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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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1篇

古今中外，文学界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视程度都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高，而且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我们渐渐的发现，对于同样的作品，不同的国家对其的评价是不同的，也可以说文学批评受到各国文化差异的影响。每个国家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而这些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该国家的文学评论产生一定的影响。也正是存在差异的文化评论造成了文学评论的多样性。英美文化也是如此，存在着差异，对英美两国的文学评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下面是我对这一问题的简单认识。

关键词：

英美文化；文化差异；文学评论

一.文学评论的内涵

文学评论，顾名思义，评论文学。用专业的术语来讲，是应用文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对特定的文学内容，比如说文学作品，文学思想等进行探讨、研究等一系列文学性质的活动，以解释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从而帮助相关的文学家进行文学创造，推动整个文学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英美文学的相关内容

英美文学是对英、美两国民间文化艺术的总称。同样的是两个现实生活的生动反应。我认为文学具有很强的表现能力和表述功能，而且英美两国的文化比较多元化，决定了其文学风格的多元化，戏剧、小说、诗歌等类型多样，各具特点：（1）英国文学的特点英国是一个临海国家，不仅气候极具海洋性，其文学也是如此，包容性十足，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气息，再加上英国的经济、历史发展传统，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英国的文学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开始转向写实主义，这是英国文学发展的一般趋势。（2）美国文学的特点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建国的时间比较短，在19世纪之前，美国文学可以说是依附于英国文学，具有英国文学的一些特征，但是在19世纪末期之后，美国文学开始脱离英国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多方面、平民化、自由化等。就像美国的社会一样充满着自由、民主的气息。

三.英美文学评论的内容

各国的文学评论各具特点，但是仍然是有规律可循的，需要注意三个问题，首先是文学伦理问题，这是要放在首位进行考虑的问题；其次是道德评论，这是进行文学评论的关键所在；最后是审美评论问题。具体到英美两国来说，文学评论与该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女权主义、殖民主义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文学评论研究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方向。

四.英美文化差异对于英美文学的影响

（1）英美两国的语言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1.英国的语言英国文化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发展时间较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就拿英国的官方语言：英文来讲，许多的文学评论家在对英国文学进行评论时，使用语言十分的谨慎，这既能说明文学评论家谨慎的态度，同时也更能说明英文的地位和重要性，可以说英文便是英国的象征，因此出于这样的态度，英国文学评论是相对拘谨的、缺乏新时期的创新与个性；

2.美国的语言美国官方使用的语言也是英文，但是却是美式英文，虽然说在本质上，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就是美式英语的称谓便能很好的说明问题，美式英语是美国的创造，是美国争取独立的体现，众所周知美国发展历史比较短，而且是移民国家，文化发展多元化特征十分显著，在独立之后，美国在政治、历史等方面都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美国的民主革命是十分成功的，相应的在文学评论方面美国的文学评论就彰显个性和创新性。（2）文化历史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人本主义是英美两国共同宣扬与崇拜的，但是英美两国的人本主义又存在着具体的差别：

1.人本主义是英国发展历史上很早便出现的，但是在文学评论领域人本主义是十分保守的，神权和禁欲主义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我认为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生动体现，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在文学领域的再现，莎士比亚是英国最为伟大的文学家，我认为没有之一，莎士比亚不仅影响了英国一代人，更影响了整个世界。他的作品可以说是英国文学创作的典型代表，对其作品进行研究之后发现，人文主义在其作品中有很多的体现。

2.相比英国的人本主义，美国就十分创新、独特。当然这和美国发展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美国的独立是十分果断的，没有历史遗留问题，争取独立自由的观念理论深入人心，美国的人本主义十分的激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对人本主义的创新理解。在这基础上美国的文学评论就显得更加激进、创新。

五、小结：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2篇

近年多见讥讽中国几十年来的教育不如民国期间的教育之论，鄙人浅陋，对民国期间的国民教育情况知之甚少，故难以厘定是非。但从钱穆先生《文化与教育》中叙说的情况，与近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状况作一比较，大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于此随举二事：一曰民国时期“中学校似专为投考大学之预备而设”，二曰民国时期“学生在各科学科上所花之精力，几乎强半为修习英语之时间”。回首近三十多年的中学教育乃至大学教育，相承之迹甚明。

先说其一。钱穆先生在《改革中等教育议》（写于1941年）中指出：“目前中等教育第一大病，在仅以中等教育为升入大学教育之中段预备教育。”钱先生说：“各阶段之教育，本各有独特之任务，中学校非专为投考大学之预备而设。中等学校知识学业之传授，并不当占最高之地位。大要言之，应以锻炼体魄、陶冶意志、培养情操、开发智能为主，而传授知识与技能次之。今日国内有一至可悲之现象，厥为知识分子体魄与精力之不够达标。一二十岁上下之中学毕业生已渐具书生气，精神意识已嫌早熟。至大学毕业，年未壮立，而少年英锐之气已消磨殆尽非老成，即颓唐。”

自结束，恢复高考以后，中学的高考升学率、重本率是极其重要的评价标准。中学教育的目标，就是让学生升入大学教育。因此，教学内容基本与高考科目挂钩，与高考科目一致者称“主课”，其余为“副课”，所学专业过窄，学生的体魄锻炼、意志陶冶、情操培养、智能开发常被忽视。升入大学者只是中学生之一部分（近十多年比例逐渐在增多），存在知识储备不厚，学术视野不宽的弊病，而更为悲催的是，体魄不够达标者数量不少，近视眼者更多。升学压力过大，精神颓唐，对于没能考上大学的学生来说，其结果更是可想而知！没想到民国之中学教育也是如此这般，可见这还不是解放以后的发明。

再说其二。钱穆先生在《从整个国家教育之革新来谈中等教育》（写于1942年）中就英语教学的诟病予以申斥：“中学教育之中心责任，乃不啻为投考大学之英文补习学校。学生在各科学科上所花之精力，几乎强半为修习英语之时间。然若此学生将来并无升入大学之机会，则其研习英语之功夫亦强半等于白费。……二十年来，各大学中学之晨夕孜孜披一卷二高声朗诵者，百分之百皆诵英文，绝无一人焉读本国文学者。……英国学校决不以教授德文为主课，德国学校决不以教授英文为主课，英德学校皆各以教授其本国文字文学为主课，何以中国学校独必以教授英文为主课乎？”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华书局；图书宣传；期刊出版；民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5-0144-06

收稿日期：2013-03-08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青蓝工程“中国出版转型与发展”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CXLX12―006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志强（1966―），男，江苏南通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社会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肖超（1987―），男，湖北钟祥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

引言

民国时期，伴随着出版业的发展，一些探讨出版、读书的期刊相继创办起来。这一时期比较有名的出版类期刊有：1924年1月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出版周刊》，1931年上海光华书局创办的《读书月刊》，1931年4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创办的《读书杂志》，1931年8月中华书局创办的《中华书局图书月刊》，1932年10月浙江省流通图书馆创办的《中国出版月刊》，1934年上海杂志公司创办的《读书生活》，1935年浙江省立图书馆创办的《图书展望》，1937年上海杂志公司创办的《读书月刊》等。这些出版类期刊，大多以读书、书评为主要内容，兼及出版动态及出版知识的介绍，在宣传图书、指导阅读等方面有重要作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著名出版企业，以这类出版类期刊为广告媒介，向读者宣传书籍，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促销效果。

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中华书局的研究，已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回忆中华书局》、《守正出新――中华书局》、《陆费逵与中华书局》、《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等，主要限于对其历史与近代文化关系的探讨；已发表的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主要集中于对中华书局教科书、辞书、古籍、企业文化以及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等的研究。对中华书局所出版的期刊研究，成果本来就少，且主要集中在《中华教育界》、《大中华》、《新中华》等期刊上；至于对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出版的出版类刊物的专门研究，尚无看到。本研究希望能填补该方面的空白，并完善中华书局史的撰写。

一、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简介

中华书局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中华书局有创办杂志的传统。民国初期，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竞争中创办了多种优秀杂志，其中《中华教育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儿童画报》、《中华学生界》、《大中华》、《中华妇女界》八种杂志，颇具影响，号称“杂志”。在这些杂志之外，中华书局也创办了专门推销本版书的刊物。目前，常见的中华书局出版类刊物有两种：一是1931年8月创刊的《中华书局图书月刊》，二是1937年4月创刊的《出版月刊》。

《中华书局图书月刊》1931年8月创刊，每年出10册，目前可见的最后1期是1932年12月出版的第13期。此后是否停刊不详。《中华书局图书月刊》每期篇幅不大，创刊号36页，其余每期篇幅14―20页不等，主要栏目有“最近出版新书提要”和“最近重版书一览表”等。

《出版月刊》1937年4月创刊，许达年主编，每期篇幅31页。《出版月刊》栏目较多，主要栏目为：论著、读书乐、新书介绍、书评、新书推荐、读书指导、读书语录集锦、大众讲座、时事丛编、时事选录、儿童之页、各地通讯、读书问答、中华书局最近出版之预约书、中华书局新书预告。其定位在于中华书局的宣传刊物，给机关团体提供免费赠阅，对个人收费订阅。存世的《出版月刊》，目前可见1―5期。1937年8月出版第5期后未见新一期的刊物出版。

二、中华书局出版类刊物的主要内容

《中华书局图书月刊》和《出版月刊》这两种刊物的主要功能是为中华书局的图书进行宣传，其主要内容均围绕中华书局本版书的宣传这一主题展开。

1.介绍中华书局情况及与出版有关的知识

作为出版机构自办的刊物，《中华书局图书月刊》常刊登一些介绍中华书局的情况和出版知识的文章。1931年8月创刊的《中华书局图书月刊》，创刊号即是“中华书局二十周年纪念号”，刊登了陆费逵的《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以及在《中华书局一份子谈话》下陈协恭、舒新城、李廷翰、王瑾士等人所写的自己与中华书局关系的文章。这些文章，有助于社会加深对中华书局的印象。此外，《中华书局图书月刊》每期会邀请一些文化界名流撰写一些与出版有关的知识。如1932年第6―7期刊登的杜定友的《出版界与图书馆》，1932年第8―9期刊登的子敦的《溯一溯中国书籍和印刷的历史》、胡哲敷的《读书与习惯》，1932年第10期刊登的钱歌川的《新闻杂志的王国》，1932年第12期刊登的钱歌川的《校勘漫谈》，1932年第13期刊登的伯符的《美国报纸杂志界之现况》、颂棣的《著作家、出版家和读者》、胡哲敷的《怎样养成读书习惯》等。这些文章，对了解国内外出版的历史、如何读书等，具有一定的意义。尤其是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发表在《中华书局图书月刊》第6―7期上的《出版界与图书馆》一文，长达12页。全文分为导言、内容、版本、手续、结论五个部分，论述了出版界与图书馆之目的、图书馆在出版界之影响、出版界与图书馆的合作、各科分配、图书之选择、纸料、印刷、制本、杂志、配书、书价等方面的问题。杜定友先生从图书馆界的立场出发，阐述出版界与图书馆的关系，并说明图书馆对于出版界的几点希望，认为图书馆与出版界有互相了解、互相合作的必要。《出版月刊》上也有《读书乐》、《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概况》等介绍读书、出版知识以及介绍中华书局的文章。

2.推荐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

中华书局创办出版类刊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中华书局的本版图书进行宣传。陆费逵在《出版月刊》第1期的《发刊语》中，在分析了当时国内出版与国外差距的基础上，指出中华书局“最近每年刊行四五百种，二三千册，虽每日每月刊登日报广告，但恐读者或未几寓目，且不便保存”，才有《出版月刊》之创办。推荐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是这两个刊物的重点内容。

《中华书局图书月刊》有“最近出版新书提要”、“民国二十年中华书局新出图书一览表”等新书推荐栏目。几乎每一期都推荐中华书局的教科书。《中华书局图书月刊》的新书推荐种类繁多。“最近出版新书提要”栏目推荐的图书主要有文学、教育、社会科学、教科书、史地、画册、英文、杂志等类。据笔者统计，《中华书局图书月刊》1931年第1期“最近出版新书提要”栏目介绍了文学、歌舞剧、哲学、修养、教育、社会科学、史地、商业、艺术、英文、杂志等类别的图书。这期的“最近新出图书提要”还附带介绍了文明书局出版的新书。1931年第3期介绍了文学、教育、法律、历史、画册、英文、杂志类别的书刊。1932年第6―7期介绍了文学、教育、社会科学、化学、艺术、英文、杂志类别的书刊。1932年第8―9期介绍了教科书、哲学、教育、社会科学、史地、语文学、文学、拳术、画册、儿童读物、杂志等类别的书刊。1932年第10期介绍了教科书、目录学、社会科学、国语、文学、拳术、画册、儿童读物、杂志等类别的书刊。1932年第11期介绍了教科书、社会科学、应用科学、文学、杂志等书刊。1932年第12期介绍了教科书、教育、社会科学、史地、检字法、外国语、画册、杂志类别的书刊。1932年第13期介绍了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哲学、教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画册、杂志类别的书刊。

通过对《中华书局图书月刊》“最近出版新书提要”（或“最近新出图书提要”）栏目的分析，不难发现，这一栏目刊载的图书类别主要有文学、哲学、修养、教育、史地、外语、教科书、社会科学等，以教科书和人文社科类图书为主。因中华书局出版的自然科学类图书较少，刊登的自然科学类图书广告也较少。仅在1932年第6―7期有化学类的图书，1932年第13期有自然科学类的图书。

为了方便读者了解中华书局的新书出版情况，《中华书局图书月刊》还开辟了“民国二十年中华书局新出图书一览表”和“民国二十一年中华书局新出图书一览表”栏目，在1931年第1期、1932年第6―7期和1932年第10期上分别介绍。“民国二十年中华书局新出图书一览表（上）”介绍了小学教科书、中学教科书、农业师范学校用书、民众读物、儿童读物、歌舞剧、国语国音、文学、哲学、修养、教育、社会科学、史地、应用科学、拳术、挂图、外国文等类别的图书。“民国二十年中华书局新出图书一览表（下）”介绍了教科书、民众读物、文学、哲学、教育、社会科学、历史、自然科学、艺术、英文等类别的图书。“民国二十一年中华书局新出图书一览表（上）”介绍了教科书、目录学、哲学、教育、社会科学、交通、史地、语文学、文学、拳术、儿童读物、墨迹等类别的图书。这些图书表格仅列入了著译者、书名、册数、价目信息。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4篇

近代云南文化名人楚图南对云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有深刻、精辟的阐述。1938年，楚图南撰文评述：云南文化“大约在汉唐以前，还是土著文化时代”，日益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汉唐以后，随着滇缅交通的开辟，佛教等各种宗教传入云南，与云南土著文化相交织；“云南到了明时才真正的开化，或者说是真正的华化”；到了清朝，云南文化未发生明显的变迁；“革命以后，海禁大开，云南也有滇越铁路，帝国主义的势力也侵入到云南来了。但文化的实质，仍是和以前的一样，半封建的农业社会，中国的传统的一切，仍然有着绝对的支配的力量”，“云南的社会和文化虽然从明时以来，已经华族化，但却没有现代化”；的爆发开启了“云南文化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云南成为后方的军事准备的重镇，和文化思想的保育和培养的摇篮”。楚图南清晰地勾勒了云南文化的演进脉络，描述了云南边地文化的特殊内质，又强调抗战的发生提升了云南的文化地位。

对于云南颇为隔膜的人往往将西南边地视为蛮夷之邦，例如，从昆明走出的现代作家陆晶清在北京读书期间，“许多外省的同学，博学的教授”常常以猎奇的心态对她发问，使她“深恨不幸生长在云南”。楚图南对云南的地缘意义作出了与众不同的价值评估，他看到了云南的边缘优势：“云南因为地位偏僻，交通不便，所以很可能利用了地理的特殊性，在人所不注意的环境里面，从容准备，一旦国势颠危，中原多难，振臂一呼，异军突起，也就重新奠定了危局，使当前的国运，又转危为安。”他还理直气壮地反问：“在文化上一向被视为比较落后的云南有谁知道，它在中国现代史上，所占领（据）的重要地位呢？有谁知道它在中国政治史上的最伟大最光荣的贡献呢？”。据楚图南的理解，地理位置的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云南的封闭性，却在另一方面孕育了云南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独特优势。与此契合的是，1938年茅盾在昆明讲演时，高调宣称“云南有深山大泽，有生龙活虎”，茅盾的这个判断或许并非礼节意义上的溢美之词。

作为云南省会，昆明获得了明显的边缘价值与抗战机缘。民国文人当中，以为边疆城市昆明萧条、落后者为数甚多，然而，也有一些见闻稍广的文人确信“在所有的都市中，恐再找不出第二个像昆明这样市内多山的都市，这真是山国的产物……在都市内住着，有山有水”，因而赞誉昆明是“山国中的天国”、“城市山林”。也有文人欣赏边城昆明的绮丽多姿：“昆明，这天然的一个华美的都市，就像是象征着南国的温馨。”还有文人澄清事实，化解外人对边城昆明的误会和偏见：“昆明在以前是被人看作边远蛮荒，瘴气苦人的所在，又因为交通的不便，所以国人很少有机会去观光……要知道昆明的好处，不仅是四季长春，气候温和，而且到处都是山光水色。”于此可见，昆明的边城文化特质在民国文人那里已经得以确认。

抗战之后的昆明更显光彩夺目，那时的文人自豪地宣称“昆明，这是一个战后中国最令人神往的城市”，它就像“一个民国以后的乡下姑娘，带着一切旧传统的性格走进了一个最现代的城市”，“于是乎就被雅称为‘文化城’，成为莘莘学子们所向往的城市”。抗战对于昆明文化地位的影响力被某些文人提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断言“抗战没有发动前，昆明是被称为文化的荒漠”，正是抗战使得“许多文化人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汉口、广州，迁移到这大后方的重镇来”，由此“把这块文化荒漠改变过来”。抗战结束之后，又有文人惋叹昆明再度冷落的历史命运：“昆明的素养原本不深，借抗战而一起的昂扬毕竟随着抗战的结束而归于一仆”，“胜利后，本市重要性顿失，中央机关多东迁，逃难学校亦相继而去，是以市容已大不如前”。在昆明发展史上，民国文人提出的“抗战”决定论或许有待斟酌，而抗战机缘改变了昆明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空间地位和文化分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空间上的边缘价值与时间上的抗战分野，共同确定了民国昆明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坐标。1944年闻一多大声疾呼“保卫昆明即所以保卫云南，保卫云南即所以保卫大西南，保卫大西南即所以保卫中国”，该现象无论在昆明城市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都具有文化象征意义。

二、城市比较与空间接受：民国文人对昆明的阅读与归化

抗战机缘使昆明迎来了大批外省文人，“许多文化人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汉口、广州，迁移到这大后方的重镇来”。来自不同区域的文人对昆明的审视与品读，伴随着异质文化的相遇和碰撞。文人将边城昆明与燕京古城、江南都会、荆楚名镇、岭南美邑作比较，折射了地域文化元素的交流和融合，反映了战时文人的故园情结和家国之思。

文人跋山涉水进入西南边疆，将滇境最繁华的昆明与他们昔日蛰居或游赏的城市进行对比，完全合乎情理。了解昆明发展史的民国文人看到：这座边城在抗战之前“是座朴素古老的山城，虽有滇越铁路交通、贸易市场，依然无甚进展，现代的建筑除却法国人的几间大旅舍外，简直是凤毛麟角，文化也无甚发达”，抗战给昆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但城市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习惯了大都市物质享受的文人难以适应边城生活，战时物价的暴涨又导致了更大的经济压力，造成了部分文人撤离昆明的现象，某些文人竟然“直截了当地回港沪平津去了”。文人对于城市的选择是生活行为上的城市比较。抗战结束之后，昆明文化气氛有了显著变化，文人慨叹昆明文坛的凋零和“新闻窒息”，“住在昆明的人都说，要看新闻还是得读重庆尤其是上海的日报”，这样的城市文化比较，体现了文人对昆明政治环境突变的不满情绪。

除了少数文人认为昆明的风景“比不上江南”，觉得“昆明的翠湖自然及不得杭州西湖的体态明媚”之外，盛赞昆明胜过其他城市的文人比比皆是。有人宣称“昆明山水的清秀，天然风景的优美，国内其他都会很少能比得上”，“昆明可比一美丽的乡下姑娘，她的美全为天然；杭州可比一都市摩登小姐，她的美大半是在修饰上”；有人断定“昆明正是具有杭州同样明媚的山水，却没有杭州的洋化和僧道气的一个城市”；有人认为昆明“山明水秀”、“天然美丽”，“远非半由人工修筑的杭州西湖所能媲美”；有人觉得昆明的滇池胜过无锡的太湖和杭州的西湖：“太湖少妆饰，如朴素的村姑，西湖太妖冶，似摩登的贵妇！滇池却像内地的女学生一般的健美！”有人肯定昆明的市容之美，声称“贵阳是远赶不上它的”。老舍高度评价了昆明的自然环境和城市景观，他说：“论天气，论风景，论建筑，昆明比成都还更好。”

在翻译学界，“异化”和“归化”是两种不同的策略，分别表现为文化上的“求异”和“趋同”思维。“归化”是“将原文独具特征的东西采取‘入乡随俗’的方法融化到目的语中的转换方法”，其依据在于“译文读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译文的内容”。对于战乱中被迫辗转于边疆的民国文人而言，在空间感知方面更倾向于“归化”情结。

迁居昆明的文人当中，“在北平住惯了的人，到了昆明，说它像北平。在杭州住久了的人，又说它像杭州。如果再到昆明的新住宅区走走，又觉得它像天津，像南京”。有人评价昆明的正义路极像“上海的南京路，及汉口的江汉路与中山路”；马市口华山路一带是“昆明的文化街”，“可以媲美上海之四马路”。昆明“热闹拥挤的马路，翠湖里的月夜，大观楼的满园春色”，在某些文人看来“与撤退前的武汉有点相似”，而昆明“乱弹茶铺”的娱乐情形又“略同南京夫子庙清唱”。很多来自故都的文人认为昆明酷似北平：在老舍眼中，“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墙壁的坚厚，椽柱的雕饰，都似‘京派’”；黄裳觉得昆明“颇有北平的风沙之意”；朱自清由昆明的白鹭想起“北平太庙里的‘灰鹤’”；吴宓认为昆明“圆通公园、翠湖”等景致“甚似北平”，“惟有昆明可谓故都北京”；陈寅恪借吟咏翠湖抒发“想京华”的幽情；冰心也肯定“昆明市像北平”，昆明的太阳令她“感觉到故都的温暖”，“昆明生活”在她心目中是“很自由，很温煦，‘京派的’”；黄卓秋指出昆明的建筑与景象“颇有北平风味”，因而“有第二故都之雅号”；绿蒂发现昆明与北平在“民风淳厚”与“古朴的市容”这两方面最为相似……在边城昆明与故都北平之间发掘诸多的空间联系和文化共性，表明由中心到边缘的民国文人恢复国家疆土、重构文化谱系的深层意识。并非所有的文人都在边城与国都之间寻找精神脉络，杭州人陈蝶仙发觉昆明与其故乡的风物之绝似。李长之关于昆明风景的点评最为精到：“它正是兼南北之长的。因此，任何游人，都在这里发现和家乡相似的部分。”“想”北平者与“思”故乡者具有文化心理的共通感———身居边疆城市而“归化”于远方的精神家园。

外省人的故园“归化”心态却有可能引起云南本土文人的不适与反感。楚图南讽刺了逃难至云南“喘息”的堕落文人，他们嘲笑边疆文化与生活之落后，却又将享乐之风与腐败习气带到云南：“据说现在的云南有些像北平了，又说有些像南京了，又说有些像苏州，只是缺少了‘吴侬软语’。”民国文人在审视和描述昆明的精神“归化”意识中包含着多重心理因素，而这种“归化”也许会在云南本土内外的文人当中引发理解及评价上的分歧。

三、风景意义与社会伦理：民国文人对昆明风土人情的评价

昆明绝美的风景给文人留下至深记忆，何兆武当年“一来到昆明就感觉天气美好极了”，刘绪贻回顾说“昆明市四季如春”、“风物宜人”。相同的地理景观展现在所有在场的观众面前，惟有心智灵敏者方能神会大自然的暗示，正如1943年的吴宓仰观昆明天空所产生的强烈震撼：“雨后天晴，观天山云之变动，形色万态，美丽难名。……宓既观其静，又观其动，心会神驰，极欣悦！”吴宓能够“于此画中，偶窥宇宙之美”。拥有吴宓那样的心灵感悟力的审美者并不多见，昆明风景对一般观赏者而言，自然呈现出不同的美学意义来。

将昆明风景的美学价值与城市社会的道德缺陷作出尖锐对比者，莫过于沈从文。他犀利地指出：外省人来到云南不久，便不能单纯地欣赏云南的云彩之美，而天空中的美丽云朵其实能够给予世人“一种无言之教”，各类庸俗市民忙于谋求实际利益，“云南的云即或再美丽一点，对于那个真正的多数人，还似乎毫无意义可言的”。沈从文经常在信件中“详细介绍昆明和呈贡特有的景物”，却屡屡抨击后方城市的不良风气，他宣称：“到云南后便接近一个新的现实社会。这社会特点之一，即耳目所及，无不为战争所造成的法币空气所渗透。地方本来的厚重朴质，虽还保留在多数有教养的家庭中，随物质活动来的时髦，却装点到社会表面。”沈从文的批评并非针对云南本地人民，而是斥责了那些战时逃难至昆明、追求城市享乐的外省人。在《怀昆明》中，沈从文表达了他对云南人的崇敬：“云南人性情坦白直爽”，“重友情，好学问”，“谦虚从善以图适应时代”。他真切希望昆明这座秀美的城市能够迎来真正的精英豪杰，当来到昆明时，沈从文认为“昆明的阳光和空气那么好”，可以“让先生在明朗阳光和清新空气中，得到一个短时期的休养”。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民国文人对于边城空间的和谐之美充满着强烈的文化期待。

在抗战激流中，外省人蜂拥而至，给边城社会增添了驳杂性。在文人眼里，昆明既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有钱的城市”，也是一个“复杂的都市”，除了本地人之外，还聚集了“广东人，福建人，四川人，北方人”，夹杂着“海外的华侨”、“越南人和法国人”、“奸商和官僚”、“谣言的散发者”以及“青年学生和大学教授”等人群。对于纷纷攘攘的昆明社会，文人的道德评价是紊乱的：一方面盛赞“昆明人热情好客，可以说颇有古人的遗风”，称昆明人既“笃厚”又“有一种潜藏的深厚的进取的心在准备着”，褒扬昆明人“非常进取，充满了朝气”；另一方面又将昆明视为“后方冒险家的乐园”，认为昆明由中国的“堪察加”变成了“暴发户”的乐园，城里充斥着“漆黑的夜游者”、“初解风情的闺秀”、“粗暴的商人和汽车夫”、“乡下来的姑娘”、“大学生”和“”。文人对于战时昆明社会的伦理批评暴露了边疆城市在外力急遽推动下的文化突变及步伐缭乱。多元化的城市主体在特殊语境中的偶然相聚，生成戏剧化的城市文化场景，有的文人嘲笑“红唇烫发高跟的女郎”与“半开化的倮族土人”在街头并行的现象构成了战时的昆明文化“奇观”，撇开了边城的发展实际和历史遭遇的道德判断，其实包含着非公正的文化心理。

若从精神维度观照昆明的风土人情，文人对于边城另有评价。艾芜看到群峰围绕的昆明“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暂住昆明的老舍“老觉得静秀可喜”，林徽因欣赏“昆明永远那样美”的同时又感到“寂静”和“冷清”，凤子寄居昆明期间“日子过得平静然而寂寞”，黄裳在春城“觉得异常的空虚与平静”，李长之对昆明过于恬静、悠闲的生活环境似乎有些忧虑：“天气诚然不错，但是偏于太温和的了，总觉得昏昏的，懒洋洋的，清爽的时候不过早上和夜里……是不是在这里住下去，将要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施蛰存描述昆明附近的山城居民“永远是很迟缓，永远是很闲懒，永远没有时间的观念”，他告诫外省人说，“这种和平与淳朴的好处，到底只堪从想象中去追求的，比如你身处一个喧嚣的都会里，偶尔憧憬一下这样的山城生活，那是对于你很有补益的，若果你真的来到这里住下去，像我一样，我想你若不能逃走，一定会自杀的”，然而他又“对于这寂寞的山城抱着希望”。冯至从昆明市区迁居杨家山的林场茅屋伊始，觉得“自然界的一切都显露出来，无时无刻不在跟人对话，那真是风声雨声，声声入耳，云形树态，无不启人深思”，后来却被抗战的呐喊声从田园环境中唤醒，他逐渐和林场茅屋“疏远”，城市对他“有了更多的吸引力”。从静穆安宁的山林到喧嚣紧张的都市，冯至审美趣味的变化在抗战时代的文人当中是典型现象。不少云南本土文人也希冀克服沉寂闭塞的山国心理，倡导刚健狂野的边疆人文个性。楚图南宣扬“伸出拳头，向黑暗的统治猛烈的进攻”的“云南精神”，彭桂萼认为“高山深谷的边疆，有他磅礴粗壮的气魄；荒莽原始的人群，有他生动雄奇的力量”，期待吹响“奋亢的军笳与悲壮的号角”。激荡的社会思潮影响了全国文人，以及他们对于边疆风土人情的精神体验与美学评价。

四、结语

边城的地缘属性十分不利于昆明形象的历史传播，这种情形直到民国时期、抗战以前仍未得以根本改观。1938年，李长之试图纠正人们对于昆明形象的种种“误读”：“一般人没到过昆明的，总以为还是‘五月渡泸’时的光景，以为还是蛮荒之地。实则大大不然。但照外国人的游记上说却又以为此地是象牙古玩等等珍奇东西的出产地，说来便颇神秘了，这依然是言过其实。简单明了地说，这地方有一点近代化，大体上乃是和内地的几个省会并没有太大的分别而已。”抗战兴起之后，昆明地位的骤然提升带有很强的历史偶然性，外来文化元素的强行注入既推动了昆明社会的现代转型、促进了边城文化的繁荣进步，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边城文化发展的内质失衡与多元混杂。

漂流至边疆的民国文人大多以“归化”故园的目光打量边城昆明，在中华文化的版图上进一步沟通了边城与内地的联系，却也或多或少地暴露了中国文人据“中心”测“边缘”的传统文化心理。在战争情感作用下，文人更倾向于激越震撼型的审美体验，这在抗敌救国的时代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始终以此种审美心态检阅边城的风土人情，似乎不够开阔与深刻。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5篇

“腾讯思享会・海上文化谈”第3期邀请了对中国近代思想和上海文化有深邃研究的许纪霖教授、周武研究员和瞿骏副教授与听众一起讨论：世界都会的上海文化，为何如今黯然了许多，又该如何再现辉煌？

许纪霖说，昔日的上海是何其辉煌，与北京形成了双城。但是今天的上海还是启蒙的重镇、文化的半壁江山吗？民国时期的上海，是的中心，是中国无可争议的文学中心、电影中心、报业中心、出版中心，但是，今天的上海不要说中心，连半壁江山都岌岌可危。当年上海的辉煌不是靠上海人，而是全国各地来的文化精英，但今天的上海已经吸引不到他们，都去了北京。北京有发达的文化市场，有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有太多的发展空间，北京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北漂”，但今天的上海已经没有“沪漂”了，上海在文化上只认高大上，看不起潘浚不欢迎潘浚而我们知道，最具文化原创力的，恰恰是那些一开始被人不在乎的潘亢筒莞精英。90年代开始上海在经济上二度崛起，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文化复兴寄予了热烈的期望，但现在上海这个老二的地位与北京的老大地位差距还是很大，与其他二线城市的文化差距却在缩小。

周武说，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上海曾经创造过许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亮点和文化品牌，譬如上海译制片厂推出的众多译制片，上海辞海编纂处推出的《辞海》，《文汇报》推出的《文汇月刊》，以及上海作协主办的《收获》，等等。这些文化品牌中，有的至今不但存在，而且仍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我一直认为，文化的再中心化，文化的再现辉煌，不是喊出来的，是要做出来的。在目前这样一种情境底下，上海要在文化上面要有所作为，在全国乃至在整个东亚世界当中建立自己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要着力提升五种能力，或者说要进行五种能力的建设。

一是文化的生产能力。开埠以后，上海率先引进石印、铅印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创新发展出与欧美先进国家同步的庞大文化工业。正是凭借庞大的文化工业，上海拥有了领先整个亚洲的文化生产能力。二是文化组织能力。自晚清以来，上海的文化组织、文化团体、文化机构之多，类型与层次之多样，是中国其他任何城市所无法比肩的。跨国的，全国的，本地的，应有尽有。就出版而言，民国五大书局，也就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五家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都在上海。全国最大的民间科学社团和民间学艺社团，中国科学社和中华学艺社，也在上海。还有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等教会大学，以及一大批跨国的文化组织。这些文化组织、社团、机构的汇聚、活跃与发展，不但为文化人才的落户提供了空间，而且为上海文化的持续繁盛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活力。三是文化表达能力。文化归根到底是一种表达。表达的形式多种多样，话剧、电影、绘画是一种表达，诗词、小说、戏曲是一种表达，科学与人文是一种表达，建筑也是一种表达，邬达克建筑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大获成功，就因为他独创的建筑语言，契合了“这个城市的命运”，邬达克的传记作者卢卡・彭切里尼认为，邬达克为上海的西方业主和中国业主设计作品的方向截然不同，而后者正是他成功的原因所在。“中国业主是手握权力的社会文化精英，需要用建筑表达自己的成功以及他们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雄心壮志。在这样的预设下，邬达克被要求寻找一种既能表达现代化又具有识别性的建筑语言，以区别于当时上海滩那些体现外国势力的强大与傲慢的建筑。”近代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是与它的表达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几乎每一种形式的表达都留下了经典。四是文化融汇能力。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个“群星闪耀”的时代，一个是先秦，一个就是民国时期。民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中西融汇。那个时候辈出的大师没有一个不是中西融汇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有学者指出，当今中国学术最严重的不足，正是中西学术之间不能彼此融会贯通的分裂。其实不仅学术如此，其他文化形式也莫不如此。我们现在又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时代必将也是文化融汇的时代。五是文化吸附与输出能力。文化吸附能力就是你有没有能力把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资源吸引过来，特别是把最优秀的一些文化资源争取过来，让它在地化，让它能够在这个地方生根、发展，进行新的创作。文化输出能力不全是指在全国乃至全球文化贸易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还包括文化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能够主导天下雅俗的一种能力，就像明清时期的苏州那样，“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如果细分的话，文化输出至少应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文化产品的输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贸易，是可以计量的；二是制度的输出；三是价值的输出。你看伦敦也好、纽约也好、巴黎也好，为什么能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之都、文化的创意之都，而且屹立不坠，原因在于它们都具有非常强大的文化吸附能力和文化输出能力。清末民国时期的上海也是这样。上述五种能力，归根到底，是吸引人才的能力。什么时候上海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成为全国乃至全球人才的衷心向往之地，就是上海文化再现辉煌之时。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6篇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浙江大学回迁杭州。竺可桢校长再次邀请陆维钊来校任教。竺可桢是陆维钊在南京时的老师，鉴于此，陆便辞去了圣约翰大学的教职，于1945年秋到浙大龙泉分校任副教授，担任文学院古典文学的教学工作。1947年，浙大本校和分校相继从遵义和龙泉迁回杭州。9月，陆维钊与陆子湘、杨其泳奉命协助校方接收罗苑校舍。罗苑地处平湖秋月西侧，又名哈同花园，曾是犹太富商哈同的私人别墅，抗战胜利后被国家接收。罗苑风景秀丽，环境幽静，人称“湖上火迷宫”，是读书人居住的好地方。和陆维钊同期，第一批迁入罗苑的还有浙大老师徐震瘛⒍聿茂、钱秀之等。他们常赴岳坟、西泠桥一带酒店小酌，但陆不喜饮，常作陪赋诗吟诵，其乐融融。

1959年潘天寿任美院院长以后，他一直认为培养学生应重视文化修养，诗、书、画、印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中国画系的学生，大都不懂古典诗词，不会题跋，也写不好毛笔字，常常请求别人题字、落款，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必须改变，可是要有一名既懂书画艺术又有古典文学造诣的人才到何处去找呢？四处一打听才知陆维钊先生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教古典文学，他急如星火地要求将陆先生调来美院，两人果然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自此以后，潘天寿常常到韶华巷那破旧的美院宿舍拜访陆师，二人趣味相投，谈艺术，谈创办书法篆刻专业，谈招收书法研究生，谈远景规划，谈人生……真有说不完的话。陆师更是有知遇的感觉，他们越谈越投机。陆师从不谈住家的简陋、生活待遇的菲薄和私人的事情。在美院每天起早落晚，有做不完的工作,虽然很艰苦，但生活得却非常充实、开心。

陆维钊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书法造诣尤深，早年即临摹历代名迹，甲骨文、金文、篆隶、行草等书法功力深厚。晚年自辟蹊径，创造出非篆非隶、亦篆亦隶的书体，在书坛独树一帜，蔚为大家，蜚声海内外。其绘画取“南派”之法，融书法于画，擅作泼墨山水，格高意远，配上诗词题款，以三绝著称画坛。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7篇

关键词：英诗汉译；文化传递；朗费罗；人生礼赞；创造性翻译

亨利・朗费罗（1807-1882）是十九世纪美国文坛的领军人物。他的诗歌在本土广为传诵，在欧洲备受赞赏，先后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他的作品植根于美国本土和美国历史的现实，对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学都有重大影响。

这位美国文坛泰斗的作品，自清末董恂译《人生颂》以来，、吴宓、郭沫若等中国文学大家都对其作品有不同程度的关注，甚至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影响。曾把朗费罗的Daybreak 译成五言古体诗，吴宓曾改编朗费罗的叙事诗《伊凡吉林》为古典戏剧《沧桑艳传奇》，郭沫若在1936年所作《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中说，他的诗的觉醒期在民国二年，“… 发现了朗费罗的《箭与歌》，那诗使我感觉着异常的清新，我就好像第一次才和‘诗’见了面一样…”。荒芜与朱葆光曾联合署名为简企之在1949年译出中国最早的《朗费罗诗选》。诗人穆旦在50年代后翻译过朗费罗十多首诗。英诗研究专家王宝童也在1993年专门翻译过《人生礼赞》。时至今日，这首《人生礼赞》已走进中国的语文教材，成为英语诗歌领域的经典代表。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学科研究都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文化的因素，成为研究背景中的重中之重。翻译研究，作为人类跨文化研究的主力军，当然不能例外。翻译传递的不再是纯粹的语言文字层面的的形式转换，而是异质文化的传递与沟通，它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不同文化的融合程度。西方的翻译理论与翻译， 按文字记载，有将近两千多年历史， 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情。而翻译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学术界，一直徘徊于语言学的边缘，最终赢得其独立地位，则是近十年的事情。

因此，目前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本身的字面的研究， 而是从文化传递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研究翻译问题。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把目光聚焦于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跳出了传统的译文与原文间字面忠实与否的问题，而主要考虑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以及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从而揭开翻译研究的新篇章。此文化角度的着眼点，对英诗汉译研究领域来讲，不啻是崭新和有启发性的。

《人生礼赞》的汉译本，若以清末董恂版本为起始，百年来有众多版本，可谓异彩纷呈。本文拟从翻译研究的文化传递角度入手，从黄克孙的“衍译法”说起，以创造性翻译方法为切入点，详细介绍朗氏《人生礼赞》走入教材的汉译本的特点，指出创造性翻译方法在英诗汉译领域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一、英诗汉译中的衍译与创造性翻译

在翻译研究的文化传递新角度下，一种新的与传统信、达、雅截然不同的翻译研究方法，不但被诸多学者探讨，且获得一定程度的共鸣，这就是起始于麻省理工学院的黄克孙教授的英诗汉译衍译法。此处要首先提及菲茨杰拉德的英译《鲁拜集》。《鲁拜集》的原文，是11世纪波斯著名诗人欧玛尔・哈亚姆的诗集。菲茨杰拉德的英译，被认为是最好也最有名的英文翻译。而菲译，不但译诗数量、顺序及内容有所变动，甚至将近50首都是对原作的意译，甚至是把原作的好几首糅合翻译为一首。菲氏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说，译本一定要有生命，就算不能尽存原来的精神，译作也要转化过来较差的生命而存在。黄克孙先生年轻时在美国求学期间，初读菲茨杰拉德英译《鲁拜集》，遂被诗行间的蕴含的精神所打动，产生强烈的翻译愿望，于是在博士求学期间，用七言绝句衍译了《鲁拜集》。没想到译文在华人圈引起反响，好评如潮。台湾淡江大学宋美L赞其为神来之笔，能赋异域诗情以华夏之文采，从原著到费诗英译再到黄之汉译，乃文学之轮回再生。钱钟书也赞之有加，黄氏翻译雅贴比美费氏之英译。由此，可见黄先生翻译之功力与才气。至于翻译方法，黄先生在其作品封面注明“衍译”二字，有别于传统的“信”为上的方法，黄先生没有对此作过多的解释，但曾就此译本说《鲁拜集》的翻译，出发点是作诗。邵斌先生认为，黄先生的衍译法，即“衍生其义而译之”，将原文的语境，加以引申，把翻译和创作融为一体，不完全忠实于原文，可以对译文加以润色，是抓住原作精神的再一次创作。但是，这种创作，并非天马行空，而是以原作的精神为基准，而且以译入语的文学标准来判断，依然是能站得住脚的好作品，这正是黄先生坚持的衍译法。邵斌先生和罗选民先生，都多次撰文就英诗汉译提出，最好的翻译方法莫过于“衍译”，力求译文与原文的精神契合，追求“意象”和“化境”的效果。笔者对于英诗汉译，多年来也一直进行思索和尝试，也认为英诗汉译的精髓是传神。至于形式，也是以译入语的最佳接受方式为首选。因此，在英诗汉译方法上，笔者倾向于认同邵斌先生和罗选民先生的观点。只是，笔者揣测，黄克孙先生之所以在译作封面注上“衍译”二字，除了暗含对传统字面忠实翻译方法的否定外，同时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文化上的谦虚表达方式，即使是开创性的观点或方法，也异常低调。鉴于此，笔者认为，既然是一种新颖的，且有重要价值的英诗汉译方法，就不必以中国文化之传统，冠之以卑微的称谓，而应选择与之创新精神相匹配的称谓，没什么不妥，因此，笔者认为，这种以“传神”为根本的英诗汉译方法，称之为英诗汉译领域的“创造性翻译法”为最佳。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8篇

我们日日面对的浩如烟海的书籍，如按大类划分有三种，即线装书、平装书和精装书。其中平装书是最为常见的书种。

旧平装书指民国期间出版的平装书，是中国新旧文化交替的产物，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学的写照和记录。旧平装书的版本价值、文物价值、学术价值，被当代的收藏界、知识界所关注和推崇，市场交流价格比晚清线装书还要高，有些版本甚至达到明版线装书价位。在北京2007年冬季拍卖会上，一部旧平装《域外小说集》以29.7万元成交，创国内旧平装拍卖价新高。何以出现如此现象，主要原因是早期平装书存世量少，而历史研究价值高。因为晚清到民国这个历史阶段，是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社会发展变化最为显著时期，许许多多大事件都在这一时期发生，而推动、见证这些大事件发生和发展的人士，无论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大多与文化出版相关等。快捷的平装书，是这个时代传播思想，宣传主张的主要工具。这也是旧版书收藏价值较高的真实原因。

旧平装书收藏主要看内容和版次，也有封面欣赏方面的含义。因为古线装书封面都基本一色调，可供欣赏的地方很少，平装书出现以后，大多在封面设计人物或花草图案，观赏功能―下就凸显出来。如最早被翻译过来的《鲁宾逊漂流记》，封面文字红绿相间，非常诱人。民国四年上海出版的《铁冷碎墨》封面一古装人物驾一叶扁舟，在芦苇塘里漫游，非常雅趣。同一时期的《仇情案》封面为一时尚女子在公园石凳上擦胭脂，让读者从书名可以分析内容，从封面能够揣摩书名含义。稍晚一些的秦瘦鸥的《秋海棠》、《危城记》，老舍著的《猫城记》、《离婚》等书的封面，虽然人物和动物不占主角，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平装书出现于晚清，开始叫洋装书，为西方舶来品，不过因其装饰简单，使用便捷，而且蕴涵的文字又多，所以很快被国内读者接受，而且国人自己也购置设备，开机印刷。

最早印刷平装书的书局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这三个书局三足鼎立，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们三家书局基本诞生于新旧文化交替的同一个时代，都以出版平装书著称于世，但又各有千秋。商务印书馆，1897年在上海创办，创办人为夏瑞芳、鲍咸恩、鲍成昌、高风池等。初为合伙经营的小型印刷工场。1901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张元济入股并主持编译工作。1903年建立印刷所、编译所和发行所，改为中日合办，引进日本先进印刷技术。1909年将编译所收藏古籍善本和参考书籍的图书馆定名为涵芬楼，后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1914年年初职工达750A，成为国内最大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除出版平装书外，它们还应时出版很多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成就都很大。平装书最典型的是《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辞源》、《万有文库》以及众多新式教科书的出版，为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民国第二大出版社是中华书局，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1913年设编辑所，陆续编辑出版《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界》等杂志和大型汉语工具书《中华大字典》。是继商务印书馆之后成为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1929年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学文具仪器；1935年在上海建印刷总厂，既印本版图书，也承印地图、邮票、香烟壳子以及政府的有价证券、钞票、公债券等。中华书局在开业之初出版发行的杂志风行一时，号称‘杂志”，有《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大中华》、《中华妇女界》以及《中华学生界》。从创立至1949年的三十七年间，先后编印出版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饮冰室合集》等重要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