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法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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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法律思想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古代中国；以刑为主；古希腊；古罗马；私法
一、中国、古希腊、罗马法律起源
（一）中国法律起源
根据古文献记载，关于中国法律起源有很多种观点。笔者认为，最具说服力的为“刑起于兵”、“兵刑合一”说。
“刑起于兵”，即法律起源与古代的氏族战争。“兵刑合一”是说，战争和刑法、刑罚是一回事，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一观点能在很多古代文献找到依据。如，《国语・晋语六》记范文子语曰：“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后振武于外，是以内和而外威。……夫战，刑之过也。……细无怨而大不过，而后可以武刑之不服者。”又《国语・鲁语上》记臧文仲之言曰：“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隐也。” 这就是中国古代“刑”的起源，也是法的起源。先民最初的法观念亦是如此。法即刑法，这种法是早期氏族间征诛、杀戮的产物，并且自始至终保持着暴力的特征。
（二）古希腊法律起源
古希腊是由许多城邦国家组成的，如雅典、斯巴达等，每个城邦各自制定和施行自己的法律，因而古希腊法并不是统一的法律体系。其中以雅典最为典型，所以我们以雅典为例，看看古希腊法律的起源。
古希腊的雅典是氏族部落社会，由四个氏族部落构成。公元前8世纪，提修斯进行了改革。设立了以雅典为中心的管理机关，并将雅典的自由民划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此后，经过德拉古、梭伦克里斯提尼和伯里克利四次立法改革，雅典民主法制的发展沿着不断削弱、剥夺氏族贵族的权力，不断提高、强化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的地位与作用的途径进行，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民主法治发展到了顶峰。从这可以看出，古希腊并没有像中国一样如此之多的氏族间的战争，而只是通过不断的立法改革，调整氏族间的利益分配。
（三）古罗马法律起源
“王政时代”调整人们行为规则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大家共同遵守的习惯。之后，在罗马居民中出现了“平民”这个特殊阶层，其是由拉丁姆境内的被征服者和因工商业发展而迁移来的居民组成。他们没有同罗马人一样的权利，这使得平民与贵族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直至公元前6世纪，终迫使贵族让步，从而出现了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改革，罗马法也随之产生。但平民的权利仍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经过又一系列的斗争，出现了《十二铜表法》。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之间，由于罗马对外征服和掠夺以及经济的发展，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转变为奴隶和奴隶主、被征服地区人民与罗马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外事裁判官依据“公平”、“正义”原则，创造了万民法。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古罗马法也不同于中国“刑起于兵”的特点。它是在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及政治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注重私法规定和私法学说。
二、中国、古希腊、罗马法律起源不同的原因
（一）地理环境的不同
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以黄河的各条支流而发展。唐、虞文化产生于黄河大曲的东岸及北岸、汾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地带；夏文化发生于黄河大曲的南岸、伊水洛水两岸；周文化发生于黄河大曲的两岸、渭水两岸。使得中国农业有赖以发展的条件。另外，中国东临太平洋，西有帕米尔高原，南有喜马拉雅山，北有大漠，使得中国形成了一个独立封闭的系统，也使得中国文化发展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干扰，但也是此原因，部落之间只有在封闭的地方争取资源，故而不断发生为了利益而发生的兼并战争。这种战争促使国家和法律有了“刑起于兵”的特点。
而古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南部，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屿、爱奥尼亚群岛以及小亚细亚西部沿岸的广大地区。希腊文明最早发祥于爱琴海区域的克里特岛。之后，文化中心移向南希腊，古希腊进入“迈锡尼文明”时期。古希腊城邦国境内有平原区宜于农业，有山区宜于畜牧，有海滨区宜于农业、渔业及小规模工商业。所以，古希腊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其是工商业文明。加之其可与外界进行贸易，所以不会因资源的不足而导致氏族战争。
古罗马位于地中海西部的意大利半岛上，北临阿尔卑斯山，东、西、南三面临海。那里气候适宜，无酷暑与严寒、平原地带适于农业，山坡山谷间富有草原和树木，宜于畜牧，而且古罗马航海技术发达，这使得其能对外进行贸易，形成多元的经济，而不必为稀缺的资源进行氏族间的战争。
（二）思想观念的不同
在中国古代，法、刑、律同义。法在夏、商、周三代被称作“刑”；在春秋战国时期，李悝著《法经》，以“法”取代了“刑”，后商鞅变法，改“法”为“律”。但不论名字如何改变，它的职能都是对外诛伐，对内镇压。在古代老百姓的眼里，法就是刑，是镇压的手段，是暴力的工具。所以，中国人提及法律则色变，它们根本不觉得法律是用来保护他们权利的，反而是来禁止他们为一定行为的禁条。
古希腊法律思想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古希腊 人才 启示
古代希腊并不只是今天希腊半岛这块地方，它包括了希腊半岛本土和希腊人在它的东方和西方建立的希腊殖民城邦。从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希腊许多城邦人才辈出，学派蜂起，进而推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古希腊人中出现的一大批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是以后许多学科的鼻祖。如最早期的哲学家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芝诺、阿那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普罗泰哥拉、苏哥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天文学家默冬、欧多克斯、阿克斯塔克、希帕克斯、托勒密，数学家欧几里德、阿波罗尼、希罗，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盖伦，地理学家希西塔斯、埃拉托色尼、生物学家特奥佛拉斯特。在文学、历史和艺术方面，希腊人同样毫不逊色，诗人荷马、预言家伊索、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等等。
在古代世界所有民族中，少有像希腊人那样对近代世界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评述的：“这个小小的希腊民族在哲学方面正如在许多其他方面的多方面的才能和活动，保证了它在人类历史上的卓越地位。”[1]
当我们看到古希腊群星荟萃，人才辈出，不禁会产生疑问古希腊何以出现这么多天才人物？我们在古希腊人的书中来找一下答案。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开篇就讲到，哲学和科学的诞生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惊异”，第二个条件是“闲暇”，第三个条件是“自由”。 [2]“惊异”，就是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惊奇，也就是一种好奇心和求知欲。“闲暇”，也就是有时间，知识阶层不用为了生活而忙碌奔波。“自由”，就是说知识是一门自由的学问，它要求自由地思考、自由的发表意见，不受他种目的和利益的支配。亚里士多德指出了哲学和科学诞生的条件，也揭示了古希腊何以成为科学和哲学的发源地及古希腊人才辈出的道理。古希腊人正是具有这三个方面的条件，所以才能够在各个方面人才辈出。
古希腊人对智慧无比地崇尚，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记述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个自然哲学家泰勒斯的一段故事：泰勒斯夜里专注于观察天空，不小心掉进了井里，这场景被一位女奴看见了，她笑泰勒斯光热衷于天上发生的事，却连脚底下的事情都没有看见。从这个故事可见泰勒斯观察天空时的专注。有关数学家欧几里德的一个小故事说明欧几里德很强调学习研究的非功利性。有一个青年向欧几里德学习几何学，刚学了一个命题，就问欧几里德学了几何学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德很不满地对仆人说：“给这个学生三个钱币，让他走。他居然想从几何学中捞到实利。”[3]
古希腊民主制的城邦为希腊人提供了自由。在古希腊大大小小的城邦数百个。各邦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外邦人可以自由出入各邦。其中雅典是民主制城邦的代表。在城邦内部，公民是能够真正享受到充分民主的。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能参与政事，发表政见或直接担当起国家重任。这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尽管其中带有相当程度的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成份并且排斥奴隶阶级的参与，但它毕竟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尝试行使民利的第一次伟大的实践。民主制的城邦无疑更有利于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以雅典在文化领域取得的成就也最为突出。古希腊最为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哲学家、科学家、戏剧家都是雅典人。
古希腊奴隶制为希腊人提供了闲暇。大量的奴隶从事体力劳动使得自由民从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这一方面保证了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们有大量的时间来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奴隶从事体力劳动使古希腊人轻视体力劳动。这也就造成古希腊人发达的思维技巧，但是在实验科学方面严重不足。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各方面的人才，怎样创造人才辈出的条件和环境，古希腊人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第一，从长期来看，要力争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长期稳定。据研究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科学技术大发展大繁荣的先兆期，但随后都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而趋于消亡和失败。因此，必须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要大力发展经济，筑牢滋养人才辈出的物质基础。
第二，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管理层面，要鼓励和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思想的解放，是历史前进的先导。周秦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最繁荣的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碰撞，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期。而在汉帝国的鼎盛时期，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对后世汉民族思想的禁锢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前，在中国学术界，要防止学术的官僚化，在法律的框架内，欢迎各种不同的声音。
第三，在科学研究的制度设计和管理设计过程中，尽一切可能，摒除功利主义色彩的影响。目前，在我国科技界，最广受诟病的话题是对科研人员的绩效管理。由于科学界公信力的丧失或缺乏，使得各级科研管理机构对指标性的学术评价高度依赖，由此形成了论文写作发表中的不良学术风气。因此，各级科研管理部门和决策机构，应深刻认识科学研究的规律，改进评估方法、减少评估频度并进而优化科研资源的分配。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2]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吴国盛：《科学的历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古希腊法律思想范文第3篇
关键词：智者运动 智者思想 启蒙意义
智者运动是古希腊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智者运动的兴起受到当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在西方哲学史上，对智者思想的评价众说纷纭，虽然智者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它对于古希腊哲学、思想、社会发展的启蒙意义却是客观存在的。
一、智者运动的兴起和智者思想
（一）智者运动的原因
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发展迅速，高超的论辩和演说能力成为在民主政治的竞争中成功的条件。为了适应人们对社会时尚的追求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智者作为一种“职业教师”应运而生，他们以传授演说和辩论的技巧为主要教学内容，自称“智者”，智者原义是有智慧的人。智者运动的兴起可以看成是希腊社会从王权制度向城邦制度的转变的一个产物，也是希腊城邦历史发展的产物。
（二）智者的主要思想
智者思想代表了哲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他们开始认识到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而不是神，认识到了人自身的智慧和力量。智者的思想带有强烈的怀疑主义倾向，对神话世界观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怀疑主义成为了他们批判的工具，相对主义是怀疑的依据和结论。
随着城邦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复杂化，智者在社会政治生活的批判中渐渐形成了“自然说”和“约定说”的争论，传统的“自然说”认为人应该按照自己的本性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应受外在法律和习俗的约束。而智者提出了“约定说”，强调人和动物、社会和自然物的区分，主张用社会力量约束和改善人的本性。这两种观点都是在对传统的、风俗习惯和世袭观念的批判中形成的，是智者对于人们共同生活的性质的不同看法。
智者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他们无相互往来也无固定的活动场所和组织形式，智者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普罗泰戈拉提出了著名的“认识万物的尺度”的命题，表达了感觉主义的真理观，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地位。高尔吉亚否定了认识的绝对性，表达了他的相对主义观点，提出了“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即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被人”这样三个命题。他们的思想集中体现了智者强烈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
二、智者运动的启蒙意义
（一）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普罗泰戈拉的这一命题促成了早期自然哲学从对自然和宇宙的探索回归到对人自身的认识，智者从人的价值和意义出发认识世界，大大拓展了认识的方法和领域。
古希腊的社会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生产和科技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力量，智者出于对社会起源和社会现象的好奇，开始探索国家的产生、伦理的准则等问题，丰富了哲学研究的领域。智者也致力于有实际效用的逻辑、语法、修辞、论辩等学科的研究，对这些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有重大贡献。
（二）德性伦理思想的丰富
智者抨击传统道德，迫使道德反对主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批判传统的，迫使思想家认为有必要提出更圆满更纯粹的神的观念。普罗泰戈拉借助神话故事表达了对德性的关注，高尔吉亚在《海伦赞》中也强调关注个体的道德感受，希腊社会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开始向个人主体道德转化，这极大的丰富了古希腊的德性伦理思想。
（三）民主政治理念的启蒙
智者大多数参与政治生活，关注人的智慧和德性的完善，他们对政治哲学问题的思考为当时的社会确立了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古希腊神话中神把火、智慧平等的给予每个人，普罗泰戈拉借此表达了对德性和民主的关注，“人人都应该平等的享有智慧和进行公共生活的技艺，平等的追求智慧”。
智者认为人类法优于自然法，他们制定了各种体现平等的乌托邦式的国家方案，体现了对民主政治理念的思考，这些设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很难实现，但是为人类理想国家的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四）人文教育意识的影响
智者的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真理的探索，但是智者所推崇的教育理想为古希腊的教育提供了一种人文教育的思路。智者教育思想不仅丰富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拓宽了教育的领域，也注重实践教育的意义，提供了人文教育的思路，把教化建立在理性和知识的基础上，重视教育在对人的德行改变中的作用。智者的出现，使古希腊的教育思想真正成型，也对此后西方教育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五）逻辑和理性思维的发展
智者对语言和“逻各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逻各斯”是一种公共的理性和公共的规则，是人与人可以交流的基础，“逻各斯”可以体现正义和真理，是一种健全的理性。在智者那里，“自身同一的思想把自己的否定的力量指向理论和实践的各种规定，指向自然意识和各项真理与其他各种自明的法则和原则”，智者们以提倡自由思想来宣传理性精神，批判宗教和习俗。
智者的逻辑通过一定的语言和修辞方式把问题和答案以论辩的方式展开，用一种很能说服人的方式把辩论的前后联系一起。在古希腊民主制度中，这种方式可以帮助那个时代的人们去捕捉和创造机遇，并且对传统的或者权威的强论证提出挑战，从而为人们的思考和行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三、智者思想的现代启示
智者思想对于现代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我们要以人文教育、实践教育丰富现代教育体系，注重学生批判精神和理性思维的培养；在政治生活方面，公民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关注个人价值和政治平等，在伦理道德方面，要引导个人对主体道德的关注和培养。
智者思想中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的倾向虽然对以往的哲学成果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仅从智者思想具有的启蒙意义来看，它批判传统，注重理性精神，把将哲学研究从自然转向人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有所启示。
参考文献：
[1]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苗力田.西方哲学史新编[M].人民出版社.
[3]周巩固.智者的启蒙与人类精神的觉醒[J].历史教学问题，2009.2.
古希腊法律思想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先秦古希腊声乐起源审美
声乐是音乐艺术中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它包含“声”和“乐”两个部分的内容。“声”是歌唱的载体，是表达传递“乐”的前提和必须的手段。“乐”给人们带来的审美感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声”的技巧、能力及发展水平。声乐中的“声”以人类自身特有的“乐器”——嗓音为发声体，借助于语言的形式，以良好的气息控制和丰满而集中的共鸣为特点：“乐”则由音高、调性、节奏等诸音乐要素组成。在中国先秦和古希腊时期，“乐”还是“诗乐歌舞”等艺术形式的综合性体现。因此，声乐中的“声”与“乐”并不是彼此分开的，“声”是手段。“乐”是情是目的。是引起人们最终审美体验的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声乐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样式之一，同时也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古代东西方世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先秦时的中国与古希腊，在声乐发展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如两国在声乐的起源上，都与宗教或者人类早期的社会化活动密切相关，声乐从最初的实用性逐步发展到具有了审美的功能：两国早期声乐表演的形式都是集诗歌、舞蹈、音乐于一身的综合性艺术：声乐审美中“和”与“和谐”是声乐美的最终标准等等。
一、声乐的起源
关于音乐的起源。在中国秦代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大乐》篇中就有记载：“乐之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并对“太一”做出了解释：“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不可为行，不可为名，强为之，为之太一。”《大乐》中用所谓的“道”来解释“太一”，宇宙中一切事物的发生、运转及其内在的规律，都必须符合天道，音乐的产生也不例外。这一看似肯定音乐的产生存在着客观规律的判定，事实上体现了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经汉代整理，总结了先秦的音乐思想而成的《乐记》一书中，开篇即提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声变，变成方，为之音。”是说人们内心情绪的变化是由外部事物所引起的，因有感于外部的事物，而发出声响，音调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变化，于是产生了音乐，音乐以歌声的形式表达，形成了早期的声乐。这种“物动心感说”体现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的哲学观。《尚书·虞书·舜典》则从包括歌在内的诗、声、律等在音乐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天人合一的审美观念，对音乐的起源进行了阐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一阐述具有客观唯心论的特点。
在声乐起源上，和中国先秦时期受唯心论影响相类似的是，古希腊神话认为歌唱起源于神。今天西方世界中的Music一词，来源于古希腊，他是Muse(缪斯)的形容词形式。缪斯在古希腊的神话中司职艺术，“开始时，只有三位，其中两位体现所有艺术的共同特点：学习和技艺，第三位的名字是‘歌’”。由此看来，缪斯女神虽然承担着掌管歌唱的职责，包含了音乐的含义，却又并不仅指音乐，尤其是缪斯女神在后来的神话中发展了九个之多，统管艺术与科学，而他们中的任一个，都可以指缪斯女神。因此，缪斯女神事实上是包括歌唱在内的诗乐歌舞以及科学的综合。除此以外，关于古希腊声乐的起源，还有一种学说比较盛行。那就是“模仿说”。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歌唱出于模仿，“人类从天鹅和黄莺等唱歌的鸟学会了歌唱。”无独有偶，古希腊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音乐直接模仿人的七情六欲，亦即灵魂所处的状态一温柔、愤怒、勇敢、克制及其对立面和其他特性，因此，人类聆听模仿某种感情的音乐时，也充满同样的感情。”。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认为音乐起源于音乐自身以外的事物，可以说是一种形式——他律论音乐哲学观的早期雏形，它为19世纪西方音乐美学中的“情感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和其他艺术样式的起源一样，远古时期的声乐和宗教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在古代中国，在声乐的起源上都深受宗教文化所影响。古希腊宗教是全民信奉的一种多神教，而古代中国的宗教是一种多元化的受巫术与图腾崇拜影响的宗教。因此，就声乐的表现内容和情感所指上。两者是不同的。但就声乐表现的形式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声乐的产生与最初的发展，总是和诗歌、音乐、舞蹈融合于一体的。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缪斯女神同时掌管着诗乐歌舞和科学。“形式完美的古希腊的音乐总是与歌词或舞蹈。或与二者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在诗歌、音乐、舞蹈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古希腊与中国先秦之间是存有差别的。在上述综合的艺术形式中，古希腊的声乐较之中国先秦，地位更为重要。这一点通过希腊语中舞蹈“Choreia”一词是由合唱“Choros”衍生而来的便可见一斑。在盛大的音乐比赛会上，在壮观的酒神赞美歌(dithyramb)中，歌手或合唱队随着音调与诗节边唱边舞，歌为主，舞蹈辅之。而在古代中国，强调“诗言志，歌永言”，歌只是辅助的作用，舞起主导作用。舞可以在“歌”不能尽其意的情况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尚书·益稷》记载虞舜时乐人夔所说：“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中国周代的“六代乐舞”中乐舞《大武》则更是以舞蹈为主，在群舞、双人舞和独舞等舞蹈表演的间歇，歌唱穿插其中，共同表现武王伐纣的主题。古希腊和中国先秦的声乐，从内容上看。尽管最初都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具有唯心论的特点，或多或少的留有模仿说的痕迹等。但就表演形式来看，古代东西方声乐中的“音乐”包含了“音”的形式，更注重“乐”的内容，是包含了诗歌、舞蹈、音乐与一体的艺术样式的综合，因此，从声乐的起源和发生的意义上讲。“乐本体”的观念是东西方声乐中所共有的观念。
二、中国先秦时期与古希腊声乐中的审美观念
随着声乐最初的起源，声乐在作为实用性手段的同时，其审美特征日益凸显。在中国先秦时期与古希腊声乐的审美观念中，“和”与“和谐”的概念是两者所共有的，尽管彼此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国先秦声乐的审美观念中强调“天人合一”和人性的完善，即“德”的“和谐”观，在强调形式美的同时，更加注重美的内容，并且保持着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而古希腊“和谐”的审美观念强调一切文化的神学性质，强调音乐的美是众神的绝对美的体现，和谐、整一与秩序是神的自身属性的表现。古希腊强调音乐的美在于形式，而这种美的形式又总是和神结合在一起。因此，古希腊音乐上的审美常常从纯形式因素上着眼，古希腊音乐中“和谐”的审美观念就是构建在逻辑数理这个纯形式的基础之上的，它强调审美听觉上的和谐与数量间的比例关系，这种“和谐”的审美观念在后来又增加了斗争的因素。
中国先秦时期声乐审美标准，可以通过季扎观看周乐后的评论以及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中感受到一种近乎统一的一致性。
公元前554年，吴公子季扎出使鲁国时，被“请观于周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对季扎欣赏周乐后作出的评论进行了详尽的记载。从史书记载的当时周乐的表演内容和表演形式来看，有歌唱也有舞蹈，内容和《诗经》大体相当。纵观季扎对周乐的评论，无论在声乐表现的风格特征，还是歌曲演唱的艺术形式。无论是对音乐表现的情感体验，还是音乐中所体现出的艺术形态，包括渗入其中的主体音乐艺术审美观念，始终贯穿着“和”的音乐审美特征。在季扎看来“美”是“和”的第一层境界，“德”是“和”的最高标准。
孔子声乐审美中的“和”，体现的是其哲学思想中是否符合“中庸”的标准为前提的。他所要求的音乐，在表现情感时要有所节制，在内容和形式上必须高度统一，音乐的内在审美体验与音乐本身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美感都保持在适度“中和”的状态《论语·八佾》中还记录了孔子对于乐舞《大武》的评价：“《武》为尽美矣。未尽善也”。说明孔子对于《大武》中以武力取天下的做法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所崇尚的是“仁”政，是“和”的思想。音乐的内容与形式只有符合这一审美尺度，才是“尽善尽美”的音乐，譬如孔子推崇的乐舞《大韶》。
古希腊声乐审美中的“和”(和谐)，是毕达格拉斯学派提出的。毕达格拉斯学派从音程构成上发现音体质和量上的差别与音调高低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听觉上的和谐和数量比例的关系，得出这样一个命题：“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因此，和谐的音乐来源于和谐的乐音运动与和谐的结构比例之中。毕达格拉斯把“数”当作音乐的本源，提出音乐的美与和谐只能从“数”的关系中寻找，把偏重于形式上的属性进行了绝对化，和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不同，毕达格拉斯学派是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雏形和美学渊源。
此外，我们从古希腊声乐的特点及其表现形式上，也能感受到“和谐”的审美观念贯穿其中的审美倾向。“早期的希腊音乐非常简单，伴唱总是同一声部。没有两个独立并行的旋律。希腊人根本不懂得复调音乐。但是，这种简单性决不是一种原始主义的标志，他不是产生于无能。而是由某种理论即和谐的理论作为前提。”早期的古希腊声乐是由说唱、吟唱等简单的独唱形式构成的，并常常伴有舞蹈。这种以说唱为特点的声乐样式本身就比较简单，没有复杂的节奏和宽广的音区，伴奏乐器如里拉琴、双管笛或是类似竖琴的特里戈诺等只作简单的同度或八度的伴奏。在古希腊悲剧的合唱中。要求声部之间也应尽可能的简单，与其说是合唱，不如说是齐唱。因为古希腊悲剧中的合唱既不是和声式的，也不是对位式的，因此不存在多声部的写作，当时的音符的恰当名称应该是“支声”。在声乐合唱中，唯有声部之间如此的简单，才能体现出古希腊时代的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之美。
与毕达格拉斯学派强调音乐的和谐在于数的比例关系有所不同，古希腊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从音响的角度，从人耳所能感知的音乐运动的审美形态中，进一步地探寻音乐美的“和谐”的本质。赫拉克利特认为“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从斗争产生的。”赫拉克利特理解的音乐的“和谐”之美产生于事物对立面之间的冲突，是一种对立统一之“和”。公元前5世纪之后的赫拉克利特生活的时代，一些史诗性质的声乐伴奏乐器通常以里尔琴、基萨拉琴和阿夫洛斯管等为代表。里尔琴和基萨拉琴是源于希腊本土的乐器，音乐风格相对较温和，符合早期的希腊音乐“和谐”的审美习惯。阿夫洛斯管则由小亚细亚传入希腊，这个由单簧和双簧构成的乐器，拥有一对声音尖锐刺耳、穿透力极强的管子，用于特定的声乐形式如酒神赞歌和狄俄尼索斯崇拜之中，包括后来希腊悲剧中的合唱也常常使用阿夫洛斯管进行伴奏。这种尖锐的声响本身就是对于柔和的拨弦乐器发出的声音的颠覆，而阿夫洛斯管在当时的器乐节和声乐节中也常常与其他乐器同台竞技，这说明古希腊人曾经在早期的单一的音乐中所寻求的“和谐”已经不能满足于后来的审美体验了。原有的音乐“和谐”的审美观念正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因此，当音乐必须表现出更多的动作展现和更复杂的情感内涵的时候，音乐中“和谐”的审美观念不得不包含更多对立的因素。
古希腊法律思想范文第5篇
正义要求我站在公正的旁观者的立场来看待人间关系，而不对自己的的偏爱有所留恋。
正义是一个最具普遍性的原则，它在一切可能影响人类幸福的事情上都规定出一种明确的行为方式。
-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
目次：
一、 历史回眸：正义的一般考察
（一） 古希腊时期正义理念
（二） 启蒙时期的正义理念
（三） 当代西方的正义理念
二、 公正的正义：刑罚权的合理根据
（一） 刑罚权根据学说
（二） 刑罚权根据学说评析
（三） 我的刑罚权根据观
三、 公平的正义：刑罚权的理性运作
（一） 刑罚权的基本内容
（二） 制刑中的正义理念
（三） 量刑与行刑中的正义理念
一、 历史回眸：正义的一般考察
古希腊“正义”一词，来源于象征正义的女神狄凯（DIKE〕。在希腊神话中，狄凯被塑造为手持标尺的形象，而手中的标尺则是用来衡量事物和事件是否合适、适当和公平，或用以确定土地的分界。当代美国杰出哲学家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tyre，1929－）指出：“自从荷马史诗第一次被译成英文以来，荷马史诗中的‘dike’这个词便一直被译为‘正义’（justice）。”2然而，究竟什么是正义？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是人们议论的热点和争论的中心。由于人们寄居于各不相同的历史传统之中，而“每一种传统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正义和实践合理性的解释。”3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什么是正义的理解存在严重分岐。美国学者麦金太尔曾经根据西方文化传统，把西方哲学与伦理学对正义及其合理性的认识分为四大道德探究传统，即：古典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圣经》与奥古斯丁主义传统；以苏格兰启蒙运动文化为典型的奥古斯丁主义的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共生互容的传统；在与各种古典传统（狭义的）的对立和抗争中生长起来的现代自由主义传统。4然而，由于本书的写作意旨，我不能且无需完全按照麦氏的思路去重述正义，故这里只对人类历史上有关正义的认识作一简短回顾。
（一） 古希腊时期正义理念
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古希腊，曾经孕育了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而这些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曾对正义有过深刻论述。如果将他们对正义的认识加以概括，则可归纳为：古希腊时代存在两种相互对应且含义不同的正义概念：
其一，按照优秀或完美来定义的正义，可称之为“美德正义”。此种定义把正义作为一种社会的道德理想。按此定义方法，正义是指一种个人的美德品质，即给予每一个个人（包括自己）以应得的善或按照每个人的功德来给予善的回应的品质。这也就是人的公道、正直的品质。所以柏拉图在其《理想国》（该书的附标题为：《论正义》）中首先便指出，“正义被认为是守法或决意归还属于他人的东西，即根据法律属于他人的东西”。（但柏氏也指出：并非一切服从法律的行为都符合正义，法律有好坏之分，只有服以好法律才是正义所要求的。5）
其二，按照有效性来定义正义，即把正义理解为社会成员对一种社会合作的有效性规则的服从和遵行，我把此种方法定义的正义称之为“规则正义”。按此种定义的理解，正义就是指个人遵守正义规则的品质。亚里士多德指出：“正义”这个词的意义之一，就是被用来指法律所要求的一切，即是说，它是指一个公民与其他公民的关系中要实践所有的美德；而正如其他美德一样，正义使我们能够避免与这种生活的继续不相容的那些邪恶的品格。6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古希腊的正义理念包括两个基本含义，即：（1）正义是一种最高的美德，而这种美德通过公平、正直体现出来，其实质是给予每一个个人以应得的善或按照每个人的功德来给予相应的回报。查士丁尼（Justinus Martyr，约100-约166）皇帝后来在《法学阶梯》中把正义界定为“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7无疑是受到了古希腊这一有关正义本性认识的影响。（2）同时，正义还是一种有效性规则，因而对人们的行为能产生规范作用。所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正义看作是一种秩序的善，8而亚里士多德则宣称“正义是城邦的秩序。”9
（二）启蒙时期的正义理念
18世纪的爱尔兰哲学家赫起逊（Francis Hutcheson）在其所著《道德哲学创立纲要》（1747）一书中，对正义作了如下定义：正义是“经常关注共同利益的习惯，并在服从这一习惯时，对每个人给予或践行根据自然权利所应做的任何东西。”而这种“习惯”，则包括那些“心地善良的品性，由此可在人与人之间保持友好交往，或导致我们把某些东西奉献给共同利益。”根据美国学者麦金太尔的分析，赫起逊实际上是把正义理解为一种美德习惯，而这种习惯就是为人们相互之间的“各种自然权利”提供了基础的自然法则。10
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Helvetius，1715-1771）在《论人的理智能力与教育》（1773）一书中指出：“正义是维持公民的生命和自由的。”11虽然，他把正义视为公民的生命线，但他并没有从正面来界定正义，而是从反面指出了什么是不义。他说：“一种不义，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呢？是违犯一种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制定的协议或法律。因此不义不能先于一种协议、一种法律和一种共同利益的建立。”“在没有法律之先，是没有不义的”（Si non esset lex ，non esset peccatum）。“12不难理解，在爱尔维修看来，正义便是法律，正义与法律具有同一性格。诚如他自己所言：正义以既立的法律为前提；正义是孤立的野蛮人所不知道的，如果说文明人对它有点观念那是因为他承认一些法律。13
然而，在休谟（Davud hume， 1711-1776）看来，正义乃是人类为了应付环境和需要所采用的人为措施或设计，它是一种使人快乐和赞许的德。14“依休谟之见，正义这一问题，其核心是关于财产规则及其实施问题。”15关于财产规则及其实施怎样才是正义的呢？休谟指出：我们以及每一位其他人，一方面想在社会对等交换与交易中，在提供和平、秩序和稳定的框架之内，能够完全达到我们的目的（无论这些目的是什么）；另一方面，我们以及任何别人偶尔也由特殊的紧急情况和自身的利益所驱动，会打破这种和平、秩序和稳定。面对这种情况，就应该通过让前者占据首位并控制（如有必要，则压抑）后者，才能达到我们和任何他人最广泛持久的满足。简言之，在休谟看来，正义是一种人为之物，它为利益（包括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服务，而这一服务给我们提供了情感最广泛和最持久的满足。16不难看出，休谟的正义观点带有十足的功利主义色彩。
古希腊法律思想范文第6篇
【关键词】人文思想 起源 希腊 海洋文明
1 人文思想简述
人文思想或人文精神，从狭义角度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一种思潮；而广义的人文思想或人文精神，指的则是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的一种文化传统。它的核心观点是：以人为本，强调人本身的价值；主张灵肉和谐，强调现世生活，也强调人的精神追求；同时宣扬人的理性思考。希腊罗马是西方文明的诞生地，同时也是西方人文思想的孕育地。人文思想首先就孕育于古希腊的文化土壤里。人文思想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核心思想。研究西方社会，生活及文化，或进行积极有意义的东西文化对比，人文思想都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
公元前5世纪左右开始，古希腊哲学家开始从认识自然发展到认识社会，提倡怀疑精神，强调人的价值。这也是人文思想的萌芽期。而人文思想在希腊罗马时期的诞生及发展在西方人文思想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属于它的起源期。本文正是对西方人文思想在希腊海洋文明的孕育下的起源过程进行了梳理。
起源时期人文思想有两大学派：其一为智者学派，代表人物为普罗泰戈拉，他的主张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他是西方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他的观点推崇了人的价值，树立了人的权威，这是在原始宗教和自然统治之下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醒悟。但他的观点的缺陷在于忽略了人内在的道德理性，否定了社会制度，道德和法律对于人类某些行为的约束。第二大学派为苏格拉底，他主张美德即知识，弟子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
2 希腊海洋文明为人文思想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与东方的农业文明稳定封闭的特性相比较，起源于希腊罗马的海洋文明有着非常鲜明的不同特点。海洋文明代表着开放，流动和变化。人们长期与大海搏斗，逐渐培养了强烈的竞争和斗争意识。贸易活动频繁，工商业发展迅速，文化交流和融合普遍，所以人民的思想意识方面都具有灵活的包容性。所有这些特点非常有利于人文思想的诞生。
2.1 希腊的地理环境
希腊三面环海，拥有优良的港湾，海上交通非常便利，与小亚细亚和非洲（埃及）都距离较近。而“与优越的海洋条件相比，爱琴海世界的陆地环境却恶劣的多，克里特岛，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各岛屿上的土地大都是不适宜耕作的山谷和丘陵。加上降雨量不足，水源匮乏，无法满足大面积的灌溉需要，因此农作物以橄榄，葡萄等较耐旱品种为主。”这些地理特征保证和推进了希腊昌盛的商业贸易活动和频繁的文化交流。海外贸易要求开放，外向和竞争，这使得人们会更积极活跃、勇敢和富于进取。这正是海洋文明不同于我国农业文明的一个巨大特点。海外贸易兴盛，培养了活跃的殖民及其他经济和文化交往活动，这帮助古希腊形成了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也让希腊人民较早地接受了平等互利的观念，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古希腊民主政治建立的肥沃土壤。而希腊半岛上纵横的山岭，交错的河流还有海洋的天然阻隔，把希腊人分割在彼此相对孤立的山谷里和海岛上。这造成了希腊小国寡民的政治体制，也帮助了希腊的城邦民主制的形成。
2.2 希腊的经济
早在爱琴文明诞生之初，希腊半岛的海上贸易活动就已经非常频繁了。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古希腊开始出现奴隶制城邦。由于广大奴隶的劳动和工商业的发展，古希腊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公元前6世纪，雅典成为著名的奴隶制共和国，经济非常繁荣。“到了马其顿王国称霸地中海世界的希腊化时期……希腊对东非，阿拉伯，中亚和印度的商业贸易大发展，并开始与更遥远的中国有了商业交往。这时，工业和商业的主要控制权都集中到国家手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兴旺繁荣，大都会式的城市成倍增长”良好的经济基础永远是思想文明发展的先决条件。
2.3 希腊的政治
古希腊奴隶制下经济繁荣，欣欣向荣。这为希腊的民主政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希腊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为城邦民主政治。这其中又以雅典的城邦制发展的最好。城邦是由拥有共同血缘和地域的公民所组成的一种团体。它的基本特征是小国寡民和独立自主。城邦通常面积狭小，人口相对集中，这使得公民能更直接积极地参与城邦政治，更主动便利地追求民利。在城邦体制中，贵族制取代了君主制。而平民又在长期的斗争中，获得了一定的权利。在雅典，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等的先后建立使得人民的民主政治思想得到了良好的生长和巩固。“而这一新型社会关系和国家制度的确立，促进了希腊罗马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 ”虽然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民主政治体制，并不是广泛意义上的民主，而只是针对男性公民的民主。但在当时的时代，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同时伴随着海洋贸易和的对外文化交流的持续发展，以及希腊自身民主政治的发展，每个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得到保证，“人”的地位也逐渐提高。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使得普通市民的地位日益突出，自我意识逐渐开始预备超越宗教宣扬的神的意志。这些都为人文思想的诞生进一步做好了铺垫。
3 希腊海洋文明背景下人文思想的起源综述
希腊的海洋文明不但带了繁荣的经济和开明的政治，还培养了希腊人开阔，勇敢，和善于竞争，勇于交流的个性。这些正是人文思想诞生的肥沃土壤。
3.1 智者学派
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开始出现的自然哲学家们排除了神造万物世界的迷信，这为人文思想的最终诞生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公元前5世纪左右，希腊出现了智者学派，这也是有史记载的代表希腊人文思想萌芽的最早学派。
在雅典，由于公民大会等政治机构的出现，雅典公民经常就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进行公开演讲，陈述或辩论。而雅典法庭则规定每个公民必须自己为自己辩护，不许旁人代辩。因此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渐渐出现了一批职业教师。他们专门教授人辩论、演说、修辞的技巧和参政知识等课业，以此为职业。这批职业教师大多在哲学、逻辑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学、讲演术和其他知识领域内有自己精深的造诣，同时也提出很多大胆的改革建议。与以往的自然哲学家们相比，他们的更多开始关注人本身。也正是因为对人的关注，这批学者才被统称为智者学派。
智者学派开始将人和社会作为探索和思考的整体，将人而不再是将神的意志奉为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他们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认为一切制度、法律和道德标准是人为的产物，其兴废都要以人为尺度。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格拉否定了神的意志，注重人的尊严和权威。他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被誉为吹响了人文主义的号角。他宣扬人的感觉是判定一切的准绳。这其实就是对神的存在的一种质疑，鼓励人取代神。这种对人的价值尊严的强调和肯定，正是人文主义思想的体现。
但智者学派对于个人主观感受的过度重视，而忽略了伦理道德，这也导致雅典社会的很多问题，而招致了许多批评的意见，其中以苏格拉底的观点最为卓越。
3.1 希腊三贤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399）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公元前427―347）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被称为希腊三贤。人文思想由智者学派倡导后，正是由苏格拉底进一步升华的。而希腊三贤在思辨过程中，更严密，更强调客观和逻辑体系。这也表明人文学家和哲学家们对于人的关注进入到了更深的层次。这深深得益于海洋文明不断探索未知新世界，新领域的天性。这与我们农业文明求稳求固的特质截然相反。
苏格拉底与智者学派一样，将人作为研究探讨的主题，这正是人和人性的推崇和重视，也是人文主义的核心。“古希腊思想最大的魅力在于以人，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而苏格拉底之所以受到后人的极大推崇，就是因为他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西塞罗语）。历代人文主义者所反复重申的一点事，哲学应当是人类生活的学校，致力于为人类解决所面临的普遍问题。”但与智者学派相比，苏格拉底则非常重视伦理道德，主张“知德合一”。针对普罗泰格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将其升华为“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他很反对过激的政治行为，希望唤起雅典人民的道德感，从而挽救日渐颓废的城邦民主制度。他最为人知的一些观点还包括“美德即知识”， “善是人的内在灵魂”，“认识你自己”等等。他的主张更加关心人内在的精神世界，也使得哲学从此真正开始研究人本身。
苏格拉底之后，他的学生柏拉图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继续将人文思想向前推进。柏拉图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唯心论哲学家。他非常强调人类的理性。他认为思想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因此他认为在客观存在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理念世界。理念存在于人的思想中。而人类应该尽力去深入了解自己思想深处的理念。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中，柏拉图将人类分为三个等级，鼓励人们进行积极的理性思考。而亚里士多德则创建了非常严密的逻辑论证体系，将人文主义的发展推上了更理性更合理的发展大道之上。亚里士多德本人博学多才，精通逻辑，伦理，政治，经济，文艺，动植物学和物理学多门学科。他曾被马克思誉为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之人。由于他渊博的知识体系和开阔的胸襟头脑，亚里士多德非常关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他主张在严密的逻辑体系下，以科学调查的方式研究自然。“到了希腊哲学百川归海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哪里，希腊神话中喧闹不已的神和神秘诡异的‘命运’都完全淹没在严谨的逻辑范畴和抽象的哲学概念之中，一个充满了理性色彩的形而上学体系和自然物质世界成为人们所面对的唯一真实的思想背景和生活世界。”他强调在整个自然中，人类是最高级的存在。这再次凸显了人文思想的核心和精髓。他鼓励人们不断追求真理，探索未知：“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
人文思想历经三位伟大的哲学家在希腊海洋文明的土壤中得到更好的孕育，并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质的飞跃，最终成为了西方文明的思想基石。
4 结论
“西方从古代袭来的海洋文化起，就企图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争取个性解放；在个人奋斗中克服常规，求变，求动是他们精神的动力，并在做事中发展这一动力 ”。事实上，希腊海洋文明带给西方人的不只是做事上的改变和动力，还有对于自我或者说 “人”的积极探索和思考。人文思想倾作为西方文化的精髓，对其进行研究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同时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极具现实意义。从海洋文明角度来回顾人文思想在希腊的起源不止可以更好更深入梳理西方人文思想的脉络，更可以“以西观东”，这是任何西方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这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同时在英语教学中也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1]赵林. 西方文化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
[2]徐行言. 中西文化比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8.
古希腊法律思想范文第7篇
关键词： 中西方体育文化 历史渊源 体育观念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趋势已非常明显，奥运会在中国的举办，正是在东西方文化需要更深层次交流的背景下的产物。中国是东方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而在不同民族、环境、宗教等因素形成下的体育文化也和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对中西方的体育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以了解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可以找出结合点和规律，为更好地促进它们之间的交流和发展做出努力。
1.中西方体育文化历史渊源的比较
“体育”一词虽然是近代由日本传入我国的，而且当时内容都是以德、日体操为主的，因此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的色彩，但这并不能说明在我国历史上就没有体育。早在黄帝时期就有民歌《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当中已经有了体育的因素，但这些还只是以狩猎为主的肢体活动。为了满足狩猎、祭祀和战争的需要，射箭、摔跤、蹴鞠等初期的体育活动开始流行。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稍后青铜器的铭文，出现了击、斗、射、骑、跑等运动形式的记载。《诗经》中也有不少关于古代体育活动的描述。以上这些都是我国古代体育和体育文化存在的有力证据。
西方的体育产生于古希腊时期，古希腊是地中海沿岸一个拥有众多岛屿的岛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造就了民族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民族的冒险性格与抗争意识。就是在这样的民族特性和多种因素影响下，体育逐步形成。《荷马史诗》当中就记载了阿喀琉斯好友的葬礼中举行了一次盛大的体育竞技比赛，而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古典奥运会的举行标志着体育的正式形成。
所以从以上来看，中西方都是在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时期，以生存为目的而进行的狩猎、祭祀等活动中形成的以娱乐、健身活动为主的体育。但由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特点和历史背景，因而有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及其内涵。
2.中西方体育观念的比较
由于地理环境民族特性等方面的差异，我国的体育文化与西方的体育文化有着相当大的区别。我国古代以个体农业为经济基础，以儒家思想为文化核心，所以体育文化体现了“天人合一”和“修身养性”等思想。它强调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所以中国传统的体育养生术、气功、武术中就充满着这种“天人合一，阴阳之道”的思想。人们认为体育或诸如此类的活动应该就是体现人与自然的结合，而非具有竞争性，认为那些活动是野蛮和愚昧的表现。正是因为中国文化统一性、连续性、封闭性的特点，以及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产生了一些体现内外兼修的体育项目，例如气功、围棋、龙舟等，而这些项目恰恰体现了中国体育文化的内涵。
西方体育由于起源和各种因素影响，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竞争性。这是与古希腊时期所处的地理环境和长时期形成的民族性格分不开的。西方体育崇尚力量、速度，追求超越自己、超越别人，古希腊保留下来的很多雕塑就是以运动员的塑像为主的，这显示了一种相对于东方体育的不同认识。况且西方体育由于其政治体制的发展，很早便出现了“立法”。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就专门论述过古希腊和奥运会。他认为古希腊人之所以在公元前7世纪就能举办奥运会，重要的条件就是古希腊已经废除了“血缘关系”，这为以后梭伦的法律改革创造了条件，这说明在这之前古希腊就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法律体系，这种体制也影响到了奥运会，以至于西方体育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拥有严格的法则。所以从以上来看西方体育最具代表性的特点就是其竞争性和拥有严格的法则。
中西方因为文化上的差异，所以对体育的认识也有着相当大的区别，但它们都体现了各自文化的特点，并深深受到了其影响。因为我国传统文化要求人们身心兼修，天人合一，主张修身养性，体育项目因此就不具有竞争性，所以我们没有产生那些具有身体对抗性和极具竞争性的运动。而西方体育受西方人提倡个性张扬和竞争的思想影响，突出人的自然性，追求个体的满足，所有的体育项目和我国大有不同。这种差异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中西方对体育的认识和观念上的不同。
3.中西方体育文化的融合和发展
中西方体育文化的本质和发展方向虽有不同，但由于它们具有的这些不同特点，我们可以从它们之间发现互补性。中国传统的体育讲究修身养性，动静结合，把体育的目的更多地体现在人的协调发展及其和自然的和谐共处，注重的是人的整体观。而西方体育则以运动技术为主，依据力学和西方医学，追求的是人类向运动极限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这种优势恰好就是西方体育的缺陷所在。相反，西方体育也具有中国传统体育所不具备的特点。它依靠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运动技术进行分析，并结合医学知识从而提出相对科学和完善的训练手段，以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创造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这样可以充分弥补中国传统体育竞技性不强和科学性缺失的弱点。
另外，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全球化的趋势已非常明显。在这样一个发展的大前提下，我们更需要找出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结合点和差异性，根据它们之间相同的特性去逐渐融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而通过对这些差异性的研究、分析可以更好地促进中西方文化的发展。因为全球化并不代表着主流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吞噬和同化，人类社会需要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文化的共同发展，而在和平、发展的主题下，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看到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提高，真正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和而不同”，从而使整个人类社会更加灿烂和辉煌。
参考文献：
［1］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
［2］张继顺，郝玉峰，陈雪燕，赵莹.论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的分歧和融合［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4，7.
古希腊法律思想范文第8篇
一、自然地理环境方面
地理环境对于文化形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衰亡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是文明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不可否认，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独特的文明。
“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把陆地隔成小块……”古希腊半岛的地理特征是“多山”，大大小小的山脉将整个半岛分割成三百多个城邦；再加上岛屿众多，造成了各地交通的不便，不利于彼此交流，更加剧了城邦林立，各自为政。古希腊的另一地理特征是三面环海、海岸线曲折，其本土实际上是诸海环绕的半岛。希腊多数城邦都有直通大海的便利，航海业极为发达，而开放的环境激发了希腊人勇于开拓的民族性格。而中国的地理环境则更适合也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幅员辽阔，内部平原广阔，特别是黄河、长江两流域平原毗邻，没有明显的天然屏障，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上都易于统一。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属于大河文明。黄河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这条河在历史上却经常爆发水患，“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要想保证国家稳定，就必须先保证农业发展，因此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权来保证农业的正常生产。
二、经济发展方面
经济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了政治制度的特征。从资源看，由于耕地不足、土壤贫瘠，希腊人在古风时期就已开始通过海外殖民来解决农业问题，这无疑加强了古希腊的对外联系。另外“多山”的条件使适合在山区生长的经济作物得到广泛种植，再加上丰富的大理石和陶土资源，都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而中国自然资源丰富，十分有利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的产生，无须与外部进行交换也可保证自身发展。另一方面，希腊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优势为古希腊人的航海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贸易使希腊各邦经济发展快速。古希腊人不断扩大对外交往，通过广泛的密切的贸易联系进一步扩大了海外市场。广阔的活动天地在政治方面对希腊城邦的影响是很积极的，有助于公民集体的稳定和城邦制度的巩固，随之出现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壮大也加强了平民阵营的力量，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建立。与之相比，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确立的“重农抑商”政策无疑抑制了商品资本的自由流通，统治者还不断利用政治权力对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垄断，这种官营工商业大大抑制了民间力量的发展。
最后，古风时期逐渐确立起来的土地私有制在晚期得到法律保护，其成熟使得传统家庭的经济自给能力提高到一个更高水平，这种经济自治性使专制权力缺乏成长的稳固基础。而春秋战国时期虽也已出现土地私有制，但土地最高所有权实际上依然属于国家，而且农民的土地经常为贵族、官僚和地主所兼并，他们不得不向强有力的国家集中权力寻求保护，这间接促进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由此看来，经济形态的不同导致了二者政治制度的不同。
三、文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