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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确立了隐喻在认知中的地位的著作是Lakoff&Johnson在1980年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这本书开辟了一条从认知角度研究隐喻的新途径。
认知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人类抽象思维的最重要的特征,也使得人类对大部分抽象思维的解释成为可能。隐喻包含两个域:源域和目标域,前者往往是已知或熟悉的具体事物,后者是陌生或不太熟悉的抽象事物。通过将源域映射到目标域上,目标域从而得到理解。隐喻是中介,它帮助我们在来源于我们切身的经历和体验形成的概念的基础上获取新知识,理解和经历新事物。
我们知道隐喻的基础就是概念,人们常用隐喻将许多抽象的概念用具体或者熟悉的形象组织起来。许多重要的概念多来源于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人们使用隐喻一是由于思维能力的限制或语言中缺乏现成的词语或表达方式,而不得不用另一种事物来谈论某一事物;二是为了更好地传达意思,获得更好的交际效果,人们选择另一种事物来谈论某一事物。
3隐喻的可翻译性
以认知科学为依托的认知语言学是以语义为中心的语言学流派,其论点是:语义是概念化的,是人们关于世界的经验和认知事物的反应,是与人认识事物的方式和规律相吻合的。认知语言学强调经验和认知对语言产生的重要作用,认为语言是客观现实、社会文化、生理基础和认知能力的产物,包括隐喻语言在内的任何语言现象都是有理有据的,即可以从人们的心理和认知的角度加以分析和解释。但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隐喻的产生是有生理基础的,并有心理上的运作机制,即从一个概念域向另一个概念域的结构映射。
由于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理构造和相同的心理基础,不同民族面对相同的客观世界所获得的体验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这就导致了不同民族自然语言中必然会出现众多认知对等的隐喻表达方式,如:castleintheair在中文中有完全对等的习语“空中阁楼”。但是,由于人类的经验源于人与大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文化也成为影响语言的重要因素。
隐喻产生的心理运作机制充分体现了人类认知模式在处理外界信息时的主动作用。处于不同文化世界的人们在使用隐喻时有相似也有差异,读者对隐喻的理解就是通过源语隐喻中包含的概念域在目的语概念中的映射来实现的,因此能否实现认知上的对等是成功翻译映射的关键,这就要求译者选择恰如其分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
4隐喻翻译的策略
奈达指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在翻译中,译者所寻求的应当是对等语,而不应是同一语。基于隐喻的认知性,为了做到译语的对等,我们有必要从认知的角度探讨隐喻的翻译,笔者认为可采取下列策略:4.1对等策略——英汉隐喻中源域向目标域对等映射
虽然世界上有很多民族,而且各民族也有自己的语言,但是人类在面对相同的客观世界所获得的经验很大一部分相似,从而产生的认知理解上也存在很大的相似性,所以,不同民族的语言上必然会出现许多源域向目标域映射方式相同的隐喻。对于这类隐喻的翻译,我们可以通过隐喻概念的对等映射方式,使用相同的概念域进行映射,让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一样的反应。
例如:基于TIMEISMONEY(时间就是金钱)这一隐喻概念,英语中出现了很多基于这一结构的隐喻表达式:Youarewastingmytime(你在浪费我的时间),通过由表示具体概念(“金钱”)的认知域到表示抽象概念(“时间”)的认知域的映射而实现的。中华民族也十分珍惜时间,在汉语中有“时间就是金钱”的隐喻概念及许多隐喻表达形式,如:“一寸光阴一寸金”、“惜时如金”等。
对等翻译的策略适应于英汉两种语言中认知完全对应的隐喻。它既反映了原文的内容,又保留了原文的比喻,保留了源语隐喻的民族、文化色彩,又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多地了解源语的文化特色。4.2转换策略
如果不能用对等的策略保留英语隐喻的表达形式,那么可以在汉语中寻找合适的相应隐喻加以转换,把英语中隐喻的含义表达出来,这种翻译策略叫做转换策略。转换策略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4.2.1将英汉隐喻分别改变源域中的形象映射到对等的目标域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的认知客观世界的经验进行组织的结果,而人类的经验源于人与大自然、人与人的互相作用。不同民族由于社会环境、历史传统、方面的差异,那么他们在使用隐喻时就有可能使用不同源域的形象,来映射相同的目标域。这就要求译者改变原文隐喻源域中形象,以达到意义对等。4.2.2将英汉隐喻中源域中的形象去掉,译出其映射的目标域意义
翻译的首要任务是翻译信息内容,即译出原文的意思。当隐喻中源域的形象对目的语读者非常陌生,移入译文显得晦涩难懂,或者其形象移入会引起不同联想,而且其形象在上下文中无足轻重,那就只要推导出其映射的意义,将其概略化译出。4.3异化策略——移植原文中隐喻源域对目标域的映射
翻译的功能既是信息的交流,又是文化的交流。在翻译过程中,有时遇到含有独特文化内涵的隐喻,由于目的语文化中没有相同的隐喻概念或类似的概念域映射,又无法做到在目的语中改变其原文隐喻源域形象,因为改变的话,会造成意义的损耗,那么译者就可以把这种有独特文化内涵的隐喻移植到目的语中去。移植满足人们求异的心理,是文化交流的具体形式。
在汉语中有很多移植来的隐喻。如,特洛伊木马(Trojanhorse)等。英语中也有从汉语移植过去的隐喻,如,papertiger(纸老虎)等。随着不同民族交流的日趋频繁,不同认知呈趋同的特点,这种隐喻移植翻译可能性越来越大。采用这种策略丰富了目的语语言表达形式,更好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5结语
总之,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认知方式,是一个概念域对另一个概念域的映射,即源域对目标域的映射。在隐喻翻译过程中,译者所做的工作是一种跨域活动。为了使原文和译文对等,我们有必要从认知的角度出发,研究隐喻的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Lakoff&Johnson.MetaphorsWeLiveBy[M].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0.
[2]陈道明.隐喻与翻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9).
论文摘要翻译英语影片需要译者对原文进行提炼和再加工,即要保持原片的风格,又要力图简明易读,从而使观众更好地欣赏英语影片。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的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大量入境影片的欣赏水平也日益增高。大量国外影片的引进。市场对外语片字幕翻译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当前英语影片字幕翻译的标准很不统一。这无疑会影响影片的质量,本文旨在针对一些常见的问题,就如何翻译英文字幕进行探讨。
一、保持原片风格
英文电影字幕翻译应达到的境界应该是尽可能地保持原片的风格,从而让国内观众领略到英文原片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底蕴。近些年来,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日益高涨,国人的英文水平也普遍提高,所以在影片的中文字幕当中保持原汁原味就显得至关重要。如何达到保持原片风格的这种要求呢?
1准确理解原文,正确传达语意。中文字幕翻译者必须具备较高的英语水平,做到准确理解英文原文。译者若遇到翻译不通或不确定的地方应仔细查阅工具书,不应望文生义,否则会影响原文的真正含义。例如,sweetmeat是英文中很常见的一个表达方式,意义为“密饯”,但在某部影片当中却有人翻译成了“甜肉”。英文中还有一些相似表达方式,诸如红肉“redmeat”,译为牛羊肉:白肉“whitemeat”译为鸡肉。在电影《公主日记2》中,主人公在讨论昆虫时提到的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大卫·艾登堡”竟被翻译成“福尔摩斯”。影片《钢木兰》有这样一幕:谢尔比对妈妈不满,她认为妈妈为自己的婚礼请了九个女傧相过于虚荣,就引用了爸爸引用过的一位诗人的话来讽刺她:Anounceofpretensionisworthapound0fmanure,然而译者却将其译成“一份自命不凡能够换得一份收获”,不仅原来的讽刺意味完全消失,而且含义也与原文相距甚远。它的原文意思是“一盎司虚荣能换得一磅大粪”,虽然粗俗,却把诗人痛恨虚荣的心情表达得非常到位,直接翻译更能体现原作的本意。
2学习原语所在的文化,做出恰当的翻译。翻译人员还会经常遇到涉及文化背景的词语,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让观众感到不知其所云。某部影片曾出现了这样的字幕:“他犯了第七诫”这样涉及西方文化背景的语句,中国观众恐怕很难读懂其中的涵义,因为大多数人可能不了解西方基督教《圣经》里“摩西十诫”中的第七诫为杀人,所以对白“Hecommittedtheseventhcommendament”可以翻译成“他犯了杀人罪”,这样的字幕翻译便一目了然了。类似这样的情况有很多,有些译者将“pullingmyleg”翻译成了“拖我的后腿”(应译成“同我开玩笑”),还有,影片《木乃伊归来》中有句台词:“Hewentoutwest”,看似简单,如把这句译为“他去了美国的大西部”。好象很准确,但如果看了影片之后,我们就会意识到片中被提及的人物已经死了,很显然自相矛盾,但如果我们了解了这种表达方式正是英文中“某人去世”的委婉语之一的话,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可见,影片对白可能会出现大量涉及原语所在的历史背景的内容,若不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就无法正确、合理地翻译。
3了解专有名词,符合统一翻译。译名翻译要统一,按照惯例,人名、地名都是需要翻译的,WTO,CIA,FBI等大家都知道的缩写,可以翻译或是直接引用。译名要按照约定俗成的标准,比如美国总统Kennedy,翻译成“肯尼迪”,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总统的名字。你非要翻成“克妮帝”,别人就不明白了。这些名称的译法可以参照辞典的标准,词典上没有的,可以用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查找,通常网页上会有相关译名。实在找不到的,可以自己按照音标翻译,但要注意男女性别差异。所以,电影和电视剧的多人翻译,需要一个完善的翻译校对机制来进行规范。
二、译文应以简明易读为基础
电影是一种声画艺术,观看一部带有字幕的外国影片对于目的观众意味着进行一场剧烈的脑力活动,因为他们在解读密集的画面信息的同时还要分散注意去阅读银幕下面的文字。为使字幕达到简洁易读之目的,下面以影片《断背山》为例,依据目前市面上出现的各种版本的字幕翻译,探讨影片翻译中译者应注意的几点因素:
1避免译文出现“英语式的汉语”。由于中西方表达习惯的差异,翻译时应尽量使译文符合日常汉语的说话习惯。如埃尼斯的妻子让他给小阿尔玛擦鼻子。埃尼斯回答到:“ifihadthreehands,lcould,”译文:要是我有三只手。我就可以。显然这种翻译虽能达意。但书面味太浓。不如翻译成“我简直腾不开手。”再比如埃尼斯害怕妻子说出杰克和他的关系,因而举起拳头威胁道:"Youdoitandi''''llmakeyoueatthefuckingfloor''''’。译文:你敢喊。我就让你啃地板。此种翻译让人觉得埃尼斯是在讲笑话。降低了威胁,警示的语气。如果改成:你敢喊,我就把你打翻在地。这样的译文读起来既简单明了又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2译文应避免“罗嗦”。字幕翻译不同于一般的书面翻译。它是通过画面。剧情和声音等多重信息渠道的共同配合来传情达意。有时翻译得太“全”反而使字幕的作用喧宾夺主。比如杰克说自己的妻子:“Lureen’sgoodatmakingharddealsjnthemachinerybusiness,”根据剧情翻译成:萝琳很会谈生意。但如果翻译成:“萝琳十分擅长做农业机械方面的生意,而且任何难题都难不了她。”则使译文变得冗长拖沓。
3译文应降低“文化干扰”。字幕翻译应该削减文化隔阂对观众产生的理解障碍。例如影片中阿尔玛对丈夫埃尼斯所说到:“…itcomegeneraldelivery,”中的"generaldelivery"不能按字面理解为:普通邮寄。因为generaldelivery是以前美国邮局在不清楚收件人地址的情况下邮寄信件的一种方法。只要信件上写明受件人大概住在哪一带,便可将信件邮出。为了降低文化干扰可以把整句翻译为:不确定住址邮寄过来的。
1.1英汉习语的基本共性
1.1.1结构的固定性
习语从其结构来看,有其自身的完整性,其中各个组成部分是固定的,不可任意拆开或替换,如“pullsomebody’sleg”(愚弄某人)不可变单数为复数;“bytwosandthrees”(三三两两)不可按汉语习语改为“bythreesandtwos”.又如汉语的“去伪存真”不能说成“去假存真”,“三言两语”不能说成“两语三言”,虽然前者和后者意思没有很大不同,但是相沿成习,习惯上人们说的是前者,不是后者。
1.1.2语义的统一性
习语是语言中约定俗成,相沿习用的定型化词组,在语义上是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不能按字面意义来理解,如“胸有成竹”并非字面之义,而是比喻做事之前已有通盘考虑或周密计划。又如“沉鱼落雁”并非描述沉下去的鱼和落下去的雁,而是用来描述女性无与伦比的美貌。英语的习语也是如此,不能逐字理解,而应从整体去认识其特殊性和习惯性,如:dosomebodybrown(使某人上当),showthewhitefeather(显示胆怯)等。
1.1.3习语的习用性
习语的习用性指习语应用的广泛性,社会成员在各种交际场合和各种文体中经常使用习语,从而不断丰富习语。习语以其简短的形式、生动的形象和恰当的比喻而深受人们的喜爱,作为全民族的智慧结晶和全社会的语言财富,在广泛的范围里为人民大众所确认和应用,因此,很多习语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1.2英汉习语的基本差异
1.2.1风俗习惯的不同
英国人爱狗,视狗为伴侣,因此,常以狗的形象比喻普通人的生活行为,如:
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中国虽然也养狗,但一般人在心理上厌恶鄙
视这种动物,常用它形容和比喻坏人恶行,如“狗腿子”,“狗仗人势”等。英国人和中国人信仰不同,英国人多信仰基督教,有不少习语与之有关,如:gotothechurch(做礼拜),powerofthekeys(教皇的权力)。在中国佛教是影响最大的宗教,习语有不少来自佛教,如“半路出家”、“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
1.2.2历史文化背景不同
英汉习语通常来自本民族的历代文献或民间口语。英语和汉语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习语的来源也各异。本国人虽能了解,外国人常不知所云,比如中国自古以来以农业为主,从事农业者占很大比例,因此,在汉语习语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农谚,如:“枯木逢春”,“斩草除根”。英国是个岛国,英国人钟爱海洋,所以英语习语中有很多来源于航海业,如:plainsailing(一帆风顺),dropanchor(抛锚;定居下来)等。另外不少习语来源于古代寓言故事或诗文等,这类习语可称典故习语。英汉典故有各自的民族渊源,非三言两语能阐述清楚,如汉语习语:“三顾茅庐”、“未雨绸缪”等。英语中也有类似的习语,如:flyonthewheel(狂妄自大的人)。
1.2.3比喻上的不同
英汉有许多同义或意义相近的习语,但由于它们是两种不同生活经验的产物,有很多就不可能不明显的体现出两种不同民族形式,比如中国人常用习语“雨后春笋”来形容一般事物的迅速发展和大量涌现,而英语中的同义语是“likemushrooms”(像蘑菇一般),这是因为英国不产竹,甚至连“bamboo”这个词也是引进来的外来语。诸如此类的习语比比皆是,如:“neverfishnorfowl”的是“非驴非马”,“nosmokewithoutfire”的是“无风不起浪”。
2习语的翻译
2.1直译法
直译,指在不违背译文语言规范以及不引起错误联想的条件下,在译文中保留原习语的民族特色、语言风格和比喻形象的方法,如汉语的“纸老虎”直译成“papertiger”,外国人看起来不但深明其义,而且觉得很传神,所以该词现已成为英美民族正式语言。当原习语的隐含意义很明显时,读者可通过字面领悟它的含义,直译字面意义,如“雪中送炭”译为“toofferfuelinsnowyweather”.类似这样的习语译文,读者只要用心体会一下,就会明白其隐含意义,不但保留了原文的形象,而且增加了阅读趣味。
2.2意译法
有些习语由于文化因素的影响,在翻译时无法保留原来语句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也无法找到同义的习语借用,这时可将原文的形象更换成读者所熟悉的另一个译文形象,从而转达出原文的语用目的,译出隐含意义,如汉语中的“落花流水”通常指被打得大败,译成英文是“tobeshatteredtopieces”;又如“Thedogthatwillfetchabonewillcarryabone.”在译成汉语时其中的字面形象“dog”,“bone”都不能直译,只能舍弃它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译出隐含意义“对你说别人坏话的人也会说你的坏话。”
2.3借用法
由于人类在感情,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及社会经历等方面不免存在相似之处,所以英汉习语中存在着少量相同或近似的习语,这些习语字面意义、形象意义相同或近似,隐含意义则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此类习语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是相同的,这样的习语则可以采用借用法进行互译。如英语中的“practicemakesperfect”与汉语中的“熟能生巧”,又如汉语中的“破釜沉舟”与英语中的“burnone’sboats”都来源于两国的军事策略,因此用法和含义都相同。
2.4节译法
在汉语习语中,常有并列的对偶结构,即用两个不同的喻体表达相同的寓意,前后含义重复,遇到这种情况就可用节译法处理,省去并列重复部分,如“铜墙铁壁”译为“wallofbronze”,不必说成“wallofcopperandiron”,长吁短叹用节译法译为“sighingdeeply”。
3结语
以上对英汉习语进行了对比分析并论述了几种英汉习语的翻译方法。其实,无论对汉语还是英语来说,习语都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对习语的翻译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从整体大局出发,力争做到译文既保留原文的习语韵味,又能通顺、畅达地表达原意。
参考文献
[1]陈柏松.英汉习语概要[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
[2]罗斯.习语翻译法[M].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8.
[3]单进昌.汉英翻译技巧[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74.
2.1.音译
商标翻译过程中,音译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手段,具有极强的普遍性。音译是指在不背离“汉语语言规范和不引起错误联想或误解的条件下,按照原商标名称的发音,找到与之语音相近的汉语字词进行翻译。其优点是简单易行,译文有异国情调,可使产品具有一定吸引力。音译又分为:纯音译﹑谐音译和省音译。
2.1.1.纯音译
纯音译即根据英文的读音逐字地用相近发音的汉字进行匹配的翻译。主要适用于专有名词,如:人名商标和地名商标。这种翻译法是商标在译为中文时,因无法找到相应的汉语表达而不得不采用的翻译方法。
2.1.1.1人名商标
有些商标是姓氏构成的,如:Hoover(胡佛)真空吸尘器,是源于生产商WilliamHenryHoover的姓氏;Rael-Brook(雷尔-布鲁克)男装,是源于公司创始人H.Rael-Brook的姓氏。有些商标是人的全名,如:WaltDisney(沃尔特·迪斯尼)制片公司,是根据公司创始人WaltDisney的姓名而定;PierreCardin(皮尔·卡丹)时装,是根据该时装的制造者PierreCardin的姓名而定;“benz”品牌最早含义是卡尔本茨的姓,根据译音,在中国翻译成“奔驰”。
2.1.1.2地名商标
Santana(桑塔纳)轿车,SanTana原是美国加利福尼亚洲一座山谷的名称;Nokia(诺基亚)手机是根据芬兰北部一座名为Nokia的小镇命名的。
2.1.2谐音译
这种译法是以音为引子,经常是在纯音译的基础上改动个别字眼,这些字眼与原商标读音谐音,改动后的音译商标又结合产品特征。例如:为纪念航空公司创始人WillianEdwardBoeing人们以其姓氏确定的商标Boeing,译作“博音”,但作为商标,译者改用谐音“波音”,这就可以使人们对这类超音速飞机产生无尽的遐想。
2.1.3省音译
省音译是根据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双音节和三音节的商标更能令人过目不忘,有些英文商标单词较长音节较多,如果逐字翻译,读起来拗口且不便记忆,可采用省音译来简化。
2.2意译
意译是根据原商标的意思,翻译为意义相同或相近的汉语。意译能较好地体现原商标确立者的初衷和希冀,对一些形象鲜明,寓意优雅,词语华丽的商标可采用意译。意译可分为纯意译、择意译和增减意译。
2.2.1纯意译
某些商品的商标本身具有鲜明的意思,并且在中西方文化中都具有优雅美好的含义,这时可以用纯意译。例如:Bluebird(蓝鸟)汽车,就是取自比利时作家MauriceMaterlinek于1911年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童话剧《Bluebird》剧中“Bluebird”,象征“未来幸福”,而汉译为“蓝鸟”,因为“蓝”意为“青”,“蓝鸟”即“青鸟”。唐朝李商隐有句诗云:“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青鸟乃蓬莱仙境的使者,将中西方文化转换,可见译者用心良苦。
2.2.2择意译
有些商标如果按照其字面含义进行直译的话,可能无法将商标的内涵完全表达出来,或者有些商标字面含义有好几层,无法用简练的文字把这几层意思都完整地用汉语语言表达出来。这时就必须对商标的意义进行选择,选取其中最佳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意义。例如:GoodCompany(良友)香烟,GoodCompany可译为“好朋友”、“好伙伴”、“良友”、“好公司”等,从这些翻译中选择最佳的——“良友”作此商标。
2.2.3增减意译
是根据原商标的意思适当增加或减少其原商标所包含的意思,使翻译后的商标更适合消费。例如:Transfer,原语商标意思是“变形”,“变换”,但译者根据中国潜在消费者的心理巧妙添加了“金刚”二字。“金刚”为汉民族文化所特有的,是佛的侍卫的名字。因其手拿金刚杵(一种印度兵器)而得名,在中国人心目中,“金刚”力大无比,武艺超群,勇斗妖魔,百战百胜,是无坚不摧的勇士的化身。“金刚”成了孩子们心中的偶像,也成了家长们教育孩子勇敢坚强的教具之一。因此以“变形金刚”为商标名的玩具深受中国儿童喜爱。
2.3音义结合
有些商标是由臆造词组成的,文化内涵成分大,就需要用音义结合的翻译方法。音义结合即将“音译”和“意译”结合起来进行翻译。也就是说,将英文商标中一部分或全部灵活选取“音译”或“意译”的适宜方法,并加以结合使之成为适宜的商标。这是较为复杂的翻译方法,除了臆造词外,也适合于某些专有和普通名词。
2.3.1引经据典法
有些商标多为专有名词或臆造的词语符号,根据原商标的语音,将中华民族的五千年的积淀溶于翻译中而创造出来的新的商标,这种商标既意义深刻又有中国特色。例如:BMW(宝马)汽车,商标BMW是源于德文BayerisheMotorenWerke德国巴伐利亚汽车公司的三个首字母缩略而成的。译者根据辛弃疾之“宝马雕车香满路”(青玉案·元夕)将其译为“宝马”使中国消费者联想到日行千里的宝马,将汽车性能与宝马的特性联系在一起。
2.3.2近音联想法
近音联想法要求商标译名与原商标发音相近,也可与其部分读音相似,联想某些美好的中文意思并将产品的特点结合进去。例如:成立于1887年的美国Johnson&Johnson公司是经营医疗卫生保健品和护理产品,她是RobertWoodJohnson,JamesWoodJohnson和EdwardMeadJohnson三兄弟创办的。如果直译则为“约翰逊”无任何特别之处,但如果用近音联想法就译为“强生”——联想为强壮生命力,和该公司的卫生保健和健康护理产品相联系。
2.3.3近音转义法
这种译法兼顾语音和语义,一般原商标都是有意义的单词或词组,但为了符合汉语的文化习惯,将其转义,而语义又非原文的词义,需加创造,但又不能脱离一定的范畴。例如:Sprite饮料,这个单词在英文中为“精灵”,“妖精”之意。在莎翁的一些戏剧中,“精灵”是十分可爱的。西方国家过万圣节,万圣节前夜,孩子们就化装成各种“精灵”、“妖精”,挨家挨户“乞讨”糖果,但在中国人心中却是邪恶的。若直译必然不妥,所以转义为“雪碧”。“雪”清新凉爽,“碧”玲珑剔透,该译名给人玉洁冰清的感受。
2.3.4近音寓意法
近音寓意法是指译语与原商标发音相同或相近并携带原商标的含义,这种翻译重在“寓意”,而“音”只是在原商标与译语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近音寓意又可分为:近音近义和半音半义。
2.3.4.1近音近义
近音近义要求译语与原商标发音相近,意思相通。如:Pampers美国宝洁公司(P&G)的尿布品牌,原商标意思是“娇养”,即对宝宝无微不至的关爱,而汉译的“帮宝适”表达了“对宝宝更好,使宝宝更舒适”,这就是原商标意思的体现。Polaroid相机的商标,原商标意思是“即拍即有的照相机”,汉译为“拍立得”即拍好立刻就能得到,不仅音相似,意思也与原商标不谋而合。还有美国运动系列商品Nike音标为[''''naiki:],本意是希腊神话中胜利女神的芳名,但若按音译为“奈姬”或是“娜基”之类,很多中国的消费者便会十分费解,不知其意。译者在翻译时模仿其音节,并考虑到运动服装应该具有经久耐磨损的特点,将它译成了“耐克”,既有坚固耐穿的含义,又包含了克敌必阻的意思,这样与原意胜利女神也不谋而合。
2.3.4.2半音半义
半音半义要求商标译名部分音译,部分意译,分为前音后义,前义后音两种形式。前者如:玩具MickeyMouse,“Mickey”音译“米奇”取“米”,“Mouse”意译“老鼠”即米老鼠;娱乐场所Disneyland,“Disney”音译“迪斯尼”,“land”意译“乐园”即迪斯尼乐园;Accord译成“雅确”,是一种手表的商标,前一字取音,后一字取意;油漆NipponPaint,“Nippon”音译“立邦”,“Paint”意译“漆”即立邦漆;以及Fiyta译作是“飞亚达”也是音意结合的典范。后者如:Truly,前一字取意,后一字取音,译为“信利”;日用品Unilevel,“Uni”意译“联合”,“level”音译“利华”即联合利华;服饰Nescafe,“Nes”意译“雀巢”“cafe”音译“咖啡”即雀巢咖啡;服饰EuroModa,“Euro”意译“欧洲”取“欧”,“Moda”音译“梦达”即欧梦达。
3.商标翻译的注意事项
3.1简洁明了
针对音译商标,只有做到简洁明了,通俗易懂,上口易记才能引起消费者的共鸣,才能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音译后的中文商标一般最多不超过四个字。若原外文商标超过四个音节,其中一些弱音应省去。英语中还有一些用辅音连缀的单词,其音节也许不多,用原有语言发音也很简单顺口,但把每个发音都译出,而且用汉语念出来则会显得冗长,生硬,因而应酌情删减。如:美国啤酒Budweiser译为“百德威斯”,显然没有“百威”来得简洁、醒目,而且“百威”让人觉得喝了此酒,会精神百倍,威力无穷”。眼镜品牌Bausch&Lomb原译为:“鲍希·龙布”,并无不妥,但是现在的“博士伦”就兼顾音和意,仿佛带上眼镜就能象博士一样知识渊博,使产品更具卖点。
3.2用词恰当
针对意译商标,要求用词恰当。因为意译的商标一般是有意义的单词或词组,且本身包含着商家对产品寄予的希望,有的就能突出产品的作用或特点,但中文要完完全全地表达其意思,又要顾及到中西方文化差异,翻译起来有一定难度,所以经常要深度加工,推敲用词以避免不必要的文化冲突。如:OPIUM香水,该商标发明者圣罗兰1977年曾来过中国,他从中国鼻烟壶的造型启动灵感,创造了“OPIUM”牌香水,商标意思是“鸦片”,译为鸦片自然会让中国人想起屈辱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得该香水一在中国上市就受到消费者的猛烈抨击,并最终因违反中国的商标法而被禁止销售。试想如果译者翻译时多推敲用词可能就不会让该商品失去这么大的市场。
3.3体现产品特色
商标的作用就是让消费者能一目了然商品的种类及特色,商标本身就是一则最为简洁有力的广告。音义结合的商标要比音译和意译的商标给消费者的感性认识更为直接,更容易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针对音义结合策略,就要做到译文能较好地体现产品的特色。如:牙膏品牌Colgate,商标名为其创始人的名字,看不出产品的特点,而音义结合的译名“高露洁”,一个“洁”字则不仅表明商品类别,更突出了产品特点。再如宝洁公司的去屑洗发水Head&Shoulders,商标意思是“头发与肩膀”想要表达用了这款洗发水,头发洁净,头屑就不会在肩膀上出现。而译名“海飞丝”则突出了洗后没有头屑,头发丝丝分明,将产品的特点发挥的淋漓尽致。再比如两个纯粹音译的例子,Sportsman自行车和Unlsports运动鞋,市场上的译名前者为“斯波兹曼”,后者为“纽伦斯堡”,若不是对品牌的熟悉,有谁会把这两个名称与它们所代表的产品联系在一起呢?
3.4具有相关性
其他翻译策略大多不拘于传统的翻译套路,大胆创新。这种翻译策略虽无规律可循,但翻译始终与产品相关,在产品的各个方面中定能找到与译名相关的部分。如:Craven香烟,原商标意思是“胆小鬼”,中文译名为“黑猫”就是根据其商标图案(图案为猫)而起的。类似的还有美国的一种食品“Quaker”,原意为“抖动”,译者根据其包装上的基督教贵格派长老的头像,取名为“老人”。所以商标再离奇古怪,都始终不能离开本商品,要不然商标翻译就没有意义了。
3.5注意文化差异
产品的商标在互译时,也要兼顾别国消费者的文化习惯和审美心理,不能简单地音译或是意译了事。前些年我国译者在译出口产品商标时,对于这一点考虑得并不多,于是才出现了把“白象”电池译为WhiteElephant,结果在美国市场上无人间津。原来在英语中awhiteelephant是“无用而累赘的东西”。再如“帆船”地毯,也是传统出口产品,译成Junk,遭到同样的命运,后改译为Junco才幸免于难,原因是Junk除了帆船之意外,还有垃圾、破烂的意思。再如举世闻名的男子服饰商标Goldlion,意译本是“金狮”,但它听起来容易使人误解为“金失”,显然商品不会有好的销售。所以为使商品更添富丽堂皇的气派,并满足人们渴望吉利、追求豪华的心理,将gold一同保留意义,而lion一词来取音译手法,两者结合在一起便有了驰名全中国的“金利来”商标。不但气派恢宏,而且含义大吉大利。尽管和原意不尽相同,但其宗旨、作用、效果是一致的。这都可以看出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和象征意义等都存在差异并且反映在翻译和其他跨文化交际中,这就要求翻译要以译语文化为基础。
4.总结
好的商标翻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内涵丰富,并能够体现产品的特色;它易记、易读、易懂,并且形象生动;它是商品的卖点,并能够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同时它也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即能够拓宽语言学研究空间,丰富语言学的内涵,也能够促进语言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的有机结合。只有善于揣摩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尊重民族习惯,恰到好处地运用商标翻译的各种方法和技巧,才会使译标在商战中独领,引导消费、促进消费。鉴于此,希望本文所探讨的关于商标翻译的诸多策略及注意问题能给初学者些许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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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学术研究之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让人很自然地想起学术名篇“TheNatureofAcademy”。作者在文中所描写的社会各阶层强加给学术的悲哀在我们的传统学术范式中亦依稀可辨。学术要关注什么?学术研究要引领何种潮流?学术如何突破世俗樊篱修成正果?这是真正钟情于学术的人们所注目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此次讲习班的过程中,被中国译界的同仁们作了一种别出心裁的诠释。
正如中国译协的领导黄友义、孙承唐和《中国翻译》杂志常务副主编杨平在开幕式上所倡导的那样:这次研讨,重在“全面地提高广大翻译工作者的素质”,重在“思维模式的改革”,重在“抛砖引玉”!这种理念,很快就在开讲人许钧先生的报告中得到印证。许先生对他的译著《红与黑》中的词句是如何剪裁未作任何阐述,而是从“传统与创新”的角度,对翻译、翻译学和翻译批评等问题进行了宏观的解剖。这位来自南京大学的博导还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作为一处翻译学的导师应该如何引导学生和学界进入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的种种途径。许钧教授是主要从事法汉翻译研究与教学的专家,此次与他的同行刘和平教授一同出现在以英汉翻译为主的讲台上,这种安排本身就意味深长:作为组织者的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旨在打破学科研究的界限,追求一种“殊途同归”的学术效应。
“殊途同归”,还体现在此次讲习班对教师和讲题的选择上。从教师来看,主讲人当中有八十多岁的译坛名宿程镇球、许渊冲,有年富力强的翻译家孙致礼、庄绎传、徐亚男,也有许多三、四十岁的著名中青年学者。各路豪杰流派不一,观点精彩纷呈。演讲的课题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从笔译到口译,从文学翻译到外交翻译、政论翻译、法律翻译、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和高品位的学术研究特色。
在宏观方面,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代表了主流。来自北京大学的辜正坤教授以“点到为止”的方法,向学员们介绍了他的《翻译学通论》的理路构成,意在引导学生进入宏观翻译学与微观翻译学的主要层面。同是讲翻译学,香港浸会大学的潭载喜教授则是从西方翻译模式谈起,分析了西方翻译模式的强与弱,并对翻译学发展的路向作了展望。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则基于对目前翻译及其研究之现状的思考,试图对全球化时代的翻译进行重新定义和定位,并对全球化进程中翻译的作用做出描绘。王宁认为:“翻译现在正经历着一种转折:从属于语言学层面上的字面辶多译逐步转向文化层面的阐释和再现。”这与西方文化学派的观点遥相呼应。对于西方译论给译者的启示,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则以Vermeer的目的论和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为引线,深入线出、由此及彼地介绍了有益于翻译理论研究或实践研究的多种理论;张先生并结合“英汉文学翻译中的三个问题:戏剧语言、文化专有项和双关语”这一课题,为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中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问题作了全新的注释和演绎。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学的博导申丹为学员们展示了她在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研究方面的成果。申教授从西方文体学的发展概况入手,对文学翻译中对语域的处理和故事层次上的假象等值等问题作了理论与实践的分析,说明了文学文体学在小说翻译研究中的主要作用。申丹教授的高足王东风则通过对文学翻译中的文体变形处的分析,指出了文学翻译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王教授认为,“无论是翻译文本中的译例,还是译家的言论,都清楚地表明译家的语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作家。前者的语言策略具有信息取向,而后者则是诗学取向。”据此,他在文中对传统的信息或语义取向的翻译策略提出了质疑。这种多视角的研究路向为广大学员进行多元的、多层面的学术探索提供了样板,这也是此次研讨会的目标之一。
在学术研究方面体现出的另一理念是提倡资源共享、百家争鸣、推陈出新,为质疑学术传统和挑战学术权威提供温床和土壤。这次讲习班打破了传统的10分钟宣读论文的模式。每位主讲人花2-4小时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讲义、板书或投影和讲解相结合的方法向学员展示,穿插提问、发言、演示等模式进行探讨。学员们不但可以与教师共享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同时还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样的讨论中,新的学术观点不断生长。比如说,对于翻译的“异化”与“归化”的问题,南开大学的刘士聪教授就提出了一个颇为独特的观点。刘先生认为,就英译汉而言,应提倡“归化”,这与英、汉文化的强弱无关,并不代表汉语文化要迁就英语文化,亦与政治、经济无关,而是象征着我们对英语标准语言的一种追求,是纯粹的语言处理。这一观点令学员们困惑不解:如果是纯粹的语言处理,为什么英译汉的策略要与汉译英有所不同?在翻译的文化转向问题上,香港岭南大学的孙艺风博士认为,翻译的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鲁·勒弗菲尔夸大了意识形态(ideology)对翻译重写过程的作用。他认为,对待不同理论的吸纳应持全面审慎的态度。孙艺风对内地的许多学生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的“师言亦言”、“人云亦云”的“追尾”现象持否定态度,因此他主张:学术与教育的牵引应以培养独立的思维方式为重。在这次大研讨的过程,最“火爆”的一场“争鸣”来自诗歌翻译的两大名家——许渊冲和江枫。许先生以二十世纪可能改造未来人类面目的伟大成就克隆技术为切入点,深入地阐述了他的“文学翻译克隆论——信达优论”。许先生坚信,富有音美、意美和形美的“三美”译文就是“信达优”的译文。而江枫先生则以“译诗,形似与神似:一点必要的常识”为主题,对许渊冲先生的“新译论”提出了批评。这种沸腾的场面让广大译界同仁有机会目睹学术界的另一种光景,它形象地表明:学术研究的表现形式不总是“温情脉脉的面纱”,有时也会“硝烟弥漫”!问题是,学术界将以怎样的一种学术态度来诠释和审视学术之种种。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香港学者周兆祥关于“翻译与人生”的报告中得到一些启示。
二、关于翻译教学
翻译教学,尤其是口译教学,一直就是中国译界的薄弱环节。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关于翻译教学的讲题在此次讲习班课程中覆盖了1/5。内容涵括了香港和内地的主要教学模式。其中,周兆祥先生介绍的“香港浸会大学的翻译教学模式”与内地的翻译教学相比有很大区别。香港的翻译课程设计针对性很强,比较注重市场需求和实际能力的培养。对于教学中的理论渗透,也依不同的培养目标和不同层次有不同的理论教育。课程设置已进入系统化。在教育模式上,亦更鼓励“以学生为中心”,鼓励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和获取知识。这种模式,为一向崇尚“以教师为中心”的内地教学界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
在口译教学方面,来自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刘和平博士以她的新作《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为蓝本,说明了她对口译教学的独特理解。刘和平认为,目前的中国翻译研究停留在静态的研究,即对翻译结果的研究上,忽略了动态的研究,即对翻译过程的研究。要揭开翻译过程之谜,把它教给学生,必须对翻译的动态过程进行认真研究。为此,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十分重要。刘和平还以三组学生生动的口译演示为例,说明了教师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学生理解和接受意义的思维过程,而非词与词、句与句的简单对等。她的这种“渔生鱼”的教学理念引起了口译人员和教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另外,从来自北外的谷欣、加拿大外教杜蕴德的交替演示和来自广外大的冯之林的Powerpoint软件包的演示过程中,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国内主要外语院校的口译教学模式,并欣喜地发现,统计方法和多媒体教学手段已逐渐地渗透到翻译教学与研究当中。
三、反馈中的思考
这次讲习班带来的另一种理念是:以教带学,以学助教,高瞻远瞩、着眼未来。为了提前发现问题,以不断完善未来的办学方式,组织者从一开始就给每一位学员发了一张“调查表”,内容主要是以翻译教学和本次办班模式为主,这一设计与学员大多为高校教师的情况不谋而合。
参加本次讲习班的学员共约170人,其中来自全国高校的副教授、讲师占大多数,另有少数各行各业的外事翻译和在校博士、硕士生。反馈回来的有效调查表为125张。虽不是100%的准确,但这一反馈数字也足以代表主要现象。
从统计数据的分布情况分析,有三分之二的教师仍以笔译教学为主,口译仍未达到平分秋色的地位。就教师素质而言,50%的人从教时间在8年以上,但有96%的人从未参加过翻译教学培训,教师的知识更新和培训问题已成当务之急。翻译的课程设置失衡,课时偏少,每周4小时以下、6小时和8小时的比例为4:2:4。在翻译教学手段上仍显落后,虽有42%的人表示在教学中逐渐引入了磁带、录像带、VCD、powerpoint或多媒体教室的使用,但仍有58%的人回答从未使用过电教设备。在问到“在翻译教学实践中您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时,有九成以上的学生的回答是:缺少反映新时代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先进教材。学员们普遍反映,现在仍然使用80年代以来出版的《英汉翻译教程》、《口译教程》等市场出售的教材和自编教材,两者使用的比例为2:1。这一情况,与1996年南京全国首届翻译教学研讨会上反映的问题相吻合。这说明,五年来,中国翻译界和教学界仍未把教材建设问题纳入议事日程。这种不正常的“执著”引起了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的高度注意,他们正在酝酿在不久的将来物色得力的专家编撰崭新的教材,给中国学界填补这一空缺。相信热情的学术界会同心协力,共助这一力作早日铸成。
这次讲习班的帷幕在军科院的军号声中隆重开启,又在军号声中徐徐降落。对于精心策划的组织者——《中国翻译》编辑部来说,他们又在琢磨新的培训将如何更加切实有效、更加周到细致。而对于学员们来说,讲习班的丰富和精彩、紧凑和有序、务实和高效,带给了他们终生难忘的回忆。来自湖南的印晓红认为,此次学习,就犹如“站在一个巨人肩上,俯瞰译界众多理论和实践的一次大讨论”。广州的蔡若蘅用十分感性的语言说:“味道好极了!有‘恨晚’和‘胜十年’之感。以后若有机会,当然还想来!”而来自合肥的任静生更把这次“高品位”、“大容量”有荟萃比做一道“精美的精神大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立意要做“中国翻译的合格嫁衣”的《中国翻译》编辑部,一定会把这件嫁衣越织越美。就像学员们送给带病坚持战斗的编辑部工作人员的“中国结”,新的培训班也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岁月的变迁,织入更新更浓更美的中国情结。
关键词:翻译学;翻译理论;翻译实践;描写性研究
Abstract:Nida’sideasontranslationhavegreatinfluenceonChinesetranslationscholars.Hisrecentstatement-”Myideashavechangedsubstantially”-willsurelyhaveanegativeimpactonthedevelopmentoftranslationstudiesinChina.Thispaperaimsatanalyzing,fromthreeperspectives,thereasonsforNida’schangeofviewsontranslation.Itwillalsogiveare-evaluationofthepositionandroleoftranslationtheoriesintranslationstudies,aswellasexploretherelationoftheoryandpractice.
Keywords:translationstudies;translationtheories;translationpractice;descriptivestudy
一、奈达思想的转变及对我国译界的影响
奈达博士是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经过五十多年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今他已发表了40多部专著,250余篇论文。自八十年代初奈达的理论介绍入中国以来,到现在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理论中被介绍的最早、最多、影响最大的理论。“他的功绩在于:1、把信息论与符号学引进了翻译理论,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标准;2、把现代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翻译理论中来;3、在翻译史上第一个把社会效益(读者反应)原则纳入翻译标准之中。”(周仪、罗平,1999:32-33)尤其是他的动态对等理论,一举打破中国传统译论中静态分析翻译标准的局面,提出了开放式的翻译理论原则,为我们建立新的理论模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国内无数翻译理论研究者与翻译教师对之趋之若鹜,中国翻译界形成了“言必称奈达的局面”。这些现象足以表明奈达在中国译界中的地位。
奈达本人对其理论进行了不断修改与发展,从描写语言学阶段到交际理论阶段,进而发展到社会符号学阶段。对理论进行不断的修改与深入,这是理论研究的一条必然的道路。然而仔细分析我们即可看出,奈达最根本的变化还是在对待翻译学的态度上。1964年奈达在其著作“TowardaScienceofTranslating”中旗帜鲜明地打出了翻译科学的旗号;在1974年,《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认为“翻译远远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技术,而且真正理想的翻译说到底是一门艺术”;1991年“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一文中说道,“我们不应把翻译变成一门科学……大多数成就显著、富于创造精神的翻译家很少用得着、或者根本用不着翻译理论……”。在“与奈达的一次翻译笔谈”(见张经浩,《中国翻译》2000年第5期,以下简称《笔谈》中,奈达正式宣布“我的观点已发生根本变化”(“Myideashavechangedsubstantially”)。从最初首先提出翻译科学到完全放弃翻译科学,可谓是一个根本上的变化。鉴于奈达在中国译界乃至世界翻译界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他的思想转变对译学理论者至少会在心理上造成一次巨大的震撼,同时给我们正在积极兴建的翻译学科构成一次不小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对奈达的思想转变作以详细的分析,找出造成奈达本人放弃理论及翻译科学的原因迫在眉睫,否则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工作就等于后院着火,自己乱了阵脚。本来这样一项工作应由译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来做,不过笔者迫不及待要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期望能澄清当前的一些模糊认识,还恳请译界各位前辈批评指正。
二、奈达思想转变的原因
1.对翻译理论作用的认识偏差
在《笔谈》中,奈达屡次提及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如,“各色各样的语际交流理论很少为大部分优秀的口、笔译专业工作者所使用”、“很难运用一般原理解决具体问题”等。似乎在他看来,翻译理论一提出就应马上可以用于指导实践(还有许多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有脱节现象,进而否定翻译理论的意义)。从一般哲学角度看,理论来源于实践,上述说法没有什么错误。但不要忘记翻译活动本身的特殊性质。我们目前所说的翻译理论(或是纯理论)是通过对翻译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而提炼出来的,主要用来检验翻译作品、检查翻译活动的效果,而并非像奈达认为的那样,直接用来指导翻译实践。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借助霍姆斯的译学理论来具体分析一下。在霍姆斯的译学构想中,翻译学被分为三大分支:描写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研究。他认为,“翻译理论研究分支主要是利用描写翻译研究的成果,加上相关学科的理论,建立用于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原则理论及模式”。(张美芳,2000)在他看来,理论是用来“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西文翻译理论家图瑞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翻译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和解释现象,而不是改造世界”。(陈德鸿、张南峰,2000:126)这里所说的“改造世界”显然指的是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由此可以看出,奈达的“翻译理论无用论”关键在于他并未能真正把翻译理论与指导翻译实践的应用理论分离开来,把翻译理论的作用等同于应用理论的作用。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难道所有的“一般原理”都要用来解决“具体问题”吗?众所周知,当今自然科学的基础是数学,但数学中也有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之分,其中理论数学是应用数学的基础,但对具体的实践活动就无直接的指导作用,不能用来解决“具体问题”,它却是数学科学的基础,不可或缺。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作为一门“人文科学”(杨自俭,2000)的翻译学更是如此。
另外,“奈达在阐述自己提出的新观点时,较少涉及具体的翻译技巧问题,而较多的涉及翻译中的语言学、风格学和修辞学问题。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从比较广泛的范围内对翻译的普遍原理作进一步的探索”。(谭载喜,1991:79)奈达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探讨的是普遍原理,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忽略在微观层面上对具体技巧的研究与探讨,得出的理论也就远离实践。因此他现在过多的强调理论对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
似乎是有悖于他的初衷的。
2.屡次强调单一的翻译准则
奈达最初的研究认为,翻译研究应“采用描写性而不是规范性方法”(谭载喜,1983:51)。通过描写得出的原则本身就应是开放性的。而非规范性。但在《笔谈中,奈达却一再认为别人所说的准则都是规范性的,如他说“……大多数专业译者屡屡违反理论家们定下的许多规矩……”、“……非严格遵守不可的规矩。”显然这与他最初设定的翻译准则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翻译标准本身的描写性质也注定其自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描写现象范围的限制,用描写方法总结出的理论或标准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奈达描写的现象主要集中于《圣经》翻译文本,而《圣经》是用来教育和感化人的,有其特定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注重的是听众或读者的接受情况,追求交际的效果,所遵循的原则是“功能对等”或“交际理论”。为达到这一目的,适当调节或改变形式是符合其原则的。如在没有雪的语言里,人们可能不理解白如雪是什么意思,那么换成白如霜或白鹭毛等保持交际功能未尝不可。(谭载喜,1991:273)但若换成科技文章或医学文章,再去依照交际原则进行转换肯定是行不通的。这也就说明任何准则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寻求“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是错误的。对这一目标所作的任何努力也都是徒劳的。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追求唯一的万能的标准是不现实的,因此提出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辜正坤),“翻译不确定性理论”(奎因,参见郭建中,2000:90-98)。杨晓荣教授主张的“条件论”就是通过对翻译标准不定性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她认为在不同的条件下对文章翻译标准的要求也应有所不同,每一条标准都应有其适用和不适用的情况。目前还有一些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其实如果将各自所研究的范围明确限定,许多争论就会不攻自破。
3.过多强调和依赖语言学的作用
《笔谈》中他讲道,“要想翻译好就得多学语言学,其实不然。”首先笔者不清楚奈达先生说的“翻译好”指的是“翻译理论好”还是“翻译实践好”。不过不管是指哪一种,我们都要首先认识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单凭语言学知识去搞翻译研究是不行的。“我国一位有识之士明确指出,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理论已经使翻译理论的研究走进了死胡同,因为翻译与语言除有密切关系的一方面,还有毫无关系的一面,翻译中的非语言因素是大量的、普遍的。翻译过程决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语言学理论难以驾驭翻译的全过程,因而不可能把翻译理论建立在纯语言学的基础之上。”(郭建中,2000:107)奈达从描写语言学研究转到交际理论,再到社会符号学研究这一过程充分表明他本人也是意识到了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局限性,所以变换了研究的角度。但在《笔谈》中他仍认为其他人从事翻译理论研究非常依赖于语言学知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前提出的阐释学、目的论、结构主义及多元系统论等都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现象做出了较为科学、客观地分析。这足以证明人们研究翻译理论不仅仅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的。
虽然旅游资料的翻译应该以读者的文化为主,以译文为重,但是外国游客感兴趣的是旅游资料中与其不同的文化,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还应在读者接受范围内最大程度保留原文的文化信息。如果译文不作任何改变照直翻译,不但令外国游客不知何意,而且还会失去阅读的兴趣,达不到翻译的目的。那么译者应适当地增减文化点来让读者更容易接受,所以采用删减、释义、类比、改译等方法。
典故是旅游资料中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出自历史事件、寓言、神话、传说、谚语、某些作品等。其特点是源远流长,富含较浓厚的民族色彩,因结构固定,义在言外,已失去指称意义,只有语用意义,在直译以后读者无法理解典故含义时,要对典故作适当转换。采取直译加注其背景知识和解释原文含义,避免损失其民族色彩形象性和联想意义。意译向译文读者忠实地转达原文信息,有时要作适当的文化转换。如:“玉兔”为什么英译成“MoonRabbit”而不译成“JadeRabbit”?让人误认为是玉做成的兔子。
旅游景点的翻译
旅游景点的翻译在旅游文化的介绍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求译者对景点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充分的学习,有条件的最好作实事求是的实地考察。想办法拉近外国游客与中国文化的距离,使他们产生亲近感,激发他们的游兴。中国悠久历史中有许多著名事件,英雄人物,典故传奇等,旅游资料中经常提到的许多风景名胜往往与他们有关。不增加说明,一般外国游客就无法理解。有时候在翻译旅游资料中删减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大多数外国游客阅读这些资料都是为了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增加一些旅游兴趣。
值得一提的就是汉语中一词多义的现象,在翻译选词时更应该慎重。比如说“楼”在英语中有许多个对应语,并不是可以随便调用的。浩然楼译为HaoranMansion,是因为这是一座公馆大楼式的建筑,岳阳楼译为YueyangTower,因为其形状类似塔,而天安门城楼是众所周知的类似检阅台、主席台的建筑,故译为theTianAnMenRostrum。
饮食文化的翻译
我国由于历史和地域的不同,形成众多菜系,在翻译时充分考虑它的中、西文化差异、其原料成份及烹调方法等。如将韭菜合子译成ChiveBox就会让人费解,何为“ChiveBox”?看到“盒子”就直接对应了“box”?可见译者在翻译菜单时对这种传统小吃本身还不够了解。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笔者不禁想到了“dumpling”一词,其所指不仅限于“饺子”,还可以指其它食品,如:粽子、水饺、锅贴等,虾饺可译为ShrimpDumpling,素菜锅贴可译为VegetableDump1ing。此类英译名现已广为接受,而韭菜合子的形状与饺子相似,体积较大,看似扁平,dumpling一词也可适用。综合考虑韭菜合子的制作方式,制作原料,笔者建议译为FriedLeekDumplings。
在对我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翻译时,可采用直译:烹饪方法+原料名,如:清蒸桂鱼SteamedMandarinFish、回锅肉Twice-cookedPork、炖牛肉StewedBeef。音译+意译:麻婆豆腐BeanCurdSichuanStyle、西苑饭店XiyuanHotel。意译:红烧狮子头BraisedMetBallswithBrawnSauce、棕子Pyramid-shapedDumpling。
公示语的翻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化语言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举办奥运会、世博会都需要良好的国际化语言环境。然而,当海外旅游者来华发现“EntranceVisa”(凭票入内)、“FeePark”(收费停车场)、“TicketOfficeFor”(补票处),OffLimits(旅客止步)等非规范英译的公示语时又会作何感想呢?在北京,各街道路口都设置了路街名牌,如“长安街”。路牌上汉语“长安街”置于汉语拼音“CHANG''''ANJIE”之上组合共用。像这种路标中国人只看汉字就一目了然,而无看拼音的必要;海外旅游者不懂汉字,看了标注的汉语拼音也不会明白这“JIE”意味着什么。如能将拼音CHANG''''ANJIE的“JIE”改用“AVE”或“AVENUE”岂不更恰当。公示语的应用功能特色公示语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也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公示语应用功能的不同直接导致英译公示语的语言风格、语气的差异。
突出服务、指示功能的公示语广泛应用于旅游设施、旅游景点、旅游服务、商业设施、文化设施、卫生设施、街区名称、旅游信息咨询等方面,如:InternationalDeparture国际出发、InternetCafe网吧、DrinkingWater饮用水、ShoppingMall购物商城、Information问询服务、CarRental租车服务。突出提示、限制、强制功能的公示语广泛应用于公共交通、公共设施、紧急救援等方面,如:TurnRight向右转弯、Slow减速行驶、NoParking严禁停车。严格禁用生僻词汇,英语公示语的词汇选择非常重视公众化,严格避免使用生僻词语、古语、俚语、术语。
公示语的汉英翻译必须在汉英两种文化中对相同使用场合的具有相同功能的公示语进行一对一的汉英对译。一些具有中国本土意义的公示信息经确认实有必要保留,在暂时无法找到对应译法的情况下应当参照实际功能需要选择适宜形式风格进行试译,然后在部分海外旅游者中进行检验。在确认不会产生任何误解的情况下才可广泛应用。
总之,中国要实现在202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家的目标,必须重视旅游英语翻译的作用。分析其中、西语言文化差异,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技巧,恰当翻译旅游资料,注重语言文化上的差异。旅游英语翻译得好,会唤起外国游客心中的美感和向往,有助于他们领略华夏千古文明的醇厚魅力,译得不好,则会破坏游客的兴致,影响我国旅游事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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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较多的新词词汇量。
据统计显示,英语大概有两百万左右的词汇量,其中新词大约占到了50%左右的比例,而且每年都会有大约1500—1600个的新词和新义会进入到计算机数据库中。现代的农业科技逐渐的取代了传统的农业,因此传统农业逐渐朝着精准农业的方向发展。在现代农业中信息技术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很多崭新的词汇也不断的涌现出来,比如防滴过滤系统、促进生态修复、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
2.较强的专业性。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每个行业都具备各自的惯用语和术语,作为一门具有较强综合性的学科,农业包括的渔业、牧业、副业、林业以及农业等。其中的专业词汇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如果缺乏一定的专业背景,在翻译一些专有名词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出现误解的情况,甚至会出现严重的翻译错误。比如美国所谓的“亚洲鲤鱼”实际上是我国的鲢鱼。
二、农业科技翻译中的问题和原因
由于无法变通翻译程序或者专业知识储备不够,一些翻译者在翻译农业科技文章的时候,忽略了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的差异,因此使得翻译出来的句子变成了英式汉语或汉式英语,并且经常闹出很多笑话。导致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没有储备足够的农业专业知识。
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翻译人员都是在英语相关专业毕业的,很少了解相关的农业知识,所以很多的望词生义的现象出现在了实际的翻译过程中。比如在对landreform进行翻译的时候应该将其翻译成“农业改革”或者“草地改革”,而不应该翻译成“”。“肥”这个经常出现在大学《土壤学》课程中的词如果处于不同的语境就会有不同的翻译方法,例如肥料应该翻译成为fertilizer,追肥应该翻译成为topdressing,底肥应该翻译成为basemanure。如果在进行农业专业翻译的过程中,翻译人员只具备了一定的语言基础,却缺乏过硬的专业知识,就很容易出现各种错误。
2.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
很多民族和国家在漫长的岁月沉淀当中都具有不同的发展经历和历史背景,人们的生活和劳动与其语言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也就出现了存在着较大差异的不同文化。翻译人员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需要对历史文化背景进行充分的考虑,如若不然就会出现大量的错误。比如在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法是国外使用的主要翻译方法。一旦以中国汉语拼音的方式对其进行翻译就会发生很多错误,比如将Chiang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
3.滥用网络翻译软件。
现在网络发展得越来越快,在人们的生活中出现了各式的翻译软件。由于其具有十分方便快捷的特点,人们除了可以利用它们对单词进行查询之外,也可以对整段的文字进行翻译,使得人们的工作和学习效率得以极大提升。现在很多人对这些翻译软件产生了过度的依赖,还有一些人直接用软件翻译文字而不加修改和调整就直接运用。但是这些软件翻译的文字具有大量的错误,翻译人员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思考就直接采用这些软件就会出现各种错误。特别是在对与农业科技专业知识相关的一些词汇进行翻译的时候,由于这些翻译软件根本不具备人类的思维模式,不会分析也不会思考,只是翻译单纯的字面意思,因此出现了很多逐字翻译的中国式英语,根本不具备任何逻辑性。所以必须要对网络翻译软件这把双刃剑进行合理的运用,真正的做到扬长避短,使其更好的发挥出作用来。
三、农业科技英语的有效翻译途径
1.通过互联网对其背景进行查询。
现在的网络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快,包括谷歌学术以及维基百科在内的很多提供专业知识的网站出现了。因此翻译人员可以在这些网站上查询相关的翻译对象和内容。如果一些非专业人士的解释中出现问题,就可以通过在一些专业学科数据库的搜索进行修正。如果互联网上可能没有及时的出现一些学科的知识,因此翻译人员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要尽可能地选择一手材料,最好是在图书馆针对各种原始文件记录进行认真的查询,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避免翻译过程中由于不了解背景知识而出现的各种错误。
2.对翻译网站、软件等进行合理的使用。
翻译人员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首先使用翻译软件和翻译网站初步翻译草稿,然而要在选择相关网站的时候做到慎重。不管是翻译网站还是翻译软件,其主要的作用就是翻译相应的词汇。所以如果以英文的句式习惯对规范的中文句式进行书写,最后再通过对翻译软件或者翻译网站的利用就能够得出具有通畅句式以及合理结构的翻译结果。
3.要对相关的翻译理论具有充分的了解。
翻译人员必须要将常用的翻译方法和技巧掌握,并且对农业英语翻译的特点有充分的了解。通常来说,如果农业英语词句能够直译就尽量选择直译的方式,一定要直接而明确地反映出原术语的含义。如果一些词句不能够直译,这时候就不需要拘泥于原文,然而在翻译的时候必须要做到易懂易记以及概念明确。比如在对adrycow进行翻译的时候,如果单纯的按照字面的意思对其进行翻译,那么其就是“一头干巴巴的牛”,而其实际上的真正含义是“不产奶的母牛”,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由于语言空缺的原因,无法将与“旱育秧”相对应的英文词汇找到,这时候就可以选择释义的方式对其进行翻译,比如可以将其翻译为raisericeseedlingsindrynursery。同时还有一些外来词无法采用汉语与其相对应,就可以选择音译的方式,比如将gene翻译成基因。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