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的风险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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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中的风险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金融；碳交易；碳排放配额；碳排放权；碳金融市场；碳金融业务；绿色金融；温室气体减排；气候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1-0070-10一、引言
气候变化是人类发展的主要挑战之一，近几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和大众对生态环境关注度的提高，发展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的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共识。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这一概念最早见于2003年英国政府的能源白皮书《我们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二氧化碳排放为特征的绿色发展模式。此后，低碳经济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经济决定金融，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需要发展相应的金融业务，如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融资、理财等，这就是碳金融业务。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催生了低碳金融的发展，而且需要低碳金融的加快发展反过来支持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低碳经济和碳金融已成为时展潮流的现实背景下，传统的金融制度与发展理念需要改变，金融体系也需要调整，以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低碳经济和碳金融的快速发展，学术界对碳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将全面回顾碳金融理论研究进展，系统归纳和评介碳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并展望碳金融理论研究的趋势，以期为碳金融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二、碳金融的概念及属性
“碳金融”是指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并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切活动，这是现代金融根据环境金融与绿色金融延伸出来的最新提法与发展方向。20世纪90年代，为了降低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的负面影响，国外经济学者试图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思考。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中心，如何利用“金融”手段解决环境问题也就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由此“环境金融”便应运而生。最先提出“环境金融”概念的是Salazar（1998），之后Cowan（1999）、Jeucken（2001）、Labatt等（2002）分别从不同侧重点对环境金融进行了阐述：Cowan（1999）侧重对环境经济和金融双方互利的角度进行界定，认为环境金融是环境经济和金融学的交叉，其既为发展环境经济提供了各种资金融通的途径，同时又能从环境经济发展中获益；Jeucken（2001）侧重对环境与金融关系的演变过程进行解释，在对银行业与可持续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银行业对待可持续发展的态度分为抗拒阶段、规避阶段、积极阶段、可持续发展阶段四个阶段；Labatt等（2002）在《碳金融》一书中侧重从环境金融产品的角度对环境金融进行表述，认为环境金融是以市场为基础，以提高环境质量、降低环境风险为目标而设计的金融产品。2003年，英国政府在其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加上《京都议定书》中市场机制的设计使原本是免费环境资源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商品化，从环境金融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延伸出的“碳金融”概念便应运而生，并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王定祥，琚丽娟：碳金融理论研究评述与展望碳金融是指建立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为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机制（Meijer et al，2006），这是一个比较广泛、抽象的概念。世界银行对碳金融概念的界定则显得相对狭隘，认为碳金融是提供给温室气体减排量购买者的资源。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碳金融已经超出了减排量购买的范畴。Labatt等（2007）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碳金融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和拓展，认为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探讨与碳限制社会有关的财务风险和机会，提供和应用市场机制转移环境风险和促进环境目标的实现。总的来讲，碳金融是指在碳排放受限制约束的情况下，在一个排放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必须付出代价的世界中所产生的金融问题以及解决气候变化的金融方法和工具。可见，“碳金融”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可以把通过金融工具转移环境风险并实现环境目标的碳约束行为视为狭义的碳金融，而将所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解决方式定义为广义的碳金融。
随着国内低碳经济的兴起以及受国外碳金融理念的影响，碳金融研究成为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国内一些学者在相关著作中引入了“环境金融”的概念。部分学者，如孙洪庆（2002）、熊学萍等（2004）还用“绿色金融”“生态金融”来表示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其内涵与“碳金融”一词有异曲同工之处。王宇等（2008）从碳金融对环境意义的战略高度出发对“碳金融”进行了概括，认为碳金融是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机制创新，其具有减排的成本收益转化功能、能源链转型的资金融通功能、气候风险转移功能和国际贸易投资促进功能四个方面的功能。吴玉宇（2009）和曾刚等（2009）对“碳金融”概念的观点基本相似，认为凡是服务于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以及与之相关的金融活动都可以称之为碳金融。张明珅（2010）对碳金融概念的界定比较全面，认为碳金融是指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金融活动，包括相关金融制度设计、金融交易和中介行为，通过金融活动和金融工具使有限资源投入低碳经济，促进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绿色经济发展。目前“碳金融”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而本文比较认同的是郑扬扬（2012）的观点，其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碳金融”定义为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的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它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
在对碳金融概念进行界定的同时，国内学者还对碳金融的特殊属性进行了探讨，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其与传统金融的本质区别。碳金融以碳排放量的交易为核心，它不仅具备在交易中形成的商品属性，而且金融在商品市场中的流通使其逐渐由商品属性向金融属性过渡。从对碳金融的内涵界定可知，碳金融实质上是“碳交易+金融属性”，碳排放权具有准金融属性，而且可以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的金融资产，通过对碳金融收益的追逐可以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易霞仔等（2012）认为碳金融是社会属性、准金融属性和商品属性的集合体，其社会属性体在于其与金融衍生产品类似，是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产生的旨在通过碳交易来转移风险的一种金融性碳契约；其准金融属性不仅在于以碳排放权为载体的碳金融具有货币性，而且碳交易以及低碳生产方式也凸显出了其“准金融的属性”；其商品属性则在于其成本收益的负相关性、依靠市场的价格信号形成对资金的融通功能以及对环境风险的转移和分化。娄欢欢（2011）从法律的角度对碳排放权的特殊性进行了分析，指出碳排放权在法律意义上成立的实质在于，无论个人还是企事业法人单位，为了自身生存发展需要而对温室气体进行排放的行为，是通过法律拟制而获得的对环境容量使用的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这种权利必须通过合法途径并在国家公权力的许可下获得；之后，碳排放权人必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被授予的排放权能，超出规定权限将受到法律的惩罚。乔海曙等（2011）研究认为，碳排放权实质是一种新的金融形式，不仅具有金融资产属性，而且具有金融资源和金融功能属性：金融资产属性体现在碳排放权的“准货币化”特征、碳排放权作为金融资产的特殊性和广泛性等方面，金融资源属性体现在其具有稀缺性和战略性两方面，而金融功能属性主要体现在其特殊的减排成本内部化和最小化、产业链低碳转型、气候风险转移和分散功能三方面。
从以上对碳金融概念及属性的研究可以发现，学界对“碳金融”概念提出的逻辑起点以及对这一事物认识的成熟度和完善性上存在差异，尽管他们在概念表述、研究角度上各不相同，但普遍认为，碳金融是金融领域服务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金融创新活动，为缓减气候变暖、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可见其本质是一致的。低碳金融属性的研究是对碳金融内涵的进一步延伸，同时，将低碳金融与传统金融划清了界限。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国内外对“碳金融”概念及属性的认识正在逐步趋向科学化和系统化，这将为未来碳金融理论的深入研究奠定坚实的认识基础和理论前提。
三、碳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
1.“绿色金融”理论
20世纪以来，环境气候的变化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尤其在现代社会经济领域，金融对资金和社会资源起到了“绿色配置”的作用，这将大大促进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绿色金融”不仅要求将环境保护观念引入金融机构内部，而且更加强调金融业为解决环境污染、为环境产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支持，它成为环境保护与金融之间的绿色桥梁。Jeucken（2001）在《金融可持续发展与银行业》中分析了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强调了银行在环境问题上的重要性。Gradel 等（2004）把金融与环境保护关系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他们在《产业生态学》中系统研究了金融与环境保护的内在联系，从产业与环境的视角把金融作为一种服务业纳入服务业与环境保护的理论框架中，以至于最终成为学者们研究碳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2.气候风险管理理论
气候环境的变化不仅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Labatt 等（2002）认为，气候变化同样也会给企业、金融服务业、投资者带来风险，他们将其称为气候风险。从企业层面来讲，气候风险主要包括企业因不遵守气候法规而遭遇法律诉讼的法律风险，而且如果忽视与碳排放有关政策、产品和生产程序等将面临声誉风险。碳排放限制政策随着气候的变化而不同，而不同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不同，将会影响到其资产和资本的支出，进一步使其面临市场竞争风险，如何应对气候风险和增强对气候风险的管理成为摆在众多企业面前的一大难题。同时，他们的研究表明，尽管不同企业受到气候风险的影响程度不同，但是要想转移气候风险必须通过碳金融市场这个载体来管理和解决。随着气候风险已经成为影响金融业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气候风险管理理论便成为碳金融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3.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最早源于马歇尔所著《经济学原理》中的“外部经济”概念，其包括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的减排和全球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容易给对社会造成一定负外部性的传统企业带来“搭便车”的机会，使私人成本不能完全内生化。针对这种外部性，特别是负外部性，科斯基于市场机制下的外部性理论为合理的碳减排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经济活动主体拥有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权力（即人均排放权），在该碳排放产权清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碳基金等业务手段，可以在达到碳减排目的的同时使外部成本内部化。Barrett（1998）指出，各地碳减排成本的不同意味着《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机制能督促全球碳减排分配产生效益。但是，不同企业由于自身创新能力不同，应对环境问题将对其成本收益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能够通过创新将多余的碳排放指标在全球范围内交易并从中赢利的企业来说，外部成本内在化是其减排的兴趣所在。企业的经营目标不仅要追求自身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社会效益，这样企业才能保持长期竞争力。Schaltegger 等（2000）对企业环境管理投资与其金融利益相关者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既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金融利益相关者获得发展优势，于是碳减排交易便在该理论的基础上得以产生和运用。
以上理论研究不仅廓清了碳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全球碳金融的实践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但是与目前碳金融应用层面的研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未来碳金融理论的发展应与实践应用同步前进，并指导碳金融实践。同时，碳金融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综合了环境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法学等多种学科的交叉学科。因此，在未来的理论研究过程中不能孤立进行，要在借鉴其它学科知识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碳金融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四、碳金融市场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
碳金融的发展离不开碳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创新和发展碳金融市场不仅是碳金融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同时还关系到金融体系的重构和金融产业的优化升级。目前，世界各国正在积极建立碳金融市场体系，旨在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实现碳减排目标。国外碳金融市场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学界对碳金融市场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骆华等（2010）对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以来，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额由2005年的109.90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 360亿美元，年均增长184.6%。世界银行预测，2010—2012年全球碳交易规模每年可达到600亿美元。
碳交易额的迅猛增长使碳金融市场结构的划分变得不可或缺。张小艳（2012）按照碳信用来源不同，将其分为配额型交易市场和项目型交易市场。配额型市场包括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的配额交易（AUU）市场、区域性碳减排机制下的配额交易市场、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下的配额交易市场三个层次；项目型交易市场包括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核证减排单位（CERS）交易和联合履行机制下的减排单位（EUR）交易。Hamilton等（2008）根据交易主体减排义务是否具有强制性，将碳信用市场分为规范市场和自愿市场两种类型，其中规范市场要受到国际、国内或区域性的强制性法规的限制《京都议定书》下的AAUs、ERUs及CRUs都可在规范市场进行交易。 ；而自愿市场不受强制法规的束缚，因此可供交易的碳信用也相对比较广泛，除了在规范市场交易的碳信用形式外，未经核准的减排量（NERs）、经核实的减排量（VERs）以及预期减排量（PERs）都可在自愿市场进行交易。从碳交易所的全球分布结构看，李瑞红（2010）认为国际上大部分碳交易所为发达国家所控制，而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较小国外已形成了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亚洲碳交易所（ACX）、欧洲能源交易所（ECX）等近20多个交易所；而我国自2009年山西吕梁、湖北武汉、浙江杭州、云南昆明等一系列交易所相继成立以后，碳交易体系才粗具雏形。 。乔海曙等（2011）研究认为，碳交易市场与一般金融产品市场类似，存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分：一级市场涉及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即产品产生核准阶段；二级市场是指初始分配后的自由交易市场，主要涉及以初始分配为基础的产品的交易流通阶段。
金融市场的组成要素是市场发展的基础，全球碳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展以及结构变迁为进一步探索碳金融市场相关要素提供了条件。市场参与主体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要素，其发展规模和类型的多元化是衡量碳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参与主体的变迁是市场结构变化的表现。在碳金融发展初期，我国市场参与主体主要是在政府鼓励下的一些金融机构，结构较为单一，市场发展缺乏动力。之后，随着人们对碳金融认识的不断深化，政府、国内外商业银行、保险机构、风险投资公司以及基金等都参与到碳金融市场的交易中来。参与主体规模的日渐扩大和种类的日趋丰富，在提高碳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的同时，也为各类市场主体进行投融资提供了一种科学化的平台。 。刘英等（2010）按照交易目的的不同将碳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分为通过期货买卖来规避风险套期保值且有减排任务的企业、通过碳金融产品价格的涨跌进行贱买贵卖的纯粹的投机者、作为中介代表的期货公司和保障碳市场规范运作的监管主体等。林永生等（2012）根据参与主体功能的不同，将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分为供给方、需求方和中间商三类：供给方包括转型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拥有多余碳排放配额的发达国家；需求方包括资源减排市场的买方以及在《京都议定书》下承担减排任务的政府；中介商主要是指从发展中国家买入经核准的减排单位，然后将其在交易所卖出实现套利的中介机构。
碳金融产品作为市场交易的物质载体，在碳金融市场的不断拓展中走向多元化和复杂化，由初期的以配额市场中的碳排放配额和项目市场中的核证碳减排量为主的原生产品交易，向以碳排放权为基础的碳远期、期货、期权、掉期等为主的衍生产品的方向发展原生产品主要是以EUA（即欧洲碳排放配额）、AAU（即UNFCCC附件Ⅰ缔约方国家间协商确定的排放额）为主的配额市场中的碳排放配额和CER（即核证减排量）、ERU（即联合履行机制允许的附件Ⅰ国家通过投资项目的方式从另一附件Ⅰ国家获得的减排量）为主的项目市场中的碳核证减排量。2005年欧洲能源交易所（EEX）碳排放权期货市场的建立，标志着以碳排放权为基础的碳金融衍生产品的正式问世。随后Uhrig（2006）和Wagner（2006）提出了一种标准化的期权产品设计方案，旨在通过向市场引入一种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权工具来达到规避风险、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王留之等（2009）针对国内碳交易市场中企业开发CDM项目融资难的问题，提出进行金融创新的计划，推出了银行类碳基金理财产品、融资租赁、保险业务、信托类碳金融产品、私募基金、碳资产证券、碳交易保险、以CERs收益权为质押的贷款等八种创新产品。目前，在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碳金融产品中，比较成熟的包括绿色贷款、互换合约、环保期货、环保基金、碳交易保险、巨灾债券以及基于减排信用设计的金融产品、天气衍生产品等。目前，远期、期权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中的交易数量和金额已经远远超过基础产品成为最主要的交易工具。 。碳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在最大限度满足不同企业和金融机构需求的同时，也大大地活跃了碳金融市场，激发了碳交易市场的生机和活力。然而，碳金融产品种类的创新对产品的市场定价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厘清影响碳金融产品价格的因素，并构建一套完整的包括定价、核证在内的价格体系，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Wilfried（2007）等将碳市场中的碳配额看做是一项稀缺的输入变量，认为EU-ETS碳配额价格将在很大程度上受能源和气候变化的影响。Mansanet（2007）则持不同的观点，其通过对碳配额日价格的变动观察发现，能源资源是决定碳配额价格的主要因素，而气候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对其产生影响。Alberola（2008）等人指出，EUA现货价格不仅受错误预测能源价格的影响，而且与未预计到的温度变化也有关。刘英（2010）认为，碳价格在与能源市场价格存在较强关联性的同时，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Daskalakis（2009）和Paul（2010）分别通过蒙特卡洛法和扩展的带有跳跃性的几何布朗运动模型对欧洲碳期权定价和欧盟碳排放权的现货价格进行了研究，前者肯定了模型的有效性，后者得出了碳信用现货价格具有跳跃性和非平稳性特征的结论。Camona（2009）等学者利用竞争性随机模型对碳配额价格的形成及驱动机制进行了研究，结论显示，模型的解服从最优随机控制理论。为了检验碳配额价格与相关动态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Benz 等（2009）、Chevallier（2009）采用马尔科夫机制转换和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以及非对称的GARCH模型对不同阶段碳排放配额的短期现货价格与收益的波动行为、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总体上看，目前在碳金融产品定价的研究上还处于初级阶段。
全球碳金融市场在近几年得到了迅猛地发展。但由于目前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尚未完全统一，各类碳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加之市场管理规则的千差万别，伴随而来的是碳金融市场交易的高风险和低效率并存。因此，加强对碳金融市场的管理不仅对碳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来说至关重要，而且也是未来全球碳金融市场能够持续稳步健康发展的关键。林立（2012）选取国际碳金融市场中最具代表性的期货市场，以2006—2010年的ECX期货合约为样本数据，研究了其在不同市场收益率和不同投资时间影响下的风险状况，认为碳金融市场存在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而且通过对2006—2007年和2008—2010年两个时间段的比较，发现碳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比较平稳，而非系统性风险在逐渐减小，说明国际碳金融市场正在逐步趋于规范化。一些国外学者分析了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存在的风险以及风险管理的方法，认为CDM项目存在基准线风险、政策风险、项目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政治风险以及名誉风险7大类风险，而风险管理的原则是将风险指定给最有能力承受它的一方。还有些学者，如Blyth（2009）和Li 等（2011）通过实证的方法将影响碳金融的相关因素引入模型来研究风险管理，前者引入政策因素和技术成本研究碳信用价格的风险管理；后者通过层次分析方对影响碳金融的相关因素（如工业发展背景、市场结构、商业发展状况以及基础设施等）进行实证，认为建立一个完整的碳金融评估体系是中国市场解决碳金融风险的一个迫切任务。尽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碳金融的发展主要以市场为基础，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多数情况下存在资源配置失灵现象。张晓春等（2011）把碳金融市场无法有效运行的原因分为价格非理性波动、市场垄断和非法经营，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强化政府监管，政府监管是克服“市场失灵”引发多方风险的有效手段。卢现祥等（2011）针对我国企业减排动力不足带来的问题，从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入手分析了政府职能与企业减排之间的关系，建议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激发企业的内在动力。
毋庸置疑，碳金融市场的风险监控至关重要，但其效率的管理也不容忽视。碳金融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不完全竞争性以及大量不合理和非有效因素的存在成为其高效运行的障碍。除此之外，目前全球碳金融市场呈现出区域性竞争发展的特征，空间上的分割以及地区性排放额分配政策的差异，增加了碳金融市场的监管成本，降低了碳金融产品交易的效率。可见，优化碳减排量在空间的合理配置，促进碳减排政策在各地区之间的协调配合，是促进碳交易市场更加有效的重要措施。Moslener（2004）和Stranlund（2007）都强调了监管在碳金融市场效率提高中的重要性，前者通过一个交互模拟模型对EU-ETS成员国碳排放额分配方案进行各种设计，认为减少管制成本以及资源在转移过程中的浪费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Daskalakis（2008）和Markellos（2008）运用现货和期货市场的部分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政府对短线投资和碳配额融资的限制将带来碳交易市场的弱有效性。Vrnokur（2009）也对EU-ETS施加配额融资和申请的限制提出反驳意见，认为提高碳交易体系的效率必须解除限制并增加信息公开的透明度。
总之，碳金融市场的产生是碳交易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与碳交易存在密切的关系。通过国内外研究对比发现，国际碳金融市场规模化和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市场参与主体、碳金融产品种类及其定价、市场风险识别和管理上都已经比较成熟；而我国碳金融市场由于多种阻碍因素的存在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市场结构、运行机制和风险管理体系都不完善。可见，在结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已有理论成果促进我国碳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将任重道远。
金融中的风险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控股集团；预期缺口；风险加总；经济资本
0 引言
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浪潮中，世界主要国家的金融体系先后由分业经营模式转向混业经营模式，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都选择以金融控股集团（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作为实现混业经营的组织形式，金融控股集团的集团化经营模式所具有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协同效应等优势是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Demsetz和Strahan，1997）。近年来金融控股集团组织形式也在我国开始发展，国有商业银行、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纷纷将金融控股集团作为改革目标，同时各类产业资本控制的企业集团也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渗入金融行业，形成实际的金融控股集团。由于涉足业务领域广泛（例如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期货业），金融控股集团普遍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即整个集团层面上的综合风险度量问题。
相对于单一业务金融机构，金融控股集团组织形式既带来了风险分散化效应——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导致的后果（Kuritzkes et al，2003），也引发了集团内部风险溢出和传染效应——协同效应的结果（Leaven和Levine， 2007），因此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加总（risk aggregation）显得非常复杂。常见的风险加总思路可以概括为两个方向：（1）计算集团所涉及的每项业务单元（或每家子公司）的风险，即自下而上的风险加总；（2）计算集团所面临的每类性质的风险，即集团总体层面自上而下加总。目前而言，由于前者的实际运用难度较大，自上而下的风险加总是学术界及实务界讨论较多的方向（Junker和May，2005）。
然而由于不同性质风险所具有的分布特征不同，风险加总并不表现为不同风险的Gaussian加总。以金融机构面临的最普遍的三类最主要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为例，不少学者已经证明（如Jorion，2001），尽管股票、商品等市场资产的收益率并不服从正态分布，市场投资组合的价值分布却通常具有对称、薄尾特征，它可以使用Gaussian分布进行估计，因此市场风险表现出可加总性。不过，如借款者集中、信贷传染等现象的存在使得信贷损失分布表现出显著的非对称、长尾特征；操作损失分布的非对称、长尾特征则更加明显——系统崩溃、诉讼、欺诈等外部冲击发生的概率更低，而一旦发生时造成的损失也更巨大。
因此，传统Gaussian估计方法无法准确分析不同性质风险间内在联系。Copula理论的发展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帮助，它可以在保留单一变量边缘分布重要特征（如偏度、峰度）的同时，得到多维变量间的一致性联合分布。正因为这种优势的存在，Copula方法在金融风险度量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最近1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将Copula方法引入至金融风险加总领域研究， Rosenberg和Schuermann（2006）、Aas et al（2007）、Jacobs （2011）对银行集团主要风险联合分布的分析，都使用了不同形式的Copula函数。这些研究将是本文所提出的金融控股集团风险加总模型的重要借鉴。
风险度量的目的是进行风险资本覆盖。目前，无论是对于监管者还是金融实务者，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管理作为一种新兴的资本管理理论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经济资本概念可以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使用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isk 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 RAROC）方法进行交易风险概率分布分析，并使用经济资本作为综合风险管理手段，至此之后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在风险决策过程中引入经济资本管理理念。随着信息科学技术及金融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一系列综合风险度量模型和方法不断被开发出来，经济资本涵盖外延也因此不断扩展，现今经济资本概念已经能够包括多种性质的风险资本。这种趋势在金融监管中也得到了体现，以银行业监管为例，新巴塞尔银行资本协议第二支柱规定的内部资本充足率评估程序（Internal Capital Adequacy Assessment Process， ICAAP）要求金融机构将各种性质的风险考虑进资本充足率综合评估过程，事实上ICAAP也属于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本文将首先构建金融控股集团综合风险度量模型，这将是本文第二节分析内容。与一般利用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 VaR）方法进行风险度量不同，本文所研究的风险加总模型将建立在预期缺口（Expected Shortfall， ES）理论基础上，并提出用广义Pareto分布和学生t-分布进行单一风险边缘分布估计，用Copula方法进行不同性质风险间相依结构分析。之后，在阐述经济资本理论详细内涵基础上，本文将提出经济资本度量方法，这是本文第二节内容。加上引言和第三届结论部分，以上构成本文的论述框架。
1 金融控股集团综合风险度量
目前而言，预期缺口是一种用来度量综合风险的一致性方法。ES综合风险度量要涉及到两方面内容估计：1）单一风险边缘分布估计；2）风险因子间相关关系估计。
1.1 ES一致性综合风险度量方法
人们常常使用标准差、方差等作为风险的度量手段，这种度量方法的应用存在一个重要前提，即风险损失概率分布服从正态分布或Gaussian分布。实际中该假设前提通常并不满足，因此人们不断开发出更符合现实情况的风险度量方法，其中应用最广泛的莫过于VaR方法。VaR度量在给定置信水平下，在给定持有期间内，资产价值所面临的潜在最大损失。假设时刻t金融机构面临着K种风险，风险因子向量为Xt=（X1t，…，XKt），其联合概率分布为FX（X）=Pr（X1≤x1，…，XK≤xK）。定义пt，t+（Xt）为持有期[t，t+t]内金融机构的总损失，同时假定所有资产头寸的计价币种相同，故有
（1）
定义 为置信水平为α时的VaR值，即
（2）
VaR法诞生后不断受到诸多学者的质疑，不过因为它所具有的简洁性和直观性优势，VaR度量方法很快推广成为一种行业标准。而对VaR法提出颠覆性质怀疑的是Artzner et al（1999），他们提出了一致性风险度量（Coherent Risk Measurement，CRM）概念，即一种良好定义的风险度量手段应该满足单调性、一次齐次性、平移不变性和次可加性四个条件，而VaR度量方法并不满足CRM中的次可加性条件。
Acerbi和Tache（2001）提出预期缺口概念，ES法满足CRM条件，因此是一种一致性度量方法。ES是超过 的风险暴露条件期望值，即
（3）
ES法是最近10多年来金融风险研究中受认可程度较高的度量方法，它与VaR比较接近，实证也表明，99%置信水平下的ES值与99.97%置信水平下的VaR值非常接近（Embrechts et al， 2002）。ES度量的关键在于确定（3）式中的VaR值。为得到总损失的VaR阀值，首先必须要得到K个单一风险暴露间的边缘分布及联合分布。
1.2 单一风险边缘分布估计
如引言部分已经讨论过的，依据风险的概率分布特征，可将金融机构面临的不同性质风险分为两类：1）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2）市场风险。第一类风险的概率分布通常表现为非对称性，可以适用广义Pareto分布进行风险暴露数据拟合。广义Pareto分布是广义极值（Generalized Extreme Value， GEV）分布中的一类重要截断分布，GEV分布的函数形式
（4）
其中μ，ξ∈R分别是位置参数和形状参数，σ∈R+是尺度参数，并且当 时成立ξ∈R+。为使得风险损失非负，引入限制条件 ，此时得到广义Pareto分布的函数形式
（5）
对于市场风险而言，它们的概率分布通常表现出对称性特征，通常可以适用学生t-分布进行风险暴露数据拟合，其分布函数形式
（6）
其中v∈R+表示自由度，г：R+R+是标准Gamma函数，B：[0，1][0，1] 是标准Beta函数，因此（6）式左边是一个归一化的非完全Beta函数。
1.3 Copula理论
Sklar定理认为：1）任意一多元联合分布都可以分解为它的边缘分布和表示相依关系的Copula函数两部分，即Fx（X）=C（Fx1（x1），…Fxk（xk）），其中Fxi（xi）是xi的边缘分布，C（u）s.t.u∈[0，1]k是使得每个边缘分布都落在[0，1]区间内的Copula函数。2）利用联合分布函数和边际分布的反函数可以求得Copula函数，即C（u）=Fx（Fx1-1（u1），…，Fxk-1（uk））（Sklar，1958）。
Gaussian Copula和学生t-Copula是最常见的椭圆Copula函数。Gaussian Copula又被称为正态Copula，其函数形式为
（7）
其中Φ（X） 为多元联合正态分布函数。学生t- Copula函数的表达形式为
（8）
其中T（X）多元联合学生t-分布函数。Gaussian Copula和学生t-Copula概率密度函数都呈现出对称性，对多维随机变量间的非对称关系捕捉能力很弱。
Copula函数族中，最基础的莫过于Archimadean族。Archimadean Copula族形式简单，通常具有关联性、相依结构多变等良好特征，并且大部分函数都具有闭合形式解。一个典型的K维Archimadean Copula形式如下
（9）
其中Ψ：[0，1]R+为生成元，并满足Ψ（1）=0，
，以及 等条件。假定Ψ（x）=xθ-1，由（9）式可以得到
（10）
（7）式是Clayton Copula函数的代表形式，它表现出下尾相关性特征，即它易于捕捉随机变量间下尾相关性的变化。若令Ψ（x）=（-ln（x））θ，将其带入（9）式将得到Archimadean Copula族另一个重要的子族Gumbel Copula函数族
（11）
它表现出上尾相关性特征，即它易于捕捉随机变量间上尾相关性的变化。若令
将其带入（9）式将得到Archimadean Copula族另一个重要的子族Frank Copula函数族
（12）
它既不表现出上尾相关性，也不表现出下尾相关性。
Copula方法的实际应用非常广泛。1）Copula方法是估计由异质性动态模型（如GRACH模型）生成的风险变量间的联合分布的有用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不同风险的解释变量、数据频率、模型种类各不相同，传统的动态相关模型不再适用；而应用Copula方法可以很容易的估计时变风险联合分布。2）在估计调研数据、强度频度组合数据等非时间序列风险变量联合分布时，Copula方法的拟合能力也非常强——尽管此时也可以判断风险变量间的多元Gaussian联合分布，但Gaussian分布仅限于线性相关关系判断。
这两点优势在金融机构风险加总中显得至关重要。由于实际运用中必须先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风险因子取变量以求得它们的风险损失分布。市场风险因子变量通常有很多，如回购利率，它们通常是时间序列数据。信用风险因子变量也有不少，如总坏账，它们也常常是时间序列数据。而操作风险因子变量则较难选取，并且所选取的变量数据通常很缺乏。此时，Copula估计方法是一种很有效的工具。
1.4 ES度量的实际应用框架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金融控股集团的加总风险度量框架，其应用包括如下三个步骤：1）利用极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方法，用广义Pareto分布函数去拟合信用风险暴露、操作风险暴露数据，用学生t-分布函数去拟合市场风险暴露数据，求得（5）式和（6）式中的参数，即得到单一风险的边缘分布函数；2）利用MLE法确定边缘分布函数的相依结构，即估计单一风险边缘分布间的具体Copula函数形式，进而通过Monte Carlo或Bootstrap模拟方法求得VaR值；3）使用（3）式所示的ES一致性风险度量方法得到给定置信水平α下的加总风险。
目前有一些国内学者使用过Copula方法进行过实证研究，如胡利琴等（2009）、吴庆晓等（2011）。本文所提出的综合风险度量模型的优势体现在：1）目前大多数研究仍建立在VaR综合风险估计方法基础上，本文使用一致性的ES方法进行风险度量；2）由于国内商业银行发展历史不长，三大风险（尤其是操作风险）的相关数据还不成系统，本文提出的单一风险边缘分布估计方法，较好地考虑到了这种情况。
2 金融控股集团综合风险经济资本度量
经济资本并不等同于常见的可用资本（Available Capital）概念。可用资本是指金融机构用以预防偿付能力出现不足时的缓冲资本。当金融机构净资产价值低于零时，偿付能力不足现象即发生，不过偿付能力不足并不完全等同于破产；并且净资产价值波动率越高，偿付能力不足的概率也越高，这种可能性被定义为置信水平。经济资本，即指在给定置信水平和时间段内，金融机构用以弥补因确保偿付能力而导致的可用资本损失额度。
可用资本损失又分为预期损失（Expected Loss）和非预期损失（Unexpected Loss）两大类。预期损失是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业务时的正常损失，它可以看成是金融机构的系统性损失，无法避免。因此，一般认为预期损失并不能算做是一种风险损失，金融机构在日常经营中必须完全考虑到这种损失，一个典型例子是银行资产负债表中信贷损失拨备。金融机构事实损失（Realized Loss）通常并不恰好等于预期损失，二者间的差异即为非预期损失，这才是金融机构的风险所在。如果非预期损失很小，它并不会侵蚀金融机构资本；而如果非预期损失很大，很大可能是事实利润低于事实损失，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资本额会减少。一个诠释非预期损失和资本关系的很好例子是2007-2009全球性金融危机，由于危机中金融机构遭受了大量非预期损失，许多金融机构的资本额大幅下降。下图1很清楚地描述了经济资本、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三者间的联系。所谓经济资本，是指金融机构用以弥补可用资本非预期损失的资本。表1中列举了全球部分金融控股集团年报中所公布的综合风险经济资本实际数额。
3 结论
从ES理论和Copula理论出发，本文首先进行风险加总分析而得到金融控股集团综合风险度量模型。然后通过对经济资本概念深层含义的分析，得到经济资本度量方法，因此而得到本文所研究的综合风险经济资本度量模型。当然，本文模型的构建基础——ES理论和Copula理论，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提过质疑，如Genest et al（2009）认为Copula函数的拟合效度，以及Copula函数估计所使用的非参数设定，均不够完全严谨。因此，本文所提出的金融控股集团综合风险经济资本模型也需要在实践应用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和改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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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中的风险概念范文第3篇
普惠金融概念最早由联合国于2005年提出，受到中国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广。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普惠金融取得了丰硕成果，还涌现出了诸如国家级兰考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各地市自主普惠金融试点等试点基地，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本文将尽可能全面地分析普惠金融在中国发展的特点和问题，并提出发展策略。
政策和技术驱动普惠金融发展
1.上下高度重视。贫困县域发展问题以及“农村、农民、农民工”问题是目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破解的主要问题。普惠金融作为新型金融发展理念，兼具公平和效率的特点，在县域推动改革，让金融从重点支持“阳春白雪”转向同时关心“下里巴人”，让那些传统金融难以惠及的弱势群体、落后区域也能获得普惠金融的“阳光普照”，对于金融更好地服务县域经济发展、破解当前中国贫困县域发展问题都具有重大意义。
其实，早在2005年联合国首次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前，小微企业和农户的贷款问题就已经在中国受到高度重视，中国政府在政策上已经广泛提出了加大对小额贷款和面向农户贷款支持力度等要求，适逢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国上下的一致关注和支持。
2.与扶贫攻坚相互契合。中国提出确保到2020年所有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金融作为其中的生力军，始终是各级政府扶贫攻坚部署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这个基础上，普惠金融作为金融中最重视贫困问题的一个金融概念，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各地的扶贫工作在实践中都很自然地与普惠金融发展结合起来，以期能发挥出普惠金融在扶贫中的作用。
3.运用科技金融。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在运用手机、微信、网上银行、自动设备等领域发展迅速。以兰考普惠金融试验区为例，在征信系统方面，通过研发“企业非银行信息系统+农户信用信息系统+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这样的新型信用信息系统，进一步扩大了对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等相关信息的收集；在支付系统方面，通过“普惠金融一网通”微信号，将有关社保、医保、水电煤气等公共事业缴费渠道和有关涉农补贴渠道纳入；在硬件环境方面，设置惠农金融便利店、助农取款点、刷卡设备、点钞机、自助银行等现代化设备，工行还通过增加网点渠道投入、智能设备的布设，打造县域智能化银行。
4.探索发展模式。中国不仅重视普惠金融发展理念的传播，也非常重视普惠金融的模式探索，已有多个地区提出开展普惠金融的试验或者试点（如表所示），先通过“试”的方式，摸索经验，力求探索出符合国情的普惠金融发展之路。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普惠信贷领域创新不够。目前，金融服务方面的普惠金融改革开展得比较快，而在普惠信贷方面的业务开展得还不够，没有形成很好的业务渠道，缺少普惠信贷风险控制方面的模式和经验。
普惠金融提倡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金融服务，而不受身份或经济条件的制约。社会个体对金融资源的占有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和改善经济状况的可能性，因此， 应设计一套正义的制度来保障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但是现实经济生活中金融资源的配置偏向富有者，那些有融资需求却缺乏足够抵押的低收入者不能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结果必然会加剧贫富分化。
从贷款细节来看，对财务状况较差的群体而言，不是金融机构不愿意从他们身上“挣钱”，而是因其风险承担能力和信用还款能力较低，金融机构面临更高的成本和坏账风险。对财务状况差的群体投资次数多了，传统金融机构会得不偿失，所以很少有金融机构愿意为这类人群提供贷款服务。普惠金融强调的应该是更多地向薄弱领域倾斜，有必要进一步探索金融企业分配一定的精力和资源专门来支持就业、创业和小微企业等薄弱领域。
2.弱势群体消费者保护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一方面，金融业务、产品众多，有的还比较复杂，金融消费者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益（比如知情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等基本权利）非常不易；另一方面，涉及金融业务的纠纷案件也较多，包括存在一些误导甚至诈骗。弱势群体因为知识欠缺、识别能力不足等原因，遭遇的这些问题尤为突出。如何专门针对弱势群体，开展这方面的普惠金融工作，有待进一步探索。
3.风险防控面临挑战。风险问题是发展普惠金融面临的共性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下，随着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相当一部分产能过剩产业的企业将被市场淘汰，金融机构的隐性风险将逐渐显性化。同时，产业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主体、商业模式、新兴产业处于转换成长期，各方面的不完善导致信贷风险较高，发展普惠金融面临的风险考验将更加严峻。
4.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普惠金融不仅强调公平，也强调兼顾公平和效率，没有效率或者盈利称不上普惠金融。从盈利的渠道来说，普惠金融注重的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控制信贷风险等手段提高业务的盈利性。适当的盈利水平是普惠金融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对盈利性的合理追求并不违背普惠金融的初衷，反倒是对盈利性的刻意忽视会不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
有关普惠金融发展策略的建议
1.可持续发展策略。如何实现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发展至今仍然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必须探索出一条在开展普惠性金融业务和追求商业可持续之间平衡的特色发展之路。同时，各家银行应该建立跨行跨部门的信息平台，整合各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业务，合作开展业务，避免资源浪费。
金融中的风险概念范文第4篇
1.现代风险管理奠基人段开龄博士
2.成长企业的风险管理——郑文平博士采访实录
3.草船借箭有风险──哈佛大学博士陈琳谈金融风险管理
4.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的关系框架——基于战略管理视角
5.企业风险管理发展历程及其研究趋势的新认识
6.论企业内部控制的风险管理机制
7.集团管理控制与财务公司风险管理——基于10家企业集团的多案例分析
8.村镇银行风险管理现状、问题与对策——以浙江长兴联合村镇银行为例
9.董事会治理与财务公司风险管理——基于10家集团公司结构式调查的多案例分析
10.面向调度运行的电网安全风险管理控制系统 (一)概念及架构与功能设计
11.内部控制、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一个职能论的视角
12.风险管理在住院患者跌倒/坠床预防中的应用
13.国外风险管理理论研究综述
14.风险管理在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15.社区灾害风险管理现状与展望
16.新形势下银行信贷风险管理问题的研究
17.全面风险管理模型设计与评价:基于RAROC的分析
18.供应链风险识别与风险管理杠杆选择
19.计及电力安全事故责任的稳定控制系统风险管理
20.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基于治理风险视角的分析
21.互联网信贷、信用风险管理与征信
22.集团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框架探讨
23.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问题解析
24.风险管理发展历程和趋势综述
25.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
26.投资集团公司财务风险管理探究
27.企业风险管理理论的演进与展望
28.资本配置: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核心
29.大断面城市隧道施工全过程风险管理模式研究
30.集团资金集中控制下的风险管理——基于大中型集团公司的案例分析
31.对急诊护理操作实施风险管理的探讨
32.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地铁施工风险管理研究
33.基于第三方B2B平台的线上供应链金融模式演进与风险管理研究
34.中国地下工程安全风险管理的现状、问题及相关建议
35.基于制度设计与措施选择论保险公司全面风险管理
36.后危机时代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
37.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管理研究
38.企业信息系统与服务外包风险管理研究
39.特种设备风险管理体系构建及关键问题探究
40.论我国风险管理的现状及对策
41.风险管理理论沿袭和最新研究趋势综述
42.论政府风险管理——基于国内外政府风险管理实践的评述
43.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再造研究
44.珠三角土壤镉含量时空分布及风险管理
45.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本质与风险管理
46.灾害风险理论与风险管理方法研究
47.电网运行风险管理的基础研究
48.大型企业税务风险管理问题研究
49.滑坡风险管理综述
50.ICU护理风险管理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51.对我国农业保险风险管理创新问题的几点看法
52.论现代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十项原则
53.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机制有效性研究——对风险管理长效机制问题的思考
54.论风险管理体系概念在法律层面的引入——以监事会的完善为目标
55.试论风险投资的阶段性特征及风险管理策略
56.国外体育风险管理体系的理论研究
57.学校体育运动风险管理研究述评
58.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研究综述
59.我国建筑工程项目风险类型及风险管理对策研究
60.股权激励经理人道德风险的化解——全面风险管理视角
61.风险管理在隧道及地下工程中的应用研讨
62.我国工程项目风险管理进展研究
63.政府农田水利建设项目风险管理研究
64.银行风险管理、资本约束与贷款买卖行为分析
65.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下商业银行风险预警机制的构建
66.药品安全与风险管理
67.不确定性、联盟风险管理与合作绩效满意度
68.企业风险管理中的风险沟通机制研究
69.廉政风险管理的分析框架:理论、过程和机制
70.风险管理标准化述评
71.企业全面风险管理(ERM)理论梳理和框架构建
72.风险管理:从被动反应到主动保障
73.构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体系研究
74.国外电力企业风险管理典型案例及其启示
75.糖尿病护理团队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76.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的护理风险管理
77.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与绩效评价关系研究
78.英美加澳和中国台湾地区医疗风险管理方法与评估工具的比较研究
79.山地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与避灾扶贫移民搬迁
80.企业集成风险管理——企业风险管理发展新方向
81.金融衍生品及其风险管理——基于美国次贷危机视角
82.企业风险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83.银行风险管理、贷款信息披露与并购宣告市场反应
84.内部控制、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关系与整合
85.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信用与风险管理问题探讨
86.国家审计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中的功能认知分析
87.区域生态风险管理研究进展
88.论城市公共安全的风险管理
89.从金融监管改革新形势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转型升级的着力点
90.门诊输液患儿应用静脉留置针的风险管理
91.国际巨灾风险管理文献计量分析
92.基于模糊认知图的生态风险管理探究
93.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对气候变化风险及风险管理的新认知
94.弹性企业风险管理体系建构的探讨——基于供应链弹性等领域的文献回顾与拓展
95.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关系辨析——基于概念演进的视角
96.基于风险管理的企业内部控制研究
97.药品风险管理:概念、原则、研究方法与实践
98.基于公司价值视角的企业风险管理有效性检验
99.浅析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现状
100.企业的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
101.不同主体在现代企业风险管理中的作用与责任
102.学校体育风险管理研究追溯与风险应对反思
103.软土地下工程的风险管理
104.从COSO框架报告看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异同
105.论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
106.推行护理风险管理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107.金融风险管理悖论的经济学释析
108.农业巨灾风险管理的比较制度分析:一个文献研究
109.论企业风险管理组织架构的设计
110.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研究
111.浅析金融创新条件下的金融风险管理
112.从银行监管改革变迁看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路径选择
113.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机制研究
114.基于施工总承包模式下的地铁风险管理研究
115.构建我国商业银行碳金融内部风险管理长效机制
116.金融租赁公司风险管理体系构建初探
117.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探索
118.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思考
119.伦敦城市风险管理的主要做法与经验
120.论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
121.新环境下的企业风险管理与风险导向内部审计
122.税收风险管理的范畴与控制流程
123.高校风险管理的现状分析及对策
124.进出口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机制研究
125.中观信息系统审计风险管理的理论探索与体系构架
126.商业银行的信贷战略风险管理
127.风险矩阵在民航机务维修质量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128.金融风险管理理论论述
129.国际化大都市风险管理:挑战与经验
130.社会风险管理:框架、风险评估与工具运用
131.金融监管制度演变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
132.“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能力——以沪市上市公司为例
133.社会保障风险管理国际比较分析
134.现代技术项目风险管理研究的理论热点与展望
135.论我国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
136.我国化学品的风险评价及风险管理
137.众包社区创新的风险管理机制设计
金融中的风险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思路；风险防控方法
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大数据时代也随着兴盛和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随之不断的提高，工作效率的提升也促进了各行业之间的健康有序发展。金融行业也加剧了互联网的使用程度，其不断影响和刺激金融化行业的发展，激励金融行业不断的创新和改进，从而促进其它行业的发展。互联网在新时代背景下有其存在的重要意义，其牵动着各行各业的发展，促进各行业之间的联系，影响着各行业经济发展的效率。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更加要求各金融行业之间不断更新互联网技术，使我国的金融行业水平在互联网技术的帮助下不断提高，加快金融行业迅猛飞速发展，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固和提高。
一、关于大数据技术和互联网金融的概念
（一）大数据技术概念虽然大数据技术是近年来才广泛应用的先进技术，但其概念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最早诞生于美国。根据目前网络上所总结的内容，大数据技术的概念主要可以概括为：应用于现代信息系统当中所涉及的资料数量规模极为巨大且无法通过当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撤取、管理、处理并汇总整理成为帮助用户做出决策的数据信息，利用数据库软件能够对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存储以及管理的技术，即被称为大数据技术。
（二）互联网金融概念互联网金融的概念简单来讲，主要是金融行业借助互联网平台技术优势进行行业推广和提供信息查询、业务服务的过程与形式，即为互联网金融。但此为字面意义上和形式上的解释。从狭义上来说，是金融行业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金融业务的开展，这一模式能够让投资方与融资方利用互联网的金融平台实现业务的对接，达到相互匹配的目的，从作用上讲是互联网为金融投资者和融资者提供了联系的渠道，例如现代电子商务品台、第三方支付平台等企业。传统的线下金融业务推广渠道窄且成本高，相比之下，互联网金融的交易成本较低，且由于网络覆盖范围广，其推广覆盖面更广，能够为用户带来更为全面的体验性，同时互联网金融所具有的时间性、空间性优势也能够提高业务开展的效率，打破时间与空间的局限，能够实现多地点的交易，且整个交易过程更加快捷，成本也更低。
二、大数据技术时代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发展思路
（一）注重多主体的融合发展创新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多主体融合创新有助于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与创新。以某商业银行为例，要想实现多主体的融合发展，不但要实现线下金融业务的数字化和数据化，同时也要促进各个部门业务形式与业务流程的升级，并做到各部门主体的融合与协调。另外，还必须要实现互联网金融标准化流程与制度上的合理构建，实现实体经济的线上与线下的共同发展，达到与当地政府政策与环境标准，如某商业银行必须要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扶贫政策以及实体经济市场发展实际状况，实现实体经济与商业银行业务的升级转型。最后，利用商业模式实现进一步的创新行业发展，促使互联网与传统金融业务的密切融合，实现差异化的创新方式与服务方式，例如，商业银行传统业务中的资信审核，在运用大数据技术后能够实现投资方、融资方信息的录入，形成资信数据库，投资方与融资方能够通过资信数据库了解各自的信息，并做到资信的准确掌握，促进第三方交易的安全性与准确性，保证网络运营的多主体化融合创新。
（二）完善监督管理与风险控制机制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健全监管与风险防控体制，并从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时促使金融发展基本法律的完善，实现内部控制体系的统一，同时也要从多角度、多层次的角度出发，准确划分各部分职能，并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也是为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尤其要注重监督管理与风险控制机制的完善，要以消费者权益为核心，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诉求，特别是涉及到消费者的隐私信息，往往需要建立更高水平的保护机制，增强互联网金融系统的安全防护。例如，某商业银行所采取的风险防控等级制度，按照商业银行业务内容和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制定相应的风险等级预警，并建立有效的处理方案，确保消费者信息安全的同时，也确保金融业务交易中信息披露的合理控制。所以，在风险防控体系构建中，要构建金融系统和完善的信用风险管控体系，并以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管控体系的调整，增强信息数据的安全性。
（三）积极提升互联网金融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大数据时代下对于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的应用要求较高，这也对互联网金融的信息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首先要形成共同的信用体系，消费者的权利保护是重要的核心，并辅以科学的监管体制的管理，不断强化金融市场的信贷监督，针对所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和不良现象进行通知管理。在互联网金融中必须要建设征信体系，如某第三方支付平台所制定的征信体系，针对消费者的失信行为予以严格的监督与控制处罚。尤其现代互联网技术发展极快，网络的安全性一直存在较大的威胁，常常出现一些漏洞被不法分子利用，造成互联网金融企业产生经济损失，也威胁消费者的财产安全。企业应在信息化安全方面极大建设与完善力度，确保信息安全得到全方位的保障。
三、大数据技术时代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防控方法
（一）发挥大数据技术优势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对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防控要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首先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充分保障消费者信息、交易信息、交易记录和相关数据、文本信息与其他数据的搜集和整理分析，并对客户的信用做出科学的评价。尤其针对当前互联网金融企业风险的来源和常见风险制定信用风险的相关机制，帮助互联网金融平台掌握客户的信用情况，从全方位保障信用风险的防范水平。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企业也必须要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掌握金融市场的动态变化，要对市场的发展作出准确的预测，并对历史信息作出科学的分析，判断市场发展动向和变化规律，大数据的作用和优势能够实现对历史信息进行合理的分析，利用科学的模型与精确的算法来提高风险的预测准确性，实现风险的有效防控。
（二）构建科学化互联网金融风险防控体系互联网金融企业要积极构建科学健全的风险防控体系，对于一些具备较为雄厚的互联网金融企业，需要利用自身的资源，结合实际情况针对用户的信息数据进行分析，并明确进行市场定位和用户群体的划分，建立内部的信用评价体系，构建风险分析模型，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要加强与征信机构的紧密合作，依靠征信机构获得准确的信息，要实现全过程的精细化管理，按照事前调查、事中控制、事后分析来实现对风险的全过程防控。另外，互联网金融企业还要利用大数据技术结合所获取的信息数据进行风险防控模型的建立，模拟风险发生情况制定完善的处理方案，确保平台资金的安全。
金融中的风险概念范文第6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宏观审慎 中央银行 独立性
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为标志，全球金融危机随之爆发，且呈现不同以往的特点：既不是因为高企的通货膨胀，也不是单个金融机构问题，而是源于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信贷和资产价格高企背景下隐藏的的系统性风险暴露，并通过金融体系的传染而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之深为我们重新审视系统性风险、重新认识金融危机、重新构建管理方式提出了预警。
一、系统风险与金融行业的脆弱性
一般来说，风险是指未来的不确定性；但经济理论中的风险又不同于不确定性，“如果一个行为者所面临的随机性能用具体的数值概率来表述（这些概率可以像拿到彩票一样客观地确定；也可以反映自己的主观信念），那么就可以说这种情况涉及风险。另一方面，要是该经济行为者对不同的可能事件不能（或没有）指定具体的概率值，就说这种情况涉及不确定性）”，概念属于微观范畴；系统性风险首先由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 ，1964年）使用用来描述一项投资总风险的一个部分，指“即使将这项投资与一个多样化证券组合中的其他投资结合在一起，也不可能避免的这部分风险”，在时间维度、行业维度、集体维度分别呈现顺周期性、拥挤交易、羊群效应，概念属于宏观范畴。
货币和信用的结合产生金融，风险因信用而产生，金融机构是风险的主动承担者，其经营对象是信用。而金融行业又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具备形成系统性风险的现实条件：
第一，金融业中回受机制缺乏效率。一般行业中，供求定律通过价格实现市场出清，商品供给的增加带来价格的下调，从而压缩商品的持有利润空间，抑制向该行业的投资，反之亦然。金融行业中，金融资源供给的增加体现为利率（价格）的下降，利率的下降将推高资产价格，金融资源需求者的资产负债状况表现得更为稳健，无疑将进一步鼓励其提高杠杆比率，增强对金融资源的需求，而金融资源供给者也具有继续向其提供资源的动力；当情况反转时，市场将表现为反向的自我实现与自我加强。
第二，金融产品的内在价值极难确定。理论中，金融产品的即期价值等于未来的现金流在当前的贴现现值；但是这种定义的操作性极差，因为未来的现金流和贴现率均难以准确界定。现实中，市场情绪在金融产品的价格决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没有成交，汇率、证券市场也可能大幅波动的原因。
第三，金融机构对时段风险管控能力不足。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在时点风险的衡量、评估方面积累了充足经验，但对一个时段风险的演化和积累趋势的掌握能力相对较差。金融运行中的不平衡因素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乐观情绪下积累起来，当风险因素累计超过一个临界点时，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二、金融危机及其内生的传染性
金融危机是社会的金融体系中爆发的危机，它集中表现为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急剧、短暂和超周期地恶化，这些恶化的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证券、房地产和土地等资产的价格、企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
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三大支柱――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支付结算系统，变得越来越国际化，金融危机具有较强的传染性。这一特点突出表现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危机通过资产市场通道、银行通道和货币通道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传染蔓延，即通过各种经济部门间与各经济体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单纯的金融部门传播到其他经济部门，发展为系统性危机；从单一的经济体传播到其他经济体，升级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无论是机构监管，还是功能监管，微观监管都无法有效监测、规避系统性风险，由此造成传染性较大的金融危机不仅破换了市场的效率，还会对健康部门或经济体表现出过度惩罚，同时也说明了需要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以此来激活市场并充分维护市场公正。
三、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的内在一致性
1979年6月28～29日，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的前身库克委员会(Cook Committee)在一次关于国际银行贷款期限转换的讨论会中首次提到“宏观审慎”一词。此后宏观审慎概念逐步得到重视并开始大规模使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整个金融体系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的关系有了重新的认识，对宏观审慎概念的理解也更加深入，宏观审慎管理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管理同属于审慎管理。在管理目标上，宏观审慎主要专注于维护市场公正和金融体系稳定，微观审慎主要专注于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对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性缺乏整体上的掌控；在风险模式上，宏观审慎认为系统风险内生，金融机构的集体行动形成潜在的风险因素，进而形成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双向反作用，微观审慎认为风险外生，单个金融机构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不存在根本影响；在管理模式上，宏观审慎强调自上而下管理，微观审慎强调自下而上管理。
虽然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在管理目标、风险模式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区别，但并不意外这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有着根本上的对立。相反，宏观审慎建立在微观审慎基础上，作为风险管理的两种理念共同致力于金融体系安全，维护市场公正，促进实体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由于各种创新金融产品层出不穷、金融市场较强的同质性、金融机构顺周期性的扩张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微观审慎难以单独管理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必要性才表现的较为突出。
四、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主要内容
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包括其政策框架、内容框架、组织框架、立法框架等几个方面。
（一）政策框架。宏观审慎管理包括宏观审慎分析和宏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分析是指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检测，是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工具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可以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宏观审慎监管是指监管当局为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或减少经济波动给金融该体系带来的损失，从金融体系整体而非单一金融机构角度实施的监管，以此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市场公正和效率。
（二）内容框架。宏观审慎管理涵盖了系统性风险的时间和空间概念，赋予了系统性风险来源的时间和空间两种维度，因此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框架也应该涵盖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
时间维度上，宏观审慎分析应建立早期预警模型、优化预警指标、强调宏观压力测试，集中关注金融机构顺周期活动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强调延长风险评估的时间跨度，实现对系统性风险变化衡量的期限覆盖；宏观审慎监管核心在于校准审慎工具使各项预留缓冲在经济上行时期得到积累而在经济下行时期可以动用，起到实现“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作用，主要工具有：逆周期资本缓冲、前瞻性拨备制度、对流动性和期限错配的监管、杠杆率限制等。
空间维度上，宏观审慎分析应加强系统关联度的测量和系统重要性的衡量，将有系统关联和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纳入系统性风险评估，减少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同质性导致的市场失衡和系统重要金融机构“大而不倒”导致的道德风险，灵活地对金融创新和金融体系结构性变化做出反应；宏观审慎监管核心在于根据系统重要性校准审慎性监管工具为金融机构内部化溢出成本提供额外激励，主要工具有：对影响系统关联的重要性工具监管、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解决外部性的税收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等。
（三）组织框架。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是有效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外在载体，旨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管理理应由国家宏观调控部门来主导完成。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对于其他宏观调控部门，中央银行具有承担宏观审慎管理职能不可比拟的内在条件：第一，宏观审慎管理是对系统性风险防范方式的创新，中央银行具有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传统功能及最后贷款人职责；第二，中央银行具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这与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目标相一致；第三，中央银行的支付结算系统不仅是一国金融体系的运行中枢，也是系统性风险扩散的重要渠道，是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途径，中央银行理应承担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第四，宏观审慎管理建立在社会融资总量、经济金融顺周期程度和系统性风险累积情况等信息基础之上，中央银行具有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信息优势。
（四）立法框架。虽然中央银行具有承担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先天基础，但现实中，一国若干经济部门会对防范系统性风险工作产生盘根错节的桎梏影响（在金融分业监管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需要从立法角度为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提供法律保障，树立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的绝对权威，其他任何部门均需配合或服从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操作，确保防范系统性风险目标的实现，这与保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需要强调的是，宏观审慎管理并不意味着可以充分消除系统性风险、完全规避金融危机，但至少可以减少系统性风险的累积、最大程度缩短金融危机的爆发周期；宏观审慎管理也并不意味着替代或包含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而是与之一起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创新管理方式；从立法层面赋予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也并不意外着中央银行凌驾于其他部门而不受制衡，恰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只可能是相对独立性，这也是下文将要论述的重点。
五、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
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讨论较多，但对中央银行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原因却鲜有论述或论述不深。世界上大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均是政府的内阁成员，独立只能是性对独立，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的独立，就连向来以保持高度独立性自称的美联储也概莫能外。
中央银行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原因在于：理论上，在信用体系下，纸币和国债（特别是我国的央票）都是政府负债，离开了政府的信用支撑，根本不可能流通，中央银行不可能具有绝对的独立性；实务上，中央银行保持相对独立性，可以促进其稳重行事争取更大的公众支持，防止金融机构为逃避责任而将系统性风险完全归咎于中央银行；政治上，为防止政党（政治）选举干预经济决策、人为制造系统性风险，中央银行需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财政上，中央银行具有支付结算系统和公开市场业务，各项业务收入为其保持相对独立性提供了一定的财政预算条件。
总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制衡机制是对立统一关系，独立性建立在完善的制衡机制基础上,制衡机制为确保中央银行独立性而设。本文旨在论述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央银行承担此项职能的现实可行性及为确保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的有效实施而赋予其相对对立性的必要性，至于如何建立中央银行的完善制衡机制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笔者会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对这一课题继续跟踪研究。
参考文献：
[1]彼得・纽曼默里・米尔盖特约翰・伊特韦尔 《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 [M]第二卷、第三卷 2000年
[2]赵静梅《金融危机救济论》[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
[3]王力伟《宏观审慎监管研究的最新进展：从理论基础到政策工具》[M]国际金融研究2010.11
[4]沈谦《基于资本监管角度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思考》[J]武汉金融 2010年第8期
[5]闫海《后危机时代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创新》[J]财经科学 2010.10总第271期
金融中的风险概念范文第7篇
关键词：VAR；金融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4－0076-02
投资组合风险分析的VAR工具
VAR可以给出特定持有期内，一定置信水平下资产组合面临的最大损失，有效地描述资产组合的整体市场风险状况。但在实际投资决策中，仅仅掌握了资产组合的整体风险状况是远远不够的，资产组合的管理者还必须了解构成组合的每一项资产及其相应调整、变化对整体风险的影响。如组合中某一项资产对于组合VAR的边际贡献是多少，其在整个组合VAR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以及一项新资产的加入对现有VAR的影响如何等。这些风险信息对风险管理十分重要，有助于识别组合全部风险的主要来源，也为改进整体风险状况、评估投资机会、分析资产调整对组合风险的影响以及设置头寸限额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因此引入边际VAR、成分VAR和增量VAR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边际VAR(Marginal VAR)是指：每增加单位头寸的资产I所导致的组合VAR的变化量：
其中，Wi表示组合中资产I的权重。
成分VAR(Component VAR)是指：组合中某项资产贡献的实际VAR值。即该资产的VAR在整个投资组合VAR中所占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分散化效应的存在，资产组合的VAR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考虑资产分散化的组合的VAR，另一种是不考虑资产分散化的VAR。显然，二者并不相等。并且，成分未分散化的VAR显然不能反映资产组合的VAR中每一成分的贡献。所以，这里成分VAR是指分散化的成分VAR。它一般具备这样的特征：一是成分VAR之和等于投资组合的VAR；二是若某一资产的成分VAR为负数，则增加该资产的投资可对冲投资组合的风险。这样，组合中全部资产的成分VAR之和即为组合VAR，即：
增量VAR(Incremental VAR)指当组合增加某项资产(N)时所带来的组合VAR的变化。定义为I-VAR=VAR(包括资产N)-VAR(不包括资产N)。当I-VAR为正数时，表明新加入的资产增加了组合的风险：为负数时，表明新加入的资产对冲了组合的风险；为零时，表明新加入的资产不影响组合的风险。通常情况下增量VAR的近似定义为：
其中P′为包括资产N的投资组合。
这些VAR工具能让使用者识别哪些资产对整体风险影响最大，以进行最好的套期保值或分级交易。有助于我们选择那些能最好地平衡风险一收益的资产，控制投资组合的风险。
VAR在绩效评估中的应用
1基于VAR的Sharpe指标
1966年，威廉・夏普(william FSharpe)提出用单位总风险的超额收益率来评价基金投资业绩，即夏普指数。公式如下：
其中E(rp)=∑XtE(rt)为投资组合的报酬，Xt和E(rt)分别为第t种资产的投资权重和期望收益率，rf为无风险利率，
σp=(∑Xt2σt2+∑∑XiXjσij)1/2为投资组合的标准差。
Sharpe指数的含义是每风险单位的风险资产的超额收益，用风险资产的标准方差来调整收益。Sharpe指数包含的假设是：(1)投资者持有一种风险资产或共同基金；(2)投资者为风险规避者，其报酬率呈正态分布。Sharpe称该指数为“报酬―变化性”比率(R/V)，并建议将其用作一般证券组合和特定共同基金过去业绩的一种评价指标。R/V比率越高，表明投资业绩越好，因为此时投资者能获得更高的期望效用水平该测定方法是以投资组合的全部风险(标准差)作为风险的度量标准。
Sharpe比率将标准差视为总风险，但现实中投资者可能更关心低于基准部分的收益下跌风险，即下方风险(Downside Risk)。为了更客观地衡量风险，研究中考虑投资组合的下方风险以及对损失的限制。这里引入损失下限(Shortfall Constraint)的概念，指投资组合损益会落在特定损失金额下的概率，且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百分比内的损失额度。VAR对应的是特定期间内已知置信水平下最大可能的期望损失，所以它表示了潜在下方风险中投资组合的损失。这个指标除了可以评估基金投资组合的损益，还可以帮助基金经理进行资产配置。以VAR代替投资组合标准差时得到基于VAR的Sharpe指标：
2基于VAR的RAROC模型
基于VAR模型的风险调整的绩效评估方法，是近年来随着VAR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新型基金绩效评估方法，即RAROC(Risk 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模型，其表达式为：
其中，ROC为某一时期基金持有的证券组合的收益，VAR为证券组合在某一时期和给定的置信区间内的预期最大损失值。RAROC模型描述了单位资本损失所获得的收益，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风险资本的效率，可以说该方法是夏普指数的一个演变。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绩效评估时，不是以盈利的绝对水平作为评判的基础，而是以投资风险基础上的盈利贴现值作为依据。如果从事过度投机行为的话，虽然其赚取的利润可能会很高，但其VAR值也会相应增大，从而导致RAROC值不大，其总的业绩评价也就不会高。
用RAROC值可以作为指标来对基金进行选股。我们可以用计算单个基金VAR的方法计算出基金的投资组合中十只重仓股的VAR值，并得到其RAROC值。我们可以事先设定一个参考标准A，要求个股的RAROC≥A，只有满足这一条件时，才能选入组合中。
可以说，VAR技术为证券投资基金的绩效评估提供了定量化的一个手段。有了风险调整收益的概念，人们就能更科学的去评价基金的投资绩效了。承受更小的风险得到相同的收益当然比承受更大的风险得到相同的收益好。可以说有了风险调整收益概念，以前不可捉摸的风险变得像商品一样可以用价格来计算了。
VAR在信息披露中的应用
金融中的风险概念范文第8篇
【关键词】流动性；流动性风险；流动性管理
流动性对于企业的意义犹如血液对于人体一般，是企业经营的一项基本资源，充足的流动性可以用来满足预期和突如其来的现金流出，满足企业规模扩张的需求，保证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转，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相反，因缺乏流动性而无法及时满足债务偿付义务，将会危及企业的活力，严重的可能导致企业破产。因此，流动性管理对于企业而言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那些负债较高、固定资产占比较低，拥有大量流动资产的金融机构，其活动的本质就是作为流动性的通道，故而对流动性的管理需要更加精细化。
一、流动性的含义和来源
流动性的含义。对流动性进行系统研究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流动性的含义，准确的定义是一项基础而重要的内容。流动性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流动性特指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它们在性质上属于容易变现的资产；广义的流动性是指需要货币时获取现金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在时间上的及时性、价格上的合理性以及数量上的充足性。美国银行业协会对流动性的定义为：银行能够在一定时间内以合理的成本筹集一定数量的资金来满足客户当前或未来的资金需求。加拿大财政部金融机构监理局将流动性定义为一种能力，具体指一个机构可以及时地以合理的价格获得足够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来应对到期的承诺。这些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对流动性的定义都是广义的。在广义的概念下，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是一项资产，是变现能力较强的流动性来源之一。目前对流动性的研究也大部分泛指广义上的概念。流动性的来源。流动性的来源渠道有很多，但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企业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现金流，如销售产品回笼的资金，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资产到期收回的本金、利息或分红即属于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现金流。该来源是一种基础性的流动性来源；二是通过筹资活动获得资金，包括短期筹资、中长期筹资以及权益筹资。不同的筹资来源可以应对不同的流动性需求，以金融机构为例，短期非急迫的流动性需求可以通过回购、隔夜拆借等手段解决，长期非急迫的流动性需求可以通过信用借款、发债或股权等方式解决，对于急迫的流动性需求则要采取非常措施，如担保筹资、向央行借款等。在正常的经营情况下，通过负债获得资金是一种很好的流动性来源，但是当发生系统性危机或者机构自身的信用受到市场质疑的时候，筹资困境会诱发资金的流出，增强现金流入的困难；三是通过销售资产获得资金，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资产能否及时地按照账面价值变现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资产所处市场的深度（反映承受大额交易的能力）、广度（反映参与者的多少）等。其中容易变现的资产可作为流动性储备，流动性储备是所有流动性来源中最可靠的。企业为了应对意外的流动性需求，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流动性资产，但流动性储备资产的回报率是最低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会尽可能地降低此类资产，合理的流动性储备规模是在流动性风险和盈利之间寻找平衡。经营活动和销售资产取得的现金属于内生流动性，筹资属于外生流动性，流动性储备犹如水池中的水一样，现金的流入似水池的进水口，现金流出似水池的排水口，当资金的流入大于流出时，流动性储备就会增加，相反，当资金的流入小于流出时，流动性储备就会相应减少。应对需求时流动性来源的安排顺序。一般而言，以上三种流动性来源在满足需求时，未担保的筹资安排是在经营现金流之后的第一道防线，出售资产变现是最后一道防线。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抵押或者卖出资产，尤其是那些固定的或者关乎企业生存的重要资产，将减小企业的财务弹性，降低企业未来盈利能力，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当然，这样的一种顺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需要根据不同的情景来综合考察各个来源的特点。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而言，正常情况下，银行借款是一项很好的流动性来源，但当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或者自身经营、声誉发生重大损失和变化时，银行借款将会变得异常困难，出售资产将会成为获取流动性的首选途径。
二、流动性风险的含义和分类
流动性风险的含义。若在流动性概念的基础上来定义流动性风险，那么流动性风险的概念将更为具体，它是指企业不能根据需要而以正常的价格（合理的融资成本和资产的账面价值）及时获取现金从而遭受损失的风险。流动性风险是企业在经营与管理过程中面临的一种主要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强、冲击破坏力大的特点，尤其对于高杠杆经营的金融机构，其被称为“最致命的风险”。在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很多资本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金融机构由于缺乏充足的流动性来应对债务，被迫进行合并或者被收购，甚至走向了破产清算的境地。这次危机证明了流动性风险爆发的突然性和严重性，流动性风险的管理成为金融机构持续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流动性风险的来源及分类。流动性风险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存在流动性需求。流动性需求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流动性缺口，即现金的流出大于现金的流入；二是无法以合理的价格获取资金。其一，错配型流动性风险和突发型流动性风险。从流动性缺口产生的原因上，可以将流动性风险分为两类：错配型流动性风险和突发型流动性风险。错配型的资金缺口是指由于资产负债期限和规模错配导致一定时期内现金的流出大于现金的流入。如短债长用的情况，短期负债到期后需要偿还，但资产期限尚未到期无法及时回流现金，从而导致净现金流出。对于提供流动性转化的金融机构而言，这样的错配是无法避免的，是由金融机构的经营性质和资产负债表结构本身决定的，从性质上讲是内生的。突发型的资金缺口指资金的需求超出了金融机构的计划，或者现金的流入低于金融机构的预期，导致没有充足的资金应付突发的现金需求。造成突发型资金缺口的原因有很多，大体可以归为四类：一是无法预测的现金流量。二是不利的法律或者管理部门的裁决；三是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和企业的负面印象。在现实的经营环境中，大部分企业，尤其是金融机构都会面临一些在时间或者数量上无法预测的现金流量，如居民储蓄存款、开放式基金的赎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财务性投资等项目在时间和数量上均不确定，并且无法预测的程度越高，突发型流动性风险也就越高；四是不利的法律或者部门裁决会带来紧急的支付、赔偿和停业的成本。这会对经营活动和相关的现金流量造成暂时的或者永久的破坏。企业财务管理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其本身具有相当程度的无法预测性，如果管理不规范，就会增加预测企业现金流的难度。企业的负面印象会改变利益相关人的行为方式，降低交易和减少资金供给，使企业未来现金流的变动不可预测。总体而言，突发型的流动性风险往往由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或操作风险等其他风险而引发，是一种“间接的、结果性”风险，从性质上讲是外生的。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流动性风险早已蕴含在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中，而一些触发性的事件会将其暴露出来，流动性缺口的产生往往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二，筹资流动性风险和资产流动性风险。从获取资金的方式上也可将流动性风险分为两类：筹资流动性风险和资产流动性风险。筹资流动性风险是指不能根据需要在成本合理的程度上获得未担保的筹资而遭受损失的风险。造成筹资流动性风险的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负债不具有连续性；缺乏融资市场渠道；负债筹资来源过度集中和宏观环境的不利变化。当信用资金的提供者不愿意将到期负债继续提供给企业使用，或者企业被迫接受增加的成本来保证负债来源时，往往表明企业的筹资流动性风险已经存在了，信用资金的连续性可以作为筹资流动性风险的早期信号。缺乏融资市场渠道意味着企业无法进入特定的融资市场，从而被迫接受较高的融资成本，比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如果无法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那么短时间的资金需求将被局限在需要资产抵押的回购市场上。企业过分依赖单一的产品、市场或者贷款方也会增加筹资流动性风险，因为过度集中的筹资来源一旦停止，企业想要寻找到替代性的融资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当然，宏观环境的不利变化，比如金融系统流动性趋紧，同样会增加企业筹资的难度。资产流动性风险是指不能根据需要按照账面价值将资产变现从而遭受损失的风险，包括以不合理的贴现折扣比例将其资产作为抵押品，或者只能以较低的价格卖出其资产组合。通过资产获取流动性的方式包括抵押无负担的资产获取贷款、出卖流动性资产获取资金、进行资产证券化、变卖非流动性资产等。这些方式一般与资产流动性风险的高低相对应，如果企业拥有充足的营业现金流量和筹资来源，就不会面临资产流动性风险，当资产流动性风险较低时，企业可以通过抵押资产获取现金，如果企业通过变卖非流动资产来获取流动性，则意味着企业的资产流动性风险已经很高了。影响资产变现的因素包括资产市场性的缺乏、缺少无负担的资产、资产过度集中、企业自身高估资产价值、贷款抵押物不充分等。资产市场性的缺乏意味着资产不容易或者根本无法变现，比如厂房、办公楼等固定资产的售卖一般需要较长的时间，不容易及时变现以满足流动性的需求；缺少无负担的资产表明企业缺乏可处置的资产，那么通过资产获取流动性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资产过度集中存在两个含义，一方面指企业拥有的头寸相对于市场容量来说占比较大，另一方面指某一资产的头寸在企业整体资产规模中占比较大。过度集中的资产可能会由于市场深度不够而无法按照账面价格整体变现，例如企业某一金融资产进行大规模抛售时，市场价格有可能出现大幅度下降，从而影响资产变现的价值。过度集中的资产也有可能遭遇因市场突然变化而无法变现的风险，2007年的金融危机使得“次级债券”交易几乎停滞，大量持有该类债券的金融机构损失惨重。而如果企业资产的账面价值被高估，那么企业以该项资产为基础获取流动性的数量必将低于企业的期望值。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如果贷款项目出现风险，那么可以通过处置抵押物来回收资金；但如果抵押物的价值不足以弥补本息金额，那么金融机构将会遭受损失。其三，流动性漩涡。筹资流动性风险或者资产流动性风险的出现都会给企业造成一定的损失，带来财务困难。但在某些情况下，筹资流动性风险和资产流动性风险会同时出现，形成流动性漩涡，造成失去偿付能力的危险。流动性漩涡可以由内部或外部因素诱发，企业首先出现筹资困难，被迫出售或抵押资产，从而降低财务弹性，引起利益相关人的担心，抽离资金，导致企业筹资更加困难，进一步出售资产变现，最终进入财务困境，造成偿付危机（如图1所示）。
三、流动性管理的目标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