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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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第1篇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二、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资源诅咒；资源型经济；经济转型
作者简介：曾传晖（1972-），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资源型经济与稀土资源开发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2-0082-05
对资源型经济而言，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理论界总存在着一个“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性问题。短期来看，天赋的资源毋庸置疑是资源丰裕地区的“红利”。但就世界范围的资源型经济而言，大量的资源型经济体却先后陷入内外交困的“资源陷阱”，出现类似“荷兰病”的经济现象，即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存在反向关系。在国外“荷兰病”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1993年，奥蒂(Auty)首次使用“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来解释这种现象，从而掀起了资源型经济的研究热潮。
一、资源与经济关系的认识演进
古典经济学产生以来，经济学的最核心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的问题。怎样促进经济增长，什么因素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探究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诸种因素和条件即寻找增长的源泉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们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焦点。而对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最广泛的研究方法是全要素生产率法。那么什么是生产要素？哪些资源能成为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如何形成？生产要素的国别分布差异如何形成？在解释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时，理论的切入点在于通过生产要素概念的衍生和延伸，引入资源。
资源与生产要素两个概念并不能等同。资源在经济学指对人有用或具有直接、间接经济价值的自然存在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价值恰恰是以资源成为生产要素为前提。资源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资源概念包括自然资源或禀赋、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公共秩序与法律乃至信念和价值观。狭义上的资源则指自然资源，尤其是自然界的集中型资源，比如煤矿、金矿、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作为一切生产要素来源和物质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品，是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近现代工业化发展史的轨迹说明，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通常蕴含了更大的发展潜力，现实中也往往更为富足。为此，古典经济学诞生以来传统的理论认识以及工业革命以来的大国发展历程都认可：自然资源对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初始积累具有重要且关键的作用，即经济发展会受益于资源禀赋，这是资源正效应即资源红利的初始表现。
理论界对资源作用的系统认识最早要追溯到威廉·配第、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而在所有自然资源中第一个被给予肯定的自然资源是作为“万物之母”的土地。古典经济学家们在价值分析中，肯定了土地资源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分析了土地资源有限性及拥有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无论是马尔萨斯还是后来的李嘉图在强调土地资源对经济的影响关系时都主要是基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所导致的资源产出递减趋势。边际革命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研究方向，仅仅关注不同用途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而资源在经济中作用的研究，则逐渐淡出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而成为“生产力”研究范畴。与新古典一脉相承的当代主流经济学派则在忽视资源作用的路上渐行渐远。
尽管，资源的作用都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肯定，但自然资源却一直未能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分析。为此，无论是哈罗德—多马模型，还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都仅限于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尽管，现实中资源对一国尤其是工业化起步阶段的经济具有重要影响。但在分析和研究中资源和环境都未能构成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约束条件。资源往往被主流经济学家假设为定值或无约束量，这种研究方法实则是将资源置于经济增长研究以外。从而，类似于古典经济学对自然资源的讨论基本上消失了。
相对而言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则真正走出了“资源即土地”的古典经济研究束缚。纳克斯和罗斯托认为，一切自然资源都存在潜在收益，有与“地租”一样的“经济租”或“资源租金”。租金进一步转化为资本，从而达到支撑经济增长的作用。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则认为，缺乏资本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资源出口、提高资源出口价格获得资源型收益。且资源越是丰腴资源带来的收益就越高。当然，资源的作用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一切经由工业化起步的国家均无不受益于资本积累时期因丰腴而廉价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Wright和Czelusta认为美国工业化和快速崛起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采掘业的作用是分不开的。Dasgupta和Heal等人分析了不可再生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Hartwick提出了著名的Hartwick-rule投资规则，即只要将不可再生资源的Hotelling租金全部用于投资，即生产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就可以保证持续消费的可能。
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第3篇
一、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综述
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代表一国潜在GDP或者国民产出的增加,是一国生产可能性曲线(PPF)的向外推移。库兹涅茨为经济增长做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提高,这个增长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根据这种理解,经济增长不仅仅在于生产能力的增长,更强调在技术改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后者正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反映。马克思在论述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途径时也指出,“生产的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投入资本的逐年增长;第二个是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
虽然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专着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于1977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物质生产资源变化过程的总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通常被称为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并强调“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不仅应该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量的增长,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另一本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着作是由世界银行的托马斯等着的《增长的质量》,他对增长质量的理解是,“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它是指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方面,以王积业、李京文、汪同三、胡少维等学者为代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较有影响。王积业从多恩布什与费希尔对经济增长的理解,即经济增长过程“是生产要素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出发,认为“所谓生产要素积累,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是经济增长实现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所谓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更加有效使用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它们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源泉。决定经济增长的这两组因素既紧密交织,又相互区别,共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在一定时期,由于这两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引致经济增长或者以数量扩张为主,或者以提高质量为主,形成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形态。李京文等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1953~1990年)生产率的变化,并与美国、日本等国的生产率变化进行了对比。汪同三等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提出了“增长成本”的概念,即用一些描述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对GDP增长速度的平均弹性来描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胡少维对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方法进行了综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做了一些评价,并指出贯彻和谐社会理念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其余大部分则集中于操作层面,即集中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算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但是缺乏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问题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钟学义等在《增长方式转变与增长质量提高》一书中把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概括为三个方面: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资本生产率、物耗指标、能耗指标等),反映经济增长是否稳定、健康的指标(经济波动情况、通货膨胀率、就业状况、环境污染指标等),反映经济结构及其变动的指标(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戴武堂认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就业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其他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包括梁亚民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效率、产出结果、增长潜能四个方面设计的由21个评价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李周为、钟文余通过六个反映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指标以及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源泉与机制的一系列指标体系来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李变花认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经济效益、经济结构、科技进步、环境保护、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经济稳定八个方面;单薇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潜力四个方面,确立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的评价理论,对1995~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探讨;赵英才等对197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的结论;而徐辉、杨志辉则用密切值模型对1995~2003年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评价。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前文有关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经济增长质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效益、经济潜力、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效益、环境等诸多品质方面表现出的与经济数量扩张路径的一致性、协调性。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方法选择
1.模型指标变量设定
前文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已经做了大量的定性分析,但如何进行量化评估,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是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理论,运用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在参考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解,本文设定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构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各个指标及含义具体如下:xl——人均GDP指数(1978年价格);x2——财政收入增长指数;x3——全社会劳动生产率(1978年价格);x4——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x5——投资效益系数;x6——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x7——外商投资额占GDP比重;x8——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倒数);
x9——R&D占GDP的比重;
x10——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1——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2——万元产值能耗率(1978年价格,倒数);
x13——经济稳定性系数(取倒数);
x14——城镇化水平;
x15——养老保险覆盖率。
在运用因子分析前,将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各负向指标调整为其倒数形式,使其成为与经济增长质量正相关的指标变量。
2.因子分析方法
在定义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中,需要对反映其客观情况的多个指标进行大量的观察,而在很多情况下,许多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从而有可能用较少能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分析存在于各变量中的各类信息,而各综合指标之间是彼此不相关的,这些代表性的综合指标称为“公共因子”,而因子分析就是用较少的几个因子来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学模型。
在建立因子分析模型时,用尽可能少的不可测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个变量或指标。因子分析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x1、x2…xp。为p个指标,apm。为影响因子载荷,F1、F2…Fm为m个公共因子,m小于p,ε为特殊因子。
因子分析法通过研究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从而将多个指标体系转为少数几个相互独立且包含以上指标大部分信息(80%以上)的综合指标。其优点在于它确定的权数,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有较好的客观性,而且得出的综合指标(公共因子)之间相互独立,减少信息的交叉,这对分析极为有利。
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
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各指标代码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l所示。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应首先检验模型及相关指标的设计是否可以应用因子分析。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是两个测度因子分析模型是否可行有效的
检验方法。
KM0(Kaiser—Meyer—Olkin)测度采样充足度。检验指标变量的偏相关是否足够小。KMO的统计量值一般界于0和1之间,若该统计指标在0.5和1之间则表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若小于0.5则表明因子分析的结果可能难以接受。
根据相关数据,SPSS给出的相关计算结果表明,KMO检验的结果为0.588(大于0.5)。Bartlett检验统计指标检验相关矩阵是不是单位矩阵(原假设为相关矩阵为单位阵)。卡方检验结果表明,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401.362,p值近似为O,拒绝原假设,即相关矩阵不是单位阵。因此。以上两项统计指标的检验表明适合采用因子分析进行研究。
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FDI吸收能力 经济增长 研究综述
一、FDI吸收能力的概念
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试图吸引更多的FDI，从而带来经济的增长。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引进FDI时，东道国更需要具有基本的吸收FDI的能力。
FDI吸收能力概念的界定。Cohen和Levinthal(1990)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他们定义一个企业的“吸收能力”就是企业有基本的能力去认识、学习和利用相关外来技术并实现商业化生产的过程。Dahlman和Nelson(1995)将“吸收能力”定义为“一个国家能够有意义地利用或整合进它的经济中去的FDI最大量”，他已经将这个定义从微观领域(企业)扩展到了国家的宏观领域。Daniel Kirchert(2001)把吸收能力引入到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中，他提出了“地区吸收能力”的概念，认为外来知识和技术(尤其是FDI)的吸收能力在地区经济增长中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不发达地区必须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等的投资，提高自己的吸收能力。
二、FDI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形成机制
1、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正负性是FDI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关系形成机制之一
FDI技术溢出效应是指FDI对东道国相关产业或企业的产品开发技术、生产技术、管理技术、营销技术等方面产生的影响。Marin(2006)等通过对阿根廷工业企业1992-1996年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的技术和资本对东道国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潘文卿(2003)发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工业部门总体上存在正的技术溢出效益。具体来说，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FDI溢出效应为正，西部地区还没有跨过促使外资产生积极效应的发展门槛，不能吸收FDI带来的先进技术。Tian(2007)对中国1996-1999年间11324家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得出了行业内技术技术溢出为负的实证结果。
研究表明，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对东道国存在正的溢出，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对东道国的溢出效益研究却得不出相同的结论。于是，学者们开始从东道国自身对FDI利益的吸收能力来解释技术溢出效应。
2、内生增长理论是FDI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关系形成机制之一
内生增长理论是把FDI利益转化为自身利益的理论依据，是FDI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形成机制之一。以Romer、Lucas(1989)等人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强调了革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Borensztein和Lee(1998)在内生理论的基础上，对69个发展中国家吸收发达国家FDI的情况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在东道国有足够的吸收先进技术的基础上，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东道国内部投资。叶莉、郭继鸣(2004)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从内生技术层面来探讨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FDI带来的技术性后发利益的获取是驱使后发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FDI吸收能力是内生于经济发展的。如何加强FDI吸收能力，把FDI带来的技术、人力资本等吸收并转化为东道国自身的技术和人力资本并加以创新，已经是众多学者积极研究的方向。
三、FDI吸收能力决定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概况
1、社会资源因素
社会资源因素包括对外开放、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体制。社会资源因素决定的FDI吸收能力是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重要因素。
基于对外开放的FDI吸收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Helhwell(1992)指出，对外开放使东道国拥有更多的外界技术学习机会与吸收能力，同时，东道国企业投入更多的研发力量，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即对外开放规模与FDI溢出效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Olfsdotter(1998)的回归结果发现FDI与人力资源、对外开放度的交叉相乘项的回归系数为负，即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起到副作用。黄静(2006)从吸收能力角度人手，全面考虑微观、中观、宏观层面因素，系统地分析了对外开放度对FDI技术溢出效果的影响，得出对外开放度对FDI技术外溢有正面影响的结论。
基于人力资本的FDI吸收能力会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Borensztein(1998)首次对人力资本和FDI吸收能力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他提出只有当人力资本越过最低的门槛来吸收FDI所带来的利益时，FDI才能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BinXu(2000)通过对20个发达国家和20个不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FDI吸收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明显，而不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去吸收FDI技术溢出，技术转移效果不明显。刘厚正、刘正良(2006)通过实证发现，高层次人才资源是中国经济吸收FDI利益的主要因素，中国存在吸收FDI利益的最低人力资本门槛，只有跨越这个门槛的地区才有吸收FDI的能力。
基于基础设施的FDI吸收能力会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Abramowtz(1986)在分析国际间生产率水平时指出，一个国家要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水平等基本条件。穆建军(2007)认为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水电能源供给不足，自然条件恶劣，导致西部利用外资规模小、层次低、效益差，影响了其FDI吸收能力。徐全勇(2007)利用邮电业务量为基础设施的指标进行实证，发现FDI选择长三角地区进行投资，与它在全球分工中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密切相关，并以此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
基于体制的FDI吸收能力会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Matar(2005)应用了体制的指标分析了阿拉伯世界的FDI吸收能力，阿拉伯国家从FDI中获得了高水平的监管质量。Ozawa(1992)认为如果东道国市场体制不完善，行业存在较为严重的垄断现象，则外资企业进入这些行业将加剧垄断，不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孙俊(2002)发现，地区政策对外商鼓励还是限制，政策优惠的程度如何是决定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给予外商相对多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国资本。
人们对东道国FDI吸收能力的初探就是从人力资本开始的。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有助于吸引FDI的流入，会增强示范一模仿效应，影响FDI吸收能力。此外，一个国家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交通便利，信息通畅，并拥有完善的体制，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制度，才能够吸引外资，并通过竞争效应促使
本国企业提高竞争力。
2、经济资源因素
经济资源因素包括企业、金融市场、技术和R＆D和集聚能力。经济资源因素决定的FDI吸收能力是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重要因素。
基于企业的FDI吸收能力会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有的学者在研究FDI溢出时，发现无技术转移，例如Blomstrom和Sjoholm研究印尼的制造业技术。也有的学者，例如Aitken和Harrison关于委内瑞拉的研究得出确实产生了溢出效应。对于学者们截然不同的结论，Kokko(1994)通过对墨西哥制造业的研究发现这种情况和当地企业的学习能力有关，跨国公司的竞争和压力使得国内企业不得不提高生产质量，同时又由于先进人才和科技的引进，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杜兰英和周静(200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跨国公司通过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对东道国企业产生影响，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是制约FDI技术溢出的因素之一。
基于金融市场的I=DI吸收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Matar(2005)在阿拉伯国家的研究表明，不健全的金融体系没有FDI吸收能力，从而不能从外国直接投资中获益。赵燕(2004)定性地研究了发展金融市场与FDI吸收能力的关系，认为金融市场是成就大型并购不可缺少的前提。胡立法(2005)运用协整分析法分析了国内金融市场与FDI相互作用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影响，得出结论，国内金融市场在FDI和中国经济增长中没有起到积极作用。
基于R&D的FDI吸收能力会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Ki-noshita(2000)对捷克制造业的研究发现东道国研发能力的增加将提高国内企业对FDI技术的吸收效果，而且这个效果远远大于其不利用任何FDI技术的自我创新能力所带来的益处。吴晓波等(2005)通过研发投入来分析江、浙、沪三地企业的技术差距和吸收能力，得出吸收能力越强，则技术追赶越快的结论。黄凌云等(2007)采用1970-2003年22个不同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得出，东道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对FDI技术溢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当其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FDI的溢出效应则开始减弱，即吸收能力与溢出效应间存在倒“U”型关系。
基于产业集聚的IFDI吸收能力会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Barrel&Pain(1999)认为FDI产业集聚意味着可以共享企业重要资源，节省信息搜寻成本，分摊外部成本，减少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集聚效应的存在与大小，构成了影响地区FDI吸收能力的重要因素。丛丽(2008)认为产业集聚程度与FDI技术溢出效率正相关，也将对吸收能力产生正向影响，集聚效应吸收能力对FDI技术外溢向自主创新转变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范剑勇(2004)从产业集聚的角度分析我国东西部差距时，认为中国现阶段仍处于“产业高集聚、地区低专业化”的状况使得外资会选择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它们投资的首选，而很少选择西部地区城市，进而推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
国内企业是FDI利益转移的主要渠道。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完善使得投资资本支出、从海外汇款到接收国等更加方便快捷。R&D吸收能力带来了新的技术成果，还加强了国内对FDI的学习和吸收能力。产业集聚能抵消要素成本上升或资本、技术等配套能力的不足，使得FDI的示范作用、辐射带动作用对地区FDI吸收能力产生重要影响，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第5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平均每十年翻一番,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但是辉煌的经济奇迹背后却是能源的大量消耗,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单位GDP能耗(吨标准煤/万元)高于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成为目前世界第二大CO2排放国,中国主要以能源拉动的经济增长呈现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等特征[1]。当前中国提倡科学发展观是被实践证明的确实可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纵观当今时代经济增长的主题是提倡生态经济,生态经济从某种意义上等同于低碳经济,是基于一国或地区的技术创新达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而优化能源利用的结构,最终达到减少温室气体(CO2等)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生态经济(低碳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这是科学的经济增长观,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目前人类生存的空间状态主要表现之一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这种变暖趋势的危害后果相当严重,直接关系到人类未来生存的环境空间,这在相当多的经济实验和经验研究中已经得到检验。经济哲学强调逻辑的一致性与理论应用的合理性,科学发展观实质就是这样一种科学的经济增长哲学,表明生态经济符合人类生态系统循环规律。科学发展观是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要求,也是生态哲学方法论在实践中的应用[2]。经济研究和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实质是经济长期的稳定和理性的增长,这种理性通过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增长得到体现。
从经济增长的未来道路来说必然要从以人类自我欲望为中心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以整体生态系统为中心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转变。只有这样的增长才是科学的增长理念,因为科学的增长从经济哲学意义上说也是建立在生态科学技术创新、生态伦理学进步与经济低碳增长模式的和谐与统一之上。
2能源利用循环系统与经济可持续增长战略能源作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被喻为经济增长的“血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人类目前利用的能源分类来看,当前世界对能源的依赖主要还是石油和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如果没有新技术开发新能源和提高能源的利用技术,那么这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将是极大的挑战。目前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与经济增长快速所表现的矛盾已经相当严峻。结构问题,还是结构所造成的后果更重要?为了分析这种后果,有学者以罗默的“增长阻力”作为分析框架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分析能源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阻力效应,结果发现能源禀赋对三个不同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阻力各不相同[4],这种不同造成的后果主要有两个:一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而且这种差距将越来越大;二是由于这种阻力的存在影响能源的利用效率,不利于能源技术的创新与扩散,造成的后果将是能源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资源禀赋不同必然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种非行为性阻力,在考虑生态平衡与供需平衡的问题,从战略的高度引导能源技术创新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协同机制相当重要,这种协同机制可用相关的变量来衡量并得出相应的协同系数,作为能源战略实施的绩效评价,具体原理可参考图1的区域能源战略的协同机制作用路径[5]。3能源技术创新与经济理性增长的框架变量理论和实证的研究都是为了更好地应用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本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性增长视角提出能源消费、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系统框架,创新能源经济增长的理念。构建的研究框架就是可持续发展概念模型,应用到能源技术创新中去就是能源经济理性增长的方向。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理清能源经济增长系统框架内核心变量的作用机理,从而找寻相对应的制度设计与治理措施以利于能源经济增长的理性化。所以说构建的框架对促进能源产业的更好升级、能源技术的创新、实现能源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推动中国能源产业升级以至宏观经济的理性运行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84研究表明当前中国能源结构矛盾根本在于资源禀赋、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在资源禀赋约束下能耗在能源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和经济增长对油、气的需求不断上升。这种矛盾所造成的结果已在近年来煤炭过剩开采所激化安全事故、油价的不断上升和全球气候加剧变暖的趋势中得到显示。尽管这种趋势造成的结果有待进一步的深化检验,但是科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增长方式。中国能源发展战略唯一出路是调整供给结构,通过减小煤炭比重,加大油、气比重,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资源以达到实现能源供求平衡、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比较利益、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但是能源替代效应实质并没有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还可能造成更大的生态系统破坏,因此这种能源的替代所形成的能源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可能是有利的,但并不符合科学的经济增长理念。这是否是最优的实现的经济增长路径也值得讨论。
中国能源生产利用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能源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指向受政府调控明显,煤炭产业为主的生产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3],如果能源结构得不到根本改变,那么路径依赖一旦锁定,产生的马太效应将是加倍的后果。于是,我们要问,能源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是否仅仅是能源产业能源经济增长的理性化。所以说构建的框架对促进能源产业的更好升级、能源技术的创新、实现能源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推动中国能源产业升级以至宏观经济的理性运行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图2研究框架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机理具体的概念框架与变量如图2所示,框架内的核心变量地区生产总值、单位GDP能耗和单位GDP电耗构成一个循环的系统,电力消费量作为基础变量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和单位GDP电耗。为了使能源可持续增长系统能够良好运行,这些核心的内生变量必须存在协整的关系,如果这个循环的系统之间重要变量偏离了协整,必须加以修正,使之良好运行。同时,也要研究变量间的具体机制,找到它们之间的微观作用机理以利于系统的优化。84研究表明当前中国能源结构矛盾根本在于资源禀赋、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在资源禀赋约束下能耗在能源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和经济增长对油、气的需求不断上升。这种矛盾所造成的结果已在近年来煤炭过剩开采所激化安全事故、油价的不断上升和全球气候加剧变暖的趋势中得到显示。尽管这种趋势造成的结果有待进一步的深化检验,但是科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增长方式。中国能源发展战略唯一出路是调整供给结构,通过减小煤炭比重,加大油、气比重,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资源以达到实现能源供求平衡、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比较利益、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但是能源替代效应实质并没有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还可能造成更大的生态系统破坏,因此这种能源的替代所形成的能源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可能是有利的,但并不符合科学的经济增长理念。
这是否是最优的实现的经济增长路径也值得讨论。中国能源生产利用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能源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指向受政府调控明显,煤炭产业为主的生产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3],如果能源结构得不到根本改变,那么路径依赖一旦锁定,产生的马太效应将是加倍的后果。于是,我们要问,能源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是否仅仅是能源产业能源经济增长的理性化。所以说构建的框架对促进能源产业的更好升级、能源技术的创新、实现能源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推动中国能源产业升级以至宏观经济的理性运行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图2研究框架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机理具体的概念框架与变量如图2所示,框架内的核心变量地区生产总值、单位GDP能耗和单位GDP电耗构成一个循环的系统,电力消费量作为基础变量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和单位GDP电耗。为了使能源可持续增长系统能够良好运行,这些核心的内生变量必须存在协整的关系,如果这个循环的系统之间重要变量偏离了协整,必须加以修正,使之良好运行。同时,也要研究变量间的具体机制,找到它们之间的微观作用机理以利于系统的优化。研究框架的主要目的有以下方面:一是找到能源消费、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二是检验它们在一定时期内相互之间是否存稳定的均衡或协整关系;三是能源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不是符合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般规律,变量之间是否形成优化的能源经济系统;四是通过理清这些变量之间的作用机理,从而实施符合能源产业可持续增长的制度设计与治理政策。
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第6篇
摘 要 经济学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现有研究忽视了对社会资本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兴起背景的考察，缺乏对相关文献系统和深入的梳理。
关键词 社会资本 经济发展 经济学
虽然理论界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类型尚未形成共识，但是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了理论界的认可：在宏观层面，较高的社会资本存量对促进宏观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并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和提高贫困地区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在微观层面，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收益存在相关联系，此外可以通过降低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金融的发展。同时，社会资本也存在定义模糊和难以测度的理论困境，其非均衡分布还可能造成资源垄断和市场分割，而缺乏普遍性的信任还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一、对经济增长解释的完善
经济学对于“资本”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同样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古典经济学将有形的物质资本当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强调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使得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完善。人们开始认识到，以教育、培训、健康、迁徙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束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上，即为什么不同国家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速度不同。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的巨大进步还需要依赖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交易的制度。
二、社会资本与贫困问题
除了关注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多学者还将研究焦点集中到贫困问题上。现有文献关于社会资本在解决贫困问题中作用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组织）层面。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家庭的社会网络，家庭通过它拥有的社会网络来获取资源，从而影响就业、家庭福利和贫困的改善。
社会资本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作用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构建贫困者的社会资本网络、增加贫困者的社会资本存量已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反贫困治理的目标。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提供了一种组织信息共享、合作以及集体决策的非正式制度框架，对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缓解贫困起着明显的作用。
三、社会资本的理论困境和非均衡分布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和理论模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兴趣，而且在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发展的困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Arrow 就建议放弃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个重要概念：信任、规则和网络都不是新东西，博弈论中的“声誉理论”早已涉及，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概念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测度性和定义的模糊性。此外，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Solow 也认为，讨论社会资本与经济运作的关系是难解、复杂的，“社会资本”概念完全可以代之以“行为模式”一词。在肯定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社会资本的非均衡分布问题。国外学者首次提出了“消极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将社会资本的消极因素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圈内信任导致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第二是对团体内个人成员形成限制；第三就是社会资本具有负外部性，黑手党家族、集团和青少年犯罪集团就是例证。正因为社会资本的非均衡分布，很多学者认为它可能为腐败、裙带关系和寻租行为提供基础，而在经济领域还可能造成资源的垄断和市场的分割。
四、结语
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网络、共同规范和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为解释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经济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很多研究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意义。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社会资本理论的学术价值正日益凸显，然而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中，相关基本理论问题值得加以关注。
首先，要明确社会资本的不同表现层次。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存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微观层面主要指个体通过社会网络所调动的资源，中观层面主要指社会资本特定网络和组织的结构及其特征，宏观层面则涉及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等的影响。现有研究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存在争议，很大程度是因为忽视了社会资本的这种多层次性特征。
其次，在同一分析层面上，要深化对社会资本测度的研究。虽然社会资本被确信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理论的说服力有待实证研究的支持。社会资本的测度问题一直是研究中的难点，这需要进一步提炼整合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并建立相关指标体系，通过实证研究揭示社会资本影响经济政治发展的内在机制。
从研究的现实立足点看，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富有价值。中国传统社会向来强调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强大的家族制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正是构成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的要素之一。这种微观和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团体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在短期内降低了市场交易的成本；然而从长远看，它强化了团体的排他性，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消极作用。
因此，中国社会当前亟需构建的是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如社会信用体系的保障、公民参与网络的建立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等。在社会资本的培育中，既要立足基于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同时还必须高度重视法律、正式规则和组织结构的制度功效，政府在社会资本的投资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第7篇
关键词：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贫困陷阱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是不可或缺的两大组成部分，其中人力资本作为重要资本，严重影响着经济增长。而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往往陷入“贫困陷阱”，归根结底，人力资本健康与否，都关系着经济增长的快慢，带来了贫困陷阱。
一、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贫困陷阱三者关系分析
1.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健康人力资本是近年来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重要概念，它能够有效的体现出个体能力，具体表现在西方等发达的欧美国家，其经济消费和医疗卫生指出所占比重远远高于相对贫困的其他国家，是典型的健康水平体现。当然，健康的人力资本反过来又会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呈现出“高健康、高消费、高收入”的特点。由此可见，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
一般说来，健康投入越多，其产生的结果也就越好，个体收入也会显著提高。Weil在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将健康因素计入总量生产函数中，模拟出健康水平对人力资本和总产的影响，结果表明：健康状态良好的工人生产率比健康不佳的工人高70%，而不同国家健康状态造成的生产差异高达17%[2]。为了进一步探究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做了以下的假设以及理论模型。
假设经济中存在无限生命的个人，瞬时效用为u（.），主观的贴现率是 ，他的效用水平就将是：
（1）
在上述公式中，假设u，（・）>0，u，，（・）<0。同时由于健康人力资本会影响经济增长，故作为生产函数存在，体现为：
（2）
在该式中，y是个人产出水平，k为个人物资资本的存量，h则为个人的健康人力资本水平，l是个人的劳动量。由此可见，健康人力资本对劳动投入量具有一定的影响，即健康水平越高，投入工作量的时间越长，能承受的工作强度越大，产出水平也就越高[3];反之，产出水平越低。根据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健康人力资本以上述（2）公式带入生产函数是合理的，具有一般性，可继续假设生产函数：
fh>0，fk>0，fhh< 0，fkk< 0，fkk fhh> fhk2
从该式中可以明显看出，物质资本、健康人力资本都具有递减的正的边际生产力，都是关于h、k的凸函数。而代表健康人力资本的h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下图1所示：
图1 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模型
2.健康人力资本与贫困陷阱的关系
根据目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可知，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与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差距性。而对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更多的专家认为是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且不具提升趋势，陷入人力资本贫乏引起的经济增长贫困陷阱。所谓的贫困陷阱是样子红人力资本、人均产生相对较低的稳定状态体现，它的陷阱重点表现为人们试图打破这一局面的话，很可能造成经济跌进低水平的趋向，因此，成为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大难题。
用模型来说的话，出现贫困陷阱主要是由于f（h）不是单一的函数。在真正的实际中，人力资本报酬递减不是一定的，相反人力资本专业化也可能带来报酬的递增[4]。假设生产函数h在很低时为递减报酬，中间区域的h为递增，而在h很高时，表现出的报酬则为不变或是递减，它们呈现出的曲线sf（h）/h，如下图2所示：
图2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贫困陷阱的关系
根据上图所示，如果贫困陷阱模型与实际情况相符，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这一局面，提升经济增长水平，必须让物质资本对应的人力资本超过不稳定的临界点hM.。具体可采用引进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提升人力资本健康水平、降低物质资本积累等途径，来提升人力资本的综合水平，以摆脱经济增长贫困陷阱。
二、我国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积累的人力资本多，在经济增长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如：在1980年到2004年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占各大要素的8.2%，人力基本存量也由1996年的5.2%上升为2004年的6.4%。可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积累人力资本存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5]。当然，我国经济增长依然出现贫困陷阱，不仅不具有引进人力资本的优势，还有大量本国人力资本的流失。根据相关数据调查分析，我国的留学生，毕业后回国比例为7.6%，大部分学生都选择留在国外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问题。
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劳动者的专业知识、技能，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其中知识技能可以通过不断的教育培训来提升，而健康状况则是隐形的关键因素。它关系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健康人力资本工作效率更高，为了改善人力资本的健康状况就必须解决营养和就医问题。而血站作为医疗机构用血的采集、供应中心，对于人力资本的健康具有重大影响，为了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的健康水平，就必须不断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加快血站的发展，提升采血供血队伍的整体素质，实行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便于提升我国的经济增长，尽快摆脱贫困陷阱。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构建，引入“贫困陷阱”这一概念，说明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它推动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通过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的投入来积累健康人力资本，增加我国健康人力资本的数量，也能够有效的让我国摆脱贫困陷阱，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可见，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贫困陷阱三者相互关系，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1]钱信.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均衡分析[J].中铜陵学院学报，2014（5）：26-30.
[2]黄小平，颜丽芳，刘珊.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J].卫生经济研究，2013（2）：22-27.
[3]王弟海.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贫困陷阱[J].经济研究，2012（6）：143-155.
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第8篇
关键词:奢侈品消费需求经济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表明,世界经济减速将成为事实。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3.7%,比2007年放慢1.2个百分点。其中美国经济增长0.5%,放慢1.7个百分点;欧元区增长1.4%,放慢1.2个百分点;日本增长1.4%,放慢0.7个百分点。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美元持续贬值,汇市、股市、债市、期市及商品现货市场都受到冲击,对各国的经济稳定和发展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以上因素决定了我国出口形势比较严峻,出口增速减缓和贸易顺差的缩减将不可避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正在减弱,我国的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于消费和投资的拉动。在这一形势下,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由于奢侈品的需求潜力很大,因而,正确规范和引导奢侈品的消费,对于扩大内需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关于奢侈品的内涵
沃尔冈•拉茨勒在畅销书《奢侈带来富足》中这样定义奢侈:“奢侈是一种整体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会认为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大多由产品或服务决定”。现在,奢侈品在国际上的概念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人们消费奢侈品看中的往往是它的炫耀,觉得奢侈品是过度消费消耗的东西,以至于挥霍等。
例如,“捷达”和“奔驰”轿车都是代步工具,在代步方面没有价格所显示的那样大的差异,差别在于他们代表的意义不同。“奔驰”的符号价值在于成功、财富和身价。在西方经济学中根据需求收入弹性将消费品分成了必需品与奢侈品两大类,把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即需求的增长率高于收入的增长率)的消费品称为奢侈品,另一类则称为必需品。在我国的传统概念里,奢侈品消费几乎等同于贪欲、挥霍、浪费。
其实,从经济意义上来看,奢侈品消费实质上是一种高档消费行为,本身并无褒贬之分;从社会意义上来看,奢侈品消费是一种个人品位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奢侈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内涵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是不断变化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理念的演变,许多昨天的奢侈品已经变成今天的必需品,而今天的许多奢侈品也会变成明天的必需品。例如,在13、14世纪,糖和香料是奢侈品,但在当今社会它们却成为普通的生活必需品。奢侈品内涵的变化反映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当前更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奢侈品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
奢侈品的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奢侈品更新周期短且对市场的刺激效果显著
作为奢侈品的商品,除了具有商品本身固有的功能以外,还具有一种炫耀,即显示消费者身份和地位的功能,所以,奢侈品应当是引领时尚的前卫商品。这一特点决定了奢侈品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从而具有较短的更新周期。
以服装为例,随着社会的发展,服装的功能角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的都市人追求时尚,展现自我,服装的发展渐渐淡化了它最基本和最原始的功能,其装饰和炫耀功能似乎已成为服装的灵魂。例如高档的时装,面料考究,做工精细,价格昂贵。作为普通服装的基本功能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失去,但作为高档时装的炫耀不久就会减弱,奢侈品的消费者更看重其装饰和炫耀功能,因而会随着流行趋势的变化而及时更新。在消费理念不断更新的今天,很难想像一成不变的款式和风格能立足于激烈竞争的服装市场上。有市场眼光的厂家总是紧追流行趋势,不断推出个性化的款式,开发风格迥异的服装,满足消费者求新、求异、求个性的需求。一面是厂家层出不穷的新款推出,一面是消费者为追求时尚而不断膨胀的时装需求,这造就了服装市场供销两旺的局面,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市场销售额。
2008年,尽管雪灾、地震、股市泡沫破裂、经济衰退预期不断打击着消费者的信心,但纺织服装国内零售2008年1-9月却持续维持25%以上的高增长,屡超市场预期,直到2008年10月行业零售增速才出现放缓,显示了服装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问题是需求仍然不足,2008年1-9月,行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增速维持小步上升态势,纺织品与服装的库存金额却分别同比大幅上升了33.10%和25.09%,显示行业产需矛盾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刺激需求。
除时装外,其他奢侈品消费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对市场有显著的刺激效果。据报道,上海顶级私人物品展集中展示了顶级名车、游艇、私人飞机、珠宝名表、名酒以及各类豪宅别墅、高尔夫俱乐部、私人会所等。据统计,顶级私人物品展3天一共接待了超过7000位富豪,成交量达2亿元人民币。
(二)奢侈品需求潜力大且能充分吸纳购买力
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这就是说,随着收入的增长,需求的增长就会更快。奢侈品不像需求收入弹性比较小的必需品那样,受所谓消费饱和的约束,即使收入水平提高,人们也不可能较大地增加消费。例如,对于食盐这种商品,即使人们收入提高了,人们也不会因此而增加消费。奢侈品消费就不同了,以旅游为例,当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还不敢奢望旅游,一旦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就会增加这种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可以从普通旅游变为豪华旅游,从国内旅游转向国外旅游,国外甚至已经开发了太空旅游项目,所消费的资金可想而知。可见,奢侈品消费的需求潜力是很大的。能够充分吸纳新增的购买力。
目前,由于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结构不尽合理,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07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我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达到0.458,已进合国规定的收入差距过大的范围,为数不多的高收入者拥有大部分的居民储蓄。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越高其边际消费倾向越小,因此,高收入者的收入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消费,大部分收入沉淀下来,这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开发质量好、价值高、品牌响、炫耀功能强的奢侈品,以刺激高收入者的消费欲望,吸纳他们充裕的购买力。将沉淀的资金通过消费引入市场,转化为生产资金。
汽车领域的世界十大奢侈品牌:法拉利、福特、大众、宝马、莲花、宾利、凯迪拉克、菲亚特、奥迪、劳斯莱斯,大部分已进入我国的高端汽车市场,正在充分吸纳富豪们的购买力。我国每年的奢侈品销售额超过20亿美元,并以年20%的速度增长。正在成为继日本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世界顶级生活体验中国峰会”,“上海国际品味生活展”纷纷亮相中国,世界顶级品牌纷纷在中国选址开店。美国高盛公司关于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研究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9%。法国精品企业联盟“科尔贝委员会”预言,中国将在2011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在这种形势下,应当致力于打造本土的奢侈品品牌,比如被国内外同行誉为“中国第一裁缝”的永正裁缝、高档的红木家具、在中国历史上与皇家相关的贡品如南京云锦等,都蕴藏着丰富的奢侈品品牌的生长基因,很有可能成为我国未来奢侈品品牌的符号,使我国的奢侈品市场被本土奢侈品占有,提高奢侈品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三)奢侈品消费能够催生新的服务项目并引发新的经济增长点
奢侈品消费首先催生的是商业广告。在许多情况下,奢侈品消费具有炫耀性动机,是一种“显眼的消费”、“装门面的消费”、“摆阔气的消费”,显富、炫富比使用商品更重要,因而要求商品或服务除了具有较高的质量以外,还必须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要广为人知,甚至人所共知。这就要借助商业广告的力量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通过在重要媒体的黄金时段反复地广告宣传,将“某商品是名贵商品”的概念植入消费者的意识中,使社会公众形成共识,公认某商品是名牌商品,从而使该种商品具有了显富、炫富功能。这种运作模式便催生并极大地刺激了商业广告的发展,为广告商提供了大量的业务,也使自己的产品具有了更高的附加值,同时也为有此需求的消费者造就了可据以显示身份和地位的名牌商品,从刺激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不失为一种积极有作为的措施。许多名酒、名车、名牌服装等名牌产品都离不开商业广告的宣传。如果没有奢侈品消费对名牌效应的追求,也就失去了催生商业广告的土壤。据有关资料显示,2007年我国电视行业广告总额是450亿,央视广告收入为110亿。足见打造奢侈品品牌对商业广告的贡献。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种需要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正是如何使稀缺的资源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需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这种需要最初总是表现为对奢侈品的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奢侈品变成了必需品,又会产生新的奢侈品需要,再度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和社会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进步的。由于人的需要层次不断地提高,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消费需求热点,休闲娱乐便是其中之一。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们开始转向文化精神的消费与追求,更多的时间和钱财用于休闲和娱乐,文化娱乐业被公认为是21世纪最具前途的朝阳产业之一。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时,文化娱乐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将会明显地提高,我国已进入文化娱乐消费的快速增长期。人均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消费就会出现“脱物化”的倾向,人们开始出现普遍的文化娱乐和旅游动机,费用的投向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休闲娱乐方式需要的不断创新,使得许多高新技术,甚至当代科技的前沿都被广泛应用于娱乐项目和游乐园的设计当中,这势必会进一步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又例如体育健身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满足人们身体和心理健康的体育健身业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也将成为今后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的朝阳产业。此外,奢侈品消费还极大地带动了服装、住房、汽车、家装、保健、旅游、信息等行业的发展,引发了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此外,过度和畸形的奢侈品消费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助长人们的炫富攀比心理,误导社会价值取向;资源配置可能偏离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大量的奢侈品被富人无节制的挥霍,扶贫工程所需资源却得不到满足;纯粹“装门面”、“摆阔气”的奢侈品消费还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应当正确规范和引导奢侈品消费,使之真正成为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