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诉讼案例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范文第1篇
吴学权 丁卫星
[内 容 提 要]一个新的法律制度在解决原有问题的同时，往往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就是如此。《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确立了一些新的赔偿制度，特别是赋予了受害人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在第三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制度。该制度在给受害人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由于保险公司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免责性、有限性，以及各受害人起诉及结案的不同时性，使得同一事故中的多个受害人能否公平地受偿成了问题。笔者试从利益平衡、程序保障的角度，对这种不公平是否真的存在、存在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借鉴现有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理论，提出了以“限期诉讼、合并审理、按比例分配保险公司赔偿款”为主要内容的“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制度”，从而保障各受害人都能公平地享受到《道路交通安全法》带给他们的福祉。（全文共8627字）
一个新的法律制度在解决原有问题的同时，往往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即是如此。《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确立了一些新的赔偿制度，特别是赋予了受害人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在第三者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制度。该制度在给受害人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司法实务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笔者所在的法院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在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中，有的是财产损害、有的是人身损害；有的死亡、有的受伤；有的伤重、有的伤轻；有的需要评残、有的不需要评残。情况的不同，必然导致有的受害人早起诉，而有的受害人晚起诉。而法院也按部就班，往往先受理的案件先结案，后受理的案件后结案，先生效的案件先执行，后生效的案件后执行，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不存在什么问题。但由于保险公司只在第三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且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结果先处理的受害人往往能得到足额的赔偿，而后处理的受害人由于损失已经超过了第三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往往难以得到足额的赔偿。已得到赔偿的受害人暗自庆幸，而得不到赔偿的受害人肯定会雪上加霜。这对同一个事故中的受害人而言，显然会倍感不平。新的不公平似乎已经产生。这种不公平真的存在吗？有什么负效应？它是怎么产生的？又如何消除它？这一系列问题，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和思考，故笔者以拙笔写作此文，发表一些陋见，以期引起更多人对此问题的关注和重视。
真的存在不公平
一、责任豁免与否的不公平。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对于受害人的损失，首先应由保险公司在第三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对超过限额的损失，再由事故双方按责分担。由于保险公司在限额内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那么，不管受害人有没有过错、过错的程度有多大，只要他的损失不超过责任限额，他就能得到足额的赔偿。也就是说，在保险公司的责任限额内，受害人的事故责任被豁免。但由于保险公司的责任是有限额的，而且该限额也不高1，因此，受害人的损失往往会超过保险公司的责任限额，多个受害人的损失更是如此。由于超过限额范围的损失不再由保险公司承担无过错责任，而是由事故双方按责分担。因此，对于超过限额范围的损失，有过错的受害人也要自负相应的损失，他的责任不能豁免。这样，在损失超过保险责任限额的情况下，先起诉、先处理的受害人往往能享受到责任豁免的待遇，而后起诉、后处理的受害人往往享受不到豁免的待遇2。对同一事故、同样责任的受害人而言，仅仅由于起诉、处理的先后，就导致责任的豁免与否，而且，造成起诉、处理先后的往往是一些不可归责于受害人、也不可归责于法院的客观原因3，对此，你能说这公平吗？
二、赔款到位与否的不公平。
赔款到位率，与赔偿义务人的履行能力密切相关。一般来讲，保险公司的履行能力相对较高，而肇事者的履行能力相对较低，特别是构成交通肇事罪，已被判刑的肇事者，更是如此。因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保险公司的赔款容易拿到4，而肇事者的赔款不容易拿到。由于保险公司先予肇事者承担责任，故先起诉、先结案的赔偿义务人是履行能力较高的保险公司，而后起诉、后结案的赔偿义务人却是履行能力较低、有的甚至没有的肇事者。先起诉、先结案的受害人往往能顺利地拿到赔偿款，而对后起诉、后结案的受害人而言，等待他的很可能是中止执行、终结执行的法律白条。同一事故的受害人，有的得到赔偿、有的得不到赔偿，而且，造成赔偿到位与否的原因仍然是起诉、处理的先后。对此，你仍能说这公平吗？
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危害性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
仅仅由于起诉、处理的先后，竟导致这样不公平的结果，这肯定会令人心理失衡。特别是对同一事故的、同样责任的受害人而言，这种不公平的感受尤为强烈。人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不公平的结果，不但会损害公民的法感情，相反还会培养公民对法律的怀疑和怨恨。由于公民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社会的基石，长此以往，会损害我国法治建设的根基，法治的理想会成为法治的梦想。
不公平是法律漏洞造成的
不公平产生的途径不外乎两个层面，一是司法层面，二是立法层面。
首先让我们检查一下司法层面。由于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属民事案件，由人民法院审理5，故这里的司法层面主要是指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人民法院是法律的适用机关，人民法院只能依法审判，故检查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实际上就是检查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从而导致不公平的产生。
人民法院处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程序主要包括立案、审理、执行三个阶段。
在立案阶段，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符合该法第一百零八条受理条件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内受理，否则，即程序违法。据此，一般来讲，先起诉的案件先受理、后起诉的案件后受理是逻辑的必然。因此，对于多人受害的事故，当一个受害人先行起诉时，人民法院只能先行受理，而不可能等待所有的受害人全部起诉后再一并受理。这是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要求；客观上，要求人民法院一味的等待也不现实，因为人民法院也无从知晓另外的受害人是否起诉、何时起诉；而且，人民法院也不可能主动催促其他受害人尽快起诉，因为这在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找不到支持。因此，人民法院对先起诉的案件先受理、后起诉的案件后受理的做法完全符合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无可指责。
在审理阶段，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庭审前的准备和庭审两个阶段，而且，该法为防止人民法院久拖不决，为案件设定了审理期限，一般来讲，简易程序为三个月，普通程序为六个月。由于案情的不同，有的案情简单，可以直接开庭、当庭结案；有的案情复杂，数次开庭才能结案；还有的涉及鉴定、追加共同诉讼当事人，尚不符合开庭的条件。因此，不管什么案件，只要在审理期限内结案就是合法，否则就是超审限，就是程序违法。由于审限的要求，人民法院不可能为了等待其他受害人起诉而对已受理的案件久拖不决。当然，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某些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中止诉讼。但《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为等待其他受害人起诉”这个中止事由。因此，人民法院没有等待其他受害人起诉、没有同时审理这些案件、没有按比例分配保险公司赔偿款的做法也并不违反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无可指责。
在执行阶段，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先申请执行的先执行、后申请执行的后执行，没有申请执行的不执行。执行程序中并没有规定对同一事故多人受伤的案
件一定要合并执行。客观上，由于有的法律文书已生效，有的法律文书未生效，更有甚者，有的受害人可能还没有起诉，故合并执行也不现实。因此，人民法院对这类案件没有合并执行、没有按比例分配保险公司赔偿款的做法也不违反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还是无可指责。
在司法层面没有导致不公平的违法行为，那么，问题一定出在立法层面。下面，让我们检查一下现行法律有否规定同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应当合并审理、应当公平分配保险公司赔偿款的规定。
在《民法通则》或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并没有规定同一事故中的多个受害人公平分享保险公司赔偿款的规定。
在《破产法》中，虽有债权人按比例受偿债权的规定，但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与破产无涉，《破产法》的规定于本议题无涉。
在《民事诉讼法》，有一些关于合并审理的规定，首先是该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必要共同诉讼和非必要共同诉讼制度。
必要共同诉讼制度适用的对象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在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中，虽然受害人在二人以上，但他们有各自的诉讼标的，他们的诉讼标的不是共同的，故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对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无适用余地，一事故多人受害的多个案件不能据此而合并审理。
非必要共同诉讼制度适用的对象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并经当事人同意合并审理的。在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中，虽然受害人在二人以上，但他们的诉讼标的却不一定是同一种类的，6而且，有的当事人不一定同意合并审理，故相当一部分案件不能合并审理。退一步讲，即使能够合并审理，那么，有的受害人已起诉，有的受害人尚未起诉，也难以合并审理。再退一步讲，即使受害人已全部起诉，案件可以合并审理、同时判决，但法院不能并案判决，只能一案一判7。由于有的案件可能上诉，有的案件可能不上诉，有的案件早申请执行、有的案件晚申请执行，也难以保证全部案件同时生效、同时执行。所以，由于只有部分案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可以合并审理，所以，非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对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缺乏普适性。
接下来是该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集团诉讼制度。集团诉讼制度适用的对象是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数尚未确定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的规定，一方人数众多一般指十人以上。虽然一事故多人受害案件的一方当事人肯定在二人以上，但相当一部分案件不一定能达到十人以上，故集团诉讼制度对同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也缺乏普适性。
综上，不管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没有对同一事故多个受害人的案件应当合并审理及公平分享保险公司赔偿款的问题进行规制。很显然，不公平是法律漏洞造成的。
堵塞漏洞的几种方案
如何堵塞法律漏洞，消除这一不公平的现象？在司法实务界，很多仁人志士对此作过认真探索，有的从实体法的角度、有的从程序法的角度，提出了各种见仁见智的方案。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为未起诉的受害人预留必要的份额。在判决保险公司承担的赔偿额时，为兼顾其他未起诉的受害人的利益，不是把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责任限额全部判给已起诉的受害人，而是只判部分，把部分份额留给未起诉的受害人，以显示公平。
二、各案各审，模糊判决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按比例对各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考虑到有的受害人已经起诉，有的受害人尚未起诉，为兼顾他们的利益，在处理时，暂不确定具体赔偿比例和数额，具体比例、数额在一并执行时再予以明确。
三、合并审理，分案判决。就是把各受害人的各个案件合并审理，但在判决时根据各案的情况，统筹兼顾，按照比例分案判决。这样，可以兼顾到各受害人的利益。
四、合并审理，一案判决。就是把各受害人的案件并作一案处理，根据各受害人的损失数额，确定各受害人的损失比例，然后按此比例确定保险公司对各受害人的赔偿额。这样，就能兼顾、平衡各受害人的利益，从而达到公平的目的。
笔者认为，预留份额的观点难以操作。在部分受害人已起诉、部分受害人未起诉的情况下，法院难以查清未起诉的受害人的损失数额，因此，法院难以科学地确定预留份额的比例与数额。这种缺乏可操作性的做法，必然导致随意确定预留份额的比例与数额，这种随意性也必然导致司法的恣意和腐败。模糊判决的做法也不可取。模糊判决本身就违反了判决确定性的要求。而且，由于各案判决的比例、数额不确定，加上有的案件先进入执行程序，有的案件后进入执行程序，法律也没有规定合并执行的具体规则，这种无规则的状况也必然导致合并与不合并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也必然会导致司法的恣意和腐败。
关于合并审理、分案判决的观点，笔者以为倒是可以达到各受害人按比例分享保险公司赔偿款的目的。但是分案判决有一个最大的弊端，那就是容易造成此案与彼案间的矛盾与冲突。而且，一旦其中的一案因上诉而被改判，则很可能牵连到其他各案，导致其他案件的错判，使其他各案不得不进入审判监督程序，不得不改判，以同二审改判的案件相协调。这会增加一审案件的改判率，也会浪费宝贵的诉讼资源。故分案判决也不可取。
笔者以为，相比较而言，合并审理，一案判决，较为科学。把各受害人的案件并为一案处理，就可以更好地统筹兼顾，确保各受害人按比例分享保险公司的赔偿款；也可以避免因分案而可能导致的各案之间的矛盾，避免了因一案改判而导致的多案改判等等不利情况。总之，它既可以克服上述各种方案的弊端，也可以达到各受害人按比例分享保险公司赔偿款的目的，较为可取。
但是，合并审理、一案判决，对于必要的共同诉讼而言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因为这本身就是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内在要求。但对于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而言，障碍是明显的。
对必要的共同诉讼而言，由于它们的诉是共同的、不可分的，所有的当事人都应当参加诉讼。如果部分当事人已起诉、部分当事人未起诉，法院应当依职权通知未起诉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但对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而言，它们并不符合必要共同诉讼的条件。它们的诉不是共同的，而是各自独立的、可分的，而且他们有的主张起诉、有的不主张起诉，有的早起诉、有的晚起诉。法院不能像必要共同诉讼那样，主动依职权通知其他受害人参加诉讼，这和合并审理显然是一对矛盾。怎么解决？
矛盾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关键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其既能兼顾各受害人公平分享保险公司赔偿款的权利，又不妨碍人民法院及时合并审理已受理的案件。有这样的办法吗？
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就有类似的办法。
大家知道，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集团诉讼程序中，有一个公告债权人限期登记债权的程序，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这一程序，创制一个新程序。
这个新程序就是限期起诉程序。在审理已起诉的部分受害人的案件时，我们应该给未起诉的受害人一个机会，给他一个起诉的期限，等待他起诉。如果他在设定的期限内提起了诉讼，人民法院则应把该案与早先起诉的案件合并审理。反之，如受害人仍未起诉，则该受害人丧失了与已起诉的受害人一起在第一顺序享受责任豁免和分享保险公司赔偿款的权利。关于期限的时间，考虑到受害人治疗、评残等情况，以不低于六十日为妥。
对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限期起诉、合并审理、按比例处理”的做法，在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的理论中也没有相应的概念。由于它类似于、又区别于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笔者借鉴民法理论中“不真正连带债务”的称法，姑且称其为“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制度”。
不
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制度
根据上文分析，“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概念应当是，人民法院在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理同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时，为兼顾、平衡各受害人的利益，应当通知未起诉的其他受害人限期起诉，并告知其逾期起诉的后果。期满后，人民法院应当把在按期起诉的案件与先前受理的案件合并审理、然后根据各受害人的损失数额，按比例处理。该制度的特点如下：
一、“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相对于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特点：
（一）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诉讼标的必须是共同的、不可分的；而“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诉讼标的不是共同的，甚至也不一定是同一种类的，它是可分的。
（二）必要共同诉讼合并审理的原因是因为它们的诉讼标的是共同的、不可分的，简言之，是因为不可分而合并。而“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中的诉本身都是独立的诉，都是可分之诉，它们合并审理的原因一是基于同一事故，二是基于平衡受害人利益的现实需要。
（三）由于必要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共同的、不可分的，故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应当全部参加诉讼，不参加的，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否则就是漏列诉讼主体，就会造成错判。发现漏列诉讼主体后，漏列的诉讼主体不能另行提起诉讼，只能引起案件的重审或再审。而“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制度”仅仅要求当事人限期参加诉讼，而不要求当事人必须参加诉讼。由于“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不是共同的、是可分的，如部分当事人因逾期而没有参加诉讼的，他也可以另行起诉。
二、“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相对于非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特点：
（一）非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诉讼标的应当是同一种类的，而“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诉讼标的不一定是同一种类的；
（二）非必要共同诉讼不一定合并审理，而“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应当合并审理；
（三）非必要共同诉讼合并的目的是方便当事人诉讼，节约诉讼资源，而“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合并审理的目的是为了平衡各受害人的利益。
三、“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相对于集团诉讼制度的特点：
（一）集团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为十人以上，而“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不一定满十人；
（二）集团诉讼的案件一方因为人数众多，需要推举代表人参加诉讼。而“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不一定要推举代表人参加诉讼。
另外，“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区别于必要共同诉讼、非必要共同诉讼、集团诉讼制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必要共同诉讼、非必要共同诉讼、集团诉讼制度不需要按比例处理债权人的债权，相反，由于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有限性，为平衡各受害人的利益，“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应当按比例确定保险公司对各受害人的赔偿额。
按照上述笔者设计的“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对同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我们可以按如下程序处理：
一、当部分受害人起诉时，只要其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立案庭就应当立案受理，而不应等待其他受害人起诉。
二、审判庭在审理部分受害人起诉的案件时，首先应根据事故认定书上的受害人的名单，向其他受害人或其近亲属发出限期起诉通知书，同时告知逾期起诉的后果。当然，已受理的案件中止审理。
三、限期期满后，审判庭应当把所有在期限内起诉的案件合并为一个案件开庭、调解或判决。根据各受害人的损失，公平地按比例确定保险公司对已起诉的各受害人应赔偿的数额，当然，不得为未起诉的受害人预留赔偿份额。
四、逾期起诉的各受害人，则丧失了与按期起诉的受害人在第一顺序按比例分享保险公司赔偿款的权利。当然，如果保险公司承担责任后尚有余额，他仍然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在余额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当然，对逾期起诉的各受害人，不再合并审理。
给“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打两个补丁
像XP操作系统存在漏洞，需要下载补丁一样，在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背景下，“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制度”也存在漏洞，也需要补丁。
一、 专属管辖补丁。
从程序上看，“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合并审理，而由一个人民法院来管辖这类案件是合并审理的必然要求。但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管辖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属侵权之诉，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对它都有管辖权。这种多头管辖的规定使合并审理成为泡影。而多头管辖不仅不能兼顾各受害人的利益，而且容易造成处理结果的矛盾与冲突。曾有这样一起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受害人甲的损失为40000元，受害人乙的损失为30000元，而第三者强制责任限额为50000元。侵权行为地法院受理了受害人甲起诉肇事者和保险公司的案件，被告所在地法院受理了受害人乙起诉肇事者和保险公司的案件，最后两个法院各自作出了由保险公司分别赔偿甲、乙损失40000元、30000元的判决。从个案来看，两个法院的判决都没有超过保险公司的第三者强制责任限额，但联系起来看，两个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的责任明显超过了其应承担的责任限额，明显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这显然是多头管辖惹的祸。
因此，为保障合并审理，有必要对这类案件确立专属管辖制度。但应由哪个法院专属管辖呢？侵权行为地、被告所在地、还是事故发生地？笔者认为，以事故发生地法院为妥。理由是，专属管辖的标准是管辖法院的唯一性。对侵权行为地而言，由于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发生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而侵权行为发生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有时是不同的，故侵权行为地法院可能有两个，不具有唯一性；对被告所在地而言，在涉及保险公司的交通事故赔偿案中，至少有保险公司和肇事方两个被告，而这两个被告的住所地有时也是不一样的，故被告所在地法院可能有两个以上，也不具有唯一性；而事故发生地只有一个，故事故发生地法院具有唯一性，完全可以确定为专属管辖的法院。而且，从实际情况看，事故当事人在事故发生地或附近的居多，由事故发生地法院专属管辖也方便当事人诉讼。
二、撤销权补丁。
从实体上看，“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各受害人按比例分享保险公司的赔偿款，从而平衡各受害人的利益。但由于目前我国现行法并没有对受害人和保险公司的自愿赔偿行为进行规制，保险公司可能会出于私利或人情，把所有或部分赔偿款支付给一个或部分受害人，使其他受害人的不能公平地分享保险公司的赔偿款，从而使“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制度”达不到其预期的目的。因此，对保险公司把所有或部分赔偿款支付给一个或部分受害人，因而侵害了其他受害人利益的行为，应当加以否定。但由于该行为并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故也不能轻率地确认为无效行为。按照《合同法》的原理，该行为应该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其实，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就有类似规定，该解释第六十九条8就规定了债务人把其全部或部分财产抵押给一个债权人的，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享有撤销权。因此，按照相同问题相同处理、类似问题类似处理的原则，我们完全可以参照该规定，把保险公司将所有或部分赔偿款支付给一个或部分受害人，因而侵害了其他受害人利益的行为确定为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当因该行为而使其他受害人利益受损时，其他受害人可以行使撤销权。
结语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新的赔偿制度，因其过分超越了原有的法律体系，使其缺乏必要的运行环境。由于缺乏程序法的支持，该条款在带给受害人福祉的同时，也顺手把不公平捎给了受害人。遭受不公平的受害人需要“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制度”，以讨回本属于他们的公平。虽然目前在理论上并没有“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的概念，“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的概念也可能仅仅是出于笔者的臆想，但只要能使大家关注本文探讨的问题，最终能使各受害人都能公平地享受到《道路交通安全法》带给他们的福祉，笔者纵被嘲为臆想也无妨。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范文第2篇
1诉讼解决医疗纠纷的程序
当前，在我国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主要包括：医患双方协商、行政调解和诉讼。这三个途径是平行并存的可选择途径，医疗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真实意愿直接选择协商、行政调解或诉讼这三种途径之一，也可以在协商无效、调解无果后再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没有或不能运用双方协商或行政调解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的情形下，当事人可以及时提起医疗纠纷诉讼，并全面了解地点和立案过程。第一步要确定到哪个级别的哪个法院。当事人需要依据该地区高级法院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的标准来确定哪个级别的法院受理自己的诉讼请求。同时，由于医疗纠纷的错综复杂，当事人还必须分清诉讼的具体案由，才能明确具体的管辖法院。以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引起的诉讼，归属合同履行地或被告经常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受理，以医疗行为侵权为由提起的诉讼，属于被告经常居住地或侵权行为发生地的人民法院管辖［2］。第二步要选择提讼的案由。医疗纠纷诉讼的原告有两个选择，一是以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为由提讼，这类纠纷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合同法》等来处理。二是以医疗行为侵权为由提讼，此类纠纷还细分为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为案由和以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为案由。在时，因为选择的案由不同，在法律适用、管辖法院、赔偿项目、鉴定种类、赔偿计算方式、赔偿金额等诸多方面都会有较大差别。第三步要提交详尽的材料。在立案时，医疗纠纷诉讼的原告应当提交状的正本一份和副本数份，并在状上亲自按手印或亲笔签字。各方当事人需要提交身份证、户口本等身份证明材料，当事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则要提交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等主体登记凭证以及法人代表的身份证明书［3］。此外，当事人还必须提交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医疗纠纷的证据材料，包括急症、门诊、留观室和住院期间的病历，医嘱处方、医疗费收据及明细单、诊断书，还有用于输液、注射的医疗器械，用于治疗的药品，音频、视频等视听证据资料，证人证言、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结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尸检报告等。
2医疗纠纷诉讼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2．1确定管辖法院时要清楚区分住所地和经常居住地在医疗纠纷诉讼中，患方及其家人所指向的被告常常是医院、防疫站、制药公司、医用制品公司等法人组织，这些组织都是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单位。假若患方及其家属要通过诉讼来解决医疗纠纷，就应当到该法人组织的机构所在地或主要营地的法院提讼［4］。例如，张某在长春市绿园区甲医院就诊时，静脉注射了长春高新区乙药材公司生产的氨苄西林后死亡。如果患者家属打算将甲医院和乙药材公司都告上法庭，可以选择这两个法人组织所在地的任何上述案件的管辖权。但是张某的家属切不可同时向两家法院提讼，因为后立案的法院一旦查明该案已经在其他法院立案，就会裁定将该案移送给先立案的法院。这样一来既浪费一笔诉讼费也着实耗时耗力。
2．2提起医疗侵权诉讼时审慎选择更为有利的案由根据2011年新修订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医疗侵权诉讼分为医疗事故之诉和医疗损害之诉两类。虽然这两类诉讼都与医疗行为相关，但是医疗事故之诉是因医疗事故而引发的医疗赔偿诉讼，医疗人身损害之诉是由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过失行为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二者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一是法律适用上的差异。医疗人身损害之诉就其实质而言属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诉讼，应适用《民法通则》审理；对于医疗事故之诉，人民法院会依照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法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来办理。二是鉴定种类的差异。医疗事故之诉需要医患双方或卫生行政部门或人民法院来委托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如果鉴定结果显示不构成医疗事故，那么医方就无须赔偿；对于医疗人身损害之诉，一方当事人只需在征得法院同意下便可单方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即使在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情形下，只要证实医方存在医疗行为的过失，患方就能提出赔偿要求。三是赔偿项目与金额上的差异。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住院伙食费、残疾生活补助费、丧葬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误工费、残疾人辅助器具费、护理费、住宿费等11项［5］。医疗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共13项，除去上述项目外还多出营养费和死亡赔偿金两项。不仅如此，两类赔偿在计算系数和方式上也有差异。例如：河北望亭乡居民李某因被诊断为喉部付节瘤，在天津河西区某医院实施手术。在术后化疗中，李某突然出现休克，抢救无效后死亡。按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受理，李某家属最多能得到8万元赔偿，如果按医疗人身损害赔偿审理，李某家属可获得20万元赔偿。
2．3明智选取民事诉讼调解的结案方式民事诉讼调解又称法院调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民事诉讼制度，是指诉讼中原告与被告在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双方平等自愿协商，并达成解决彼此间纠纷的一致协议，经法院认可后，以终结诉讼活动的一种结案方式［6］。与审判相比，民事诉讼调解具有显而易见的司法救济价值，可以使患者及其家属及时得到有效赔偿，减少解决争议的费用支出，缓解漫长审判的精神压力，降低诉讼的风险；还能让医方以较少的成本化解医患矛盾，尽快消除医疗纠纷带来的负面影响，维护医疗机构的公信度和社会口碑。另外，调解协议对诉讼双方都有较强的法律效力，能够促成医疗纠纷的彻底解决。民事诉讼调解虽是解决医疗纠纷诉讼的上策，但在司法实践中也要讲求诉讼策略。民事诉讼调解适用的情形是医患双方对医疗纠纷的事实认定清楚，对争议的性质基本能够接受，彼此积怨不深且能互谅互让，同时可能支付的赔偿金额较高。例如：2013年2月江苏的程先生因带状疱疹来到上海某医院住院治疗，院方在明知程先生患有高血压的情况下，为其进行神经阻滞治疗，治疗中程先生出现心脏骤停，虽然经抢救后生命体征平稳，但继而出现胡言乱语、发呆发愣等精神症状。程先生的家人向医院提出赔偿要求，但双方协商无果，于是其家属便委托上海杰恒律师事务所的刘律师向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医疗人身损害赔偿诉讼［7］。庭审期间，程先生经过治疗调养后症状好转，因此刘律师建议程先生家属不做司法鉴定，申请法院进行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协议，院方一次性赔付给程先生265300元。此案从案发到圆满结案仅仅历时一个多月。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范文第3篇
一、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特点。
（一）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
2004 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案件上升幅度较大。2003年贺州市两级法院受理一审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93件，2004年受理174件，上升了87.1%.而其中2004年5月至12月受理了139件，与2003年同期受理的62件相比上升了 124%.
造成此类案件剧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1、《道路交通事故安全法》认可并鼓励了“私了”的做法，当事人选择不经过交管部门直接向法院起诉的增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即只要当事人的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条件法院即可受理，交警部门的调解已不再是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
2、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案件启动调解程序受到限制，调解功能弱化。根据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交通事故必须各方当事人一致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的，交警部门才对纠纷进行调解，且当事人申请对交通事故进行调解应在交通事故责任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申请提出，交警部门不再主动组织双方调解，这样只要有一方不同意调解，交警部门即不再组织调解，导致一些有一方当事人不愿调解或在十日内未及时提出书面调解申请的案件未经交警部门调解即直接向法院起诉。同时新条例规定交警部门一次调解不成即可终结调解程序，而非过去的必须经过两次调解，经交警部门的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数量大幅下降。据贺州市事故处理中队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5至12月经该事故处理中队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仅为35件，而2003年同期调解成功的为116件，下降了231%，这些调解不成的案件亦流向法院。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一些人身赔偿项目的赔偿标准作了较大的调整，如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的赔偿年限由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按10年计算提高到目前的按20年计算、当事人可以同时请求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赔偿金额大大增加，因此一些在2004年5月 1日前发生交通事故的案件当事人故意选择在新法规施行后才向法院起诉，以得到更多的赔偿。
（二）诉讼标的较大。
由于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及重伤的较多，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又提高了赔偿标准，因此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数额较大。大部分案件标的少则几万元以上，多则几十万。2003年受理的此类案件诉讼标的总额为212.2032万元，平均每件标的数额为2.28万元，2004年受理的此类案件的诉讼标的总额为 604.1605万元，平均标的额3.47万元，比2003年上升了52.19%.
（三）诉讼主体众多，法律关系较为复杂。
目前人们在进行机动车交易时未严格遵循过户登记手续，对车辆挂靠、租赁、使用等方面管理亦不规范，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责任主体往往牵涉到登记车主、实际车主、借用人或者是承租人、雇佣人等多方人员。《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或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全部抢救费用……”，第七十六条规定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因此目前一些案件中保险公司亦直接作为共同被告或者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今后还可能会出现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机构为诉讼主体的案件。诉讼主体较为复杂。
（四）以判决结案居多，调解结案率低。
2003 年审结道路交通事故案件83件，其中以判决结案64件，调解13件，调解率15.66%；2004年审结171件，判决116件，调解31件，调解率 18.13%.导致案件调解率低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当事人对于责任的认定划分认识不足、适用的赔偿标准错误或者不考虑对方的实际履行能力，在起诉时往往提出巨额的赔偿请求，对诉讼的期望值过高，而部分肇事者又因经济困难无力赔偿或故意逃避拒绝到庭参加诉讼，诉讼双方分歧较大，难以达成合意。加上交通事故通常会造成人员伤亡等重大损失，受害人一方对肇事方存在怨恨心理，希望能通过诉讼获得其认为合理的赔偿，在心理和感情上均不愿做出较大让步，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这类案件调解难度大，判决率高。
（五）财产保全大量增加。
根据新颁布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的事故车辆除检验、鉴定外，不得使用。检验、鉴定完成后五日内通知当事人领取事故车辆和机动车行驶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事故车辆和机动车行驶证的目的、期间受到严格限制，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长时间扣留事故车辆。为了保证案件日后的顺利执行，原告方往往在起诉时或起诉前即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以防止被告隐匿、转移财产造成执行困难。
二、当前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所面临的问题。
（一）责任主体认定困难。
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确定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只有分清车辆所有人、驾驶人和实际支配人之间存在的各种不同关系，确定了赔偿责任主体，才能据以确定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作为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车方，往往还存在着车辆挂靠、承包、租赁、借用、雇佣等关系以及多重买卖、转包行为，常常出现实际车主与名义车主不一致的情况，或者存在多个车主责任承担等，涉及的主体众多，责任划分困难。
（二）对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书应如何认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将原来“责任认定书”的表述修改为“事故认定书”，把事故责任认定书定性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当事人不得提起复议，最终由法院来审查确认。但在实践操作中仍然存在一定困难。首先对于事故认定是否采纳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由于个体认知的差异对事故的成因和责任分担可能会存在偏差。另外法院经审查认为事故认定确有不妥之处时应如何处理？如提请交警部门进行重新认定缺乏法律依据；如由法院直接改变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由于法官不是专业的事故处理人员，仅凭案卷书面材料很难推翻原责任认定。同时因为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不等同于民事责任的分担，法院最终判决的责任分担可能与责任认定书的并不一致，这样往往会造成当事人的不满或误解。
（三）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难以确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第七十六条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但对于受害人能否据此直接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以及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的诉讼主体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从法理而言，受害人直接请求保险人承担责任在理论上也难以自圆其说。如受害人直接起诉保险公司或者向法院申请对肇事方在保险公司的保险金先予执行的，保险公司如何参加到诉讼中来，是作为共同被告还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实践中难以把握。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对 2004年5月1日前发生的事故依然按照老标准理赔，而法院在计算赔偿数额时采用的是新标准，两者之间亦存在较大差距。
（四）对机动车全责赔偿条款的理解分歧较大。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这也就是引发社会广泛争议的“机动车负全责”条款。该规定采用的是无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观点认为从该条款的字面理解机动车一方必须是完全没有任何过错且对方有违章行为才能减轻责任，如果行人有重大过错造成事故，但机动车驾驶人未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机动车一方还是要负全责。但持相反观点的则认为这样对于机动车一方过于苛刻，主张应当适用过失相抵原则来处理。
（五）适用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没有统一依据。
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依照赔偿权利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并按相应的标准分别计算。两种不同的赔偿标准数额悬殊较大。但认定农村、城市居民时是以户籍登记为依据还是以经常居住地为准没有明确规定。当今社会外出务工人员增多、人口流动频繁，有的农民外出到城市打工超过一年或在城镇定居多年，收入亦不低于当地城镇居民平均标准，如仅按农村居民的标准进行赔偿会造成明显的不公平。
（六）申请诉讼保全不及时。
《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交警部门扣车的依据是鉴定、检验，而不是为了保证赔偿责任的实现，并且在检验、鉴定完成后五日内要发还当事人。车辆本身价值较大，是日后裁判文书得以执行的重要保障。由于交警部门在作出事故认定后即要将车辆交由肇事方领回，有的当事人缺乏这方面的法律知识，未能向法院及时申请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等到当事人向法院起诉时车辆已经放行，法院再采取保全措施将非常困难，有时甚至要远赴外省查封、扣押车辆，工作很被动。
三、解决问题的思路。
（一）关于赔偿主体的认定问题。
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责任主体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承担直接赔偿责任的事故责任者，包括机动车所有人、实际支配人、驾驶人。2、承担替代赔偿责任的保险公司。这种赔偿是基于保险合同的约定，由保险方承担的替代责任。3、承担垫付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机构。实践中难以认定的主要是第一种情况。对此要注意把握几点：首先要区分车辆所有人和实际支配人。车辆所有人指在车辆管理机关注册登记的单位或者个人。实际支配人包括几种情况：车辆买卖中的未办理登记过户的买受人（连环购车未过户的，为最后一次买卖关系的买受人）、挂靠人、承包经营人、租用人、借用人、实行分期付款购买而未办理过户手续的承买人等。其次当车辆的所有人与实际支配人不一致时，确定损害赔偿责任主体应当以车辆的运行支配权和运行利益归属作为认定赔偿责任主体的基准。具体到各个案件中应在遵循一般性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侵权责任的划分和不同的案件事实来进行认定。对于当事人只起诉车辆驾驶人、车辆所有人或实际支配人中部分主体的，应向其释明其他有关人员的责任，当事人坚持只起诉部分主体的，一般情况下予以准许，对不起诉部分，视为放弃权利。
（二）关于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问题。
对这一问题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道路交通事故为侵权之诉、保险公司履行给付保险金责任属合同之诉，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故在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时不宜将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但因其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由人民法院追加其参加诉讼。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同时《保险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 上述法律明确规定受害人对保险公司在被保险人（即车方）所投的第三责任险保额内有直接请求权，故应将保险公司作为直接共同被告，并按照法院确定的责任比例和赔偿数额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对当事人申请对保险金先予执行的应予准许。受害人仅起诉保险公司要求赔偿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应将被保险人（机动车所有人、车辆实际支配人或驾驶员）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法确定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后，对于未超过责任限额范围的部分，根据受害方的请求，可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部分由应负事故赔偿责任的机动车所有人、车辆实际支配人或驾驶员承担；或由后者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则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样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解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中的保险赔偿问题。目前大部分法院是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亦出现了较多这方面的判例。
（三）关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的归责原则。
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对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适用的是不同的归责原则。 对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就是说，机动车驾驶员只有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故意或过失时才承担事故赔偿责任。如机动车双方均有过错的，则按照过错大小在造成交通事故全部损失中的作用，按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这里的损失包括机动车双方各自的全部损失。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或称严格责任原则，即机动车一方对因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损失，不论其是否有过错都应承担民事责任，除非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可以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只有在特定情况下，如果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完全免除责任。这一原则法理依据来源于受益者承担风险的报偿理论、高度危险致人损害的严格责任理论、优者危险负担理论等观点，强调作为高度危险作业一方的机动车驾驶员的谨慎注意义务，体现了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机动车一方要减轻事故责任必须符合两个法定要件，一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二是“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目前法学界对何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理解角度并不一致，而审判实践中倾向于看机动车一方在事故发生当时是否采取了适当的避免交通事故的处置措施，如果机动车一方完全无过错的，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比例、额度承担赔偿责任；如机动车一方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即在确定赔偿责任比例时，仍然考虑了过错程度的大小，以体现对守法者的公平保护。但只要损害后果不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出于自杀或者非法谋取保险赔偿等目的故意造成的，即使非机动车一方负有全部事故责任，亦不得全部免除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四）赔偿项目和标准。
1、关于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赔偿标准问题。依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根据审查确定的赔偿权利人的身份情况分别按照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有关标准进行计算。目前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镇打工或定居，他们已是城镇居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部分地区农村居民实际年均收入已同于甚至高于城镇居民年均收入，如果无视这一客观实际，仅仅因为受害人为农村户籍就一律按农村居民标准进行赔偿，有违公平。因此在确认赔偿权利人的身份时应以户籍登记主义为原则，以经常居住地为例外。对于赔偿权利人虽为农村居民，但如有证据证实发生交通事故时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不低于自治区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的，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实行“同城待遇”，这样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对农村居民的公平保护。
2、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尺度问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司法解释没有规定明确的赔偿标准、最高和最低限额，主要由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由裁量，但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应当尽量保持同一地区同类案件判决标准的相对一致，同时两审法官的裁量度不应有太大差异，以保持司法的统一性。对于因侵权人与受害人的混和过错造成的损害，一方请求精神抚慰金的，依照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一要考虑该精神损害是否造成严重后果，二要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进行认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结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审判实践中应注意区分几种不同的情况：侵权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结果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时，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侵权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结果的发生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受害人有过错的但负次要责任的，适用过失相抵原则，可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减轻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受害人有过错并承担主要或同等责任的情况下，因受害人的过错行为与侵权人相当或作用更大，可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五）关于事故认定书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2003年3月26日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就指出：“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时，要正确对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实际上是对交通事故因果关系的分析，是对造成交通事故原因的确认。要避免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简单等同于民事责任的分担，应将其作为认定当事人承担责任或者确定受害人一方也有过失的重要证据材料。”交管部门根据调查结果做出的事故认定，应作为人民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的重要证据，但不能作为法院分配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依据。法院在具体审理案件时应根据案件事实结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现场勘察、技术分析和鉴定、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向当事人做出的调查笔录等材料对事故认定书予以全面审查认定。如人民法院认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不符合事实或不准确的，在决定不予采信之前，应征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意见，加强与交警部门的沟通协调，妥善处理。
四、建议。
（一）加强与交警部门的沟通协作，及时采取诉讼保全。
法院平时应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主动联系合作，以公示当事人须知等形式告知事故受害人如需要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特别是对于没有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车辆或者虽然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数额可能超过机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在收到调解终结书或在调解书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的次日起，应依法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对事故车辆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扣留原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扣留的车辆。对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法院应立即审查，依法及时采取措施。如钟山县法院在这方面就做了创新尝试，开通“庭长热线”，将法院各人民法庭和民一、民二庭的办公电话以及庭长手机号码留给事故处理中队，方便当事人在事故处理阶段即可得到法律帮助，与交警部门共同提醒受害人在提起诉讼前可申请法院采取诉前保全措施或在起诉后申请法院采取诉讼保全措施，2004年度该院共审结此类案件27件，其中及时采取诉前或诉讼保全措施的13件，有力的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正确行使法官释明权。
交通事故案件诉讼主体多、诉讼标的大，赔偿项目和证据材料繁多，而交通事故案件当事人多数文化素质不高、法律意识不强，在诉讼中常常出现变更诉讼请求、追加当事人、反复举证质证的情况，执行也比较困难。法院对此应加大释明力度，指导当事人明确赔偿主体、赔偿项目、赔偿标准、举证要求及举证期限，保障弱势群体诉讼权利的行使和合法权益实现。
（三）加强法院调解工作。
人民法院应积极探索，不断改进新形势下法院做好赔偿案件调解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对于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一方，要通过耐心细致的调解疏导，平息安抚当事人的激动情绪，对肇事一方要向其解释法律规定，指明其责任过错，努力为调解创造条件。尽量采取各种有效方式促使当事人相互谅解、达成协议，缓解案件日后的执行压力。
（四）针对交通事故案件大量增加的特点，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合议庭。
配备精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相关法律、业务精良、善于调解的资深法官，提前介入进行诉前保全、诉讼保全、变卖车辆先予执行等措施，对交通事故赔偿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快立、快审、快结，简化诉讼环节，提高办案效率。
（五）扩大司法救助力度。
交通事故赔偿案件诉讼标的较大，而受害人大多家庭较为困难，为避免当事人因不能及时缴清诉讼费用而无法行使诉权，对于因交通事故遭受重大损失、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受害人，应依法落实缓、免、减交诉讼费的司法救助措施，保证其及时行使诉权，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六）完善立法工作，统一执法尺度。
建议立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者配套规定，对当前在审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遇到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机动车一方减轻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及赔偿限额、受害人救助基金和保险公司责任追偿等具体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保证执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七）加强法制宣传，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范文第4篇
有论者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解决的是一种具有很强专业技术性的事实问题,而非法律问题,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一种鉴定行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专门办案人员,运用其以往从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的相关经验以及专业知识,对事故形成原因、事故造成的后果以及当事人责任等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分析后作出的结论性意见,是司法机关用以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客观依据,是一种鉴定结论[2]。公安部《关于对地方政府法制机构可否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申请的批复》(公复字[2000]1号文))中也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在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中起证据作用,不属于具体的行政行为。”鉴定行为分为行政鉴定和司法鉴定,行政鉴定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时,依法对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委托所属的行政鉴定机构或法律、法规专门指定的检验、鉴定机构进行检验、分析和评判,为行政执法或纠纷事件的处理、解决提供科学依据而从事的一项行政活动;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①。行政鉴定与司法鉴定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两者的主体、客体、性质、内容、管辖等都不相同。显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即使是鉴定行为,也是行政鉴定,而行政鉴定也是具体行政行为,也应该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比如《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五条就规定: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该职工所在单位对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决定不服的,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该职工所在单位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②还有论者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行政责任认定行为,是公安行政机关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对交通事故责任人的行政违法行为所作的一种行政责任认定[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一种行政裁决行为,是行政机关对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作出的一种裁决[4]。但笔者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不论是行政裁决行为,还是行政责任认定行为,都是行政活动的一种形式,都是具体行政行为,都应当具有行政可诉性。确切地说,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行政确认行为,所谓“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可、证明(或否定)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5]282行政确认可分为对法律地位的确认和对法律事实的确认。“确认法律地位,是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行为对某种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及存在范围的认定。如土地管理部门或人民政府对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确认。”“确认法律事实,是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行为对某种法律关系有重大影响的事实是否存在,依法加以确认。”[6]119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应是行政确认中确认法律事实的行为③。事实上,早在2002年,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罗伦富案件的判决中,就已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行政确认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④。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行政可诉性的法律依据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由三部分组成,即总体概括式规定、正面列举式规定和反面排除式规定。从三个组成部分的法律规定来看,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应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首先,从总体概括式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文已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其法律性质是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确认,应当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的受案范围。2000年3月10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该条款取消了“具体行政行为”的提法,而改为“行政行为”,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只要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服,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就更加包括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在内。
其次,从正面列举式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该条用肯定式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八类具体行政行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虽然不属于列举的前七项具体行政行为,但是却符合第八项“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关系到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承担,当然会影响到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所以,当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不准确或不公平时,就有可能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应当允许当事人对其提起行政诉讼。
再次,从反面排除式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该条用否定式列举的方法规定了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四类行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并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被排除的四类行为之列。虽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与第四类“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但《解释》第五条明确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中的‘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和全国人大法工委曾明文规定: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这些规定都不属于《解释》第五条所规定的“法律”。
迄今为止,在我国所有法律中并未规定道路交通认定行为是由公安机关最终裁决,故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并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解释》的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行为;(二)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三)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四)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五)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六)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第(二)至(六)项,在《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四类行为之外又补充了五类行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显然也不属于《解释》被排除的五类行为之列。综上,虽然《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没有明文列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第十二条也未将这一行为排除在外;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总体概括式规定和第十一条第八项“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应当具有行政可诉性,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行政可诉性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是有法律依据的。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范文第5篇
一、该文的主要观点
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该文的主要观点，在此先对该一个概括。该文分三部分：
1.“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作者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完全符合具体行政行为所应当具有的一些基本特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属于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是某一公安机关在某特定时间，就某特定的交通事故依职权作出的一种行政行为。该认定只适用于该交通事故及有关当事人，它能够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效果，有可能成为公安机关对违章者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作者进一步指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属于行政确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直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的法律效果，而只是交通违章行政处罚的先决条件。
2.“行政行为可诉性的思考”。该部分的内容可概括为如下几个要点：（1）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包括法律上的可诉性和事实上的可诉性，它是确定某一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的范围的双重标准。关于法律上的可诉性，作者认为，除了明确排除的抽象行政行为、国家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和终局行政行为以外，其他的具体行政行为都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关于事实上的可诉性，作者指出，事实上的可诉性是以行政行为是否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作为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最终标准。（2）在确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时，综合考虑被诉行政行为法律上的可诉性和事实上的可诉性是许多国家的通常做法。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界和司法界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只重视行政行为法律上的可诉性，而忽视了事实上的可诉性。（3）行政行为可诉性的可变性。作者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行政行为的作出是一个过程，形成该过程的行政行为可进一步分解为几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阶段”；行政行为既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同一个法律效果，各个阶段也可以单独对相对人的某个方面的权利义务产生不同的法律影响，因此，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随着行政行为的阶段性和法律影响的相对性而有所不同，行政相对人针对不同阶段的行政行为及对自身权利义务的不同影响，可以提出不同的诉讼请求。
3.“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实例分析”。在该部分中，作者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具有法律上的可诉性，但对其事实上的可诉性要区别对待、具体分析。（1）如果公安机关不履行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法定职责，具有事实上的可诉性，当事人可以不作为为由，向法院，请求责令公安机关履行法定职责；（2）如果公安机关在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过程中程序违法，则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受到影响，相对人可以此为由提起撤销之诉；（3）相对人单独就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内容提讼，则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者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是一种不成熟、未完成的行政预备行为；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先有交通责任认定，然后才有对事故责任的违章行为的行政处罚。在行政处罚作出之前，相对人与认定之间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所必须具备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作者还认为，如果法院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并作出判决，不仅有悖于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有关规定的精神，而且必然与相关的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发生矛盾。在因交通事故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仅作为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形式，只有经过庭审质证、认证，才能决定是否采信；在刑事诉讼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也不能直接作为对肇事者定罪量刑的事实依据，人民法院也要重新审查后才能决定取舍。
二、笔者的几点认识
近阶段，因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而引起的行政案件越来越多。法院在审理这类行政案件时，往往会遇到公安机关的一定抵触。公安机关认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公安行政机关有终局裁决权，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无权对其进行审理。因此，在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作为被告的公安机关往往无故缺席，造成案件审理的被动。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可诉性问题，理论界仍存在争论，实践中各地的作法也不尽相同。有的地方法院不受理该类案件。该作者在上文中关于此问题的相关观点对于解决实践中的一些不明确的、不统一的作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其中的一些观点不乏独到之处，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笔者也对作者的一些观点有不同的认识，在此不防由感而发，提一些不成熟的观点，以供探讨。
1.关于行政行为法律上的可诉性和事实上的可诉性问题。该文作者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具有法律上的可诉性，但由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事实上的可诉性，因此，相对人单独就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内容提讼，则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不可否认，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包括法律上的可诉性和事实上的可诉性，但是，不能以行政行为事实上的不可诉性来否定其法律上的可诉性。法律上的可诉性是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明确的、最先依据的标准，事实上可诉性，只是法律上可诉性的补充，只有在无法确定行政行为法律上的可诉性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其事实上的可诉性来确定其最终是否可诉。法律上的可诉性和事实上可诉性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之所以存在事实上的可诉，是由于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无法作出穷尽规定所致，判断某一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应首先以法律明确规定为标准，如果法律没有明确性规定，则可通过事实上的可诉来解决。反之，如果法律明确规定某一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则不必要再考究其事实上的可诉性，更不能以事实上的不可诉来否定法律上的可诉。法律上可诉性是法律明确赋予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权，以事实上的不可诉性来否定法院的审查权不妥。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既然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在我国有关法律并未对此类行政行为作出明确的排除性规定的情况下，其具有可诉性是毫无疑义的，不能以其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即事实上的不可诉性来否定法律的明确规定。
2.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否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问题。该文作者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直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的法律效果，而只是交通违章的行政处罚的先决条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笔者认为，如何确定某一行政行为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是否产生实际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判断某个行政行为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是否产生实际影响不应以行政行为是否直接确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为标准。如果某一行政行为已经直接确定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其当然也就影响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还有去考究其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是否产生影响的“实际性”的必要吗﹖笔者认为，在行政审判中，判断或者需要考究某一行政行为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是否产生实际影响时，该行政行为须存在下列情况：（1）该行政行为没有直接确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理由不再赘述。（2）该行政行为“已经”影响到了相对的权利义务。虽然，行政行为没有直接确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但是，由于该行政行为的实施或其他原因，已经客观上存在了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事实，即已经实质改变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3）该行政行为将来“肯定”会影响到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虽然，行政行为没有直接确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行为实施过程中也没有实际影响到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但，一旦行政行为的结果得到确认，则肯定要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就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而言，虽然没有直接确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但是，由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确认当事人事故责任的一种行政确认行为，它的实施效果不在于“认定”过程中，而在于“认定”之后。在当事人的事故责任得到确定之后，将成为公安机关对责任人进行行政处罚、受损害方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和人民法院对肇事者定罪量刑的有效证据和事实依据。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种肯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以其没有直接确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为由来判断其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新晨
3.关于行政行为的“变数”问题。从该文第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范文第6篇
衣食住行历来是人们生活的主要部分。随着机动车大量增加，交通事故也大量增加。行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交通安全关乎人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事关重要。它不但关系到交通事故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更重要的是关乎其刑事责任。
那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自身法律属性如何？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的范畴内如何定位？当事人对这种认定行为不服，采取何种救济渠道？能否最终启用司法救济？这些，一直都不是格外明确的，或者说认识是不统一的。实践中由此产生很多消极问题，人们对交通事故处理不满意，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猜测与非议甚至反感颇多。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通俗地说，就是在交通事故中，由（只能由）交管部门作出的“法律判决”，[1] 现行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办法存在弊端和法律“真空”，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一定程度上被称作“霸王书”，缺乏监督制约机制。[2] 鉴于人们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反响强烈，《道路交通安全法》讨论、审议过程中，曾经拟取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但是，在该法最后通过时，仍然保留了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作责任认定的规定。如果经过理性分析，应当承认这种保留是必要的，立法不能因噎废食，因为这毕竟是交通警察队依法应当行使的职权和应当履行的职责。但是，交通警察队履行该职责并做出相应的行为，应当受到何种监督与约束；当事人对这种行为不服，可以采取何种司法救济渠道。《道路交通安全法》仍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缺憾。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妾身名分如何？看一看与之相关的刑事、民事和行政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不得人不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之重要性刮目相看。
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据相应司法解释的规定，本罪的定罪和处罚情节均以行为人在相应的交通事故中“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为前提条件，负事故同等责任的只有造成死亡三人以上的后果，才负刑事责任。[3]
关于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交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所负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在具体的案件处理上，交通警察队往往按照事故责任大小划分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比例，并依照其确定的比例进行损害赔偿调解。法院在处理交通事故引发的损害赔偿时，往往也以事故当事人所负事故责任大小作为当事人过错大小的依据，并据已确定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份额。
涉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很多。不论是即将生效的《交通安全法》以及尚在使用的《交通管理条例》和《治安管理条例》，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都规定了包括警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拘留的行政处罚措施。涉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种类很多，这些行政处罚措施的实施与否，同样离不开当事人的事故责任有无以及事故责任大小。
由此可见，交通警察队所作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果，是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最重要的依据，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财产利益和其他合法权益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这样一个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的“责任认定行为”，应否受到必要的监督与约束，直至接受司法审查的评价，无疑是法治国家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否则，既与“法治”的精神不相符，又可能导致行政专横，甚至有随意“出入人罪”之嫌。
二、争议——大相径庭的观点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应否接受司法审查，目前行政法学界绝大多数学者持肯定观点，如著名行政法学教授应松年、杨健顺都曾撰文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具有行政可诉性，只有少数争鸣观点持否定意见；司法实务界对此做法不同，但审判实践中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越来越多，大众要求法院审查该认定行为的呼声较高。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进行司法审查，目前存在两种大相径庭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行政可诉性持否定观点；另一种意见持肯定观点，认为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否定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具备行政可诉性，理由是从法律（广义上的法律）的规定性考虑，最高法院和公安部法发[1992]39号通知中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4] 从理论方面分析，持否定观点的人中有的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只是一种证据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还有人认为，对交通事故当事人之间的责任进行认定，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但这种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因为这种行为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更符合行政裁决行为的性质，应当属于行政裁判行为。行政裁决行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只是行政机关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作出的一种行政裁决，这种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必须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行政诉讼的结果对民事诉讼毫无意义。[5] 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决定着事故当事人民事赔偿责任的大小，当事人对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应当提起民事诉讼，从根本上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但此观点一出，与此观点截然相反并与作者商榷的文章便接踵而至。
肯定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证据，而是具有行政法效力的行政行为，同时也是当事人取得法律救济的必经阶段，故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可诉的行为。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包含了行政行为的主体和效果要素，是证明性质的准行政行为。尽管它本身并没有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直接设定权利和义务，但对交通事故责任大小的划分进行了确认和证实，对当事人此后的实体权利和义务间接产生了影响。也就是说，当法院以此为依据裁判当事人的交通事故纠纷时，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就产生了一定的法律效果，加上现行制度中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往往作为法院民事案件处理的前提，所以，法院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曾经两次刊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诉讼案例，[6] 由此说明了此类案件提起行政诉讼存在现实性与可行性。另外，最高法院公安部法发[1992]39号《通知》也不应成为受理此类案件的障碍，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8号《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释以及与有关机关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凡与本解释不一致的，按本解释执行”。有的学者认为，为了防止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以致不实事求是地作出这类认定，人民法院在一定条件下是应当也是有权进行审查的。这一方面由于新司法解释的规定，因而不能将这种行政确认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另一方面，是由于客观上存在着行政机关作出违法认定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审查在程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按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是无法将这种确认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外的。[7] 虽然人民法院可以审查认定责任的行政确认行为，但是为了使这种审查更经济、有效，审查应当是有节制的。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属于行政确认行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所确认的法律事实和当事人责任，并非仅指民事意义上的事实和责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具有司法审查的可得性、现实性和必要性。[8]
三、实践——各行其是的做法
对于当事人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案件，可否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目前司法实践中尚没有统一的做法。以下援引几例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涉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诉讼案件，不难发现，各地法院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进行司法审查的情况还存在很大的差异。
1、被告人王革交通肇事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一案。被告人王革于2001年10月7日在宜州市国道323线上，驾驶大型货车与一辆同向行驶因载客而突然停车的农用三轮车追尾相撞，造成乘坐三轮车的初中学生5人死亡、8人受伤。责任认定，大货车驾驶员负主要责任，三轮车驾驶员负次要责任，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十五日。宜州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王革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王革以农用车应负主要或同等责任，提起上诉。中级人民法院改判王革四年有期徒刑。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宜州市人民法院判决王革赔偿八成事故损失。王革和所负连带赔偿责任的公司认为对事故责任认定没有经过举证、质证、辩论，宜州市人民法院审判程序不合法，判决赔偿八成事故损失显失公平。向河池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重新开庭审理。由此可见，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如果对此不经过专门的司法审查，人民法院在审判由此引发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时，对事故责任认定这一至关重要的证据，在举证、质证和辩论方面将处于尴尬的境地。
2、李治芳不服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决定行政诉讼案。原告李治芳于2000年7月26日驾驶金杯牌小客车，由连城往文亨方向行驶。行至建文线175km＋920m处与相向行驶的邱森彬无证驾驶二轮摩托车，交会时发生碰撞，造成摩托车驾驶员邱森彬受伤后送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乘坐摩托车的邱丽君当场死亡、李霞和周丽华均受伤，两车损坏的重大交通事故。连城交警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邱森彬无证驾车、超载三人、占道行驶，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李治芳车速过快、疏忽大意、临危采取措施不当，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邱森彬之父邱家流不服连城交警队的责任认定，向被告龙岩交警队申请复议。龙岩交警队撤销了连城交警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重新认定邱森彬与李治芳均负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李治芳不服该重新认定，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判决：撤销被告龙岩交警队所作的（2000）第343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决定书》中关于责任认定的部分。龙岩交警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对本事故重新作出责任认定。龙岩交警队不服，提出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9]
3、罗伦富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2000年 9月 5日 21时 25分许，上诉人罗伦富之子康忠华驾驶川 E 06349号农用车，由隆昌向泸州市方向行至泸隆路 41 Km施工地段处，为躲避路面堆放物（炭渣），驶出松滩桥面，翻于桥下，造成乘车人李贵华当场死亡、康忠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被上诉人交警队于 2000年 10月 19日作出第 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康忠华因措施处置不当导致翻车，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认定康忠华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李贵华不负此次事故责任。罗伦富对责任认定不服，提起诉讼。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交警队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康忠华的责任认定。罗伦富提起上诉，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 1、2目和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一审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交警队于 2000年 10月 19日作出的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三、判令被上诉人交警队对 2000年 9月 5日发生在泸隆路 41 KM处的重大交通事故的责任重新进行认定。[10]
4、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不服公安交警部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引起的行政案件，对违法认定书依法判决撤销。2002年1月29日，村民徐某酒后驾驶自卸大货车由西向东行驶，在某镇卫生院门口超越停靠在路边的公交车时，将横过公路的张某某撞倒。该车右轮在制动刹死的情况下，将张某某拖行了8.85米后，又从其身体碾过后停住，致使张某某当场死亡。县交警大队于2002年2月8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在该起交通事故中，驾驶员徐某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六项的规定；张某某系未成年人，横过公路时没有成年人带领，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二）项第（五）项规定。因此双方应对该起事故承担同等责任。死者父亲张某对该认定书不服，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维持了被告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判决：1、撤销一审判决；2、撤销县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判令县交警大队重新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11]
5、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熊振军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一案做出终审判决，驳回黑山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的上诉，维持原判。2003年3月12日18时，锦州市黑山县励家镇翟家村农民熊振军驾摩托车在102线国道上由东向西行驶，与迎面而来的北宁市一名叫王光的农民驾驶的小货车相撞，造成熊振军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时，有一辆农用四轮车在会车时越过双实线侵占了熊振军所驾驶的摩托车正常行驶路线。黑山县交通警察大队经现场勘查做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熊振军负此事故全部责任，王光无责任。熊振军之妻付宝珍申请重新认定，锦州市交通警察支队于2002年5月15日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维持了原责任认定。付宝珍于2003年8月6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黑山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撤销黑山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黑山县交通警察大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锦州中院经审理认为，原判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2]
6、姚清兰、解俊明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政诉讼案。2001年12月24日，17时30分许，王洪志无证驾驶二轮摩托车行至111线一理石厂对面时，与同向行驶的张洪孝、解俊明推行的人力三轮车相撞，致张洪孝重度颅脑损伤，当场死亡；王洪志皮肤挫裂伤的重大交通事故。交警大队经过现场勘察，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认定王洪志与张洪孝、解俊明负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张妻姚清兰及解俊明不服，申请交通警察支队重新认定，交通警察支队维持交警大队的责任认定。此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判决维持交警支队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二审认为不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判决撤销一审判决。
7、王某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1999年11月27日15时许，王某乘坐其表兄所有与驾驶的机动三轮车行驶在公路上，与迎面行驶的一辆解放牌带挂卡车相撞，王某头部被卡车车轮碾压，当场死亡。交通警察队经现场勘查并依据车主所述，认定死者王某事发当时无证驾驶该机动三轮车，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死者亲属对此责任认定不服，向市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议，结果维持。此案在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中，法院审理后认为，认定死者王某当时驾驶该三轮车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对交通警察队所作的责任认定不予采信。
四、讨论——纠正盲人摸象的偏差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司法审判到底应当以何种姿态对待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除了从行政诉讼的立法精神和基本理论出发讨论之外，还应当从行政法学的视角出发，对交通警察队的行政法主体资格、法律责任能力以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行政法属性进行考察。
（一）公安机关交通警察队的行政法律地位考察
讨论一个机关或者组织的行政法律地位，必须从行政主体、行政主体资格以及行政法律关系等一系列的行政法学概念入手。
研究与讨论公安机关交通警察队的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就应当研究其作为行政主体是否适格。在此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行政主体的涵义和行政主体概念确立与存在的重要意义。
行政主体是指依法享有国家行政权力，以自己名义行使行政管理活动，并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必须的当事人，这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恒定性，也是行政法律关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13] 行政法律关系基于法律规范对行政主体行使职权发生的社会关系的确认和调整而产生，因此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中必有一方是行政主体。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被授权的组织的地位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与行政机关相同。行政机关的权利和义务即为职权和职责，不能放弃，不能让与。行政机关随意处置职权意味着渎职，将受到法律的追究。[14]
行政主体的概念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行政主体是实施行政管理职能的主体，而行政主体的管理职能均体现为其所享有的行政职权与职责。如果行政主体不拥有行政职能与权利，就无法确认其作为行政活动实施主体的身份和地位，也就无法区分其与处于相对人身份和地位的社会组织的不同，更无法区分行政机关在某个行政法律关系中是行政职能主体还是居于行政相对人身份与地位的机关法人。因此，行政主体与其以行政权力所表现出的行政管理者的身份与地位紧密相关。其二，行政主体是具备行政法上人格主体的组织。行政主体首先应当是一定的组织。法律将行政权力直接赋予一定的组织，被授权的组织都以一定的组织状态来享有某项或某方面的行政职权与职责。行政主体是一个行政法律人格化的组织，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并对该活动所产生的后果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行政主体不只是一个行政管理组织，更重要的是一个法律主体，独立拥有行政职权与职责，以自己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和参加法律活动，并应当对其行为和活动的法律后果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包括能够成为行政行为主体、行政复议被申请人、行政诉讼被告和国家赔偿义务机关。[15] 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的一系列活动，刚好体现为其所享有的行政职权与职责而为的行政管理活动，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行使这方面的职权；交通警察队本身也不能怠于行使这方面的职责，否则，就是渎职。交通警察队行使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一系列职权活动均以其自己的名义实施（拘留和较大数额罚款应当除外），而不是以其主管机关、上级机关或者其他机关或者个人的名义实施。所以，应当对其行为和活动的法律后果独立地承担法律责任，从而能够成为行政主体、行政复议被申请人、行政诉讼被告和国家赔偿义务机关。
从行政主体确立与存在的意义上看，行政主体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的确立与存在，对确认行政职权与职责的合法行使与履行，对行政行为效果的归属和行政责任的承担，以及区别行政法律关系不同性质的主体本身与地位和行政救济法律制度中被诉人的资格，均具有重要的法律应用意义。[16] 从这个角度讲，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亦能够成为也应当成为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等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也就是说，交通警察队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与履行职责，其职权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性质就不能等同于民事主体，其行为效果是对相对人具有约束力，但违法造成侵权的，应当赋予相对人行使相应的救济权利，交通警察队由此成为被告。
再用行政主体资格的概念衡量，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组织，才具有行政法上的主体地位以及作出行政行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由此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实施行政活动，承担法律责任。因此，所谓行政主体资格，就是指符合法定条件的组织，经过法定程序或途径所获得的行政主体法律地位。
行政主体资格的构成要件，是指一定的组织取得行政主体资格所应具备的必要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⒈行政主体必须是由有权机关依法批准成立的组织；⒉行政主体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组织，应当具备一定的组织机构、职位和人员编制；⒊行政主体是具有法律地位的行政管理主体，因而必须在法律上拥有独立的行政职权与职责；⒋具有以自己的名义具体实施行政活动和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交通警察队无疑是依法成立、具备相应组织机构、拥有独立行政管理职权与职责的组织。关于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活动的名义能力，法律、法规在赋予其职权与职责时，一般也同时就予以确定。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由县、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机关裁决，而警告、50元以下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裁决，据此，县级公安机关和公安派出所可以以其自己的名义作出法律法规赋予的权限范围内的行政处罚，而公安机关的其他内部机构则不得以其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处罚。同样，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86条的规定，“对违反交通管理行为的处罚，由县或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裁决。警告、50元以下罚款、吊扣2个月以下驾驶证，可以由交通警察部门裁决。”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交通事故的现场处理、责任认定、暂扣车辆、吊扣吊销驾驶证、伤残评定和赔偿调解等最终决定权均赋予了交通警察队。实践中交通警察队对上述行为均以其自己的名义作出相应的处理，并以自己的名义制作文书或者告知当事人。由此可见，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具有与其行政职权相适应而实施行政活动的名义能力。
（二）公安机关交通警察队的行政法律责任分析
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法律主体违反行政法律法规而依法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行政法律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一种，他与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违宪法律责任构成现代法律责任的整体。[17] 行政法律主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是否要求具备主观过错，一般不作为必备要件。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范文第7篇
被告：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
原告罗伦富因不服被告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以下简称交警队）对其子康忠华（已亡）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向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被告交警队未将事故路面施工单位追加为交通事故的责任人，就以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驾驶员康忠华负交通事故全部责任。这个责任认定与被告的现场勘查笔录、询问笔录中载明的事故路面施工现场上无任何标志牌、防围设施、值勤人员提前下班等事实相矛盾，该认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请求撤销被告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判令被告重新认定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
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证人肖安良、梁开基、陈延喜的《证言笔录》，证明施工过程中施工路段实行车辆单行道通行，采取的措施是定人定点，从早上 6点到晚上 10点执勤，但事故时已无人执勤。2、《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证明事故发生地段的施工路面堆放有大量炭渣。
被告辩称：原告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只能在法定的 15日内向上一级交警部门申请重新认定。原告不申请重新认定，而且还同意被告就该事故的损害赔偿进行调解，并达成了调解协议。原告现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服的只能是“调解协议”。根据自 2000年 3月 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8号《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调解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道路交通事故调解笔录》、《泸州市交警三大队送达凭证》，用以证明原告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已认可，并就损害赔偿达成了调解协议。 2、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交通事故现场勘查草图》、《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用以证明事故现场路面宽 11.90米，堆放物约占路面宽 6.45米，剩余路面宽 5.45米，车辆能安全通过。3、泸州蜀泸路业有限公司《关于对泸隆路松滩桥至杨关桥路面改造的报告》，用以证明施工单位改造路面是经过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同意的，手续完善合法。 4、施工单位在施工路段两端设立的施工标志牌照片和事故现场照片6张，用以证明施工单位已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二、三款的规定，在泸隆路 38 KM处隆昌至泸州方向、41 KM＋ 200 M处泸州至隆昌方向设有明显的标志牌和安全设施。5、对执勤人员梁开基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在施工现场设有标志牌和执勤点的事实。
对原告罗伦富提交的两项证据，被告交警队无异议。
原告罗伦富对被告交警队的证据 1、2、3、5无异议，但以自己提交的证据 1反驳交警队的证据 4. 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经质证，原告罗伦富提交的证据 1、2和被告交警队的证据 1、2、3、5，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应予采信；交警队提交的证据 4，内容与罗伦富提交的证据 1中梁开基的《证言笔录》内容吻合，也应当采信。罗伦富以自己提交的证据证明了事故现场无安全标志为由，认为整个施工路段都没有设立标志的理由不能成立；罗伦富提出，执勤点的执勤人员提前下班，施工单位应当承担责任。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交警队作出的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是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维持。据此，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于 2001年 1月 26日判决：
维持交警队 2000年 10月 19日在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对康忠华的责任认定。
原告罗伦富不服一审判决，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1、事故路段不属于修路范围，施工单位在桥上堆放大量炭渣的行为违法。被上诉人的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对这一情节未作认定；2、康忠华驾车行驶的前方桥面上堆放的炭渣，占路面宽度一半以上，又无任何防围设施和安全标志，对事故的发生有直接影响。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认定康忠华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是错误的。为此导致上诉人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赔偿费用，是不公正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改判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判令被上诉人对此次事故的责任重新认定。
被上诉人交警队未答辩。
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上诉人交警队在 2000年 10月 19日作出的第 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认定，2000年 9月 5日 21时约 25分，上诉人罗伦富之子康忠华驾驶川 E 06349号农用车，由隆昌向泸州市方向行至泸隆路 41 Km施工地段处，为躲避路面堆放物（炭渣），驶出松滩桥面，翻于桥下，造成乘车人李贵华当场死亡、康忠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康忠华因措施处置不当导致翻车，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认定康忠华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李贵华不负此事故责任。
为证明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交警队除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责任认定证据以外，还提交了如下法律依据：国务院发布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二款，内容是：“遇到本条例没有规定的情况，车辆、行人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通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九条，内容是：“一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造成交通事故的，有违章行为的一方应当负全部责任，其他方不负交通事故责任。”“两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共同造成交通事故的，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大的一方负主要责任，另一方负次要责任；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基本相当的，两方负同等责任。”“三方以上当事人的违章行为共同造成交通事故的，根据各自的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大小划分责任”；公安部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对被上诉人交警队提交的责任认定证据，上诉人罗伦富认为照片不是事故发生时的现场照片，其他证据没有证明修路路段包括事故发生地的松滩桥，除此以外别无异议。罗伦富提出，事故现场勘查图和现场勘查笔录已经证明，松滩桥宽 11.90米，堆放物占路宽 6.45米，并且在事故车辆行驶的前方无任何警示标志和防围设施，车辆来不及躲避，以致一侧车轮压在堆放物上，造成方向偏离后驶出桥面，故事故现场情况与事故的发生有直接原因。
对被上诉人交警队提交的法律依据，上诉人罗伦富没有异议。但认为，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公安机关批准，不准占用道路摆摊设点、停放车辆、堆物作业、搭棚、盖房、进行集市贸易和其他妨碍交通的活动。”“市政、公路管理部门为维修道路，需要占用、挖掘道路时，除日常维修、养护道路作业外，须与公安机关协商共同采取维护交通的措施后，再行施工；其他单位需要挖掘道路时，须经市政管理部门或公路管理部门同意后，由公安机关办理手续。”“挖掘道路的施工现场，须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竣工后，须及时清理现场，修复路面和道路设施。”交警队没有证据证明，松滩桥上的堆放物是施工单位依法堆放的。
对被上诉人交警队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上诉人罗伦富解释：因当时处于亲人死亡的悲痛中，也出于相信交警队会依法公平合理地解决赔偿问题，故没有认真考虑就在调解书上签了字。但后来认为，交警队将 19项损害赔偿中的尸检费 1000元、自己的车辆损失修理费 12813元、车辆停放费 360元、车辆施救费 2080元、松滩桥栏杆修理费 720元、青苗补偿费 850元等费用都确定由上诉人承担，是不公平合理的。
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上诉人交警队提交的公路情况照片不是事故发生时的现场照片，上诉人罗伦富的质证理由成立。该证据对本案事实不具有证明力，不予确认；其他证据是有效证据，应予确认。
被上诉人交警队提交的法律依据都是有效的，应当适用。上诉人罗伦富根据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提出交警队没有证明松滩桥上的堆放物是施工单位依法堆放的，符合本案事实，应予采纳。另外，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第四条规定：“交通警察须有三年以上交通管理实践，经过专业培训考试合格，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管理部门颁发证书，方准处理一般事故以上的交通事故。”处理本案所涉重大交通事故的吕和龙、张铁是否具备这一资格，交警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
上诉人罗伦富与被上诉人交警队就《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中赔偿额的确认与承担发生的争议，不是本案审理对象，应当另案解决。
对道路交通事故进行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根据行政法规的授权实施的一种行政确认行为。该行为直接关系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否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否违法以及应否被行政处罚、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者能否得到民事赔偿的问题，因此它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诉人罗伦富认为被上诉人交警队对交通事故作出的责任认定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依法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罗伦富的诉讼请求，本案的审查对象是交警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是交警队的调解行为。而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既不是调解行为，也不是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交警队以行诉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了“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认为本案不是行政诉讼，这一理由不能成立。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十五日内，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这一条规定的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是“可以”而不是“应当”，因此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不属于行政复议前置程序。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第四十二条规定：“本法施行前公布的法律有关行政复议的规定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本法的规定为准。”即便将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理解为行政复议前置程序，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也应该为六十日，不是十五日。被上诉人交警队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告知当事人在十五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是错误的。交警队认为上诉人罗伦富在法定的十五日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故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所涉重大交通事故发生在松滩桥上，事故发生时桥面堆放着炭渣。该桥面是否属于整修范围，是否准许堆放炭渣，堆放炭渣而不设立安全标志和防围设施是否合法，这种行为与此次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被上诉人交警队既没有认定也没有排除，因此该事故责任认定属事实不清。交警队作出此次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适用的法律依据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九条。该条规定有三款，分别规定了在有一方、两方、三方或多方当事人的情况下责任如何认定。交警队只笼统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九条，没有指出具体适用哪一款，属适用法律错误。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调查取证，查明事故原因。对涉及到事故发生的各种因素，应当予以全面考虑并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准确划分事故责任。被上诉人交警队对本案所涉重大交通事故作出的责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该行政行为不具有合法性。
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虽然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认证，但对通过审理能够确认的法律事实未加认定，就认为被上诉人交警队作出的第 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维持了这个不具有合法性的行政行为，是错误的，应当纠正。上诉人罗伦富的上诉有理，予以采纳。
综上，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 1、2目和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于 2001年 4月 24日判决：
一、撤销一审行政判决；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范文第8篇
一、消防行政诉讼案件的主要特点
1、
数量上偏少。据辽宁省消防部门统计，1998年至2001年3年间，全省各级公安消防机构共检查单位22.7万个，整改一般火灾隐患
299624项，办理行政处罚案件21336起，其中警告4732起，罚款处罚12230起，责令三停处罚4052起，行政拘留322
人。与上述消防行政执法行为相比，同期全省仅发生行政诉讼案件7起，在具体行政行为总数中所占比例极小。与工商、税务、城管等大多数行政部门相比，甚至与治安、交通等警种相比，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要少很多。
2、
行政处罚决定和火灾事故调查结论是诉讼热点，其中针对火灾调查结论的诉讼案件占很大比例。据统计，1998年《消防法》颁布实施以来，辽宁省共发生行政诉讼案件13起，主要是当事人不服消防部门做出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和火灾事故调查结论，其中当事人不服火灾事故调查结论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就有8起，占发案总数的62%；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有3起，占发案总数的23%。
3、
行政诉讼案件的发生大都与民事诉讼有关。许多当事人提起火灾行政诉讼，大都是为挽回民事诉讼中败诉责任而提起的，当事人认为民事案件败诉主要原因是由于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和火灾事故责任认定结论不利于自己，便在提起上诉或者申诉期间，试图通过提起行政诉讼，消防部门的结论，从而达到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占据主动，直至胜诉的目的；也有的是担心在今后的民事诉讼中，依据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调查结论，可能要承担败诉责任而提起的诉讼。此外，在对行政许可不服提起的诉讼案件中，出现了新苗头，如：大连市民刘某因对所购商品房不满意，为达到退房的目的，在采取其他办法无效的情况下，以消防验收合格这一具体行政行为错误为由，将消防部门告上法庭。
4、
从案件审理结果看，消防部门胜诉较多。截至目前，辽宁省发生的13起消防行政诉讼案件中，裁定中止诉讼1起，维持消防部门决定5起,驳回原告4起，正在审理3起，辽宁省消防部门尚没有在行政诉讼案件中败诉，全国其他地方消防部门胜诉率亦很高。
二、消防行政诉讼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解决对策
1、
火灾事故调查结论是否可以列入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法律规定之间有冲突，各地法院的做法亦有所不同，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执法紊乱。
火灾事故调查结论是否可以列入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不但理论界存在争议，在法律规定之间也同样存在冲突。《公安部关于对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以下简称公复字[2000]3号文件）对此明确作出了否定的答复，《火灾事故调查规定》也规定，“火灾原因，火灾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为最终决定”。但在2000年0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后，人民法院开始受理火灾事故调查结论的行政诉讼案件。
此后，虽然全国各地因不服火灾事故调查结论而引起的诉讼案件不断发生，但是各地人民法院的处理却各有不同。如发生在四川叙永县的一起案件，法院以火灾事故调查结论属行政确认行为，进行了受理和审判，同时提出《火灾事故调查规定》及公复字[2000]3号文件均非法律，并非《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四款所指的：“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在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此外，在贵州云岩也发生了一起类似案件，法院却在终审判决撤销《火灾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决定书》之后，又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根据公安部公复字[2000]3号文件，再审驳回了当事人的。2002年10月22日，宁夏自治区盐池县人民法院审理全区第一起当事人不服火灾原因、火灾事故责任认定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经法庭陈述和调查，盐池县人民法院以火灾事故调查结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为由，当庭驳回原告了诉讼请求。
法律的冲突，使原本很严肃的执法过程出现了随意性，实践中不但当事人不知所措，人民法院也无所适从。
2、消防体制特殊性带来的弊端已波及到行政诉讼
我国实行的消防体制非常特殊，特殊性在于主体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担负保卫国家、集体财产安全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扑救火灾的神圣使命，另一方面作为公安消防机构，具体履行政府消防管理的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与此对应，分别规定了“公安消防队”和“公安消防机构”两个法律主体概念。1998年辽宁省出现了全国第一例状告119的行政诉讼案件后，这种两重性带来的一些弊端开始引起人们注意，实践中，全国范围的法院极少受理这类案件，尚未出现明显问题，但在理论界对于火灾扑救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是否可诉等方面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火灾扑救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火灾扑救行为是行政救助行为，应当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火灾扑救中出现的不作为，应当进行国家赔偿。在这方面，尚无权威性的定论，或许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同理顺消防体制一并考虑。火灾扑救是否可能形成类似火灾事故调查结论那样的诉讼难点还不得而知，但是这一点恰恰是最让人忧虑的，为避免重蹈教训，应当理论和实务上予以重视。
、个别执法人员不能善待原告和自觉接受司法审查
个别执法人员存在法律意识不强，素质不高的问题，错误地认为提起行政诉讼的老百姓是刁民，对其歧视甚至敌视，总想找机会惩治其一番；对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有抵触情绪，认为行政诉讼是将司法权凌驾于行政权之上，不愿主动配合、协助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甚至以弄虚作假、规避法律等手段阻挠公民、法人行使诉权，使其不敢告、不能告、或告后又撤诉。
4、当事人不敢诉和滥诉的现象并存
公民、法人不敢大胆行使诉权，能忍则忍，能不告则不告；有的前面告了，后来又撤诉。很多人认为：“县官不如现管，赢官司只一次，受气是一辈子。”与此相反，有的当事人滥用诉权，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和再审等阶段仍不罢休；有的在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败诉后，又以不知诉权为由向法院提取诉讼等等。
毋庸讳言，上述问题应予彻底解决，然而在现行法体制的制约下，无疑又是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的艰巨任务。既需要国家重视和决策，又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参与，更需要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行政法学界的通力协作和不懈努力，从立法，行政程序，司法制度及法制宣传各方面，共同研究采取切实可行，能够治标又治本的有效措施。现时期，国家不但要消除法律之间的冲突，还要加快消防工作改革和体制创新的步伐，尽快理顺消防体制在运行中表现出的不合理方面；消防部门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不但应当建立健全制度，提高执法质量和服务质量，规范行政措施制定工作，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更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接受法律的监督，依法履行自己的诉讼义务；各级领导和执法人员要加强学习和培训，增强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观念，提高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各级人民法院要强化宪法和法律意识，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确保司法公正。
三、今后消防行政诉讼发展趋势的预测
1、消防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将上升
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行政诉讼案件逐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上升，而在去年的约10万起行政诉讼案中，老百姓胜诉率达到40％（即4万件）左右。更为重要的是，更大数量的违法行政行为，由于有了行政诉讼而被制止在萌芽状态，或被纠正在行政机关内部。随着公民法律知识和依法维权的意识不断深入人心，随着WTO规则对政府依法行政的约束，今后，越来越多的公民、法人都有可能将与消防部门的争议诉诸于法律，除涉及行政处罚、火灾事故调查结论外，还将涉及消防行政许可、检查、强制、命令等方面具体行政行为及部分抽象行政行为，那样一来，消防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也将逐年上升，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2、消防行政诉讼案件难度加大
近年来，国家对消防工作特别是消防行政执法工作进行了较大的改革，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行政争议往往同出现的新问题交织在一起，出现复杂的趋势。无论作为当事人的消防部门和原告，还是作为裁判者的人民法院，都需要适应可能出现的新变化。随着消防体制的改革的深入，火灾扑救是否可诉终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