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范文第1篇
国民经济核算可以在不同的总量层次上予以实施。由于地方层面存在着利用数据进行经济分析的需要，所以国民经济核算也必须在较之国家更低的层面上实行核算。在单个机构、部门、地区和跨地区都存在着不同层面的国民经济核算。从1954年开始，德国就逐步在州、市、县和其他地区层面的角度开展国民经济核算。
■ 历史追踪――从“社会产品核算”到“州级国民经济核算专门机构”成立
1954年黑森州统计局第一次开展了“社会产品核算”，1957年首次在州的层面上了生产指标的成果。同时进行了州层面的生产指标和雇员总收入指标方面的方法论研究，县级的指标试点也开始着手进行。
20世纪60年代，统计部门进一步对分配指标消费使用核算和养老金收支指标的方法论进行了研究。1964年首次发表了针对1957年至1961年的州级GDP核算结果。1969年正式将州级核算命名为州级国民经济核算。
1972年巴登州统计局成为德国地区国民经济核算的领跑者，70年代中期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对GDP的核算，同时引进了投资核算、财产核算、固定资产折旧和报废核算，并对核算的组织机构和任务进行了确认。1987年德国《统计法》肯定了地区国民经济核算的必要性和意义。
1990年12月在柏林召开了首届全德地区国民经济核算研讨会。20世纪90年代中期，统一后的德国，将原东德地区的州纳入地区国民经济核算的总体框架之下，很多州以州级统计法规的形式将地区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制度固定下来。20世纪90年代末期将州层面的国民经济核算和1995年制定的欧盟国民经济核算标准（ESVG1995）结合起来。
21世纪伊始，按照欧盟国民经济核算标准，首次出版了州层面的国民经济核算结果，并成立了州级国民经济核算的专门机构。
■ 实施方略――州际一致的数据来源和指标方法保证核算的科学性、独立性
德国地区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是由专门机构“州际国民经济核算组”负责组织实施的。在实施核算工作过程中有一致的数据来源和指标方法，有自上而下的核算程序。
州际国民经济核算组
每个州的统计局在州际国民经济核算组中都是具有表决权的成员。德国联邦统计局则是不具有表决权的成员，法兰克福市统计局作为德国城市的代表参加其中工作，欧盟统计局作为特约代表参加州际国民经济核算组的各种会议，巴登州统计局是州际国民经济核算组的主席和主持人，负责整合地区之间国民经济核算的各项事务和对外代表州际国民经济核算组。
数据来源和指标方法
地区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应该在协调一致的原则下展开，每个州的地区国民经济核算中，都要考虑到所有州在总体上和经济部门上的可比性。所有的州在全德范围内的地区国民经济核算，必须强调数据来源和指标方法的一致性，以保证指标结果的高度可比性。由于所有的州都致力于方法论角度的协调一致，从而使得1995年引入欧盟国民经济核算标准时很容易顺利的过渡，并保证了国民经济核算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同时，州以下的市和县也强调了国民经济核算在数据来源和指标方法上的一致性。
地区国民经济核算程序
德国的地区国民经济核算的过程并不是基于原始统计调查的，即并非从最小的基层单位层面汇总至州级数据和国家数据的，相反总是首先有联邦统计局的国家级数据，然后再按照一定的方法分解出各州的数据。通常欧盟国民经济核算标准推荐的两种分解方法用于地区国民经济核算，即自上而下的方法和自下而上的方法。按照自下而上的方法实施的地区国民经济核算，首先要求具备最基本的详细的统计单位信息，然后按照自下而上的层级逐级汇总出州一级的数据，最后由州一级的数据汇总出全德的数据。自上而下的方法则恰恰相反，国家的总体数据被分解为各州的数据，但并不分解为某个具体单位数据。
■ 借鉴意义――地区生产、收入、分配、使用多角度核算经济状况
地区国民经济核算从生产、分配、收入、使用的循环角度反映地区经济全貌。
地区生产核算
地区生产核算的核心指标是GDP和总产出。总产出反映了经济部门的总成果，GDP则反映了各部门的新创价值。按上年或特定基年计算的可比价，GDP主要用来反映经济的增长。
地区国民经济核算的结果是欧洲层面分配财政资金的依据。地区层面的人均GDP则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它对于联邦层面的财政平衡政策意义重大。GDP指标进一步派生出一系列重要指标：如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单位GDP的吨公里货运量，单位GDP的人公里客运量等。
在国内，有关经济增长的地区国民经济核算统计数据信息，对于各方面的政策制定意义巨大。以人均不变价格GDP表示的劳动生产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它与资金的引进和投资方向的选择关系密切，同时也对择业、地区竞争力和税收产生影响。
地区收入核算
地区收入核算是地区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属于经常账户核算。核心指标有折旧、雇员报酬和营业盈余。收入核算揭示了在创造社会产品价值过程中，作为要素投入者的劳动和资本是如何获取相应收入的。收入形成指标也是分配核算的基础。作为雇员收入基本指标的收入总额和工资总额对于制定地区养老金标准和社会核算标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地区分配核算
作为地区国民经济核算重要组成部分的分配核算和收入形成核算紧密关联。它揭示了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分配核算中最重要的三个指标是要素收入、原始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地区原始收入指标和地区总产出（或地区GDP）指标之间的比较，表明了报告期内产出、创造和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原始收入指标的各个组成部分反映了地区的收入结构，并且最终导致了由社会动机因素决定的再分配机制下的可支配收入指标。
地区使用核算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主成分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4-0071-06
收稿日期：2011-03-10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9CJGZ68）；山东省软科学计划项目“山东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实证研究”（2011RKGB1017）
作者简介：朱启荣（1962-），男，安徽巢湖人，山东经济学院国际贸易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十分迅速，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但是，我国经济基本上是一种“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是依靠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大量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虽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起到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投入大、产出少、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低下、资源消耗严重、生态环境恶化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为此，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变到以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这些提法与要求对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一个较长的高速经济增长期。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新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为此，学术界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内容与评价指标等进行了研究。刘春宇和闫泽武［1］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自主创新、农业发展方式、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探讨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内容。崔立涛从经济增长质量、结构优化、科技投入、资源转化效率、环境影响、经济效率方面设计了评价经济发展方式类型的指标体系，并利用其构建的指标体系评价了浙江经济发展方式特点［2］。
现有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评价仅局限于我国个别省份的研究，至今尚没有人对近年来全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进行过评价；其次，已有研究构建的评价指标较少，而且又多集中于经济增长以及对资源与环境影响方面，而没有考虑改善民生等方面内容，因而，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丰富内涵；再次，缺少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文将构建一套新的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标体系，对1990－2009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情况进行分析，并对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政府管理部门制定相关政策，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理论与决策参考。
二、 构建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标体系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等方面定义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3］。据此，笔者从经济发展速度与稳定性、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对资源与环境影响、民生状况4个方面评价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情况。将经济发展速度与稳定性、经济结构优化视为“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它与“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民生状况”一起构成了评价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的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笔者构建了相应的二级与三级评价指标（见表1）。其具体安排是：“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一级指标包含“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平稳性”、“物价稳定性”、“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地区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7个二级指标，这些二级指标均只有1个三级指标，它们是“经济增长指数”、“前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比值”、“CPI指数”、“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中部与西部地区GDP占全国GDP比重”、“收入分配基尼系数”7个三级指标。由于经济发展对资源与环境影响十分广泛，鉴于数据的可得性，笔者选择了“节约能源”和“污染物排放强度”作为“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的二级指标。其中，“节约能源”二级指标包含“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与“单位GDP能耗”2个三级指标，“环境保护”二级指标包含“单位GDP排放工业废气量”、“单位GDP排放废水量”与“单位GDP产生的固体废物”3个三级指标。“民生改善状况”一级指标包含“国民生活水平”、“国民享受教育程度”、“国民寿命”3个二级，其中，“国民生活水平”二级指标包含“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与“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2个三级指标；“国民享受教育程度”与“国民寿命”这2个二级指标均只有1个三级指标，它们分别是“国民人均受教育年数”与“国民人均寿命”。
三、 研究方法
（一）主成分分析法
从上文构建的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的指标体系可以看出，该体系包含的评价指标较多，需要将这些众多指标的信息综合起来，得到一个综合指标，由此来反映被评价的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整体情况，然后，通过纵向的比较，可以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情况。综合指标评价方法普遍采用加权评估法，如常见的专家评分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等。由于各指标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而，它们反映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重叠，主成分分析方法是一种通过降维技术，把多个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约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统计分析方法，被广泛用于指标的合成［4］。该方法的优点是能够避免专家评分法、模糊综合评价法与层次分析法中评价者因知识结构、工作经验及个人偏好的差异影响［5］。因此，主成分分析方法是一种较理想分析方法。本文将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多个指标信息综合起来，得到一个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指数，由此来反映历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情况。
（二）分析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影响因素的方法
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6，7］。索洛提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新观点 ，揭示出技术进步的重要性［8］。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的定义扩展为人力资本投资，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9，10］。虽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着更丰富的内涵，但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而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资源节约与环保等也有积极作用。因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助于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此，笔者以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状况为自变量，以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为因变量，建立线性方程（1）。利用该线性方程，检验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状况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影响。
Z=α0+α1Y1+α2Y2+α3y3+εi（1）
等式（1）中，Z为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Y1、Y2和Y3分别代表制度变量、技术进步变量与人力资本状况变量，α0是截距参数，α2与α2是相关系数，εi为随机变量。
四、 数据来源与加工
本文用于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的三级指标共有16个。其中，“经济增长速度”、“物价稳定程度”、“CPI指数”、“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与“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民受教育年限”与“居民平均寿命”分别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前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比值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前后两个年份经济增长指数计算得到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支出法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支出与GDP数值计算得到的。“中西部地区GDP比重”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中西部省（区、市）GDP数据与全国GDP数据计算得到的。“单位GDP能耗”与“单位GDP工业三废排放量”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GDP与用于生产的能源消耗以及工业“三废”排放量计算得到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是依据农村与城镇居民按纯收入分组的户数占调查户比重计算得到的基尼系数平均值。用于实证分析的技术进步变量用时间序列表示，制度变量用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表示、人力资本状况用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表示，后面两个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为消除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本文对1990-2009年上述各变量的原始指标值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五、 实证分析
（一）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变化的评价
1.特征根及其贡献率
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计算得到表2中的特征根及其贡献率。由表2可以看出，变量相关矩阵中的最大4个特征根分别为9.818、2.838、1.283和1.183，它们的值都大于1，而且它们的综合信息贡献率为94.514％。这说明，前4个主成分能够包含原变量中的绝大多数信息，故选取前4个主成分进行进一步计算。
通过计算，得到表4中的1990-2009年各年的主成分得分，再根据表2中的各特征值贡献率，得到下列以上年度的综合汇总分值（即经济发展水平指数）计算公式。
Z=0.33118Z1+0.2947Z2+0.17702Z3+0.14214Z4(6)
将1990-2009年的各评价指标值分别代入公式（2）至（5），得到表4中的各年度主成分（Z1、Z2、 Z3 、Z4）得分系数，再将各年度主成分的得分系数代入公式（6），得到各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见表4中Z项）。
从表4和图1中的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以1998年为分水岭，此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为负值，之后的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为正。从变化情况看，1992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拐点，1990年和1991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不断降低，到1992年达到最低点，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不断提升。
（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最小二乘法和1990-2009年自变量与因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对方程（1）进行估计，得到方程（7）。
Z=0.357+2.231Y1+1.807Y2+1.675Y3(7)
(-1.916) (1.862) (2.499) (3.712)
R2=0.892调整后的R2=0.887DW=2.012
方程（7）情况表明，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之间的正相关显著。这说明，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生积极影响。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除1990年和1992年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呈现不断提升趋势。这说明，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提出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已取得初步成效。本文的实证研究还表明，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积极影响作用。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实现体制与机制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当前，应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新体制机制，形成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因此，需要加快价格、财政、税收、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等方面体制改革，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利益导向机制。
第二，利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11］。而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引领经济结构优化最重要的驱动力。目前。我国在产业结构与产业技术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应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来弥补和缩小这些差距。一方面能够促进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另一方面，能够引领传统产业改造与优化升级，进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三，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克鲁格曼等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而全要素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低，这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12］。促进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提高要素生产率，而人力资本是全要素中的最重要要素之一，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能够促进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因此，应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刘春宇,闫泽武.构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J］.宏观经济研究，2010(6)：40-41.
［2］崔立涛.浙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博士论文，2008.
［3］侯文.对应用主成分法进行综合评价的探讨［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6,25(2)：211-214.
［4］杨永恒，胡鞍钢，张宁.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人类发展指数替代技术［J］.经济研究,2005(7)：4-17.
［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单行本)［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7］NORTH D C.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8］SOLOW ROBERT.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70(1):65-94．
［9］LUCAS R E.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12(9):567-581.
［10］PAUL ROMER.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 (5):327-330.
［11］史晋川.论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理论、历史、现实［J］.浙江社会科学,2010(4):12-19.
［12］PAUL KRUGMAN.Myth of Asia’s Miracle［J］.Foreign Affairs, 1994(10):102-117.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Its Affecting Factors
ZHU Qir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不同经济性质企业 经营效率 比较研究
课题项目：本文为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2年院级科研重点课题《不同经济性质企业经营效率比较研究》的成果，课题编号：szk2012A01。
一、引言
根据经济性质的不同，企业可以划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改革开放之初，国有企业在我国占绝对优势，起主导地位，但经营效率较低；民营企业处于起步阶段，比较弱小，而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作为我国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企的改革创新、民企的发展壮大，外资企业（含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的经营优势正明显丧失。当前的中国经济，已形成国企、民企、外企三分天下的格局。
汕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对外依存度非常高，1997年一度达到173.36%。近几年随着民营企业的蓬勃兴起，汕头民营经济经营效率大幅提升。本文以汕头市2008年、2009年和2010年三年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汕头国企、民企、外企（含独资和合资）三种不同经济性质企业经营效率进行比较研究，揭示经济转型时期这三类型企业的最突出特征。
二、汕头市规模以上企业主要经营效率指标体系对比研究
效率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站在企业的角度就是经营效率，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投入和产出关系，效率=产出/投入（或者效益=收益/成本）。在分析国企、民企、外企的经营效率时，围绕投入产出关系，本文选择了总资产周转率、净资产周转率、销售净利率、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报酬率、利税率和资产负债率指标作为分析的基础。
为详细了解汕头市规模以上企业主要经营效率指标，本文以汕头市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统计年鉴为依据，在此基础上计算2008年、2009年和2010年三年外商投资企业、港澳资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的主要经营效率指标，并进行对比研究。在口径选择上，国企部分我们用了国有控股企业的经营效率指标。而广义的民营企业范畴由于包括了集体、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股份有限和私营经济，为保持数据的可靠性我们选择了统计年鉴中的规模以上集体企业一栏数据作为民营经济效率指标的代表。
（一）汕头市历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营效率指标体系计算对比
通过对表1、表2和表3的数据对比研究，我们发现2008、2009和2010年不同经济性质企业的经营效率指标体系表现出一个基本相同的态势，那就是民营>港澳台>外商投资>国有控股。尤其是在总资产周转率、净资产周转率、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报酬率、利税率五项指标上，民企都走在了港澳资、外商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前面，港澳资企业的经营效率明显大于合资企业。而资产负债率（%）指标港澳资企业明显高于国有和外商投资，表明在融资决策上独资企业股东有更高的通过负债经营提升经营效率的欲望。
（二）国有、外商、港澳资和民营企业历年经营指标体系的变化
通过对表4的分析对比，我们发现国有控股、外商、港澳资和私营企业历年各项经营指标体系都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每类型企业的纵向指标都比较平稳，基本处于稳中有升态势。这说明之前分析的民企>港澳台>外商投资>国有控股是一个相对值得可信的结果，是一个反映了一般发展趋势的数据。另外，从不同经济性质企业经营效率指标的上升幅度上，我们发现民营经济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在2008、2009和2010年三年间，汕头的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出现负增长，而民营（私营）企业数量呈现大幅度上升趋势，增长率达到15.30%，民营经济呈现蓬勃发展趋势2。
（四）汕头历年主营业务收入亿元以上工业企业前10排名所属类型
根据2009、2010和2011年汕头市统计年鉴（工业）分析整理后，我们发现2008、2009和2010年汕头主营业务收入亿元以上工业企业前10排名中属于国有企业范畴的比例高达50%、50%和50%；民营企业占比分别为50%、30%和30%，外商投资企业占比分别是0、20%和20%。说明对汕头经济起重大影响的还是国有企业，其次是蓬勃兴起的民营经济。
三、结语
通过对比研究，我们认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汕头最活跃的经济主体，将是汕头未来经济的最大增长点。不同经济性质企业的经营效率指标排名呈现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民营>独资>合资企业>国企；但国企在关系汕头民生的重大领域中发挥出最大的影响力。外企（包括合资和独资）在汕头近三年的经济发展中呈现稳定发展状态，经营效率明显低于汕头民营，在地方经济中的影响力明显落后于国企，而独资企业的经营效率又高于合资企业。
综上所述，当前国企、民企、外企（含独资和合资）三种不同经济性质企业呈现出明显特征，那就是国企强大的影响力、民企的高效率和外企（尤其是合资企业）经营效率明显低于民企的事实。
参考文献：
[1]何韧编著.财务报表分析.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9
[2]2009年汕头市统计年鉴（工业）部分
[3]2010年汕头市统计年鉴（工业）部分
[4]2011年汕头市统计年鉴（工业）部分
[5]王磊.现阶段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途径.新财经.2010.11
[6]谢晓尧，邓柏涛.中外合资企业共同经营之检视.学术研究.2006.2
[7]曾勇徐，茂卫，何苇杭.中外合资企业管理中的合作问题及对策.经济师.2002.12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幸福指数 政府服务 公共服务体系
在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政府开始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建设和谐发展社会的目标，这个政策既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也与国内外对主观幸福感的重视不谋而合。“十二五”规划也开始更加重视社会民生发展和公众幸福问题。国内外研究表明，个体主观幸福感不仅决定个人的生活质量，还与社会公共服务存在着密切关系。因此，公众幸福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也将影响到社会和谐稳定。
公众幸福指数与经济社会发展
对幸福的测量涉及到不同学科。经济学以“理性人”为前提，认为幸福等同于最大效用。大卫·布兰奇劳尔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建立的幸福模型设定了幸福指数（主观满意度水平）是个人实际的效用或福利、实际收入、亲情及与个人相关的特性的函数。社会学则认为个体是以群体为中心的“社会人”，因此，应通过个人对自身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来计量幸福，侧重于对客观生活的主观认识（张进、马月婷，2007）。经济学测量的维度包涵了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但可能忽略非理性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心理学量表中的维度仅是人们的最终心理感受结果，但未必能表达社会生活的具体方面对幸福感受的具体影响。社会学的“主观认知评价”强调个体的社会环境及其道德文化宗教等因素，但幸福感毕竟针对个体，是个体的主观反应（Cummins，R. A，2000）。
这些研究虽然提出的指标各有差异，但均将幸福指数定义于主观范畴。国内对幸福指数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核算的视角，以与GDP 体系相区别与对应，实际上即是将幸福指数、国民幸福总值及作为发展目标、考评手段的幸福评价体系模糊化处理，被视为广义上的“幸福指数”（邢占军、刘相，2008）。
目前国内有代表性的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将幸福指数视为核算体系，不论其内涵如何，本质上即是国民幸福总值的范畴，即所谓的“广义幸福指数”、发展指数等，与国民生产总值一样可作为统计体系；二是幸福考评体系，以幸福或幸福指数作为政府及公共政策的目标，从政府绩效的角度，一般是上级政府考评下级政府的体系，包括组织体系和指标体系，可视为基于“幸福指数”的科学发展观之类的评价体系。
从2011年开始，在全国各级会议上，幸福指数成为热门话题，如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核心任务，并要求制定幸福广东的指标体系。在长三角地区，幸福指数的构建和幸福社会建设问题也受到非常多的关注。但是，人类对发展的追求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类生活中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也会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一个综合的指标，研究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对社会经济发展和追求进步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GDP 崇拜到幸福指数关怀是政府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反映了政府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深切关心与关注。因此，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更好地关注民生，关注国民幸福指数，提升国民幸福感。
GDP崇拜、幸福指数与政府施政目标
将国民幸福指数的追求与政府的施政目标挂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内在因素来说，是政府自身对转变发展方式认识的提高；从外在因素来说，是民众幸福需求促使政府做出的一种回应。
经济是国家发展的基础，用GDP 指标考核本身并没有错，但如果唯GDP 是从，搞GDP崇拜而不关心民生福祉，就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也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把公众的幸福指数作为硬指标，摒弃GDP 至上的政绩观，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由重点关注经济数字转向关注公众的主观幸福感（郑方辉，2011）。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我国对转变发展方式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提高，从一味地追逐经济发展指标，转向关注人文社会环境指标。无论是“十二五”规划纲要，还是各地的“十二五”规划，都主动调低了经济发展速度。2012年，我国把经济发展速度调低到8%以下，把更多政策和资源投向民生，更加强调国民的幸福感受，这是政府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的自觉，也是政府对施政目标认识的一大提高。
国际经验表明，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居民的幸福感提升对经济增长不敏感，而更多地关注成功与幸福。在各项政策制定过程中，为民众谋幸福、为民众提供优越的生存与发展条件，将成为政府工作所遵循的价值标准。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人们对于幸福指数的进一步认识，很多地区已经把幸福指数纳入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政府施政目标的转变，基础是科学设置考核指标。幸福就是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幸福指数”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群众对生存状态的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保、安全、社会和谐等；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如居住、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状况等；对政治权利的满意度，如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等的落实情况。在设置考核指标时，应本着科学合理的原则，把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指标纳入考核，使抽象的幸福具体化，形成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谢焕格，2011）。
幸福指数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一）公众幸福指数与民生发展需求
提升公众幸福指数体现了关注民生、推动和谐社会的理念。提升居民以幸福指数为核心的生活质量，必须努力实现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和实现人的发展权利相关的普遍需求，这就要求社会决策者坚持关注民生。发展公共服务体系，其实质是进一步实践科学发展观，解决如何让公众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命题。
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作为主要规划之一，表明了中央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而多个地区在结合本地情况制定具体规划建议时，增加了幸福指数的评价，其强调的主体内容便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发展公共服务体系。要解决好民生问题，就是要在提升民众幸福指数方面有所作为，而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则是政府提升民众幸福指数的重要着力点。
对于幸福指数的关注，强调的就是社会个体客观存在状态和主观心理体验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重要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之一，因为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集中反映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程度。一方面，由于地域、文化和个体体验等的差异，不同地区、不同的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感受会产生一定差异；另一方面，在对生活质量的基本要求上，又体现出一些共同的要求，即对健康、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条件的追求，对自我发展的追求。总之，对幸福指数进行科学地评价，同时从人民生活质量的范畴上拓展对幸福指数的理解，对于我国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在我国各地区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也增加了幸福指数评价。首先是希望发挥幸福指数在衡量社会进步发展中的重要功能，从而补充以往仅仅使用GDP等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做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大发展，而接下来的重点则应该是追求“国富”与实现“民强”并举。从单一的GDP评价到补充更具人性化的幸福指数评价，恰恰反映了我国社会整体发展观的转变，即从追求单一的经济发展观到坚持并践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何正欣，2011）。
对民生的关注，需要在政府绩效评价中得到明显体现。要在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设置民生指标，并附以较高的权重。我国很多地方也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例如，广东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把“人民生活”列为一级指标，就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另外，民生幸福与否，没有人比民众自己更清楚，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主观指标设计中也要涉及民生指标，让人民自己评价自己的民生幸福感。
（二）公众幸福指数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职能模式也出现了一定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要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型政府职能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限政府职能模式，说到底，就是要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从公民导向的逻辑源头来看，服务型政府必然为绩效型政府，评价政府绩效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以政府绩效来看待及评判发展有着现实意义，它为政府的理想职能、政府竞争的方向、政府变革等议题增添了具体的民间标准。要实现幸福指数发展的目标，政府首先要做好职能定位，按照公共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理应是为民众提供更好服务的“守夜人”，就是要打造服务型政府。如何实现我国国民幸福的最大化，是政府公共管理最重要的职责。
幸福指数在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当中，也已经起到了一定作用。广东省作为中国经济发达省份，政府和民众对于幸福指数的理解也走在前沿。广东省政府引入了一些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价，并以此来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课题组连续多年针对广东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121个县（市、区）两级地方政府开展政府整体绩效评价，将地方政府职能定位于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正、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运作成本、实现公众满意五个领域层，全面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政绩观，指标体系强调又好又快，把环境保护、政府成本纳入导向层。
李桢业（2008）等人从城市居民综合福祉角度对沿海地区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反映居民幸福指数的指标看，我国沿海12省份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距。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区的居民享受了沿海地区最高的幸福指数。三大经济圈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 其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福祉环境相对较为完善，从而使这些地区的居民保持着国内的最高生活水准。其中，长三角的江浙，珠三角的广东与京津两市的居民幸福指数并无明显差距。海南、广西、福建等省份的居民基本生存环境较好，而人口密度适当，人均享有的公共资源较为充裕，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他们与三大经济圈居民之间的幸福指数差距。
目前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都把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作为公共政策的首要目标，但是这种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收入差距方面，而应放在能够真实反映居民生活水准的基本生存环境和公共福祉环境方面。
目前，我国很多城市的发展并没有能够全力为民众谋求更多的福祉，只是给私人资本提供越来越大的利润空间。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公共投资管理的缺位，即公共投资不是致力于提高居民幸福指数，而是跟着某些政府官员走，而一些官员又跟着资本走，结果导致公共利益不断被私人资本侵蚀。如果能从预算制度上严格规定公共投资应该负担的各种福祉支出，确保各项居民福祉性投资的投入到位，那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将变得更为完善，民众的幸福指数也将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张进，马月婷.主观幸福感概念、测量及其与工作效能变量的关系[J].中国软科学，2007（5）
2.Cummins，R.A.Obiective and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0（52）
3.邢占军，刘相.城市幸福感—来自六个省会城市的幸福指数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郑方辉.幸福指数及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学术研究，2011（6）
5.谢焕格.把幸福指数纳入干部考核[J].红旗文稿，2011（8）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范文第5篇
国民经济学管理论文范文一：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总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创新涉及的内容比较多，而创新又是现代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因此我们对国民经济管理理念创新进行了探讨分析，希望能够为其创新和改革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创新国民;经济管理
1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比较习惯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外乎是物资资本以及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对自然资源进行管理，物资资源的流动，货币资金的存取等来进行经济管理，管理内容也仅在于资金的运作、物资的调动，劳动力也是这些运作和调动中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国民经济内容单纯以物质和资金流动来当做主线。因为传统的粗放经济模式，人们对于物资的需求比较高，占的比重也比较多，而如今有了变化，因此需要对内容理念进行创新。
2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1)政府组织的变革
政企分开以及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领域，由民营企业进入其中，参与竞争，给民众创业提供条件，给经济创新提供基础，清除创新路上的阻碍，提供便利。尤其是政府组织的领导，应该要打破行政垄断，让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如果政府在经济领域过度的活跃，乃至于与民众争夺利益的时候，那么就不能够让经济的自由全面发展得以实现，从民众可以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中退出来，对民众组织进行扶植，建立社会公共经济组织，促使民众组织得到健康的发展。
(2)国民经济管理组织中的社会自组织生长起来
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设立第三部门来对法治经济秩序责任进行承担，能够帮助政府缓解负担，同时提升了经济的民主性，对法治社会的完善具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也是国民经济管理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实现的目的。社会自组织系统是必须存在的，企业和国家之间形成的社会自组织系统能够确保国民经济管理的正常运行。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组织除了注重上下级关系之外，微观主体活力也是其关注的焦点，希望能够将微观和宏观主体聚合能量给无限放大。
(3)权利平衡和分割的组织结构
政府进行国民经济管理是利用其行政身份，而当其职能发生了转变之后，其有了更多的责任，因此，新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中，权利应该划分得更清楚，防止相互之间的推诿现象，避免责任无法追究的情况发生。
3结语
总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创新涉及的内容比较多，而创新又是现代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因此我们对国民经济管理理念创新进行了探讨分析，希望能够为其创新和改革提供一些帮助。
参考文献
1、推进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和云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15
2、国民收入核算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赵峰;姬旭辉;冯志轩;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08-15
国民经济学管理论文范文二：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充实和完善路径分析
摘要：引入能够反映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指标。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以后，结构性矛盾会愈加凸显，乃至会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关键词：国民经济管理;现实性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呈现出的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重总量、轻结构，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协调等，均与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设计直接相关。随着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质量的追求，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相应地改变发展战略，更新发展观念，充实和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内容，以符合新时展的要求。
充实和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现实性
(一)社会问题的突出要求经济增长必须服务于社会发展
总体而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既包含有直接促进生产力进步的经济活动，又包含对生产力进步起间接推动作用的社会活动，或曰非经济活动。前者主要指全部的物质生产、交换、分配、生产性消费以及所有与此有关的服务与管理活动;后者是指与物质生产只有间接联系和非物质的分配、交换和生活性消费活动，以及与经济活动在形式上全然无关的其他活动[2]。这二者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向前推进的整体内容，当然也内含着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人类社会发展都要求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必须相互协调、彼此促进。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是一种相辅相成和彼此依赖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经济活动是各项社会活动的源泉，社会发展总是依赖于经济发展;反过来看，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经济发展。但同时，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又有自身特有的运行和发展规律，不能相互取代。所以，二者之间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同步协调的，相反，社会活动同经济活动则往往保持着超前、同步或滞后的关系[2]。不管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时期，还是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都可以看到二者协调与非协调关系的存在。
尽管理论上讲，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应该同步发展、协调运行，但现实中真正将二者很好地兼顾起来则是较为困难的，多数时间往往是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结果较低的社会发展水平严重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二战后世界各国经历的道路来看，这种情况不乏其例。迟至冷战结束后，联合国才日益意识到社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才把包括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在内的社会发展作为重要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为此，相继召开了一系列涉及社会发展问题的世界首脑会议，如1990年世界儿童问题会议、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1994年的开罗世界人口大会、1995年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尤其是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了有史以来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把消除贫困、增加就业和促进社会融合定为此次会议的议题，尽管会议只是通过了没有约束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两个文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分歧也未因此完全消除，但是这次全球性的会议无疑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里程碑。进入新世纪后，社会发展问题普遍受到各国政府的大力重视。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诸多林林总总的社会问题同样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化与转型。虽然我们在六五计划以后就将社会发展计划从原有的经济计划体系中划分出来，计划名称也由原来的国民经济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但实际工作中仍未将其置于与经济计划同等重要的位置，人们的认识也未真正到位，反映社会发展的指标也不明确、全面，措施更不得力，以至于我国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社会与经济的非协调发展至今仍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就必须大力改变经济与社会相互脱节的现象，要像重视经济发展一样重视社会发展。
(二)资源与环境已成为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约束瓶颈
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社会发展，均离不开资源与环境的因素。资源是人类生产的重要载体，也是生产要素之一。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空间，具有整体性、持续性及相对稳定性等特点。一方面，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可持续能力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受资源与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也需要巨大的投入，要求经济必须有一定的发展速度，社会发展更要以保护资源与环境为目标，并从环境的质量改善中得到进步。因此，从完整的意义上讲，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环境有效保护共同构成了含义更加广泛和完整的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
与上述轻视社会发展的问题一样，长期以来，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的有效保护同样没有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不仅如此，甚至还往往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持所谓的高速度，这种增长实际建立在高耗能-低效率极端不平衡的基础上，使全球资源和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浪费和破坏，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环境噪音、气候变暖等，不仅使当前人类的现实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也加剧了代际公平的矛盾。西方国家长期实施的发展战略忽视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已经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治理难的惨痛之路。这本是前车之鉴，应当汲取，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挤压下，众多发展中国家为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可避免地选择了赶超型战略，国民经济发展多以极端追求高速度、高增长为目标，其结果是经济总量提升的同时也日益付出资源与环境方面的沉重代价，诱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更为严峻的是，由于经济结构仍旧滞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缺乏治理污染所需的资金和技术，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问题困难重重。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曾通过环境道琼斯指数──生命地球指数①来反映环境破坏的情况，结果表明，20世纪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世纪，也是人类对环境破坏最严重的世纪[2]。
人类为了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忽视了生态平衡，造成了环境污染，反过来，环境污染又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给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工业革命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以西方为代表的全球性工商业扩张活动热衷于对自然界的征服，很少有人认识到人类也只是自然的一体和组成部分，应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上世纪70年代以后，人与自然失衡的加剧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才促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迫切与重要，也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但直到1978年才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实现的前景和途径。9年后即1987年2月第八次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才对人类发展及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评价，并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明确界定为在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对环境资源需求的前提下，寻求满足我们当代人需求的发展途径。用我们现在公认的表述就是，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3]。可见，可持续发展有两个基本点:一是通过发展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二是这种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利益为代价，要为后代人的发展能力考虑。可持续发展虽然起源于环境保护问题，但已超出了单纯的环境保护领域，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和理念，它要求人们从全新的角度处理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使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使资源和环境问题游离于管理者的视野之外，必须把其纳入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要像重视经济发展一样重视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的有效保护。
我国长期以来单纯追求GDP增长而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协调，这主要表现在以往对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比例分配失调，过于强调经济增长指标，而缺乏环保指标等的约束，使得诸如生产挣钱，环保花钱，经济上不去，环保搞得再好，也不能算政绩的竭泽而渔式的观点在地方发展中流行。结果是决心在嘴上，行动在会上，落实在纸上。十一五规划前，虽然也召开过数次全国性的环保大会，制定了若干个环境保护发展规划或计划，但总的来说，落实效果非常不理想，一直到十五计划结束时，我国的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等指标都完成的较好，但唯独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指标未完成。近几年我国才十分重视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问题，将其提到是否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并按照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对各级政府的考核进行了补充，增加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低碳发展等方面的指标，说明我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三)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严重滞后
人们一般把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发展，称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现代经济发展的特征主要表现是: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急剧变革;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迅速改变，世界经济更趋于一体化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和经济结构的高变动率这两大基本特征。长期以来，众多经济学家都看到了二者的联系，如早期的威廉配第，后来的克拉克，近代的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等，且观点较为一致。但触及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经济学家则出现了较大分歧，以库兹涅茨为代表的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总量增长的过程，总量增长比结构变化更为重要，后者是依附于前者的;而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经济学则把结构变动的过程视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认为结构比总量更重要，离开了结构分析，就无法解释总量为什么增长和如何增长[4]。
表面上看这种孰轻孰重的争论意义似乎不大，然而，这场争论的焦点绝非仅仅停留在国民经济的技术剖析层面或方法论意义上，其现实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它启发我们必须从总量和结构的辩证关系和交替演进中来寻找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这自然便是与现代经济发展实践密切相关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经济发展必然有一个总量问题，但它又不仅如此，如果离开了结构分析，人们就难以正确解释经济总量增长的原因和途径。因而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应该是结构的不断优化与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总量变化的作用)。这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说明:
第一，总量与结构本身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共同决定着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及质量。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依附的关系，其中总量是结构的基础，而结构则是总量扩大的必要条件。但是，二者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完全一致，所以把总量与结构割裂开来乃至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结构的变动一般是通过两种基本方式来进行:一是由新增投资的边际推动所引起的结构变动;二是由传统产业的存量衰减而导致的结构变动。当一国结构变动以前一种方式为主时，宏观经济的总量变动与结构变动便出现不等的非对称性，且结构变动对经济运行的作用要大于总量变动的作用。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动基本上是以后一种方式为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调控的重心必须移到调整与优化经济结构上，否则，就会影响调控与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第二，技术创新对总量增长的作用只有通过结构的关联效应才能实现。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创新对于经济总量的增长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是，新的技术引进一般只能是在某个或某些产业发生，不可能在所有产业之间同时平均分布。因而技术创新也总是首先在特定产业内部出现后，通过各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向其他产业不断拓展，这样就会猛烈激发和推动产业结构发生变动，最终导致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如果一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关联度小甚至产业链条断裂，那么就会使技术创新的扩散受阻，也就不可能对经济总量的增长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经济结构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资源的配置效果，并最终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程度。因此，结构不断调整与优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本质要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结构调整与优化，决不是像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政府可束之高阁，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自发来进行调节，它实际上是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市场变化的要求而自觉、主动地进行调控与管理的过程，因此必须把其纳入到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之中，否则就难以实现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进一步的发展。
结论与思考
通过对当前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内容的反思，笔者认为，应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下，对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内容加以充实和完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1.加大社会发展方面指标的比重。现有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四个内容，仅充分就业目标部分反映了社会发展方面的状况，其他三个基本上都是反映经济方面的，这是造成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重要原因。按照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必须在国民经济管理目标中加大社会发展方面指标的比重，并逐步将其量化，以引起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对社会问题的高度重视。当然，社会发展是复杂、多方面的，难以通过某一单项指标来反映，开始可以选用若干个指标来反映其主要方面，如国民受教育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居民收入差距、国民享受医疗保障率、国民社会保障程度等。随着发展逐步可借鉴国外的做法，通过计算国民幸福总值①来综合反映社会发展整体水平以及与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和谐程度。
2.增加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指标。如果说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中虽然不多、但毕竟还涉及社会发展某些方面的指标(如充分就业)的话，那么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指标则基本上是空白，上至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所制定的目标，下至对各级政府的具体考核目标，均未考虑对资源的利用状况和环境保护程度，只重视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和总规模的扩大，而并不关心取得这些成果背后所付出的资源与环境代价，投入与产出严重脱节。这些都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密切重视资源的合理利用、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增加这方面的指标，可遵循先单项，后综合;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首先考虑采用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环境污染程度等指标，待条件成熟后，也可考虑用上述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所倡导的生命地球指数来衡量。只有加大对各级政府环保方面考核的力度，才能逐步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
3.引入能够反映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指标。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以后，结构性矛盾会愈加凸显，乃至会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正因如此，各国都把结构是否优化作为经济发展可持续程度和竞争力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然而，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内容中仍只有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缺乏反映结构性变化的指标。对此，应增设此方面内容。经济结构的内容也很广泛，鉴于我国目前情况，可先考虑选用反映产业结构变动的三次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和反映区域结构变动的三大地带经济占全国经济比重来作为此方面的代表性指标，今后可视发展再进一步细化。
参考文献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范文第6篇
1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在其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伊斯特林悖论”。“伊斯特林悖论”提出经济增长与国民快乐的不一致性问题,即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国民的快乐与幸福感不再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3]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要看这种增长和发展是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总理明确提出，我们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人民并不满意的增长。当前，国内外专家学者也对人本主义视角的经济学幸福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山东大学心理学及社会学教授刑占军的《幸福测量：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和《城市幸福感———来自六个省会城市的研究报告》，都在试求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幸福问题。幸福经济学采用幸福指数（GNH）取代传统经济学的效用函数来计算主观幸福。1972年，不丹王国提出了GNH的概念，并将追求该目标的最大化作为政府的最高发展目标。近年来，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幸福经济学采用幸福指数来计算主观幸福感。居民幸福指数（GrossNationalHap-pinessIndex），是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的居民对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整体的感受水平，是衡量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具体感受程度的指标数值。如果说GDP、GN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居民幸福指数（GNH）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居民幸福感的标准。[4]居民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部分的幸福感，受到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政治因素的影响。作为制定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一种重要参考因素的幸福指数，与GDP的关系是辩证的。GDP是硬指标，是前提和基础；GNH是软指标，是动力和保障。居民幸福指数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所向的“风向标”。
二、经济建设与改善民生的辩证关系
经济建设是改善民生的前提和基础，改善民生是经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二者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我们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一)经济建设是改善民生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经济建设为改善民生奠定物质基础。党的十报告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和民生主义发展规律告诉我们，经济发展是改善民生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增加民生财富，从而为改善民生奠定物质基础；否则，改善民生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经济建设为改善民生提供重要保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基本方针。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济的发展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有利于解决好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有利于缓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从而为改善民生提供重要保障。经济结构单一的工业城市难以持续发展，经济发展过分依赖资源开发和传统产业，产业转型失败，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必将导致破产。与底特律一样，国内很多城市面临着产业转型、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等现实困扰。高昂的房价、拥堵的交通、肮脏的空气，促使诸多白领“逃离北上广”。而“底特律之痛”警示我们，城市唯有实现产业再升级以获得新的发展支撑才能持续发展。城镇化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对于城镇化，指出，中国的城镇化规模之大为人类历史所未有，不仅对中国的发展很重要，而且会影响世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广大农民普遍愿望，它可以带动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我们要从底特律破产中吸取经验教训，搞好新型城镇化建设，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其直接作用就是富裕农民、造福人民。（二）改善民生是经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指出：“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与落脚点。”[5]澳大利亚华裔教授黄有光提出“东亚幸福缺口假说”，指东亚国家和地区不仅有高收入水平而且经济具有高增长率，但整体上看却比其它地区幸福水平低。“东亚幸福缺口假说”实际上是“幸福悖论”在东亚的体现。导致这一现象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东亚地区经济高增长和民众高消费所引致的拥挤、污染和其他形式的环境破坏，经济增长破坏了生态文明，导致人们感觉不幸福。[6]我国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在2013年两会上被广泛关注。为了更多的收入，无数农民工进城务工，但由于户籍、高房价、子女教育等原因，很多外出农民工没法拖家带口，不得不和配偶分居两地，并在打工地与异性组织“临时夫妻”，直接造成农村夫妻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升高，严重影响下一代教育。这些问题凸显了社会建设尤其是改善民生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性，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拉动，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产能过剩，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的问题比较突出。投资是派生需求，是中间需求，消费才是最终需求，因此，只有依靠消费拉动，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内需循环与良性互动。我们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协调发展。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宗旨是为了人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让人民富裕，让人民充分享受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是经济发展的根本落脚点，也是国家强大的根本目的，更是党的使命。（三）改善民生是评价经济增长的最高标准人民的幸福指数的提升是评价经济增长的最高标准。经济建设是改善民生的前提，改善民生是经济建设的动力。要把GDP转化为人民幸福，就得继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老百姓更多地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近年来，雾霾天气侵袭我国东中部大片地区，尤其是京津鲁豫、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大气污染十分严峻；违规排污事件和水污染隐患，毒奶粉、瘦肉精等食品质量安全问题频现。“呼吸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品”作为关系到老百姓健康和安全的“底线”，已成为当前最大民生期盼。空气安全、饮水安全、食品安全，成为社会各界聚焦的热点。过度追求GDP发展速度，导致经济模式太过粗放，过度重视具体经济指标和发展数量、依赖资源开发，都是科学发展观没有落实好的“症状”。要从让老百姓能呼吸新鲜空气、喝干净水、吃放心食品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出发，从吃喝住行让人民感到满意，逐步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这才是经济建设的最高标准。[7]
三、倡导民生与经济相结合的“民生经济”模式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会计统计核算增加值存货
国民经济核算是把国民经济作为整体，利用会计与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对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数量关系进行系统、完整、统一的核算，它是宏观经济信息系统的核心，是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和决策的基础。要建立市场经济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关键是要解决好会计、统计核算的协调统一问题。
一、会计、统计核算协调统一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会计学与统计学是两门具有典型计量特征的应用科学，只是会计学主要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而统计学应用得更广泛。就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而言，作为计量手段，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会计、统计通过各自的核算职能来实现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核算监督和服务的共同目标。两者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会计、统计核算的依据相同，使用相同的原始记录和原始凭证，相互使用对方的核算成果；会计、统计核算所使用的很多经济指标相同，如资产、负债等，其核算口径和计算方法也是一致的；会计、统计核算在企业经济核算体系中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共同搜集、整理和反映企业经济活动信息，双方提供的信息具有互补性。两种核算存在的内在联系为两者的协调统一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同时两种核算的协调统一也是强化企业整体核算的必然选择。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会计、统计核算长期分家，自成体系，不仅造成大量的重复劳动，而且数出多门，相互矛盾，淡化了企业经济核算的整体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的主体，要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就必须强化会计、统计核算的协调统一，讲求核算资料的质量，提高核算工作效率，充分发挥核算整体效应，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宏观核算即国民经济核算的要求看，会计、统计核算也必须协调统一。从统计核算来看，国民经济核算是统计核算的最高层次，它将一系列指标分门别类地组成一整套平衡表、矩阵表和账户，系统地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过程及其结果。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要集合各个产业部门的经济活动，通常采用货币形式的价值量指标来进行核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经济核算实际上是采用统计方法搞社会会计核算。从会计核算方面看，国民经济核算又是会计核算向社会会计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会计又称宏观会计、总量会计，它既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会计管理的客观要求，又是会计科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会计国际化、社会化进程的加快，作为宏观控制手段之一的宏观会计，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微观的企业经济核算的需要，还是从宏观的国民经济核算的要求来看，都必须搞好会计、统计核算的协调统一。
二、会计、统计核算协调统一中的主要差异与问题
会计、统计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企业经济运行情况，它们根据各自不同核算要求各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指标体系和核算方法，但这与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这就需要找出两种核算在协调统一中存在的主要差异与问题，从而更快、更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1、会计、统计核算在管理体制上的差异。我国国民经济遵循的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会计、统计在核算时也遵循这一基本原则，但两者的管理体制又不完全相同。财政预算的分级管理是按权、责、利相结合的原则，各级财政部门掌握的是“分级包干”部分的会计核算资料，而不是本地区全部企业的会计核算资料。而统计管理体制是为了适应各级政府管理经济、搞好综合平衡的需要，采取以块为主的属地原则，各地区能掌握本地区全部企业的核算资料，逐级汇总上报，形成国民经济的总体核算。
2、会计、统计对生产经营成果的核算原则不同。会计核算是按权责发生制原则来核算企业生产经营成果的，而统计核算是按生产经营原则来计算生产经营成果的。如统计核算对本期生产但未销售的产品、自制设备、大修理作业、定货者来料加工的原料价值都计算产值，会计核算则不将其作为销售收入。在计算生产经营成果时，会计核算是按实际销售价格计算，而统计核算则是按现行价格计算；对本期生产未出售产品，统计核算按出厂价计算，会计核算则按成本价计算。
3、会计、统计在核算方法上的差异。会计核算是通过设置账户，依据会计凭证，采用复式记账的原理，对每一项业务加以登记、分类、汇总进行核算。统计核算则是对经济现象通过大量观察，运用分组法、综合指标法、动态数列分析法、统计指数法等来把握总体特征，推断发展总体趋势。
4、会计、统计对收益分配的核算不一致。会计核算反映企业收益的指标主要是利润，对利润的形成及分配核算反映比较详细，但分配额中包括了非本企业直接生产所得的营业外收入、转来利润及弥补亏损的收入。而统计核算则从宏观角度观察企业的社会收益分配，即通过核算企业增加值来研究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再进一步核算企业可支配的收入及其分配，来反映不同企业拥有生产资金的规模和水平。
5、会计、统计在核算分类上也存在着差异。企业会计核算主要按主管部门分类，如新会计制度把国民经济按主管部门分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品流通、旅游饮食服务、施工房地产、对外经济合作、金融保险等行业。统计核算则主要按产业或产品分类，如国家新颁布的统计制度把国民经济划分为两大部类、三次产业、十三大门类（行业）。
6、会计、统计核算对企业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也不相同。会计核算以所得利润作为企业经济效益的考核指标和企业最终目标；统计核算则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要求，以企业增加值（或净产值）作为经济效益指标或衡量企业对社会贡献的依据。
总之，现行会计、统计核算中存在的差异与问题较多，两者还没有形成一套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整个国家经济运行全过程的指标体系和统一的分类标准，基本上还是自成体系。随着现代化核算手段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和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实施，两者核算不协调的矛盾将会日益突出，会计、统计核算的协调统一势在必行。
三、实现会计、统计核算协调统一的构想
国民经济核算由会计、统计核算综合组成。协调统一会计、统计核算的基本思路是：以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主导，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宏观控制为依据，会计、统计在保持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双方都作些改进，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资料的共享度，最终实现会计、统计核算的协调统一。
1、完善会计、统计核算体制，制定一套满足国民经济核算基本要求的财务收支统计制度或会计决算制度。企业财务收支资料，除按财政预算体制要求上报财政部门外，还应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按统计核算的要求，将企业全部资料按块块逐级上报统计部门，由统计部门按主管系统、产业部门进行分类汇总，用于宏观分析。这样既可以满足宏观经济管理各方面的需要，又可以减轻基层负担，使信息工作逐步实现规范化、标准化。2、加强会计统计的信息管理。现代管理理论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达：管理的重点是经营，经营的中心是决策。而决策是否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对会计统计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取决于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获取和传递信息的及时性与正确性。企业只有对所发生的信息、形成的信息流进行及时、迅速、科学地处理，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可以说，信息是企业经营的重要依据，是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资源。信息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使用目的的多样性上，它既能满足企业内部的管理需要，又能满足与企业有利害关系的外部集团的需要。
3、规范会计、统计核算指标，改进会计、统计核算原则。在核算中，对会计、统计相同的指标，在指标名称、涵义、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上应力求一致，使会计、统计核算找到共同语言。如现行会计制度中的“存货”同统计中的“库存”“储备资产”，在经济含义、核算内容上基本相同，为便于同国际标准接轨，会计、统计在核算时均应采用“存货”的概念。对会计、统计在核算中存在着差异的资料，应有明确分工，相互补充，搞好协调统一。如反映本期生产成果（如产量、产值）以统计资料为主（不合格产品应统计在内），反映本期实现的经营成果（如销售收入）以会计资料为主，以解决会计、统计在核算原则和指标口径上的不协调。
4、调整和增加会计核算中有关分类的内容，满足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需要。会计核算除按行业分类外，可与统计核算配套，增设按产业分类核算的内容。此外，根据统计核算的要求，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一些独立的项目，这不仅为统计核算提供了直接资料，也解决了会计、统计核算在分类方法上的不协调问题。
5、建立增加值会计，实现会计、统计核算的协调统一。增加值也叫附加值或追加值，会计上习惯叫增加值，它是本企业经营活动在外购货物和劳务上获得的增益，即营业收入扣除经营活动中耗费的中间产品和劳务后的余额。增加值的核算扩大了现有会计、统计信息的使用范围，能更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
用什么指标来衡量企业的经营成果是会计核算目的和统计职能不容回避的问题。总产值、销售额包括了外部购置价值，有重复因素，而且生产经营起点不同的企业难以对比；不含重复价值的利润虽然能反映企业的净收益，但其真正受益者仅限于业主或股东。而增加值能显示各方面（包括政府、职工、股东、债权人）对企业及社会的贡献，是企业的一项综合性权益指标，它把企业的经营核算与分配核算、微观核算与宏观的国民经济核算联结起来，从而把会计核算与统计核算真正联结在一起。会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在加强微观核算职能的同时扩大会计宏观核算职能，即在加强会计固有职能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座通向国民经济核算的桥梁，这座桥梁就是增加值核算，即“增值会计”。
【参考文献】
[1]吕能贤：当代实用企管技术[M].中国科技出版社，1992.
[2]马洪、王梦奎：中国发展研究[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3]杨宇立：审视中国[M].北京出版社，2000.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国民幸福指数；研究现状；启示长期以来，GDP都是衡量国民经济的第一指标，但其片面的衡量国富、民富，不是衡量一国国民幸福快乐的标准。由此，支持国民幸福指数的声浪扑面而来，对此，有识之士不禁要问：国民幸福指数的定义是什么，该指标的测量方法是什么，其对国民经济是否具有代表性。对于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就开始，部分国家甚至已经用其作为检视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随着国民幸福指数重要性的增加，西方学术界已经对国民幸福指数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广泛的的研究。相较于西方，国内有关幸福指数的研究起步较晚，不管从深度还是广度的角度来看，其研究都有待进一步深化与拓展。诸多学者也从这些不成熟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多启示来完善指标的测量方法，使其更具代表性。
一、国民幸福指数的内涵及意义
1970年，不丹国王提出“国民幸福指数”这一概念。他提出，政府的政策应关注国民幸福，并以实现国民幸福为目标。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才是人生的基本问题。国家在制订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如何实现现代化，也应该考虑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组成的国民幸福指数四级指标。这一创造性地幸福理念使不丹成为世界上唯一用国民幸福指数代替GDP 来衡量发展成效的国家。伴随着30多年的实践，不丹民众的高幸福指数和高经济增长率引来了学者的广泛关注。
国民幸福指数是测量与评估国民幸福感的综合指标体系，它是衡量一国是否进步发展、政府管理的有效性、生态环境的良性运转、国民幸福水平的重要工具。构建科学的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并用国民幸福指数指引一国全面发展，对于纠正“唯GDP”的发展倾向，落实“旨在提高人民幸福水平”的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民幸福指数的测量方法很多，下文中笔者将就其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具体测量计算方法进行阐述和总结。
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国民幸福指数的的权威测量方法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卡尼曼等人提出的一种新的幸福感的度量方法，日重现法。即以一定问题为框架制定度量表，引导被测试者回忆一天中有关幸福状态的高低，并对这种效用水平进行评估的测评方法。它科学的结合了“时间预算”和“体验取样”（ESM）两种方法，利用专门为减少回忆偏差而设计的程序，系统地重现受访者一天来的活动和体验，评估人们如何安排他们的时间。
另一种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公布的目前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幸福指数。这种评价体系非常简单且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综合所有的事情，民众选择四个等级是非常幸福、十分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福。最后通过对被访者答案的统计处理，可以得出各个国家的幸福指数。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近些年也层出不穷，其中包括：
中科院院士程国栋提出，站在国家的角度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刘正山设计了一整套主客观结合的指标体系：客观指标包括基尼系数、支出结构、婚姻美满度等等；主观指标包括开心程度、个人外向指数、人际关系指数等。
另外一种新思路是认为，国民幸福指数可以看作是对人类发展指数（HDI）的进一步拓展。根据此理论，周四军，庄成杰从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人口与就业水平和自然环境水平四个方面科学合理的选取了25个指标，构建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并采用变异系数法和距离综合评价法对其进行计算。
对于国民幸福指数计算方法还有以下两种：1.国民幸福指数=收入的递增/基尼系数×失业率×通货膨胀；2.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a，b，c，d，e分别表示五个指数所占的权数，各政府所要实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决定了这些权重的大小）。
从上文的国内国外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国内外关于国民幸福指数的测量方法各不相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完备的体系。且上述测量方法或多或少存在缺陷，有待完善。
三、启示
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得到以下启示：
1、客观事实和主观感受都不能被忽视。在国民幸福指数（GNH）计算中不能单纯只考虑客观事实或者主观感受。
2、对国民主观感受指标的计算方法缺乏规范性和标准性。所以，对国民幸福指数的测量要持谨慎态度。虽然幸福是一种可以评价的状态。但测量国民幸福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很难用简单的统计指标说明。因此，应从多角度、多层面构建指标体系。
3、国民幸福指数的测量存在文化差异。“国民幸福指数”本就是西方的舶来品。鉴于我国与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有一定的差异，因此，我们应尽快提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国民幸福指数。这种指标体系应避免简单化、绝对化、片面化、夸大化、偏激化，既要有定量指标，也要有定性指标，并可以作为制订社会发展规划和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参考文献：
[1]刘杭 《“国民幸福指数”理论要点、案例及启示》 《社科纵横》2011年第8期（下）总第37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