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贸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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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贸易理论范文第1篇
一、对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回顾
比较优势理论是18到19世纪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自由贸易理论学说，是解释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导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两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先后提出了绝对成本论与比较成本论，认为各国应当立足本国占有绝对或相对优势的产品开展对外贸易，实现贸易互利。在此基础上，20世纪30年代瑞典两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又提出了要素禀赋论，认为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个国家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各国应当立足本国生产要素禀赋的优势进行进出口商品生产。该理论探究了比较优势的来源，触及到国际贸易形成的根本原因，但其只进行了静态分析，不能和经济发展理论相衔接。二战后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大量运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使国际贸易理论取得重大进展，历史上称为新贸易理论。但其产生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背景之下，未能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看问题，对一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线索也没有进一步研究。
因此，以往的比较优势理论实质上是发达国家的理论武器，缺少动态的发展研究。按照这些理论，后进国家就没有追赶和后来居上的可能，只能被动地服从于现有的世界分工格局。我们必须立足自我，将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动态拓展研究。
二、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拓展研究
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是比较优势的来源，将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动态拓展研究，首先要将比较优势的来源进行全面分析。
比较优势的来源可以分为外生和内生两种。前者由外生于经济系统的各因素决定，是天生生产条件差别产生的一种贸易利益，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等，是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重点所在。后者由经济体系运作内部各因素起决定作用，是指如果每个国家选择专业生产某种产品，可以内生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比较优势，主要包括一国的资本、技术与信息、组织与制度等要素，是比较优势理论的拓展部分。从比较优势理论来看，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要素即为比较优势的主要来源。随着主导要素的动态变化，比较优势也会发生动态演进，演进路径一般为：“资源比较优势劳动力比较优势资本比较优势技术、信息比较优势组织、制度比较优势”，即比较优势理论动态拓展的基本模式，如上图所示。
有一点需要作出说明。在上图中列出较低级比较优势时，没有包括比这一阶段主导要素更高级的生产要素，这并不是说更高级的要素不存在或未起作用。比如，资本主义大生产方式的确立，即劳动从农业转向工业、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和资本取代劳动成为主导性生产要素的过程中，技术变革和制度保障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时，这些更高级要素所起的作用是一种不连续的、偶然的作用，而经济的增长主要靠主导要素作用的发挥和低级要素的支撑。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使得更高级要素所起的作用日益重要，且逐渐具有连续性，为其成为主导性要素奠定了基础。
三、比较优势动态拓展理论在我国的应用
运用比较优势动态拓展模式图，现阶段我国的比较优势应定位于下面三个层面：
1.以技术进步保持劳动力比较优势
我国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仍表现为资金、技术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充裕，继续发挥原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技术。但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着力于多层次化、精细化产品的开发，提高质量和技术水平。目前通过加工贸易方式来实现劳动力价格优势与外来资本、技术结合是一条有效途径。
2.以技术创新提升比较优势
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须着眼于技术创新带来的动态比较利益，即进入“五要素”阶段。目前我国工业制成品、高新产品的技术多是引进或模仿得来，形成了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因此必须进行技术创新，充分发挥供求、价格、竞争机制的动力作用。国家应重视对技术创新的引导与投入，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强化技术创新动力。
3.以制度创新培育比较优势
按照拓展模式图中的“七要素”阶段，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还与该国所采取的经济制度与政策有关。制度创新不仅能更好地利用已有的比较优势，而且能启动潜在的比较优势。政府应本着公开、公平、竞争、效益的原则尽快建立起市场化、法律化的外经贸管理体制；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外来资金、技术，扶持部分关键性的高技术产业和幼稚产业，最终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总之，根据比较优势动态拓展的理论模式，在坚持现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比较优势结构，通过制度创新发展具有潜力的关键性产业，我国才能逐步从低阶比较优势上升到高阶比较优势，实现国家经济长期发展。这正是将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进行动态拓展研究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动态贸易理论范文第2篇
【关 键 词】竞争优势/比较优势/国家竞争优势/国际贸易成因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9世纪初，李嘉图在斯密的绝对优势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论，成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石。100多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跳出比较优势的范畴。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竞争优势论异军突起，尤其是1990年《国家竞争优势》一书的出版，引发了理论界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的热烈讨论。
波特对竞争优势的研究经历了从企业和产业层次向国家层次、从参与国内竞争向参与国际竞争演进的过程。他早期的研究，如1980年的《竞争战略》和1985年的《竞争优势》在分析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竞争优势的概念。到了1986年的《全球产业竞争》，波特开始将其理论架构延伸到国际竞争的背景当中。而成为里根政府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成员的经历，使波特意识到国家环境对于企业竞争的成功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因此他开始探寻一个国家创造并保持其产业竞争优势的因素，终于在1990年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可见，产业竞争力始终是波特研究的核心。当研究重心提升到国家层面和国际竞争后，波特将衡量一国某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的最佳指标确定为该产业是否具有向众多国家持续、大量出口的能力。这样，在客观上，竞争优势理论对传统的由比较优势引发国际贸易的理念提出了挑战：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究竟哪个是国际贸易的真正动因？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梳理代表国际贸易理论主流的比较优势论与新兴的竞争优势论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明确国际贸易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竞争优势》刚刚问世，国内对此理论还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中的某些认识违背了波特竞争优势论的本意，从而不能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作出正确的评判（注：如熊贤良虽然开创性地指出了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一致性，但同时强调一国货币汇率的低估会导致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分离，使该国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也能具有竞争优势。而波特认为低估本币虽会带来一时的出口增长，但这不具有可持续性，并将损害该国长久的竞争优势，因而并不认同这种由汇率因素引致的优势（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对波特的竞争优势论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但在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中，都把比较优势的概念仅仅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的资源禀赋论的层面上（注：波特本人在其著作中谈到比较优势时，将这一概念限定在资源禀赋论的层面，并认为在现代经济中比较优势概念应该让位于竞争优势概念（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再版序第1页，正文第11、14页），国内学者的上述观点可能是受此影响。），由此，符正平（注：符正平虽然注意到了当代就比较优势内生性和动态性的研究成果，但在与竞争优势的对比时，仍主要将比较优势的概念停留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强调比较优势采用的是“静态均衡分析方法”，没有将当代比较优势论的研究成果充分纳入其对比分析中。）认为竞争优势概念与比较优势概念是互补的，且在当代，竞争优势更为重要；洪银兴、谢娟认为必须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盛晓白甚至认为竞争优势的概念全面超越了比较优势的概念，将会取代比较优势，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
俄林在1933年创立的资源禀赋论虽被誉为是比较优势论的集大成之作，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过这半个世纪的发展，比较优势论已经不再局限于资源禀赋的理念了。随着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二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20年的大发展时期，再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的整合归纳，形成了被称为国际贸易新理论的一系列贸易理论，使比较优势论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发展。所以，理应将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过发展了的比较优势论与这一时期诞生的竞争优势论进行比较，才能准确地把握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由于对国际贸易成因的阐释是国际贸易理论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也是学术界就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关系论争的一大焦点，因此本文将就比较优势论和竞争优势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进行比较。又由于比较优势论基本代表了至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和主流，因此这一比较也将揭示竞争优势论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的贡献及其地位。
二、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
（一）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历程
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论，认为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展了绝对优势论，提出比较优势论，认为只要两国在生产成本上存在相对差异，即生产两种商品的成本比例存在不同，就能产生互利贸易。由于斯密和李嘉图所使用的成本概念是指劳动成本，即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在将其转化为商品的货币成本后，便会发现不论是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都意味着具有货币成本绝对低廉的优势。正如李嘉图本人在阐述了比较成本模型后，紧接着指出：“因此，毛呢在葡萄牙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输出国所费的黄金多，就不可能输入葡萄牙；葡萄酒在英国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葡萄牙所费的黄金多，便也不可能输入英国”。又由于斯密和李嘉图使用的都是完全竞争模型，因此生产的货币成本等于销售价格。所以，对李嘉图的以上表述可以归纳为，只有当一国生产某商品的货币成本（同时也是其国内销售价格）绝对地低于另一国家国内同一商品的销售价格（同时也是其国内生产成本）时，国际贸易才会产生。俄林将此概括为：“贸易的立即原因，永远是按货币表示的商品能从区外比在区内生产更便宜地买进”。
1933年，俄林在继承赫克歇尔的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资源禀赋论，指出各国在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禀赋方面存在的差异，是最终导致各国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的根源。这样就将国际贸易的成因进一步建立在了外生性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的客观基础之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产生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在比较优势的范畴内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被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诸多理论分别引入了技术要素、人力技能要素、研究与开发要素、信息要素、规模经济和管理要素等等内生性的生产要素，丰富了对比较优势来源的解释。格雷和兰卡斯特在产业内贸易理论中引入了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异质性为每种商品提供了有别于其他同类商品的特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对于同类商品的非价格形式的垄断优势。商品的异质性成为了继商品价格的国际绝对差异之外的另一种引发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摆脱了以往从供给角度阐释国际贸易成因的束缚，开辟了从需求角度进行研究的新视角。国际贸易动态理论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因素。由筱原三代平提出的“动态比较成本说”指出，一国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干预，开发要素资源，形成比较优势。
强调内生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引入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关注需求因素、提出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观念，国际贸易新理论极大地补充和完善了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使当代的比较优势理论远远超越了20世纪30年代资源禀赋论的理念。
（二）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尚待整合
为了便于和竞争优势论的比较，笔者将比较优势论解释国际贸易成因的逻辑结构大致归纳如图1所示。该图仅仅是将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简单拼接而成的，事实上还不存在一个能够涵盖整个逻辑结构、完整地描述国际贸易成因的理论。
比较优势范畴内的每种理论都对国际贸易的成因提供了一种独到的看法。虽然各理论之间有着一定的互补性，但总体而言，汇聚于比较优势范畴内的理论为数众多，略显纷繁、杂乱，具体表现为从形式上看，各理论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比如，作为比较优势来源的各种因素之间会发生怎样的相互影响？对于这类涉及数个理论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尚无法直接找到答案。此外，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内对同一主题的论述又往往散见于诸多理论之中。比如，就生产要素在比较优势形成中的作用这个主题，资源禀赋论和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许多理论各就某一特定种类的要素的作用作了静态的阐述，产品生命周期论就产品生命周期中由于产品要素密集性的变化而引发的比较优势的转移作了论述，“动态比较成本说”提出了要素的动态开发可以扭转比较成本的劣势、创造比较优势的观点。因此，有必要对上述理论进行归纳，形成统一的要素理论。 转贴于
三、竞争优势论对比较优势论的整合与完善
从客观上看，在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方面，竞争优势论整合了比较优势论的观点，并有所补充和完善。
动态贸易理论范文第3篇
由于国际贸易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此目前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形势等也随之呈现了一种新的格局。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这一背景下无法与现阶段的国际贸易发展需求相适应，很难对新生的贸易现象和相应的关系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和指导，因此出现了较多的问题。面对国际间相互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趋势，必须要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思路进行认真的学习和研究，针对当前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形势的发展特点和趋势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才能够顺应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思路分析
一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也就是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等四个阶段。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属于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两者有机结合共同形成了传统贸易理论。资本主义在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发展迅猛，并且具有了越来越高的经济地位，变成了国际贸易的主流。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中认为市场竞争是完全自由的，其对贸易的互利性进行了强调，并且成功的解释了产业间贸易。全球经济贸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现象，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立足于科技进步、经济规模以及竞争方式等各个方面解释了贸易关系和现象。而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在解释贸易现象的时候主要是立足于专业化生产分工的层面，并且有意识的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纳入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
(一)传统贸易理论分析
1、古典贸易理论。通过对绝对优势理论进行剖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主要的思想理念就是扩大规模报酬，以及强化劳动生产力，其主要的内容如下：如果两个国家能够对不同产品进行独立生产，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都能够获得理想的生产效率，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在这一背景下，如果这两个国家对自身的优势进行充分的借助和利用，就可以在专业的分工活动中对各自的优势产品进行交换，而且不管是哪一方都可以获得非常大的效益。这一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一种双赢理论，而且直到现在为止，国际贸易中仍然将这一理论作为贸易的宗旨和目的。但是这一理论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无法对一些国家所有产品都为绝对劣势位置进行完全表述。在比较优势理论中保留和创新了绝对优势理论，在这一理论中认为，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要对生产和出口绝对劣势不明显商品的情况进行关注，然而如果该商品的绝对劣势相对明显，这时候就应该选择对该商品进行进口，对于每一个贸易国家来说都十分有利。所以，比较优势理论对经济运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基本原则和普遍规律等进行了准确的阐述。
2、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要素禀赋理论在上世纪初期得以问世，该理论主要从多维要素禀赋层面对国际贸易的形成根源进行了叙述和剖析。开始认为，国家贸易模式需要对要素集约化商品进行关注，对相关出口予以高度重视，出口商品应具备富裕和昂贵的特点。与之相反，进口的产品应该是相对昂贵和稀缺的各种要素密集型产品。要素禀赋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都认为自由贸易对国际贸易的参与国更加有利。然而相对于古典贸易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出了对生产的劳动力要素进行了关注，同时还认为导致比较成本差异的最为关键的根源就是要素禀赋的差异。不过，固定的规模报酬和相同的生产条件这种假设仍然是这一理论的基础，而且这一点还是对优势理论进行了继承。
(二)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人们发现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模式并不适应，因此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国际贸易新现象，而且以出现了一系列的非常重要新的贸易理论，比如新要素贸易理论、国际贸易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这些理论对战后各个发达国家出现的贸易关系进行了解释。有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利用构建模型的方式针对产业内的贸易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分析，在分析之后认为，完全竞争的国际贸易在转化成为不完全竞争的方式以及规模报酬在持续地递增，就算是两国之间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和技术，但是从规模经济和产品的差异性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也能够对国际贸易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将传统理论中的假设彻底推翻了，而且对战后贸易的新现象进行了合理的阐述。一些学者在后期研究了其他相关层面的贸易现象，其主要是对合理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因素进行了汲取，而且对产业组织理论进行了融合，进行了多层次和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合理的分析了国际贸易的新现象。
二、目前国际贸易理论面临的挑战
在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格局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很多国家的贸易作用都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与之前相比具有较大的区别，传统的贸易理论无法适应新时期国际局势的变化，因此不能够发挥指导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全新的、现代化的能够充分满足现展标准的贸易理论。二战中取得胜利的国家在战后具有了越来越高的国际地位，并且有效地推动了国际贸易活动的不断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具有越来越大的贸易量，而且形成了极强的扩张性，内部贸易活动在区域集团中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活跃，而采用传统的贸易理论无法对上述的这些现象进行说明和解释，因此出现了要素贸易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等新的贸易理论。但是上述的这些理论也无法对不稳定和日益变化的经济格局进行有效指导。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在经过长期的理论分析和反复的模型试验之后认为，不完全竞争阶段是目前国际贸易的一个显著的特征，生产要素在激烈的竞争活动中变得不再明显，尽管该理论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相背离，但是却不可以对出现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一系列的变化进行准确的解释和说明，但是也可以对当前开展的经贸活动进行指导。在国际贸易活动频繁开展的今天，国际贸易囊括了越来越多的产业，而且在很多产业中出现了垄断贸易的现象，尽管如此还是能够通过当代贸易理论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和说明。所以当代的贸易理论在当下和未来较长的实践中还是可以发挥作用。国际贸易活动在二战之后出现的新现象是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主要来源，随着国际贸易活动的不断发展，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也变得越来越完善，同时国际贸易理论也由于这些新现象的出现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不断提升的制造业贸易量。制造业的规模经济特性非常强，制造业在二战之后其具有越来越精细的国际分工，很多发达国家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己的制造业，因此制造业贸易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多，通过传统贸易理论却很难对这一现象进行阐述。
其次，发达国家内部的水平贸易：以传统比较优势为基础，通过对要素禀赋理论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际贸易应该主要产生于存在发展水平差异的国家中，也就是所谓的垂直贸易。然而在二战之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水平贸易，特别是发达国家内部出现的各种水平贸易，直到现在水平贸易的现象也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通过传统贸易理论很难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再次，跨国公司贸易呈现增长态势：从国际分工层面来说，制造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始从垂直分工的模式逐渐的转向水平分工的模式，甚至还出现了网络分工。具有明显的具体化产业链特征的、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制造业目前正在转向国际化的方向，这些公司的贸易增长的越来越快，通过传统贸易理论还是很难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最后，区域集团贸易的增长：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上世纪后期出现了不断高涨的态势。区域集团内部占有了50%以上的全球贸易活动量。而通过传统贸易理论还是很难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三、国际贸易理论的未来发展新趋向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动态发展
首先，很多学者在二战爆发之后开始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不适应性具有了一定的认识，因此开始深入地研究和探索新时期的国际贸易活动，并以此为根据设计全新的国际贸易理论。通过最新的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专家学者在发展国际贸易理论的时候开始将一系列的企业理论渗透进去，从而试图使当代国际贸易的实际发展需求得到满足，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其次，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国际贸易投资在经济领域中开始变的越来越广泛，相关学者认为，国际投资除了会导致出现替代效应之外，而且还能够创造效应。现在投资理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且贸易投资也具有了越来越具体化的表现，逐渐地形成了边界扩张理论。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国际贸易理论开始对投资理论进行整合。
(二)国际贸易理论的微观发展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中很多都是从微观层面进行研究，通过对当前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进行参照，立足于微观层面对国际贸易现象进行研究，其涵盖的层面包括跨国公司、区域集团和各个国家等。与此同时，在研究内容方面，国际贸易理论也开始对各种微观的产业内部贸易进行研究。
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当代贸易理论研究具有更强动态性特征，其主要是从动态变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在动态变化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发整体状态的变化，所以必须要具体地分析其中的各个要素，对各种新的方法进行应用，对各种各样的现论进行参照才能够做到明确的判断和解释。所以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现在在研究方法方面具有微观化的特点。
四、结语
总而言之，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受到了国际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等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而这些因素都具有不断发展变化的特点，因此国际贸易理论也并不是固定的，其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通过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思路进行分析，并且对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向进行探究，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基本上能够使国际贸易发展的需求得到满足。不过由于政治格局等在未来仍然会出现较大的转变，所以必然会出现更加成熟和全新的贸易理论。为此，我们必须要通过发展的眼光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进行科学的评判，并且对其变化情况形成清晰的认识。
动态贸易理论范文第4篇
比较优势理论近年来的发展主要是基于对外生比较优势这一主流理论的完善和挑战。在近年来关于比较优势的诸多研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为代表，在引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体系批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新主流(Helpman and Krugman，1985；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而其他学者们又在批评这一新主流的基础上，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拓展。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引入规模经济来分析比较优势(Helpman and Krugman，1985)。他们发展了一个垄断竞争模型，该模型基于自由进入和平均成本定价，将产品多样性的数目视为由规模报酬和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决定。在自给自足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产品多样性数目很小，而贸易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如果贸易增加了消费者的需求弹性，那么单个厂商的规模效率也能改进。这样，单个厂商通过规模经济作用确立了在国际市场中的优势。实际上，克鲁格曼更早时候(Krugman，1980)就提出国内市场规模会影响一国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他论述了在几种背景下具有大的本国市场的厂商更能有效利用规模经济从而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许多实证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内销的厂商规模更大，厂商和产业的规模与出口量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沿着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思路，梯伯特(James R.Tybout，1993)进一步总结并集中论述了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increasing internal returns to scale)作为比较优势的源泉。他认为具有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的模型在三方面优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学说：一是该模型建立了一个从专业化中获取收益的新基础，即使贸易伙伴们具有相同的技术和要素比例这种专业化也存在。第二，该模型认为具有大的国内市场的厂商在世界市场中有竞争优势。第三，该模型有助于理解贸易、生产率和增长之间可能的联系。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规模经济并不是对比较优势的充分解释。多勒尔(Dollar and Wolff，1993)等提醒我们，用规模经济来解释比较优势主要是针对近年来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日益增加的产业内贸易。这些国家的贸易模式体现了很高的专业化程度。但是，他们认为，生产过程中的规模经济可以部分解释这种专业化，但不是全部。在大多数产业中，一些不同的公司共同贡献了一个国家的出口成绩，并且每个公司又有很多工厂，因此公司或工厂的规模经济不能解释全部的国家专业化。他认为技术差异是对发达国家专业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释(Dollar，1993)。日本、德国和美国的许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做是高技术产品，是因为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中研发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员工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很大比例。但是，多勒尔也认为，尽管技术差异能很好地解释比较优势，但这种解释只是针对短期有效，对长期比较优势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
因为任何一门专有技术最终会变成国际性的公共产品。那么，什么才能成为高技术产业长期比较优势的源泉呢?多勒尔认为是在现有基础上产生新技术和训练补充性技术劳动力的制度。
对于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研究思路，有的学者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质疑(Hummels and Levinsohn，1993)。质疑从赫尔普曼(Helpman，1987)的论文《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入手。赫尔普曼在该文中发展了一个简单的产业内贸易模型，用以说明国家规模与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该文最重要的理论洞见是指出了，当每一种产品仅仅在一国内生产时，国家的规模是世界GDP构成的惟一决定因素。并且赫尔普曼在OECD的资料基础上分析并得出，当国家的规模越来越相似时，贸易群体之间的贸易量也不断增加。该文中模型的假设是：每一种产品只在一国生产；所有的贸易是产业内贸易；所有国家的偏好一致。对此，哈迈斯和莱文森认为这一假设过于苛刻，该模型不适用于每年的每对贸易国。他们认为，距离会增加差别化产品贸易的摩擦成本。距离相近的国家从事产业内贸易是因为喜好多样化。远距离国家中的消费者愿意消费国外的多样化产品，但高运输成本将限制这种贸易。此外像边界贸易、季节性贸易、贸易限制以及语言文化因素都会影响产业内贸易。而且他们还进一步用OECD和非 OECD(14个国家)的资料作对比，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产业内贸易占总贸易量的比例在OECD国家为25.3%，而在非OECD国家仅为0.5%。他们认为这一实证结果也说明产品差别、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进而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并不充分，可能有别的更重要的因素。
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从研究与开发(R&D)的角度推进了比较优势理论(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将原来盛行的对比较优势的静态分析扩展到动态分析。他们发展了一个产品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通过R&D产生的比较优势和世界贸易的跨期演进。在他们的模型中，公司引进新产品会发生资源成本。前瞻性的生产者引导R&D进入具有获利机会的市场。新产品不完全代替老产品，并且当更多的商品可买到时，价格、利率和贸易模式会跨期演进。贸易有产业内的和产业之间的，前者受制于R&D支出，后者受制于资源禀赋。国际资本流动用来为R&D融资，在一些情况下跨国公司会出现。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动态分析尽管是建立在许多原有的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如克鲁格曼(Kmgman，1979a)与狄克西特和诺曼(DixitandNorman，1980)，但同先前的文献相比较又有很大不同。他们不仅推进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分析，而且就动态分析而言，他们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早些时候对具有产品创新的贸易的动态研究。这些研究(Kru~nan，1979b；Dollar，1986等)对贸易均衡(当产品由北方最初开发后来被南方模仿)的稳态性质提供了有用的洞见，但由于没有考虑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响和驱动产品创新率的经济因素，从而使分析不够完全。而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确地处理了对私人投资R&D的激励和R&D活动的资源要求。资源通过分配到R&D部门，会导致差异化产品和同质产品的生产，然后就会形成沿着贸易均衡动态路径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式。这种贸易模式，会导致比较优势的发展。
杨小凯和博兰(Yangand Borland，1991)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他们认为，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分工提高了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加速了个人
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他们关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被置于一个将交易成本和分工演进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之中。按照这一框架，经济增长并不单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市场发育、技术进步只是组织演进的后果。该框架分析了经济由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进的动态均衡过程，并阐释了斯密和扬格(Anyn Young)的思想：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专业化带来的收益流的贴现值低于由专业化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所导致的现期效用的损失，因此专业化水平将很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的熟能生巧效应将使专业化带来的收益逐渐增加，因此将会出现一个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内生比较优势随之不断增强。应当强调的是，他们的框架不同于标准的新古典框架，后者对比较优势的分析主要基于规模经济，而他们的框架将专业化和分工置于分析的核心，并且严格区分了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从而发扬了斯密关于分工和内生比较优势的核心思想。
此外，格罗斯曼和麦吉，(Grossman and Maggi，2000)还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国际间的比较优势。他们发展了一个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贸易竞争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分配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影响。他们发现，具有相对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当所有的任务被相当好地完成时，要比一部分任务被极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务完成得很差时的有效产出更大。高效率的生产组织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资本匹配，这在有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另一方面，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替代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相对杰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务，而另一些任务由才能相对较低的人组成的公司来完成。那么，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特征的国家，如果杰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将会在对杰出人物敏感的产业中占有比较优势。
动态贸易理论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发展已有200多年历史，期间经过古典阶段、新古典阶段、新贸易理论阶段和新兴古典阶段，反映了不同阶段国际贸易发展的特点。古典、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贡献主要是揭示了互利性的产业间贸易问题；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现象，将贸易分工理论推进到新阶段；新兴古典贸易分工理论又将贸易分工理论推进到更高的发展阶段。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回归了斯密的分工专业化思想，是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一、分工专业化思想的梳理
1．斯密定理
著名的斯密定理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分工的发展取决于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和专业的多样化，而这必然要求人们互相交易，互通有无。斯密定理直接地表述为市场范围扩大是分工深化的必要条件，市场范围扩大的关键因素是交易费用(盛洪，1994)。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市场需求被默认是外生的，市场范围的扩张只能停留在交易费用外生的水平上。斯密定理仅从市场需求方面静态地分析了分工演进机制，却没有将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两方结合起来研究分工演进机制。而在市场供给方面，降低交易费用可以刺激供给，有利于增加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因而，斯密定理的根本缺陷在于不能揭示分工演进的机制。
2．杨格定理
杨格定理在斯密定理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需求层面上的分工演进机制的分析，将斯密定理动态化，从而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动态化分工演进机制。杨格定理认为，递增报酬的实现有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不但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程度所制约，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格，1928)，杨格补充了由交易费用外生分工，由分工内生市场规模的机制。可见，杨格定理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提出了由分工到分工的累积循环的机制。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对分工及其演进的机制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分工是基于人们交换能力的专业化分工，交换能力是市场交换范围的制约因素，而交换范围又是分工深化的限制因素。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形成了一个分工自演进组织体系，分工与专业化产生于交易效率的提高，并反过来提高经济体系的总效用，但同时分工的出现是以交易费用的相伴而生为代价。前者是由静态市场规模推动的分工，后者则是由组织创新推动的分工；前者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而后者从市场供给角度出发。综合二者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由分工到分工的自我演进机制，而这一机制中的契合点是交易费用。分工的自演进将市场规模动态化。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提高是一种生产质量上的提升，能有效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交易费用是分工和专业化的关键因素，分工的细化会导致交易及其费用几何级数的增加(Becker&Murphy，1992)。
3．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杨小凯1984，1991，1997)，使人们能够生产的剩余产品日益增加，这是人们选择分工专业化带来的收益。交易费用的存在，使人们在交易中必然付出代价，人们必须在分工专业化和交易费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寻找一个理想的均衡点。当分工与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超过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分工专业化经济，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反之，当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低于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自给自足经济，即自己生产多种自己所需的产品并满足自己的消费，这时将没有商品交易。显而易见，分工专业化是推动国内贸易的基本原因，而要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则必须通过必要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保障人们的合法财产与收入的安全性，努力提高交易效率，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只有分工的效率超过交易费用时，自给自足经济才会演变为分工经济。
随着交易费用的下降，分工就会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如果我们从对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效率与交易
费用的关注中，站到更高的层面观察分工网络的交易费用问题，则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经济系统的分工网络存在单位交易效率提高即交易费用下降与网络整体的总交易费用上升同时存在。这是因为，交易效率的提高体现为专业化生产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会促使更多交易行为的发生，同时使一些原本不能实现专业化的新的分工领域出现，这些新专业的出现，同样会带来交易量的增大。也就是说，在分工网络上，由于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网络中原有点与点之间的连线变得更粗，因为交易量扩大；二是又会有新的节点出现，这些节点的出现使分工网络规模得以扩大，因此在单位交易费用下降的同时，总的交易次数可能会迅速上升，导致交易费用的总量也不断上升。另外，网络的扩展和复杂化又可能使其中的内生交易费用迅速上升。这些都反映了劳动分工发展和交易制度日益复杂的趋势。
事实上，经济学是解决两难冲突(tradeoff)的科学(杨小凯、黄有光，1993；杨小凯，1998；Yang，2001)，因为任何经济决策都是在约束条件中寻求最优，最优的决策事实上都是折衷的结果。现实生活中的最优状态(选择)一般总是中间状态，而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如“完全竞争”那种极端的理想状态。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andWi11S，1990)的模型却表明，竞争程度的增加与分工经济不可两全。分工程度很高时，每个专业化生产领域的竞争程度就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一方面要求每个专业生产领域从事生产的人都很多，达到完全竞争状态，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又具有同样很多的专业领域数量。因此，现实经济中，如果对交易费用进行深入的研究，既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又有一定程度垄断存在的中问状态。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均可以放入两难冲突的分析框架，并从中内生出最终的均衡状态。
二、新兴古典解释贸易产生的新思路
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国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时，是假定在纯消费者和厂商绝对分离的前提下，而国际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外生的比较利益。这种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把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分割开来，却难以阐明国内贸易何以发展到国际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问贸易量的原因。D—S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却不能内生地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变，因为按照这些理论，人们一开始应该选择的是国际贸易，而不是实际作为开始的国内贸易。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既相承又具有开创性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产生的原因给出了新的解释思路，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依托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新框架，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的原因给出新的解释思路，使贸易理论的核心重新回到分工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是一种内生动态优势模型，是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统一的模型，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的模型，能够整合各种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重新归纳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一生产者的新框架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解释，构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新兴古典经济学派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统一出发，构建了贸易产生的内生化新体系。
基于库恩一塔克定理，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独创了超边际分析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任何经济现象的出发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经济问题构建贸易模型。这些模型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一国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的问题，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里．对国际贸易新兴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梁小民2003)。新兴古典经济学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核心理论。杨小凯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基本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而大大提高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张永生2002)。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的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折中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存在额外的交易费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精华分工理论，并将之加以数学分析工具，为经济学的学习提供了一种新的学习思路和分析工具。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杨小凯和黄有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说重新为经济学确定了方向，将经济学从资源分配问题引向组织问题，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新兴古典分析框架的演变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出发点，所构建的一系列模型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问题，如交易费用模型可以解释贸易的出现等现象。文章这里用图1说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此图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分析工具，此图中，假定一个经济系统中有4个消费者一生产者，每个人必须消费4种产品，而且可以选择生产1，2，3或4种产品。没有市场存在，整个经济分成四个互不往来的部分，经济没有一体化，没有商业化，生产集中程度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低。若假定专业化可以通过加速熟能生巧边干边学的过程提高生产力，则在图1—1的自给自足，即国内贸易中每个人的生产力都很低，但是它却完全没有交易及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所有人的生产消费结构相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很低，在图1—2的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中，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从4减至3，即专业水平上升，因此生产力上升，市场也从无到有。每个人的交易次数从O增至2，交易费用也从无到有。经济分为两个互不往来的部分，与自给自足相比，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产品1或2的生产者人数也从自给自足时的4个减至2个，所以生产集中度上升，同时也出现两类生产贸易结构不同的专业，因而比自给自足时结构多样化程度上升。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图1—3则是一种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每个人的专业化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每个人的生产率都比局部国际贸易时增加。
经济体系之所以能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乃至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是由于在这类框架中有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故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越高，折衷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也就越高。在一个静态模型里，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国际贸易演进。在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里，即使交易条件没有外生地得到改进，分工的演进也会白发地产生。上述两种现象，会作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同时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是由于个人选择专业模式和水平的自利决策而内生出现的，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的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经济体系从自给自足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乃至完全国际贸易演进的方式(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互相独立的国内市场从多逐渐变少，最后变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市场。由此可见，市场能够有效率地决定贸易品的种类和贸易的范围，即由于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以及交易效率的提高而导致的交易范围的扩大，从而使贸易从国内扩大到国外。
动态贸易理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劳动力;比较优势;优化升级
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2-0144-02
1 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一国应专业化生产并出口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即每个国家应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交换,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H-O理论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扩展,指出各国生产某种的相对成本不同是由于资源禀赋不同,即一国应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根据这一理论,我国是劳动力要素丰裕的国家,所以应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
2 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
(1)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的验证。实践证明,中国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所实行的政策有助于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极大的刺激了贸易和经济的增长。
Chang和 Ping(2002)用RCA方法度量了中国(1980-1998年)各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结果表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还处于比较劣势。他们的研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中国整体情况的测度,而是深入的度量了我国不同省份之间比较优势的差异,有意思的是,排名靠前的十个省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而排名靠后的十个省份竟然在资本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充分表明,按比较优势原则安排生产的省份经济比较发达,而后十个省份本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却一直在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未按比较优势原则安排生产,所以经济比较落后。
(2)在现阶段,我国提高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正确之举仍是积极发挥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要当心“比较利益陷阱”。
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是我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我国应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
在缺乏资本、没有出口产品的情况下,以“三来一补”等方式利用劳动力,进而又发展起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都是已被证明了的可行道路。我国加工贸易发展至今,几乎占我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现已发展成为一种以外资企业为主体,以进料加工为主要经营模式,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出口市场,以资源大国和中高端中间技术产品制造国为主要进口来源地,伴以本地加工贸易采购比重不断增加的贸易方式,对我国国民经济、城镇就业,国际收支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均做出了贡献。引进外资与我国劳动力要素相结合,成为世界工厂,就是我国必然的现实的选择。实践已经证明,以丰富劳动力资源吸引跨国公司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不仅扩大了劳动力的就业,促进了传统产业生产能力的提升,而且资本和技术的“溢出效应”和当地企业界的“学习效应”又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并形成了产品加工向上游和下游延伸的趋势。
但是,就国家整体而言,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只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启动模式。当这一战略取得了一个阶段的成就以后,是否全国所有地区应普遍长期坚持这一战略,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劳动力充裕,也因此价格低廉,这可能是长期不会改变的基本国情,但如果因此认定中国在劳动力价格赶上发达国家以前就只能采取劳动力加工制造的发展战略,则是片面的,这样就容易陷入“比较利益陷阱”。
“比较利益陷阱”认为,比较优势学说过去长期给落后国家带来灾难,今天仍然在起破坏作用。他们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适合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它的许多假设和前提都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性质的,是为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服务的,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交换往往不是互利的。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将永远成为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成为带动产业升级的领头产业,反而会导致进口漏出和储蓄漏出。
(3)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如上所述,在当前,我们确实需要继续发挥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长此以往,我国将陷入比较利益陷阱,永远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不会达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那么如何才能达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呢?
2.1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该理论认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即它们仅仅是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经济中资源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静态的,固守静态的比较优势战略,容易使国民经济锁入低端产业,并产生GDP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但劳动力收入增长缓慢,国民经济结构恶化等问题,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不利。而一国的比较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
2.2 我国的比较优势转化
比较优势战略在国际经济学中集中体现为资源禀赋论,资源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而其中,自然资源通常是给定的;而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在国家之间也并无太大差异;所以唯一可能有巨大差异的资源就是资本了。有的国家的资本增长率可以达到每年20%-30%的速度,而有的国家却不到10%,甚至更少。因此,当我们讨论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时,事实上是指资本相对丰裕程度的提高,并由资源禀赋变化导致产业结构变化。
当前,我国的比较优势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发挥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同时,我们可以积累资本,加快技术创新,技术改进,以争取比较优势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化,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2.1 通过资本积累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一,我国目前的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较少使用昂贵的资本,则产品的成本必然较低,因而有很强的竞争力,利润作为资本积累的量就大。而伴随着经济的较快发展,资本相对来说会比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其他生产要素增长得更快,经济体系中的要素结构随之发生变化,比较优势也处于自然内生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逐步实现按比较优势安排产业结构,资本积累十分迅速,2004年末,外汇储备达到6099亿美元,居民储蓄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
由此可见,在当前,按照比较优势安排生产是实现资本积累,进而实现我国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化,最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
第二,开放条件下国际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促使一国资源禀赋得以直接调整。跨国要素的逐利行为总是使该种要素流向稀缺的地区,以便于获得较高回报。因此,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为一国快速改变其国内的资源禀赋提供了现实条件。
中国与世界的生产要素流动与配置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自然资源的流动。自然资源的流动主要以国际间初级产品贸易的形式进行,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所以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广泛的引进自然资源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劳动力资源的流动。人口流动受国家间的移民政策等政治性因素的影响较大,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中国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劳务输出体现了整体对外输出劳动力的形势。第三,国际资本流动。资本流动是要素跨国流动的最主要形式,也是体现一国国内要素供给变化情况的主要指标。国际资本流动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种,由于中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和人民币的资本项目下部可自由兑换使得国家间的以证券投资为重要代表的间接投资以及热钱对中国的投资成本高昂。国际直接投资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持续上升。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1983年的9.16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535亿美元。2002年中国的吸引外资规模更是超过美国。
由此可见,中国国内的要素供给优势在逐渐向资本丰裕方向转化,我国的比较优势也在向资本密集方向转化。
2.2.2 通过加快技术创新,技术改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一般认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有两个,一是资本积累,上已述及;二是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有两种途径:一是相对简单的技术引进;二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自主研究和开发活动,两者都需要资本的投入。所以往往把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放在一起讨论,而技术进步往往也要受到资本积累程度的局限。所以,国家资本积累的能力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的关键动力。给定劳动力资源的增长途径,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也就是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的过程。而由2.2.1可知,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既是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过程(在当前是劳动力比较优势),只有遵循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生产,企业和产业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经济剩余,国家才能最大程度地积累资本,进而不断实现技术进步,最终获得最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那么实现资本的初步积累后,如何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呢?克鲁格曼等人认为,企业获得先进技术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技术创新,二是干中学。技术创新是通过R&D活动来获得的。一方面,通过R&D所产生的技术创新可以改变一个企业的生产函数,提高要素生产率,降低边际生产成本,在生产过程中,同样的要素投入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出。其表现为因素生产率的提高、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这样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就不断下降,企业能够在市场上获得垄断优势。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能从学习曲线的角度阐述动态的规模经济。假定边际成本是累积产量的减函数。累计产量越多,生产经验,销售经验和管理经验越丰富,边际成本就越下降,这就是“干中学”。一般而言,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其技术,而是在贸易、投资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输出了技术,即所谓的“技术外溢”。广大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多是通过第二种途径获得。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直接表现在它等同于生产要素的扩张,它与生产要素之间存在一个替代的关系。技术进步会导致产品要素密集度的动态变化,从而可以实现比较优势的转化。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国内技术创新的差别是作为国际贸易流量的基础。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进步是实现比较优势升级、转换的重要途径。总之,技术进步会导致产品要素密集度的动态变化,从而可以实现比较优势的转化,进而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总结全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当前,我国还必须继续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和实践都证明,这是提高我国贸易竞争力的正确之举;其次,要按照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努力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提防“比较利益陷阱”;最后,是想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化,才能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动态贸易理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贸易成本；“一带一路”
一、文献综述
Anderson和Van（2004）认为国际贸易成本应该是除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之外的，一切将商品送达最终使用者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从贸易成本角度研究国际贸易发展状况，剖析国家间、区域间的贸易动态演变是当今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领域的趋势。目前，贸易成本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种：直接测度法与间接测度法。直接测度法属于一种“事前”测度，是利用一些可直接观测的或者某一类成本费用（如运输成本、关税等）来直接测度的指标。如Hummels（1999）从一些贸易统计类杂志上获取了部分国家海、空运费的平均费率，发现运输费率因国家、产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并且随着技术的进步，运输成本对运输距离的敏感程度呈下降势。间接测度法试图规避直接测度法采用单一要素全部贸易成本的尴尬，其属于一种“事后测度”。Novy（2006）在Anderson和van研究的基础上，从多边均衡出发推导出具有微观理论基础的贸易成本测度方法，并用“引力剩余”的概念来衡量双边贸易成本，将其定义为双边贸易相对于双边国内贸易的综合性指标。
二、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根据Novy改进的双边贸易成本测算模型：
costcit=costict=1-exportcitexportictgdpct-exportctgdpit-exportits212ρ-1
双边贸易流量、GDP数据export自EPS全球统计数据库获得；ρ代表替代弹性，总结现有各种文献的估计结果，替代弹性ρ很可能介于510之间（Anderson和van Wincoop）。Novy、钱学锋和梁琦都将ρ设定为8，故本文将借鉴其经验将ρ的值设置为8；s为贸易双方的可贸易品份额，一般而言，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可贸易品的份额也比较高，鉴于中国与大多数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不齐，又兼顾估计的便捷性，故将s设置为经验极值的平均数0.55。
三、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成本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本文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并计算了历年平均数、总下降率、年均下降率三个指标。因本文贸易成本统计的时间跨度为20022011年，涵盖26个经济体，可以观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成本的空间差异和动态演变状况。同时，本文将美国、日本、德国和澳大利亚四个国家数据作为发达经济体代表，以示比较。
如上表所示：从总体来看，除马来西亚外，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且除个别国家外，中国对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均高于对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从最近期间2011年来看，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最低的国家前三位分别是马来西亚、泰国、沙特；后三位分别是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希腊。从历年平均数来看，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最低的国家前三位分别是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后三位国家分别是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立陶宛。可见“一带一路”国家中中国出口贸易成本较低的国家多集中于东南亚，而出口贸易成本较高的多是中东欧国家。
四、结论
综上，可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存在着地区差异，总体上高于对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成本水平。其中，东南亚地区是中国ν獬隹诿骋壮杀咀畹偷牡厍，中东欧地区是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最高的地区，这既有自然地理的因素，也有人为指定的制度政策阻碍。因此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要充分依附“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发挥“一带一路”战略的辐射范围、贯通亚欧大陆的经贸合作桥梁作用，在充分交流合作和双赢的基础上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实现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钱学锋、梁琦.测度中国与G7的双边贸易成本――一个改进引力模型方法的应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2）：5362
动态贸易理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比较优势；显示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战略；比较优势陷阱
中图分类号：DF 12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76万亿美元，增长24％；其中出口9691亿美元，增长27％；进口7916亿美元，增长20％。截止到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也累计过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改革开放后采取的基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的贸易政策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奇迹是有目共睹的，但最近几年中国能源危机、贸易摩擦不断、产业升级困难、某些沿海地区出现人力资源短缺等经济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在经济发展理论上，经济学家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注：在本文中提到的地区是指世界上有些经济独立但不是国家的区域。）开展对外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个问题上早就达成了共识，但是究竟采取哪种经济发展战略却一直存在着争论。有人提出传统的比较优势发展理论已经不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取而代之的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等经济发展理论。
本文拟介绍比较优势理论及其经济发展战略，分析中国目前所具备的显示比较优势，进而提出一些中国现阶段仍然需要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来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原因。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发展战略
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对国际贸易现象的分析，也是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之一，并随着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
大卫•李嘉图对国际贸易模式的研究是比较优势理论的起点。按照李嘉图的论述，所谓比较优势就是由于劳动生产率差异而引起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相对差异。李嘉图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并从中获得社会福利的提高。这种见解在李嘉图年代及其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自由贸易理论的真知灼见。但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和现代经济学的崛起，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单一劳动生产要素投入的假设在解释多种比较优势来源时就发生了困难。
随着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H―O理论）弥补了李嘉图理论的局限，引入了多种要素投入假设的分析框架。萨缪尔森、罗勃津斯、斯托尔托等人在H―O理论基础之上，进一步揭示了贸易对生产、消费和收入分配的影响。H―O理论解释了要素禀赋结构相差较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至今仍然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以资源禀赋差异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从这一点来说，H―O理论是正确的，而且没有过时。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规模优势的出现，H―O理论无法解释发达国家之间大量的行业内贸易。
在H―O理论之后，“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使得人们对H―O理论的普适性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丰富了比较优势理论，有研究者通过对H―O理论进行改进，引入人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来考虑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就能够解释难题，并且实证检验结果也证明上述改进基本上是有效的。另一部分研究者通过放弃H―O理论的部分重要假设条件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其中，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放弃H―O理论关于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定，研究规模收益递增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实际上说明了一个国家可以从规模经济上获得比较优势。以弗农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放弃H―O理论关于贸易参与国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国家的企业获得不同水平技术的可能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弗农的贸易理论的提出让人们认识到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上的差异也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规模经济贸易理论和技术可获得性差异贸易理论既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有部分研究者从收入水平的差异、消费者偏好等需求方面提出了有关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部分解释了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的贸易。
以上是对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简单回顾。国际贸易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经济现象，单个经济理论模型当然不能解释所有的国际贸易实践，但这些模型提供了现有国际贸易理论的主要框架，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从这些理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从供给方面还是需求方面对贸易现象做出的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不同国家贸易产品价格上的差异，而这些价格差异就是来源于不同国家生产成本上的比较优势不同。因此，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国际贸易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支持一些现有的对国际贸易的基本认识：比较优势是贸易的基本动力，而要素禀赋与技术差异是决定国际分工方式与贸易结构的主要因素［1］。
既然比较优势是贸易的基本动力，并且贸易的发展是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源泉之一，而来源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技术水平不同等因素的比较优势决定了最终贸易产品价格水平的高低，那么可以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按照其要素禀赋结构、技术水平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其产业和产品的专业化分工，就成了这个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提高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依据。这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的逻辑基础。
特别值得介绍的是，林毅夫及其合作者提出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是一种针对发展中国家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该理论认为，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根本差别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别。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会诱导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的企业和产业才有自生能力，并能够从本国的比较优势中获得最大的竞争优势，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国家才能够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同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的企业能够低成本的从更为发达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报酬率不会因为资本快速积累而迅速下降，进而使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与发达国家不断接近，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较快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水平向发达国家收敛，最终达到获得高层次竞争优势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目的。根据比较优势发展理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协作，经济发展会沿着一定的路径自然演进(自然资源密集型――劳动力资源密集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陈飞翔，1994；Lin、Cai and Li，1996)。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知道，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和指出了一个国家发展国际贸易的方向。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对外贸易在一个国家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而比较优势理论也就成了一个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经济理论之一。
二、中国现阶段的显示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战略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来的，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国民经济从资本密集型的、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以比较优势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这一转变使得中国能够更好地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并在过去20多年中极大地刺激了贸易和经济的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
许多学者通过一些实证研究证明了中国以比较优势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国际贸易的增长，进而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Chang和Ping(2002)的研究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他们首先用RCA方法度量了中国(1980-1998年)各行业(SITC0-8)的显示比较优势，结果表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在1995年之后资源密集型行业不再具有显示比较优势，这说明我国已基本实现从资源密集比较优势向劳动密集比较优势的转变，但是，我国在绝大部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还处于比较劣势。他们构造了一个计量模型证明，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显性比较优势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陶俊用类似的方法验证了Chang和Ping的观点，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渐扩大和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中国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逐步与其劳动资源密集的禀赋相吻合。在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比较优势可以合理地解释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和数量的变化［2］。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中国的成功，也验证了处于发展中的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是采用2000年之前的数据。笔者将增加中国加入WTO之后的相关数据，一方面从中国近五年来的进出口商品构成的绝对数据的变化情况看比较优势的变化，另一方面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出各种商品的RCA指数来显示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下面表1和表2分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5年的进出口商品的有关数据：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文中其他数据除非特别说明都是同一出处。按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出口产品包括十大类：0―食品和鲜活动物，1―饮料和烟草，2―非食用原料，3―矿物燃料等，4―动植物油等，5―化学品及其相关产品，6―按原材料分类的制成品，7―机械及运输设备，8―杂项制品，9―未分类的产品。通常将0―4类初级产品定义为资源密集型产品，第6、8两类制成品定义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而5、7两类制成品定义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第9类定义未分类的其他产品（这类产品在进出口中的数量很少）。
首先，从中国加入WTO之后的进出口商品构成的绝对数据看比较优势的变化。从表1中可以看出，中国出口商品的前三甲是第6、7、8三类产品，并且这几年来的增长速度很快。从表2中看出，中国历年来最大的净出口产品是第8类杂项工业制成品，2005年净出口值高达1333.2亿美元（2005年中国全部的净出口值刚刚过1 000亿美元），这些杂项工业制成品（包括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家具等）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净进口的产品主要有第2、3、4、5等四类产品，这些产品不是资源密集型就是资本密集型的产品，而资源和资本正是中国相对稀缺的资源。因此，中国目前的贸易格局基本上可以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口量最大的第7类产品，这类产品属于国际贸易中比较活跃的大宗贸易产品，贸易的数额较大，并且这类产品中有很多种商品都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从表2中可以看出，第7类产品近两年来已经成为中国的净出口产品了，而且在2005年的净出口额位居第2名，达到616.3亿美元。这说明中国在发展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国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分额。
其次，从RCA指数看中国的比较优势变化。匈牙利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提出的显示比较优势（RCA）指数用来衡量一国j的出口商品i的显示比较优势，由该种商品占国家总出口的比重相对于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来决定。其具体计算公式①如下：
注：①公式中X表示出口值，脚标i，j分别表示行业和国家。如果RCAij值大于1，则表示该国家在这种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反之，若该指数小于1，则这种产品没有显示出比较优势，或者说显示出比较劣势。
②根据联合国世界贸易统计数据计算。
表3和图1就是根据RCA指数的计算公式和相关年份数据计算出的中国各种商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及其趋势图。从表3和图1中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中国的显示比较优势在于资源密集型产品，其次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到1990年代初，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中国的显示比较优势由资源密集型产品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转变，并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显示比较优势完全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从1990年开始，中国一直以来最具比较优势的产品是第8类产品，这类产品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第7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的变化，在2003年之前，中国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一直处于显示比较劣势，但相对于其他产品RCA指数的下降趋势，第7类产品RCA指数一直呈现出较快的上升趋势，并在近三年中显示出比较优势。这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带动了产品、技术结构的升级。
注：①此图以表3的数据为基础，图中横坐标数字1―9依次表示表3中1980―2005的各个年份。
通过数据分析中国现阶段的显示比较优势，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1)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显示比较优势从资源密集型产品到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转换；(2)中国现阶段最大的显示比较优势仍然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3)中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较劣势一直在减弱，并初步显示出一定的比较优势。
三、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战略选择
对上述数据的分析证实了比较优势发展理论在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的成功，依此看来用比较优势发展理论用于指导制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可行的。
但经济学界永远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经济发展理论界还有另一种声音，那就是“比较优势陷阱”的存在。该理论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参与国际分工，将永远成为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在科技创新突飞猛进的国内外环境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难以为继，从长远来看，最终会失去竞争优势。国外也有学者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在适用范围上有极大的局限性，它没有抓住现代世界经济中取得经济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因而不可能为制定合适的政府政策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辛格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呈现不断恶化的情况。发达国家凭借其贸易垄断地位，仍对发展中国家采取歧视性贸易政策，这进一步把发展中国家推进了“比较优势陷阱”。
基于“比较优势陷阱”的存在，很多经济学家主张不应该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取而代之的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实际上，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有很多相通之处，各自又都在其应用的前提条件下自成体系。值得指出的是：（1）如果可以认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隐含的条件之一在于当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时，政府必须对产业升级时率先进入新产业的企业提供一定的补贴以补偿创新的外部性，这个观点与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大多数学者在运用“动态比较优势”这个概念时仅仅是指本国当前没有、将来才会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来制定经济发展战略难免会陷入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的误区；
关于一个国家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下的种种内生的经济制度安排及其经济绩效表现的有关描述请参见林毅夫等人的相关文献，在这里不赘述。（2）竞争优势理论中强调的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对立的替代关系，相反，只有充分地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才有可能创造和维持自己的产业竞争优势。在实践应用中，竞争优势理论提出的国内市场规模、产业群聚等原则是企业和国家在选择行业时有用的参考原则，但竞争优势理论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问题做出回答；（3）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基于本国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而保护本国现有的比较优势产业的升级，这与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战略殊途同归。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一般用于讨论同等发展程度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政策和贸易关系，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际操作中实施战略性的贸易政策的成本较大。因此，相比于其他理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中的前提条件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所处的阶段，经济发展路径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综合比较优势原理和前面数据分析中的结论，笔者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现阶段仍然是适用的，并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适用，中国经济贸易发展战略的制定仍然应该以比较优势发展理论为基础。理由如下：
第一，比较优势是贸易的动力之一，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能够很好促进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纵观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比较优势是贸易的基本动力，贸易的发展是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第三部分中的数据说明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按照比较优势战略发展实现了对外贸易蓬勃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应该注意的是，经济发展促进的资本积累将引起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2006年底，有人估计，广州市2006年人均GDP突破10 000美元，进入发达经济的门槛；另有数据显示，上海、深圳、苏州、厦门、大连等发达的沿海地区也将相继进入这个门槛。，从而本国比较优势也将发生变化。如果没有适时进行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必将出现引言中提到的相关经济现象。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应该抓住变化的比较优势适时引导有条件的地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得以更好的发挥变化了的比较优势。
第二，现阶段中国并没有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比较优势陷阱”与比较优势原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们是对立统一的。作为一把双刃剑，它提醒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必须考虑遵循比较优势原理的同时也要规避“比较优势陷阱”。第三部分中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成功的实现了显示比较优势从资源密集型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随着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出现了一定的升级，反映出了产品、技术结构的升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有所显示。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经济并没有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是沿着比较优势的发展路径升级。
第三，现阶段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在国内很多地区中还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贸易形式的转换过程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劳动力成本未大幅上升以前，不宜转换成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充裕、就业压力巨大的大国而言更是如此。根据上面的数据，我国大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约为2.2，差不多是刚刚显示出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品RCA指数的一倍。而韩国及我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1980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分别是4.95、6.98、5.24，这就说明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发展，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在过去的20多年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西部地区还有很大的释放空间。这也就是说中国还是应该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发展经济，在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的沿海地区可以扶持和鼓励主动承接国外资本和技术更为密集型的产品生产实际上有数据显示，大多数的跨国公司先前在东南亚、香港、台湾地区的相关资本和技术更为密集型的产品也在向中国大陆转移，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向西部地区转移。，在一些欠发达的地区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继续发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最大限度提高资本积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从而促进全面的产业、技术结构升级。
第四，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有利于经济中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经济增长来源于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依赖于资本的投入水平，因此，资本积累的能力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的关键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实现按比较优势安排产业结构，资本积累十分迅速，但人均水平较低。2006年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2006年居民储蓄突破16万亿元人民币。但是，中国的2006年人均GDP仅为1970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25，日本的1/21和世界平均水平的1/4，大体上与乌克兰、摩洛哥相当，在全球排第110位之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中国只有继续遵循本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企业和产业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经济剩余，国家才能最大程度地积累资本。另一方面，面对资本的初步积累，虽然中国整体上的的数据表现出来技术升级也在发生变化，但现实中的产业升级困难、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等现象也是不容忽视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技术进步会导致产品要素密集度的动态变化，延缓因为资本快速积累而迅速下降的资本报酬率，从而可以实现比较优势的转化。因此，如何实现低成本较快的技术进步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健康持续的发展。克鲁格曼等人认为，企业获得先进技术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其一是技术创新(Innovation)；其二是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技术创新是通过自主研究和开发活动（R&D）来获得的，这需要大量资金作后盾，而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是一种相对简单的低成本引进。一般而言，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其技术，而是在贸易、投资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输出了技术，即所谓的“技术外溢”。广大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大多是通过第二种途径获得。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技术引进，不断进行“干中学”，可以实现低成本的技术进步。因此，只有继续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才能吸引国外的投资，才能从大量的国外投资、贸易中分享到“技术溢出”的好处，实现较快的、低成本的技术进步。
第五，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能更好的提升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遭受严重打击的国家像韩国、印尼等，一般都是在追求赶超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以此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由于这种产业不符合这些国家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在政府的扶持下虽然能够把它们建立起来，但和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相比竞争力差，因此，外贸容易有赤字。相反，在这次危机中受影响较小的祖国大陆及我国台湾、我国香港以及新加坡的外债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不高，外汇储备很大，短期债务对外汇储备的比率相当低，关键就在它们的产业发展更好地遵循了它们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也更有盈利能力，贸易盈余更多，有更多的外汇储备，从而更容易抵御金融危机的风险。近几年来，国际资本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越来越高，这其中原因一方面来自于中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多年高额的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在于国际政治压力和国际投机资本对人民币的炒作。中国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本出路也在于继续坚持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抓住机遇进行外贸、外资体制改革和完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适当的进行人民币升值，进口更多的本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源、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鼓励本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并向国外转移部分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同时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最终降低高额贸易顺差、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所引起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
结论
综上所述，对于仍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制定外贸和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继续遵循比较优势原理，鼓励发展与本国要素禀赋和技术结构相一致的产业，这样才能实现最快的资本积累，从而进一步巩固中国经济内生增长的基础。中国现阶段的最大显示比较优势仍然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应该继续发挥这种比较优势，实现更快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现阶段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出现了一定的升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显示出来比较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比较优势发展理论中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促进产品、技术结构升级的论断。这就要求，应该注意到中国有的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已经在发生改变，这些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技术结构也将发生变化。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积极关注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努力规避“比较优势陷阱”，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变化中抓住产业、技术结构升级的机会，正确应用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和实施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中合理的成分来指导经济的发展，实现健康、快速、持续的经济发展，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实现赶超。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