过大惊小怪。
马悦倩： 顺应发展，寻找契机，传承汉字。
信息交流的工具越便捷越好用，电脑汉字输入法的出现也是为了满足时代的需求。然而“用进废退”，长期不用笔书写，使汉字的字形、笔画在我们的脑中变得模糊。
科技冲击着传统文化，但是传统文化不能坐以待毙，需要从中找寻新的契机，以顺应科技的发展。汉字输入大赛、汉字听写大会这类活动就是一个突破口，激发人们对汉字的热情，进而对汉字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而我们要做的，是让在键盘上飞舞的手指略停一停，拿起笔，好好品味汉字、品味文化。
马世媛： 守护传统文化需要身体力行。
近年来，汉字危机问题不断进入公众视野，有人痛斥电脑和网络剥夺了人们的书写能力，有人甚至呼吁要恢复繁体字。汉字危机折射出的其实是传统文化的危机，除了提笔忘字现象，当下的青少年中，有多少人将四大名著全看过了？在热衷过圣诞节、情人节这些洋节的人群中，又有多少人以同样的热情对待端午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
社会上不乏呼喊守护传统文化的人，却少有人拿出实际行动。文化的薪火相传，并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的。社会不缺言论，缺身体力行。
唤醒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心
汉字发展至今已成为一种文化积淀，而今，科技的发展正冲击着这项传统文化。
在电脑输入普及的时代，如何传承汉字？或许我们更应注重汉字的“字外之功”――了解形声、会意、象形等汉字的构造艺术，重新发现汉字的独特美。而大众传媒也应承担起文化传播的责任，通过节目展现汉字的形状美、文化美，激活人们对汉字的情感。
正如某位同学所说，汉字危机折射出的是传统文化传承的危机。在学校里，传授母语知识的语文学科地位不高；社会上，传统技艺无人传承，传统习俗渐渐被人淡忘。要让中华民族的传统代代相传，首先要对它们心存敬畏。
好在，从“汉字听写大会”节目，到北京高考改革出台的增加语文学科总分的方案，全社会都开始关注我们的母语、我们的文化传承。我们正可借由此事，唤醒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
东阳中学 郑中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