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市场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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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外汇范文第1篇
摘要：QDII即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是指在人民币资本项下不可兑换、资本市场未开放条件下，在一国境内设立，经该国有关部门批准，有控制地允许境内机构投资境外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投资业务的一项制度安排。QDII制度由香港政府部门最早提出，与CDR(预托证券)、QFII(外国机构投资者机制)一样，是在外汇管制下内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权宜之计。
关键词：QDII；证券市场
QDII的推行属于我国金融体制的重大改革，涉及证券，银行多个金融领域，涉及国际、国内多个不平衡发展的证券市场，这些导致影响QDII实施的因素相对复杂，然而QDII的实施反过来又影响这些因素，从而构成QDII制度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多元化影响。QDII可以为我国有序开放资本市场积累经验，为培育内地机构投资者起到积极作用。其积极方面虽然多，理论界对QDII却是褒贬不一。所以有必要对QDII的由来以及现有的研究状况进行回顾分析探讨，使人们更好的了解QDII对我国资本市场可能产生的深层次影响。
一、我国实施QDII的背景
1.自 2000年开始，我国的国际收支出现大幅顺差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增加使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和供给压力。央行为此采取了多项措施解决这一问题。QDII制度的推行必然是一种有效选择。
2.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资本市场的开放对我国是必然而迫切的选择。在目前我国资本项目还未完全放开的情况下，我国已于 2002年12月1日正式实施QFII制度。但是QFII制度是境内企业对外融资，而没有境内机构对外投资，所以在政策上推出QFII制度的同时也必须考虑 QDII制度的推出。
二、实施QDII机制的有利影响
1.实施QDII机制，使国内证券市场与海外证券市场的联动性和一致性加强，有利于推动国内券商走向国际市场。中国加入世贸后，必须按世贸规则办事，逐步实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实施QDII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动我国券商走向国际市场，在真实的自由竞争环境中不断学习、积累，发现和调整自身。从长远看，中央资本市场迟早要开放，实施 QDII机制将加快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促进资本市场制度创新，为今后开放资本项目和实施人民币自由兑换奠定基础。它不仅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要求。
2.推动投资理念与模式的逐步成熟。QDII制度首先实现了境内投资机构的国际化，从而便于其在国内证券市场的资金运作，带动整体市场理念的更新，国内证券市场与国际证券市场的联动性会进一步加速这种理念和投资模式的更新，证券市场将会包容更多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模式。
3.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形象，恢复和增强国内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国内企业到海外融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市，除可以增加融资的渠道外，更可让中国企业收购国际机构，扩大业务范畴，又可加强与国际市场接轨。可以通过QDII机制，引导国内投资者把资金投向海外的中国企业股票。
4.有利于增强国内企业到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通过实施QDII，引导国内企业把资金投向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必将大大活跃其交易，从而吸引场外的其他资金，推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股票向其合理的价位回归，进而恢复企业的再融资能力。
三、实施QDII机制的不利影响
QDII制度的实施将有利于我国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有利于解决国内资本投资出路，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除资本市场间的宏观套利，推动内地证券市场的创新，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QDII制度下隐藏着的风险。
1.我国证券市场的资金分流，可能导致股市动荡。实施QDII机制后，这些资金的分流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内证券市场的萎缩。首当其冲的就是 B股市场，由于B股市场是使用外汇炒作，QDII的实施将导致大笔资金从B股市场抽出，从而给 B股造成很大压力。B股市场与 A股市场又有一定的连动效应，B股市场的调整同时将影响到 A股市场，加上 H股相比 A股所具有的投资价值也将导致国内投资者走各种渠道到境外投资。
2.容易出现现阶段我国居民资产结构、变动趋势和资本外逃现象的产生。随着我国居民手中所拥有的外币资产的增加，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也稳步增加。由于我国一直实行比较严格的资本管制，国内居民要将其财富转移到国外只能通过非法手段进行。从而出现资本外逃现象的产生
3.QDII对我国外汇管理的冲击。实施ODII对外汇风险具有诱发性。QDII将挑战现行外汇管理制度，证券市场国际化会带来跨境资本的大量频繁流动及相应本、外币兑换，会给国际收支平衡和本、外币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的实施和金融监管带来压力。
国际市场外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结构性产品 金融衍生品市场 外币理财产品 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3-056-04
结构性产品（structured product）1，又称结构性票据（structurednotes）2、联动债券、合成债券等，Das(2001)把此产品定义为由固定收益证券和衍生合约结合而成的产品。其中的衍生合约包括远期合约、期权合约、互换合约，衍生合约的标的资产包括外汇、利率、股价（股指）、商品（指数）、信用等。因此，结构性产品是隐含衍生金融产品的证券，常见的产品形式包括股价联动债券、信用联动债券、结构性存款、投资联接保单、商品联动债券、奇异期权嵌入债券等。
结构性产品基本结构和原理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1986年8月所罗门兄弟公司发行了S&P 500指数联动次级债券 (简称SPIN)，投资者以票面金额购买债券，到期除获得本金和利息（2％年息，半年支付一次）外，还可以获得3.6985×（到期日S&P 500指数－发行日S&P 500指数）的收益。可以看出，SPIN由债券和买入期权两部分组成，债券为投资者提供基本的本金和利息收入保证，买入期权使投资者在市场指数发生有利变化时获得更多收益。
福布斯杂志最近把结构性产品称为“自己设计的衍生品”，充分说明了这种金融衍生品的灵活性、多样性、复杂性特点。
一、 现代结构性产品的产生与发展
结构性产品市场的发展，可以分为传统型产品和现代型产品两个阶段。传统型产品包括可转换证券(convertible securities)、可交换证券(exchangeable securities)、含有股权认股权证的债务(debt with equity warrants)等。产品结构、交易机制都相对简单。现代结构性产品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出现爆炸性成长，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利率持续走低，“微利时代”的来临使投资者寻找既能在市场发生不利变化时能够保证最低收益，又能分享市场上升收益的产品，结构型产品应运而生。
近年来，结构性产品市场随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而发展，产品不断多样化，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根据Bloomberg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10月底，全球前十大私人银行发行在外的结构性票据总额高达3，280亿美元，可见市场规模之大。
1． 欧美市场的发展
现代结构性产品市场首先在美国市场兴起，初期较著名的产品包括1986年8月所罗门兄弟公司发行的S&P 500指数连动次级债券 (SPIN)、1987年3月大通银行发行的市场指数连动存单 (MICD)、1987年10月美林证券发行的指数流动收益选择权债券 (LYON)、1991年1月奥地利共和国政府发行，高盛证券设计的股价指数成长债券（SIGN）、1991年8月联合科技公司发行，高盛证券设计的化学制药交换债券(PEN)等。90年代，银行推出的结构性存单成为市场主角。如花旗银行的股价指数保险账户、信孚银行的90%保本市场联动存款等。由于结构性产品保本的特点比较符合欧洲投资者的投资传统，其随后在欧洲市场有了较大发展。
结构性产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产品形式日趋多样化，结构日趋灵活、复杂，目前国际市场成熟的结构性产品如下表所示。
投资习惯和传统的差异使结构性产品在不同国家、地区有不同产品形式和规模。以英国市场为例，股票联动定期存单有很大的市场规模。下表综合反映了英国市场的状况。
由于结构性票据基本上在场外市场进行交易，很难精确统计其市场规模。据伦敦的一家结构性产品咨询公司Arete 咨询公司估计，2003年欧洲市场结构性产品销售规模大约是1000亿欧元，比上年增加约10％。可以肯定的是，由于结构性产品“量身定做”的优势，以及金融工程技术的发展，使衍生品的定价技术和风险管理技术的不断成熟，其市场规模是十分巨大的，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和空间。欧洲市场结构性产品目前的类型和规模可以从表3窥得一二。
2．亚洲市场
90年代结构性产品进入亚洲市场，在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发展较快，亚洲市场的产品以零售市场为主，产品结构比欧洲市场更加多样、复杂。过去十几年的利率谷底和低迷的股市使台湾、日本、韩国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转向结构性产品和其他合成衍生工具。据估计，2005年，亚洲地区结构性产品市场规模已达到250亿美元。设计结构性产品并为其提供套期保值已成为投资银行最兴旺的业务之一。据大多数银行家的保守估计，过去三年，进入结构性产品领域的私人银行指数增加了两倍。法国兴业私人银行（亚太区）管理的资产在2002－2003年，平均每年增加25％，其中30％－40％投资于结构性产品。
美林集团（亚太区）战略总监John Robson估计，五年前，结构性产品对私人银行的收益的贡献为0，到2005年已经达到15％－20％。
香港地区的结构性产品从2003年有了较大发展，据估计，2004年至2005年期间，发行量达30亿美元（通常以港币或美元发行）。2004年全年香港市场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是65个。2005年1－8月发行70个。面向零售市场的股票联动产品发展较为迅速，成为股票衍生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SFC)的调查，股票联动产品占整个结构性产品市场的60％。像其他股票衍生品一样，内地在香港的上市公司是重要的联动股票（或称标的股票），在前十位联动股票发行公司中占三个：依次为中石油、中国移动、中国人寿。
二、 结构性产品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功能
1． 使金融衍生品市场更加完备
所谓完备市场（complete market），指在任何市场状况下，投资人均可以用现存不同投资工具的组合，来复制任一既存有价证券的风险及报酬的市场。完备市场的条件必须是市场存在独立证券的数目等于未来可能发生的经济状态的数目，使人们可以创造未来任何的报酬形态。灵活的设计特点使结构性产品对资本市场的完备具有重要作用。
以股价联动债券为例，让股票和债券置于光谱（spectrum）的两端，则通过对股价变动参与比率的设计，股价联动债券可以是在光谱中的任何一点，当股价连动债券的参与比率超过1时，其还会溢出光谱，落于股票之外。股价连动债券之此一特性对市场的完备有极大帮助。
2．深化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风险配置功能
结构性产品的灵活设计使其能够产生多样的风险报酬形态，吸引有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增加了衍生品市场的风险分散和配置功能。
结构性产品的风险配置功能更主要表现在现代结构性产品的诸多创新之中。
（1）使发行者和嵌入的衍生合约部分风险相隔离。
虽然有繁多的形式，结构性产品本质上是债券加期权（或其他形式的衍生交易）。传统结构性产品中，发行者承担期权部分的风险，比如，可赎回债券中，发行者购买了买权，承担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可转债中，发行者卖出买权，承担内在股票价格风险。而在现代结构性产品中，发行者通常完全和所嵌入的期权部分风险相隔离。这种保护是通过衍生产品交易进行套期保值来实现的。发行者通过和投资银行或衍生品交易所市场的交易，对冲掉结构性产品的期权部分，锁定融资成本。承担的唯一的风险是在对结构性产品进行套期保值时，来自于衍生产品交易者的违约风险（信用风险）。
（2）对于投资者实现了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相隔离。
传统结构性产品的发行者并非都是信用等级较高的，投资者承担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现代结构性产品的显著特点是使两种风险分离，一方面，现代结构性产品的发行者都限制于高信用等级者（国际市场上结构性产品的发行者信用等级都在AA以上，最低是A）。另一方面，结构性产品提供了一种便利机制，使所有的履约责任都转移到发行者一边（发行者一般信用较高，可以认为不存在信用或违约风险）。如上下限浮动利率票据（cap/floor FRN），上限期权由投资者出售给发行者：当所参照的基准利率（如USlibor）超过上限时，发行者获得差价。一般情况下，投资者有履约责任，在上限被超过时付现金给发行者。发行人需要承担投资者的信用风险。然而，此产品结构有效消除了这种责任，发行者也承担最低风险，机制如下：
第一，投资者出售给发行人的上限期权是由FRN的面值作为现金质押的，投资者通过购买产品投资了这个金额。
第二，发行者也没有履约义务，套期保值中的交易对手承担这一义务。
结构性产品的这种产品设计机制和交易机制，反映了投资者把两种风险分开管理的意愿，市场上出现的信用衍生产品交易和工具表明了同样的逻辑。
3.对基础资产市场和期权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结构性产品是对市场现有产品的分解、组合，对各组成部分市场如债券市场、期权市场都将产生重要影响。一般来说，对结构性产品套期保值的需求将增加衍生品市场的交易，增加了衍生品市场的流动性，另外，一些结构性产品还会降低标的资产市场价格的波动性。这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来检验。
三、 结构性产品在我国的发展状况
在我国，结构性产品是以外汇结构性存款的形式首先出现的。外资银行在2003年开始推出一些外汇结构理财产品。2004年3月《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实施，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分别推出了“汇聚宝”、“汇得盈”、“汇利通”、“汇利丰”理财产品, 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也纷纷推出了“得利宝”等理财产品, 一些境内外资商业银行也相继推出了“优利账户”、“汇利账户”等理财产品。按产品的收益特点, 可分为固定利率型和浮动利率型；按产品的期限, 可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 对应的存款最长期限为一年及以下、一到三年、三年及以上；按产品挂钩条件（联动）, 可分为与利率挂钩、与汇率挂钩、与商品挂钩、与信用挂钩四大类。渣打银行2005年8月推出了国内首个挂钩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外汇产品。
从结构型理财产品最核心的因素--收益率看，我国银行推出的理财产品要远远高于同期储蓄存款利率，从目前推出的产品情况看，外币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一般都远远高于同期外币（一般指美元）定期存款利率。
人民币理财产品启动始于2004年9月。2004年9－12月，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市场规模达到300亿元。2005年2月1日，建设银行推出20亿规模的“利得盈”人民币理财产品，全国仅3个小时即完成发行。业内人士估计，人民币理财市场可望达到1000亿人民币的市场规模。
四、 启示与建议
1．结构性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产生背景是市场利率低迷，我国资本市场目前也正处于同样的状况，个人理财产品的热销正是我国投资者缺乏适当投资工具、投资渠道的写照。同时，我国目前还没有金融衍生品交易所交易，投资者（特别是个人投资者）缺乏投资及风险管理手段、途径，通过外汇理财产品，可以在不进行大范围、根本性制度调整的情况下，使投资者进入全球资本市场，参与全球收益、风险分享。同时，结构性产品对于发行者（主要是银行）也是一个重要的融资工具，对于丰富银行的产品线，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增加银行的竞争力有重要作用。因此，鼓励类似结构性产品的发展和不断创新应是制定相关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
2．结构性产品的发展对监管及其他相关制度提出挑战。结构性产品对于我国的市场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外汇市场、货币市场都分别有单独的监管机构。结构性产品往往是不同市场的产品的组合。如何对这一市场进行监管是面临的问题之一。
结构性产品产生的驱动因素之一就是规避管制（也称管制套利）。目前，国内居民向境外投资需经有关部门批准，外币理财产品以境内外汇存款的形式出现，暗含远期、期权和互换等衍生交易，使拥有外汇的个人可以间接进入境外投资中最具风险的投资领域--衍生交易。据报道称境内保险公司及一些国有外贸公司、财务公司已经开始将自己的外汇收入投入外汇结构性存款中。在目前的外汇管理法规框架下，企业可以自由进入作为存款的外汇结构性存款市场。银行外汇结构性票据的下一个销售目标将转向企业存款。从单笔存款规模看，企业存款更具高端的特点。所以，对企业外汇存款的外汇管理将面临与个人一样的冲击。
更为深远的影响还包括部分真实性审核被“绕过”、交易转移到国际收支平衡表“表外”等，这些都要求外汇监管也要随之“创新”。
结构性产品对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对结构性产品中的固定收益证券和衍生品两个组成因素进行会计处理、税收上应如何调整等，都是结构性产品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3．结构性产品的发展要求我国金融衍生品交易所交易的加速发展。首先，结构性产品的定价需要场内衍生品交易提供定价参数。比如，和股指联动的结构性产品是国际市场上较成熟、流行的一种产品。国内如果推出和上海、深圳股指联动的结构性产品，在国内尚没有股指期货期权交易的情况下，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的中国指数期货，新加坡交易所的中国A股股票指数期货的交易数据和信息，自然成为此类产品定价的重要参考。这也是所谓金融产品定价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交易所衍生品交易使结构性产品的套期保值更易于实现。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在对外币理财产品的套期保值上，相对外资银行就存在一定的劣势（期货市场上所谓“主场优势”问题）。人民币理财产品不论是定价还是套期保值，都要求交易所市场的快速发展。
注：
1国际上通常把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y，ABS）也称为结构性产品（structured products），本文中的结构性产品或结构性票据指没有资产做抵押的联动式证券。国际通常的叫法是structured notes。
2 对这一产品名称的翻译尚不统一，包括结构性票据、结构性债券、结构性票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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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外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外汇风险 防范规避
一、外汇风险及其分类
外汇风险，又称为货币风险，指源于汇率变动而带来的风险。是在不同货币的相互兑换或折算中，因汇率在一定时间内发生始料未及的变动，致使有关国家金融主体实际收益或实际成本与预期成本发生背离，从而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一般来说，公司因汇率变动而必须承担的风险有三种：一是折算风险；二是交易风险；三是营运风险。
(一)折算风险又称为会计风险。它是因每会计年度结算时，公司必须编列合并财务报表，如果一家公司有子公司在国外，就得承受折算风险，就得先将子公司以外币编制的财务报表转换成以母公司所在地货币编制财务报表，再进行合并。由于合并报表的编制涉及到汇率的折算，因此报表上的利润会因为汇率的变动而产生变化。由于折算风险是因会计处理而产生，因此同一公司在不同会计准则下，有可能承担不同程度的折算风险。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会计折算上基本上以现行汇率法与时点法并用。
(二)交易风险是指公司以外币计价的合约现金流的本国货币价值可能会因汇率变化而产生变动。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必定经常会与贸易伙伴或金融机构签订各种合约，不论签订的是哪一种合约，只要以外币作计价单位，则此合约就会带给公司额外的交易风险。也就是说，只要公司有以外币计价的合约现金流，就要承担交易风险。
比如，企业与外国贸易伙伴进行赊销或赊购，从报价开始一直到货款收齐，其间经历三个阶段的风险，报价风险(卖方以外币报出单价，到双方签约为止)；订货风险(从签约开始，到交货为止)；收款风险(从交货开始，到货款收齐为止)。公司真正承受交易风险是从签约开始，一直到货款收齐为止。而且交易风险的原因，还包括以外币计价的借款或投资，签订外汇远期合约等。如以外币计价的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以外币计价的长期投资的应付利息和应收利息、尚没有列入财务报表中的以外币计价的销货承诺和购买承诺、尚未交割的外汇远期合约等，都构成了公司交易风险的原因。
(三)营运风险是指公司非合约现金流的本国货币价值有可能因非预期的实质汇率变化而产生变化，因而影响公司整体的价值。一家公司所承受营运风险的程度则是衡量实质汇率变化会影响公司整体价值到何种程度。营运风险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两国经济因素的相对变化而引起实质汇率变化。进而影响到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情势，因此营运风险又称竞争性风险。营运风险与交易风险合称为经济风险。
实质汇率的改变会引起产品相对价格变化，因而会改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竞争力。公司在面对本国货币实质升值时，就得判断这种升值是长期或短期的，以此来决定是保住价格以维持利润还是以牺牲利润来保住市场占有率。如何来管理因实质汇率变动所带来的营运风险，一般来说是采取多元化策略。如产品市场多元化、生产地点多元化、原料来源多元化等。其中，还有自然避险、外币转换及外汇交换等多种方式。
二、当前我国企业面临的外汇风险现状
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是国际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在金融自由化发展，放松外汇管制、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前提下，金融国界逐步消失，金融风险日趋增大，加之美国次债危机的后果逐步蔓延，致使全球外汇市场中累计的金融风险更加突出。这些潜在的汇率变化，对已经国际化、市场化的企业来说，无疑充满了考验，需要在变化中寻求规避风险的办法。
由于我国企业外汇风险管理尚处于一个发展过程中，所以，尽管许多企业已经感受到外汇风险所带来的种种影响，外汇风险管理对于许多企业来说依然是一个陌生的问题。目前，在我国只有极少数大型公司认识到外汇风险规避问题的重要性，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由于受人力、财力等方面的限制，在外汇风险防范中采取“随波逐流”的态度。因此，由于外汇变动带来的损失的情况在一些企业中是较为普遍的。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变动所造成经营上的不利影响常常让一些企业感到束手无策。我国企业在外汇风险管理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一)企业汇率风险意识淡薄
国内企业的外债风险管理意识普遍较弱。由于一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企业在涉外合同谈判和收付汇环节上几乎不考虑汇率风险，往往认为汇率的变动及其带来的损失是天经地义的事，管理层和财务人员缺乏专业外汇知识，认为没有必要采取专门的外债风险管理，对将来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专业外汇管理人才不足
由于企业缺乏外汇专门知识和外汇理财技巧，谈不上对汇率风险的预测，更谈不上有效地运用金融工具来化解风险，引导企业成长、壮大和向外向型企业转变。
(三)金融服务配套机制不健全
我国目前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工具单一，人民币对外汇交易还没有期货、期权等套期保值工具，唯一能利用的远期结售汇目前还处于初步阶段，还没有大规模加以展开，可供选择的避险工具有限。
三、加强企业外汇风险管理的对策
(一)完善企业外汇风险管理的外部配套设施
为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金融形势，企业越来越迫切希望能享有更多的用汇自。我国应该学习国际上风险管理的先进管理模式，以助于企业进行外汇风险管理。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企业外汇风险的管理：1，深化我国项目结售汇制度改革，扩大企业用汇自12，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培养企业的风险意识，促使企业形成对人民币汇率的理性预期，主动参与外汇市场的套期保值，提高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3，发展外汇交易市场，积极推出新的外汇交易品种。
(二)加强企业外汇风险管理的内部建设，提高外汇风险管理意识
如何利用外部有利条件，发挥自身优势，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合理规避外汇风险，是企业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具体来说，企业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外汇风险内部管理体系的建设：
1，提高外汇风险管理意识。只有把外汇风险管理列为企业日常工作的一项重要日程，并把外汇风险管理战略纳入企业的整体经营战略系统中，才有可能有效地防范和规避外汇风险；
2，设立专门的外汇风险管理机构，培养和储备相应的专业人才。要设立专门的外汇风险管理机构，配置相应的管理人员。同时，也要不断加强培养和储备专业的外汇风险管理人才；
3，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外汇风险管理经验。由于中国目前尚不存在完备的国际外汇市场、期货市场和期权市场，我国
企业的现实选择就是在海外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对这些避险工具加以利用，并建立适合自己的外汇风险管理系统；
4，建立健全外汇风险综合管理体系。它主要包括外汇风险的识别和测量体系、防范和规避体系及事后评估系统。
四、借用科学工具规避风险
风险处理保值是处理交易风险和换算风险的核心。所谓保值是指可以部分或全面地抵补汇率变动风险的各种交易和行为。任何保值交易和行为一般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或代价，因而保值实质意味着以现时已知的成本来置换未来的风险。
(一)市场保值
远期市场保值是指如果预期汇率将发生变动，根据外币应收账款或应付账款的货币种类、数额和日期，通过远期合同买卖或进行借贷款活动，用同等金额的同一货币实现在同一时点上的反向流动，达到消除风险的目的。
(二)调整货币资产负债
如果跨国公司通过分析与预测，认为某一国货币将贬值，则可尽量减少这种货币资产，同时扩大这种货币的负债，这是由于币值下降有利于净借方而不利于净贷方；反之，如果认为某一国货币将升值，则可尽量扩大这种货币资产，同时减少这种货币的负债，因为币值提高有利于净贷方而不利于净借方。企业亦可采取措施，使某种汇率不稳的货币资产(如现金、可卖出的股票、应收账款等)与货币负债(如应付账款、贷款等)保持等额，以便一旦汇率变化发生，货币资产和货币负债的影响总和为零，企业不致蒙受损失。
(三)提前或延迟收付法
跨国公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应收应付款项和债权债务直接暴露在汇率变动风险下，实施提前或延迟收付法可直接改变公司的风险地位。提前收回或延迟付出贬值货币账款，延迟收回或提前付出升值货币账款。对于提前收回的贬值货币，应迅速兑换为升值货币。
(四)分散风险法
最常见的是“一篮子”货币保值法。具体做法是企业在一些长期合同项目中，在签订合同时，按照当时的市场汇率使用多种货币计价并规定各种货币占总额的比例。付款时按付款当时各种货币变动后的市场汇率折合成合同成交时的货币进行支付。公司在款项收付时，若一篮子货币中有一种贬值，则因风险分散而不致遭到很大损失。若计价货币中部分货币升值、部分货币贬值，则升值货币所带来的收益可以抵消贬值货币所带来的损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消除外汇风险的目的。
国际市场外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管理浮动;外汇市场;干预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2-0047-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2.10
管理浮动汇率制国家为了防止外汇资金集中流入或流出本国导致汇率大幅波动，往往采取措施干预外汇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13年采用管理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和地区达到82个，占全球的比率为43%。本文对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泰国、以色列、土耳其等目前或曾经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国家外汇干预的措施与效果进行研究。
一、外汇干预的手段与措施
管理浮动汇率制国家频繁进行外汇干预，巴西和乌拉圭干预频率最高，三分之二的交易日都会进行干预，即使是宣称外汇市场非干预者的墨西哥和智利也分别在2010年2月和2008年4月宣布了购买外汇储备计划[1]。实施管理浮动汇率制国家通常在即期和衍生品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一般采取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应对外汇流动风险，紧急情况下，也会进行资本管制。大多数国家都避免公布外汇干预的信息，倾向于实施透明度较低的干预措施。
（一）在即期外汇市场进行干预
智利、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秘鲁和乌拉圭等拉丁美洲国家中央银行往往在即期外汇市场进行外汇干预。为了减少货币投机，中央银行更多地使用即期外汇市场干预，在即期市场进行干预有助于减少外汇市场大幅波动。
（二）通过外汇衍生品市场进行干预
随着外汇衍生品市场的不断丰富，管理浮动汇率制国家逐渐增加使用外汇远期、期权和掉期等衍生品工具干预外汇市场。巴西主要在远期和掉期市场进行干预;印度尼西亚、印度、南非等国会在货币掉期市场进行外汇干预。哥伦比亚、墨西哥、危地马拉等国的中央银行主要用外汇期权干预外汇市场。
（三）对外汇交易征税
为缓解资本大规模流动造成的汇率波动，部分国家对外汇交易直接征税。因面临本币升值加快和资本流入不断增加的双重压力，2009年10月，巴西针对流入本国进行证券和债务投资的资金征收2%的金融操作税（IOF），并于2010年10月将税率提高到6%，征税范围扩大到衍生品交易[2]。2010年10月，泰国恢复征收预扣税，对国外机构投资者和居民投资者购买债券分别征收15%和14%的预扣税。为了抑制大量投机性外汇流入，韩国于2011年1月恢复对外国投资者购买国债和货币稳定债券征收14%的预扣税。此外，还于2011年下半年征收宏观谨慎稳定税，征税对象是国内和国外银行持有的非存款外币负债。
（四）无息准备金
无息准备金制度要求境内借款人或境外投资者按流入资本的一定比例以规定的币种在中央银行存放一定日期，但不支付利息。2009年，巴西中央银行要求商业银行持有短期即期外汇头寸的存款准备金应多于10亿美元，2010年12月，将定期存款的无息准备金率从15%提高到20%，2011年1月，对银行在现金市场上对美元的短期头寸征收准备金。哥伦比亚为了降低杠杆，对流入国内进行证券投资的资本征收50%的准备金，对从外国获得的借款征收40%的准备金。阿根廷规定，资本流入的无息存款的准备金率为30%（金融业和非金融私营部门的金融负债）。从2010年12月开始，印度尼西亚将外汇存款的准备金率从1%逐步提高到8%。以色列也对与非本地居民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的银行征收存款准备金。
（五）其他宏观审慎措施
一些国家采取直接限制银行外汇头寸、扩大本国资金投资于海外的比例、对外汇资金投资于本国证券的规模设置上限等其他宏观审慎措施（见表1）。以韩国为例，2009年推出了严格的外汇流动性标准，以减少银行外币资产和负债的期限错配，提高流动资产的质量;还限制外资银行贷款规模，规定企业远期合约与潜在出口收入比例上限，避免企业部门过度的外汇杠杆。2010年，韩国规定了银行外汇衍生品头寸与其资本比率上限，进而减少银行向企业提供远期合约而产生的短期外债，从而降低银行杠杆，防范资本突然撤离带来的冲击[3]。
（六）直接进行资本管制
在面临大规模资本流动冲击的情况下，管理浮动汇率制国家更多是选择资本管制（见表2）而较少选择宏观审慎管理工具[4]。大规模资本流出往往意味着本币急剧贬值、经济形势恶化和金融市场动荡，市场调控机制趋于失灵，主要基于市场化机制进行间接调控、相对温和的宏观审慎政策可能根本无法抑制资本流出相关风险。在市场失灵情况下，只有采取直接阻止资本流出、冻结外汇市场交易等管制措施，才能确保宏观经济金融稳定不受到更大冲击，简单的、覆盖面广的、直接的资本管制在危机时刻最为有效。
二、外汇干预的效果
（一）外汇市场干预会影响汇率水平，且在封闭的市场效果更好
Gustavo Adler，Noemie Lisack and Rui C. Mano通过收集52个国家1996―2013年月度数据的研究表明，外汇市场干预会影响汇率水平，外汇市场干预是应对本币升值或贬值压力有力的工具，购买GDP 1%数量的外汇将使名义和实际汇率分别贬值1.7～2%和1.4～1.7%[5]。当一国货币被高估时，外汇干预更有效，这一现象在拉丁美洲更为明显。此外，外汇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与其他国家的金融一体化程度，金融一体化程度越高，外汇干预的有效性越低，即在封闭的市场干预效果更好。
（二）限制银行外汇头寸的宏观审慎政策效果明显
限制银行外汇头寸的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有效减少货币错配风险。如韩国针对银行系统漏洞采取的措施成功地防止了银行外债大幅增加，特别是规定企业远期合约与潜在出口收入的比例上限，以及外汇衍生品头寸与其资本比率的上限，使得韩国短期外债占比明显下降。截至2013年6月末，韩国短期外债占比29.1%，创1999年9月以来的最低值，远低于金融危机时期最高点的51.9%（2008年9月），从而减少了韩国对外负债的延续和宏观金融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
（三）征税对汇率走势的长期影响不大
巴西实行的金融操作税只能在短期内使本币贬值，无法对汇率形成长期持续影响。由于资本流入获得的较高收益抵消了税收成本，金融操作税无法使非本地居民在期货市场的外汇头寸大幅减少，反而会影响外汇利率掉期市场的流动性，金融操作税真正的影响是鼓励国外资金流入期货市场进行套利。泰国征收的预扣税减缓了短期资金流入，但只是暂时的，资金很快就恢复流入。国外短期资金流入减少源于征收预扣税的不确定性，而非增加债券投资者的交易成本。此外，韩国征收的预扣税和宏观审慎稳定税对资本流入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
（四）外汇衍生品市场提供了重要的套期保值渠道
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金砖国家的外汇期货市场发展快速，发挥了较好的套期保值功能，为企业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控制汇率风险的工具，交易量已经占全球外汇期货市场的79%左右。以俄罗斯为例，在2014年12月的卢布危机中，卢布外汇现货市场交易额急剧萎缩，许多银行停止报价，卢布外汇远期的交易成本增加10倍以上，市场恐慌情绪蔓延。但卢布外汇期货市场仍然保持连续的双边报价，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恐慌，且交易量大幅上升，成为危机中市场参与者重要的套期保值渠道。
（五）提高汇率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并不冲突
大多数中央银行外汇干预的主要目的是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金融危机后，外汇干预更加强调降低本国经济风险，如降低货币投机压力、减少通胀风险和抑制资本流动的大幅波动。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汇率弹性有所提高，韩国和新加坡货币当局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倾向于烫平外汇市场波动性而非抑制本币升值。韩国更富弹性的汇率政策有助其实行更为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波动性增大也并没有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6]。
（六）调整利率无法阻止本币升值或贬值
为了防止更多资本流入本国，发展中国家往往实施低利率政策，即使通胀水平日益上升，政策制定者也不愿提高利率，这段时期的政策利率明显低于过去同一通货膨胀率时的正常水平。2009年，南非和土耳其下调利率应对国外资本流入，土耳其将政策利率下调75个基点，至历史最低，并大幅降低隔夜拆借利率，以阻止资本流入。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较低的政策利率无法阻止本币升值。2014年，为阻止卢布下跌，俄罗斯央行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7%，以吸引交易者买入卢布，但这不仅没有阻止卢布贬值，反而抬高了借贷成本，进一步打压俄罗斯疲弱的经济。
三、对我国汇率改革的建议
（一）实施宏观审慎政策，控制外汇杠杆水平
强化对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监管，增强我国金融体系与金融机构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的弹性，包括调整外汇存款准备金率、限制银行未平仓的外汇头寸、限制银行对外汇资产的投资、限制银行的外汇贷款、对本币与外汇债务实施差别准备金率;对贷款/价值比率（LTV）设置上限、限制国内信贷增长、对贷款集中度设置行业限制等。同时，进行压力测试，衡量一定幅度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会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举借外币负债企业的债务负担，对企业的融资需求进行限制和管理，从而间接影响国际资本流动。
（二）扭转人民币贬值预期
一是打击离岸人民币市场做空人民币势力，抬高做空成本，而非直接在离岸市场进行干预。持续干预离岸人民币市场不但难以实现稳定汇率预期的目标，还会造成外汇储备的不断流失，从而形成外汇储备降低――离岸人民币汇率下跌――进一步抛售外汇储备稳定人民币汇率――离岸人民币汇率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二是促进实体经济加速回升，扭转人民币贬值预期，让当前中国的各项经济政策由被动转化为主动。三是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和交易媒介，扩大对人民币的需求，从而增强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稳定的预期。四是强化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变动，引导市场转变对人民币的看法，不再视其为与美元挂钩的货币。
（三）防范资本短期内大幅流出中国
2014年以来，在24种交易最为广泛的新兴经济体货币中，有20种呈现不同程度的贬值，这些国家的经常项目并未出现大规模赤字，资本项目下的资金外流是货币贬值的主要原因。应密切关注资本和金融账户，建立国际资本流动监测预警机制，防止频繁和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在大规模资本流出等危机状态下，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更强，可通过对跨境资本征收托宾税、规定流入资本最低存放期限等措施进行暂时性资本管制来抑制短期资本异常流动，减少市场波动。
（四）完善外汇衍生品市场
印度、南非、巴西和韩国在推出外汇期货产品时都实行外汇管制政策，这些经验表明，外汇管制下推出外汇期货产品是可行的，外汇期货市场并没有影响场外外汇市场的稳定发展，并且逐渐形成场内和场外两种外汇市场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我国应丰富汇率套期保值工具，引入外汇期货、期权等衍生品交易，增强外汇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鼓励更多交易者参与国内外汇衍生品市场，拓展外汇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增强在岸人民币市场定价权，同时为企业提供更加丰富的控制汇率风险的工具。
（五）提高外汇干预透明度
尽量提高外汇干预透明度，以免让市场感到意外，产生大幅波动，使干预行为不至于影响到资产价格，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同时，向市场传递汇率政策的未来方向，确保干预结果使市场汇率更接近其由实体经济所决定的均衡水平。
（六）加强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合
为了应对资本流动大幅波动带来的风险，必须灵活运用所有政策工具，进一步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财政政策的有效协调。增加国内货币的有效供给，缓解经济主体面临的收入约束，实现货币供给向货币支出的转化，发展国内金融市场，减少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参考文献：
[1]Gustavo Adler and Camilo E. Tovar.Foreign Exchange Intervention： A ShieldAgainst Appreciation Winds？[M].IMF Working Paper，July，2011：7-8.
[2]IMF Strategy，Policy，and Review Department.Recent Experiences in Managing Capital Inflows―Cross-Cutting Themes and Possible Policy Framework[M].February 14，2011：30-31.
[3]孟夏.宏观审慎视角下的资本流动管理研究[J].吉林金融研究，2014（9）：20-23.
[4]Jonathan D. Ostry，Atish R. Ghosh，Karl Habermeier，Marcos Chamon，Mahvash S.Qureshi，and Dennis B.S. Reinhardt.Capital Inflows： The Role of Controls[J].February 19，2010：14-17.
国际市场外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境外期货交易；风险；控制
近年来受宏观经济因素及商品自身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非常剧烈，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国，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直接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借助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以规避经营风险。境外期货交易一直是境内期货市场参与者关注的重点，境外期货市场品种齐全、制度先进、手段灵活，因而成为我国企业有效管理风险、实现稳健经营的重要工具。
中国企业参与境外期货市场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这个阶段主要是国有外贸公司参与境外期货市场；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境内许多机构争相参与境外期货市场，很多企业是以投机目的开展期货业务，结果出现了不少风险事件，导致了国家对企业参与境外期货业务的全面叫停和整顿。1994年3月31日，为控制境外期货交易的盲目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明确要求各期货经纪公司均不得从事境外期货业务。第三阶段是规范发展阶段。1999年6月2日，国务院《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对企业进行境外期货交易实行了非常严格的控制；2001年5月，国务院转发了境内证监会《有关国有企业境外套期保值的管理办法》，允许部分国有企业经严格审批后进行外盘套期保值业务；2011年9月9日，境内证监会批准境内中国国际期货、中粮期货和永安期货等三家期货公司参与境外期货业务试点筹备，为境内企业参与境外期货市场交易提供了方便渠道。
一、企业参与境外期货市场的必要性
1.有利于规避价格风险，实现企业稳健经营
在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进出口企业与外方交易大多要采用国际通用的计价货币、支付手段和计价手段，这些方式使我国企业不仅暴露在国际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之下，而且也暴露在国际市场汇率波动风险之下。在这种情况下，适度开放合格企业的境外套期保值业务，可以帮助企业利用国际期货市场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锁定利润。从2008年危机后的情况来看，有期货品种可以避险的行业，受冲击程度远小于那些没有相关期货品种的行业，比如有色金属、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对行业的冲击相对较小。
2.有利于提高和促进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
现货市场主要是物流和商流的集散地，而期货市场是信息流的集散地。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它的价格信息对于政府、企业都有普遍的应用价值。目前很多较为成熟的品种的现货定价都实现了以期货定价为基础，例如CBOT的大豆和LME的电解铜，所以企业参与境外套期保值业务，会使得企业更贴近国际市场，从而提升了现货领域的多方面能力，对现货经营决策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产生了较好的实际效果。
3.有利于企业拓展销售渠道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步推进，企业产品的销售方式已经不再是以现货销售为主了，目前的现货销售已经发展成为远期合约销售和现货销售两种方式并存。而境外成熟期货市场普遍具有交易量大、流动性好、合约设计灵活等特点，其特有的做市商制度能够避免很大的对手盘风险，能够很好地拓展企业的销售渠道和方式。
二、企业境外期货交易的风险
境外期货交易的风险涉及面非常广泛，既有法律、政策方面的环境风险、也有具体交易方面的风险。防范风险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提高风险的识别能力，其次才是风险的处理和应对。下面仅从企业角度介绍境外期货交易的主要风险：
1.缺乏对境外交易规则和境外交易品种的深入了解
境外期货市场发展历史较长，各个交易所都有一套不同于国内期货交易所的制度规则，例如，在保证金的计算上，由于境外期货交易品种丰富，交易策略复杂，保证金计算复杂且对风险高度敏感。我国参与境外期货交易遇到的首要难题是保证金模式的巨大差异，这也是我国参与境外期货交易风险管理中面临的最大问题。
境外市场交易品种繁多，仅交易所场内期货交易品种就有数百种之多，还有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场外结构性衍生品。相对而言，场内交易透明度高，信用风险度低。而其他场外交易品种，由于其设计和交易相对复杂行，使得风险增大。内地企业由于缺乏对境外产品的了解，从而导致参与人员对境外市场与产品的理解产生偏差，这往往成为导致企业巨额亏损的根源。
2.企业自身内控及风险管理制度不完善
期货市场的风险有些是不可控制的，例如系统性风险、法律风险、政府干预风险等等，但从以往经验看，企业参与境外期货交易的主要风险通常来自企业自身，包括内部管理不当、操作失误等风险点，对于这些风险，企业是可以通过加强内部控制来避免的。缺乏行之有效的风险管理制度是境内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的症结所在，企业风险意识不强，风控能力偏弱，操作时存在侥幸心理则会加快风险事件的爆发。
三、企业境外期货交易风险管理措施
降低境内企业境外期货交易的风险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来做工作。从宏观层面来说：
1.完善有关管理制度是当务之急
从宏观层面来讲，政府以及证监会、协会和交易所要逐步完善法规，适当修改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这已成为保护境内企业境外期货交易利益的当务之急。现行的《有关国有企业境外套期保值的管理办法》已经对境内企业参与境外期货交易产生了较大限制，不利于境内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随着境内期货市场境外期货业务试点工作的逐步推进，管理部门亟需完善相关制度，例如外汇制度等。据悉，境外期货业务拟用人民币交易，无需申请外汇额度，这将规避参与交易客户的外汇额度审批、结汇风险等。
2.加快境内期货公司参与境外期货业务的步伐
境内期货公司参与境外期货业务将为境内企业提供更为安全便捷的交易通道，大大降低由于消息不对称而引发的境外期货交易风险。证监会批准3家境内期货公司参与境外期货经纪业务试点筹备工作，重启境内期货公司境外业务之门，有助于境内企业直接与美国、英国等主要资本市场对接，建立境内期货与全球期货之间的通道。
从微观层面来说主要以企业自律为重。如果企业自身缺乏完善的内控制度，或执行力不强，那么保护企业利益的问题就无从谈起。
1.企业应健全风险管理制度
企业在进行境外期货交易之前，首先要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企业要科学分析和制定境外期货投资策略，对风险进行假设和分析，运用各种方法对每一事件出现的概率进行评估，根据自身的资金实力和现货经营情况对待风险偏好，最终制定出适合自己的投资方针和策略；最后企业还要建立风险预测和预警系统，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预测和防范，建立实时的风险监控及预警系统，对价格、概率、偏好等因素的变动进行动态监测，以达到境外期货交易风险管理的动态最优化状态。
2.企业自身要强化内控
在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基础上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若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则将给企业参与境外业务埋下风险隐患。坚持套保策略，这点在整个套保过程中尤为重要。企业必须从始至终坚持套保策略，不要因为短暂的眼前利益而转变套保方针。企业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做套保的目的是要规避企业在运营中面临的风险，通过金融的手法，将这种风险进行转嫁，而不是从事投机性质的盈利行为。所以，在套保过程中，当出现盈利的时候，要明确的执行套保的策略，不要随机的转变。
3.企业要慎选经纪公司
境外业务远比国内业务复杂,还涉及外汇、场外市场和通讯问题，所以需要大量配备的专门研究人员。但是目前企业熟悉国外的交易规则和市场的人才不多，大多数企业需要依靠期货经纪公司的帮助来完成交易策略的制定和执行，所以需要慎重选择期货经纪公司。在选择境外期货业务的经纪公司时，除了要对其资格进行审查外，还要对其资产规模和质量、市场信誉极其专业背景等方面进行了解，以提高交易的安全性和保障服务能力。
4.企业应重视人才培养
企业参与境外期货市场交易，需要大量熟悉境外市场及风险管理方面的人才。根据以往的经验，少数企业海外交易出现风险的责任不完全在外面，自身人才不足、业务不精是重要内因。所以企业要重视自身人才的培养，坚持持续的教育和培训，不断巩固和提高从业人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同时也应注意对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和企业忠诚度的培养。
参考文献
[1]刘志超.境外期货交易.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2.
[2]陈冬华.境外期货交易所规则对我国开展境外期货业务的借鉴.中国期货,2010.1.
国际市场外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金融创新 信用衍生品 CDS 中国CRM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770(2012)01-031-06
一、信用衍生品概述
信用衍生品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定义。广义上，国际互换和衍生产品协会(1SDA 2003)将信用衍生品(CreditDerivatives)定义为用来分离和转移信用风险的各种工具和技术的总和。狭义上，信用衍生品被定义为用来进行信用风险交易的金融合约，在信用事件(credit Events)生时，根据规定条款提供与信用有关的损失保险。信用事件既包括拒付和破产等违约事件，也包括借款者信用品质的变化，比如信用降级、债务重组等事件。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布的《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2007年版)》用列举的方式给出了信用衍生品的定义：“包括但不限于信用联结票据(CLN)，信用违约互换(CDS)、总收益互换(TRS)。”
信用衍生品最早出现在20世纪gO年代，
2001年起逐渐步入高速展阶段。2004年下半年起，国际清算银行将CDS纳入其半年度官方统计报告。目前，全世界信用衍生产品的规模排在利率和外汇衍生产品后，是OTC市场的第三大衍生产品交易品种。在信用衍生品中，信用违约互换(CDS)在市场中最流行，其市值占全部信用衍生品市值的97％左右。其它两种市场份额较高的信用衍生品为指数类CDS及合成CDOS。
CDS是一种双边金融契约，对某种特定的标的物(ReferenceAsset)的面值或本金(Par Value)提供保险。信用风险保护买方(Protection Buyer)向卖方(Protectlon Seller)定期支付固定的费用或一次性支付一定金额，当合约中规定的信用事件生时，卖方向买方赔偿参考价值面值的损失部分。信用事件包括参考资产行主体倒闭、拒付或延迟支付本金或利息，以及参考资产的重构等。信用违约互换的参考资产可以是单一资产，也可以是一揽子资产组合。CDS交易主要在场外市场进行，合约制定以交易双方约定为主，参考资产约为2500万美元～5000万美元，也可以从数百万美元到数亿美元不等，期限从几个月到十年，其中以五年期最为常见。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60％的CDS参考资产为AAA级至BBB级的信用债券。
指数CDS是以某种CDS指数为参考标的的信用违约互换交易，反映指数中各个参考实体的CDS风险加权值总和随时间波动的情况。它是一种完全标准化的信用证券。目前全球主要的信用违约互换指数包括CDX指数(北美和新兴市场国家)以及iTraxx及其各项分类指数(欧洲和亚洲)，后者是将欧洲125个最具流动性的投资级信贷违约掉期(cDS)进行加权后的结果，是目前市场中最为广泛使用的指数。CDO是一种债务凭证，它将债权资产，包括贷款、债权，以及其它结构性产品组合打包，以其现金流作为支持。CDO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依标的资产的不同，CDO可以分为现金流CDO、合成CDO以及市场价值CDO；根据行动机及资产池的来源不同，CDO又可分为资产负债CDO及套利CDO等类型。
二、信用衍生品展的国际经验
(一)金融危机前境外信用衍生品市场的主要参与机构及行为特征
(cDS)信用违约互换展初期主要用来进行信用风险的转移，但其市场透明度和流动性都较低。2003年，随着道琼斯TRAC-X指数的推出和Delta对冲技术的普及，以CDS为代表的信用衍生品迎来了蓬勃展时期，标的资产逐渐从贷款，公司债券等基础资产向证券化资产展，结构也日趋复杂。2005年起，境外信用衍生品迎来了井喷式增长。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到2007年末，全球CDS名义未清偿金额达57.9万亿美元。
在境外市场，CDS是一种重要的风险缓释工具。从CDS的交易用途来看，商业银行是CDS的最大买方，也是CDS市场最早的参与者。随着CDS市场展日趋成熟，对冲基金、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也越来越深入地参与进CDS市场，并逐渐成为CDS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与商业银行不同，对冲基金等机构不是纯粹的CDS买方或卖方，它们参与CDS交易的主要动机是交易和套利，如图2和表1所示。
(二)次贷危机与信用衍生品的联系
与所有金融创新一样，信用衍生品也有自身的缺陷。反思信用衍生品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现，信用衍生品及其市场存在以下五方面的不足，助推了危机的蔓延。
首先，交易的操作风险。主要包括交易时滞、非标准化合约，以及资产的结算交割问题。虽然目前国际市场上超过90％的CDS合约都实现了电子化交易，但未实现电子交易的CDS合约存在交易确认时滞的问题。交易时滞不仅会压缩套利空间，更有可能在流动性不足时加剧市场流动性的枯竭。非标准化合约带来的合约解释不一致或合约确认问题增强了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对手风险。结算交割风险主要生在CDS合约名义值和标的价值产生偏离的情况中，例如，在ISDA于2006年9月推出现金结算主协议之前，CDS的实物结算条款曾经引合约名义值与标的价值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复杂的合约安排带来流动性的虚增。CDS经过市场上的层层转手，一方面初始标的资产经过多重合约安排，违约风险和违约价值越来越难以衡量。另一方面，单笔信用风险对应的资金也被放大了数倍，造成CDS合约的名义金额远超参考标的的资金量。例如，2007年，CDS的名义未清偿金额总量达到其标的资金量的20余倍。然而银行体系却并没有创造出相当数量的货币，即实际流动性，因此造成了流动性的虚增，为流动性的突然枯竭埋下了隐患。
第三，交易对手过于集中诱的系统性风险。在CDS市场上，主要交易者集中于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银行控股公司，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以及保险公司等机构。危机生前，该市场的集中度已经远超其余的衍生品市场。以美国为例，五大商业银行的CDS交易量占所有CDS交易量的97％以上，仅JP摩根一家的CDS买入和卖出量就占整个市场份额的半数以上。这些大型金融机构极高的风险暴露本身就容易给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冲击。不仅如此，金融危机爆前，CDS市场上还不存在清算中心对冲交易对手风险，这些金融机构与众多交易对手以错综复杂的合约联结起来，容易导致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的同时生，以及沿信用衍生品链条的迅速传播。
第四，以影子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过度投机加剧了信用衍生品市场以及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影子银行系统主要包括投
资银行、管道公司，SIV及对冲基金等，此类公司的财务杠杆极高，通常在30倍以上，倾向于通过复杂的CDS合约不断地进行投机套利，以此获利并维持其流动性。而在金融危机前，此类机构规模已过于庞大，以美国为例，金融危机生前影子银行系统的资产规模已可与银行系统分庭抗礼，给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桔竭埋下了隐患。影子银行系统的过度展加剧了信用衍生品市场的脆弱性，造成了危机的蔓延。
第五，市场透明度不高及监管真空埋下了危机的隐患。一是信用衍生品合约安排复杂，交易对手众多，而在金融危机生以前，信用衍生品交易的第三方信息披露制度却长期缺位，市场对信用衍生品信息的披露仅限于名义金额和市场价值，造成该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严重，容易导致市场操纵和危机时恐慌情绪的迅速蔓延。二是衍生品市场存在监管真空。美国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CFMA)规定CDS不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监管。同样，欧洲央行也未将CDS纳入审慎监管体系，造成衍生品市场与其它市场监管的严重不对称，加之监管当局对影子银行体系同样存在监管缺位，造成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套利和过度投机。
(三)后危机时代境外信用衍生品交易机构的行为特征
第一，市场规模总体上急剧缩减。从2008年上半年开始，信用衍生品的市场规模开始逐步缩减，至2008年第4季度，全球CDS名义未清偿余额为41.9万亿美元。到2010年6月末，全球CDS未清算合约名义本金总额约为历史高点2007年末时的52％，占同期全球衍生产品市场的5.19％。到2010年12月31日，全球CDS未清算合约名义本金总额为29.9万亿美元，净名义金额总量为2.3万亿美元。
第二，参与机构重新偏好简单产品。2009年至2010年，境外信用衍生品的市场结构也生了较大变化，主要体现为结构复杂、与金融危机关联程度更高的CDO产品的市场规模急剧缩小，而单名CDS等简单产品，因其结构简单，交易透明，标准化程度更高等特点，重新成为信用衍生品市场的主流产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到2010年下半年，全部单名CDS的名义未清偿金额为18.1万亿美元，占CDS总量的60.5％左右。
第三，信用衍生品交易的标准化以及中央清算机制(ccP)等机制规范了交易行为。金融危机后，ISDA等机构进一步规范了信用衍生品的交易、结算等行为。例如，ISDA分别于2009年3月和7月布了《2009年ISDA信用衍生产品决定委员会与拍卖结算补充文件》，以及“大爆炸”议定书和“小爆炸”议定书，推进CDS交易标准流程建设。同时，ISDA大力推动CDS票息的标准化，例如，将CDS的交易划分为固定票息和前端费用，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CDS合约的标准化程度，简化了交易流程，缓解了违约事件生时CDS的息差风险。
针对CDS合约的对手风险问题，金融危机后的主要措施包括及时推进中央对手清算机制(CCP)，以及交易压缩(TradeCompression)。概括而言，中央清算机制的核心在于引入中央对手方(CCP)，与原CDS的买方和卖方分别建立两份合约，取代原本直接交易的CDS合约。从风险角度看，CCP的引入相当于用CCP与所有交易者之间的标准化信用风险替代了原本交易对手之间的双边信用风险，提升了CDS价值计算和风险暴露分析的准确程度。同时，CCP规范化的交易程序和多边净额结算减少了结算金额，降低了结算风险。
交易压缩(Trade Compression)也是通过简化交易化解CDS交易风险的一种方式，目的在于在保持各交易对手风险暴露，以及所有交易对手净交易额度不变的前提下，减少CDS合约数量和名义本金金额，减轻对流动性的冲击。据估计，通过引入交易压缩，CDS的名义金额将可下降40％左右。
第四，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加强了对交易主体的监管。金融危机后，针对场外衍生品以及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真空问题，国际监管机构也做出了多方面的改进。以美国为例，金融危机后对于场外衍生品，特别是信用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改革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抑制金融机构过度投机，减轻衍生品风险在金融机构中的扩散效应。二是提高具备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例如对场外衍生品市场掉期交易商及主要参与者实施强制性注册，提高资本要求，严控业务操守，定期进行交易报告，加强与对手信用风险相关的初始保证金要求，以及推进场外衍生品交易的标准化。三是建立了更为严格和明确的信息备案和披露制度，提高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市场透明度。包括授权CFTC和SEC建立市场交易和报告制度，向社会提供衍生品交易量和持仓量数据，多数掉期交易需遵守“实时”价格及交易量报告制度等。四是加强投资者保护。包括限制场外衍生品交易对手类型，防止不成熟的市场投资者投资超过自身风险容忍度的高风险衍生品合约等。同时，赋予CFTC和SEC对场外衍生产品市场中的市场欺诈、市场操纵及其他不公平竞争行为的独立监管处置权，规范场外衍生品市场的竞争行为。场外衍生品监管的国际合作也在国际上受到一致首肯，在跨境监管的协调、国际金融公司的监督、金融危机的预防方面积极谋求共识，防止国际监管套利。
(四)境外信用衍生品展的路径及启示
境外信用衍生品的展模式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市场自的诱致变迁，以及政府推动的主动变迁。前者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后者以日本，韩国为代表。
美国以及欧洲的信用衍生品展，最直接的推动因素是利率市场化进程以及金融脱媒。以美国为例，20世纪70年代，通胀高企、利率管制和金融创新促进了美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展，同时大幅挤压了传统银行业务的空间，因此，美国银行业选择以金融衍生品为中介，通过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捆绑融合谋求展，这构成了信用衍生品市场展的金融环境。同时，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资产价格的持续抬升为其展提供了经济支撑，而20世纪80年代后信用危机的频，巴塞尔协议Ⅱ对银行信用风险资产的计量和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为信用衍生品提供了直接需求和技术手段。
这种展模式可以成为诱致型变迁，优势在于信用衍生品的展与经济展阶段、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相对同步。以美国为例，信用衍生品的展在优化配置金融资源、丰富金融资产，以及提升一国金融生产力等方面起到了突出作用。然而，正如次贷危机所暴露的，监管缺位，市场过度投机、交易规则不完善，以及深层次的金融生产力与实体经济生产力严重脱节也使信用衍生品成为了系统性风险的放大器。某种程度上，这种弊端也是诱致型展模式所难以避免的，即通过不断“试错”的过程完善信用衍生品的交易制度，但这种“试错”过程有可能带来巨大的代价。
以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地区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地区的衍生品市场展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主动变迁。应
该说，在市场基础没有自成长起来以前，依靠政府推动，可以充分借鉴达市场的经验，通过前瞻性设计实现跳跃式展。然而，采用主动变迁模式展衍生品市场，必须以一国特定的经济展阶段、市场基础、金融环境，以及国际条件为基础。特别是衍生品与一般原生证券不同，杠杆较高，一旦生问题，对市场的冲击比原生证券更为强烈，且衍生品越复杂，风险扩散的可能性就越高，甚至可能引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三、对我国商业银行展信用衍生品业务的启示
2010年10月29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布《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试点业务指引》(下称《指引》)及相关配套文件，正式推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RM)。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redit RisK Mitigation，CRM)包括一系列用于信用风险管理的简单基础性信用衍生品，目的在于利用市场手段进行信用风险管理，丰富金融市场主体的信用风险管理工具。CRM的推出，标志着我国信用衍生品市场开始步入展阶段。
(一) 商业银行参与CRM市场的意义
商业银行参与CRM市场的意义体现在四方面。首先，为境内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提供新工具。通过信用衍生品进行信用风险转移和管理，商业银行既可以有效解决信用悖论问题，在存留核心客户资源的条件下进行信用风险转移，又可以灵活调整商业银行的风险暴露，提升资产负债的流动性和风险对冲，期限管理的灵活性。同时，通过信用衍生品调节风险资产权重，商业银行可以在满足《巴塞尔协议》资本要求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资产配置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匹配其业务展需要。
其次，分散信用风险，提升债券市场的稳定性。当前，我国的信用债市场迎来了高速成长时期，有分析指出我国的信用债市场将迎来“黄金十年”。然而，由于境内金融体系尚属商业银行主导，信用债投资主体集中于商业银行体系，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通过参与CRM市场打通信用风险的管理渠道，促进信用风险在多元化主体中进行配置，对化解商业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开拓新渠道。信用风险管理工具的缺乏也是造成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问题的技术原因。相较于大型国有企业，中小企业贷款或行的债券中蕴含的信用风险较高，但一直以来，商业银行在放贷款或者购买债券的同时，必须承担隐含的信用风险，这在技术层面上限制了商业银行服务中小企业金融的能力。商业银行参与CRM市场，不仅为解决中小企业问题提供了新的渠道，也为商业银行从风险规避向风险经营导向转变提供了动力。
第四，增强金融市场间的流动性，构建统一的、具有深度的现代金融市场。信用衍生品可以为衡量标的主体的信用风险提供～种公允、客观、透明，以及市场化的机制，为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提供基础；在此基础上，信用衍生品可以促进信用风险在各主体之间的转移、分配与整合，进一步增强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为构建统一，多层次和具有深度的金融大市场提供基础。
(二) 商业银行参与CRM市场的可行性与切入点
当前，境内的制度环境、金融市场环境，以及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为商业银行参与CRM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具备制度基础。人民银行《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远期交易管理规定》、《关于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搭建了境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制度框架。银监会、中国交易商协会、国资委等机构近年来也颁布了一系列规范衍生品交易的制度规定，从市场准入，内部操作规程、风险管理备案以及信息备案及披露方面对境内衍生品市场做出了明确的安排，规范了相应的制度框架。
第二，具备了成规模的标的资产池基础。商业银行庞大的贷款规模，2004年以来直接融资市场的迅速展，以及信用债的不断丰富都为CRM提供了初具规模的标的资产。不仅如此，近年来信用资产种类愈加丰富，信用级别日趋多样化，且信用债市场呈现出信用中枢不断下移的特征，都为CRM交易的活跃提供了潜力巨大的市场基础。
第三，商业银行已经开展了相关的业务实践。近年来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业务为CRM的展提供了基础。在利率市场化条件日趋成熟，银行信贷业务监管更加严格的背景下，开展结构化贷款业务、行理财产品，特别是信用联结型理财产品成为了商业银行新的业务增长点。同时，银行间权益类、外汇类衍生品交易的日趋成熟和规模化也为CRM展提供了良好的参照和借鉴。
(三) 商业银行参与CRM市场的政策建议
首先，逐步丰富CRM的参与主体。目前，境内CRM市场的投资主体主要集中在国有银行和商业银行，造成信用风险尚积聚在商业银行体系，难以挥规避系统性风险的作用。不仅如此，交易主体欠丰富可能限制信用债市场的纵深展。CRM市场的持续活跃有赖于AA级以下信用债券的真正丰富，然而，交易主体集中在银行系统内部带来了风险偏好及风险承担能力的单一性，从而可能限制AA级以下信用债产品的展空间。
其次，不断完善CRM的市场环境。主要是会计制度、税收和法律环境。目前境内市场针对CRM的会计规则、税收和法律规则体系尚待完善。例如，套期保值的会计制度较为有限，套期保值难以在财务报告中得以体现：CRM的合理税率尚未明确；CRM的信息备案披露制度、监管框架、以及合约终止、违约赔付等相关规定尚待明确等。因此，需在会计制度、税收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方面根据实践进行更为明确地规定。
第三，提高CRM的计量和定价能力。违约概率、违约相关性，违约损失率是CRM定价的基础。一方面境内市场缺乏企业相关方面的数据积累，定价数据库较为薄弱，另一方面缺乏相应的定价模型和量化工具。目前采用的模型以国际市场通用的信用衍生品量化模型为主，但无论是在前提假设、参数校准，还是基础曲线构建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开适用于境内信用市场的量化工具，提高CRM的定价能力。
国际市场外汇范文第7篇
近期有报道称，证券公司股票质押回购业务的风险较高。证监会表示，证券公司股票质押回购业务总体风险可控，违约处置金额占比较低。目前，该业务总体规模约6000亿元，平均履约保障比例近300%，总体风险可控。个别客户质押的股票因价格下跌可能被平仓处置，应当属于个别事件，涉及金额不大，对市场影响有限。
9月14日，监管部门深夜发声，安抚市场情绪。声明表示，监管层依据《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所进行的清理场外配资工作不会对市场形成明显冲击。
然而，市场看的是预期，管理层的一系列行动给市场带来影响将逐渐显现。同时，市场具有极端的连锁反应，乐观时在云层之上，悲观时在地狱之下。如果没有上市公司的盈利和源源不断的资金进入这两大支撑，市场很可能将会上演一场悲剧，在连锁反应下，会被放大进而酿成多少眼泪都说不尽的惨剧。
在市场如此低迷的状态下，管理层强硬清理不合规杠杆、严处违规操作手段、降低期指投机活跃度，种种行动丝毫没有因为市场下行而手软。引发此次股市大幅波动的8家机构共受到高达8.4亿元的处罚，堪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之最。
管理层一方面继续尝试将沪指维持在3000点左右，以维系微弱的市场信心；另一方面又挖出一个深坑，以市场下行的代价为未来可能更糟糕的日子做准备，以免让不可预测的系统性风险噩梦成真。
目前，全球市场都在经历着去杠杆，从股市到汇率，持续震荡不止，大量资金持续从新兴市场及高风险资产流出，全球大宗商品的暗黑隧道看不到尽头。如今，已经有金融机构推测，中国、巴西、土耳其或许将成为下一波债务危机的爆发地，如同欧债危机一样，接下债务的拉力棒。
然而现状是，即使中国市场自身不去杠杆，只要美元指数继续上升，在国际市场的重压下，中国也会走上去杠杆的道路。如果美国实施加息，美元指数在目前的高位继续上升，直到突破100，全球廉价套利资金进入美国，美元指数将形成一个上升循环。如果美国不实施加息，市场的加息预期仍会推高美元指数，中国证券与货币市场仍然会遭受巨大压力，目前的局面正是如此。
目前，股价处于下行过程，但投资者的情绪还算稳定，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尚维持在稳定区间。然而，一旦股市叠加房地产市场同步大幅下挫，将造成中国金融系统与中产阶层将难以承受的压力。
国际市场外汇范文第8篇
或许从硬件方面来说，上海与纽约、伦敦这些老牌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已经不大。但是从软件方面比较，上海要追赶之处甚多，金融软设施还需完善。
年初，国家发改委《“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发展目标：到2015年基本确立上海的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地位；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金融衍生品太少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彭润中认为，所谓国际金融中心，一定是金融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和软件）完善和金融市场主体集聚的城市。何谓金融软设施？主要有这么几点：高素质的金融人才，更重要的是高端人才的占比；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包括资本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黄金市场、期权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的存在与市场深度；商业环境，包括商业成本、制度设计及监管等。
英国智库 Z/YenGroup最新一期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上海列在全球第八位。根据官方数据，截至2011年底，上海金融市场的交易总额已超过400万亿元人民币，在沪各类持牌的金融机构已经达到了1100家，而小陆家嘴区域去年平均每幢楼带来的税收超过6亿元。
彭润中判断，未来5～10年，上海完全有望继续提升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排名位置，并成为前五强的金融中心。这主要基于以下理由：首先，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后续的发展潜力支撑上海金融中心的崛起；第二，过去10年，在政策的支持下，上海各方面的制度建设日趋完备；第三，境内外金融机构加速集聚上海，“十一五”末，上海国内外银行类法人金融机构达到41家，其中外资法人机构19家，集聚的速度已经非常之快；第四，高端金融人才加速集聚上海；第五，金融产品日益多样化。
上海美国商会和独立第三方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联合的《展望2020——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进展评估报告》，对上海2020年成为亚洲首要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可能性也持乐观态度。
“如果从交易额上来说，上海主要的金融交易，例如货币市场交易量、银行间市场交易量、股市交易量等，已与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差距不大。”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指出，“上海的主要差距是在国际化程度上，市场主要参与者仍然为本国企业、个人，距离国际化还很远。”
奚君羊称，上海与纽约、伦敦等金融中心相比，差距还体现在交易结构上。纽约和伦敦等地的金融产品极度丰富，市场成熟度非常高；而上海的交易品种有限，主要是常规品种，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品种较少，不能满足国际化的产品需求。
上海市银监局副局长张光平认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给我们一个启示，即我国的金融创新不仅不能停，而且要加速。他说：“衍生产品在金融危机中起了很多作用，但不是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基本的职业操守和监管缺位。国际上对衍生产品炒作很多，但是国内连基本的产品、基本的市场都还没有。”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外汇远期、外汇互换、利率远期等方面，在国际市场上还没有一个产品能够达到0.1%，而我国GDP的占比是6.4%，“足见我们的银行业产品、市场的活跃程度，跟经济相差不止一个数量级。这就要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在产品创新、市场创新方面下大力气。”
金融衍生品的机遇
日前，普华永道第七次《外资银行在中国》年度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采访了41家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资银行CEO及分管行长后总结而成。报告显示，2011年，在中国的181家外资银行总利润翻了一倍，从2010年的77.8亿元增至167.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一倍，创下新高。
在受访者的愿望清单上，他们最希望有所放松的监管限制是：债券承销、衍生产品和财富管理市场准入、较高的境外融资配额，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成员资格、QDII的平等待遇。在产品创新方面，普华永道中国审计部金融服务合伙人胡亮表示，中国金融市场在广度上已达国际领先的水平，但在深度上，产品创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胡亮认为，去年外资银行充分利用了市场机会，并在各项业务上都获得了盈利。“首先是去年存贷款的利差有进一步上升，利差收入带来很多机会。此外，在中间业务上、由于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衍生品业务上，外资银行规模都比以前有了较大增加。”
据了解，目前外资银行已将旗下主要的衍生品研发、商品交易部门集中于上海，配合上海力争在2015年完成全球五大衍生品交易中心之一的目标。
普华永道中国银行业和资本市场部主管合伙人梁国威说：“我们在和受访者沟通时，他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会带来重要商机，尤其是产品方面，之前由于限制产品设计，没有体现多元化；利率市场化则可以让每家银行按自己的风险偏好、客户偏好来设定客户收益，这可以为外资银行以后在中国发展业务带来弹性，进而加大业务量。”
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副所长施东辉表示，衍生品对于交易所的利润更高，对投资者的黏性更强。“衍生品的盈利性很好，所以各国在金融衍生品方面的动作都非常大，但我们国内几个商品期货交易所还是只有期货，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更惭愧了，只有一些现货品种。”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助理阙波透露，上交所一直在探索建立和发展衍生品市场，并重点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驱动基于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和个股产品的模拟交易，通过模拟交易，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培育合格投资者队伍；另一方面，继续深入研究背对权证和认购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