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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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功能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改革 理论创新 辩证分析
从1978年党的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己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国有经济改革还远没有最终完成。目前,对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核心的国有经济改革,还涉及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需要突破一系列障碍,对于有关所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更深层次、更具体或更敏感的理论问题,必须有进一步的突破和创新。本文试从这个角度着手,对国有经济改革与经济理论创新进行辩证分析。
一、国有经济改革关键在于理论创新和突破
国有经济改革,首先解决的不在于方法,而在于改革原因、改革目标和改革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取决于理论创新。科学的理论不仅成为国有经济改革的有力理论支撑,而且在不断地转变为改革的设计和实践。
近年来,对于国有经济的社会属性、职能定位、运行方式以及一系列管理原则等方面,我们在理论上已经基本有了一个实事求是的界定和较准确具体的阐述,各方面的认识也正在逐步的统一。因此,改革的步伐近来正在逐步加快,成效也非常显著。然而,要更加有效地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在国有企业中真正建立起一套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对于有关所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更深层次、更具体或更敏感的理论问题,必须有进一步的突破和创新。
二、国有经济改革与理论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分析
在一定程度上说,国有经济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我们可以把直接指导国有经济改革的经济理论简单概括为:所有制理论、国有经济功能理论、控制力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等几个重要理论。
从以上几个理论要说明的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来看,它们之间应该是互为条件的,而且应该表现为逐层递进的关系,从前到后每个理论分别可以作为下一个理论的基础。但要强调的是,在实践中,它们之间未必表现为一种绝对的先后关系,如我们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控制力理论是在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但从现在来看,控制力理论已经影响到了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已经成为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理论基础。而且,以前我们的改革过程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些理论往往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但每一个重大理论的创新都会反过来再次影响实践,成为实践的指导原则,保证实践的有序进行。所以,从现在来看,我们可以将国有经济的改革过程大致看作是与理论创新同步的过程。
因此,国有经济改革的逻辑思路完全可以结合理论创新的逻辑加以更加明确的说明。
首先国有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所有制问题,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处于基础层面和居于核心地位的改革。由于原有的所有制理论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首先要突破传统的所有制理论,所有制理论不创新那么其他改革都将无法开展;
其次,所有制理论决定了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受所有制理论创新的影响,国有经济的功能重新定位为对整个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以此来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不是面面俱到。而明晰了国有经济的功能,也就决定了国有经济的改革方向;
再次,要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通过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把原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导地位,改变国有企业范围过宽、数量过多、比重过大的局面。因此,必须对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和“抓大放小”的战略调整,通过控制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实现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从而提出了国有经济控制力理论;
第四,为了更好地实现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从微观层面来看,必须实现微观主体的再造,即需要运用现代产权理论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实现政企分开。通过股份制改造,不仅可以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竞争力,而且,通过国有资本的独资和控股形式可以保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更重要的是股份制具有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从而可以更好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最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投资主体多元化,即要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革,这需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式,从而也符合了公有制创新理论所要求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目标。从目前情况来看,以股份制改造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己经成为公有制的最重要实现途径。
总的来说,国有经济改革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最后终于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为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我们现在的国有经济改革,完全是由这条战略指导思想即改革思路决定的。而且,通过以上分析,也可以说我们己经找到了一条逻辑清晰的、科学的国有经济改革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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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木.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意见[[J] .《求是》.1996年第11期
[3]张卓元.国有企业改革―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J],《新视野》,1999年第4期
[4]周叔莲.国有企业改革仍需克服思想障碍.《发展导报》.2001年3月2日第3版
国有经济功能范文第2篇
一、在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领域，国有经济要保持垄断地位
这些领域主要包括国防军事工业、造币工业、航空航天工业、新闻和广播影视业、金融业、重要物资储备部门及农业中的某些特殊领域。从现实情况看，这些领域的产品或服务功能在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中作用无可取代，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保持垄断地位是国家对其实行绝对控制的必要保证。
二、在基础设施和重要的基础产业领域，国有经济保持支配地位
从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实际发展状况看，这些领域主要是指城市基础设施、电力、邮电通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矿业、铁路运输、航空和港口等。在这些领域中，一般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影响面大，非国有经济无力或不愿投资这些领域，应主要由国家进行投资，并保持支配地位，由此可以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成功的经验，在这些领域中亦应逐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在有些领域中甚至可以占到较大的比重，只要国家能通过法律、行政和政策手段控制得住，就可以尽可能吸收民间资本进入，由此可能为国有经济提高控制能力、发挥主导作用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空间。
三、在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领域，国有经济要集中力量支持发展一些大型企业集团
当今世界，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技术经济实力和经济竞争能力的主要标志。至今为止，我们国家还没有真正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大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这与我们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在现阶段，只有靠国有资本的参与，集中力量、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潜力，才可能在一些资金和技术密集性高、竞争激烈、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部门培育发展出一批有实力参与国际竞争，并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型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从目前情况看这些领域主要有电子、汽车制造、石油化工、机械和建筑业几个支柱产业。
四、在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大国有资本的投资力度，推动其快速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早期投资大、风险大，目前我国非国有经济成分难以进入，需要全面促进其发展。这些产业是代表着产业结构升级方向的新兴部门，对于一个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的发展能直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国有资本要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和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以国家实力为后盾，加大在该领域投资的力度，引导和带动其他社会资本投向该领域。这些行业主要是指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海洋工程、生物工程产业等。
五、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应与非国有经济进行平等竞争
对这些行业中规模经济效益比较明显、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国有经济要从中小企业中撤出，集中支持国有大企业，使这些大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由于目前我国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实力还不强，在规模经济效益明显的领域还难以发挥主导作用，因此这些产业在今后一段时间还是国有经济的优势所在。这些产业主要包括部分机械、电子、化工和原材料加工业。对规模经济效益不明显、资金投入较少、技术水平要求相对较低、适合于分散经营的产业，国有经济的经营效率一般相对较低，应从中逐步退出。这些产业包括食品、纺织、家具、造纸、文教体育用品等制造业以及中小规模的商业和服务业等。
六、国有经济区域布局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
国有经济功能范文第3篇
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基本前提是国有企业目前不景气状态，整体效率的低下，目前国有经济在产业布局上的不合理性，以及国有资产的有限性等。
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基本目标是要通过国有资产的流动和重组，收缩国有经济战线，实行“抓大放小”、“扶优扶强”，从改善国有资产的配置结构和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入手，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建立国民经济的合理布局，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
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基本思路是适度收缩国有企业的战线，优化国有经济的产业结构，通过各种经济、金融手段实现国有经济存量资产的流动、重组，促使国有资产向优势企业集中，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作用的战略性领域集中。
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基本对策是通过国有资产的优化重组，带动行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改善，通过调整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促使国有资产从一般性竞争行业向垄断性、公益性行业和支柱产业转移，在这些领域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实现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理论依据主要是：一是产权创新理论。根据产权理论，一定形式的产权安排必内含一定程度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通过国有产权的流动和多元化，改变原有产权安排中的不合理性，就为实现国有经济的最大可能程度的配置效率提供了可能性。二是市场竞争理论。针对产权激励的有限性，通过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弥补产权激励的不足。三是X(低)效率理论。根据X效率理论，企业效率的损失原因中的大多数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文化、企业资源配置和企业经营等等方面的。因此通过改善企业管理、构建企业文化、提高企业经营和资源配置水平，从而降低国有企业的实际效率损失。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认为关于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应从其根本的目标出发，通过国有资产的重组和流动，对国有经济的产业布局进行调整，使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领域退出，向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核心公共产品产业转移。并通过抓大放小的策略，使有限的国家财力向国有大型或特大型企业集中，向优势企业集中，从而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一、国有经济的产权重新安排
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首先应该实现产权制度的创新。根据产权理论，将产权的重新安排作为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必要条件，通过产权的重新安排，以保证国有经济实现其最大可能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是，国有经济的产权重新安排，不能只从其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而且还应该看到其社会效率，其基本思路是：
1、保持在核心公共产品领域的垄断地位
在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核心公共产品领域，如军事工业、航天航空工业、造币工业、新闻和广播影视业、重要物资储备部门等领域。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已经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而这些领域直接关系国家政权和社会安定，因此国有经济应当对其实行绝对控制，以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保证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的绝对垄断地位的同时，也可以逐步吸引部分非国有成分进入这些领域。
2、保持在基础设施和重要基础产业领域的支配地位
基础设施和重要基础产业的建设，由于其投资规模巨大，建设周期较长，经济回报效率相对较低，其产权激励对其他经济成分的作用十分有限。尽管这些领域的经济效率相对较低，但是其社会效率的作用不容忽视。这要求国有经济继续保持其在这些领域的支配地位，向这些领域投资，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逐步将其中的非核心公共产品的生产领域过渡到由其他经济成分为主。
3、在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领域建设一些大型企业集团
从世界的普遍情况来看，大型企业和集团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技术经济实力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过去，由于实行单一的国有经济成分，所有企业全部由国家投资，国有资本分散，难以形成集团优势和规模优势，无法达到当代技术要求的最小经济规模，形成国际竞争力，导致国有经济整体竞争力低下，经济效率普遍较差。因而，要集中国家财力在电子、汽车、石化、机械制造和建筑业等支柱产业中建设一些大型或者特大型的国有企业和集团，从而构建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框架，提升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
4、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创新产业的发展
近些年来，新技术革命导致了新的产业革命，知识经济时代正在到来，世界各国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高投入、高收益和高风险的特点，其进入的要求相对较高，就目前我国非国有经济的实力和现状而言，进入相对较为困难。为此，国有经济应加大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力度，从而为吸引其他各种经济成分对这些领域的进入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以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5、逐步从一般竞争行业退出
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应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目前国有经济中的中、小型企业大多数属于一般竞争行业，而且其效率普遍较差，这严重影响了国有经济的整体效率，也分散了国家财力。同时，由于其经济成分的特殊，从某些方面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实现战略性改组的目标，除保留部分仍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企业外，通过并构、重组、破产清算等手段将中、小型企业资产向国有大型企业集中，收缩国有经济战线。对仍旧留在一般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应坚持平等竞争的原则，与其他经济成分进行竞争。
二、加快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产权制度创新从企业内部激励机制的角度，为企业实现最大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可能性，而企业要实现其最大可能效率离不开其生存的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机制。要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率，必须建立适合国有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使国有企业逐步建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具有巨大生命力的竞争企业。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实行政企分开
长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造成了目前的政府职能的异位现象。政府直接管理企业，从而形成了“政企不分”的局面，如何搞好国有企业成为各级政府职能的首要任务之一。政府以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和社会一般管理者，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严重组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也违背了作为一般管理者的政府的基本职能。因此，要真正实现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就必须将企业经营管理从政府职能中剥离，政府应只从事其一般管理职能，不再从事国有资产的经营，只要做好一般的社会经济管理、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和宏观调控，为各类经济成分，当然也包括国有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
2、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国有企业的改组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是企业发展的保证。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我国的国有经济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投资主体不清，所有者缺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可以改进目前的这种情况。同时又可以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而解决国有企业的自身问题，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真正到位。
3、逐步建立和完善经理市场，强化激励机制
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并非企业的所有者，因而在经营活动中，其利益并不永远和所有者的利益一致。如果缺乏完善的激励监控机制，当出现利益冲突时，企业的经营者可能会以牺牲所有者即国家的利益来保全自身的利益。因此应该通过对经营者的监督控制，规范其行为，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保障经营者的权益，使其关注企业的长期利益。同时加速经理人员的市场化，通过建立经理人员市场和经理人员的职业风险机制来激励和约束激励人员的行为。
三、提高管理水平，确保制度可能资源配置效率的实现
产权的重新安排和市场激励机制的建立只是为企业实现其最大可能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必要性。实际效率与最大可能效率之间存在效率的损失，根据HarveyLei－ benstein的X(低)效率理论，造成效率损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只有其中一小部分是与企业治理和外部市场机制有关，而更多的是涉及企业内部的组织行为、组织文化、资源整合、经营谋略等管理问题。因而要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真正实现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1、重塑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
在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国有企业曾经有过积极向上、符合历史、符合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但随着国有企业效率的滑坡，企业改组，职工下岗等等情况的出现，造成了国有企业原有企业文化的失落。企业文化是企业的内涵，是企业发展的长期动力源。要实现国有企业的改组，应该重新塑造国有企业的形象，重新建立符合时代特点和国有企业特点的企业文化。以学习型组织理论为基础，通过建立企业的共同愿景，将企业员工的个人愿景融合到企业的共同愿景之中，使企业员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使企业员工成为自我超越的人，成为自我实现的人，进而将国有企业建成学习型组织，成为最具生命力的组织。
2、以新的理念，开发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源
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决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己不再是资本资源，而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管理，直接决定了企业效率的高低。纵观我国国有企业的数十年的发展，培养和积累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但是从其构成分析来看，懂生产的多，懂经营的少，技术人才多于经理人才，整个人才结构极不合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调整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源构成，加大对企业家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培养，应该充分认识企业家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建设作为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重要组成部分。
3、通过流程再造，变革国有企业的组织架构
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成为了一个生产车间，其组织架构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生产的计划和安排上，因而形成了一种多层的科层结构，缺乏必要的弹性。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成为面向市场竞争的经营主体，其必须具备的市场营销、资金运筹、技术创新与开发等等功能在原有的组织结构下是无法得到保障的。因此，应该根据流程再造理论，重新设计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流程，变革国有企业的现行组织架构，减少中间层，增加沟通渠道，将其变革为扁平化的弹性组织。
4、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国有经济功能范文第4篇
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按照十七大的要求，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需要诸多条件，其中，体制条件具有决定意义。十七大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提出了继续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要任务，目的正在于确立能有效引导和激励科学发展的更完备、更完善的体制条件，从而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最可靠的保障。十七大报告贯穿着科学发展的思想，因此毫不奇怪，它同时贯穿着坚持改革的精神。所以我们说，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在发展的各个方面，关键是要把它落实在体制上。
为了完成十七大部署的一系列改革任务，从体制上解决妨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当前应着重注意按照改革的方向，深化对以下三个关系的认识。
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对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体制条件中，完善的市场体制和市场体系是起基础作用的。目前，市场化改革尚未告成，亟须深化，而不能停顿和倒退，尤其是在要素和资源市场上。有鉴于此，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说，一定要看到，那些把市场体制和市场体系不健全、不完善而造成的市场缺陷当作是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因而主张以更多的政府干预来管制市场，抑制其资源配置功能的种种“理论观点”都是不正确的，不能为其所惑，否则势必南辕北辙，贻误大局。当前，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的重要责任是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加快促成市场体制和市场体系的完善，以便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并与之相适应地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完善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概念的宏观调控的方式和体系。
二是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这个关系，部分地也属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延伸和表现。在这个关系上，有几个重点需要明确。第一，国有不等同于公有，非国有经济中包含着多种形式的公有经济，而且，经济的市场化越发展，资本的社会化就越发展，非国有经济中公有性质的经济成分及其多种形式也就越发展。因此，不能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当成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不能把国有经济的比重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比重。第二，在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在于做一般市场主体做不了的事，而不在于利润目标，也不在于产品和资源的重要性。事实上，在任何领域，如果利润最大化可以成为合理的目标，那就说明这样的事由非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去做将会更有效率，更能增进社会财富和消费者福利。同样，一种产品或资源越重要、越稀缺，就越是要尽快创造条件，由竞争性的市场去配置，因为这样才能更准确地反映其重要程度，亦即稀缺程度，从而达成更有效率的配置。至于由此可能引起的某些不合意的收入与财产分配效应，则是政府再分配调节的对象，也不是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来实行垄断控制的根据。第三，非国有经济成长发展得越充分，说明民众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在经济活动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自主参与特别是自主创业越广泛、越充分，而这一点正是长期、整体的经济发展及经济安全的最深厚的基础，是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包括活力、创新能力）的最深厚的源泉。在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关系的这些问题上，像在上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一样，十分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否则就很难按照正确的方向真正落实十七大在国有经济的改革、垄断行业的改革、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破除体制障碍等各个方面提出的改革要求。
三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政府内部的这个重要关系上，针对实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比简单地批评地方的利益动机和地方官员的观念错误更切实的，是尽快解决其体制根源上的问题。一项有治本之效的当务之急，是对造成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和事权不对称、不匹配的体制进行改革，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形成能有效激励各级地方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财税制度。同时，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如何规范，部门体制如何适应转变政府职能、实现职能有机统一的要求，如何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等问题，也亟待从体制上研究解决。
国有经济功能范文第5篇
一、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振兴民族经济，推动本国工业化，掀起了两次国有化。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它是紧随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而出现的，主要矛头对着殖民企业和殖民地的经济管理企业，包括海关、银行、税务机构，以及原殖民者拥有的足以垄断或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这次国有化实际上是民族解放运动在经济领域的继续。第二次在20世纪70年代，这是在中东产油国收回石油资源的斗争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发展中国家掀起了收回自然资源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一些国家把实际操纵本国经济关键部门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并使一些矿山资源和农渔业资源回到本国手中。
除了通过国有化没收、征收、赎买外资企业，使之变为国有企业外，更主要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由政府投资兴建了一大批重点企业和重要基础设施，并逐渐使其成为国有经济的骨干力量。
在拉美一些独立比较早、工业化起步也比较早的发展中国家，战前国有经济就有了一定基础。战后，这些国家再度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使国家资本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例如，在战后不到10年的时间内，阿根廷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就从466家猛增到1478家。国内资本很快就在交通运输、金融、战略物资和基础工业等重要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国有企业的营业额占全国营业总额的比重，钢铁工业为37%，造船业为45%，石油化工业为82%，电力、煤气、电话为95%。（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巴西在独立以后也大力发展国家资本，特别是把国有经济的经营重点主要放在投资大、建设时间长、收益慢而私人无力经营的重工业和农业部门，以及公用事业、交通运输业。据巴西《视野》杂志公布的调查材料，1984年巴西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国有企业为81家，其总资产占200家大企业全部资产的74.2%，其纯收入占200家大企业全部纯收入的56.3%。
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度、韩国的国有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很突出的。早在印度独立之初，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提出了一个全国性的经济计划。该计划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应强调自力更生和实行以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混合经济，国家应当拥有和控制所有关键工业、基础设施和其他公用事业，同时也适当扶植私营经济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已垄断了铁路、航空运输、港口设施、邮电、军工、保险、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部门，并在钢铁、有色金属、基础化工、机床、重型机械银行等部门居于主导地位。国有资本在全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60年代初的10.9%，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20%以上。“一五”计划期间，印度工业年均增长率为5.6%，“二五”计划期间为7.1%，“三五”期间为10.2%。（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如此递增的工业增长速度，与国有经济部门的不断发展壮大是分不开的。
国有经济在韩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韩国，通常把由政府投资创办并由政府委派官员管理的企业称作公营企业。1960年以前，韩国的公营企业主要局限于公用事业方面：如盐等基本生活必要品和人参、烟等实行专卖的高价值消费品以及银行业。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公营企业不仅数量上增加得很快，而且上述经营界限逐渐消失。政府开始在它认为合适的任何地区建立公营企业，只要它认为这些企业对拉动韩国经济增长和扩大韩国出口能力来说是必要的并且不适合私营企业来经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韩国只有52家公营企业，但到70年代中期，公营企业的数目增加到116家，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也增加到33.7%。（注：［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商务印书馆.1994:128）这些企业主要集中于钢铁、石油、化工、汽车、造船、航运等领域。
战后，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并从殖民主义者手中夺回经济自后，开始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各国的具体情况，限制外国垄断资本的非法活动，对受国外资本控制的部门和企业有步骤地实行国有化，其中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家做得尤为突出。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初就将某些外资企业收归国有，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迈丁上台后，加快了国有化进程，多次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与此同时，还创办了不少国有企业。到1974年底，在工业生产中，国有企业已控制了水电的96%、采矿的93%、碳化氢的78%，加工制造业的69%（其中冶金、机械工业82.7%，建材工业87.4%，化工57.9%，食品工业75.6%，木材和造纸工业64.3%，纺织工业34.1%，皮革制品32.4%）。（注：谈世中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34）
埃及从1953年起，开始对原有较大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银行、运输企业和进出口贸易实行国有化；1956年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实行国有化；同年10月对英、法资产实行冻结；1961年对棉花出口公司全部实行国有化，对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限制政策；1962年政府已控制了95%的工业、全部银行和保险业以及重要的矿业、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不过，在许多非洲国家主要通过对外资实行国有化的办法来建立和发展本国国有经济的情况下，也有一些国家如科特迪瓦为避免中断同西方国家特别是同原宗主国法国的联系，失去销售市场和资金来源，没有对外资实行国有化，而是通过政府投资的办法来发展国有经济。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和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部门和企业，以及发展国民经济必需的基础设施部门，如交通运输、港口、码头、电力、水利、公用设施等，国有企业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政府还通过掌握多数大中型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引导这些企业围绕着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进行投资和生产。
二、国有经济所发挥的作用
从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看，各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以及振兴、发展它们的民族经济起了巨大作用。
首先，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适应了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争取经济独立的愿望。发展中国家独立之时，外国垄断资本尽管有所削弱，但仍控制着其经济命脉，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落后的封建地主经济和分散的小农经济，还是软弱的私人民族资本，都不是外国垄断资本的对手。如果还是按照早期市场经济的原则，听任它们去和外国垄断资本开展自由竞争，无异于开门揖盗，自招祸患。因此，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剥夺外国资本的特权，收回被外国公司控制的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和重点企业，同时大力扶植和发展国有企业，才能为争取经济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
其次，发展国有经济有利于奠定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建立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战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基础设施落后，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因此，要发展民族经济就需要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资本积累，把数量有限且分散在个人手中的资金集中起来，由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有重点、有规划地进行国家投资。特别是交通运输、电力、电讯、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及关键性的经济部门，耗资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慢，力量单薄的私人资本无力也无兴趣问津，但这些部门又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所必须的，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由政府投资兴办，才能逐步建立起来，从而为工业化奠定物质技术基础。例如，拉美国家几乎所有的铁路、邮电、水运、航空都由国家经营；90%以上的电力企业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经营。可见，国有经济成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自立和经济起飞的基础。
第三，国有经济的发展为整个社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带动了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由于国有经济的建立提供了交通运输、通讯、动力等基础设施，增强了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填补了国内一些关键性经济部门，特别是建立了那些耗资多、收益慢但为其他部门的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程项目，从而大大改善了整个国家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排除了其他经济成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改善了整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和条件，为私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和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国家投资也创造了大量的社会需求，扩大了国内市场，刺激了私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国有企业是推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主力军。技术进步是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得以生存的活力之源，也是促进民族工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摆脱对工业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依赖，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得以蓬勃发展的根本力量之所在。从战后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来看，国有企业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往往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一般拥有比较充裕的资金、比较广泛的与政府部门及科研单位的联系，便于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开展大型、重点科研项目的攻关活动。许多新技术的发明、新产品的开发，往往是由国有企业作为先导，取得突破后，再向全社会推广。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在推动技术进步，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方面往往扮演着生力军的作用。
第五，国有经济在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一些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差异往往很大。由于落后地区投资环境差，投资风险大，私人资本大多不愿前往。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有计划、有重点地在落后地区投资创办国有企业的办法，来促进这些地区的工业发展，以达到改善工业布局，使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目的。如巴西政府为了开发落后地区，除了采取财政、税收政策，给落后地区以财力支持外，还根据落后地区的资源状况及原工业基础，有计划地投资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如1974～1979年的第二个全国发展计划规定在东北部投资近1000亿克鲁塞罗，建立石油化工中心、化肥中心、五金机械和电器机械联合企业，还加强了传统工业的纺织、成衣、皮革、制鞋等企业，使东北部的工业迅速发展起来，被称为“东北部的圣保罗”。（注：程极明.大国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161）
第六，国有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经济运行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不过，市场机制虽然具有合理配置资源、自发调节供求以及激励竞争的功效，但如果完全听凭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即使这种市场机制已相当完善，也无法达到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因为，在市场自发过程中所实现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往往偏低，不能保证整个经济发展达到社会所希望的速度；市场机制主要依赖于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但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只反映私人利益、私人成本，而难以全面反映社会的利益；市场机制在强调效率的同时往往忽视收入分配的公正性，这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会造成收入分配的更大不均等，另一方面又会导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严重畸形化。正是由于市场机制存在着上述缺陷和不足，客观上要求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控。但是，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国家就必须掌握一定的经济实力，并能对一些关键性的重大经济活动作出直接的决策。显然，要作到这一点，必须在一定领域中建立和发展一定规模的国有经济。
三、国有经济的主要弊端
国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实践证明，国有经济也有许多局限性。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国有经济的弊端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高度垄断，限制市场竞争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国有经济实现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干预，国家资本往往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或重要的经济部门。因而，国有经济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这种垄断性在反对外国垄断资本、维护国家经济的斗争中，以及在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垄断性也产生了许多负作用：第一，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只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才能作到优胜劣汰，才能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是，由于国有经济的垄断，限制了私人企业和国营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尽管国家主观上企图推动私人资本发展，实际上却限制了私人资本的发展。第二，在社会经济的运行中，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是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市场游戏规则，调节社会总供求，引导投资方向，调整产业结构等等。可是，国家行政机关直接掌管生产资料，垄断许多关键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引起国家宏观管理职能的畸变，使其不能很好地去履行其应该履行的职能。
2.产权不清，腐败之风盛行
国有资产的产权归属，虽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宪法上被宣布为全体国民所有，可是，这一原则却无法在经济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加以贯彻。这是因为，尽管具有公民身份的社会成员在名义上都是社会财产的所有者，但在实际上，由于全民财产不可分割和在传统体制下不可交易、转让的属性，使得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不可能拥有一份可以明确辨认、并通过支配或出卖等方式实现的所有权。所以，在一些国家严重的场合，名为“全体国民所有”的资产，实际上变成“谁都不所有”的资产，成为越来越疏远人民群众、甚至成为凌驾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上的一种物质力量。原来意义上的产权以及它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在这里已经非常淡化了，这就是经济学上常讲到的“产权虚置”现象。由于产权虚置，再加上发展中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因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中、营私舞弊之风盛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3.政企不分，企业经营目标重叠
国家作为政权机构和经济社会组织，是由一系列具有不同性格的、有多元的政治经济目标的组织所构成的复合体。作为全体国民的资产的所有权代表，国家负有管理全部国有资产的职能；作为政权机构，国家负有组织整个社会生活的职能；而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国家又具有控制和调节全社会经济运转的职能。此外，国家作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还负有国防、外交等方面的职能。在实行国家所有制的情况下，由于政企不分，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实体所具有的上述多项功能必然通过各种不同渠道和多个组织机构去控制、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实现上述功能，从而形成多元化的企业经营目标。例如，国家的劳动就业部门可能把增加就业看作是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任务，因而在产业的配置上，更倾向于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财政部门则把上缴尽可能多的税收作为国有企业的主要任务；而负责社会福利和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部门则可能把稳定物价、收入再分配和援助落后地区看作是国有企业的主要功能。此外，还有些发展中国家从政治角度考虑其他一些政治目标，如摆脱外国制约以实现经济独立和赶超战略等。
由于政企不分所造成的上述企业经营目标的重叠，势必严重影响到国有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力不从心，无所适从。
4.管理混乱，企业经营效益低下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国家资本控股的企业采取国有国营的制度。在这种管理制度下，各级经济管理组织之间，以及各级经济领导者和管理者之间没有明确、具体的责、权、利的界定，对他们缺乏经济、行政、法律等方面的硬约束，领导者作出错误的经济决策或管理失职而给经济带来损失，都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照旧做领导工作，甚至还能担任更高一级的领导职务；而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经济取得了很大效益，也缺乏必要的经济利益方面的奖励。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国有化以及创办和经营国有企业的过程中，缺乏具备一定素质的经济领导者和管理者。被委派去管理国有企业的官员，或者根本不懂经济工作，不懂经济发展规律，缺乏必要的经济管理知识和生产技能，或者官僚思想严重，办事作风浮夸，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动辄就轻率地作出某种决策。可想而知，这种决策很少有不失误的。所以，国有企业管理不善，亏损严重，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并成为其越来越沉重的财政负担。例如，1979年，印度的145个国营企业中，有1/3是亏损的。土耳其公共企业在1977～1979年期间平均净亏损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9%，经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才使1981年的利润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1%。墨西哥国营企业（国家石油公司除外）1970年所获利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3%，1980年的净亏损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2%。塞内加尔的国营企业在70年代中期尚有赢利，但在1977～1978年出现了赤字，1979～1980年亏损企业达42家（1980年共有国营企业68家）。坦桑尼亚412个国营企业中，赢利者仅9个。据世界银行测算，如果发展中国家国营企业的收益提高5%，成本降低5%，由此产生的财富，在土耳其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或年税收的10%；在坦桑尼亚约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或全部卫生经费；在马里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或2/3的教育经费。（注：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75）
四、对国有经济的整顿和改造
面对国有经济的严峻形势，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着手对国有企业进行整顿和私有化改造。智利首开发展中国家私有化之先河。1973皮诺切特就任总统后，根本改变了阿连德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将国有企业有计划地出售给私人。1974～1980年间，智利出售了130家企业，价值超过5亿美元。到80年代末，除大铜矿外，智利其他国有企业已基本上实现私有化。这些政策的实施，调动了私人经济的积极性，使企业的经营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在智利的带领和影响下，其他拉美国家也先后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70年代后期，阿根廷政府在《阿根廷经济复兴与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把部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属于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重要部门的某些国有企业，如国家煤气公司、国家电力公司、邮政、电讯等实行“私有化”，即部分私有化，而将属于非关键部门的国有企业全部转让给私人经营。
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私有化的还限于智利、阿根廷等少数拉美国家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亏损状况进一步加重，国家财政收支进一步恶化，国有企业的改造问题不得不尖锐地被摆上政府的议事日程。这一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外债负担沉重，也成为促使这些国家推行私有化政策的主要因素。因为外债中的相当部分是国有企业所欠的，有的国有企业欠外债达几十亿美元之多。将这些企业出售给外国公司，不仅可连债务一起摆脱掉，而且出售企业的收入还可用作政府的其他开支。另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也起到了诱导和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各国经济调整方案的建议中，提出1981～1987年期间直接贷款的1/4和政策性贷款的1/10用于扶持和促进有竞争力和效率高的私营部门的发展，对私有化表现出明显的鼓励倾向。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促使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股席卷整个发展中世界的私有化浪潮。1981～1989年间，巴西政府宣布，通过拍卖和合并等方式对84家中小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1991年付诸实施的全国非国有化计划，又将钢铁、石化、电力、银行及铁路等65家企业列入私有化名单，其中包括巴西最大的钢铁企业——国家钢铁公司。这些企业的拍卖收入达170亿美元之多，明显改善了国家财政收支状况。（注：卢韦等.走向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81）阿根廷在私有化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于1991年进一步宣布国营企业全盘私有化，其中包括两个电视台的私有化，并批准出售电话公司、国际航空公司、国家石油公司的某些部分。
在亚洲，除东亚地区的私有化取得较大进展外，原先仿效苏联模式，国有经济规模较大、发展较快的南亚各国的私有化也进展很快。1991年，印度拉奥政府上台后，相继推出减少公营垄断企业、提高私营企业资本的最高限额、提高合资企业中外资股份比例等措施。巴基斯坦的谢里夫于1990年执政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的措施，将100家国有工业企业列入私有化计划，这些企业涉及化工、工程、汽车制造和食品饮料等。斯里兰卡也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完成了对国有电信公司、石油公司、轮胎及橡胶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份制改造。1992年政府用于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股份制改造的资金为7.5亿卢比，而出售国有企业股份的收入则达32亿卢比，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注：卢韦等.走向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82）
在非洲，原先相当一部分推行非资本主义道路和大力提倡国有化运动的国家如埃及、阿尔及利亚、加纳、坦桑尼亚等，也纷纷加入非国有化和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行列。坦桑尼亚、刚果于20世纪80年代初全面整顿和改造国有企业，将其关、停、并、转，逐渐减少补贴，实行自负盈亏。扎伊尔在保持国家对能源、交通、水电等关键性企业的控制权的同时，将其他国营工商企业转为公私合营或完全私营。多哥从1983年开始实行私有化计划，截至1987年底，已出售5家国有企业，并出售另外2家企业的大部股份，此外政府还关闭了11家国有企业。
20年纪80年代起席卷发展中国家的这股“非国有化”浪潮，是国有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事实也证明，许多国家实施的非国有化措施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发展中国家在整顿、改造国有企业时走极端，把“私有化”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些本该由政府经营的关键性的部门被私有化了，甚至一些不该让外资控制的企业也被出售给了外国公司。如上所述，国有企业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妨碍了其经营效率的提高。但是，决定一个企业效率高低的因素很多，不仅仅在于其公有还是私有。私营企业由于管理不善而效率低下，最终导致破产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合理，管理科学，从而成为经营典范的也并非一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指出，不可能所有部门都由私人经营，有些部门改为私营只会降低效率。例如，台湾早年发展钢铁工业，原希望民间企业家来办钢铁厂，但没有人愿意办或有能力办。后来，不得不由政府来办，建立了台湾人至今还引以为骄傲的“中国钢铁公司”。因此，在整顿和改造国有经济成分时，出路不只是私有化，更重要的是理顺产权关系，改革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凡投资巨大、回收期长、有一定风险，且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垄断性部门如供电、供水、电讯、铁路等以及钢铁、石油化工等基础工业部门，宜由国家投资兴办，以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在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至于一般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应适当退出，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开拓空间。同时，应重视改革和完善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如：建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变多头分散行使所有权为集中统一行使所有权；建立国有企业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机制，如通过国有民营以及承包制、租赁制等形式，将经营者的物质利益与国有资产的增值联系起来；建立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收入分配机制，等等。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只要通过努力，将上述几方面关系处理好了，就可以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率，使其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当前，我国正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长期以来，我国尽管实行计划经济，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有经济的发展方面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也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问题，比如，国有经济分布过宽、布局不合理，以及国有企业整体素质不高等等。因此，认真学习、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整顿、改造国有经济的经验，对于搞好我国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促进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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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功能范文第6篇
增强国有经济活力
激发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新活力，是增强市场微观基础活力的重头戏。在新的发展阶段，发展国有经济的思路应从管国有企业转变为以管国有资本为主，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整个国有经济活力；国有企业改革应从作为整体的企业改革深入到激活企业各类生产要素的市场功能，使其能够参与要素市场的平等竞争；政企关系、政资关系应从单线条的直接关系转变为以国有资本运营为纽带，彻底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促进形成公平竞争市场秩序。这就意味着，进一步搞活国有经济面临一系列深刻的体制变革。
“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改革，对国资国企改革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只有市场决定生产要素配置，才能实现“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因此，必须着力激活国有企业各类生产要素的市场功能。一是进一步增强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的有效性。按照市场规则有效运营国有资本，强化国有资本纽带和所得收益及收益使用制度，相应弱化管企业的行政方式，进一步使企业成为市场主体。二是构建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健全国有企业在重组、兼并、改制、转让等各个环节的资产处置与产权流转制度，使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建立在产权流转顺畅的基础上，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三是逐步推进国有企业职工、民营企业职工、城镇农民工等劳动主体的权利平等，健全劳动力要素平等流动机制。四是使国有企业的管理和技术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要素，加快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探索技术作为要素在国有企业中的实现形式，以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激发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动力。
“以管资本为主”的改革，有利于形成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的运行机制。国有资本布局的优化，既能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又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加强公共服务类行业，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既具有产业互补性，也具有平等竞争性。建立和完善平等竞争机制，是提升国有经济活力的有效途径。一些以国有经济为主的重要行业也应吸引民间资本进入，这有利于增强国有经济活力。
完善平等竞争制度
激发企业的市场活力，有一个基础性建设和改革问题，这就是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当前，应重视以下几方面改革。
清理和规范市场准入制度。市场准入制度既应维护市场秩序，又应保障公平竞争。对于不适当的限制公平竞争、造成市场分割的准入门槛，应加紧清理。对于竞争性产业，应保障市场准入的畅通性、便捷性，加快引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于仍有必要的市场准入门槛，应在设置和提高门槛环节严格程序、充分论证，使市场准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具有科学性、统一性。市场准入既应体现对各类企业的无歧视性，也应体现全国市场的统一性。在提高某些资源性产业集中度时，尽可能不用行政手段，不搞行政主导的兼并重组。总之，行政手段在市场运行中的使用应限定范围、明确边界、规范程序，防止滥用。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我国中小微企业提供了全部就业机会的80%，但经营发展环境还不够优化。支持和保障中小微企业发展，是保障公平竞争的必要举措，是世界各国的常规做法。这需要加快完善金融、税收、信用担保、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支持政策，改善行政和司法环境，增强政府和社会的各类服务功能，并积极引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完善治理结构、规范经营行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对小微企业的影响更大。对此，应积极促进小微企业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
垄断性行业应根据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垄断性行业改革虽不等于直接放开竞争，但即使自然垄断性行业也应放开竞争性业务。自然垄断一般基于自然或必需的系统网状结构，如电网、路网、通讯网等。系统网本身的自然垄断并无问题，但其大量非网状关联产业部分应引入市场机制。即使自然垄断的网状产业也可以实行股权、产业基金等形式的资本准入，吸收社会资本，以增强发展活力。垄断性行业的各种生产要素并不必然与垄断捆绑，应在资本、劳动力、管理、技术等要素方面引入市场机制，扩大开放。垄断资源超额收益部分，可探索建立评估机制和特许经营制度。
建立健全市场决定、规则公平的工资形成机制。形成公平、流动性强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形成市场决定的企业工资机制，是增强微观经济活力、促进平等竞争的内在要求。企业工资的合理增长机制应建立在市场规则公平的基础上。这就要求推动实现劳动者权利平等，并逐步实现各类劳动者身份的一元化，实现流动顺畅和同工同酬，让市场推动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工资形成的市场规则形式。企业内部的工资协商是劳动和资本的集合性协商，是通过劳动者组织的协商，而且工资协商周期应有制度性安排。应在企业内部协商基础上，探索发展行业性、地区性的联合协商，进而促进市场工资水平的形成。
形成有利于“市场决定”的大环境
搞活微观、激发市场活力，需要通过深化以下几方面改革形成有利于“市场决定”的大环境。
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搞活微观十分关键。行政体制改革和创新应着眼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当前，应紧紧围绕搞活企业、激发市场活力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特别是企业经营微观事务的审批和干预，更要减少政府直接充当市场运动员的现象。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和规范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使用，减少直接行政手段的使用；加强事中、事后以法律为依据的市场秩序监管，减少事前审批；进一步改革政府投资管理体制，落实好企业投资自，同时加强公共服务。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一个充满活力、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应当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互动有序的运行体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应加强企业在各类商会协会中的主体地位，培育自组织、自协调、自管理的服务性机制，以社会治理方式承担起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大量事务，探索建立利益关系横向协调机制和矛盾解决框架，使市场微观主体活力与社会组织活力相互支持、相得益彰。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与搞活微观直接相关。应通过稳定税负保持市场活力，研究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的稳定机制，统筹设计加税因素与减负措施。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如果只在企业要素关系上做文章，对提高微观主体活力特别是对小微企业不利。需要更加重视税负因素，扭转税负总水平比重爬升趋势，并进一步减轻小微企业税负。一些地方政府搞竞争性招商引资，违法实行税收优惠，应坚决予以清理规范。搞活微观还需要财政政策支持企业技术创新、节能减排，引导经济转型升级。但应注意减少和规范直接补贴措施，以增强企业面向市场的内生动力。对一些使用国家资源、垄断资源取得超额利润的行业，应通过特许经营制度予以有效调节，以维护公平竞争。
国有经济功能范文第7篇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产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根据这一路线，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十分明确。相比较于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第一波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此次第二波改革的重点显然放在了国有资本体制改革上，以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为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各方合力尤为关键。目前，有消息显示，国企改革总体方案由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人社部分别牵头，各部委分工也已明确，财政部主要负责三个文件的起草，包括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成立和改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及投资公司的方案，以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方案的制定。本文将重点从这三个方面来剖析国企改革的财政推手。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国企改革怎么改？先摸清家底十分必要。
财政部公布了2013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财务决算数据。该数据是财政部首次对外公布我国国有企业家底，在国企改革整体方案出台的背景下显得很及时。数据包括94个中央部门所属企业、113家国资委监管企业、5家财政部监管企业和3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的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04.1万亿元，同比增长16.3%。这一数字与2000年的17.3万亿元相比，增长数倍。这说明国有经济规模不断增加，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越发重要。
巨大的成绩背后，特别是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一些问题也在凸显。比如，用行政手段推动大国企之间的合并而组建超大规模的国有集团。依赖行政力量推进国企的央地对接与国企无边界扩张。追求国资及国有经济更大范围的控制而极大压缩民企发展空间。强调国资规模的快速增长而忽略国有经济的效率和质量等等。
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经过研究认为，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仅要进行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的机构调整及完善，实行行政主体与产权主体的分离，强化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及专业化;还要制定国资规模、国资变现及国有股权减持的中长期规划，编制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更要着手解决国企监督成本与国资控股成本过高的问题，推进央企产权多元化改革而弱化其已经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效应，加大国资变现与国有股权减持力度而筹集社会改革成本。
根据这一设想，一个重要的抓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另外，有几个操作路径尤其值得注意。首先，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的行政主体与产权主体分离，要求由具备资格的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履行产权管理职能。在产权主体选择及授权上应该按照经营性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多元化的思路来
进行改革。针对不同形态或处于不同行业领域的经营性国有资产来设置不同的产权主体，推动并实现产权主体的产权管理专业化。
其次，要尽快启动并编制未来5-10年国资规模及国有资本进退的中长期规划，通过规划的编制和实现来实现部分国有资产出售和国有股权减持，进而实现国有经济布局的有效调整及优化。
第三，在国有资产对社会体制改革支持上，应重点推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改革，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实现“人的城乡一体化”。由此形成的社保等支付缺口，可以考虑通过变现一小部分国有资产及减持部分国有股权的方式来弥补，使国有资产成为消除社会动荡风险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
部分国有资产变现有多种方式：一是国有资产的直接出售;二是国有股权的减持;三是国有资产证券化后的变现。在多种形式的国有资产变现中，要尽可能通过证券市场与产权交易市场进行操作。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及投资公司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企改革的总体布局，建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及投资公司是其重要方向，这就意味着国资管理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
因此，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及投资公司什么时候组建，以何种方式组建和运营，成为关注焦点。财政部企业司相关负责人表示，2015年启动几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组建试点，同时印发混合所有制等实施办法或指导意见。2016年到2020年分批完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组建等，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本次国企改革。
据透露，改组建立若干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代表职责，是本次国企改革的关键。其中多种组建方案遭到否定，比如现有央企集团直接转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或者在现有央企集团之上组建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将现有央企集团分类合并改组为不同功能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按照这一办法，对现有央企集团按功能定位进行科学分类，以同行业中规模较大、实力较强、业内公认的企业集团作为发起人，改组建立综合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如按不低于万亿元资本规模设计，可能会有大量小规模集团母公司被改组合并。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领导班子成员应由中央任免，可从现有企业集团领导班子成员中产生，实行董事会决策机制，通过董事会实现国家意志和战略。董事长及董事会成员应当熟悉国家战略、行业政策和资本投资运营等。完善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是成功关键。
业内专家认为，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标志着国企改革指导思想从“国资监管部门――国有企业”两层次架构向“国资监管部门――国资运营/投资公司――国有企业”三层次架构重大转变。
在组建过程中，上述专家认为，各大部委的利益博弈是国企改革方案推迟出台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国资委和财政部之间将来扮演的角色尤其让人关注。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国有资本运营与投资公司组建后，财政部将侧重于管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将国有资本运营与投资公司作为国资预算单位，通过编制和执行国资预算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国资委从管人、管事、管资产、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侧重于监督，以产权管理为纽带，依法通过公司章程，通过公司治理，来围绕“管好资本”这四个字落实出资人的职责，不干预具体经营活动，不干预企业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但履行国家所有权的政策执行职能。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功能区分。文宗瑜认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在功能上可定位于纯资本运营，是专业化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可以跨所有制、跨区域甚至跨国界从事国有资本运营，不仅追求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而且追求国有资本收益最大化。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在功能上定位于产业投资的国有股权经营，其依托产业发展与产业竞争力提升;不同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在产业布局上会各有侧重，就某一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而言，要在其国有股权分布的领域通过国有股权经营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大型或特大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可以跨1个以上或2个以上有关联的产业领域，并在这些产业领域中发挥国有资本控制力、影响力及带动力的作用。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功能区分，决定了其运营模式的差异。可以以新设方式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重组方式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所谓新设是指各级政府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出资设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所谓重组是指依托现有条件成熟的国有企业集团，通过资产重组和少量国有资本增量注入而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在设立上要重视产业属性及产业升级导向。当然，通过新设方式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重组方式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是相对而言的，不具有绝对性。
成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在国内和国外都能找到参照系，比如国内的中央汇金公司，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
中央汇金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根据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依法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和履行出资人义务的国有独资公司，汇金公司直接控股参股的金融机构，包括6家商业银行、4家证券公司、两家保险公司和四家其他机构。汇金此前一直是问题金融机构的拯救者，但此后随着国有银行的陆续上市，其演变成了国有金融机构的大股东，代表国家行使国有金融资产的监管者角色，从而成为准政策性机构。
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淡马锡）成立于1974年，由新加坡财政部全资拥有并负责监管，专门经营和管理原国家投入到各类国有企业的资本。目前，淡马锡直接控制20多家大型企业，基本占据新加坡金融、交通、通讯、电力、科技、地产等关键领域;间接控制2000 余家各种类型的其他企业，其控股的上市公司市值占新加坡证券市场总值近5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当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改善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举措。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反映政府出资人以资本所有者身份取得的收入和用于资本性支出的预算，反映了国有资本所有者与国有资本经营者之间的收益分配关系。国家作为国有资本投资者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是应当享有的权利，也是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基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正是政府立足于宏观层面对国有资本及国有经济调控的衍生手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着眼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面对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国企产权制度改革一度陷入停滞的现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成为国企改革尤其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推手。
相关研究认为，通过国有资本经营中中长期预算和广义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就是要对未来5-10年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产权多元化改革完成的程度、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参股公司的比例等做出规划性的定量预算并给出年度的量化标准。在推动国企尤其央企产权多元化改革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充分评估国有资本的控股成本。国有资本的控股在重要领域如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可按35%―51%比例控股，一般领域如铁路、公路、钢铁、煤炭可按15%―35%比例控股;充分竞争领域可按1%―15%比例参股。
国有经济功能范文第8篇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笔者对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变化和存贷差额数据进行统计并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变化：从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持续7年出现存差，而且存贷差额呈递增趋势，从1996年的743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亿元。这两种变化完全符合麦金农和肖M-S模型中的信贷配给特征，说明在我国信贷配给现象确实存在。但笔者认为我国信贷配给的形成原因有两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贷配给的成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肖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很显然，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行为。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构成上看出，笔者首先把全国的企业类型分为两大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然后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中的信贷又细分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信贷额，这样计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间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贷款总额增长了将近2倍，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中获得贷款额比例很不均衡，虽然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国有经济从国内贷款中还获得了56.26%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国有经济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通过银行转贷给对国企的预算内资金。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我国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这一点可从我国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日益扩大，银行“惜贷”看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授信对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加强。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增强主要表现在：对非国有经济信贷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第二个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削减人员，精简机构，消化不良债权，为早日上市融资创造条件。这样，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们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决定贷款时必须考虑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民营经济的评估不仅缺乏，而且信息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三、结论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