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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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学的特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国；高中语文教材；“语文知识内容”；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6-0071-02
一、两版高中国文教材选文通览
（一）民国高中国文教材选文特点
民国教材版本较多，本次选用的是教育总署编审会出版的版本，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使用度较广。本书（教育总署编审会出版，以下没有说明的都是指该教材）与初中国文相衔接，计分六册，共高级中学三学年国文可精读及讲授文章法则之用。本书教材，务取思想积极，内容充实，以振发精神矫正虚浮者为主；至体制完整，文辞明达，亦堪为写作之模范，而有助国语新文学之创造。
1.选文内容。本书选材，顺文学史发展之次第，由古代以至现代，选取各时代中主要作家之代表作品，使学生对于文学源流及其发展有一个系统的概念。其各册教材之支配如次：第一册秦以前，第二册汉至隋，第三册唐、五代，第四册宋、金，第五册元、明，第六册清及现代。
2.选文编排。总览民国与现行大陆的高中语文教材，其差异还是比较多的，受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和教育背景的影响，教授内容和教授思路方法都存在迥然不同的现象，而其中的文言文经典篇目的选择可以说有共同之处，之后将会以民国教材与大陆苏教版中都选用的文言课文作为分析对象，更有针对性的分析两者的差异。
（二）大陆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文特点
1.选文内容。邓瑛博士在博士论文《台湾翰林版与大陆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文系统比较研究》中曾做出这样的统计，大陆现行苏教版必修一至必修五选文中文言文只有38篇，在五本必修教材中的113篇课文中只占了33%，这样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大部分的比例是现代文，各类小说、散文诗歌，选文体裁多样。粗略翻阅，已经选用的文言文篇目大多也是散文性质。这表现出教材选文对文言文方面不够重视，与民国时期的大多数文言文选文有很大不同。
2.选文编排。苏教版《高中语文》的每一个专题一般由导语和2―3个板块组成。导语对专题内容作扼要介绍，每个板块再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专题的人文内涵，同时提出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的具体要求。为了增加积累，整合知识，拓展学习领域，培养应用能力，每个专题都开设了“积累与应用”栏目。在每册教科书中，还设置了选教或自读的内容，以增强选择性。
二、两版国文教材课后材料的比较――以《项脊轩志》为例
观察发现，除选文及其架构编排上两者存在差异之外，在文章的课后材料的设置上存在更大的距离，在此以民国教材第五册和大陆苏教版必修五都选择的选文《项脊轩志》为例，试图通过比较不同教材在课后材料上的设计来表现民国与现行大陆版高中语文教材语文知识教育意图上的差别。
首先看看民国版教材对课后材料的设置，很特别的是这里的课后材料与我们一般设想的提出一些问题完全不同，民国教材选文之后根本就不存在课后习题。民国版教材第一册“编辑大意”中这样提到：本书为教学双方之便利，课文之后，列有以下三项内容：（1）题解――说明内容、解释题语、叙述文体源流及介绍课文出处等。（2）作者略历――略述作者生平、著作、文章特色及其派别与流派等。（3）注释――解释深奥词语、典故、人名、地名、年号及事实须加说明者。民国版《项脊轩志》中的“注释”标注了“洞然”、“冥然”等一些较少使用的词语的意义，有助于理解文章内容，使学习者更好地体会选文作者的内心感受。
其次看看大陆现行必修五中选择的《项脊轩志》，本片选文与《陈情表》、《长亭送别》、《罗密欧与朱丽叶（节选）》、《旧日的时光》、《箭与歌》、《别离》共同组成一个单元篇章，名为“此情可待成追忆”。通过阅读卷首语可以看出本选文主题是“情感的篇章”。对于课后的文本研习，本册编者将《陈情表》与《项脊轩志》放在一起讲解，以下是文本研习的内容（部分）：“表”和“志”是古代两种文体，我们曾学过《出师表》、《核舟记》、《岳阳楼记》等，请结合《陈情表》和《项脊轩志》的内容，说说“表”和“志”的文体特点。可以从上面的内容中看出，这里的课后题设试将《陈情表》与《项脊轩志》结合起来考核，分析热萆系闹魈夂粲Γ也研究了语体上“表”和“志”的区别。
综上所述，民国与大陆现行苏教版高中国语教材在课后材料方面差异较大。民国教材没有大量的提问内容，大致只包括对选文内容的简要助读材料，提供一点简要的注释；现行大陆苏教版语文教材课后文本研习内容则比较丰富，一般是将连续的两三篇课文结合着找出在文本内容和语体上的共同点和差异点，一起出4―5道问题以供思考。
三、两版国文教材之“语法论”知识内容比较
王荣生教授在《阅读教学设计的奥诀――王荣生给语文老师的建议》一书中提到“课文不仅是学习材料，而且是学习对象”这样一个观点。“语文知识内容”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以语文教材选文为载体，展现语文知识是一般的比较常见的表现形式。而在民国版和现行大陆苏教版高中国文教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除了通过选文形式展现出来，即以选文为载体展现语文知识，还有部分知识是直接以条条框框的形式展现的，也就是接下来要阐述的内容。以下将从语法论角度来探讨两版教材的设计差别。
在民国版的高中国文教材中，各册之后，备有讲授文章法则之教材；其分配如次：第一年讲文法，注意于语体与文言之异同及古文法之特例，以为学者解读古书之助。第二年读文章之组件与体式，使学者对于体制获得更明确之认识。第三年注意对修辞及辩论术，前者说明遣词造句之方式、词格之种类、风格之形成，以增进学者欣赏文学名著之知识；后者叙述辩论之方式与技术，使学者得由分析综合以养成其推理之能力。
关于这样纯粹的理论性知识的内容，在现行大陆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还没有直接出现，大多是出现在课文的鉴赏阅读中。其实本质上来说，民国与大陆的教学内容完全是不同的，民国注重语法、语体的教学传授，而在大陆，更多传授的还是阅读技巧、鉴赏技巧、写作技巧等，基本上没有提及语法方面的问题，只有一些教师会在讲课过程中提及一点，学生也不会有系统的认识。
所以，翻遍苏教版教材，也不会有与上述民国教材所出现的相似的内容。但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除了选文的编排，还特设置了写作教学的部分于每个专题范文之后。专题的写作部分由“写作指导”和“写作实践”组成。每册教科书对一些重要的写作观点还有专文阐述。比如，在苏教版必修五当中每一章之后的写作指导，讲的是“写作指导说明要说得清清楚楚”、“写作指导写出你的真情实感”、“写作指导学会分析”、“写作指导让你的认识更加深刻”；又如第二章，即上述提到的《陈情表》和《项脊轩志》所在的“此情可待成追忆”的单元中，通过讲述提出文章要写的“真”，在写作实践中提出“我的心因 而高贵”、“幸福的n钟感觉”、“友情”为话题和标题的写作练习。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民国与现行大陆苏教版高中国文教材在教授的课程内容上有交叉处，但在选文编排上存在很大差异。不能评论何者更好，何者不佳，只能说不同的编排与构架适应不同的学情，依据学情适时调整教材也是值得提倡的。
参考文献：
民国文学的特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图书分类法 本土化 补杜法 改杜法 仿杜法
[分类号]G250
百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由于“西方化”倾向长期主导，我国图书馆学缺乏自主性和本土特色。近10余年来，图书馆界有识之士积极反省，发出了加强图书馆学本土化研究的呼声，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学术自觉运动。然而，现阶段“图书馆学本土化”研究，大都停留在“本土化”概念和理论的争论上，鲜有对图书馆学本土化实践层面的探索。反观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法本土化方面，有着大量探索和实践，研究和反思这段历史，将有益于今天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研究。
1、《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引进
19世纪后半叶，世界图书馆学的重心由欧洲转移至美国，在此过程中，杜威图书分类理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876年，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开创了《十进图书分类法》(简称《杜威法》)。此后，该分类法经多次修订和完善，在美国及西方国家广泛使用，成为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现代图书分类法。
清末民初，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图书馆界掀起了介绍、引进西方图书分类法的潮流，其中以《杜威法》影响最大。它最早由教会引入。据记载，早在1905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就已采用《杜威法》进行分类了。而最早向国人较系统介绍《杜威法》者是孙毓修。1909－1910年，他的《图书馆》一文连载于《教育杂志》。其中说：“吾国学校，类以习英文者为普通，兹之分类法，本美国纽约图书馆长MelvilDewey所撰之‘十进分类法Decemal Classification’一书为主，今最通行之目录也，群书报章，统分十部……立此十部，更析属类，今胪述左方，以供从事于斯者之借镜焉”。1912年，《教育杂志》又连载王懋《图书馆管理法》一文，也较详细介绍了《杜威法》。从此，《杜威法》开始为国人知晓，后经众多图书馆学者介绍推广，渐为图书馆界所重视并广泛采用。
2、《杜威法》本土化的原因及条件
近代以来，西文和新学书籍源源不断涌人中国，四部分类法(简称“四部法”)已难以统摄，而随《杜威法》引入产生的所谓“新旧并行制”，“往往因新旧标准之无定，以致牵强附会，进退失据”。由于新书和旧籍不能统一，分类多舛谬矛盾之处，读者难得要领，馆员亦无所适从，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和困难。因此，要求中外新旧书籍进行统一分类，已成现实之必然。
更重要者，《杜威法》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最突出的问题是其中有关中国类目太少，只有区区33个，而“以此直接分类中国图书或举中国图书并纳入杜氏之分类法而不须增益其类目，可以决其不能”。因为中国学术的主题和性质之特殊，古籍数量之浩繁，断非杜威等人所想象。倘以《杜威法》之中国类目直接类分中国书籍，只会有捉襟见肘、轻重失当之虞。在此情况下，为使《杜威法》更能适应中国图书馆实际，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图书分类法，成为图书馆界面临的时代课题。
民国初年，一批深受西方现代图书分类理论熏陶，又熟悉中国传统目录学，且文史和外语功底深厚的图书馆学家，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投身于图书分类法本土化工作中，掀起了西方图书分类法本土化运动，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这些成果虽以《杜威法》为蓝本，但绝非盲目照搬，而是结合中国学术性质和藏书实际，借鉴中国传统分类法并对其“创造性转化”的产物。确切地说，它们都是本土化的分类法。
3、图书分类法本土化的实践
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法本土化的主流，是把《杜威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与中国学术传统及图书馆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类理论和方法。按照对《杜威法》本土化改造及创新的程度，可将当时的分类法大体归纳为“补杜法”、“改杜法”和“仿杜法”三种。
3.1 “补杜法”
由于《杜威法》的33个中国类目无法容纳中国书籍，最简易之法，即沿用《杜威法》分类体系，将中国书籍分散归人杜威类表所列中国类目之下，如若不够，可酌情增补子目或符号以容纳之。“补杜法”的代表有查修、桂质柏、王云五等。
“补杜法”滥觞于中国教会图书馆，较早曾有上海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拆分四部归入杜威类表中的尝试。查修首创“补杜法”之例，在《杜威书目十进法补编》中，把四部的经史子集拆开，分别归人杜威表的中国类目之下。其增补要点有：子部中的先秦诸子被看作哲学归人杜威表181东方哲学下，成181.1中国哲学，子部其他内容按学科性质归类；集部被看作文学归人杜威表895.1中国文学；史部归入杜威表951中国历史。至于历来受国人推崇的经部，由于其性质复杂难以按学科归类，因此除乐类归音乐780、小学归中国语言学495.1外，其余均归入杜威表之总论000下的空位，如000经部，001易，002书，003诗，004礼，005春秋，006孝经，007四书等；另外将数量庞大的丛书列入080。综观查修所创分类法，除经部有小幅修补外，对杜威类表几乎没有改变，故将其称为“补编”，可谓恰如其分。
桂质柏的《杜威书目十类法》，其方法和查修如出一辙，也是接受杜威分类表，所不同的是把经部归入181.1中国哲学之儒家，地理归人915.1中国地理及旅行，丛书归入895.1中国文学，其他如史部、子部、集部的归类与查修的做法相同。为突出中国类目，他把有关类目扩展至4－5级。相比较，查修把数目庞大的经部和丛书归人杜威表的总论000，其结构更合理，更符合中国古籍的特点。
王云五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别具特色。在完全接受《杜威法》的基础上，为容纳中国书籍，于其原号码前加了“十”、“艹”、“士”三个符号作为点缀。符号“十”，用以排在绝对相同号码之前，使新号码与原有号码并列，如721建筑，十721即中国建筑，排在721之前；符号“艹”，排在十位相同的任何号码之前，如110形而上学，艹110即中国哲学，以下又细分为111易经、_艹112儒家等；符号“士”用以排在整数相同的任何号码之前，如920世界传记，上920即中国传记，排在920之前。通过这三个小小的点缀符，不仅保持了杜威原号码，而且还“变相”扩大了杜威表的巾国类目数量，适应了中国图书馆实情。具体对于四部的处理，王云五主张拆散经部，在杜威类表040丛书下没上041.1中国群经合刻，士042.2中国群经总义，其他
单经则按学科各人其类，如艹111易经，礼经人十390中国古礼仪，书经和春秋入艹952先秦史；史部入艹950中国历史；子部中的先秦诸子人艹110中国哲学，其他按学科性质分别归类；集部入艹810中国文学等。王云五分类法在东方图书馆首先使用，之后许多图书馆纷纷采纳，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分类法之一。据许晚成《全国图书馆调查录》显示，在所调查的400余所图书馆中，使用王云五分类法者占绝对优势。
3.2 “改杜法”
“改杜法”是鉴于“补杜法”之不足而对《杜威法》的进一步改造。“补杜法”只把中国古籍分散附于杜威类表的三、四级类目之下，不仅造成类目表轻重失衡，而且仍不脱左支右绌之困境。“改杜法”遂在接受《杜威法》十大类原则和符号标记方法基础上，提高子目层次或另立新目以容纳中国书籍。“改杜法”以皮高品、何日章和袁进等为代表。
皮高品的《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继承了《杜威法》的十大部类原则。类表分为十大类：000总类，100哲学，200宗教，300社会科学，400语言学，500自然科学，600实业与工艺科学，700美术，800文学，900历史。此法本土化要点是：将四部的经籍集中列类，设为090经学；史部归入910中国历史；子部归入110东方哲学；集部归入810中国文学；丛书设为080。该法在类目设置上力求突出中国，在排列国别时将“中国”置于第一位，如410中国语言文字学，810中国文学，910中国历史等，大大提高了中国书籍在杜威表中的层次，突出了中国哲学、文学、历史、教育和语言的地位。另外还新增了070国学、210孔教和220道教等类目，加上其较完善的类目注释系统，大大方便了对中国书籍的分类和管理。蒋元卿称之为“增改杜威派”的“杰作”之一，可谓评价至当。当时众多图书馆纷纷采纳，特别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一直延用到1975年改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为止。
何日章、袁进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也在继承《杜威法》十大部类原则基础上，为容纳中国古籍，对各部子目依中国图书之需要进行增删修订，如把经部列入总论下的090经籍，下分091经总，092易经，093书经，094诗经，095礼经，096春秋，097四书，098孝经，099石经等；对哲学、文学、历史部类下的子目也加以改动，单设120中国哲学，230道教，420中国语言学，740中国书画，820中国文学，920中国史地等。与皮高品分类法一样，这些改动和新增类目，加大了中国书籍在杜威类表中所占的比重，并通过提高类目层次来突出中国哲学、文学、历史等。该法也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分类法之一，被多所大学图书馆使用，后经几次修订，至今仍被台湾政治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采用。
3.3 仿杜法
持“仿杜法”者不满于“补杜法”和“改杜法”的小补小改，不满于强类目以就十进的机械做法，即在仿效《杜威法》十进制原则和标记方法基础上，对大部类的名称和次序进行全盘改造，期以新的分类体系容纳中国书籍。“仿杜法”以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洪有丰、裘开明等人为代表。
沈祖荣和胡庆生合编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分十大类，即000经部类书，100哲学宗教，200社会学教育，300政治经济，400医学，500科学，600工艺，700美术，800文学语言学，900历史。与《杜威法》相比，以“000经部类书”取代“000总类”，便于容纳数量宏富的经书、类书，并保持其整体性和连续性；将“哲学”与“宗教”并为一类，又把四部之子部归人110东方哲学；将“社会科学”大类下的“政治经济”与“教育”分别提升为两个大类，以增加经济政治和教育类目的容量，适应了当时中国急需经济政治和教育类知识的实际情况；将“应用科学”大类下的“医学”提升为大类400，并新设410中国医学；“语言”与“文学”并为“文学及语言”大类，又把四部的集部纳入其中，设820诗文，830词赋、戏曲，840诏令奏议，860公文尺牍等；把四部的史部单列为930中国史，又并列940年表年谱姓氏，970省府县志，等等。通过比较可看出，《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只采用了《杜威法》十进制及数字记号的形式，其大部类名称和次序已大不相同，它结合中国学术发展和四部法之长处，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国式十进分类法，特别是将经部归入总类的做法影响了后来者。当然，《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分类表较简略，且分出“医学”大类有轻重失当之嫌，但它是图书分类法本土化的最早尝试，也是力度更大的一部。正如蒋元卿所说：“此法既系开山之书，较之近人著作，自为简略，然其所设类名，后之师之者，颇不乏人……此足见其影响于吾国图书分类改进之功，实未可泯也”。后来杜定友、刘国钧、陈子彝、裘开明等人都受其影响。
杜定友的《杜氏图书分类法》，亦采用《杜威法》的分类原则和标记方法，其类表分为十大类，即：000总类，100哲理科学，200教育科学，300社会科学，400艺术，500自然科学，600应用科学，700语文学，800文学，900史地学。与《杜威法》相比，它把“宗教”和“哲学”并为一大类，设为100哲理科学，“宗教”成为二级类目，即190宗教；把“教育”从社会科学中提升为一大类，即200教育科学；“语言”与“艺术”大类互换位置，使“语言”与“文学”大类相邻近。将四部之经部归入000总类，下设020中国经籍类以完整保存，如021群经，022易，023书，024诗，025礼，026乐，027春秋，028孝经，029四书等；将史部归入920中国历史；子部中的诸子归入i20中国哲学；集部归入820中国文学；丛书归入总类080；分类表以“2”为中国之助记符号。可见，该法对《杜威法》的大类名称和次序都做了很大改动，成为当时影响最大、使用广泛的分类法之一。
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1936年版)，自称“盖为我国之图书作也”。为了妥当处理中国古籍，该法对史地、哲学、文学、宗教等类目做了大幅改动。其大类如下：000总部，100哲学部，200宗教部，300自然科学部，400应用科学部，500社会科学部，600－700史地部，800语文部，900美术部。其中，他仿效沈祖荣把“语言学”并入“文学”，形成语文部；特将“史地”提前，并分中国、世界两大部类，600专为中国史地所设，以容纳中国庞杂的历史书籍。对于经部，他主张分散处理，将通论群经的书籍置于总部设090群经，单经则按学科归类；子部并入《杜威法》100哲学，设120中国哲学；集部并入800语文部，有关中国文学的类目占4个二级类目：820－850；丛书则归人080。总之，与当时众多新编分类法相比，该法更好地解决了古籍分类问题。最重要者，它的类目设立不囿于十进，“每视中国书之有无多寡而定”。如总部、语文部等有十一类，
而美术部只有6类。部类下的子目设置更加灵活机动，更适合中国图书馆藏书实情。可见，《中国图书分类法》是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法本土化程度最高的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故为当时众多图书馆采用，直至解放后，仍有200余所图书馆继续采用，甚至影响到台湾。
另外，裘开明的《燕京哈佛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法》和洪有丰的《图书分类法》，也是本土化的重要成果。他们的显著特点是本着不拆散经部的态度，将经部和丛书各设为一大部类，突出了经部和丛书的重要地位，保持了各自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特别是洪有丰为照顾旧籍，以000丛类代替总类，而100经、200史地、300哲学及宗教、400文学的做法暗合了经史子集四部之分法，更体现了本土化特色。至于详细情况，限于篇幅，兹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分类法之本土化，焦点是如何对《杜威法》进行改造以适应中国典籍及特殊学术系统的问题，其关键是对四部拆分与否及如何拆分的问题，特别是对于经部的分类，在当时引起了“分”与“合”的争论。从前面的分析看出，王云五、刘国钧等人是主张拆经者，而查修、洪有丰、沈祖荣、裘开明、桂质柏等主张经部应集中列类，以保持经部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经部，杜定友和刘国钧还采取了“合”中附“分”、“分”中附“合”的两可之法，可见经部分类之难，而且时至今日，对古籍的分类仍在“合”(线装古籍仍单独收藏并按旧法分类)与“分”(即新版古籍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按学科性质分类)两可之间徘徊，始终未能妥善处理。对于被认为是四部中最芜杂的子部，各家都将其完全拆开，并按学科性质分别归入总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相应类目。总之，通过以上整合，《杜威法》得以不同程度的本土化，较好地适应了中国学术传统和图书馆实际，并产生了一批具有本土特色的图书分类法，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图书分类理论与方法体系。
4、影响
众所周知，图书分类法具有时代性，并随学术发展和知识分化而不断革新。四部法因难以容纳新学而需要现代化，《杜威法》虽适应了现代学术分工和发展，但它毕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要使《杜威法》适用于中国图书馆，必须使其本土化，这是任何民族文化在与先进外来文化碰撞时必经的一个吸收和改造过程。
当时分类法本土化的主要目标，是在继承《杜威法》分类原理和标记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图书馆实情，借鉴中国传统分类法的优秀成分，对杜威分类体系进行改造，以容纳中国旧学古籍。从“补杜法”不改动杜威类目表而仅将经史子集拆分归人杜威所列中国类目之下，到“改杜法”较大幅度改动杜威类表子目以容纳经史子集，直至“仿杜法”改动十大类名称和次序，创设新类目以重建有中国特色的分类体系，三者对《杜威法》本土化的改造，有一个由小到大、由浅到深、由点到面的动态发展过程，最终量的积累变成质的飞跃。到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时，无论理论还是技术都有了重大突破，已然成为有别于《杜威法》的新型分类体系，代表了民国时期分类法本土化的最高水平。而且在早期图书馆建设时期，它们能基本适应学术发展和图书馆现实，因而促进了中国图书分类学的发展。
民国文学的特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国 自动主义 语文教育 特点 启示
一 自动主义兴起的背景
清末起赫尔巴特流派教师中心、书本中心、课堂中心的教育理念及"五段教学法"传入中国并逐渐流行。由此，传统教学模式中以学生为中心的"学"，逐渐变为以教师为中心的"教"。
但到民国初年，赫尔巴特流派教学法的缺点与不足开始大量暴露，并受到广泛批评。寥世承说："课室内死气沉沉，除了教师讲解的声音，学生呆望的态度，绝少变化的气象，生动的精神。"[1]（P50）说："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2]（P109）
这时，杜威"儿童本位"、"兴趣主义"等一系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传入我国，极大地影响了语文教学并掀起了研究新教学方法的热潮。这个时期影响较大的教学方法有自学辅导法、分团教学法、设计教学法等。"这些教学法提倡在教授时，以儿童自己的活动为中心，教师立于旁观地位只尽辅导之责，这些方法被统称为'自动主义教育法'。"[3]（P14）
二 自动主义语文教育的特点
自动主义在民国教育中风行一时，深深影响语文教学发展，其特点主要如下：
第一，教材变革。
首先，教材的语体改变。自动主义的提倡者认为作为思想感情的载体，白话接近口语，比文言更利于学生的自我表达及自动学习。1920年教育部通令规定，凡国民学校都废止所用文言文教材，代之以现代语体文，至1922年止，停止使用一切文言文教科书。至此，白话文教材及国语教学在学校教学中的位置得以确立。
其次，教材体例内容改变。教材中大量有利于学生接受的内容如儿童文学、儿歌、插图等开始出现，教材选材则多为生活日用的实物、场景、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以及勤学作人的道理等。设计主义教材还主张打破教科书固有体系，完全按学生认知习惯与生活问题为中心编排相互"联络"而"分科"教材。
最后，教材性质有利于学生自学。教学实践中，人们把语文教材逐渐定性为一个帮助学生学会阅读的工具，而不仅仅是阅读的对象并增加补充教材，扩充阅读书目。主张"指定分量，由学生自修"，扬州中学的语文课开有略读课，并通过指导学生阅读"专书"来扩充他们的阅读量。这些观念、做法发展到后来便有了叶圣陶的"教材只是个例子"，"教是为了不教"等名言。
第二，教学方法注重学生自学。
在语文教学中产生了大量有关自动主义的教学方法，比如自学辅导主义教学法、设计主义教学法、分组教学法、"创造教育"教学法，还有黎锦熙的"自动主义的形式教段"教学等。这些有关自动主义的探讨极大地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为当今的课堂改革留下了宝贵的资源财富。如在语文课文的诵读中，"受儿童本位和自动主义的影响，此时期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多采用鼓励学生大胆朗读，而后教师和其他学生再给予指正和补充的教学方法。这使儿童面对新的材料时能够积极去探究，用自己的理解和思想去解读……避免了原来教学中学生不动脑思考，只是等待教师的讲解或标准答案的弊端。"[4]（P14）
第三，课堂模式发生变革。
道尔顿制是美国学者柏克赫斯特在1920年创立的一种个性化学习策略，它的核心是学生通过与教师签定学习"工约"（学生一个阶段内必须完成的学习任务，附有学生自学辅导建议）来进行自动学习。教室被改为实验室，供学生自修及讨论用。学生将各科工约完成后，经检查合格，换取下一阶段的工约。学生什么时候学完全部课程，就什么时候毕业，既没有入学时间的限制，也无升留级制度。1923年自动主义在中国达到，1923至1924年全国行此制之学校达百校，它极大地冲击了班级授课的教学模式，为解决传统教学的单纯灌输、被动接受问题做了有益的尝试，但也出现了部分学生怠于学习、成绩下降、费时费力等问题。
第四，辉煌与遗憾并存。
民国自动主义语文教育密切联系世界教育发展潮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使其自求知识，独立研究，自由活动，完成人格的成长，为解决学生被动式学习的缺点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总体来看它在民国的推广范围及成就是有限的，留下了不少遗憾。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经济及师资条件有限。自动主义教学法的推行及试验离不开相应的物质基础及师资。但当时中国当时的图书及学习资源有限且师资队伍奇缺，不利于学生的自学，也无法承担个性化教学过程中赋予教师的沉重任务。以扬州中学为例，当生源增加，教师数量不足时，学生阅读指导便由专书便成文章，这显然不利于自动主义教学的推广。
其次，传统教学模式的深刻影响。学生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从小就养成了被动式学习的习惯，一旦被放开手脚不知该如何学习。不少学生因年龄小，自制力差，在自动主义的学习中变得偷懒，影响了自己的成绩，如"道尔顿制"竟被师生们形容为"逃而遁之"。
最后，民国纷乱的政治及社会环境影响。民国时代社会混乱，教育经费短缺，北洋军阀及政府的又力图控制学校教育，再然后又面临日寇入侵，这种险恶的环境显然也不利于自动主义教育的推广。
但是，虽然自动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顺畅，它在国外却继续成长，以致不少中国学生到西方留学时很不适应。如导演李杨的留学一开始就很不顺利，"他外头一天上课，老师拿了一张纸，让学生们读上面开列的二十几本书，几星期之后要出个论文。他感觉那二十多本德文书自己根本读不了，论文也不会写。"[4]（P126）在科隆电影学院读书时，"有一天他找到导师抗议，因为同班同学太能侃了，课堂上这个讲讲那个讲讲，他什么也没有听到。他对老师说，我不远万里从中国来，是想听您讲课，不想听他们的。"[4]（P127）很显然这是自动主义在国外蓬勃发展后所造成的中外差距。
三 自动主义教学法对当今语文教学的启示
民国自动主义教育来改善今天的语文教学是非常必要的，其启示主要如下：
第一，将教材与课外书籍相结合。当今语文教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阅读量的不足。单单依靠课内有限的阅读篇目想提高语文能力效果无异于缘木求鱼。今天的中国物质条件无疑比民国要好上很多，我们可以仿效国外教育的形式，加强包括中小学在内的各级学校图书馆及信息化资源建设来给学生阅读量的扩大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
第二，将课堂教育与课外学习有机结合。民国语文教育的实践证明课堂教育仍是当今教育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但是我们可以以一种有机的形式将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只有让学生感到他们所学的知识有用，才能极大地发挥学生学习创造的积极性。
第三，将学生中心论与教师中心论有机结合。无论是片面地强调以学生中心还是教师中心都有缺陷，前者易受学生懒惰等习惯的影响，后者不利于学生创造性的培养。教学中要把两者结合，既严格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及学习习惯，又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打造充满趣味而实用的语文课堂，推动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与教师指导之间达到一定的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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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姜丽萍.清末民国小学语文教案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民国文学的特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大学语文；现有问题；解决措施
H193
一、引言
大学语文作为高等教育之中最为重要的一门基础课之一，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在大学阶段开展语文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学生更好更深入地了解汉语知识，并且在此基础之上能够达到灵活运用的目的，同时还要学生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了解和学习不断地增加知识储备量，让学生在此过程之中增长见识，开阔眼界，从而达到不断提高学生文学素养的最终目的，为我国文化的传承和进一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然而，目前的大学语文教育之中还存在着很多引人注目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学科边缘化；教材陈旧，缺乏特色；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时间不足；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态度不端正，教育质量滑坡等多种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大学语文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本文试图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对策以提升我国大学语文教育的水平。
二、大学语文教育中的现状
1.中小学教育中的遗留历史弊病
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模式目前主要是应试教育，这直接导致了目前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教学模式是跟随着应试教育的脚步而逐步前行的，也就是教师在进行文学教育的时候不能够对学生自身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其教学的主要内容都围绕考试的内容、也就是每年的考试重点。这种教育方式会直接影响老师的教学思路和教学的内容范围，也会导致教学内容的变化程度较小，使得教学的内容陈旧、缺乏特点，教学的质量下降。而且这种应试教育也直接导致了部分学校和家长以“红线关’作为衡量老师和学校优劣的标准，错误地把成绩作为一切的标尺是直接导致老师和学校在教学的过程之中只考虑学生考试成绩而忽视学生应该接受的文学知识的根源。这种应试教育的考核系统的偏差性和不全面性直接影响了我国教育科研水平的提高。
2.师资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大学语文教育的整体水平对其最有直接影响的就是老师。可以说老师是人文素质教育成败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语文教师的重要程度和重要的地位。但是，目前的一些高校之中却存在着一种这样的现象，很多的大学语文老师在任教之中成为了相对而言的弱势群体，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学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之中很少能够跟科研进行有机的结合，而目前我国高等院校之中科研成果又是教师考核标准之中最为重要的一项。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些语文课程的老师在大学的科研竞争压力下不断的转岗，直至放弃大学语文教育，因为科研成果直接关系着大学老师的晋级评职称和进一步的发展。所以会出现现在的大学之中的语文教师多数是教学能力相对较差的老师在担任，这也就是大学语文师资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原因所在。
三、大学语文教育中的现状及对策
1.改进大学语文教育的考核方式
基于目前高等院校语文教育之中出现的问题，最为重要的就是改变现有的考核方式，这里面不仅包括教师的考核方式也包括学生的考核方式。改变教师的考核方式就是改变只根据老师的科研成果进行评称的单一方式，而变为综合考评老师的课堂氛围、教学结构以及老师指导学生的学术论文的发表等等。另一方面，改革对学生的考核方式，就是改变传统的试卷考核模式，更加注重考察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全面发展的能力，将应试考试改为美文识记、课外创作、论文写作、课堂讨论、经典诵读、演讲比赛、社会调查、辩论赛等多种考核方式以便促进高校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高校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
2.加强大学语文师资队伍的建设
要进一步提高高等院校学生的文学素养，主要还要提升大学语文教师队伍的师资力量。为了更好地培养文学素质高的大学人才，一定要做到大学语文教师学者化，大学语文课程专业化。大学语文教师学者化就是说将各个文学领域的专业的专家和学者邀请到大学校园从事大学的文学教育，正如民国时期闻一多、沈从文、朱自清等著名的学者到大学之中担任语文教学一样，这些著名学者不仅能够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还能够为其他教师提供榜样作用，让其他老师向他们学习优秀的教育方法。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现任的大学语文教师的培养，加强大学语文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勤勉治学、诲人不倦。最后，还要将大学的语文课程向专业化发展，也就是说在提升大学教师学者化的同时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做到大学语文教师能够以专业的眼光去审视文学作品，并且做到深入浅出地将其中的文学内涵传输给学生，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吸收文学知识，扩展视野，最终达到整体提升学生文学素养的目的。
四、结言：
它肩负着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重大责任，主要面向普通高校非中文系专业的学生，主要教学目的是通过欣赏文学作品、阅读文学著作来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水平，锻炼大学生的阅读能力，促进他们形成终身阅读的理念，并在潜移默化中使大学生得到更多的传统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熏陶。
参考文献：
[1]孔庆东.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方向[J].中国大学教学，2006（07）.
民国文学的特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民国建筑，装饰艺术，文化标尺，形式符号，文化创意产业
中图分类号：J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3）03-67-3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建筑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东西方碰撞，西风顺势东渐，在碰撞之后的协调、融合与发展过程当中，促成了民国建筑装饰艺术开始由近代向现代、由集中向折衷、由东方传统向中西兼容装饰美学的重要转型。因此，民国建筑承载了这次中国现代建筑装饰艺术转型的完整历史过程，在中国建筑装饰艺术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而今，建筑艺术发展正面临后工业时代的观念性与多元化趋势，对经典建筑装饰艺术的维护与再利用也不可停留在单一的保护与再翻建层面，而应是横向的“形式研究”，即作为建筑装饰艺术主体风格与语言的形式符号的维护研究，以及纵向的“文化翻新”，以促进今天的艺术创新乃至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一、鲜明的文化标尺
民国建筑装饰艺术作为一部参考现代建筑美学思想与价值观的重要载体，集中了中国近现代建筑装饰艺术发展的双重价值取向：对东方传统样式非科学性的反思与对西方现代建筑理性成分的吸收。
这种双重取向的鲜明性与独特性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不曾有过的。她的产生可追溯为两条历史动因，一是国际趋势：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功以及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使得资产阶级制度与技术释放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代表其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文化也随势波及世界，19世纪中期的现代主义美学在各个流派的百花齐放中，从文学，美术，诗歌到建筑等领域促成了新形式，新材料，新结构的产生，如新古典主义美学思路；以马列维奇、蒙德里安为代表的几何抽象与风格派；致力于现代设计为主导的德国魏玛的包豪斯等。二是国内趋势：1918年开始的以及次年的“五四”运动为，使当时中国更加开放的兼容外来文化，传统的本土文化面临现代转型，这极大刺激了中西合璧的现代性建筑美学的诞生。当时也出现了第一批留学海外的建筑师，如留日的刘敦桢，留美的杨廷宝、梁思成、吕彦直、林徽因等，他们日后成为了民国建筑界的中流砥柱。
在这两条主要动因的驱使下，民国建筑装饰美学走向了“内核”的聚变与“外缘”契入并互为转化的装饰艺术典型。中道西器、中体西用，在东西方不同风格、形式与功能之间复杂关系的探索中，民国建筑装饰美学呈现出一套独立完整的形式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表现了当时建筑装饰特有的形式美学，功能美学以及审美心理学。而值得我们研究与维护的是这些形式符号并非为某一个民族之样式、文化背景和心理参照，而表露为多重地域与多元文化特征在个体或群体审美功能积淀上的日趋独立与完整。这其中以简洁明快、抽象对称的新民族样式风格（又被称为现代化民族形式风格）；以自由组合，不讲定法的西方折衷主义风格；以东方外饰、西式布局的中国传统宫殿式的近代简化风格等装饰符号最为突显。
二、符号学的研究与归纳
意大利建筑师阿尔伯蒂（Leon BattJsta AlbertJ）在其著作《论建筑》中写道：“建筑的美在于各部分的和谐，以共同适合于恰当、匀称、表达、优美的反映”。可见形式符号与建筑的功能、结构之物质层面，以及伦理、审美之心理层面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从符号学角度出发，其绝非某一简单之标记或记号，而被定义为一种象征、一种参照或一种含义，它喻示人类所特有的想象力、情愫、寄托与智慧，而成为一种精神性载体。
对于装饰艺术形式符号的保护与利用应建立在对其的研究与归纳之上，在20世纪初中国现代建筑装饰艺术领域中，形式符号的功能结构性、文化象征性、心理暗示性进一步摆脱了技术制约而独立存在，在对建筑结构、环境等起到加强、维护与调节的物理同时，更满足了人们精神诉求、审美取向和思潮境迁等心理需要，实为建筑构造变化、风格演化的高级形态。
新民族样式风格着力于融合中西方建筑装饰元素，创造出既具时代气息又具传统特色的新民族形式建筑。其大量采用平面组合体型与平屋顶结构，在构图与比例的原则上借鉴西方古典的三段式划分，柱式比例等，凸显出简洁与对称的构图。在建筑各构件如檐口、墙面、门窗、入口以及室内施以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形式与图案。如1934年建成的南京首府外交部大楼，建筑外型采用西方现代平面式，整体立面三段式构图，但细部装饰又富含东方传统意味，其檐口下以褐色缸砖装饰成的简化的斗拱构件形象，回纹线脚雕刻以及入口处门廊立柱与雨篷转角处表现出的霸王拳的抽象形象。斗拱、霸王拳、雀替等是东方独具的建筑装饰结构与象征功能构件，在承载较大面积屋面重力传递的同时表达了鲜明的象征性意味，如祈福求祥、厌辟灾祸、伦理等级等。在此建筑装饰中的符号却是简化、抽象、提炼过的，表现了当时人们己逐步趋向极具现代装饰感的西方抽象艺术与简约主义美学，因此转化为体现民族性与时代感的纯粹装饰符号了。
形式符号是我们区别归纳不同时期、类别、地域建筑装饰艺术的主要参照。东方的装饰形式大多是象征性、意象化的，包容了东方人祈福求祥的美好意愿和仁义礼智的精神崇拜。而西方的装饰形式大多是写实性或抽象的，更偏向于某种理性意识与宗教观念，反映了西方人祟尚自然与逻辑的理性文化。建筑装饰演至民国时期，各具东西方代表性的形式符号，或以原型，或以简化、抽象，交叉处理运用到建筑装饰构件当中，在混搭的形式上重塑形式之美，这其中以折衷主义风格较为明显。
折衷主义风格的装饰元素源于西方对各个历史时期建筑样式“令人信服”的模仿、混搭与自由组合，不求定法，自成一体，是民国初期建筑装饰运用较多的一种表现手法。如建成于1910年的江苏省咨议局，其装饰整体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宫殿式，以拱券门特征为主，辅以帕拉蒂奥母题的栏杆与望柱，对称布局的法式梦莎式屋顶，复杂精致的欧式线脚装饰、磨砖雕刻、楼梯扶手、栏杆、木门等构件遵循西方古典样式。而在材料、装饰细节的处理上又体现出了中国传统装饰的特点。如大量使用替代西洋石料的本土青砖、红砖，局部因地制宜地采用混合砂浆以及多种混合材料，细部装饰采用了带有中国传统特点的植物花饰如回纹、卷草纹等作为浮雕装饰题材。由此建筑的装饰构件到仪饰，从纹样到材料工艺，充分体现出东方人对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及新古典主义美学形式和功能的理解与接受，一方面基于当时人们生活水平，思维习惯，社会环境的变迁，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出建筑装饰符号本身之于西方文化教化与传播的心理功能，其时代象征意义与当时人们的审美心理与价值取向是互为依托的。
中国传统宫殿式近代简化风格充分展现了“新功能、旧形式”的时代装饰美学，这类建筑装饰艺术既符合现代装饰功能的需要，又饱含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精华。其中较为典型的有建于1933年的南京华侨招待所建筑群，主楼屋面采用明清官建庑殿项形式，二三层相连的西式竖窗，窗间以红漆装饰壁柱分隔。底层檐口与勒脚部分以水泥假石贴面形成高大的基座效果。正脊与戗脊均有简化后的鲜明民国式脊饰，正脊吻兽转化为了中国传统拐子龙浮雕的装饰性构件，四边戗脊走兽更是抽象成略有形象化的突起装饰符号。独特门廊的梁枋阑额、檐口下额均绘有传统的装饰彩画，雕梁画栋。这些装饰构件己超越了物理功能而上升为纯粹的符号元素。如建筑台基高度隐含了传统的伦理等级功能：“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漆饰的用色也喻示了礼制的要求：“以丹为贵，依次为丹、黝、青、黄”。屋脊的鸱尾与吻兽装饰有厌辟灾祸，守护平安的功能；而完全抽象简化后的兽形图案以及西式墙面竖窗、壁柱等则非常契合那个开放年代的民族审美心理构想。
可见民国建筑装饰符号已经形成了独立完整的体系，虽然它现正面临减少、替换或彻底丧失。因此研究、归纳、提炼这段时期的装饰符号对于学习其装饰设计方法，传承其装饰美学理念，寻求维护经典建筑装饰艺术的有效途径至关重要。首先，要保持这些符号体系独立的美学价值与时代文化特性，研究其对于特定时期建筑装饰的功能、技术及材料运用的主导性与关联性，这并非着意强调功能须服从于装饰或反映装饰，而是要保证装饰艺术与建筑结构的逻辑统一。如果建筑装饰结构、材料、施工等技术本身能考虑到形式符号的和谐与统一，才能在维护与保护的实践过程中忠实的还原其特有的符号与内涵，追溯原有的艺术氛围，为“拟建”一种新兴的民族地域文化经济产业链奠定理论与物质基础。
三、创意型文化经济产业链
目前，国内现己逐步意识到对民国建筑的开发与利用价值，如上海“新天地”广场的成功开发与南京1912民国休闲娱乐区域的建成。但这样的再利用仅以单一的经济获益为导向，是在对建筑文化并非真正深知与独到理解上的再利用。所以其过程中必然存在原貌丧失，装饰变味，滥取滥伐，资源浪费等弊端。因此，对于民国建筑装饰艺术的再利用，不应该只停留在对其特征的描述与再现上，不应该只停留在单一的利益获取与盲从开发之上。
建筑装饰艺术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一首无声的诗，那么以创意型文化主导的经济产业链无疑是将这首“诗”推向了更广泛的阅读群。在现代社会经济越发以“高技术和高文化附加值经济”为依托，越发以服务化、信息化、开放性、关联性为特征的产业链趋势中，对经典建筑装饰艺术的再利用必须打造以民族地域文化为主（包括遗产文化、创意文化、衍生文化等）的文化输出型经济产业链，才能产生相当的规模与效应。
新兴文化经济产业链应是一个资源化、创新性、低损耗、技术化、多层次、再循环、网络化的链条结构，而文化输出是它的策略重点。实现这一新型产业链的资源化与创新性，关键在于归属“内容产业”的遗产文化发掘、归纳、创新的价值链。民国建筑装饰艺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体制、文化背景、生活方式、思想潮流、科技发展、风俗习惯等环境风貌，反映了当时的建筑师们创新民族传统装饰文化，探索西方文化本土转型之路。中西合璧、道器结合，因而具有鲜明的地域环境、时代特征和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是本土现代建筑文化源流的一面明镜。基于这一价值链的架构，首先应着眼于研究与时代背景相关的建筑装饰文化的概念创新、材料创新与方法创新，并将其看作是一座庞大的文化博物馆体系，从中提取最具浓缩性的装饰艺术符号，提取最具代表性的新材料、新技术结晶，提取某一建筑身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提取那最折衷，最多元化的衔接古今中西的“中间环节”，从而作为这个博物馆馆藏的一件件物质与非物质藏品，充分发挥这独特的装饰艺术所聚合的强大物质功能与精神载体，形成丰富的创意产业素材内容的产业活动。
而其技术化、多层次体现在归属设计制作产业的企业链。基于民国建筑装饰符号理论研究与创意内容、创新概念启发下，以文化输出与文化创意的高附加值为引导形成庞大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载体。如建立民国建筑博物馆系统，装饰艺术馆、历史文献馆，在网络上创建民国装饰文化历史演变与陈列的虚拟数字博物馆，在还原或进一步凸显民国建筑装饰形态的前提下，将原历史建筑改建为民俗艺术馆或现代美术馆，在相对集中区域以历史建筑为实景开辟出专业的影视拍摄基地以及制作、编排、特效、宣传等高新技术产业区。同时兼容并蓄相关文化设计方面的企业、他们将提供高科技技术支持、国际化的策略推广、信息的交互咨询和文化经纪等平台支撑。
再循环、网络化表现在归属服务与衍生产业的供需链，着重体现在消费类信息文化产品的普及和文化艺术符号的大规模市场推广。其前提是基于对现代消费心理学的求实动机、求美动机和求新动机等品牌心理的研究。民国建筑装饰完整的历史文化积淀早己使其成为代表民族的文化品牌，同时其特有的混搭、折衷、简化、抽象、仿古、现代等装饰风格又作为当今个性化消费主义的完美代言。因此高附加值的品牌效应在文化产品推动下将形成巨大的资源能量，渐入到一个网络化的衍生领域，衍生出相当可观的周边经济，如以民国建筑装饰为主题的餐厅、休闲会馆、主题公园，民国装饰文化的家居系列、生活休闲创意产品、文化用品、服饰，民国建筑装饰历史出版物、影像产品等等。
四、结语
一个时代的建筑艺术由于其独具特色，因而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区分开来，而这种特色必须饱含时代之沉淀才能富于生命力，才能作为本民族文化于特定历史时期发展的代表。因此，对于这些经典传世建筑装饰艺术的维护与再利用须切合其独有的文化体系与思维逻辑，须建立在系统的理论认知与独到的运用思维之上。单一的利益取材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而变味破坏性的翻修更是一种失职！一切偶然和仅仅是样式化的动机都应被放到它应去的最低层位置。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本民族建筑文化之历程；通过具体的装饰美学形式追溯其源，才能使今天的文化产业创新具有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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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民国文学的特点范文第6篇
[关键词]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 知识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4-0108-02
李济先生的著作《中国文明的开始》，成书于英文，最早于1957年在美国西雅图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70年曾由万家宝（）译成中文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第一讲挖掘出中国的历史（中国考古学史），第二讲概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的早期发展，第三讲讲述中国的青铜时代。目前大陆的同名版本由李先生的哲嗣光谟编选，江苏教育出版社（凤凰出版集团）出版，其书除了主体部分，另外还选了几篇相关的文字与之相补充并互为辉映。应当说，从其一生的学术著作来看，多数都与中国的上古文明或文化有关。各篇多按发表年代排列，大致可反映先生某些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发展过程。这里主要结合李济李济的主要学术成就和研究背景，对此著作大陆版本的主体部分作以评述。
在这本著作中，他首先谈到了考古学研究的目的：“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这样的属于两类但息息相关的问题，实际构成了对中国考古学及其历史研究的最核心内容。而考古学家的工作，正在于“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包含在他所倡导的“重建上古史”、“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以及“新史学的四种境界观”等之中。
如若不以严格西方学理意义下的学科分野来论述，中国的考古学渊源可以最早追溯到传统的金石学、古器物学。而在20世纪以降，特别是在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傅斯年所领导的“史语所”支持下的考古学，则成为率先“现代化”的学科之一，这门科学成为了革命性的科学。刘梦溪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中罗列，自儒、释、道三家并立，标志着我国传统学术思想多元化格局的进一步形成，宋明学术、乾嘉学术、晚清新学等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学术流派。他指出：“直承今文学而来的疑古学派的出现，本来是传统学术走向现代的重要一步，但在甲骨、敦煌学新发现面前，它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简直足以在事实上拆毁它赖以建立的理念根基。”接下来他引述了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刘先生接下来评论说：“此一新理念的提出，学术界响应者甚众，不仅对疑古之偏颇有所是正，对二十世纪的学术行程也自有其影响，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学术何以史学一门最富实绩的原因……而中国现代学术中考古门的建立，也是与清末的学术新发现相联系的……二十世纪初，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的建立，李济、董作宾、郭沫若诸人，与有功焉。”回顾近现代学术思想史，即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之嬗变过程，“疑古学派”、“考古”与“二重证据法”是几个关键方面，代表当时知识界的思想潮流。1928年傅斯年先生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谓：“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在当时所带有的宣言性质，实际上具有学术思想史的意义。
学术之变并非仅有新旧嬗变，因为所谓“学术”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知识活动的体现。在这个变化的整体趋势之中，考古学是一个很明显的征象。这是由它的学科性质及学术运作的特征所决定，相比于“传统学术”中那种强烈的书斋性，这门学科的重视实物的实证主义态度和获取研究资料的方式，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鲜明的初生之气和青春气象，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股新鲜血液和“现代学术”的一支生力军，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考古学是一门富于革新精神的学科。为了充分地了解这个学科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性，必须把考古学纳入学术思想史之中。而在这门学科之中，李济先生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之父”、“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因此，当我们讨论《中国文明的开始》时，必须把李济先生及其作品置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背景中去。
李济，1896年出生，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1920～1923年，他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以上这个学业简历很重要，因为它反映了李济先生学术的基础，也是我们分析和研究他学术思想的线索。如果与其后的梁思永、夏鼎、苏秉琦等先生相比较，可以看出李济先生更多地受到了美国人类学的影响。
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中，李济先生认为，研究上古文化所面临的最要紧的问题，首先一部分是要如何把殷商的考古材料与事前的考古材料比较贯穿，同时要把若干不能解释的成分，找出它们可能的来源。这些问题，在他看来都不是凭想象能解决的。它们的解决，需要更广阔的田野考古工作，以及更深度的比较研究。任何古史的重建工作必须以可靠的材料为立论依据，材料必须是经过考证及鉴定的文献史料，和以科学方法发掘及报道的考古资料。撰稿人须尽量利用一切有关材料，尤其要注意利用最新的资料，其中包括几大范围：一是放眼世界、全球范围内的人类起源和原始文化的资料；二是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包括地质学、气象学、古生物学各种研究成果；三是人类的文化遗迹（史前考古学，主要针对古器物即古代人类遗留下的工具等）；四是体质人类学的成果（包括对古代人身体遗骸的研究、其分化演变的过程以及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等）；五是狭义的考古学资料（即古器物学家所承认研究的考古资料，青铜时代以及以后的历史），但李济先生同时指出，因为在采集方法与看法上的不同，这批材料的价值在过去都没有得到它们应该得到的注意，而在现代考古学的视野下，它们的学术重要性会得到重新思考；六是民族学家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原始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其体质上；七是研究中国上古史最基本的资料，即传统的经学与史学文献，而如何辨别这些庞杂的资料和评价它们的价值，均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和研习。
民国文学的特点范文第7篇
张英进：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最近在做的一个研究，就是重新指涉“国族电影”，在这一点上目前海外一些学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在我看来，的确应该意识到“国族”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也要考虑它在电影文本及制作机构、市场当中的因素，正是出于这一点，我强调要回到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电影。事实上，如果重新回到中国早期电影，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在默片时期，也有相当多的跨国因素――从中国电影一开始出现的双语字幕，到我们所聘用的来自美国和日本的电影技术人员。所以，如果放开“国族”作为惟一的考察角度，我们的确可以研究其他的因素，尤其是在电影制作过程中跨国资本的流通问题，这样就可以打开研究的视野。我为什么在国内一直提倡研究早期电影呢？因为早期电影的语境跟我们现在所讲的“全球化”以来的跨国语境相当接近，不但在经济方面，还包括影像方面――当时的影像要面对不同的族群，在没有字幕的情况下，大家跨越文字、文化来理解。再比如早期电影最主要的类型是喜剧片和动作片，其实现在能够国际化的电影，也是动作电影，它比较直观，容易得到认同，像成龙能够成功进入好莱坞，就是靠滑稽的动作片。所以说跨国华语电影研究，不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而应该追溯得更早一点。在中国语境当中，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产生的国族电影的概念，到80年代以后又回头出现了跨国的研究视野。这种跨国视野对于华语电影的研究，除了在文本上可能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还包括一些文本之外的研究，包括经济、政治方面都可以有一些新的议题。
李凤亮：那么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国族想象”都已经成为海外华语电影研究中的一个中心议题。大家对此的探讨形成了哪些意见？或者有哪些争议？
张英进：就华语电影而言，由于港台电影的介入，我认为产生了区域性的问题，产生了超越区域的民族认同。武侠片在这方面表现比较明显。张建德（Stephen Teo）的观点很明确：70年代李小龙的电影其实是对中国的想象，但对这个想象，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反映：在香港地区的反映跟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反映都不一样。它虽然也表现一种民族情绪，但是这种民族情绪在接受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不同的民族想象。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国族想象”的确是多元化了，让我们有了不同的想象空间――包括作者意图的空间和观众接受的空间。
李凤亮：您文章中多次提到，在研究华语电影时，文本的特殊性决不能被强迫简化为理论性模式或者被理论模式所简化；您主张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是建立一种对话模式的跨文化研究，认为这种形式有助于形成“对话和多种声音并存”。您后来还专门撰文提倡“比较电影研究”。那么您能大概谈谈目前这种跨文化研究在实践层面取得的成绩吗？
张英进：按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香港电影研究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包括用英文发表文章的一些香港学者。从一开始香港电影研究就跟类型比较、性别分析比较接近，跟电影工业的发展和跨国的明星表演相联系。香港电影研究的这种多元化角度，使它呈现出了与大陆和台湾电影研究不一样的面貌。我们常常看到香港电影研究中对同一文本的不同解读，这样的研究能够增加我们对电影的认识，比如性别研究，还有香港本土文化（如粤语）的研究，香港电影工业如何能够对抗好莱坞的研究等等，这些方面香港都做得比较充分。
李凤亮：“国族想象”的本质应该涉及到文化认同。事实上如您刚才所言，这种“国族性”的身份认同是极为复杂的，除了涉及到您归纳的不同时期（您将中国电影百年分为四个时期）时代性的差异之外，即使在每个时代内部，它还跟电影生产的各种复杂背景紧密相关。谁的电影、谁的国族、谁的认同等问题就自然出现了。我记得您编著的《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第三部分就分析了身份问题与民族、地域、传统密不可分的关系。您指出，在这个国家、文化和个人身份的相互摩擦中，概念的定义并不是固定的。民国时期上海电影和城市文化的特殊性产生于上海而不是中国其它城市，是因为上海人口的多种族、多地区成分，租界、跨国公司，以及上海与好莱坞、苏联、日本、香港、南亚的文化交流，所有这些使得中国电影的“身份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那么，就今天而言，华语电影仍然在华人社区的文化认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好像不同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存在着分歧？
张英进：文化认同是一个很大的命题，现在大家基本上认为认同可能有多种走向。我仍以香港为例来说明。我们谈香港的文化认同，首先牵涉到什么是香港地区的本土文化，或者香港文化的特点。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阿巴斯（Ackbar Abbas）曾提出香港是一种消失的文化，就是在香港，文化的呈现是一种消失的模式；一旦你发现一个文化模式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慢慢地消失了。我觉得他这个概念比较符合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域产生的文化这一特质。香港确实是很多人过境的一个港口，有相当大的流动性。香港电影所表现的往往正是香港的流动性、活力，另外香港电影中动作片占主导地位也是一个明显的特征。你可以在香港电影中找到不同的认同模式：有认同中国大陆的，包括黄飞鸿系列电影，以至香港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尤其是97回归之前，大家通过电影来重新探索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你可以说《笑傲江湖》各方面都是对中国文化重新进行的一种商榷，在什么地方可以更改，重新找到一种认同的方法。
李凤亮：华语电影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是您探讨的一个基本问题。您在《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等著作中探讨了这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在我看来，谈论现代性似乎离不开城市，而电影与城市的关系似乎比文学跟城市的关系更紧密：首先，城市是电影的制作基地和生存土壤，电影文化只能从城市中产生；其次，城市题材是电影自产生以来即不绝如缕，而在中国电影生产的早期及近十年，城市题材更是主流；再者，电影也是城市现代文化的重要消费形式之一。当然，现代作家中也有不少人借鉴电影蒙太奇手法表现城市，张爱玲、“新感觉派”都是这方面的高手。您曾说过，早期电影研究援引本雅明的都市“现代性”论述，方法取于福柯的文化“考古学”，而其跨学科特点表现在对电影视觉、城市机构、观众心态等诸方面的综合研究。电影的动感视觉使看电影与乘火车旅游和逛百货商店等现代经验产生关联，早期的放映场所又使电影消费与歌舞杂耍和游乐园艺等大众文化娱乐项目联系起来，科技发展更使电影和摄影、X光、解剖等一起成为满足观众与日俱增的视觉求知欲望的全新途径。由于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早期电影研究因此牢牢扎根于视觉文化、城市文化、消费文化等大的语境之中，既向后者取灵感和素材，又推动后者的研究发展”。在您看来，在研究中国城市现代性方面，电影是否比文学作品更有分析价值？如果是，这种分析价值通常会从哪些方面体现出来？
张英进：我觉得不同的文类有不同的价值，很难讲哪一个更重要。当然电影有更直观的效果，其他的不说，至少从现实的角度，电影保存了一些已经不存在的城市建筑影像，所以电影跟城市记忆产生了直接联系，这是电影的强项。电影还有一个强项，就是它的视觉效果：它确实可以让大家产生很深刻的印象，记住一些电影当中呈现的某个城市形态和城市特征。在这方面，文学可能没有那么直观，当然它可以通过语言、对话、文字的描写产生其他一些效果，尤其是方言的效果、地方文化的效果，这些可能做得比电影复杂，因为一部电影只有那么长的时间，不可能什么都包括，文学与电影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李凤亮：对城市的“罪恶化”叙述，是现代文艺作品的基本面貌之一。在华语电影与城市的关系中，似乎存在着一种悖论：被消费着的城市电影，反映的却常常是对城市的批判，对城市中弱势群体的关注，比如中国大陆的《我叫刘跃进》就是这样一个文本。如何看待这种悖论？它从何而来，是否反映出西方现代性批判意识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投射？在您看来，中国电影百年中对城市的态度是否应当重新认识？换言之，是否可以把城市当中一些诗意的部分呈现出来？
张英进：其实不但是中国电影，是整个世界电影史中，城市作为正面形象出现，较多地是在早期电影中，尤其是一些“诗意”的都市交响曲那样的纪录片。20世纪20年代之后，早期电影就开始对城市的负面进行批判和质疑。这也可以看作是电影作为一个艺术形式出现以后，它所呈现出的一个历史特征。你刚才提到电影能不能找到生活中的诗意，其实中国电影中不乏这些东西，社会主义时期电影最明显：如果你愿意把《今天我休息》看作一部城市电影，它便是这样一个很典型的“诗意”抒情文本。在这部电影中，城市这一新的社区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下产生了这些好人好事，这是新的城市的一种“诗意”模式，其实社会主义时期的不少小说作品中也有这种新的模式。包括后来完全描述北京城市形态、城市文化的电影，总体上也还是比较正面的。当然，像你刚才所讲的，城市电影整体上反映出了现代的悖论，因为现代性本身是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上的，而科技的发展则导致人性的异化，电影和小说同样对人性的异化进行一种批评性的探索。而人性一旦异化以后，就失去了与自然的联系关系，所以就产生了很多对城市进行批判的电影。会不会产生一些描述城市正面的诗意电影，我想应该会有人去做。
李凤亮：能否介绍一下海外华语电影研究中的“性别”视角，包括对银幕中形象的研究？这已成了大多数电影研究学者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像崔淑琴《镜头里的女人：百年中国电影中的性别与民族》（2003）、张真《银幕艳史――上海电影，1896-1937》（2005）等就对此作了集中探讨。张真自己就说过，从性别的角度检视身体和电影科技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从女演员的银幕形象和影迷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中国早期电影是由媒体传导的、具有白话性或通俗性的一种现代体验，女明星的身体是中国20 世纪早期现代性的体现。她还指出近期女性主义的电影学研究队伍凸现以性别为特别视角，侧重关注早期电影的女先锋以及明星和观者的性别符号化，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也丰富了电影史学的研究。她们的工作从概念和史实上都增强了对女性观者的研究，挑战了普遍将经典电影诠释为一个缝合无隙的父权的再现体系的观点。记得跟鲁晓鹏教授交谈时，他特别提醒我注意这种性别研究中的主体。那么在您看来，研究者自身的性别身份是否会影响到这种研究学理性的深入？这种性别研究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加强？
张英进：性别研究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中是没有的。通过西方性别研究理论来重新考察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一开始引进女性主义的观点，自然会产生一些冲击，因为它跟大家早期所信赖的分析方法不同。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其实有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分别，其中包括一些相当激进的女权主义；当这些不同类型的观点同时进入中国语境当中，就会出现一些学者不愿接受的情况。其实，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性别分析还是不完全一样的，性别分析不一定必须以女性主义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它其实是通过分析男性女性价值的不同，来重新解释文化的多重因素，包括文本的生产和接受。关于性别在电影接受过程中的重要性，其实我们通过一些数据分析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数据分析能够反映出文化和文艺价值在流通当中存在着相当的复杂性，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忽视了这种“接受研究”，而电影研究把这部分做上了，在这一点上，电影研究比文学研究要做得好。
通过性别来分析作品，可以产生一些新的认识。性别也有其自身的意识形态表达，它会导致权力结构和权力价值的表达，产生许多新的视角，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某些文化现象中的逻辑。在这方面，性别研究有很多是可以做的。当然我知道，在国内语境中，对性别研究本身还有不少偏见，这可能跟我们介绍有时用“女权主义”而不是“女性主义”有关系，觉得“女权”仿佛饱含了一种反抗性的维权意识，“女性”的意识形态性则稍微淡化一些。在中国的语境当中，有一些学术讨论很容易意识形态化――你要么是这个，要么就是那个；其实对同一个问题可以采取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性别研究本身作为分析的工具，是有很大潜力的。借助于它，我们可以从过去熟悉的文本中挖掘出很多新的意义。
本访谈稿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项目“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海外视野”相关成果，有删改。刘丰果、王永志等协助资料整理，特此致谢。
民国文学的特点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新文化史；彼得・伯克；历史叙事
新文化史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一时间在国内史学界声名鹊起，关于新文化史的研究则连篇累牍，其中自2001年以来以新文化史为研究主题的文章就达到了683种之多，[1]其中关于新社会文化史的一年就有44种，译介的论著有百余种之多。同时，对国际学界新文化史研究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以及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相关研究也不断涌现。这些研究成果在叙述过程中试图爬梳、分析和探求新文化史的基本特点和编纂方法，这一行为在客观上体现了新文化史研究者的新文化史研究心态，本文将以国内彼得・伯克研究为出发点，重点探讨国内学者编纂和建构新文化史的过程。
1 新文化史研究
新文化史作为国际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范式”，在国内的史学研究中，大部分研究成果是以理论研究的形式呈现出来，关于新文化史的产生发展以及其理论特点的评述更是占据了新文化史研究的很大一部分，大部分相关研究把新文化史形成的背景归结为英国史学、法国年鉴学派以及后结构主义思想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共同影响，周兵还讨论了历史叙述主义以及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对史学研究和新文化史的产生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影响，认为西方主流历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包括三个重要方面，即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从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以及史学研究对象向侧重文化分析与文化因素的转向。[2]张仲民的研究丰富和补充了新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些弊端，他认为新文化史研究的兴盛并不意味着史学研究应该排斥宏大叙述。[3]丰华琴的研究则是转变了前两位学者的论述，但她也仍以该四种理论发展背景调整为其具体的研究形式，她认为新文化史的三个转向是指“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语言学的转向”以及“叙事史的回归”，新文化史研究对象表现为三个层面，即心态研究取向、大众研究取向以及微观研究取向，并点破了新文化史研究给史学研究带来的三个重要思路，即历史是一种解释或者诠释，历史解释不应受到解释“范式”的制约。[4]吕杰摒弃了关于新文化史研究的传统方法，从话语分析与新文化史研究的合法性出发，去分析新文化史研究的知识社会属性，认为新文化史在那些理论背景的推动下成了代表历史学典范转移的一种话语。同时，在其实践过程中又必须不断进行调整，以维系其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不断调整文化的定义，调整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新对客观性的理解，从而实现由偏重解读符号体系的意义转向将符号与实践相结合，社会研究与文化分析的结合，重视虚构背后的建构过程。[5]王亮将新文化史的“新”简单地归结为指导思想的改革、书写方式的更新、研究领域的拓展三个方面。[6]关于新文化史的总体性研究也逐渐陷入一种“叙述性范式”，从介绍新文化史的概况到追溯新文化史产生的背景，再到新文化史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特点，最后归结到中国的新文化史研究，而对在新文化史兴起和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人物研究则相对灵活一些。
关于娜塔莉・戴维斯女士与新文化史的研究，以及开始由起初的文本分析开始转向观念的探讨。周兵对《马丁盖尔归来》的形成和文本进行了分析，探讨其中蕴含的新文化史研究特点与方法，[2]夏小娜则突破了这种分析方式，以戴维斯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以有关妇女史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探讨戴维斯的妇女史研究是如何充分地体现她的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思想。[7]关于新文化史范式形成的几个重要代表人物的研究也是学界梳理新文化史形成的一个重要方法，梁时英详细介绍了吉尔兹的著述历程、解释人类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案例，通过分析新文化史的兴起和考察若干新文化史家代表作，以期系统梳理吉尔兹对历史学方方面面的影响及提供的借鉴和启示。[8]张茜梳理与分析布尔迪厄在社会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理论框架和主要概念工具，通过考察布尔迪厄思想在新文化史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布尔迪厄对新文化史的理论影响主要是体现在理论观念上，其早期在人类学领域的研究实践、对文化概念与文化分析方法的重新解释以及他的实践理论和反思性立场等都给新文化史家提供了一个探究历史的独特的理论视角，指引他们走向了新的方向。[9]此外，还有关于林・亨特的研究成果也体现了从文本研究到其思想理论与研究实践的研究。①
新文化史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范式”和代表人物，有些学者开始探讨“新文化史”对其他学科研究应用的可能性，如在“新文化史”的视野下重新审视文学、文学史、文学研究的现状，邓金明认为这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10]教育史的研究，[11]明清、民国社会史、城市史等中国史研究[12，13，14，15]也开始意识到引入新文化史的研究范式，还有研究涉及近年来国内关于新文化史研究成果的出版情况。[16]
2 彼得・伯克研究
彼得・伯克作为英国乃至国际史学界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随着其1999年的到访，开始将“新文化史”第一次带到中国，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三校进行了巡回讲学。随后，他接受了南京大学的采访，形成《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17]一文，而他撰写的《西方新社会文化史》也于同年登载于《历史教学问题》。伯克的中国行，在推动中国史学的“文化转向”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关于他的研究并没有随之兴起，而是在出现在十多年之后，2012年蔡玉辉的《每下愈况：新文化史学与彼得・伯克研究》出版，使得国内关于彼得・伯克的研究暂告一段落。截至2014年11月，中国大陆关于彼得・伯克的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已有十几种。
关于彼得・伯克的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彼得・伯克的历史观，蔡玉辉将其归结为中和、建构与多维三个层面，体现了大众化、平民化和多维性的特点。[18]这个观点在其研究成果《每下愈况：新文化史学与彼得・伯克研究》中得到了发展，即彼得・伯克的史学观中的“中和观体现的是一种价值取向，其中包含了对大众化、日常化的追求；建构观体现的是一种创新意识，包含着对熟习化的否定，对‘约定俗成’的否定，对新意的追求；多维观体现的是一种平等意识，包含了对欧洲中心主义、文化沙文主义的否定，对多元文化的追求。”[19]其书用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去论述传统文化史的流变，不同文化史观的举证与论析，以及新文化史的发展历程与史学特征，借此阐明新文化史较之传统文化史所体现的问题域的变与不变，很难说是一本关于彼得・伯克研究的专著，笔者在此不予深入分析。武玉红成果的聚焦点相对更集中一些，她比较了彼得・伯克对新文化史和文化史的早期形态之间的差异，以及目前新文化史研究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即文化建构理论、文化的定义尺度、新文化史研究对象的增多和碎片化的危险。她进一步指出了彼得・伯克对社会理论的关注。[20]这些关于彼得・伯克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基本上理清了彼得・伯克关于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观点。
在彼得・伯克看来，语言具有不确定性和符号性，“历史史料载体的语言特征，史料记载者、传抄者和解释者的主观性，时代变迁等这些因素，决定了历史文化意识、观念、概念、形象、性别特性、阶级、民族、种族、种姓、氏族、部落等术语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建构起来的，如欧洲中心观念就是西方人的一种建构。”[21]关于彼得・伯克的研究亦是如此，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过程主要体现在对彼得・伯克新文化史研究的编纂过程中，以蔡玉辉的《彼得・伯克的文化史观》为例，文章一开始便对彼得・伯克的形象作了一个简要的描摹，他“思想深刻，温和平实，但眼光敏锐，且博闻强识，视野开阔。……撰写史学著作26部，发表专题学术论文269篇（截止到2010年7月）。这些著述被翻译成30余种文字”。[18]这便使得读者对彼得・伯克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这位学者人还不错，研究功底深厚，研究成果丰硕，且影响力很大。接着，作者便开始追溯彼得・伯克的成长史，“多元”与“优异”是这一部分的主题词。继而作者开始对彼得・伯克的文化史观做了一个论述，这部分也是文章的主体部分，这一部分基本上是彼得・伯克自说自话，在4500字左右的论述中有将近70%的论述转引自彼得・伯克，其中直接引用达到了62.43%。作者论述的方法以陈述为主，而其中鲜有的一处比较研究中却没有给出参照物，而对参照物的描述更是无迹可寻。最后作者对自己的陈述进行了总结与延伸，分析了彼得・伯克的研究成果受到追捧的原因，即彼得・伯克平等中和的价值取向。其对各种文化的广泛了解也许来自于掌握多种语言带来的便利和其清新简洁而略带幽默的论述风格。这个评价体系的运用使得研究者对彼得・伯克的新文化史研究的纂写最终没有扭转到一个批判性研究的高度，当然，作者对彼得・伯克的历史观的陈述中也不乏一些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彼得・伯克新文化史思想与实践的编纂过程中的另一种方法便是批判性的研究，刘华对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的译著却使我们对彼得・伯克的认识更进一步。彼得・伯克在文中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新文化史却是对布克哈特描绘时代肖像之设想的回归。然而，隐含在新文化史背后的寓意与那些早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化史是迥然有别的。”[22]
3 结语
新文化史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世纪之交引入中国史学界，但在学界并没有引起很大波澜，与台湾史学的研究相比，便可一目了然。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研究员所言，在新文化史研究中对个别人物的叙事性描法与中国传统史学叙事方式和故事建构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传记占有很大一部分，这便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点。西方新文化史给中国史学研究带来哪些更加可取的成分，新文化史研究者如何去编纂自己的新文化史研究成果则是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形式。从关于彼得・伯克新文化史研究的编纂中可以看出，国内新文化史研究的编纂仍然是以一种传统的方法去看待一种新的编纂体系，很多研究成果并没有融入或超越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在史学研究中只能处于“失语”的地位。
此外，关于新文化史的编纂过程中，对于“新文化史”和“新社会文化史”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习惯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虽然很多情况下不同的研究者在面临同一个研究对象时，会因人而异地偏向于选用某一个术语来编写关于新文化史的研究，由于篇幅有限以后再论。
注释：①如周兵.林・亨特与新文化史[J]. 史林，2007（04）：170-182+91.李杨.法国共和政治文化下的家庭罗曼史――林・亨特之性别化阅读方式对法国大革命的重构[J]. 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1（10）：21-22.丁敏.林・亨特新文化史研究[D]. 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但其研究成果仍然比较有限，难以作进一步的准确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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