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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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正当竞争条例范文第1篇

近年来，我国市场得到了迅速，市场体系日趋完备，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一些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逐渐暴露出来，有的表现还很突出。相比之下，《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执法手段和法律责任与现实经济生活存在着明显的不适应，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缺乏可操作性，对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缺乏周密规范，造成了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查处力度不够，在一定程度上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这种情况就使得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迫在眉睫。

一、应增加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进一步拓宽执法的范围

法律的稳定性相对于法律所调整的经济关系的变动性、灵活性而言是滞后的。法律一旦制定就具有稳定性，而社会经济关系则是在不断变化的。在国外，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其广泛且不确定而著称。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转轨变型时期，旧的体制正在消失，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形成。这种新旧体制交替在竞争秩序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导致许多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出现。我国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根据当时经济领域不正当竞争的情形，只规定了十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每种行为都有明确的适用界定，致使许多新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无法纳入到现行法律的调整范围。十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也限制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商标、专利、版权法的后盾法的作用的发挥。人们曾形象地把传统知识产权的三项主要法律(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比作三座浮在海面上的冰山，而把反不正当竞争法比作在下面托着这三座山的海水，商标、专利、版权法管不到的违法行为，由《反不正当竞争法》来管。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虽然为专利法保护不到的发明创造提供了更宽保护，但仍比较弱。而如何在版权法之外提供更宽的保护，还没有相应的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本应保护到商标法所管不到的违背诚实信用的商业行为，仅以假冒他人注册商标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为例，既不是《商标法》的调整对象，也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范围，影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效力的发挥。

为了弥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不足，一些地方性法规细化、拓展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范围。但是，按照《行政处罚法》第11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因此，建议在修订和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时，第一，对不正当竞争行为采取概括加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一般条款，并为一般条款设置相应的罚则，以适应纷繁复杂的经济生活，同时也避免以行政立法、地方立法、部门立法修改基本法律之嫌。第二，设定兜底条款，及时规范经济生活中新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为了防止行政执法的随意性影响统一的市场体系的确立，可以采取提高认定机关等级的办法予以限制，以此增强对各种新出现的或者将会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控制力，促进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强化查处反不正当竞争行为力度，保障反不正当竞争行为主管机关有效实施行政职权

，作为反不正当竞争行为主管机关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案件时，往往显出执法职权和执法手段力度不够，缺乏扣留、查封、强行划拨等强制手段，以致有人把《反不正当竞争法》比喻为“给枪不给子弹”的法律。执法手段太弱严重影响了行政执法的效果。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尤其是查处假冒、仿冒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往往避开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而最大限度地适用具有强制措施的《投机倒把行政行为处罚暂行条例》。严格地讲，这是违背适用法律优先于行政法规原则的。

为解决执法手段的不足，有的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公、检、法部门联合执法，借用他们的执法手段进行执法。这些做法既不符合法治原则，也大大增加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执法成本。另外，国家立法机关在赋予行政执法机关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保全措施方面，采取了高门槛的授权原则。如《商业银行法》第30条规定，对单位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个人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行政处罚法》第51条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工商管理机关有权将查封、扣押的财务拍卖或者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这样一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地方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规定的查封、扣押、划拨等行政强制措施进行办案，将又会陷入困难的境地。

因此，解决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手段“软”的问题，最终要在修订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时，赋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拥有对涉嫌反不正当竞争行为人、相关人询问和要求提供有关证明材料的权利;对其有关的协议、帐薄、凭证和其他资料有查询、复制权;对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人的财物，有查封、扣押权。这样就消除了长期以来有些单位和个人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能否扣押、查封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人财物的疑问、指责和行政应诉中的困惑。另外，还应赋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查询不正当竞争行为人在银行或者其他机构的存款;必要时，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冻结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

三、加重追究不正当竞争行为人的责任，增强追究法律责任的可操作性，增加查处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的深度

其一，要弥补追究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空白点。《反不正当竞争法》将低于成本销售、搭售以及商业诋毁行为等列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未规定相应罚则，使追究这些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出现“真空”状态。

其二，要健全对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种类。《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有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只规定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最高罚款10万或20万的处罚，没有规定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产生了有些经营者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愿意接受罚款的现象。

反不正当竞争条例范文第2篇

目前，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法律有《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大量的司法实践表明，《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完全可以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在有的方面还需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在我国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更应加快完善的步伐。具体地说有这样的六个方面应予重点考虑：

第一，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应重新界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加入WTO以后的新形势，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定义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为此，我们应当按照经济全球化和“入世”的要求，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义，确立一个广义的不正当竞争的概念。完善监督检查手段和法律责任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不断修改、制定和细化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配套规章，加强行政解释。为反不正当竞争工作提供更具有操作性、更有力的法律依据。同时，也应高度注意如何避免抑制正当的市场竞争行为。

第二，在某些内容的修改上应与国际接轨。

应该看到，在我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之后，WTO和TRIPs为我国的国民提供走出国门寻找和获取它国知识产权的便利的同时，也将给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形成巨大的压力。例如：TRIPs规定了对“未公开披露的信息”，即“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保护，并规定政府应当对提交给政府的此等信息承担保密义务，以避免不正当的商业性使用，而我国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却没有相关的政府保密义务的专门性规定。

第三，增加诉前禁令制度，避免侵权损失扩大。

1925年修订的《巴黎公约》对侵犯知识产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的救济措施就有制止非法行为的禁令、排除妨碍或损害赔偿等。经过多年艰苦谈判、斗争与妥协而产生的TRIPs也将知识产权执法的一些重要准则写入协议。新修改的并已付诸实施的《专利法》和《商标法》为了适应加入WTO以后保护知识产权的需要，专门规定了诉前禁令制度。因此，为了迅速有效地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避免侵权损失扩大，也应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加诉前制止非法行为禁令的制度。

第四，明确划分执法主体的责任。

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总则中确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督检查部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除外。依照其规定，所谓其他部门，包括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物价部门、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以及科委等等。由于执法主体多元，往往造成了实际工作中牵制过多、相互推诿、有法难依的现象。因此，应该在法律上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量监督部门及相关执法主体的责任予以明确划分界定。

第五，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规范化、具体化。

商业秘密长期以来一直被摒于知识产权之外，在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所订立的诸多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中均未涉及商业秘密的保护问题，TRIPs首次将商业秘密视为知识产权成员。尽管如此，商业秘密的保护仍然不能像其他知识产权那样具有较强的排他效力。比如，经反向工程获得他人商业秘密，独立研究出与他人商业秘密相同的技术方案等均不被认为是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国外早就开始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保护商业秘密，1909年7月10日生效的《联邦德国反对不正当竞争法》第17条规定：企业员工将营业或企业秘密为竞争目的或个人打算，或存心伤害企业主的目的私自向他人透露者，处以三年以下徒刑或罚金；为竞争目的或个人打算，私自利用或向他人透露关于营业秘密和企业秘密的消息，处以同样刑罚。同时规定如果犯罪人在透露时已知道该项秘密将要在国外使用，或者他本人在国外使用则可处以五年以下徒刑或判以罚金。在我国现行法律中，较早直接就商业秘密作出规定的是1991年《民事诉讼法》。1993年，在国家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确规定了商业秘密的定义以及侵犯商业秘密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但是应当看到，我国现行法律（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规范还是比较原则和分散的。因此，有必要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在认定和救济措施上规范化、具体化。

第六，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商誉的法律保护的规定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可以参照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关于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示范规定》，明确规定损害商誉行为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种类之一，以强化对商誉的保护力度。其次，除《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规定的“诽谤”商誉行为方式外，对以其他方式侵害商誉权的行为也应加以禁止。再次，完善对损害商誉行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在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上，除赔偿损失外，还应增加规定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商誉、赔礼道歉。对商誉损害赔偿范围、赔偿数额计算方法的规定应明确具体，便于操作。

大量的司法实践表明，在知识产权领域内，有相当数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能得到《知识产权法》及其相关法律的有效制裁。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对这些行为的性质不能准确认定。笔者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完善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中应考虑到对侵犯知识产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性质加以规范或确定。这将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保护知识产权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建构坚实基础。具体地说，有如下四种行为应尽快加以规范或确定。

其一，明确国际互联网域名抢注行为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域名（domainname）是指In ternet上每个用户主页（Homepage）都必须有唯一的一个符号标志，通过它可以将接收和发送电子邮件（E-mail）的不同用户区分开来。根据《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域名的注册如同企业的商标、名称一样，谁先注册便永久归谁所有，且各国普遍承认域名与商标的作用及获得途径完全不同，二者发生冲突时，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意味着“商标侵权”。因此，一旦某企业的商标或商号被他人抢先注册，就会给该企业造成巨大损失。“拦网”是排球术语，但东莞一“女强人”在互联网上玩起“拦网”：她一口气注册了20多个主要竞争对手的名称或商标的域名，并将他们的域名全部指向自己的产品主页，同时在各大搜索引擎上注册，在网上大规模推广。这不仅给竞争对手以致命一击，还以貌似合法的手段从网上将对手的客户“拦截”而去，增加了自己的贸易机会。据悉，仅半年时间，“女强人”就从网上获得100多万元的订单。此类案例，明确违反公平竞争的原则。这种行为，只有依靠《反不正当竞争法》才能得到解决。因此，笔者建议，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应明确规定：以他人的商标或商号注册国际互联网域名并进行商业利用的行为为不正当竞争行为。

其二，规范商号权和商标权的关系，明确禁止商标和商号的相互侵权行为。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我国对商标实行的是申请在先的原则。对于在先申请注册的商标，即使是拿他人的商号作为自己的商标的行为，只要不违背《商标法》的有关条款，都可以核准注册并得到法律保护。我们知道，商号是商事主体为表明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特征而在商事交易中为法律行为时所使用的专有名称。商号是商誉的重要载体，商号权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我国法律对是否可以拿他人的注册商标作为自己商号的行为却没有明文规定。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没有专门对商号权进行立法保护的情况下，应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确保护商号权。

反不正当竞争条例范文第3篇

一、案情简介

原告内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诉称，1999年原告在传统火锅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形成了“不蘸小料涮羊肉”的食法，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至庭审日，“小肥羊”全国特许连锁加盟店已发展至616家，原告的企业字号“小肥羊”，已成为“不蘸小料涮羊肉”食法的特有名称，并成为公众周知的知名品牌；被告华程科贸公司原生产“蜀都川老板”火锅汤料，2000年在“小肥羊”成功后，便大量生产“小肥羊”火锅汤料，使消费者对商品主体及其来源产生了误认；被告华联商厦则销售了该火锅汤料。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是一种攀附知名字号的不正当竞争的“搭车”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2、3项的规定，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要求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

被告内蒙古华程科贸有限责任公司辩称，原告公司成立于2001年7月11日，而在此之前，被告已于2001年1月12日申请注册了“小肥羊”商标，标记“小肥羊”注册商标销售火锅汤料不是使用他人的商品名称而是使用自有商标的合法行为，而且原告从未生产过火锅汤料类的商品，被告不存在擅自使用原告知名商品特有名称的问题。

第二被告北京市石景山华联商厦有限公司则主张本公司从未销售过第一被告的产品，自己不应成为本案的诉讼当事人。

同时，通过当庭当事人的质证、辩论所知如下事实，值得关注。

1.被告华程科贸公司举证，1999年9月13日成立的包头小肥羊酒店，于2000年12月1日变更登记为包头小肥羊连锁总店，以后在2001年7月11日采取设立登记方式成立了内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据此，被告认为变更登记与设立登记法律性质不同，设立登记意味着新法人的诞生，因此，被告2001年1月12日注册登记的“小肥羊”商标先于原告“小肥羊”商号取得。对此，原告认为，在上述变化中，基本股东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在成立内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时增加了新股东，法庭应当尊重企业变化发展的事实及商号使用的延续性，因而，原告对“小肥羊”是在先使用。

2.原告举证，被告华程科贸公司原来生产的火锅汤料称为“蜀都川老板”，后来改为使用“小肥羊”商标，并且，其字形字体与原告的“小肥羊”一样。

二、在先使用与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除外法理

通过以上案情介绍可以看出，本案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在先使用与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的关系问题。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这里议论的“在先使用与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的关系”与商标法有关在先使用的规定存在着内涵上的差异。在商标法中，在先使用在商标注册申请中的意义是明确的（参照商标法第29条，商标法实施条例第19条），其立法目的是对在先使用权利状态的承认。与之相比，“在先使用与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除外”的关系调整，虽然在保护在先使用权利状态上有着相似之处，但是，从结果状态来看，商标法解决的是授权问题，并且给予保护的是经国家授权的专用使用权，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则是事实状态利益，因而，二者在具体内涵上有着明显差异。

具体而言，“在先使用与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除外”是指在他人的商品表示、营业表示被需要者广泛认识前或变得知名前，已实际使用相同或类似于该商品表示、营业表示者，具有先使用权；法律将先使用者迄今为止所付出的企业努力而蓄积的信用视为既得权而加以保护（有关法律参见日本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第12条第1项3－4号）。在我国，具有类似意义的规定是1995年7月6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和装潢的不正当行为的若干规定》，该规定第4条第2款指出：“特有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应当依照使用在先的原则予以认定。”

关于“在先使用法律适用除外”的立法目的，可以理解为对于在特定的商品表示（包括营业表示）获得周知性（知名）以前使用相同或类似商品表示者来说，如果在其后他人的商品表示变得周知后而禁止其表示的使用，将欠缺法律的安定性，并且，对在先使用者而言有失公平（参照日本大阪高等裁判所2001年9月27日“和田八事件”判决）。在这里，商品表示、营业表示的周知性（著名性）的存在事实，是确认在先使用状态的前提，即反不正当竞争法将要决定的是某一商品表示（包括营业表示）与知名商品表示之间、或者注册商标与未注册知名商品表示（包括营业表示）之间的优先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因在先使用而不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法律也有着严格的限制，即要求在先使用者没有“不正当的目的”，并且，在先使用权原则上应是在历来的经营范围内得到承认，如果是对于他人的商品表示（包括营业表示）知名性的搭车而企图扩大自己经营的行为，将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善意的在先使用可以成为反不正当竞争侵权诉讼的抗辩理由。

不过，由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没有“在先使用法律适用除外”的具体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具体适用中能否参照商标法先使用权保护原则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有关规定，值得探讨。

三、注册商标的使用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

另一方面，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不单单局限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在先使用适用除外”法理，由于被告华程科贸公司使用的是“小肥羊”注册商标，而原告并未获得标有“小肥羊”字样的注册商标。这样，本案还将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果确定被告华程科贸公司注册商标“取得”先于原告商号的使用，被告依此能否对抗原告的诉讼请求；二是注册商标的使用在反不正当竞争诉讼中判断是否混同时的影响力。

首先，关于第一个问题，必须一提的是，当庭质证、辩论中被告华程科贸公司声称，该公司生产销售“小肥羊”汤料始于2003年3月，而原告则立即反驳说至迟在2003年2月前已开始生产销售，被告将实际生产销售时间推迟是为了在损害赔偿额计算时谋得利益。

我国商标法采取注册主义，商标权依注册而产生。注册主义意味着与商标使用的社会事实相脱离，承认注册自体创设权利的设权作用。因此，注册主义不追认已经存在着的社会事实，而由注册设定独占排他权，据此形成将来的社会事实并加以保护。在注册主义下的法制具有如下特色：

1.商标不论有无使用，只要其注册存在就允许其存续，因此，为了将来使用而预先注册是可能的，同时，不苛求使用义务，承认自始就无使用意思的防护商标。

2.不承认采取使用主义立法中的拟制使用（constructive use，即商标一旦得到注册，遡及申请日视为其使用已开始，在现实中即使不使用对于其申请日后的使用者（除先申请或根据外国申请享有优先权者之外）也具有优先权）。

因此，在我国，注册商标的取得并不等同于该商标的实际使用，“商标的使用”意味着在商品的生产、销售（流通）过程中将商标标识贴付于商品。这样，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具体适用中，注册商标的实际使用在决定在先使用顺序时具有特别意义。应当说反不正当竞争法注重的是保护在先使用权利状态（无论是否进行了注册或者是否符合注册条件），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解决商标与企业名称中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立场虽有不同，但并不相悖。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后者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两项既得授权间的矛盾。

其次，关于注册商标的使用在反不正当竞争诉讼中判断是否混同时的影响力问题。在这里，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指控主体使用的商标是否为注册商标对判断混同的影响，二是被控侵权主体使用的商标是否为注册商标对判断混同的影响。

与商标法保护注册商标权不同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是通过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知名商品表示，包括与经营相关的自然人的氏名、商号、商标、标识、商品容器包装等商品表示和营业表示；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不仅禁止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也禁止擅自使用知名商品已实际使用着的商标标识。也就是说，关于指控主体使用的商标是否为注册商标，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时没有区别意义。

那么，在被控侵权主体使用的是注册商标时，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又将做如何考虑呢？这是本案面临的棘手问题。

从反不正当竞争法比较法上看，“可视为依据商标法权利行使的行为不适用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的立法例仅在日本法中出现过（参见旧日本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第6条）；根据该项法律规定，如果是依据商标法而行使权利，即使属于商品表示、营业表示的混同行为，也不成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从法律沿革上来讲，如此立法的目的是重视商标注册的结果，即商标权是经审查程序而产生的，必须受到尊重，并且，商标权是国家认为“大致正当”而赋予的权利，不经无效或撤销程序而直接依靠不正当竞争防止法进行限制是不妥的。进一步抽象而言，此项规定可视为在法律地位上不正当竞争防止法不优越于商标法的规定。

不过，上述法律在1993年日本修改不正当竞争防止法时已被删除，并且，商标法、不正当竞争防止法同是竞业法一驾车的两轮的观点，已被广泛认同。现在，即使不经过商标权的无效或撤销程序，直接谋求依靠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注册商标的权利行使进行限制也是可能的，只是商标法规定的在先使用权，仍然可以被动地成为抗辩权。

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及有关规定中未见有注册商标权的权利行使可以适用除外的规定。相反，商标法第31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这一原则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中也应是准用的，因为，在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保护的法律关系中，不允许权利滥用应是一般原则。

四、注册商标与未注册知名商标（商品表示等）的优先关系

在探讨“注册商标与未注册知名商标（商品表示等）的优先关系”问题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如下概念：

1.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商品表示的概念，包含商品表示和营业表示两方面内容，即包括与经营相关的自然人的氏名、商号、商标、标识、商品容器包装等商品或营业表示，并且，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商号、商标不论是否进行了登记或注册、是否满足商标注册要件，均成为法律保护对象。

2.所谓商号，是商人关于自己营业的名称表示，是“人的标识”的一种，商法将其作为保护对象既是从这个侧面加以把握的。另一方面，商号在赋有了商品标识机能或者营业标识机能的场合，也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参见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解决商标与企业名称中若干问题的意见》）。

3.根据尼斯协定，各国目前普遍采用的商品和服务分类方法，只是作为商标注册时的管理分类方法，而不是区别判断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的标准。这一通念，在我国法律实践中已被认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商标行政执法中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第3款指出：“商品和服务使用相同或者近似商标的，易使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来源产生混淆的，该商品与服务应当认定为类似。”

就本案而言，与工商行政管理局解决注册商标与企业名称争执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庭面对的是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如何决定注册商标与知名商品表示（商号、服务商标等）的优先关系问题，即在知名商品表示与注册商标并存、竞合状态下，应如何调整二者的关系。

首先，在决定“注册商标与未注册知名商标的优先关系”时，即使在重视注册法律效果时代，法律学说也可归纳为两种立场，一种是以注册商标的取得与知名商标获得周知性时期的先后来决定二者的先后关系；另一种则是将知名商标（商品表示等）分为（1）具备周知性（知名）程度、（2）基于在先使用权的程度、（3）达不到这些程度的三个阶段，以在各阶段商标注册是否伴随着客观且实质性的瑕疵而进行了违法注册为标准，决定注册商标与知名商标（商品表示等）的优先关系。同时，后者主张，只要发生混淆，具有知名商标（商品表示）者即可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阻止注册商标使用者，即在实际使用着的商标（商品表示等）到达获得了周知性（知名）阶段，存在有抵触关系的商标即使取得了注册，也应视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原则；至少在申请商标注册时，如果明知该商标已经处于使用中而仍进行商标注册申请的，应视为对他人商标使用行为的恶意。

由此可见，商品表示是否到达了“知名”阶段是上述两种立场的相同判断标准，所不同的是，前者将注册商标的取得作为判断先后顺序的始点，而后者则强调商标注册是否善意，并重视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目的之一是解决“混同”问题。

回顾本案当庭质证、辩论的事实，由于原告企业在中途重新进行了法人设立登记，按照法律严格定义，应视为被告华程科贸公司的注册商标取得在先；但是，这一先后顺序并不直接妨碍对原告商品表示知名性的判断，因为，即使后发企业也可以通过商标、商号使用许可等获得知名商标或营业表示。本案的关键，也就是在理论上可能产生分歧的，是以注册商标的取得在先比较知名商品表示的先后顺序，还是以注册商标的实际使用作为判断先后顺序的标准。

在世界范围内，即使是采取注册主义的各国商标法，为了防止社会事实与注册实体的游离，而吸收采纳了使用主义的制度，其具体事例是不使用商标的撤销制度（参见商标法第44条第4项）、在先使用权制度等。

另一方面，从本文前面介绍可知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在先使用保护的目的。因此，笔者主张，以最先实际使用作为先后顺序的判断标准之一，并比较知名商品表示获得周知性的时期，求得在先使用排序；同时，在决定注册商标与未注册知名商标（商品表示等）的优先关系时，还应考察注册商标取得者的目的是否正当。

综上所述，就本案而言，应参照商标法有关在先使用的基本原则及有关规定，援用“在先使用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除外”法理，并进行如下判断：

（1）原告实际使用的“小肥羊”商品表示获得周知性（知名）的阶段性；

（2）被告华程科贸公司申请注册“小肥羊”商标时，原告使用“小肥羊”商品表示的状态（是否知名），以及被告是否知晓原告商标使用状况；

（3）比较原告使用的“小肥羊”商品表示的周知性（知名）时期，与被告“小肥羊”注册商标实际使用时间上的先后；

（4）被告“小肥羊”注册商标的使用与原告使用的“小肥羊”商品表示是否存在商品出所的“混淆”，以及被告注册商标是否具有自他商品识别机能；

反不正当竞争条例范文第4篇

[关键字]：知名商品知名度消费者市场占有率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一些经营者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不惜违背公认的商业道德通过采取对知名商品的仿冒进行不正当的竞争。这不仅严重的损害了相关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更是严重的扰扰了市场正常的发展秩序。为了制止和打击市场上出现的仿冒行为，保护知名商品，国家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布了《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建立了3.15日等。这些措施有力的打击了市场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促进了中国品牌市场的健康发展。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对知名商品的认定这一领域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深刻的认识到这些问题并加以解决，其必然会影响我国市场秩序进一步的发展。

一相关法律法规界定上的模糊性。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规定：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这一条规定突出了我们对知名商品的保护。大家知道，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知名商品的知名度是企业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笔无形财产，它对经营者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各个经营者都会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提升和扩大自己商品的知名度。然而，在利益的驱不正当的利益。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直接侵害了被仿冒者的合法权益，也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更重要的是它导致了生产与消费秩序的混乱，严重的扭曲了社会分配正义原则。因此，世界各国都加大对仿冒行为规制的立法力度。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台为有效规制仿冒知名商品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立法本身的技术，我国并未在该法中对知名商品作出界定。为了便于对仿冒知名商品行为的认定，国家工商行政局在1995年7月16日了《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对知名商品作出了解释。所谓“知名商品”是指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熟悉的商品。它虽然为认定知名商品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便会发现，该解释仍然存在一些的问题。首先，我们如何认定解释中“市场”的范畴。从不同的角度市场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领域。例如，从空间角度来看，市场可以划分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从产品性质角度讲，市场可以划分为家电市场、食品市场、建筑市场等等。如果我们再依据更为细化的标准，上面的市场仍然可以进一步被细划。市场的可再划分性导致了市场范畴极大的不稳定性，这为界定市场范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如果不适当的采取措施来规范市场界定工作，则有可能带来了不公正的结果。笔者认为应通过相关的立法来明确划定市场范围，减少主观作用的余地，使认定工作趋于稳定化与标准化。其次，如何认定知名商品知名度的指数。我们知道，即使在同一市场上同样被称为知名商品的商品，他们的知名度指数并不完全相同。有的知名商品的知名度指数可能达到百分之百，而有的知名商品的知名度却可能为百分之六十甚至为百分之五十。那么究竟达到多少才可被称为知名商品呢。如果某一商品在一市场上为人所知率刚好达到百分之四十九，那它能否被称为知名商品。笔者在此不敢枉加论断。有的学者提出：知名度达到何种程度的商品才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称的“知名商品”标准，则需要综合考察销售地区、时间、拥有消费者市场的大小、广告宣传的数量及效果等等因素来作出判断。在实践中，对知名商品知名度的判断通常由有关主管部门来进行认定的。有关主管部门对此则有着较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因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立法防止相关行政权的滥用，影响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第三，如何认定解释中的相关公众。1995年7月16日国家工商行政局的规定在界定知名商品时，要求知名商品必须为相关的公众所知悉。这虽然在形式上进一步细化知名商品，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商品的输出对象最终是广大的消费者，因此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主体都是消费者。它包括直接的消费者和间接的消费者。所以，知名商品的知名度对象应直接指向消费者而不是相关公众。使用“相关公众”一词来代替“消费者”是不科学的，它可能造成对象的遗漏以及某些尴尬局面的出现。例如，对于很多的残疾人来讲，他们可能从来不关心自己使用的残疾工具也不知道自己使用了何种品牌，因为他们使用的工具基本多是他们亲友购买的。如果依据《规定》本意，解释中的相关公众在此则是指某些残疾人。因为消费者通常只对与自己有关系的产品加以必要的关注。（种地的农民一般谈论农业生产资料产品而绝对不会询问IT产品。）这就导致了问题的产生，那就是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在某一区域相关产品市场上很有盛名的产品却不为它的“相关公众”所知悉。如果依据《规定》的标准，我们则完全可以将这些品牌商品归为非知名商品类，但这却明显与现实相违背，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用“消费者”这一术语来替代解释中的“相关公众”，以实现法规内容的严密性。《上海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就采用了这一做法。

二相关规则的错误性。

1995年7月16日国家工商行政局的《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提供了另一认定知名商品的方法（通常被学者称为“反推规则”）即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被他人擅自作相同或者近似使用，足以造成购买者误认的，该商品即可认定为知名商品。若仅从该条本身来看，其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将其置身于仿冒知名商品的构成要件中看，我们便会发现问题所在了。对于仿冒知名商品的构成要件，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是三要件说，有的则持四要件说。三要件说认为：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应该具备以下要件：（一）、被仿冒的商品须为知名商品（二）、该外观标志须为知名商品所有（三）、对他人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擅自作了相同的使用或者作相近似的使用，致使与他人知名商品发生混淆；而四要件说则认为构成仿冒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被仿冒的商品必须是“知名商品”（二）被仿冒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必须为知名商品所“特有”（三）对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擅自作了相同或者近似的使用（四）造成与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便发现无论三要件说还是四要件说，他们首肯的都是被仿冒的商品必须是知名商品。这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核心前提。如果没有这一点，对于任何知名商品的仿冒都无法无据。而1995年国家工商局《规定》中提供另一认定知名商品的方法恰恰可能造成这要件在某些情况下的缺少，导致不公正结果的发生。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我们归纳出构成仿冒知名商品特有标识须具备的要件：A、该商品必须是知名商品B、有关标识必须为该知名商品所特有C、标识被其他经营者仿冒，造成或者足以产品造成混淆。只有同时具备以上三个要件才可以被认定为对知名商品的仿冒行为。但是如果我们依据反推规则，你会发现只要仅仅具备上述构成要件BC两项就就会被认定为仿冒行为。因为依据反推规则，由BC就能推出A。因此，1995年7月16日国家工商行政局的《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的第四条第一款是存在缺陷的。它在实质上修改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相关内容。如果依据法律位阶，这条规定应该是无效的。但这并不能说《规定》中相关内容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经营者进行仿冒，其主要目的在于侵夺别人商品品牌优势以牟取利益。被仿冒的对象大部分是知名商品。具有关统计，凡是人们熟悉的名牌商品，几乎都未能幸免被他人假冒或仿冒。因此规定“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被他人擅自作相同或者近似使用，足以造成购买者误认的，该商品即可认定为知名商品”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能够提供一认定知名商品相对效率的方法。但哲学常识告诉我们也并不是所有被仿冒的商品必然是知名商品。如果武断的认为被仿冒的商品就是知名商品难免导致不公平的发生。从深沉次的角度来讲，《规定》所存在的问题反映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如果过于倾向效率，那则损害了公平；如果过于倾向公平，也会损害效率。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由于我国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矛盾都源于生产力不发达，当经济增长成为需要时，效率应当被优先考虑但同时要兼顾公平。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为各国经济法普遍的基本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我们基本肯定《规定》中提出的反推规则，但必须对它加以适当修改并附以相应制度设计以保障公平的实现。笔者的观点是：如果某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被他人擅自作相同或者近似使用，足以造成购买者误认的，该商品即可被认定为知名商品，但允许仿冒者在诉讼中提出反证，证明被仿冒的商品不具有知名商品性质。这样既保持了与上位法的内容统一又合理的平衡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认定知名商品不能以是否获奖作为唯一的标准或者主要标准。诚然，在一般情况下，知名商品的质量、性能、用途、功能等多为相对出色。它们大部分多获得很多的奖项。但是知名商品与获奖商品本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知名商品的本质属性是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为消费者所熟悉。获奖商品内涵上只是表明了某一商品在某评比活动中优胜其它参与者。获奖商品并不一定是知名商品。从客观情况来看，获奖商品并不一定为相关消费者所熟悉具有市场的知名度。例如某经营者在经过多年的研发后而开发出的新型优质产品，它虽然可能在某些评选中获奖，但由于它尚未投入市场或者刚刚进入市场导致其并不被相关的消费者所熟悉。因此它并不能被认定为知名商品。从主观情况来看，由于评奖工作中可能存在一些不正当的作风如行贿受贿，使得某些本身并不具备获奖条件的商品却获得某些奖项。所以获奖商品并不一定是知名商品。但非获奖商品也并不一定不是知名商品。符合这种情况的例子就很多了。例如，某些企业商品本身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故未参加某些评比活动；某些知名商品由于受到不正当的因素影响而未能获奖。因此，我们不能将知名商品与获奖商品直接的等同起来。在认定某一商品是否为知名商品时，不仅要考虑相关商品的获奖情况，还要考虑商品是否进入市场、进入市场的时间、销售数量、广告宣传力度与广度等等因素。只有通过对这些相关要素的综合考察后方可认定，也只有这样，其认定工作才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说服性。故笔者认为《上海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欠妥，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上海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八条第二款第（三）项还规定：“为相关消费者所公知、具有一定市场占有率和较高知名度的商品”是知名商品。笔者认为：虽然这种认定知名商品的做法（我们将之称为市场主导型）很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也是我们所要大力提倡的知名商品认定模式，但立法技术上却存在一些问题。它在语言表述上基本吸取了国家工商行政局在1995年7月16日的《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中对知名商品属性界定的内容，但它又添加了一项标准即市场占有率。我们认为不妥。知名商品，它的最本质属性在于它的知名度，对于这点，国家工商行政局的规定已经明确指出了。但是对商品的知名度认定需要相对具体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可以采取商品是否使用驰名商标或者著名商标、市场占有率、消费者对之的知情率等具体标准来综合判断。但我们在规定知名商品时，不应该将知名商品的属性与具体标准混合在一起来规定什么商品为知名商品，这样做法容易造成某些商品虽然具有知名商品的一般属性但却因为不全部具有知名商品的标准而导致其不是知名商品的结果。例如，某企业的产品虽然在经过媒体长期深入宣传后，在一定的市场上为消费者已广为熟悉，但由于企业实施了延期产品投入的经营策略，其产品并未同期投入市场。因此市场占有率为零。如果依据《上海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八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该商品就不是商品。这符合实际情况吗？因此笔者建议在今后的立法中，避免将知名商品的一般属性与个别标准合在一起来规定知名商品。

三认定知名商品的主体设计存在缺陷。

虽然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管不正当竞争行为，在监督检查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对知名商品和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一并予以认定。但是根据我国其他相关立法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并不是知名商品认定的唯一主体，还有其他机关例如国家质量监督管理机关可以依法进行知名商品的认定工作。总的看来，我国的法律并没有系统的规定知名商品的认定主体。但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政府机关无疑是认定知名商品核心主体。对于这样的制度安排，笔者认为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不同政府的具体机关在认定知名商品活动中的标准是否同一。虽然国家工商行政局在1995年7月16日的《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中对知名商品进行了界定，但由于其本身定义特性，其并不能直接应用于认定活动中，对知名商品的认定仍然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标准。同时由于它在法律性质上处于部门规章地位，因此它并不能撤消或者改变与之法律地位相平等相关立法内容。这就有可能导致不同的政府部门在认定知名商品中采取并不完全相同的标准，造成认定知名商品工作松紧不一的局面。这有背法制的统一性要求。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的认定主体制度，在部门的利益冲突，也可能导致政府不同部门为争夺这一可以寻租空间而形成擅自降低认定标准的局面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

其次、相关实际认定主体是否完全具有相应的认定能力是否具有公正性。虽然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机构的人员素质也有大幅度提高，但是由于对商品的知名度认定涉及到很多因素诸如产品的质量、销售数量、销售地区、广告宣传、获奖情况、售后服务等等，现行的知名商品实际认定主体并不一定完全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素质。例如：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下发的“质技监局质发[2002]82号”文件而组成的“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其成员三名是国家级和部级（已退居二线）的官员，六名主任、副主任是有一定职位的官员或退位官员，53位委员也大多是在位或退位的官员，包括9位媒体的社长或主任，其中有一位是某媒体的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没有一位是企业界代表。“在众多的委员中，笔者无法想象公安部治安管理局、铁道部科技司、交通部体改法规司一类的机构与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之间有什么联系，由这样的机构来负责中国名牌的评选，我想象不出它的公正性，因为这些人员的构成缺乏公正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一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主持的评选中，曾经是中国知名商品的乐凯胶卷却名落孙山。因此有的专家对今年“中国名牌”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曾经参与起草《行政许可法》等多部法律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树义等一批法学家，从法律层面论证了这项评选活动有背于《行政许可法》等法律，认为这样的评比是“不折不扣的政府设租，企业寻租”。

第三、政府主导型的知名商品认定模式是否有符合历史发展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市场不是万能的，它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但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政府干预也不是万能的，它也存在着失灵。因此有必要对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进行审慎性的选择。从本质上讲，知名商品认定是属于市场行为。无论是地区的还是国家的或者世界性的知名商品，它们的知名性并不是由哪个机关直接评出来的，它需要企业通过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等因素来获得消费者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消费者才有权和有能力来评定商品的知名度。如果我们继续推行这种认定知名商品的模式，则很有可能导致企业减少对取得消费者信任的投入而把精力放在政府部门的公关上。这偏离了市场的正常发展方向，不仅会导致市场被扭曲的局面，更会影响政府自身建设。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在我国的知名商品认定工作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加大立法步伐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关的法规，逐步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知名商品认定模式，把对知名商品的评定权交给消费者和企业，做到让市场来发挥作用。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经济法所体现的政府管理职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事实情况灵活转变的，但整体上应体现不断扩大市场作用的趋势………一个好的政府还应该主动培育自己的对立面——市场，并为其造条件，引导它在经济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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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倪振峰主编：《竞争的规则与策略—反不正当竞争法活用》，1996年9月第1版。

2、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理解与适用》，工商出版社2000年版。

3、王全兴主编：《竞争法通论》，中国检查出版社1997年版。

反不正当竞争条例范文第5篇

作为一个商家也好、企业也好，参与市场的竞争应该遵守一个基本规则就是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厂家、商家参与市场竞争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我们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一个法制经济，我们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都要依法来经营，要依法来从事竞争，要进行合法的竞争，公平的竞争，这就需要遵守诚实信用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另外，作为诚实信用原则，也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最基本的原则，同时是WTO要求各个成员必须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

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在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提供的一个各个成员关于反不正当的示范法，在示范法当中，对于由《巴黎公约》所建立的关于反不正当竞争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虽然这不是强制性的国际公约，但是对所有的WIPO，就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员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这个当中，他们把反不正当竞争的范围和客体都做了进一步的扩大和延伸，在他们的示范法的条例当中。第一条对于《巴黎公约》关于反不正当竞争的定义做了扩大的解释和补充，同时，在这个相关的解释，关于示范条例的解释当中，进一步的明确了如何界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巴黎公约》的规定，关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主要是依据各个成员自己的国内法，但是，在解释当中就说，现在对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这样的一个解释，不仅仅是根据各个成员自己的国内法的界定，也要考虑到国际贸易当中的习惯、惯例和做法，这就是说对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能仅仅的根据各个成员自己的国内法解释，还要考虑到相关的一些国际公约、国际惯例，特别涉及国际贸易的一些习惯做法，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巴黎公约》当中的一些规定，TRIPS协议的约定，对所有的WTO成员，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员都是应该有约束力的，应该按照这个解释诚实信用的原则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做法。

反不正当竞争条例范文第6篇

关键词：有奖销售不正当有奖销售反不正当竞争法

前言

在我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依法保障市场竞争的公平、有序是市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前提。在市场经济发展活动中，经营者为了占领市场，提高产品的知名度，获取更高的利润，便采用多种方式促销产品，不正当有奖销售就是手段之一。尽管，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作出了规定。但是，层出不穷的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使得表现出的问题日益突出，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无法维护，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这也就使得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关于有奖销售行为的规定追在眉睫。

一、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的认定

有奖销售行为是指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附带性地向交易对方提供一定数量物品、金钱或者其它经济上的利益的行为。包括奖励所有购买者的附赠式有奖销售和奖励部分购买者的抽奖式有奖销售。①前者是指经营者奖励所有购买者的有奖销售，其本质特征是参与者对其能否获奖，以及能获什么奖的情况具有可预见性和可控制性，即参与者在参与有奖销售活动之前即知道自己参与后的获奖情况。后者是指经营者以抽签、摇号等带有偶然性的方法决定购买者是否中奖的有奖销售行为。该行为的本质特征在于有奖销售活动的参与者谁能中奖、中什么奖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②而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是指经营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采用上述有奖销售的方式，利用物质、金钱或其他经济利益引诱购买者与之交易，排挤竞争对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基本特征如下：

1、不正当有奖销售的主体是经营者。有奖销售行为的主体是经营者和与其交易的对方。提供有奖销售的是经营者，与其交易的对方包括购买商品的单位、个人或代表、单位实施交易行为的代表人、人。

2、不正当有奖销售的内容可以是物品、金钱，也可以是其它经济利益上的行为。物品不仅包括与所购物品完全相同的物品也包括同种类的物品或不相关的物品。

3、不正当有奖销售的目的是为了招揽顾客。有奖销售，不管它表现为何种形式，其根本目的都是为招揽顾客，取得更多的利润。

4、不正当有奖销售具有公开性。有奖销售是经营者不加区别地向所有购买者进行的，只要购买者按照规定购买一定的商品，不论购买者为何人或何种组织，都将一视同仁。并且经营者提供赠品时，都是以某种方式，如告示、广告等方式先公开告知购买者，向所有购买者进行的有奖销售。

5、不正当有奖销售具有从属性。有奖销售行为是商品交易行为的从行为。正是因为有奖销售行为是作为交易达成的附属条件，对竞争者而言才可能形成竞争优势，才可能成为排挤竞争对手的一种促销手段从而引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而言则可能基于此种赠与购买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但有奖销售活动中的获奖并非无偿而是有偿的。

二、对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不正当有奖销售的存在既然以一定的市场发展阶段为前提，那么，在特定的允许状态下，通过一定的法律规制，来保障、发扬其优点和长处，并抑制其缺点和不足，就成为一种社会治理的当然选择。(一)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破坏市场竞争，低价倾销，侵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不利于经营者自身的发展所谓低价倾销，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一款的规定可概括为：经营者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的行为。③公平竞争原则是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各竞争主体在地位平等、机会平等、公平交易的前提下进行角逐。而有奖销售行为事实上就等于经营者利用了不正当手段夺走了竞争对手的潜在购买者。因此，不管哪一种不正当有奖销售，其对同业竞争者利益的损害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二)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降低了市场的透明度，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之所以能够得逞并能够逃避法律约束的深层原因在于有奖销售信息的非对称性。由于经营者在销售中附加了特别之利益，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使的消费者无法知道其所购买产品真正情况，而作出非理性的自愿消费行为。④但在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中，经营者则是利用有奖销售的信息不对称，滥用自己在市场交易中的优势地位，采用多种手段，想方设法隐蔽有关信息，转嫁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违背诚信原则，不顾国家法律，损害消费者利益。

(三)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最终会影响社会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稳定运行。有奖销售的方式对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这种方式的消极作用也是很明显的。不正当有奖销售活动容易传送错误的市场信息，可能导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失灵。首先，对国家来讲，有奖销售是通过增加经营成本的方式操作的，其奖励费用和其他费用都在流通费用开支，使企业应纳所得税减少，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其次，价格是市场的”晴雨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供求关系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的，国家主要是根据市场价格来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有奖销售把销售疲软带给了将来，导致国家在资源配置上出现较大的资源浪费。⑤第三，同时，在不正当有奖销售的推动下，消费者可能购买一些自己不需要或者不很需要的商品，使市场不能如实反映供需关系，造成市场需求不平衡。

三、我国《反不正竞争法》有关规定的缺陷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3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从事下列有奖销售：采用谎称有奖或者故意让内定人员中奖的欺骗方式进行有奖销售；利用有奖销售的手段推销质次价高的商品；抽奖式的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超过5000元。由于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制订于1993年年初，当时市场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包括立法者对于有奖销售的认识也受时代和认识的限制，仅在该法第十三条对禁止进行的有奖销售活动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具有一些缺陷，亟需修订。

1、法律滞后，内容不完各。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若干规定》均是1993年施行的。在十多年后的今天，法律的滞后性已经非常明显，已不能满足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反不正竞争法》第十三条以列举式规定了禁止从事的三种有奖销售行为，国家工商局在1993年又颁布了《关于禁止有奖销售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该规定虽然细化了禁止欺骗性有奖销售行为，但也没有包括所有的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并且对该规定的具体内容的认定上，许多学者很有很多看法，无法达成一致。例如，对抽奖式有奖销售除了在抽奖这一无关紧要的问题L意见完全一致外，对其性质也没有明确统一的界定。凡此种种，正反映了我国在有奖销售认识上和立法的模糊与欠缺。

2、有关有奖销售的地方立法不统一，解释混乱。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若干规定》颁布之后，许多省份陆续出台了相关的地方法规。如从第一个有关反不正当竞争的地方性法规《海南经济特区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针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而制订的地方性法规达二十七个之多，其中几乎都有有奖销售的规定。这些法规要求企业在有奖销售中标明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极不统一，如最高奖金额、总金额、数量、质量(云南、河北、重庆、浙江、四川、河南、福建)、设奖等级、品牌(湖北)、型号(湖北、山东)等等。原来是要加强可操作性的地方法规，不仅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越解释越混乱，使得经营者根本无所适从。

3、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首先，有关当事人如购买者根本就不了解有奖销售活动的实际销售是”暗箱”操作，很难以对其实际形成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和造成的利益损害进行追究。其次，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有奖销售活动的形式也日益新颖，特别是随着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通过电子商品或服务进行有奖销售的方式越来越多。对于这些新出现的不正当有奖销售形式，如果仍然适用原来的法律规定或解释，执法者可能根本无法操作，任有其发展，则会严重损害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四、完善不正当有奖销售的立法建议

对于修订和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不正当有奖销售的规定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l、由第三者介入有奖销售活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笔者建议可以建立有奖销售申报制度、有奖销售公证制度和有奖销售制度。有奖销售申报制度就是开展有奖销售活动时，经营者必须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报，经批准后方可进行。申报的主要内容包括有奖销售的商品、所设奖项的内容(奖金或商品)、奖金总额、获奖等级、获奖对象产生方法、有奖销售的时间、范围等。总之，只有依靠第三者介入才能解决有奖销售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2、完善行政法规，增加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充分发挥行政法规的作用。我国现阶段可以在坚持法律规范稳定性和灵活性基础上完善相关规定。例如，可以增加禁止以限制流通物和不动产作为标的，禁止把招工和免费出国旅游等作为奖励方式等等。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保持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统一。

反不正当竞争条例范文第7篇

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对作品标题的保护

作品标题能否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不一。有的国家对其采取著作权保护，有的国家采取其他方法给予保护，有的国家则不予保护。在著作权制度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些国家逐渐完善了对作品标题的法律保护。例如，法国1957年著作权法第5条规定：“智力作品的标题只要具有独创性，同作品一样受本法保护”。即使在作品保护期届满后，任何人也不得在可能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在同类作品上使用该标题。对于那些不具备独创性的作品标题，则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西班牙1987年版权法（1994年修订文本）第10条（3）款规定：只要作品的标题（或其他名称）具有独创性，就应当作为该作品的一部分享有版权。意大利著作权法第100条、第102条则将仿冒他人作品标题的行为视为不公平竞争行为而予以禁止。此外，日本、澳大利亚著作权法对此也作了类似规定。我国（包括大陆、香港、澳门、台湾）著作权法中，只有澳门著作权法对作品标题的保护问题作出了规定。该法第6条第1款规定，对于原作品本身的具有独创性的书名、篇名，也适用著作权保护，作品的标题不得与其他作品或先前已发表的作品相混淆。当然，也有不少国家对作品标题不予著作权法保护，如美国法院的判例都反对给予作品标题以著作权法保护，认为“一部文字作品的简单标题不是版权保护的客体；虽然它可以在反不正当竞争、反侵占甚至在商标法的理论下受到保护”，电影《星球大战》的版权人诉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侵犯了其作品标题的版权而未能胜诉，原因就在于此。

由此可见，国外法律对作品标题的保护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利用著作权法予以保护，但对其独创性的要求较高；二是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保护，对其独创性要求较低。

二、作品标题的著作权法保护

我国著作权法没有明确规定，作品标题可否作为单独的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理论界对此问题也观点不一，从以上国外立法情况来看，各国也不一致。总的来说，国内学术界可分为两大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对作品标题不应给予著作权法保护。其主要理由是：首先，从著作权法立法本意来看，法律所保护的客体是作品，更准确地说是作品的整体，标题只是作品的组成部分，不能脱离作品整体而单独成为一部作品。其次，具有独创性是构成作品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均应具有独创性，但作品标题并不一定具有独创性，因此，著作权法不保护不具备独创性的作品标题。退一步说，即使在立法上对具有独创性的标题给予著作权法保护，那么，在司法审判中就必须划定是否具有独创性的界限，这无疑会给司法审判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因此，不宜对作品标题给予著作权法保护。最后，作品标题宜由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涉及作品标题的纠纷主要是对作品标题进行竞争性商业利用而引起的，违反了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的原则，由此挤占对方的市场，这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范围。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了对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予以保护，文学、科学、艺术作品是精神产品，在市场经济中，也是物质产品一种具有思想或能够影响人们思想的。

第二个观点是，对作品标题是否给予著作权法保护不能一概而论，应视该标题是否具有独创性作出不同处理。以作品标题是否具有独创性为界限，可将作品标题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独创性的标题，指由作者创造性的独立完成的标题，而非抄袭、摹仿他人的作品标题。另一类是不具有独创性的标题，指该标题并非作者的独立创作成果，而是借用、摹仿他人的作品标题或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属于公有领域的字、词、句作为标题。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著作权法对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标题应当予以保护，笔者同意这一观点，理由是：

第一，我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虽未直接规定对作品标题予以保护，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保护作品标题的有关间接性规定。例如，该法第十条第四项规定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就包含有不得擅自改动作品标题的含义；又如，该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都有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同时也不得侵犯原作品的标题等。

第二，作品标题与作品内容一样，都是作者独创性的劳动成果。作品标题对于作品，具有画龙点晴的作用，一部作品，如果其标题平淡无奇，不能深刻揭示其作品内容，即不能对作品思想内容作出直接的、概括的表达，就很难说这部作品是一部好的作品。作者在创作作品过程中，对作品标题的创作往往要付出极大的心血，特别是具有独创性的标题更需要作者付出更多的创造性智力劳动，而作品标题一旦确定，作者就据此而决定内容和进行艺术安排，考虑表达形式，以使作品的思想内容与其标题达到完美的统一。一部好的作品往往有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标题，比较成功的作品标题有：《红楼梦》、《围城》等，它们已经与作品内容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虽然作品标题本身不是一部单独的作品，但它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大多数受保护的作品，并不是其全部内容都属于作者创作的，著作权法保护作者的智力创作成果，仅仅是其作品中确实属于独创性的内容，如果该作品的标题也属于作者的智力创作成果，那么，著作权法对于这种具有独创性的标题应将其作为作品之组成部分来加以保护。

第三，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是对思想的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形式，而不是易于认定的具有独创性思想的表达形式。不能因为对作品标题是否具有独创性的认定比较困难，就对作品标题一律不予著作权法保护。任何一个著作权案件都会遇到认定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的问题，法院不会因为独创性认定困难而拒绝受理。笔者认为，对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标题，著作权法应当予以保护，因为这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同时建议，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标题是否具有独创性可以借鉴澳门法律的有关规定。澳门著作权法在给予独创性的标题保护的同时，也规定了几项对作品标题不予保护的情况：第一，属于统称、固定名称或惯称的标题，如《中国历史》、《法律课程》等，此类标题不受保护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缺乏独创性，同时，此类标题属于统称或惯称，若将其权利单独授予某个人或某些人，则会对大众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第二，以历史人物的名字或以历史戏剧剧名及以神话故事标题构成的作品标题，如《诸葛亮》、《孟姜女》等，这类作品标题之所以不受保护，一是因为历史人物的名字、历史戏剧剧名及神话故事标题通常为惯称或固定称号，缺乏独创性；二是因为它们的标题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应由某个作者所单独享有。第三，各种定期出版且发行期长达（閧1年以上的报纸和期刊的标题才受著作权法保护，否则不予保护。第四，未经发表的作品的标题不受该法保护，但是未经发表的作品如果构成另一件已发表的同类作品的组成部分，并且事先和另一作品一起进行过登记且标题相同或相似者可受到保护。该规定强调作品的发表条件或登记条件，如果符合以上条件，则容易在诉讼中举证，便于案件的审理。否则，法院将很难判断哪件作品标题属于在先创作。

三、作品标题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关于作品标题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问题，大多数国家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如以上提及的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作品标题的保护主要是该法第五条第二项所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在市场经济中，文化、艺术、科学领域的作品也能成为商品，甚至知名商品（也可称作知名作品）。这一规定明确禁止对知名作品的标题的不正当竞争使用。根据该条文，使用他人作品标题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要件是：

一、必须是对知名作品特有名称（标题）擅自作相同或近似使用。这里必须明确“知名作品”和“特有”两个词汇的法律含义。第一，关于“知名商品”的法律含义，虽然《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对此作了解释，即“本规定所称知名商品是指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商品”。笔者认为，这一解释仍然没有明确“知名”的具体认定标准。如何对“知名商品”划定一个具体的标准，确实是立法中的一大难题。目前，只有一些地方性的法规作了界定，但有的规定也比较抽象。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行为人是否以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他人知名商品进行了侵权，主要采取“反推原则”，即只要证明行为人确实擅自使用了与他人知名商品相同或相似的名称，即可认定行为人实施了侵犯他人知名商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至于该知名商品所获得的有关奖励，可作为该知名商品知名程度的参考。第二，关于“特有”一词的法律含义，该《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也作了解释，即“本规定所称特有，是指商品名称、包装、装潢非为相关商品所通用，并具有显著的区别性特征”。当然，有些作品的名称（标题）本来缺乏显著特征，不具有“特有性”，但权利人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由于其高超的创作水平，在广大读者中建立了较高的声誉和影响，从而使该标题建立了与其他同类作品显著的区别性特征，这是属于基于使用结果而创造出来的区别性特征，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在以下“作品标题的商标法保护”一节中予以论述。综合以上分析后可以得知，知名作品特有的名称（标题），是指知名作品独有的与通用名称有显著区别的作品名称；对知名作品特有名称（标题）的擅自使用，是指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将与他人知名作品特有的名称（标题）完全相同的名称或近似名称作为自己作品的名称使用。

二、这种使用造成了使用者的作品与知名作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使用者作品是该知名作品。这里必须明确“混淆”和“误认”的法律意义。第一，如何判断是否造成了混淆？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及有关的法规、规章均未作具体的规定。笔者认为，对于混淆的判断首先是根据一般购买者注意能力的高低，相同或近似的作品名称足以引起误认的，即构成混淆。第二，如何判断造成了误认？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2款项对于“可能引起误认”的情况未予规定，但是，《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前款所称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包括足以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是合乎情理的。这一规定表明，我国法律所确认的误认包括实际误认和可能误认两种形态，也即仿冒商品只要有引人误认的可能，就可以认定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不必要求业已产生的实际误认。例如，北京法院审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商务印书馆诉王同亿、海南出版社侵害著作权一案中，原告就提出了《现代汉语词典》这一作品标题应予保护的问题。众所周知，《现代汉语词典》是由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编辑的辞书作品，经过20多年的广泛发行，已在广大读者中建立了较高的声誉和知名度，属于知名作品。被告在“现代汉语词典”这一名称前冠以“新”字作为自己作品的标题，显然足以给相关读者造成误认或可能造成误认，虽然虽然一、二审判决中均未支持原告的请求，也未给该作品标题是否保护作出定论，但笔者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被告的这种使用行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

笔者认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作品标题的保护，首先必须确认该作品的“知名性”，在目前有关法律规定尚不十分明确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司法实践就个案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

四、作品标题的商标法保护

其次，有些作品的标题不符合商标的显著性特征，不能申请为注册商标，当然就不能受到商标法的保护，某些通用标题如《中国法制史》显然不具备商标显著性的特征，因为它是有关中国法律制度形成、发展历史的著作的通用名称，不能被独家占用，因此也就不能申请注册为注册商标。

反不正当竞争条例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专有技术，专利，国际保护，知识产权

一、专有技术的涵义及法律特征

专有技术一词译自英文“know - how”，即“I know how to do it”的缩写，意思是“我知道怎么做”。作为法律术语直到1944 年才首次出现在美国的一个判例中。20 世纪50 年代以后，该词逐渐推广，随后在国际技术贸易中频繁使用。我国在60 年代中期的技术引进合同中，开始使用“know - how”这一术语，但对其译法却不一致，有的译为“技术秘密”、“技术诀窍”、“非专利技术”等，或直接译为“诺浩”。1980 年财政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首次在立法中将“know - how”称作“专有技术”写进条文。此后我国立法、有关解释及商业实践基本沿用“专有技术”的提法。

但对专有技术的法律定义，迄今仍未统一。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在1964 制定的《发展中国家发明样板法》中曾对专有技术定义：“所谓专有技术是指有关制造工序，以及产业技术使用知识。”国际商会拟定的关于保护专有技术的标准条款草案中认为“专有技术是为了完成某种在工业上有贡献的技术，或为了使其能在实际上应用所必要的秘密的技术知识，或此种知识的积累。”[ 1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80 年出版的《发展中国家示范法》第二部分第201 条规定，专有技术是指“来自经验或技艺，能够实际应用，特别是工业上应用的工业情报、数据、资料或知识。”目前对专有技术作出的较有影响且被许多国家采用的定义为1969 年在布佩斯召开的保护工业产权国际联盟会议上通过的匈牙利代表团的提案：“专有技术指享有一定价值的可以利用的，为有限范围专家知道的，未在任何地方公开过其完整形式和不作为工业权取得任何形式保护的技术知识、经验、数据、方法或者上述对象的组合。”我国对专有技术的理解基本上与此类似。但未对专有技术的定义作直接明确的规定，而是从工业技术和生产管理及商业经营几个方面有所侧重地作出界定。从工业技术和生产管理方面的界定如1985 年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第2条的规定，1988 年对外经济贸易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2 条第2 款的规定。在商业经营领域中，《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中未明确规定“专有技术”，但对“商业秘密”的界定里明显涵括了专有技术的内容。

专有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法律概念上的技术形式。它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权，持有人凭秘密而获得自己的权利。它与通过遵循行政程序而存在的专利权不同，注重的是实效心理。[2 ]它又可与专利权一起，在国际技术贸易中互为补充，互为增益，进行转让。它与商业秘密有着极深的渊源，但比商业秘密出现的时间晚。两者常常被用作同义语，但又不尽相同：一方面，专有技术可以（但并不必然）构成商业秘密。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商业秘密涵盖在专有技术之中。[3 ]商业秘密不仅包括那些不能独立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技术内容、没有专利性、为少数人所知、能应用于生产实践并产生较好技术效益、经济效益的秘密的技术知识和经验（也叫know - how），而且包括那些具有专利性，但是发明人不愿公开而未申请专利，可以在工商业中使用并在商业流通中获得利益的秘密（trade secret） .[4 ]由此可见，专有技术具有以下独特的法律特征：

（一）非专利性。非专利性使专有技术不受工业产权的强制性保护。但它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权，属知识产权的一种。它与专利权可以相互包含，因此，存在范围十分广泛。

（二）秘密性。秘密性是专有技术存在的前提，也是获得法律保护的关键。一旦丧失秘密性，专有技术便进入了公共领域，其他人可随意获取而不必支付任何费用，专有技术即失去了商业价值。只有处于秘密状态的专有技术，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商业秘密对专有技术合法持有人提出的保密要求较其他技术更高。

（三）实用性。实用性指专有技术具备一定的技术价值，能够直接应用于生产、经营和管理实践，有可传授性，能作为技术贸易的标的。通过转让，使其经济价值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二、专有技术国际保护的合理性

专有技术作为国际技术贸易的标的之一，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下，是一种含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财产权。这种财产权在现实的商业交易中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新挑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强调对专有技术进行国际保护，其合理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补充专利保护的不足

专有技术与专利同属工业技术，但经过法定行政程序审批的专利权显然比专有技术受到更强势的保护。这并不能说明对专有技术的保护一定要向专利权标准靠近。相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专有技术在促进各国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专利权无法涵括的领域，留给了专有技术大有作为的空间。具体可从专利权如下特征分析：

1. 专利权的客体不同国家对专利权的客体有不同的法律规定。如有的国家将植物新品种、不够发明专利条件的小发明作为专利权的客体，而我国则不能。[ 5 ]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27 条第2 款和第3 款便明确列举了允许成员排除获得专利保护的产品和工艺有：（1）人类或动物的诊断医术、疗法和外科医术；（2）动植物工艺而非微生物；（3）植物和动物生产的重要生物工程而非非生物和微生物工程。我国《专利法》第25 条也规定了不授予专利权的内容。

2. 时间性和地域性时间性和地域性是专利权的法定特征。各国法律及国际条约均明确规定了专利权期限和适应范围。超过期限即进入公有领域，不再享受法律保护。而专有技术所有人则靠保密享有实际专有权，禁止他人非法获得该技术和禁止不正当竞争，往往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专利权保护期一般为20 年，但专有技术的保护期可能很短，也可能是永久的，完全取决于权利人的保密程度。

3. 公开性各国专利法均规定，申请专利的发明必须“充分公开”。专利与发明说明书相关联。而专有技术的商业价值恰恰在于其“秘密性”，即使有所公布，也不会像专利那样与某种明显的公开信息相联系。有的专有技术只是一种方法或功能的观念，难以具体物化为图纸、数据之类的“可视物”。但这正是专有技术的经济价值所在。

由此可见，专有技术是一种独立的技术形态，它与专利制度并行不悖，是有效保护技术发明创造的一种方式。它不会被专利制度取代，也不会由于专利制度的发展而受到削弱。专有技术与专利制度可以相互弥补各自所存在的制度缺陷，两者共同促进人类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二）有利于激励技术创新，增进效益

专有技术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是能够为权利人带来收益的财产权。对这种财产权加以明确，予以合理的保护，一方面对权利人来说，保障了其因合法持有专有技术而支付的成本得到回应，使其能够合理地预见到所持专有技术通过应用、流通、转让所获利润的可能性，从而促使权利人为追求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而合理、节约地使用资源，激励人们勇于承担知识技术开发的高风险高成本，推动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可促进专有技术的流通转让。如果专有技术未成为法定财产权，专有技术持有人所享有的权益便只能通过单个特定交易相对人的认可来保障。这样，使每一项权利的行使陷入不确定状态中。而且，在交易中也难以维持专有技术的秘密性。过高的交易成本阻碍了专有技术价值的发挥，也助长了他人寄希望于不正当转移技术，从而低价占有的心态，无益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增进社会效益。

（三）符合社会基本价值观

专有技术的产生不是上帝的恩赐，而是来源于对现有一般信息进行加工、筛选、储存、处理和获得的结果，是凝聚着人类脑力劳动和经济成本的特殊智力资产。其价值性体现了人类结合经济工具和智力活动凝聚成劳动结晶的追求，反映了劳动促进财富增值的恒定信仰。劳动是公平取得财产的基本途径。“在不对他人负有义务的场合，人们对其生产、做成或创造的财产全部享有所有权”。[ 6 ] 这种所有权是厘定人际关系的社会手段，一定程度上包含着社会的肯定、尊重、支持和容忍，在社会中形成了共识。这种共识必须通过一定的规范、体制和法律手段加以支撑和确认，才能有效地排除搭便车、寄生、盗用等败德行为。同时，这种确认不应排斥他人通过独立开发、反向工程等正当合法的劳动获得相同或相似的专有技术。否则，便会抑制社会公共利益的增进。

三、专有技术的国际保护

有技术作为一个法律术语的出现，与商业秘密的关系及其是否属于财产权的争论，在国际社会至今仍未能达成一致，但这已经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了。国际社会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专有技术在实践中的大量存在。在国际许可贸易中，该种许可协议的数量位居第二，占30 %.[7 ] 但国际社会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歧义较多。对专有技术的国际立法，更是晚近才开始关注的事。一些国际协议历经十几年仍未能得以通过，一些虽经通过，但不乏大量的问题存在，需作出进一步解释及通过成员国国内立法予以回答。笔者认为，专有技术的国际保护，应在兼顾积极保护与消极保护的原则下，在以下法律框架中予以体现：

（一）知识产权国际协定

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始于19 世纪80 年代。专有技术这一术语出现近70 年来，从未独立出现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定中。WTO《与贸易（包括假冒商品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协定》（Trips）首次将“未披露信息（undisclosed informa2tion） ”作为知识产权加以保护。该协议第7 节第39 条规定此类信息的三个要件为：（1）其作为一个整体或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确切构造或组合，未被通常从事该类信息工作的人们普遍知悉或容易获得；（2）由于秘密而具有商业价值；（3）合法控制该信息的人根据情况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普遍认为，Trips 中有关“未披露的信息的保护”的规定就是商业秘密的规定。[8 ] 但其中也涵括了专有技术的法律特点。可以说也是对专有技术持有人的权利第一次在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中予以保护。使用“未披露信息”的提法，无疑增加了条款适应的弹性。Trips 协定的规定为以后与专有技术相关知识产权国际立法制定了示范性标准。后于Trips 协定而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711 条第1 款有关保护商业秘密的规定便完全照搬了“未披露信息”条款的内容，只是将“未披露信息”换成“商业秘密”。各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还应进一步作出规定，明确将专有技术纳入“未披露信息”或者“商业秘密”进行保护。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

“反不正当竞争”这个概念自出现以来，便与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密切的联系。一些国际民间组织多次指出反不正当竞争应主要立足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9 ]近年来，保护商业秘密，尤其是其中的技术秘密，又成为反不正当竞争的另一个热点。[ 1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其1993 年草拟的“对反不正当竞争的保护”及1996 年起草的《反不正当竞争示范法》中，便明确规定“侵犯商业秘密（ secret information） ”为不正当竞争。《示范法》第6 条第3 项对“侵犯商业秘密（ secretinformation） ”的解释与Trips 第39 条“未披露信息（undisclosedinformation） ”的含义一致。虽然《反不正当竞争示范法》最终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而未能通过，但其作为示范法对知识产权的国际立法及国内立法作用不可忽视。而且随着国际社会国家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信国际社会协调一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最终能得以通过。

（三）国际技术贸易规则

20 世纪后期，各国均强烈意识到国际技术转让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从70 年代初开始，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建立调整国际技术转让行为国际统一法。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下，联合国于1974 年5 月1 日通过了关于起草国际技术转让的行动守则的决议，经过几年的努力，1978 年分别由77 国集团、西方发达国家、前苏联、东欧集团和蒙古等国提出草案大纲，然后由专家组综合写成《国际技术转让守则草案》，并正式提交国际贸易发展会议第五届会议讨论，终因在许多主要问题上各国立场相去甚远而未能通过。另外，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于20 世纪70 年代初到80 年初提出过10 多份有关技术转让的文件，如1979 年《合同评价指南》中着重于专有技术转让合同谈判中受方可提出的要求，包括要求供方明确专有技术的定义、明确标的物秘密的范围、提供该技术足够的情报及必要的辅助情报、保证技术的合格性和合法性等，为各国进行技术贸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合同蓝本。专有技术的转让为实现其价值之一，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关系有助于国际技术转让的理性发展，因此，各国应不懈努力，争取早日实施达成协议的国际技术贸易规则，进一步发挥技术对人类的作用。

（四）国内立法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制定有关保护专有技术的专门性法律，对专有技术的保护分散地规定在不同的法律中。各国通常援引以下法律中的有关规定对专有技术进行保护：

1. 合同法。合同法对专有技术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专有技术转让合同。专有技术转让一般通过专有技术转让协议来实现。协议除普通技术许可的一般条款外，还须详细制定特殊条款，明确各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其中保密条款最为重要。我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便规定，“受方应当按照双方商定的范围和期限，对供方提供的技术中尚未公开的秘密部分，承担保密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48 条规定，“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受让人应当按照约定使用技术，支付使用费，承担保密义务。”另一方面是劳动合同。专有技术对直接运用技术的雇员是无法保密的。所以在劳动合同中，一般明确规定雇员在受雇期间及解雇或离职后一定时期内，对其因职务上的原因所接触到的一切技术秘密，承担保密义务。许多国家都在其雇工法中作出这样的规定。我国《劳动法》第22 条便规定有类似内容。

2. 侵权行为法。专有技术作为财产权，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可直接运用民法中的侵权行为法对其加以保护。如英美等承认专有技术为财产权的国家均有此立法。对于德国、日本等不承认专有技术为财产权的国家来说，当专有技术受到侵害时，只能以公平竞争的权利受到侵害而间接获得侵权行为法的保护。我国对专有技术的法律性质还没确定，专有技术侵权行为还得不到侵权法的直接保护。

3. 反不正当竞争法。侵害专有技术作为一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为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判例及学者所认可。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均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制止这种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专有技术进行法律保护可有效地约束他人对专有技术的侵害行为，保障经营者正当的竞争权利，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各国立法中，德国《防止不正当竞争法》对专有技术的保护最为详尽。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 条也有明确的规定。

4. 刑事立法。利用刑事立法对专有技术进行法律保护可有效地弥补民事立法的不足，许多国家都在刑事法典或刑事判例中规定了对专有技术保护的内容，也体现了专有技术在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中地位的日趋重要性。这方面德国《防止不正当竞争法》、美国《刑法典》、奥地利《刑法》等均明确规定有刑事责任，日本还单设了“泄露企业秘密罪”等罪名。我国刑法第119 条、220 条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刑事责任。

除此之外，有的国家还在外汇管制法、行为法、版权法、工业产权法、有关隐私权保护法等法规中对专有技术直接或间接加以保护。但应看到的是，各种途径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的缺陷。而且各种法律法规对专有技术的保护侧重不同，在同一国家内对专有技术的界定也不一致，适用起来亦存在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应在国内立法中，待时机成熟后予以专门立法，从而更有效地保护专有技术持有人的合法权利。

注释：

[1]万家林等。国际技术贸易理论与实务[M] .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7. 109。

[2][法]让·沙皮拉，夏尔·勒邦。国际商法[M]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18。

[3][8]孔祥俊。商业秘密保护法原理[M] .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384. 129。

[4]李双元，李先波。世界贸易组织（WTO）法律问题专题研究[M] .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 71。

[5]郑成思。知识产权法[M] .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38。

[6][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M] .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93。

[7]王传丽。国际贸易法—国际知识产权法[M] .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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