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根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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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根本特征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弘扬中华文化,正确理解和把握我国音乐教育界提出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把中国音乐文化传统作为当代中华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资源,对我国音乐教育中的母语教育方面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Keywords:mothertongue;Chineseculture;musiceducation
Abstract:Facingthewholeinternationalenvironment,weinheritanddevelopChinatraditionalculture.Weunderstandthemeaningandtheviewpointof"musiceducationbasedonnativeChineselanguageand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Wedevelopmod-ernChinesemusicandeducationbasedontraditionalChinesemusiccultureandbyusingitaskeyfoundationandresources.Thepaperpresentssomeoftheviewsonmotherlanguageteachinginmusiceducation.
0.引言
自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音乐落后论”、“全盘西化论”等问题上展开了学术争论。为此,我国音乐教育界提出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本文就我国音乐教育中的母语教育方面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与大家共同探讨。
1.我国音乐教育现有体制的由来
中国音乐教育在清代以前占主体地位的是中国传统音乐。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的推行和西方音乐文化的侵入,我国音乐教育便走上了西化的道路。西化的表现可以概括为:引用欧美学校歌曲曲调作为唱歌教材、乐理采用西洋乐理体系、教学方法照搬西洋。这时候兴起的“学堂乐歌”便成为我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起点。
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西化”问题。中国近百年来的音乐教育有得也有失,正如福建师范大学王耀华先生所说,其“得”在于:引进欧洲近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使中国音乐教育走上了系统化、规范化道路;提高了全民族的音乐水准;引进西洋近现代音乐及其理论,促进了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促使某些音乐形式的诞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音乐的发展。其“失”在于: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以欧洲音乐理论体系为基础对学生进行教育,忽视了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深入探讨和重建,不利于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在专业理论方面,以欧洲音乐理论为普遍真理,而取代中国音乐理论;在音乐创作方面,以欧洲音乐体裁为效仿的楷模;在价值取向方面,重西轻中,以西否中。[1]
在对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得”与“失”思考的同时,也会引起对我国音乐发展的另一个问题——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主体性危机的思考。由于受西方工业文明价值观及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影响,我国一些人把东西方音乐关系纳入了古今关系,而不是把它作为人类音乐的成果来借鉴和接受。这样,也就使中国传统音乐的心理学、美学等价值被“削足适履”地纳入了西方音乐演进的轨迹。这一切都要求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整体的文化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价与重构。
由此可见,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是一项严峻的课题,其历史必然性更不容置疑。
2.母语选择——中国传统音乐
所谓“母语”,就是指一个人最初学会的一种方言。[2]806本文这里说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中的“母语”,是借用了语言学的概念。美国语言学家布鲁克和特雷杰认为:“语言是使一个社会集团内部协调一致和任意的有声符号系统”。可以说,音乐也是人类社会“有声符号系统”的组成部分。音乐与母语有着密切的关系。声乐中的歌词本身就是语言,器乐也总是体现着母语文化的特征。另外,“一个民族的传统音乐必须要依靠民族某种具体语言和文字来交流、记录和传播,特别是没有文词依附的传统器乐曲,在民间仍然主要采用‘口传心授’的方法来传承”。[3]39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华民族在语言特色、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审美情趣、民族心理素质等方面在世界上都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本体、民族尊严、民族意识的标志。如“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品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等。虽然中华文化也含有封建性的糟粕,如君主专制主义思想、男尊女卑以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思想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因循守旧思想等,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语,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华文化母体千百年来也孕育了传统音乐文化的成长和发展。
那么,今天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就应该指的是“以在中华民族历代生产斗争、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文化为深厚基础和广阔背景而进行的音乐教育”。[4]
当今中国音乐文化处于中国传统音乐、中国现代民族音乐、外国音乐三种体系多元共存的复杂状况。每一种音乐体系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人们的音乐生活中发挥着互相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各自的文化价值没有高低之分。它们都是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都值得保存和继承。但是,在世界各国,音乐教育首先应该担负起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构建。所以,最根本的“母语”选择应该也只能是中国传统音乐,正如当今一些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指出:“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是自信的危机,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ness)。”[5]梁铭越先生也曾经谈道:“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如若失去原生态演艺的存在,其传承也愈接近离失而无形中被埋没了。”[6]263也就是说,如果放弃中国传统音乐体系而选择其他音乐体系,则意味着否定了自我。那么,“弘扬中华音乐文化”就只是一句空话。所以,在“母语”音乐教育中,只能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为根本资源。当然,作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意味着排斥其它音乐体系,否定其它非母语因素。相反,还要把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文化知识列入普通教育的音乐课中。王耀华先生曾经指出:“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为根本,既注重继承,又重视发展,既继承一切优秀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使之得以弘扬,又重视对其他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借鉴、吸收。”[7]
3.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现实意义
当今,中国音乐教育界提出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要求把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作为基点,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音乐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中,起着并且至今仍然起着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支柱作用。若要让这灿烂的音乐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这一历史重任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到音乐教育的肩上。
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是增进中华民族情感交流、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进程的需要。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整体结构中,“乐”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的乐贵移风易俗观,荀子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记》更是充分肯定了“乐”的美育社会功能,可见音乐的民族凝聚力十分强大。同时,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也是增进中华音乐文化内部交流、继承发展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优秀传统的需要。如果没有把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保护好的话,就不能为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另外,在世界音乐教育界也出现了重视各民族传统音乐教育的趋势。面对这一世界音乐教育的共同趋势,我国的音乐教育要如何进行改革,不仅是音乐教育界,而且是整个音乐界应该重视的问题。
4.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困难和可能性
尽管对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充满着信心和希望,但是,这一体系的建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还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其一,要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必须摆脱西方工业文明价值观及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影响,建立新的音乐教育价值观。
其二,必须改变中国传统音乐非系统化的现状,总结出适合我国音乐教育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作为教材。
其三,要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必须打破原有模式的约束,寻求新的教学方法。必须找到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方法和当今世界先进教学方法的契合点。
其四,必须培养具有中华文化意识的音乐教师。虽然存在这么多的困难和问题,但实现“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又有其现实基础。
在对历史的反思中,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已成为大多数音乐工作者的共识。通过大多数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奠基性的成就,比如,对古文献、古乐谱、古乐种的研究、整理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1985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35条,明确提出了“加强美育”,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1999年,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对“美育”又作了更进一步强调。这一切都将会对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实现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5.结束语
弘扬中华音乐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音乐文化传统,是我国每位音乐工作者的崇高历史使命。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弘扬中华文化仅仅依靠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建立将与西方体系形成一种平等的对话,为世界音乐文化沟通、互补与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王耀华.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得与失.音乐研究,1994,2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
[3]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4]王耀华.根深扎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乐府新声,1996,1
[5]管建华.重建比较音乐学.中国音乐,1995,1
中华文化根本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华文化；汇通；惠通；会通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4-0097-02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其文化以鲜明的特性昭示于每一个有文化存在着的疆域，但文化是没有边界的，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越是独特的，也越是普世的。中华文化的“汇通性”成为了其流传千百年来根本之一，古今绵延，融贯东西，惠泽于国。简言之，“汇通”可以延展为会通、惠通之意。就是中华文化在传播发展过程中融汇与贯通，继往与开来，惠及与便及各方的一种特性。经过历史的变迁与时代更迭的证明，倘若没有百家争鸣和域外文化的交流，那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就不能很好地在发展、创新的道路上前进下去。
中国人的文化哲学可以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和而不同”，和的精神是以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多样性为前提，各安其位；而“不同”则显示了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与博怀。这正与“汇通”性不谋而合，一脉相承。试想某一天，如果文化都成了一个模样、如出一辙，那必定是人类和人类文明的末日。中华文化向来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各种文化在这一片广域中各秀所长。某些文化在自然与历史的选择下逐渐走向衰亡，而有些则悄然潜入我们的中华文明，成为汇通的中华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文化的汇通是多向多因的，其目的是交融和革新，在此过程中会有和谐的一面，势必也会有交锋冲突的一面。交锋冲突从哲学的范畴来讲，就是矛盾，其促进推动文化向前发展，是一个迂回式上升、前进的过程。这种文化初交时内核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应避免。我们需要碰撞激荡起的火花与灵感，需要碰撞在新的文化领域辟土开疆。当然，这或许来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理念，展示了我们的文化胸怀。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交流，还真真实实惠及了中国人的生活。
一、“汇通”的中华文化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雪净胡天木马还，月明羌笛戌楼间。”看到这些诗句，我们能深切地体会到中华文化强大的吸收能力，这种能力让文化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汇”、“通”，它起到一种聚合、汇集、贯通、流通的作用。同时，也可理解为古籍中所提到的“会通”，在此，二者都有融会贯通之意。“会通”一词正式出现于《易传·系辞上》。原文是：“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近代学者高亨在《周易大传今注》中说：“此言圣人有以见到天下事物之运动变化，而观察其会合贯通之处，从而推行社会之典章制度。”①早在明朝末年中国人接触“泰西之学”之初，科学家徐光启就有“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明史·徐光启传》）之说，而经学家焦循还有“会通两家（指中、西方）之长，不主一偏之见”之辞。而到了晚清，王韬也有“天下之道其终也由异而同，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弢园文录外编》）的判断。②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创造性的活动，其中蕴含着外显和内隐两种模式，既包括行为规范、语言体系这些内隐模式，又涵盖了艺术、宗教这些外显模式。对于两种模式的影响，“汇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汇通”之绵延
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动态发展过程。任何一个种族、国家的文化，都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华文明的传承更是如此。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唯有中华文化具有连续性。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也无关，而古巴比伦文明更是早早地变成了只有过去，没有现在和未来的文明遗迹，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很多家谱和族谱都可以追溯到数千百年前的朝代和先族，贯古纵今的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是中国文化特点的重要方面。若往上追溯，可追寻到大槐树根底下或渭水以北的黄土高原。从最初的周公制礼作乐确立宗法制度到西周姬姓家族家天下的时代统治，再到战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制度的长盛不衰，宗法关系在中国的绵延汇通，致使“家国同构”的格局长期遗存。故梁启超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 ③中国人普遍都有意或无意地能感受到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即体现在能见到古人所见，感到古人所感。
这种汇通的历史感尤其还体现在中国的“双文”（文字和文学）之中。汉字作为中华民族的通用文字，与埃及圣书字、古代苏美尔文字、原始埃兰文字和克里特文字等，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从舞阳贾湖刻符至今，汉字已经有八千年的发展历史。汉字与其他古文字一样，都由最初的图符文字阶段过渡到表意文字的阶段，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著的。那些古文字在演变中有的停滞不前了，有的消失而丧失了生命力，有的被其他文字异化了，有的甚至不能够被识读，只有汉字，从未间断，汇通至今，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基本维持了自己的特点，成为世界上最古老、最系统的文字之一。而现如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汉字是殷商甲骨文，它已是能够完整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尚书·多士》记载西周初年周公的话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④此后经历了西周金文、春秋金文，金文铸于青铜器皿之上，字体肥厚丰润，排列整齐，结构趋于定型。而后的战国文字、秦代小篆、汉代隶书和魏晋以来的楷书、草书、行书，一步步地发展，汇形通意。小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推行使用的字体，历史上的“书同文”有很大的文化统一意义。隶书讲究蚕头燕尾，是在汉展变革使用的字体，史称“隶变”，同样也是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为后期的文字形态奠定了基础。一直使用到今天的楷书起源于魏晋，成熟于隋唐，字形方正，结构严谨，便于识读和书写，因此流传于千年而不变。文字汇通古今之绵延是由汉字一步一步向前革新而来，而文学则是传承与发展、回眸与前瞻综合促进的文化板块。
“文以载道”这一理念始终贯通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各类文学作品在中国历朝历代以其丰富多彩的形式流传至今，被世人诵读、传阅与评论。中国文学在文字诞生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即使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中国古代文学也走过了3000多年的历程。在如此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高峰迭起，瑰丽璀璨，堪称人类文化史上仅有之奇观。正如前人所说，中国古代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焦循《易于龠录》卷15）。与此同时，中国古代文学又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其中有些文体更是绵延2000年之久。⑤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跨时代、跨地域的魅力。文学作品是文化中最容易被广泛理解和接受的一种艺术形态，是沟通各种文化最直接的一种桥梁，也是世界其他文化背景中的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佳窗口。
中国古代文学辉煌成就的初期典范就是《诗经》和《楚辞》，合称“”，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据考，《诗经》在孔子出生之前就已经基本编定了，这一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五六百年间的社会生活。诗歌的内容对准了国家和个人的命运疾苦，对一些社会现象特别关注和涉及。其中所使用的“赋”、“比”、“兴 ”的艺术手法都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汇事通文，汇实通文”的写作倾向也具有深刻的时代特征。而楚辞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独特文体，其形式自由，易表达奔放的感情。因屈原的《离骚》为其代表作，因此也称这种诗体为“骚体”。直至今日，“文人骚客”依然是文人学士的代称。
《尚书》之后蔚为壮观的先秦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尤其是春秋末年以后，由于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于是产生了以论说为主的诸子散文，成为了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重要的一个篇章。各家思想之汇通，提出不同政治主张并展开辩论。之后的汉赋更是以其恢弘的气度展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强大的统一帝国——汉。它表现出中华民族的高度自信和对现实世界的热爱，事实上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进行整体把握的思维特征。
魏晋之际到强盛繁荣的唐代，诗歌渐渐进入了高度繁荣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诗坛百花齐放，内容、语言、风格无不呈现出“汇通、会通”的特质。中国是一个诗性的国度，唐诗攀登上诗国最为辉煌的高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瑰丽光辉的闪光点之一。继而往之，与唐诗交相辉映的是宋代的词，宋词从题材内容到艺术风格都显示出异彩纷呈的景象。它委婉含蓄的美学特征是中华民族传统审美思想的典型体现。
时代更迭，历史的年轮到了元明清三朝，更多的文学创作形式推陈出新。元曲是元代文学中的精华，历来与唐诗、宋词并称，其流传至今的剧本尚有200余种，它的兴盛意味着文学在作者和读者两个方面都进一步走向民间，在二者间搭起了一座汇通的桥梁。让文学变成了不只是有学之士和文人骚客的专属品。到了明清时代，小说臻于极盛，中国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也是古代文学的光辉总结。这一时期的小说也为后期的白话小说奠定了基础。
时至今日，今人仍然临摹、书写着汉隶唐楷，仍旧学习、阅读着汉赋宋词。上到耄耋之年的老人能吟《离骚》，下到牙牙学语的幼童会诵唐诗，这足以说明中华文化汇通绵延无绝期。
（二）“汇通”之广博
中华文化的汇通性不仅体现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的绵延，同时还体现在横向的空间维度上的广博。认为，中国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是它可以把不同的东西凝和在一起，可以出现对立面的统一。“多元一体”的思想即是中国式文化的表现。“多元一体”的思想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的文化态度。⑥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的相互汇通有无，容纳凝聚，做到民族、国家间“和而不同”、和平共存、共处共荣的融合。
纵观历史，汇通广博的中华文化无论是在内部，还是与外界的汇合交流，一直展现出欣欣向荣的生命力。这说明文化不仅仅是推陈出新，而且是广而交融的。几千年来，在中华文明滋生的这块东方沃土上，先后繁衍生息过许多民族，一些民族消失了，另一些又勃然兴起。伴随着中国历史上各地区的多元起源与发展，以及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反复交替，古代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促成了中国文明共同的历史进步。如今，我们所指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基于长期交流与融合而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联合共同体。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是由于各地区、各民族互相接近、互相交流、互相影响，最终形成为一个汇通共同体的现象。
文化的汇通融合永远都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中华文明从形成之日起，就绝不是自我禁锢的一个系统。以迁徙、聚合、战争等形式为媒介，不断地吸收着新鲜血液，最终构成了一个蛛网式的气势恢宏的庞大文化结构。先秦时期，当时中原诸夏自居于一种文化上的中心地位。春秋时代曾有“用夏变夷”之说，如晋“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遂于之联兵、通婚，并有魏绛“和戎”之举……秦国本属“戎狄”，后来不仅自身“华夏化”，而且融合了氐、羌、巴等许多民族……总之，中原诸夏的征服扩张过程，也是华夏文明向四周辐射的过程。⑦在频繁的文化交往中，华夏族的许多典章制度、哲学思想、语言文字、、文学作品以及神话传说逐渐向周边各民族传播，并为他们所吸收，以至于不少周边民族通过“移风易俗”而最终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
回溯到夏朝，“四夷”礼乐就对中原有了影响。据史书记载，当时诸夏之国“杂用夷礼”。就连大禹之后的杞国，也“用夷之礼” ……而且，当时打着恢复西周礼乐旗号的孔子明确指出，诸夏“礼崩乐坏”，“学在四夷”。⑧这些史料都说明了“四夷”在与华夏文明的汇通中，反作用于华夏文明。到了战国时期，发生了一件对整个中华文化都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决定效仿北方少数游牧民族，实行胡服骑射，衣服改“博衣大带”为“上衣下袴”，战术手段由“战车兵阵”为基，增学骑马射箭。这种变革，极大地促进了各方文化的汇通融合。胡服骑射的实行，不仅使骑兵这种战术手段在中原地区开始广泛应用，而且也开了中原居民穿胡服的先河。
中华文化正是在这样一系列的如连锁反应般的交织、膨胀、交汇、融合中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心理，在意识形态上也形成了强烈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正如荀子所说：“四海之内，若一家也”，正是其表现，这与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有一定共性。
在现存的许多历史遗迹中也反映出文化汇通的广博性。从地图中看历史，可以了解到“安史之乱”前的繁盛唐朝，疆域向西可达今天的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向东可到今天的朝鲜半岛。而到了清朝的有效统治范围，以北京为中心的交通线都可延伸到外蒙古的恰克图。同时，历代留存下来遍布各地的关隘、城墙、驿站、古堡等也成为了现存的佐证。在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延展到何处，驿站也就会修到何处。比如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仍然还有清朝时修的驿站。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还有许多历史上中央政府与西域少数民族实行联姻之后的公主坟、墓、堡等遗址，这些遗址表明中央政府为了增进友谊、安定统一、共同发展，做出了很多汇通之举，以增强同边疆少数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中华文化的汇通性体现的空间范围之宽广、内容丰富之博大很难一一详列，唯有前人总结和今人继续探究。
二、“惠通”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圈域内、域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惠及于国，恩及于民。如今社会展现出的勃勃生机和社会上层建筑的某些特点都得益于曾经的兼容并蓄。
（一）“惠通”之经济
经济方面的惠及是最显而易见的。汉朝自和西域沟通后，成功开辟了中外交流史的新纪元。各国商人、使者都在丝绸之路上留下了足迹。我国西域及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许多国家的商品传入了内地，其中包括大量的香料、牲畜、宝石、药材及农作物的种子；而我国的许多物品也经丝绸之路输入西域、中亚、西亚及欧洲部分地区，其中包括丝绸、瓷器、植桑、织丝技术、造纸术等。这种贸易往来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其他地区、其他国家的物资、文化交流，同时，汉朝在收取关税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润。农牧业方面同时也得益于此，北方游牧民族的牲畜和各种畜产品大批入塞；同时，西域引进的农作物，如葡萄、番茄、胡麻、胡萝卜等也丰富了人民的餐桌。值得一提的是，苜蓿等农作物的引进和种植，对中原地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完全是“汇通”所带来的“惠通”效应。
待唐朝一统西域后，中原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使得这一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地提高和改善，特别是补充了那些只以游牧经济为支柱的民族。而通过互市，也获得了之前因战乱缺乏的耕牛和马匹。这对初唐经济回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促进了唐代官营牧业的发展，这一行业的蓬勃发展对增强唐王朝的国力有着显著的帮助。商业贸易促进了唐王朝同各地区、各国的经济交流，加之于大一统的原因，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经济空前繁荣、无与伦比的盛唐时期。
（二）“惠通”之文化
文化方面的惠及最能够对一个民族内部核心进行渗透。每一种文化必然包含某种信仰或宗教，作为中国三大教之一的佛教，从创立、发展到弘扬，都惠及于各方的传播与交流。佛教在两汉时期经由西域渐渐传入中原。自佛教从古印度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各族及中华文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中国这块海纳百川、汇通有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经过历朝历代僧人的努力和民众的支持，最终发展成了一种融合本土特色的宗教形式。它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求和传统的民族思想，用汉文化为其修饰，进而形成了与印度佛教相区别的中国佛教。千百年来，佛教在中华文明的这个大熔炉内完全的适应并融合，其思想也渗透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方式；对其他文化形态也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诸如中国哲学、文学、艺术、建筑、语言，等都受到其惠及。
以艺术为例，宗教雕塑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特别是佛教雕塑，龙门、云冈、莫高三窟皆是如此。云冈石窟的大佛塑像那面部超脱一切苦难的微笑，敦煌彩塑中身体呈S形被誉为“东方维纳斯”的菩萨，还有那肌肉一块块突出，不是按西方的健美而是依东方的气功而显示出力量的金刚力士，都是世界一流的艺术珍品。⑨还有宗教绘画，随着佛寺佛窟的大量修建，产生了以敦煌壁画为代表的宗教壁画，内容多为佛经故事和神佛法相。但随着不同时代的发展，壁画也展现出了不同的审美风貌。南北朝时期的壁画多带有印度佛教色彩：面对大若大难的宁静和崇高；而唐代壁画则具有佛教汉化后的宗教心态：想把现实的欢乐向未来延续。无论这些艺术形式如何变化，从现在看来都是文化汇通所产生的结晶，受益颇多，它们已成为中华文化中不可缺失的瑰丽的宝藏。
三、会通超胜
中华文化根本特征范文第3篇
例1 古人写字用黄纸，写错了，就用黄色的矿物颜料“雌黄”涂抹后重写。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有“以雌黄改‘宵’为‘苜’”的记载。后人把那些不问事实，妄论一番，轻易下结论，称之为“信口雌黄”。“信口雌黄”这一现象说明（ ）
A.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B.古代科学与技术之间开始走向结合
C.纸的应用带动了相关技术及文化的发展
D.古人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承与创新
解析 本题考查同学们对基础知识的深度理解和从材料中提取关键信息的能力。材料中“以雌黄改‘宵’为‘苜’”的记载”和成语“信口雌黄”是关键信息。矿物颜料“雌黄”类似于今天的修正液，说明纸的应用带动了相关技术的发展。由此延伸出的成语“信口雌黄”丰富了汉语，所以说纸的应用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材料中没有提到印刷术，也没有提到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或科技的传承创新问题。
答案 C
点拨 综合近几年的高考试题，主要是围绕四大发明命题，所以我们在学习此内容时应该多留心。
这里还要注意的是，材料型选择题注重对获取信息和解读信息能力的考查，认真阅读材料是做好材料题的基础。在阅读时要根据题意抓住关键词语，提取有效信息，排除无效信息。其次要联系教材及相关历史知识，进行知识迁移，将材料反映的内容同相关知识进行有机的结合。
例2 《十袈斋养新录》载：“自明以来又多一教……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与这段记述相符的作品是（ ）
A.王阳明《传习录》 B.文征明《点阐贴》
C.顾炎武《日知录》 D.吴承恩《西游记》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同学们分析和理解历史材料的能力。材料中说自明朝以来三教之外“又多一教”，并“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并且它通俗易懂，流传广泛，“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联系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壮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又多一教”指的是小说这种世俗文化。
答案 D
点拨 有关古代中国科技文化的材料多是文言文，给解题增加了难度，要充分利用教材知识来帮助我们理解和翻译文言文材料。
科技文化不能独立于经济政治而存在，在考查古代中国的科技文化时，经常涉及到经济史和政治史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做题时要打开思路，不要囿于文化史的范围。以本题为例，联系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出现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从而助于我们理解材料并得出答案。
例3 著名学者、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说，语言使人类别于兽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语言的产生是自然的造化，文字的创造是文明的奇葩。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字大家庭里，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下面关于汉字与中华文化关系说法错误是（ ）
A.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
B. 汉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C. 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与发达的汉字是分不开的
D. 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化就是中华文化
解析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没有文字，文化不能记载和传承，A项正确。汉字不仅有使用价值，还有审美价值，比如书法艺术，唐诗、宋词、对联等这些艺术形式只能寓于汉字当中。汉字文化本身就是多姿多彩的，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B项正确。语言无优劣，文字有高低，世界上很多语言没有文字或只有一些简单的文字，而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是一种发达的文字系统，C项正确。中华文化对世界的贡献，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四大发明，其实汉字也是。历史上我们的邻国日本、越南、朝鲜等都曾使用汉字，只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停止使用。
答案 D
例4 从甲骨的刻符、青铜器的铭文，到笔画详备的楷书，缀连成一幅生动的文字史画卷。观察以下图片，可以得出的准确认识是（ ）
A. 甲骨文具有现今文字的某些特征
B.楷体汉字飞舞飘逸便于抒情达意
C.甲骨文字是不可识读的刻画符号
D.楷体汉字形态直接演化于甲骨文
解析 本题考查对材料信息的归结提炼和所学知识的迁移运用能力，以及对中国古代汉字的发展演变这一知识点的掌握。甲骨文和现代文字都是象形文字，根据题干图片文字比较可知，甲骨文与现代的文字具有某些相似之处。根据所学知识，甲骨文是可识读的文字，楷书之前是隶书、小篆，楷书工整规范，“飞舞飘逸便于抒情达意”指的是行书或草书。
答案 A
1.著名科技史专家江晓原曾说：“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在20世纪初年的一些著名中国学者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当然是没有科学的。”现在仍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只有sciences（学科），没有science（科学）。这种观点反映了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什么问题（ ）
①古代中国科技发展落后 ②中国古代科技重实用，缺乏理论概括和分析 ③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主要通过经验的总结和典籍整理取得 ④古代中国社会注重社会人文问题的探讨，不重视对自然的探求，阻碍了科技的发展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C. ②③ D. ①②③
2.中国古代书法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一些时代特点，如“宋人尚意”，即通过字体书写，表现自己追求的意境。下图为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局部），就很能体现“尚意”的特征。这幅作品字体的特点是（ ）
A. 字形方整，笔画平直稳重
B. 字形扁方，笔画平稳舒展
C. 字形严谨。笔画密集繁复
D. 字形多变，笔画简约流畅
3.苏轼对下图评价：“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由此可见该作品（ ）
A.追求布局严整
B.富于色彩美感
C.受印象派影响
D.注重诗情画意
4. “豆棚茅舍，邻里聚谈，父诫其子，兄勉其弟，多举戏曲之言词事实，以为资料，与文人学子之引证格言、历史无异。”材料主要说明（ ）
A.戏曲最初在民间街坊兴起
B.戏曲具有社会教化的功能
C.戏曲的兴起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
D.戏曲剧本主要由历史故事加工而成
5.北魏孝文帝深受汉族文化影响，对汉族诗文很有研究，他最不可能研究过的诗句是（ ）
①“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②“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③“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④“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A. ①② B. ③④
C. ②③ D. ①④
6. 古代中国文学主流的表达形式经历了赋——诗——词——曲——小说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反映了（ ）
①专制皇权的不断加强 ②通俗文学的蓬勃发展 ③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 ④城市经济的繁荣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中华文化根本特征范文第4篇
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文化的复兴与文明的崛起。换言之，文化的复兴和文明的崛起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以伦理为核心的文化系统。各种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理论相映成辉，从各个层面代表了中国人对于理想道德境界的追求。道德的血液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血脉里流淌了五千年。可以说，思想道德建设是中华文化脉动几千年的核心力量。然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愈加富裕的今天，却遇到了“道德的困扰”，道德问题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整个社会都在思考：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认识和看待我们的道德状况，如何构筑和坚守我们的道德家园？
道德是价值观的问题，是精神和心灵的问题。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形成向上和向善的力量是中华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标志。思想道德建设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同志所讲的，要形成“向上的力量”和“向善的力量”。事实上，无论“向上”还是“向善”，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正因如此，要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就必须传承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中国古人崇奉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讲求和谐有序，倡导仁义礼智信，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面的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笔者以为，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以下营养：
一、以“公天下”意识为核心的美好道德理想
天下观念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根基，其他社会性的道德理念皆由此而生发。天下为公的道德理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是孔子所设想的人类美好的理想社会，而实现大同需要遵循的大道便是天下为公。一个没有私有观念的“公天下”的社会，是一个人与人之间能够真诚和睦相处的社会，是一个贤能得其所用的社会。
正是在这种“公天下”道德理念的感召下，衍生出厚德载物、仁者爱人、尚中贵和等一系列普泛道德的立场。这些立场就是要利民济世、博爱大众，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生相助、和乐如一。可以说，“公天下”的社会道德理念将人类自身的道德追求放置于一种快乐、和谐的美好境界中，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传承不竭的道德能量。
党的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价值观体系涵盖了社会、国家和个人三个不同层面。其中，在社会层面要求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核心价值观，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也正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公天下”道德理念追求的价值基点。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必须是富足的、人人平等的、社会高度文明的社会，必须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达到和谐如一的社会。所以，如果能够合理地继承以“公天下”意识为核心的传统道德理想，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对于文化强国建设也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以“见利思义”为核心的行为道德标准
现实中的人总是以群体的方式生活的，孤立的、个体的、原子式的人是不存在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利益关系是人们行为方式的依据。如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是任何社会、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儒家鲜明地提出了“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的“以义制利”、“以义为上”的观点。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对义利的不同取舍则代表了道德上的君子和小人之别。
以义制利，将“义”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虽然是一种较为难于达到的行为标准，但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却是约束个体行为的主要规范。它是对道德自我主体性的要求，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自觉意识。
在“以义为上”的道德精神感召下，可以阻止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在人们思想中扎根，可以充分调动个体对于自我道德人格的培养和修炼，塑造诚实守信、自强不息、敬业乐群、勤俭节约、威武不屈等个体性道德特征。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当中“诚信”应该是最为核心的。一个诚实守信的人，一定是一个爱国的人，也一定是一个敬业和友善的人。当全社会形成一种诚信有道、以义为上的道德风尚后，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道德主体性也会卓然而立。
三、以“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为核心的治国道德理念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为核心，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建构起一整套家国道德理念。儒家倡导王道仁政，道家反对过分专治，佛教宣扬众生平等，他们的学说理论中都体现了忧国忧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防患于未然的、强烈的“居安思危”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能够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为深沉的民族道德心理。
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先进知识分子在观察历史的成败得失、总结国家兴衰治乱的经验过程中，提出了包括民贵君轻、尊师重教、任人唯贤、清正公廉、协和万邦等在内的治国理念。《尚书・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在古人治理国家的观念中，只有各民族平等相处、天下百姓对国家的政治清明抱有极大的希望时，才能实现万邦和谐、共同发展的社会局面。
中华文化根本特征范文第5篇
关于汉字延续数千年的原因性：“如果我们消除汉字，用拼音取代汉字的拼写，中文和中华民族将不复存在。”。汉字实际上是中国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的载体。自古以来，它就被铸造在中华文明人和华夏后裔的血液和生活中。汉字隐藏着中国人的民族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这种独特的符号体系沉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内涵。汉字伴随着中国文明发展的每一步，中国人提供了思想交流，许多汉字还浓缩了中国人的生活经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汉字有着悠久的历史，芳华是永久的，吸引着我们去探索和解读它，探索它在过去5000年中的持久活力和民族凝聚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魅力，在朝代的变迁中感受它，寻找它的灿烂光芒。
。从甲骨文到青铜器，从铭文到小篆，从草书到楷书，从现在起，我们离不开对中国象形文字的解读和运用。汉字可以分为现代人物和古代人物。这个分水岭的特点是汉代汉字的官方变化。此外“汉字”这个名字也是在汉朝确定的。从那时起，所有华夏的孩子和孙子孙女听到这个词都会情不自禁地涌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六书》中汉字的形成也源于象形文字。对许慎《说文解字》中许多人物的解读不仅是人物的意义，而且为我们理解先秦社会文化提供了一条途径。因此，汉字的表意文字特点使汉字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可读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汉字逐渐发展为表意拼音文字，但汉字的注释往往是暂时借用的，因为汉字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汉字的大多数单词或语素是单音节的。随着现代汉语双音节文字的发展，汉字的单音节意义和双音节意义变化不大。第二，汉字是重字，不怕读音的差异。在汉字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几千年来汉字的物理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方言对同一个汉字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但并不影响词义的统一。即使在
对传统文本的理解中，某些方言的发音也会比现代汉语更接近古代的发音。例如，“濯如芙蕖出绿波”一句中的绿色单词读作“鲁”（曲声）。不同的发音并不影响人们对诗歌的理解和感受。中国幅员辽阔，方言发音千差万别，但它能写出同样的单词。我们可以直接阅读不同方言地区的文献，了解甲骨文、二十四部历史、唐宋诗和明清小说。汉字受西方拼音文字的影响。等人创造了拼音方案，根据国际拼音字母表和拉丁字母拼音拼写汉字，并在将汉字转换为音节字符方面毫不动摇。拼音有很好的辅助帮助作用人们最好拼写汉字的声音。
（2）方形汉字
继
对秦朝的《书同文字》的政治规范，以及汉代对《隶变》的统一和简化之后，汉字走向了蓬勃发展的道路。汉字的结构不是单一的左右式，而是从左到右、上到下、内到外的多种方式。甲骨文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我们仍然可以直接解读日本、山、雨、天和家庭的文字。经过碑文、巴文、隶书、楷书的演变，汉字的图形特征已变为直线，但汉字广场文字的特征逐渐增强，汉字笔画更加严谨，侧面部件更加固定和紧凑。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刻字和碑文，从产生到成熟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但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十分普遍。不用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象征“舞动的北京”借用了中国印章和书法的表达形式，这不仅是一个运动员的形象，也是汉字“文本”的字体。这张图片来自夏洛克·秦朝的小篆书。自现代汉字简化方案实施以来，省略了多余的组件笔划，极大地提高了汉字的普遍性和认受性，改善了汉字难以记忆和书写的缺点，更多的底层人士学会了阅读汉字，为中国的扫盲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汉字广场汉字的平衡、对称和完整性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汉字的发展和定型中。
汉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字体已经成为今天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书法。同时，在汉民族和中国文化中也形成了对中文文字的崇拜。书法家王羲之被誉为书圣、颜真卿、柳公权、赵孟和畹鹊鹊氖樘逡恢北煌的电源？六艺中的“书”是汉字的书写能力。由于广场人物笔直、性格稳定的特点，中华民族追求正直、忠诚、和平稳定的生活与汉字广场人物的特点密不可分。因此，汉字方格的独特魅力不仅是汉字的特点，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的精神内核。
。无论在哪个时期，在社会动荡和外来民族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人都以不屈不挠的毅力坚守自己的文化初衷，吸收和容纳外来文化，体现文化的包容性。在元朝、蒙古和民族统治中国，满族在清朝统治中国。当时，蒙古语和满族语并没有成为共同语言。统治者积极倡导学习中国文化，儒家思想一脉相承。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百家争鸣，到汉代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到唐宋以后以四书五经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以及现代汉学的兴起。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中国文化对学者的重要性以及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历代的风风雨雨孕育了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也创造了延续数千年的较为成熟的汉字发展形式。然而，由于音节的攻击，现代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文字的大国和文化的影响，如中日本强行推行日语学习在，汉字吸收了其中的一些文字，形成了一个新的汉字，这使得汉字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汉字和中华民族是血肉相连的。中华文化的延续性为汉字的不断成长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基础和成长环境。汉字为中华文化的延续和民族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汉字已经成为维系全球华人的主要纽带。历史上的帝王们一直没有找到，但他们统治世界的政治思想为中华文化和汉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统一包含两个重要基础：统一的意识形态和统一的领土。今天，“统一民族战线”仍然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秦朝嬴政统一了世界，建立了秦朝。卡尔与书同文同轨的政治制度对后世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秦朝以来统一的政治和思想体系导致了汉字的统一和规范化发展。在强大的官制驱动下，汉字不断演变出适应时展的字体形式。从宫廷贵族的祭坛到平民百姓的生活，在汉字的帮助下，许多贫穷的儒家学者可以从政，展示自己的雄心壮志，报效国家。作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和大一统深深地印在我们国家的生活中。统治世界的国王和普通民众都是希望国家领土统一和稳定生活的政治理想。统一的政治统治也促进了汉语向前发展的趋势回顾过去，开拓未来。夏商周的著作可以通过甲骨文来证实。当王子们争夺霸权时，同一个词在不同的附庸国之间被写得不同。秦始皇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后，书籍和文字的政治手段促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为了简化汉字，李斯创造了一种新的字体小篆，将汉字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随着秦朝的，汉武帝建立的西汉王朝走上了历史舞台，将文本确立为“汉字”，儒家思想确立为统治思想。离书使汉字从古代汉字发展到现代汉字，奠定了汉字的书写形式和审美意义。北魏政权建立后，围脖楷体更接近成熟的汉字系统。唐朝气度恢宏、政治开放、草书、行书、楷书等书法字体繁盛流传至今。可以看出，汉字的每一次重大演变都是建立在统一的政治制度基础上的。中国领土的封闭和稳定也是建立统一帝国的基本条件。这也反映了汉字随着一个统一国家的发展而逐渐丰富，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和思想中独立成长并趋于成熟。统一的政治思想是历经五千年沧桑的汉字的生命力，也是汉字长期发展的动力源泉。
。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等其他古代文明早已灭绝。汉字和中国一样，经历了风雨的洗礼，变得更加生机勃勃。中华文明与汉语保持着连续的联系，深深扎根于于华夏儿童的血液中。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汉字之一。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等字体在历史文化长河中熠熠生辉。汉字经历了这些字体的演变和朝代的更迭，仍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这背后的原因是离不开汉字的核心，包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汉字不仅是文字符号，而且代表着中华的历史和文化。对铜刻文字和碑林石碑文字的解读，都反映了中国人重视传承的人格特征。我们的祖先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他们用这种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场景再现给后代，将自己的精神文化留给后代。汉字在古代历史上经历了佛教文化的巨大影响。面对如此强大的思想和文字碰撞，中国人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继承汉字的发展，吸收外来文化文字的内容。“一刹那”和“蒂芙尼早餐”等词是汉字从梵语文字吸收并转换成汉字的词。古代中国的权力意识继续延续到，汉字也随着古代中国的繁荣而延续。外来字对汉字的影响不大。汉字不仅存在于文人的书画生活中，也存在于汉字。春节贴对联，清明祭祖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传统的节日祭祀仪式、诗歌和赋都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字崇拜意识。他们已经融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汉字的发展历史悠久。从贾湖遗址到几千年的沧桑，汉字依然以崭新的姿态在世界汉字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芒。从最初的象形文字到今天的抽象符号字符。汉字的发展与中华文明形成了一条连续的直线。汉字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是因为汉字是一个稳定的表意文字。从外部原因来看，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也一直延续到今天没有过错。中国文化与汉字是血肉相连、相辅相成的。《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与地域的统一，为历代汉字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汉字的出现的基础上不断成熟。中国在古代是世界大国。汉字可以继续保持中国的实力直到今天。中国人民非常重视历史传承和传统节日，将汉字融入每个中国人的生活。汉字史与中华文明史有着深刻的关系。分析这些原因，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汉字及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和国力。
引用了
中华文化根本特征范文第6篇
关键词：舞龙；符号特征；价值认同
中图分类号：G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2-0029-04
龙文化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从远古时期人们对龙图腾的崇拜到今天龙的传人，龙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中华文化积淀和凝聚的载体。舞龙也称为“耍龙灯”或“龙灯舞”，是在龙文化基础上诞生的民间习俗和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舞龙运动作为集体性的行为仪式，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舞龙不仅是中华民族欢度节日和表达喜庆氛围的手段，也是寄托民族精神的符号象征。舞龙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普遍文化现象得到了炎黄子孙的充分认可，对我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对舞龙运动的本源和符号特征及其价值进行诠释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1 舞龙运动的文化渊源及符号象征
1.1 舞龙运动的文化渊源
对于龙的起源自古以来一直众说纷纭，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的考古发掘显示早在8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崇龙的记载。龙的雏形在新石器时期已经开始萌芽，新石器时代的原龙纹是最早关于龙的雏形，原龙纹包含着浓厚的宗教观念，其本身被赋予了承担人与神之间传递信息的重要使命，其身份的产生与原始巫术有着密切关系， 龙图腾作为一种特殊的崇拜， 其物化的表现在人们生产生活过程中随处可见，我们祖先以丰富的想象力将龙描绘成了有着无比法力，能够在水陆空自由驰骋的“三栖动物”。其形态也是各种动物的集合体，如它是“龙麟凤龟”四灵之首，“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颈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般的形状，它更是唤云播雨、遨游四极、吉祥庆瑞被人们顶礼膜拜的神冠之兽。龙在中国古代还代表着帝王的象征，“龙床”“龙袍”等称谓曾是帝王的专属。龙作为帝王的象征最早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史记》中这样记载：秦王政的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的时候有人持一块玉璧拦住使者对其说“请把这块璧交给池君（即水神）”，然后又补充到“今年祖龙死”。正当使者听得一头雾水的时候那人将玉璧放到地上后便不知踪影，使者回朝后将玉璧交予秦始皇，秦始皇闻讯后沉默良久，随即谕令御史大夫查看玉璧，惊讶地发现是八年前秦始皇渡江时为祈福而沉江的那块。后人因此理解，这是因为秦始皇的暴虐无道上天已不再福佑其统治，所以就派妖鬼化成人形将秦始皇祈福时奉献的玉璧退还，以示不再庇护秦国的意思。要使者将玉璧交给像周武王那样的有德者，讨伐暴秦，取而代之。“祖”有始的意思，“祖龙”即“初始的龙”、“第一个龙” ，这里所说的“祖龙”即指秦始皇。自秦始皇之后的帝王都把自己比喻成“龙的化身”、“真龙天子”，自此龙在中国古代也成为了皇权的象征。龙在民间更多的代表着与水有关的“动物”。闻一多先生就曾指出“龙是一种图腾，是一种只存在于图腾之中而不在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生物，是由许多图腾糅合成的集合体”。龙是一种虚拟动物，属于水物，它的产生与农业对水的需求有关［7］。作为图腾和动物龙在中国古代被赋予神奇的色彩，不但可以兴云降雨还可以驱邪避异，更能给人们带来祥瑞与幸福。龙作为一种图腾是华夏先民在远古时代与自然环境斗争过程中的产物，更是给人们带来希望的一种虚无的崇拜物和精神寄托。舞龙运动的产生源于人们对龙的崇拜，据史料记载汉代的“鱼龙漫衍”之戏是舞龙运动的雏形，“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之。”（《汉书・西域传赞》）所谓“漫衍”颜师古注释曰“漫衍者，即张衡《西京赋》所云‘巨兽百寻，是为漫延’者也。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花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西京赋》云‘海鳞变而成龙’，即为此色也。”自此之后龙文化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之中，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意识和风俗习惯。如盛行于我国南方的“草龙”、浙江省流行的“百叶龙”，另外还有“彩绘布龙”、“纸龙”、“段龙”等等。资料显示我国的舞龙形式非常多，仅在重庆地区就有诸如“黑龙”、“扁担龙”、“肉龙”、“柑子龙”、“采龙”、“板凳龙”、“小金龙”、“蠕龙”、“虾子龙”、“火龙”等十多种舞龙的形式。而且舞龙的方法也各不相同，花样和技巧繁多诸如“金龙绕柱”、“青龙上升”、“龙头穿花”、“引龙出洞”、双龙抢珠”、“龙脱衣”、“滚龙”、“盘龙”等方法。虽然风俗与仪式不尽相同但是其对图腾的崇拜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致的，形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基因符号，“龙作为虚拟的动物与图腾在民俗、宗教、文学、艺术及政治领域中被赋予了重要的角色”［1］。舞龙习俗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得到华夏儿女的普遍认同，满足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精神需要。
1.2 舞龙运动的原始意象及文化符号象征
1.2.1 舞龙预示着繁衍生息，展示着人们对生命力追求的一种象征
对于以农业社会或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下，最具有魅力的当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古代先民对无法把握的风、雷、雨、电等自然现象做出解释时便试图通过“神”的图腾崇拜来表达愿望，于是舞龙活动便成了满足人们精神需要和情感平衡的重要仪式。龙的每一个身体结构和体貌特征均被赋予吉祥的意象。如虎一样的眼睛象征着威严；鹿一样的角象征着长寿；牛一般的耳朵象征着名列魁首；鹰一样的爪象征着勇猛；剑眉象征着英武；狮一样的鼻子象征着富贵；前额的宽阔隆起象征着聪明和智慧；马一样的牙齿象征着勤劳与善良；金鱼一样的尾巴象征着灵活等等［2］。人们在舞动这种祥瑞“动物图腾”的过程中表达着一种对生活和生产的本质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民间，舞龙习俗与生殖和繁衍生息更是密不可分。《墨子・明鬼》中就有关于“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也。”的记载。其中“祖”、“社稷”、“桑林”、“云梦”指的是在仲春之月男女会合的地方［3］。闻一多先生也进一步指出“仲春之月，令会男女” （《周礼・媒氏》），与夫《桑中》《溱洧》等诗所昭示的风俗代表着以生殖机能为宗教的原始时代的一种习俗［3］［4］。另外舞龙与“灯”的结合形式也昭示着祭祖和繁衍后代的含义，在中国民间文化中灯有两层含义，灯不但代表着能够给人光亮和温暖还代表着“阳”是男子的标志，“龙灯”与“龙丁”谐音，预示着人丁兴旺，在我国南方的一些地区的舞龙习俗中认为龙灯是有利于生育的，在舞龙灯的过程中摸“龙角”和“龙须”的行为也象征着为了受孕而象征性的与龙交合。胡朴安撰写的中国民俗中就记载着“妇女绕龙可受胎，痴心求子亦奇哉；真龙不如纸龙好，能作麒麟送子来”的诗句［5］。由此可见，舞龙运动已经超出了运动的本身，更多的是体现一种精神的憧憬与追求。在舞龙运动中也展示着繁衍生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象征。
1.2.2 作为农耕文化的遗迹，舞龙运动具有祈福性象征
我国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铸就了我国古代形成了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丰收的取得一般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辛勤的耕种，另一个就是上天的风调雨顺。人们依靠谷物维持生命的根本，人们无力主导自然只能求助于神的力量，龙的作用也就进一步凸现。龙也成了护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祥瑞“力量”，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保护神。因此最早的舞龙与古代的祈雨祭祀活动有密切的联系，《神农求雨书》中就有这样一段关于舞龙求雨的记载:“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为青龙，又为火龙，东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为赤龙，南方壮者舞之；戊己不雨，命为黄龙，壮者舞之；庚辛不雨，命为白龙，又为火龙，西方老者舞之；壬癸不雨，命为黑龙，北方老人舞之”［6］。在舞龙的过程中人们都要举行各种仪式焚香祭祖、祈祷神灵、焚烧祷文以祈求五谷丰登和风调雨顺。在传统节日中的元宵、春节、庙会等喜庆的日子里人们都要舞龙助兴加以庆祝和祈福。如在我国的安徽省休宁县就流传这样的民谣“二月二龙抬头，五月端午赛龙舟，八月十五香火龙，天不下雨晒草龙”［3］。这些舞龙祈福仪式在我国内地的一些地方比较普遍。人们纷纷在舞龙的过程和仪式中祈祷神灵来帮助自己实现梦想，护佑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1.2.3 作为广大民众情感的衬托，舞龙运动代表喜庆象征
在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中给予了龙无比崇高的地位，把龙作为神物在观念上也将龙同祥瑞联系到了一起，龙也成了美好事物的象征承载着广大民众的情感寄托。舞龙习俗在汉代就成为庆典娱乐和民间表演的精彩节目。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代表着原始祭祀仪式的舞龙习俗也随着人们的需求赋予了娱乐与观赏功能，这期间舞龙的技巧和花样也不断翻新，对鱼龙本身的扎制和表现也不断呈现美观化。重庆地区的“火龙”表演以及浙江地区的“断头龙”，安徽等地的“草龙”都是较为精彩的舞龙表演。龙作为代表祥瑞的图腾人们在祭祀等仪式上可以借助龙的“力量”许下美好的心愿和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期盼，在庆典和狂欢的时候人们又怀着感恩的心理来表达对龙和祖先的崇敬和谢意。
1.2.4 作为传统认识中吉祥的化身，舞龙运动具有禳祓作用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和自身的认识相对有限，出现一些自然现象和疾病无法解释的时候往往会理解为是神的力量所使然，在出现对生产生活有利的现象时人们常常要感谢“神的关照”，在出现一些自然灾害和疾病的时候人们常常会认为是“妖魔鬼怪”所使然，借助一种法力无边的神奇力量驱除邪恶成为了人们的心理需求。龙作为一种祥瑞和有着无比法力的“动物”，再次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精神与情感寄托，于是龙又被赋予了驱避求吉的功能。如在我国四川等地的舞龙习俗中就有“开门”、“拜香”、“穿屋”、“扫圈”等过场，这一过程的目的就是要驱除灾祸，迎吉纳祥；河北的一些地区的“摆字龙”和“摆字龙灯”等活动也具有驱除邪恶的内涵；重庆等地的舞龙活动中的“抬龙女”和“捉旱魅”等仪式表演也具有驱除邪恶，祈求祥瑞，迎吉纳祥的含义。这些舞龙仪式活动的出现说明了龙作为吉祥的化身在民间习俗中具有禳祓性的特征。
2 舞龙运动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
2.1 舞龙是对中华文化的弘扬及精髓诠释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龙作为中华民族想象中的物种是中华文化的象征，承载着中华民族情感的寄托，反映了炎黄子孙对生命的无限向往和追求。中华文化中的神异与灵迹、变异与周游在龙文化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龙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休戚相关，龙文化中蕴含着中华文化特有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意蕴。“随着时代的发展，舞龙运动使龙文化与爱国主义、创新精神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但积淀和弘扬了传统优秀文化，而且丰富和发展了民族精神”［9］。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我的和谐统一”［10］。人们通过舞龙活动传递着与自然、社会他人以及自我的信息沟通，更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融洽互动。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龙作为人与神的中介，舞龙习俗中人们通过龙的道具传递着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追求，更传递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华民族对龙的敬畏与崇拜已经形成了一种族类认同，这种认同成了世代相承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而且这种叙事和传统进一步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
2.2 舞龙运动是汇聚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载体
古代龙文化就在加强民族团结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就记载 “诸葛亮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 钱其琛同志也曾经指出“龙的形象作为中华民族团结合力的象征，从更为深层的意义是来讲是体现中华民族团结合力的精神内涵”。这种突破地域、族群之间的精神力量把中华儿女团结在一起，无论是身居何处每一个中国人都铭记“自己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舞龙运动就生动地揭示了“团结就是力量”。舞龙运动是集体运动的体现，在整个过程中需要每个人都要团结协作才能够完成，如果个人力量不能够融入到集体的节奏中去，那么必将遭受失败。舞龙运动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喜庆的节日气氛，更是传承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认同感、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载体。龙文化已经延伸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人们用龙来比喻吉祥美好的事物，在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各类物品上均有龙的印记。如自古以来的龙宫、龙床、以及雕龙画凤的建筑装饰，带有龙的地名、传说、人名；各种与龙相关的食品与饮食文化，如龙井茶、龙须面、龙眼等等不胜枚举。在中国古代龙又成为帝王的象征，隐喻着皇权与高贵，随着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龙与国家民族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了最高意义上的图腾崇拜，“龙的传人”、“龙种”、“龙的子孙”的观念根深蒂固、世代相传。无论身居何处、无论天涯海角龙的传人就是中国人血脉相通的生动概括。龙的神圣地位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文化体系、核心观念、艺术风韵、审美风格以及风俗习惯，是对中华文化的有效凝聚。经历了历史的积淀，龙文化更是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象征，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的核心资源。因此笔者认为在有着深厚龙文化底蕴的现代，人们通过舞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更是对龙文化记忆的强化。
3 舞龙运动与民族文化的认同
“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其所属文化的归属感及内心对所属文化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11］。舞龙运动作为集体性的行为仪式，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12］。舞龙运动不仅是中华民族欢度节日和表达喜庆氛围的手段，也是寄托民族精神的符号象征，得到中华民族的普遍认同。舞龙运动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合作、拼搏的象征，多少年来在华夏的版图上各个民族每逢节日和重大传统活动中都有舞龙运动的出现（表1、2）。
上述资料中的关于舞龙运动与习俗的记载只是中华龙文化中的一小部分，我国关于舞龙运动的开展十分广泛，这其中既有现代的舞龙运动也有传统的仪式庆典，虽然因民族和习俗的差异各个地区对龙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对龙的信仰是相同的，龙文化与舞龙运动是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文化现象，铸就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特征，因此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代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象征和文化自觉。
4 结 语
起源于远古农耕社会时期求雨祈福活动的龙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文化滋养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永恒信仰，如今龙文化已经深深地渗透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舞龙运动作为传统舞龙习俗的仪式再现是对中华文化的强化与继承。其原始文化符号特征主要表现为舞龙预示着繁衍生息，展示着人们对生命力追求的一种象征；作为农耕文化的遗迹，舞龙运动具有祈福性象征；作为广大民众情感的衬托，舞龙运动代表喜庆象征；作为传统认识中的吉祥的化身，舞龙运动具有禳祓作用。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寄托，舞龙运动是对中华文化的弘扬及精髓诠释，也是汇聚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载体，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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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根本特征范文第7篇
[关键词]汉服文化；教育传播；教育目标体系和实施
[DOI]1013939/jcnkizgsc201607209
汉服，即“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汉衣冠、汉装、华服。服饰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在中华大地上呈现加速升温态势。在中学校园中，汉服活动也受到越来越多同学的关注和参与。帮助中学生更好地了解汉服文化，让民族文化的甘露滋养青少年成长是十分必要的。
据了解，从2005、2006年左右出现汉服文化的复兴之势，经过十年的发展，汉服逐渐从“网上”走到“网下”，从小众走向大众。汉服复兴的突出特点是以青少年为主力。全国许多大学、中学都开展过汉服活动，有的还成立了汉服社团。但是由于华夏服饰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属于“专业”而且“冷门”的领域，大量宝贵资料尚未“走入寻常百姓家”。很多热心人士主动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并通过网络进行传播，如早期的“天汉民族文化网”、“百度汉服吧”“汉网”，现在的“汉服北京吧”等。“80后”“90后”乃至“00后”青少年作为汉服复兴的主力，使传统服饰文化呈现出生机勃勃的面貌，但是也存在缺乏权威性，思想活跃而杂乱，甚至存在错谬误解等情况。同时，除了极少数社团实力强劲以外，大部分活动局限于汉服志愿者集会、服饰展示、走秀等，缺少服饰文化理论、汉服设计制作等专业知识的支撑，以致活动影响面小、效果不明显。这就需要根据服饰史的专业研究，总结十年来的汉服复兴经验，组织设计适用于中学生的汉服文化选修课程，从而更好地发挥华夏服饰文化的育人作用，又通过青年人的成长更好地弘扬传承中华文化。
结合近年来北师大实验中学汉服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况，笔者认为，在中学推进汉服教育，应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关于教育目标的设置
中学汉服文化教育应以“文化育人”为主旨，以传统服饰在现代的继承和传播为切入点，针对中学生实际情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体验、认同和掌握传统文化，同时又用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学生的成长。
一是认识汉服的文化性。汉服在中华文化中地位极其重要，绝不仅仅是一件服装，而与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有关。正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服饰是与礼仪并称的中华文化标志，中国不仅是“礼仪之邦”，还是“衣冠上国”。由传统服饰延伸开去，几乎可以涵盖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所以，帮助学生理解汉服，不是寻找可有可无的文化“碎片”“元素”点缀，而是必不可少的完整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环节。这是汉服文化教育的灵魂，是最核心的理念。
二是理解汉服的继承性。汉服是从传说中的轩辕黄帝以来，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历代推崇礼仪、象天法地而形成的衣冠体系。之前，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总是陷入“朝代论”的误区，从而忽略了传统服饰文化的一脉相承，从而导致文化理解的“零散化、碎片化”。因此，应帮助学生树立起汉服是“一种服饰和文化体系”，而不是“各种服饰的堆积”这一理念。同时，这一体系又与时俱进，随着人们审美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三是了解汉服的民族性。汉服不是“古装”，而是如和服、韩服、藏族服装、蒙古族服装一样的民族服装，这就意味着它不仅生活在过去，也可以生活在当下，并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展在未来。汉服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纽带。汉服不仅是汉族的民族服装，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的服饰也深受其影响，并辐射到整个东亚文化圈的服饰，可谓源自汉族、代表中国、辐射东亚。
四是感悟汉服的美学特点。庄重、大气、飘逸、灵动是汉服的突出风格。汉族服饰几千年来的总体风格是以清淡平易为主。主要特点是交领右衽、宽袍大袖，形制虽然简单，但一穿到人身上便人各一样、神采殊异，可塑性很强，线条柔美流畅，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力。汉服充分体现了汉民族柔静安逸和娴雅超脱、泰然自若的民族性格，以及平淡自然、含蓄委婉、典雅清新的审美情趣。
五是学习汉服制作技艺。要学习汉服制作技艺。笔者在我校开设的汉服选修课上，曾学习过汉服设计裁剪基本技能，制作汉服纸样、发簪配饰、传统节日用品等。并且在组织汉服社团活动时，带领同学们制作簪子、汉服纸模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关于教育内容体系
概括起来，汉服教育有三大指向：文化、审美、技艺，三者缺一不可，因此汉服课程是一门综合性的实践课程。可按照“汉服理论―动手操作―汉服活动―文化融合”的逻辑结构设置教育内容。
汉服基本理论方面的介绍，主要包括文化和审美意义。一是从学生最熟悉的影视剧服装出发，调动学生既有的生活体验和文化资源，初步感悟“汉服是什么”；了解“影视剧服装”与“传统服饰”的不同；以及掌握汉服的基本类型，从而避免用“朝代论”看汉服。二是从汉服的民族性、人文性出发，引导学生感悟汉服的重要性；结合汉服传承的历史曲折以及今天的传承，感悟汉服的生命力；从而认同“华夏复兴、衣冠先行”，汉服复兴在当代的意义。三是从服饰面料、纹饰、配色的发展历程出发，帮助学生掌握赏析传统服饰应该知道的基本知识，理解技术中蕴涵的审美和文化意味。例如对“葛”“麻”“裘”“丝”等面料的介绍、对“日”“月”“星”“龙”等配饰的文化解读、服饰颜色背后的五行哲学思考等，都唤醒了学生脑海中的相关诗句、名言、图画的记忆，从而发现原来熟知的未必真知，那么多熟悉的文化元素背后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四是通过历朝历代汉服实物照片或当时绘画的展示，帮助学生梳理汉服的发展历程，感受汉服文化一脉相承中的因时而变，以及每个时期的审美特征、风土民情。
动手操作方面，应着重从尝试裁剪和制作服装、编制宫绦和中国结、巾冠簪钗等配饰、荷包制作等简便易行的角度学习。重点是指导学生操作学习汉服试制，包括汉服剪裁基本概念、基本类型，如交领上衣、裙类、深衣等。为便利操作，可以将制作成衣改为制作模型，还可以指导学生给毛绒玩具制作“汉服”等。此外，作为中国服饰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些配件，如中国结、宫绦、巾、冠、簪、钗、荷包等的制作，也应加以介绍。介绍过程应明晰制作步骤、要点，给学生充分的想象空间。
汉服活动方面，着重结合传统节气指导学生开展相关民俗、游戏、汉服文化交流展示等活动。服饰的生命在于穿着，现代汉服活动最重要的平台是礼仪和民俗活动。一是向学生介绍传统节气、节日和礼仪的时间、内容、含义和基本规范；二是指导学生掌握汉服活动的基本程序和要求，学会活动策划、方案制定。如活动时间、地点、活动内容、宣传媒体、自愿者、互动交流方式、前期准备、预期效果等等。活动内容可以包括分发香囊，系五彩绳，兰汤拔禊，画额点朱砂，刺五毒、饮雄黄酒，以及蹴鞠、投壶等游艺。
文化融合方面，重点是引导学生把学习的汉服文化知识，逐步融入现代生活，丰富内心世界，激发民族情感。汉服文化的衰微已久，“各族服饰相斗艳，唯汉不识祖宗衣。”在传承过程中，要避免学生用激进的言论来表达自己对汉服复兴的诉求，要争取大众支持，而不是引起社会反感。同时也应认识到，汉服有常服和礼服之分，在不同的场合如何穿着，在不同的领域如何弘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应引导学生通过生活的点滴，体现汉服文化的精髓要义，探索汉服文化要素融入现代社会的途径方法，通过对现代生活的适当改造，逐步扩大汉服文化的影响，吸引更多的群体关注。比如，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如何用汉服文化的元素改造现代中学生校服，在重要节日、特别是传统节日，组织周围的亲人朋友着汉服聚会、行传统礼仪等。
3关于教育的实施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作为一种服饰的汉服是“器”，但背后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则是“道”。要实现由“器”入“道”，应做到实践性、系统性和文化性的紧密结合。
实践性，即通过“做中学”来把握“形而下”的器物。这包括两个层面的实践，一个是生活实践。结合中学生的实际，以“做中学”的理念安排内容，从穿衣吃饭、岁时节令开始，渐进式地安排传统文化中的服饰、饮食、民俗、娱乐等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与参与课程的所有同学分享传统服饰、饮食、节日等文化元素，体味传统生活方式中的智慧和乐趣，唤起同学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第二是动手操作。引导同学动手制作汉服模型和相关配饰等传统手工作品，并学会开展汉服活动，特别是礼仪和节日活动。引导学生在实践中体验、认同和掌握传统文化。
系统性，即理解“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强调系统性不是要求对汉服文化进行面面俱到的介绍，而是择其要点，按照“理论―制作―社会活动―文化融合”的逻辑结构加以组织和展开，让学生感悟到以往接触的服饰知识背后有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在支撑。从而解决以往传统文化教学中存在的“零散化、碎片化”的问题。
文化性，即把握“器物”背后的文化之“道”。文化性既是汉服的特点，也是汉服课程的特点。马一浮先生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抓住这个核心，传统文化教育才有了灵魂。学习汉服知识是为了准确的、完整的把握中华文化之“道”，并以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和民族精神培养学生。所以，无论是理论阐述、操作过程还是活动方案中，都要体现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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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根本特征范文第8篇
一、一分为三的哲学观
中国古代美学的许多概念的提出，都是基于“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中国古代哲学观。这种“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不同于西方的一分为二哲学观。西方的一分为二的哲学观强调矛盾两极的对立、斗争和转化。这种一分为二的哲学观，认为对立、斗争是主要的、绝对的，事物的发展就是矛盾的两极对立、斗争的结果。因此，矛盾的两极的和谐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不同。一分为三的哲学观认为，世间万物由阴、阳、中和三种形态组合，但它强调的是守住中庸，扬弃两极，与西方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相反，它认为矛盾的两极都是片面的、暂时的，只有“中庸”、“中和”才是真实的、理性的、永恒的、长久的。例如在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历史上有“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但“天人合一”是主要的、基本的。是天人合一扬弃天人相分，天人相斗。与西方一分为二的哲学观不同，中国的一分为三的哲学观，从不认为是对立两极推动万事万物的发展，相反它认为是“中和”这种第三种形态产生、孕育万物，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限。
在这种“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指导下，中国美学一直紧守和沿用“中和”美学原则，无论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伦规范准则的确立，以及艺术自身的虚与实、形式与内容，都始终按照这种“过犹不及”的中和原则予以塑造。
由于受“中和”的哲学观的影响，中国美学的概念更多的是功能性的，而不是特质性的，这点有别于西方，西方一直在思索寻找各门艺术自身的特质，例如绘画、雕塑、音乐等各个艺术门类均有较明晰的分野和界限，而中国却从未寻找这种特质，各门艺术都是相关联的存在的，例如诗歌的韵律美的讲究，使中国诗歌与音乐一直相连；同时诗歌与绘画相连，中国古代的文人画，都是提倡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并且诗歌直接与书法相联系，字画是联为一体的，中国国画线条艺术也与书法艺术直接相关；同样，诗也与舞蹈、戏剧、雕塑、建筑等都相关联，反之，这些艺术部类，也与自身以外的其它艺术部类紧密相连，它们是融为一体的。它们是功能性存在，而不是特质性的存在。
二、历史主义传统
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义意识和传统，同样中国古代美学也不例外。这种状况用中国人自身的话语来形容，也就是“厚古薄今”。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逻辑，带给中华文化以下特点：一是经验的理性。中国人文文化几乎都是经验性的积累，它们是案例式的，百科全书式的，它们没有发展成西方的所谓“规则、规律”式的科学的抽象演绎，没有发展成西方的条分缕析的理性分析，但它们却发展成“经验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历史的理性”。二是这种历史主义意识开启一个崇拜古人圣贤，解释、注解古人圣贤经典的“经学”学术文化传统，“经学”是古代中国一门极为重要的学科。中国古代学术及审美等文化的原创性都是打着古人圣贤的旗帜下进行，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大多是“托古改制”式的。同样中国的审美文化，也具有浓厚的历史积淀。这种历史主义传统也导致了两个趋向的发展，一方面是忠实于真实历史的历史主义，另一方面，却又是伪造历史的伪历史主义，所谓“六经注我”。三是这种历史主义意识支配下，“保存”、“继承”重于“发展”和“创新”。因为“发展”就意味着后者要否定前者，今人要否定古人，这与历史主义背道而驰，而“保存”、“继承”则不同，它能使古人、圣人长期的高高在上。因此，中国审美文化的辉煌成就如魏晋的书法和美学理论，唐宋的诗文，明清的小说、戏剧等等，它们在这种历史主义意识的包裹下，变得更加不可超越。
深厚的历史主义积淀，是中华审美文化的特质，同时它也日益造成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障碍，因为要了解中国的审美文化，就必先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几乎每一个审美文化作品都是它悠久历史的再现和演绎，都融入了太多的历史内容。转贴于
三、两次外来思想的浸染和冲击
中国历史上曾受到两次外来思想的浸染和冲击，这就是佛教和。这两个外来思想入主中国，并构成主流意识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佛教和都不是在中国本土上产生的，但他们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都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并深深地融于中国文化。
佛教和尽管不同，涵义殊异，但它们都给中国带来其本土所不具有的文化特质，这就是“信仰和思辩”，由于古代中国追求实践的理性和历史主义，使它们并没有发展到像西方那样，顶礼膜拜外在神祗。严格的说，在佛教引进之前，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国度。它们从没有把外在神祗主宰自己命运和未来的思想变成个人信仰，变为民族的主体意识及意识形态。但在魏晋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当时中国社会处于极度动荡和苦难之中，使得佛教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思想的广泛传播有了合适的土壤，它们渐渐地被国人所接受，东晋末年梁元帝曾将之定为国教。佛教给中国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一是它直接拓展了中国的雕刻、绘画等审美文化艺术发展的空间，一批演讲佛教教义的作品应时而出。佛教的宗教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枝奇皅。二是佛教的非理性主义构成了中国审美文化的内在特质。中国文化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哲学、伦理、社会、政治的价值理念文化，一类是审美的文化，在中国的价值理念文化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历史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学说，始终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在审美文化中，却一直是由非理性的文化主宰。这两种文化正好构成了一种互补。在先秦时期，便有南北文化的差异，而屈原为代表的南方文化，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审美文化的主流。屈骚文化脱胎于楚国的非理性的原始神话文化，它与北方的正宗的理性文化形成对比和互补。汉代曾经有过一个极短的时期，两种文化达成了一致，但是这种一致性很快就被佛教的非理性主义理念所破坏，受佛教思想的影响。魏晋时期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理论家，创造了独特的、偏于精神的、稍稍偏离正宗理性主义思想轨道的审美文化理论，这便是传神说、神思说、气韵说、意象说以及妙、味、趣等等，魏晋之后这种的理论一直在审美文化中延续，它指导着中国审美文化的理论和实践，尽管越到后期，它们越来越被强大的现实政权及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主流思想价值理念所整合，但不可否定，这种非理性主义始终充溢于中国的审美文化之中。三是佛教带给中国文化一种哲理的思辨。哲理的思辨，一直是中国文化缺少的。佛教的引入，带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它在中国发展和倡导了一种思辨文化。佛教带给中国文化的是思辨的信仰，信仰的思辨。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如前所述，给中国文化带来的也是信仰和思辨，但与佛教不同，这里的信仰，不再是外在神祗，而是科学与信仰相结合，是对规律的认识和追求。是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思想桥梁，是中国开始走向现代的选择，从此，中国的哲学观抛弃了古代的“一分为三”的哲学观，开始接受西方的一分为二的哲学观，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来看，作为哲学其在中国能够生根，并非偶然，哲学是以黑格尔的辩证哲学为基础的，里格尔的正反合的哲学模式与中国古代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有类似之处，但是哲学的思辨性、科学性、物质性、斗争性、发展性，却又是中华文化所不具有的，中国文化接受了它们，就意味中华文化与现代科学的文明真正的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