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创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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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的创业故事范文第1篇
这些天，中央电视台正在上映《奠基者》这部大型电视剧。我们单位很多同事都在热衷地观看，这不免引起了我的好奇与注意。原来，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是老石油人创业故事。
我是70后的人，对于老石油人创业的历史，感触不是很深刻。但是，或多或少，知道那么浅薄的一点。而看到剧情，才触景生情，对那个年代和父母一代人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其实，感触最深的应当是父母一代的老石油人，还有60后的大哥大姐们。而对于80后的小弟小妹们来说，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历史，父母讲述的沧桑岁月，也未必能够触动他们心灵深处的音弦，也只有这部《奠基者》剧本，成为我们70后、80后活生生的历史教材，其深刻地历史韵味，真正地让年轻人有所顿悟。
还记得剧情中，一位石油大嫂为身边的石油工人做了一锅胡辣汤。让这些远在荒郊野外，爬冰卧雪的石油工人端起了一碗驱走严寒和战胜懦弱的胡辣汤。顿时，这一幕也驱走了观众们对石油艰辛的畏惧，同演员一样，根植于心中的是当时环境尽管如此恶劣，石油人却在日夜坚守，处心积虑地想办法摘掉贫油的帽子，让中国人找到属于自己的油源宝藏。
当时的年代，正是外国对中国经济封锁的年代，正是中国人紧衣缩食的年代。粮食不够吃，尤其是对于重体力劳动的石油工人，这种超体力的付出，坚持有多么难!而这时候，石油大嫂们发挥了女人勤劳聪慧的天性。冬天里，她们到荒地里捡拾粮食，通过拾遗补饱的方式，救活了身边无数的石油汉子和石油后代。为石油事业给予了莫大的支持。甚至舍弃照顾孩子的时间，把自己的孩子锁在家里，无人看管，而置身于石油建设工作中去。
这也不禁让我想起小时候，常听母亲说，在我满月后，就经常被父母锁在家里，他们上班实在没有办法，一锁就是一上午和一下午。母亲下班回来时，常常看到我的两个耳窝里充满了泪水。又过了几个月我开始学会翻身，经常从炕头摔下来。
四五岁起，我开始对生活有了记忆。还记得，父亲和身边的叔叔们一年一次要被单位派到洮儿河农场割麦子。母亲白天到家属队干活，所以我们只好被锁到家里。有时候母亲回来时，我们姐妹俩早已经睡着了。我们姐妹俩白天的生活也是很忙碌。不知道我们一天爬到墙头上要多少次，就像关在笼子里的小鸟，眼巴巴地看着有爷爷奶奶照看的小伙伴在外面玩儿。天黑了，我和妹妹饿了。我们就找来两个凉冰冰的馒头，用筷子串好，然后搬起板凳，想办法爬到天然气的灶台上，蹲在那里烤馒头吃。馒头外面烤糊了，我们也顾不得想，只要烤热了，我们就一层一层地扒皮吃，还觉得很香，到现在都能想起烤馒头的香味儿。后来听说，常吃烤馒头还能治胃病。看起来，当时，我们姐妹吃得还是营养餐呢!我们渴了就喝口凉水，实在觉得淡而无味时，就去翻母亲腌制的咸菜坛，当时我最爱吃的两样咸菜是咸蒜和咸豆角。吃饱之后，我们姐俩也会跑到收音机旁听广播，最喜欢听的是《小喇叭》节目，里面有一位非常和蔼的老人，每天都用亲切的声音给小朋友们讲故事。我们怎么听也听不够。就这样，我们的童年时光被一点儿一点儿地打发走了。
如今，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衣食无忧，随处可以买到自己喜欢吃得食物，和好看的衣服。甚至不够时尚的衣服，我们也会放置一旁，重新选购。我们同龄人去饭店聚餐，也常常不考虑价格，只顾排场，甚至饭菜没吃多少，弃而不顾地离开了。而每次和父母那一代人在一起吃饭，他们常常嘱咐我们一定要学会节俭过日子。起初，我还在心里笑话他们，太传统，太保守，都什么年代了，还不懂得消费和与时俱进!然而，面临着世界能源缺失，经济危机的发生，也不能不引起我的重新注意和思考。
这时，常让我想起一个诗句：耕夫役役多无隔夜之粮，织女波波少有御寒之衣，日食三餐当思农夫之苦，身穿一缕每念织女之劳。实在是恰到好处，感触颇深!
80后的创业故事范文第2篇
“我希望不管怎样，大家还是保持一种乐观心态，一起奋斗，千万不要被生活压力打倒了。”眼前的这位80后新贵，聚美优品CEO陈欧给80后“打气”。阳光、朝气蓬勃、有激情，充满正能量，这是陈欧给人的印象，而这也正是他希望传达给80后的信息。
海外留学，斯坦福大学MBA毕业，海归创业……这些经历透露出陈欧的个性：不甘于接受安排，希望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他创立的聚美优品如今已成为众多女性欢迎的化妆品购物网站，他的创业梦想激励了众多同龄人。在天津卫视《非你莫属》节目中，陈欧以其阳光帅气的风格吸引了众多求职者，成为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嘉宾之一。
“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
谈到创业的动力，陈欧跟记者说：“以前在斯坦福上大学，我们商学院有种风气：Change lives，Change organization.，Change the world。也就是改变生活、改变组织、改变世界。这种风格深刻地影响了我，创业也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其实在更早之前，陈欧的创业理想已经萌芽。“大三大四，快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在找工作，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既不想继续读书，然后硕士、博士毕业之后再去找工作，那样的按部就班不适合我。互联网的创业故事激励了我，我也选择了创业。” 于是大学四年级时，陈欧仅靠着一台笔记本，创办了一家在线游戏平台Garena，成功积累了第一桶金。
聚美优品无疑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陈欧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能改变更多的人，给他们带去更多“正能量”。“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都能参与到创业中来，一起去努力、奋斗，去创造价值。就像今天的聚美一样，每天有上百万用户上聚美买东西，给人们的生活带去更多的美，更多便利。”
然而不是所有年轻人人都适合创业，陈欧总结了创业需要具备的“三力”：“一是魄力，因为创业需要勇气，你需要承担风险，需要狠下心做些别人不敢做的事；第二个是判断力，因为作为一个创业者、企业家，需要对企业方向做一个判断，一定要有正确方向，才能避免整个公司犯下致命的错误。像我刚回国时做的是游戏业务，最后我转型过来做了化妆品电商，找对了方向；最后一点是领导力，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公司创始人需要团结很多的人，整合很多资源。如果没有领导力，公司团队必然会一盘散沙，缺乏凝聚力，更谈不上创新。最后的失败就是必然的。”
特别在中国，创业环境比较恶劣，与国外相比非常不同。“当初回国的时候，我们看中了一个在美国特别看好的项目，但在中国就行不通。美国人创业可以轻松赚钱，感觉没什么难度，回国后却发现根本没钱赚。”中国的创业者需要经历更多的艰辛，其成功也更加来之不易。
尽管曾经经历重重困难，陈欧依然保持一颗阳光的心。“挫折不叫失败，它只是创业路上遇到的小插曲，是你路上的小石子，你可以把他踢开，也可以跨过去，只要不被绊倒就好。”
“一直在做B2C”
创业之前，陈欧的创业团队对于选择创业项目，曾经存在争议，不过最终选择了团购，创办了团美网（聚美优品前身）。如今聚美优品已经不再将视野局限在团购上，而是瞄准了B2C。
对于这种转型，陈欧认为是自然的过程。“其实第一天起我就想做B2C，因为团购是商品的推荐平台，它的问题在于不能把握后面的供应链。把信息提供了，但是信息是否靠谱不能保证。我们一直很注意控制自己的供应链，所以，与其说是转型B2C，不如说我们一直在B2C的道路上不断深化，我们的供应链越来越强，越来越多品牌与我们合作，我们也能越来越多地、越来越好地给消费者推荐一些优质产品。”
为了提升用户体验，陈欧要求聚美的员工一定对用户所有意见负责，跟用户去沟通，不管是客服还是送货员都要达到行业一流水平。同时聚美还花大力气建设供应链。“我们的货，因为量比较大，都是直接从品牌厂商拿货，是官方授权的正品。我们承诺为用户提供退货服务，这些都有利于打消用户购买化妆品的疑虑，提升用户体验。”
面对未来，陈欧很有信心，“我们会继续在化妆品领域上，给消费者提供最优质、最可靠的服务，这样做深、做专，为消费者带去更多价值。”
谈到与《非你莫属》节目的合作，陈欧颇有感慨。尽管节目中曾经引发争议，陈欧仍然认为与《非你莫属》节目的合作非常成功。
问：《非你莫属》这个节目给您，给聚美带来了什么？
答：首先比较直接的是，通过《非你莫属》，我们招了很多优秀的人员。其中还包括我们公司的一位高管刘惠璞，我们是通过《非你莫属》认识的，他在这边做出了非常多的成绩，也成为我非常好的一个同事、伙伴，所以挺感谢这个节目的。而且这个节目的确让我们公司的知名度有了很大的提升，有很多人因此知道聚美，还有不少应聘者给聚美投了简历。我们在学校的招聘也变得更容易，去年聚美在学校做校园招聘的时候，有1000多人到场，我觉得《非你莫属》节目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问：相对于网络招聘，《非你莫属》的招聘模式如何？
答：招聘网站只能把信息放出去，但如果你是不知名的企业，别人根本就不知道，但《非你莫属》可以通过企业主的真实表现，让别人知道你企业价值观，消费者会根据企业主的表现去选择企业。所以，我觉得，观众通过节目知道聚美的风格，知道这是一家年轻、富有朝气、有冲劲的公司，而这在招聘网站上体现不出来的。
问：您招聘员工时最看重什么素质？
答：第一正能量，这是关键，人品一定要很好，我喜欢人品好的，简单的，直接的，想做事的员工，简单一句话就是我喜欢用有潜力的年轻人。因为我在他们身上能看到快乐，能看到希望。有了这些，给他们时间都能培养出来的。在培养员工上，很多公司就是按部就班，但是我们这儿会给年轻人充分的舞台，你想做，敢去拼，就能得到很多支持，在我们公司，大家都是平等的，谁做出成绩，谁努力就给谁机会。
80后的创业故事范文第3篇
1999年初，在清华读大三的邱虹云回家过春节，看到家中落后的电视，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为什么不通过自己的才智来改善家中电视的效果呢？而一种能接收电视信号的投影机将使家庭影院的梦想成真！返校后，邱虹云自行设计并组装了一台可以接收电视信号的投影机，效果不错。4月初，这一发明参加了清华校外科技成果展，引起了同校同学王科的注意。王科以他特有的商业眼光看到了这一发明的市场前景，并邀请即将毕业的清华mba学员徐中参与，3人共同成立了第一家真正由在校学生创办的高科技公司——北京视美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同年7月，他们首期获得了上海第一百货公司250万元的风险投资，2000年4月，又与澳柯玛签订协议，成立澳柯玛视美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元。2001年初，第一台可以接收电视信号的多媒体投影机投放市场。到2002年第二季度，公司已经实现盈亏平衡，新款产品销售良好，估计年销售额在4000万元左右。尽管视美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从创业的角度来看，邱虹云等人是非常成功的。
视美乐的创业故事与联想、四通、用友、华为等企业的创业故事完全不同。邱虹云等人的成功既不是技术的成功，也不是产品和市场的成功，而主要是创业营销的成功。所谓创业营销，就是创业企业家凭借创业精神、创业团队、创业计划和创新成果，获取企业生存发展所必需的各种资源的过程，它实际上是一种崭新的创业模式。今天，对于大多数年轻的创业者来说，既缺乏资金和社会关系，又缺乏商业经验，所拥有的只是创业激情和某种新产品的原始构思或某种新技术的初步设想。要获得成功，除了勇气、勤奋和毅力外，还必须依赖于有效的创业营销来获得创业所需的各种资源。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创业者可以通过自己的积蓄来创业，并通过滚动发展让公司壮大，但如今，以下几个因素使这种创业方式变得更为困难：
首先，与20世纪相比，目前的市场更成熟，竞争更激烈，在每个市场上都有强劲的国际竞争对手，而且很难找到空隙市场；其次，消费者更成熟，对新产品的要求很高，不太会容忍厂家犯任何大的错误，因此，开发畅销新产品越来越难；第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技术的复杂性大大增加了，而同时技术进步和变化的速度也在加快，导致新产品的推出速度加快、生命周期缩短，如果新创意、新技术不能很快推向市场并迅速获得市场认可，就会胎死腹中；最后，将一个创意开发为成熟的技术并将新产品成功推向市场，需要的资金大大增加了，即使是一个小产品，也需要上百万的先期投资。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创业企业，技术、管理和投资的起点要高，行动要快，只有迅速将新产品推向市场，占据有利地位，才有成功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走低起点和滚动发展的老路就难以成功。
另一方面，以下几个因素为企业家以新模式——创业营销的模式——进行创业提供了机会：第一，各种新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促进了产品创新和技术改进；第二，市场成熟使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新的细分市场迅速涌现，而消费趋势的不断变化和全球化浪潮则创造了许多崭新的市场机会；第三，国内的生产、工艺技术以及交通、办公、通信、信息等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市场规则更加透明合理，分工协作体系也更为健全，使创业企业的市场进入障碍大大降低；最后，目前市场上有大量的资金（包括风险资金）和专业人才（包括管理人才和专业服务机构）可以为创业企业服务。因此，只要创业企业家善于发现机会，敢于创新并学会吸引、调动和利用创业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就能像视美乐一样找到成功创业的新路。
创业营销4阶段
成功的创业营销一般需要经历4个阶段：创意营销阶段、商业计划营销阶段、产品潜力营销阶段和企业潜力营销阶段。
创意营销最初，创业企业家萌发了一种创业冲动或创业构想，但这种冲动或构想还停留在大脑中，创业企业家必须将其转变为一个清晰的概念或开发出某种产品原型或技术路线，才能与其他人进行沟通交流。当这些工作完成时，他最需要的是寻找志同道合者组成创业团队。因为一个人很难精通创业过程中需要的所有技能，也不一定拥有创业所需的关键资源。优秀的团队是成功创业的关键因素，团队成员最好在信念、价值观和目标等方面基本一致，又具有献身共同事业的强烈愿望，而且在资源、技能、经验、个性和思维模式等方面具有互补性。在视美乐案例中，邱虹云成功地吸引了王科，王科又找到了徐中，3个人志同道合，而且知识背景和特长也正好互补，相得益彰。
商业计划营销创业团队形成之后，就要着手撰写详尽的商业计划。通过商业计划吸引投资者尤其是风险投资家的注意并获取风险投资。成功的商业计划除了要有概念上的创新外，重要的是进行现实的、严谨的市场调研和分析。如果商业计划营销获得成功，创业团队获得了风险资金，就可以正式建立创业企业，进行商业化的新产品开发。这一阶段表面上营销的是创业企业的商业计划，实际上也是对新产品和创业团队的全面检验。在视美乐案例中，邱虹云等3人与30多家企业进行了投资谈判，在创业团队组成两个月后就获得了风险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产品概念的独特性、创业团队的优良结构、创业者的清华背景、踏实的商业计划书以及当时良好的市场环境，另外，他们还得到了清华兴业投资顾问公司的协助。
产品潜力营销当商业化的新产品开发出来之后，创业企业就需要大量的投资来进行产品的批量生产和大规模销售。而创业企业一般难以获得银行贷款或供应商的支持，而且也缺乏丰富的商业关系和经验，因此它需要再次从外部投资者那里获得支持。这时外部投资者最好是企业的战略投资者，他们不仅可以带来资金，更重要的是还能带来管理经验和商业关系，为将来的公开上市做准备。战略投资者看重的是产品的市场潜力、企业的技术能力以及营销能力。创业企业如果能够吸引战略合作伙伴的加入，就可以利用新资金将新产品大规模推向市场。视美乐在2000年初开发出可以商业化的产品，2000年4月又获得了澳柯玛的战略投资。澳柯玛有资金，有家电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经验，在它的协助下，视美乐产品在2001年初得以正式上市。视美乐在产品研发上的投资不到300万元，而在大规模生产和市场推广上的投资则达到3000万元。
企业潜力营销在许多情况下，新产品上市并不能迅速盈利，但产品和企业的市场前景已经相当明朗。这时创业企业可以寻求公开上市，以获得快速扩张所急需的资金，同时也使风险投资家得以顺利退出。公开上市可以打通创业企业从资本市场获取资金的渠道，它是创业阶段的结束，也是规范经营阶段的开始。在视美乐的案例中，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为创业企业开辟二板市场，因此他们暂时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来获得资金，通过降低发展速度来确保盈亏平衡。
创业营销障碍
实际上，即使在美国，也只有少数企业能够顺利经过上述4个阶段而实现上市。除了环境因素之外，重要原因在于创业营销存在着许多天然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创业营销的营销者往往是创业者，他们虽然具有创业精神或掌握某种新技术、新产品，但一般并不是营销专才，缺乏商业知识和专门训练，在创业初期也没有专门的营销部门协助，身兼数职，难免会犯一些简单错误或陷入某种误区，如不善于沟通、固执己见、不愿意与人合作、重技术不重视市场等等。因此，创业者需要克服障碍，学会如何有效地沟通和营销。
其次，创业营销在不同阶段的目标顾客并不确定，随时会发生变化，因此增加了实际操作的难度。要吸引潜在的团队成员、风险资本和战略投资者的注意并不难，因为他们也在寻找潜在的合作机会，但真正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则很难。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利益冲突（主要是股权分配）问题，而且合作各方都有大量潜在的其他合作对象，使表面上看起来容易的事实际上困难重重。
第三，创业营销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合作伙伴，从而获取创新企业所必需的各种资源，其成本是未来公司的股权、控制权或潜在的市场控制权。但评估创业企业的未来价值并不容易，何况环境因素的变化又会随时影响到这种评估。这会大大影响决策效率，从而影响到创业营销的效率。
第四，创业营销的各个阶段，其目标和任务都不一样，因此要在不同时期迅速调整营销策略。即使在同一个阶段，针对不同的目标顾客（如拥有不同资源和合作目的的合作伙伴），营销策略也会大不一样。创业营销策略既需要高度的灵活性，又需要内在的一致性，因此难度很大。
80后的创业故事范文第4篇
李国光：下海创业靠努力成就一番事业
李国光18岁时到山西盂县插队，上山下乡的8年时间里他种过地、修过路、在土产公司当过采购员……对于知青生活的艰苦，李国光在讲述时轻描淡写，而当地老乡、老干部的纯朴、厚道以及对知青的照顾、教育他一直念念不忘，这些对他以后的人生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6岁时，李国光通过对调返回北京，他先是在一家洗染厂工作，因为污染工厂被解散；随后进入出租行业，因为老坐着腰椎出了毛病，几年后退出。没了工作的李国光并没有怨天尤人，他下海经商自己创业，开过保洁公司和洗衣厂，为很多下岗工人和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后来又办起展览公司，承办展会和招商工作……从开始当工人到后来自己创业，李国光拿出当知青时勇于吃苦的精神，边干边学。源于儿时的爱好，前些年李国光又搞起了古玩，并把触角伸到海外。
李国光说，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社会对个人的人生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自己的路该怎么走、命运如何把握主要还是靠自己，在利用好各方面条件的基础上踏实、努力地学习和工作，就能活出精彩。”回顾自己30多年来的奋斗历程，李国光表示，虽然中间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自己努力了就不后悔，也“无愧我心”。
卢营生：干了20年清洁工分外自豪
和大多数返京知青一样，今年64岁的退休工人卢营生回城之后的事业是平凡的，但却是积极的，也是踏实的。
时间回溯到1967年。18岁的初中毕业生卢营生离开安外青年湖边胡同里的家，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其后，作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战士，北京爷们儿卢营生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度过了22年战天斗地的岁月。
1989年，卢营生赶着知青返城的末班车，带着妻儿回到北京。他被安排到东城区环卫局，做了一名普通的清洁工人，直到2009年退休。
整整20年里，“扫马路的”卢营生工作的地段先是在地坛、和平里一代，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他所到之处，背后留下的是清爽洁净的路面。“很多人看不起环卫工，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个美差。我特别珍惜这个岗位，心里特别满足。就觉得应该好好干！”在一般人眼里，清洁工的活儿很艰苦。但卢营生觉得“北大荒那段经历磨炼了我，回北京以后再累再艰苦就都不在话下了！”
工作期间，卢营生曾多次受到队里的嘉奖。“那些年实行事业单位3%的奖励工资，每年有三个人可以涨一级工资，面儿很小，但我在1997年就涨了一级工资！”虽不是轰轰烈烈，但这份工作却令卢营生很自豪：“环卫工作是个文明窗口，在北京人眼里我们是环卫工人，在中国人眼里我们是北京人，在外国游客眼里我们是中国人！能为国家争光，是很幸运的事！”多年里，他在工作之余为中外行人指路，做了大量工作。“给外国人指路，会连说带比画！老外会对我伸大拇哥，还会说‘OK’！”
工作中，卢营生“经历了很多大事，”比如1990年亚运会、后来的世界妇女大会、申奥工作等。一有重大活动，我们就会在天安门广场工作，从早晨到夜里，挺艰巨的！”
回京工作20年，卢营生觉得，自己在工作内外“都展示了知青的风采！不管是劳动、还是文艺宣传，都能体现老知青的先锋作用！”
这些年，卢营生一直没和当年的兵团战友断了联系，有机会还会聚一聚。那些战友有当上全国劳模的，有当处长的、当科长的。卢营生笑说自己和他们比起来是“知青平民”，但他“挺知足”，“我当个一般人，也能为国家做点儿贡献，挺好的！”
张泓：有过插队经历什么苦都不算苦
年逾六旬的张泓女士曾在山西插队11年，她是家里4个孩子中的唯—女孩，尽管16岁之前一直被父母娇惯着，但来到农村后她却很能吃苦，十八九岁就担任了妇女队长，上过《山西日报》，后来又凭借刻苦用功考上了山西省中医学校，学成后她主动要求回到插队的地方为乡亲们治病。
1979年，由于父亲生病，张泓申请回到了北京。由于从医时间不长，经验太少，张泓听从教授父亲的话来到北京一家红旗厂工作，身份也由干部变成了工人。她被分派到办公室工作，后主动向厂长提出下车间劳动。一次为了赶制一批外国国旗，连续加班十几天的她终于支撑不住在机器旁犯起了瞌睡，结果右腿轧到了机器里，车间主任当时吓坏了，赶紧关上机器，随即把张泓送到医院，“现在我腿上还有十几厘米的伤疤呢。”
后来，张泓调到对外贸易经贸大学校医院工作。为了对中医有更深入的认识了解，她上午开药方、下午抓中药，工作之余，她还不断钻研，曾进入北京中医药大学进修，“当初考学是为了学一门技术，后来再上学是要赶上时代的步伐，更好地工作、更好地为病人服务。”张泓说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容易，好好干也是对得起病人、对得起所拿的工资。
朋友说，张泓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她的公公脑中风需要照顾，孩子上高中时她的丈夫因病去世了，“我觉得人生可能就是这样，无论是困难还是不幸，来了我就想办法应对……”张泓说，有了插队的经历，其他的苦都算不上苦了。如今，张泓凭借精湛的医术拥有很多“信徒”，被病人和朋友们称作“神医”。
就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张泓坦承一切都是自己奋斗出来的，虽然并没有因此挣到很多钱，生活中还有很多无奈，但张泓自认很满足，她说这个社会对我挺好的，与一些没能回京的同学相比已经幸运多了。和很多知青一样，她还尽自己所能为当年插队的地方做贡献，用自己的医术回馈社会。
文艺：黑在法国十多年只为一张小小绿卡
文艺（化名）家兄弟姐妹四个，她排行老三，模样俊俏。大哥支边去了甘肃，大姐也下乡当了知青。一直爱好戏曲的她本可以进一家剧团的，但上山下乡的浪潮席卷而来，她竟然背着父母，主动报名要去黑龙江。父母不肯，却拦不住，她最终如愿当了一名兵团战士，边“修地球”，边给大家演节目。然而，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让她吃够了苦头，平时在家被娇宠惯了的她吃不了那份苦，在黑龙江待了大半年就悄悄跑回了家。后来，知青们陆续返城，文艺的父母托了好多人，才把她的关系弄回北京，最后还是把她安排到了一家剧团。
可是文艺天生不安分，排练、演出、休息，这样的日子她觉得平淡寡味，不刺激。后来，看朋友下海经商挣了钱，她眼红了，再次不顾父母反对，辞职，南下广州倒腾服装。一开始，什么新潮她就倒什么，后来专门卖裤子，最后专卖一家厂子的品牌裤子。生意还不错，也挣了不少钱，可文艺挺“二”，有了钱就得瑟，今天请吃饭，明天又借钱给人，没两年，挣下的钱花了个精光。有一次，听说几个原来在一起当知青的朋友去了法国巴黎，有人留在那里工作，收入不少，文艺又动了心。在朋友的帮助下，文艺去了法国。签证日期过了，她也不想回来，就“黑’在那里，一待就十余年。这十多年里，她一直在华人开的工厂里打“黑”工，虽然挣钱比国内多，但总是心惊胆战的，生怕被抓被遣返回来。这些年，她的老公跟她离婚了，儿子一直托付给大姐照看。本来她也想早点回来，但看着有人拿绿卡了，她也不甘心，非要等那张卡，要个合法身份。可是，年复一年，直到现在，儿子都工作了，她依然没等来合法身份，依然“黑”在那边。最遗憾的是，80岁的父母双亲在2009年前后相继去世，她都没能在跟前尽孝。
文艺的二姨跟记者说起文艺的经历时，时不时地就唏嘘感慨，她说：“文艺这一辈子很可怜，既没有给父母尽孝，也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自己现在也50多岁了，要是在北京上班都退休了，可她现在还在那儿没日没夜地打工，身体都熬坏了。只希望她心想事成，早点拿到绿卡，早点回来，不然连我都看不到她了……”
马小力：组建合唱团只为知青圆梦
马小力，是1968年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盟乌珠穆泌插队的知青，在那里度过了5年的放牧生活，知青返城回京后，当过教师、当过干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时任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副书记、某局副局长的马小力，决定为第二故乡内蒙古大草原做点事，回报内蒙古大草原对他们的栽培，她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大草原做了无数的事儿。终于在1999年，为了让更多的知青伙伴圆自己回报大草原的梦想，在她的倡导和组织下一个叫“草原恋”的业余合唱团诞生了，马小力出任团长并免费为合唱团提供训练场地和相关费用。目前合唱团在册的人有一百多位，成员多是曾经在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青。合唱团采取的是无伴奏的合唱形式，几十人上百人的无伴奏合唱显示了他们高超的合唱水平和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到合唱团来练歌喝的是他们自制的奶茶，他们演唱的歌曲全部是歌颂大草原的，而且全部用蒙文演唱。草原恋合唱团自1999年成立初始他们定下了：以热爱草原、歌唱草原、关注草原、保护草原、和谐草原为神圣使命！14年来，每位合唱团团员就是以此为目标，他们不但在歌唱领域得到了认可，还在公益事业方面做出了骄人的成绩。
赵长义：重提知青往事感慨良多
赵长义，1952年生人，1969年8月去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被分配到四师43团运输连当汽车司机。赵长义在兵团待了10年的时间，1978年才回到北京，在某印刷厂干他的老本行一直到退休。
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谈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赵长义感慨颇多，他告诉记者：去年是他们去兵团四十周年，他和十几位当年的战友结伴回了一趟阔别三十多年的黑龙江省密山县，在兴凯湖畔、在当年劳动的农田、在写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是思想，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标语的兵团旧址前留下了他的身影。
如今已经退休了的赵长义，最大的爱好就是游泳，特别是冬泳他已坚持了14年，当记者问赵长义是何种力量支撑他能坚持这么多年的冬泳时，赵长义感慨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多，能吃苦，这点算不了什么，其实冬泳就是练意志，然后才是练身体，没有毅力的人是做不了的！
剧中主创努力还原
男主角朱亚文
真实故事展现北京纯爷们儿
以一部《闯关东》让观众熟悉的演员朱亚文此次在剧中出演男主角韩春明。《正阳门下》讲述了以改革开放前后30年间，韩春明、苏萌、程建军等为代表的一群生活在北京的普通老百姓，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努力改变生活现状的励志大戏。朱亚文在剧中出演男一号韩春明。朱亚文介绍：“韩春明出生在正阳门下的胡同里，说话办事无不流露着北京爷们儿的风范。他的传奇从捡破烂起家，在破烂中慧眼识宝，涉足古玩收藏行当，同时学厨艺开酒楼，并将自己的生意疆土扩展到汽车、房地产、环保、建材等领域，成就了一番波澜壮阔的北京人创业史诗。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却有着千真万确的人物原型，他就是《正阳门下》的总制片人、编剧郝金明。”
朱亚文表示；这是因为被郝金明的故事打动，才最终决定接下这部《正阳门下》。“有真实的生活做基础，作品就是接地气的好作品”。朱亚文直言：“这种小人物在大时代变迁下的命运，该如何坚守内心，在渴望成功的道路上的努力，都是我一直喜欢演绎的。而个性鲜明的老北京特色、丰富的个性，以及和以往角色的巨大差距，都是我最感兴趣的。”
导演刘家成
最大努力还原知青年代
曾经执导过《高粱红了》、《高地》、《傻春》以及观众百看不厌的的《铁齿铜牙纪晓岚》等电视剧作品的著名导演刘家成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此次执导《正阳门下》，刘家成坦言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因为我本身也是在正阳门城墙根下长大，对于那段历史、那个时候北京人的生活状态知之甚深，故事中的许多细节也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拍这部戏就像在回味我自己的整个成长过程。”
80后的创业故事范文第5篇
壹
名为“车库”的咖啡馆，在海淀区中关村的基督教堂背后，从IT业的角度来说，是好位置。100米以外，是李开复的创新工场。300米外，是新浪总部。800米外，是北大南门。1400米外是以“海龙”、“鼎好”为代表的中关村电子城，也是地铁中关村站的出口。客人们来自北京城的四面八方，走进“车库”咖啡，苏药等着他们。从2011年4月“车库”咖啡创办以来，整整一年，苏药几乎每天都在这里。
“车库”刚开张那年，苏药通常杲在大厅，一年后的2012年4月，来这儿的人已经基本固定了，多数是来听沙龙的、来取经的、来采访的、来调研的、来考察的、来谈合作的……聊不胜聊。
苏药在这里的主要工作是聊天，对象包括早期创业者、投资人，来访的官员、金融机构、律师、记者，做调研的大学生……他每天要接待80－100位客人，有的时候一天要聊十几拨人。这是指比较正式的聊天，那种蹭进他的办公室小屋，抽根烟聊两旬的，另算。
“车库”里流传的一个传奇故事是这样的：
因为这里可以给早期创业者提供免费办公环境，出生于1987年的莫小翼和另外三位伙伴揣着几千元的创业资金，成为首批入驻“车库”咖啡的客人。第一个月，他和团队每天只点免费续杯的柠檬水。一个月过去了，莫小翼埋头工作，突然，苏药喊他：“给你介绍个朋友，过来聊聊。”
莫小翼见到的是投资人林先珍，他还有另一个身份：“车库”咖啡的投资人。正为创业忙得焦头烂额的莫小翼没有准备好创业计划书，他只有5分钟来介绍自己在做什么，这场见面就结束了。
打断谈话的来访者是蔡文胜。和林先珍一样，蔡也是福建人，他们俩一个来自莆田，一个来自石狮。林先珍的成功案例是在早期投过“58同城”，蔡文胜则以域名投资和微博营销的活跃程度而著名。奠小翼就此离开，以为这场谈话没了下文，谁知第二天接到苏菂的电话，说林先珍就在“车库”等他。再次云里雾里聊了半个小时，苏药宣布：“车库咖啡的第一笔投资达成了。”莫小翼回忆说：“我从没想过找这么知名的投资人，整个过程稀里糊涂的。签下协议后去开会，鲍岳桥和安盟也在，我才知道是他们三个人一起投的。”
和林先珍一样，联众的创始人鲍岳桥和“我爱我家”投资人安盟都是“车库”咖啡的股东，在这个“千金买马骨”式的故事里，“车库”咖啡和莫小翼都是受益方，居中牵线的是苏药。
这种“中介”式的聊天在“车库”咖啡还发生过很多次，一年之内，有13个创业团队在这儿拿到了200万美元以上的投资，各种各样的创业者和投资人纷至沓来，“车库”咖啡成了创投圈里一个新诞生的江湖。
贰
在这些人里，最早向我提到“江湖”这个词的，是险峰华兴的投资经理王京。
“这儿就是一个江湖，是武侠小说里的客栈。来来往往很多人，你不知道每个人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苏药搞得定?因为他很有亲和力，没有太多的利益倾向、观点，而是游刃有余，对任何人都持有开放的心态，不管你是官是匪，来的都是客。”
王京用“金镶玉”这个《新龙门客栈》里的经典角色来形容苏药，在他看来，金镶玉和苏药是一类人，他们对每个客人都热情洋溢，认为对方很牛，尊重他们。这样的客栈老板，女性版是金镶玉的风情万种，男性化的外现方式就是苏药的自信、豪放、亲和力。
像王京，平时习惯在办公室里接待商业团队，很正式地聊，但他在这里会特别直接说“哥们，你这事真不靠谱，收手吧”。他这样理解“车库”咖啡的意义：“投资人和创业者都需要社交，但是两边有鸿沟，苏药抹平了这条沟，让双方坐到一起来谈，并且做了开场白。这就像婚介所，男女第一次见面很尴尬的，必须有人介绍，就靠这一句。”
风投这个行当本来就是中介，可现在中介也需要中介，苏菂创办这家咖啡馆，就是要解决投资经理的社交问题。北京太大，交通不便，投资人寻找项目、看项目的效率很低，一天能见三四个项目就不错了，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路上。
作为蓝汛公司的前任投资总监，苏药对这一切很清楚，他说：“我开始考虑，如果把创业者、投资者之间的物理距离缩短，效率会不会提高?”
这带来了“车库”咖啡馆模式，名字来源于苏药的北美之行，他被硅谷那些诞生于车库里的传奇创业故事感动，想借此带来“脑力震荡的创新气息”。
曾经有人开玩笑地跟苏药说，“还记得美国西部的淘金热吗?淘金者没有淘到金，旁边给淘金者卖水的商贩却发财了。这就像车库咖啡和创业者，我们的创业还没成功，但你们却发了。”
其实，“卖水的”这个定位远远不能概括苏药的职能，他是服务者，也是平台的搭建者，同时还充当中介；既是客栈老板，也是
“创业红娘”。
在这几个身份中，“卖水”恰恰是他最不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正因为此，苏药屡次强调：“车库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咖啡馆，我们卖的是商业服务，未来可期待的增长点，还包括线上网站的广告收入。
叁
就像江湖里那些真正的高手一样，苏药不太爱谈自己的事，只是淡淡说，北京人，西城长大的，家里都在国家机关工作。比他大7岁的哥哥在民航总局工作，“发展得很好”，但苏药不想靠家里，从读大学起，他就决定自力更生。
起初是卖电脑。刚上大学那会儿是1998年，他有个高中同学在电脑零售店打工，利润高，一台能挣一千多。苏菂决定也干这个。大一下午没课，他从北四环的北京联合大学赶去西二环内的西单华威，在八楼卖电脑的专卖店挨个问，要不要兼职的。
“当时一台电脑能提50到100元，一天卖十几台，一天挣一千多。当时我特别勤奋，来个人就上去招呼、介绍产品，主动性特强。顾客认可你，购买你的产品，这种感觉简直太爽了。我发现卖电脑卖得多，就能获得那种感觉，只要能持续那种感觉，就不难赚钱。”
这样的人生，“就像游戏里打怪升级，很过瘾。”这份兼职他做了三年。毕业后，他和几个发小一起创业，不过那时候，卖电脑已经没多少利润了，一台只能赚四百多，“2000年底，四个人凑了4万块钱，算过会赔多少钱，结果是一人200，这个数字能接受，于是全身心投入，往好的方向做。一共就千了4个月，每个人还赚了800块。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有价值的事情。”
算起来，苏药找到他人生中第一个“有价值”的事情，那时候他才21岁。此后，他就一直在寻找这种投入工作并被人认可的感觉，这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可在蓝汛当投资总监的最后一段时间，苏药感觉到它正在慢
慢消失，“只是签合同，没什么意思”。
当时他给自己定了个目标，要做到公司上市。等到公司上市成功，他就离开蓝讯，创力了“车库”咖啡一赚钱没那么快，但能够带给他这种感觉的地方。这种无以名之、“很爽很舒服”的感觉，苏药自我归结为成就感，“我就是一个以成就感为导向的人”。
肆
现在的“车库”咖啡，起码从外表看来，找不到什么成功的标记。这里环境俭朴，提供多种自助服务，牛人们朴素地坐着，就像客栈里不动声色的高手。墙壁如同拉萨或是丽江的客栈，招合作伙伴的纸条一层盖一层，就像背包客找人拼车去阿里或墨脱，又像贴满校园社团招聘启事的大学三角地，有人以极其随意的字体手写：“你是否认同教育体制?是否认为中国教育需要改革?”这像是大学里激昂男生笔记本里撕下的一页纸，其实是一个和教育有关的创业项目自荐。
作为客人，点一杯咖啡可以坐一整天。就算什么也不点，问题也不大，服务员似乎吃不准这人点过单了没有，纷纷杂杂的人在大厅里谈事，桌上有饮料没饮料的混在一起，看不出来。
的确，苏药不太管这些事情，他在里屋上网，盯着电脑，查看“车库”网站当天的PV流量。烟抽得不少，但他抽烟抽半截，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长长的烟屁股。晚饭过后，一堆年轻人也进来抽饭后烟，其中包括苏药的合伙人魏峥。在这个房间里，只有魏峥和苏药把两腿搁在沙发上，他们是坐得最放松的两个人。俩青年点了咖啡、简餐，暂时先搁着不吃，听魏峥分析一个项目的利弊。
这一年来，苏药身边以年轻人居多。比如莫小翼，经常和苏药一起玩魔兽、CS，在他眼中，苏药是个大男孩，“如果是中年男人，肯定玩不到一起”。投资经理王京也是80后，他所在的投资公司以“险峰华兴”为名，指的是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高度8611米，是世界上最险峻难攀的山峰之一，一个投资公司用这个名字命名，可以想见主事者的青春、理想和奋发。
80后的创业故事范文第6篇
草根生于贫瘠之地，常常被当作杂草除之而后快。所谓草根创业，就是那些出身普通家庭，教育背景一般，工作经历平常的人。说白了，就是爸爸没权也没钱，大学没读过哈佛也没上过复旦，创业缺少资金也缺少扶持，完全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力拼财富。所以也有人将草根创业者称为小马驹拉车。
当我们遵循创业规律科学地看待富豪们的创业历程时，一个要素也非常值得关注，就是当这些富豪还处在“小马驹”阶段，他们通常会选择别人不愿意拉甚至不敢拉的车去创业。
韩伟 50只鸡孵出的财富
说韩伟是50只鸡养出的富豪一点也不夸张。养鸡是一件平常事，在我们国家的农村，谁家没有几只鸡呀，养鸡场也是成千上万，但是能把鸡养得这么好的、规模如此大的，韩伟是独一份。国内饲养规模达到20万只的蛋鸡场已是屈指可数，而韩伟却一下子养了300万只，规模还在不断地扩大，鸡场也从大连建到了外地，“中国鸡王”的头衔当之无愧。但是谁又能想到，这个亿万富翁竟是靠50只鸡起家的。
韩伟在1958年时随母亲与9个兄弟姐妹一起从沈阳迁往大连市郊三涧堡镇东泥河村。由于子女太多，家境极贫，排行老九的韩伟15岁就扛着粪桶去大连掏粪。后来，有初中文化且略通畜牧知识的韩伟做了公社以农代干的畜牧助理，这在当时是一碗很不错的“干部饭”了。
那时候他每天的工作就是骑着自行车到农家，挨家挨户动员完成国家下达给公社的0.6万公斤鸡蛋收购指标。1982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辽宁大地，广大农村出现了发展副业、养殖业的热潮。就在此时，韩伟夫妇奋勇当先，毅然向亲友借贷3000元，购来50只蛋鸡，搞起了家庭养鸡业，鸡种是当时很流行的美国“罗斯”。为了养鸡，韩伟辞去了公职。
创业的路对于韩伟是艰苦的，当时仅有的三排鸡舍坐落在向阳的山凹里。妻子许淑芬每天穿上雨靴，踩着鸡粪打扫鸡舍，丈夫韩伟则推着车上山拉给鸡喝的水。到了星期天，他们夫妇一起挑着鸡蛋到镇上去叫卖，一只只鸡蛋积累了他们的初步财富。
两年后，熬到鸡场小具规模了，韩伟做出一个惊人之举，下决心贷款15万元扩大鸡场规模。在当时，这真是“胆大包天”了。他成了全东北第一个超级“负债户”。1984年背负15万元债务，其压力可想而知，鸡瘟、气候变化都让韩伟绷紧了神经。
当时正值副食品供应紧张，韩伟响应政府号召，为保持大连鲜蛋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自此韩伟和他的企业名声大振，步入了跨越发展阶段，成为年饲养蛋鸡300万只、年产鲜蛋5800万公斤的国内最大蛋鸡生产龙头企业。
“草根创业时代”也可以用来表述我们社会的整体状态。“把小生意做成大买卖”的普通人创业故事正在不断变换着各种花样呈现出来：安徽农民在上海开起了馒头连锁店叫板洋快餐、东北农民研制“玉米特强粉”企业资产已达5000万元，还有卖扁豆卖成“大王”的、做印花布拿到奥运会订单的、卖臭豆腐干卖到酒吧里引领饮食时尚的……
不过，有调查发现，国内大多数“草根创业者”最成功的行业仍然是餐饮业、农业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等相对来说门槛低、资金周转快的行业。这说明，在一些对社会进程更具影响的重要行业，我国的“草根创业者”的确还缺乏一些必要的资源。当然，这可能只是暂时的。不要忘了，在《福布斯》富豪榜中的“连锁经营大王”黄光裕，最初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电器商人。
张茵 中国的“阿信”
2006年《福布斯》富豪榜首位的中国女富豪张茵的创业资金是3万元。在她所从事的废纸回收行业中，她做得最与众不同的事情就是向行规挑战。
张茵祖籍山东，生于广东韶关，长于黑龙江省鸡西市，父母是转业军人。1957年出生的她，后来又有了7个弟弟妹妹，家境可想而知。帮助母亲操持家务，照顾弟妹，每天跋涉10多里路去上学……聪慧、坚毅、好强的品性在她幼年时期已经显露。军事家说“班长是军队之母”，中国民间说“老姐如母”。张茵作为“一个班弟弟妹妹”的老姐，其经历或许正是她日后驾驭庞大企业的能力之源。
1982年，父亲，张茵举家迁居广东，成为那片改革热土的第一批“移民”。当年从东北这个“”重灾区走出来的人，都应该能理解张家人的心态：虽然被“摘帽”、“”了，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人际关系的破坏再难愈合，永远地离去、开始新生活成了不少人“春天”里的选择。
在深圳，张茵获得了学习财会的机会。之后她在工厂做过工业会计，又在深圳信托的一个合资企业做财务工作。那家公司的业务包括面向香港的涉纸贸易，这给了她认识“外边世界”的机会。
1985年春天，27岁的张茵碰到一个“贵人”。内地某造纸厂厂长(张茵终身都尊称他为师傅)在和公司谈生意之余，偶然和张茵攀谈起来。“师傅告诉我，他很看好回收废纸这个行业，因为废纸就是森林，将来造纸业肯定要从资源造纸向再生纸发展。师傅还说，从香港进口的纸浆大多掺杂使假，品质不高，因此如果我想做生意，这算是一个机会。”
1985年的张茵已算大龄女青年了，但她决心搏一搏，于是身揣3万人民币移居香港，进入一家香港贸易公司做包装纸的业务。
这家香港公司成为她踏上辉煌“纸上富贵”之路的第一站。她打电话给“师傅”问，如果自己能组织不掺假的废纸，能不能直接卖给他？
中国的森林资源相当贫乏，特别是造纸用速生林建设严重滞后，大部分高档纸的制造原料要靠进口木浆或废纸解决。同时国内废纸收集体系不健全，且级别不够。因为国外造纸用原木，中国造纸大量掺草甚至全部用草。所以用国内外废纸还原成的纸浆中木纤维含量天差地远。因此，从发达国家(地区)购买废纸一直是解决我国造纸原料瓶颈的重要途径。当年，这个门槛不高、被称为“收破烂”的行当吸引了不少处于社会底层的港人。实事求是地说，从业者素质不可能太高，于是，在废纸堆里掺杂使假成了“行规”。
张茵以“东北人”的实在，取得了包括“师傅”在内的大陆客商的信赖，迅速打开了业务局面，一年后便有了自己的纸行和打包厂。但她触犯了“行规”，得罪了一些同行，不久就受到了黑社会的威胁。风雨飘摇中，她遇到了生命中的伴侣――刘名中。走南闯北、曾就读于名校的香港本地人刘名中，从此给了张茵心理的支撑和事业的辅助。
由于香港的废纸资源有限，赚到第一桶金的张茵夫妇开始了转战美国的征途。
1990年，张茵与先生举家移居美国洛杉矶，创建了美国中南有限公司(ACN)，其业务就是将当地的废纸采购输送到东亚，特别是中国。这是一个各方受益的商业行为：美国贫民、美国政府和中国造纸公司；美国政府甚至对这类公司实行减税补贴。张茵的第一个梦想――成为“废纸大王”，从此逐渐清晰了起来。数年间，“美国中南”的业务发展十分顺利，旗下已经有了7家打包厂和相当规模的运输车队，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废纸输出商。以集装箱使用量计，1996年“中南”居全美各行业第四；1997年位居第三；1998年、1999年、2000年连续3年位居第二；2001年更以21万标准箱跃居第一。从那时起，“中南”每年使用的集装箱总量超过了通用电气公司、菲利浦莫里斯和杜邦的总和！
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女性，张茵的财富故事带着草根创业的传奇色彩，其背后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个人创业经历，也是导致她最终成功的重要因素。
高德康 8台缝纫机打造神话
8台缝纫机起家，经过30年的打拼，高德康将波司登做成了世界品牌，为中华民族长了志气。从第一个以民族服装品牌成功打入瑞士市场，到成为“向世界名牌进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16家中国名牌企业之一，波司登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民族品牌成长之路。
时光倒退30年，江苏常熟县白茆公社山泾村二大队的一个年轻人，不甘忍受贫困与落后，带领11位农民成立了缝纫机组，用仅有的8台缝纫机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之旅。当时，这个作坊式的缝纫组，既没有自己的产品，也没有自己的品牌，只能给别人做一些“来料加工”式的活计，而最远的一个客户则是上海的一家小企业。
正因为高德康创业的路线是典型的小本起家，典型的小本做大，因此他在最终成为富豪前的经历才更令人关注。
上海距常熟200公里。每天天还没亮，高德康就骑上他的那台“二八”式自行车上路了。那时常熟至上海还没有水泥路，尽是坑坑洼洼的沙石路。即使这样，高德康还是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狂奔”到上海，取到布料后，又以同样的速度，在当天夜里返回村里，来回需要十几个小时。渴了，就喝口凉水；饿了，就啃口干粮；回到家里，常常是脚肿了，腿酸了，人累得像散了架一样。要是赶上刮风下雨，道路更是泥泞难行。但是无论有多累，路上遇到多少困难，高德康都会风雨无阻地在当天赶回村里，因为他知道，村里11个弟兄还在“等米下锅”。
第二天，高德康再骑车把加工好的成品送往上海，然后再取回布料，如此反复，一天又一天，这其中的辛苦只有高德康自己知道。当时只有20多岁的他，可看起来却像一个老头，头发凌乱，满目沧桑。
直到进入高德康创业的第5个年头，即1983年的时候，高德康的交通工具才得以“鸟枪换炮”：自行车变成了摩托车。虽然交通工具“先进”了，但高德康却比过去更忙了。过去骑自行车一天跑个来回，现在换上摩托车后，一天要两次往返于上海与常熟之间。在此后的4年时间里，高德康竟然“报废”了6辆摩托车。
从自行车更换为摩托车，看起来仅仅是交通工具上的变化，但实际上折射出“小作坊”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个时候的“小作坊”已带上一顶集体企业的“红帽子”。经营业务也不再局限于“来料加工”，已经向“贴牌”制衣转变。
富有戏剧性的是，高德康为第一个“贴牌”生产的企业，就是生产我国第一件羽绒服的上海飞达厂。而如今，上海飞达厂已被波司登全面收购，该厂的“双羽”牌――我国最早的羽绒服品牌，已被波司登收入囊中。应该说，高德康是一个“不安分”的商人，他在为上海飞达厂做“贴牌”时，就敏锐地发现了羽绒行业的巨大商机。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上流行的是皮夹克，而羽绒服仅仅问世10年，却因样式臃肿，布料粗糙，颜色单调，不被市场和消费者看好。尤其是加工羽绒程序复杂，许多企业都不愿意做。
当时高德康对羽绒服却情有独钟。他认为，中国还是一个正在走向富裕的国家，人们更多的是需要这种物美价廉的产品，虽然这种产品季节性强，但是需求量特别大，只要稍加改进，就可以在短期爆发强大的生命力，产生无限的发展空间。由此，高德康萌发了一个梦想：让中国的老百姓都穿上又轻又暖又合适的服装！
“商场上机会稍纵即逝，你不抓住它，它就会悄悄流走。”多年以后，高德康回忆当时的冲动时仍然激情澎湃，“我就像着魔似的喜欢上了羽绒服，直觉告诉我，这将是我用一生时间去追求的事业！”一位专门从事企业研究的学者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一些成功的企业家挖到的“第一桶金”，选择的竟然是别人不想为或不敢为的项目，结果只有他去做了，而且成功了。高德康正是这样的人，当时高德康一边“贴牌”加工服装，一边潜心研究羽绒服市场的未来走势。至上世纪80年代末期，高德康已经掌握了从生产、加工到制作羽绒服的一整套成熟技术，他决定向梦想进军了！
对高德康来说，1992年是他创业历史上的一个最重要拐点。在这一年，高德康终于不甘“为人作嫁衣”，注册了“波司登”商标，迈出了打造品牌羽绒服的第一步。两年后，波司登羽绒服正式面市销售，高德康终于创造了自主品牌参与市场竞争。
80后的创业故事范文第7篇
关键词：经济报道 宣传活动 大连创客节 社会效果
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后，媒体的经济报道力度不断加强，甚至直接参与和发起一些经济宣传活动，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积极的作用。2015年9月10日，总理在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致辞中，为大连创客点赞。10月11日，大连新闻广播发起承办的“2015大连创客节”正式启动，开始了媒体从经济新闻报道到经济活动组织延伸的新尝试。
组织经济宣传活动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媒体对如何搞好经济报道的认识不断加深，如用讲故事等形式只能适当活化，却不能达到深化的效果，经济报道还要在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合理资源配置、供求平衡等观念导向上下大力气。2013年国务院提出区间调控，2014年进一步提出定向调控和结构调控时，我们就试图探索创新经济报道的新路子。2015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了人们的创业、创新热情，得到经济界的热烈响应，这是我国产业结构改革、转型升级，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性决策，创新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工作的新常态。我们媒体人更应该紧跟政府的部署，在经济报道上有所创新。直接参与和发起一些经济宣传活动，从“创客报道”变成“创客节”，就是从一个“新闻点”变成一次“新闻活动”。
一、争取政府的支持不可或缺。媒体经济宣传活动，不能像往常那样遵照政府有关部门的部署行事就算了事，必须自己有一个周密的策划，让政府有关部门认为切实可行，给予支持。如举办“2015大连创客节”的策划方案首先得到了市人社局的认可。在作出“大连创客节直接升格为市政府主办”的决策时，市领导再次作具体批示，要将这一活动纳入大连国际创业创新峰会的主题活动，并布置需要重点做好的相关工作。10月11日，“2015大连创客节”正式启动，大连新闻广播创客声场正式挂牌，市长肖盛峰亲临现场为之揭牌，特别勉励说：“媒体是支持创业里面最重要的要素，要充分发挥作用，我们都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创业者。”创新创业既是市场的奏鸣曲，也是改革的大合唱，支持双创，政府亮出了一系列新招、实招、高招，媒体更应当砥砺前行。
二、借助“朋友圈”快速开展活动。经济宣传活动，不能由一个媒体唱独角戏，一定要借助朋友的力量。这里说的朋友包括日常对“双创”方面关心、对媒体工作热心的各方人士。“2015大连创客节”筹备阶段正处于国庆假期，从“朋友圈”中得知大连新闻广播要牵头为大连创客打造一个节日，相关人士都以最快速度返回工作岗位，大家献计献策、出人出力。短短一周时间，品牌形象、活动内容、启动仪式的要素、直播的流程一一落实，邀请的嘉宾、典型创客代表、孵化基地负责人一一到位，总理点赞的创新产品一一对接。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说，单个媒体的报道对社会的影响力非常有限，而从一个新闻点到一个新闻活动，资源得到有效整合，招招都是组合拳，不仅提升了传播力，释放的更是“黄金创意”裂变的力量。“2015大连创客节”历时60天，设立了22场分项活动，从城市到乡村，从高等学府到中小学校园，先后吸引10万人次参与，成为轰动全城的现象级媒体行动。光明网、人民网、新华网、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等先后重点关注，各大新媒体平台也予以广泛传播。
组织经济宣传活动可以创造更大的传播力
媒体发动经济宣传活动，是为了壮大宣传声势，但不能雨过地皮湿，走过场。“大连创客节”在打造声势的基础上，对这个创意价值进行下潜深挖，从一张思维脑图开始，抓住“创新”这一核心，围绕创客节构成要素进行整体策划，旨在为大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一步营造氛围。
一、对应各个群体，搭建节目平台。媒体“双创”的宣传发动对象是广大受众。因为受众各方面的差异，兴趣不同，诉求不同，媒体就要设计不同的出口，为不同的受众打造不同的节目平台，才能保证宣传发动的效果。如创新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为中小学生定制了“创客少年强”，让创客教育进校园；为大学生这一创业的活跃群体举办“创客江湖行”，把成功的创客、优秀的创业导师带进校园；体现创客行动的公益特色，推出“创客垄上行”，对接城市和乡村；为创客项目助力，给项目搭建展示平台，有“创客市集欢乐趴”；普及创客文化，给孵化基地展示空间，新闻广播携各媒体小编去“创客之家大探营”；走红毯，秀签名，给创客加冕，为创客点赞，收官巨制“创客盛典”给所有创客一个集中展示的机会。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新闻广播主创团队跟踪相关工作进展，再根据活动反馈和运作实际，进一步调整改进，始终处于热运行状态。“创客少年强”评选活动推出不到一周时间，就有几千个作品投递过来；“创客垄上行”开通电话报名首日，就有近20个项目要进乡村；“创客之家大探营”还未成行，就有企业和学校预定行程，希望全员都有机会现场观看；“创客盛典”近千人的场地一票难求，有孵化基地希望带着在孵的300家企业负责人一同前来。就这样，大连新闻广播“2015大连创客节”用60天刷新了媒体活动新高度。
二、吸纳社会资源，及时通报受众。媒体活动不仅传播力强，吸纳资源能力更强。“2015大连创客节”举办期间，爱为网正在拓展高校市场，遂主动和大连新闻广播合作，成为“创客江湖行”分项活动的协办单位；大连甘井子区实验小学的校长在活动还没有全面展开时，就带着班子成员来到广电中心，诚邀创客教育活动进校园。基于此，全市首个创客教育创新实践基地落户甘井子实验小学，“创客少年强”活动借助精彩的创想第一课正式启动。“创客垄上行”进村进大棚，普湾新区炮台街道的19号樱桃大棚，成为创客新技术、新产品实践示范基地。与此同时，媒体资源也快速集聚，大连电视台新媒体中心安排专职人员助力创客节宣传、精彩的音视频资料第一时间上传新浪微博、喜马拉雅和蜻蜓FM客户端；近50个有影响力的公众号组成的小编联盟全程报道活动盛况，媒体的二次传播效果出乎意料。
组织经济宣传活动可以形成更大的“孵化”力
媒体组织经济宣传活动最重要的诉求是，促进产销对接，及时发现典型，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能起到立竿见影的宣传效果。把“双创”节目打造成“双创”的“孵化”平台，可以使媒体发动的经济宣传活动事半功倍。
基于广播媒体自身优势和“双创”群体的迫切需求，“2015大连创客节”在媒体融合的进程中注意让传统广播节目向“双创”孵化平台的转换。通过新闻广播《非你不可》节目这个虚拟平台，邀约创客先后做了100多场访谈，分享创业故事，推介创业项目，创客们也在互动中找到项目、找到资金和达成合作意向对接。如80后的武建超创业经销养生按摩器材的现身说法打动了受众，节目直播过程中就有人要买他的产品，当天就有3人签约加盟，“双11”又和他的团队创造了41小时卖出248万元订单的纪录。武建超说：“我走南闯北去推销，万万没想到就上一次节目，创造的价值远高于四处奔波的路演，这个孵化平台太好了。”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创客登陆大连新闻广播创客声场不H是认知度、知晓率，而是实实在在的收益。
60天22场高频次的密集行动凝聚的是众智众筹的结晶，得到了专家和创客的一致认可，很多人评价这个孵化平台“颜值”高、传播力广，由专业导师助力，提出的是为不同个人定制的解决方案，精准对接资金、技术、市场、人力资源，并搭建政企沟通新平台、营造创业创新新生态，具备了文化传媒产业全链条孵化环境，让大连创业创新氛围迸发出磅礴的生命力。
80后的创业故事范文第8篇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由香港陈可辛导演的影片《中国合伙人》，以明星企业新东方的三位创始人为蓝本，讲述了一代青年如何发掘自我潜力，把握时代脉动，终于将“资本红旗”插上华尔街，实现“中国梦”的故事。影片独特价值在于，它将“中国梦”编织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后殖民语境中来讲述，凸显了“中国”在表述自我时依然面临的文化焦虑，和自我认同的无力。作品中的香港“显影”更折射出处于东西文化“夹缝”中的港人身份的尴尬。影片为我们更准确定位“中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坐标，突破西方殖民话语霸权的束缚，建构民族表述话语和身份认同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表述焦虑：西方镜像里的自我与他者
后殖民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历史上的东方国家和民族，是如何被西方殖民话语所“表述”的，以及东方如何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在相对和平的当今世界，西方并没有放松对东方的话语控制，日益强大和觉醒的东方国家对此也早已警觉，并做出了反控制的努力。可以说，东西方一直在文化领域进行一场争夺“表述”话语权的战争。作为曾饱受殖民之苦的东方大国，30年来，我们的经济获得空前发展，民族自信也得到极大提升，用民族话语“表述”一个伟大的“中国梦”成为人们的共同心声。电影《中国合伙人》正是一部力求用民族话语“表述”这一梦想的文本，正如陈可辛对影片主题的阐释：三个人做的是一个脆弱的“美国梦”，到最后其实是中国梦：踏踏实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像竹笋一样快速生长，所以电影最后，他们还是要回到这片土地上，实现中国梦。②
然而，当我们从追梦激情中冷静下来会发现，影片并没有真正找到源于民族内部的，足以独立表述这一梦想的话语。“”摧毁了一代青年对民族未来的想象力，“80年代”初的人们一时找不到重新表述自己的方式。影片中，在许多青年看来，“美国梦”便成了“中国梦”的镜像，唯有透过它，我们才能看清自己的不足，找到实现“中国梦”的途径。这一潜在的殖民心态将自我摆在了“落后”，甚至“卑微”的地位。影片开头，三个人签证美国连续失败，阴暗封闭的签证处给整部影片投下一个庞大的阴影。影片反复出现青年热衷考托福，排队苦等签证的场景，尤其一个学生多次签证不力后失态，被保安强行拖了出去，嘴里竟高喊：“美国人民需要我！”而孟晓俊的签证成功，竟然赢得众人的欢呼喝彩。这一有点夸张的情节，暴露了编者在面对西方时复杂微妙的心态。不仅个人，影片还着意表现了“90年代”初，全民族的后殖民心态。最突出的就是对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失利的文化反思。影片再现了失利当天晚上，北京街头萧索的人群，以及路边无人问津的申奥标语：“给中国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显然，在当时的民族意识中，能否举办奥运会是一个民族能否为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所认可的重要标志。但“给……一个机会”的表述，则暴露出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时，内心的极度“卑微”。正是在这一晚，远在美国的苏梅选择和成东青分手。影片巧妙地将后殖民语境下民族与个人的命运联系起来，从中可见西方霸权话语对整个东方民族和个人侵入之深。
影片“90年代”后的叙事也没有摆脱西方霸权话语的阴影和控制。不妨以孟晓俊为个案做分析。由于家庭原因，开始的孟晓俊是一个十足的西方主义者，他一心推崇的是 “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美国梦”。然而，在美国的他被同是中国留学生的张曦挤走了，沦落到刷盘子度日。更令他失望的是，饭店里的美国雇员居然也克扣他的小费，所谓“公平”根本不存在，他的“美国梦”终于破灭！回国与成东青“合伙”创业后，他便坚定理想，即用“美国梦”的方式——“个人奋斗、公平自由”，在中国实现事业的成功，然后再重新“打回”美国。孟晓俊在反驳美国教育服务中心的指控时，便强调美国这一无理举动“违背了美国精神”，从而让对方哑口无言。可见，他是借助于西方话语（也许唯有如此），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将“中国梦”纳入西方的话语场域，暂时屏蔽掉西方话语中作为“他者”的东方，也消弭了本土的文化语境。一个更吊诡的现象是，孟晓俊在新梦想所从事的“一对一”签证面试辅导，其本质乃是西方价值理念的灌输和美国思维的训练。所谓“真实、自信、具体、合理”的签证哲学，不啻为对东方传统价值理念的规训，面试时滔滔不绝的孟晓俊，仿佛西方话语的训导者和代言人。他的梦想是通过帮助更多学生去美国从而壮大企业，而他自己却恰恰正是“美国精神”的受害者，这是一个悖论而封闭的话语逻辑。
由此可见，身处西方霸权话语主导的世界，尽管东方也做了争取话语权的努力，然而这一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东方已不觉认同了西方话语所建构的“东方化的东方”，而要想获得西方话语的认可，就必须按照西方规定的游戏规则和话语逻辑做自我改编，有限的发声也成为“表述的表述”。斯皮瓦克曾指出，“试图通过借助于第三世界的背景而获得一个清白的论述立场的想法是不现实的。”③这一论断尽管遭受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反驳，但至少从目前来看，第三世界国家经常身陷表述的焦虑，建构民族表述话语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香港显影：“夹缝”想象与“逆性幻想”
《中国合伙人》凸显表述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香港视角的融入。香港导演陈可辛和编剧林爱华的参与，让这个以大陆人为主角的创业故事呈现了许多香港显影，从中分明可以感受到香港人对30年来的大陆和西方世界的独特想象和复杂情感。尽管香港已经回归15年了，但与长达150年的殖民经历相比，这点时间远不足以消弭其强烈的“夹缝”生存体验。
一方面，香港并没有完全适应更迭、文化转换的历史转向。正如香港学者陈清侨所言：“众所周知亦所难明的是，中英联合声明早经肯定的‘一国两制’方案，始终未能舒解港人因回归中国而牵动的情绪不安和脑波震荡。”④这直接导致了对祖国大陆历史缺少理解，甚至误解，港人的大陆想象始终与历史“隔”了一层。陈可辛原本以为，只要“动用香港的经验，就可以拍出内地那个年代的心态；‘我在1970年代的香港成长，跟内地1980年代很像。内地1990年代到奥运前那种财大气粗，又跟香港的1980年代一模一样。’”⑤然而，改革30年，尤其是“80年代”与香港的“70年代”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影片中，“80年代”许多重要社会文化事件都没有得到展现，原本宽广深厚的文化场域被窄化、浅化了。陈可辛本人也认识到翻译“国情”时的“信息缺失”，所以不得不请内地编剧二度操刀，以“普及细节”。即便是回归之后的叙述，也可见对大陆历史的偏颇，乃至“成见”。比如影片反映了1999年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一历史事件，群情激奋的青年学生暴力围攻成东青，指责他是“卖国贼”。狼狈的成东青则斥责学生“只知窝里斗”“跟30年前有什么区别？”事实上，人物原型俞敏洪本人在新东方的危机时刻并无此过激言行，学生的情绪也比影片中的要微妙，甚至“更多的学生在白天游行结束后，晚上又到灯下复习‘托福’。”⑥可以说，这只是陈可辛强力“征用”这一历史事件，暧昧地表达了对“国民性”和大陆“”历史的反思和无法祛除的当下疑虑。
另一方面，面对以美英为代表的曾经的西方殖民力量，港人的内心情绪是很复杂的。正如一位香港学者所言：“香港电影在参与1997话语中，透过建立复杂的人情世态和符号结构，刻镂了香港人在为自己重新设定文化位置时，那种夹带着浓烈民族情感、但又对殖民政府欲拒还就的复杂心态。”⑦即是说，对于结束长期殖民统治，终于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而言，源于同族同宗、同一血脉的民族情感自然是极其浓烈的。影片的“中国梦”主题，以及主人公对美国教育服务中心的一一反驳、据理力争，让强烈的民族情感呼之欲出，其中分明可以听到香港同胞的心声。但是，长期隔绝所造成的经济文化上的隔阂却不是短时期可以弥合的。此时，长期的殖民经历便在港人潜意识中发挥作用，即在文化上往往更容易认同曾经的，并且今天仍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影片的民族意识和梦想激情从未真正脱离西方话语，西方往往成了东方自我确证甚至“羡慕”的对象。“东方好莱坞”这一美名，正是香港获得西方话语认可的确证。因此，香港视角所造成的情绪暧昧和表述焦虑，在影片中是非常浓厚的。
这一身处大陆和西方之间的“夹缝”想象，对于之后文化身份的重建是不利的。因为“当被殖民者将痛恨与崇拜复制在殖民者这一个对象上时，始终贯穿着黑格尔意义的主仆互认心理，根本无暇顾及真切的‘在地经验’与受挫的文化传统。”这就是美籍华裔学者张英进所指出的“逆性幻想”现象，它让香港“看不见眼前存在的东西——香港已有的商业文化。在建构文化身份时，香港文化难以从内部形成清晰的自我意识。”⑧这一分析可谓非常精辟。后殖民语境下的“逆性幻想”，使香港不仅对自己，而且对作为“双重他者”的大陆和西方也存在严重的文化“游移”和“盲视”。这一独特心态造成影片不可能深入发掘民族传统，展现30年积淀逐步形成的民族商业文化，也不可能以相对客观的视角审视“美国梦”。影片中，美国教育服务中心的几位工作人员成了整个西方世界的代表，他们的狡黠、强硬乃至无理构成西方话语的本质，这样的处理显然过于简单化了。这一精神困境使标题里的“中国”二字彰显出独特的文化内涵，它已经成为所有“中华政治实体”的代表，是一个抽象社群的符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唯有如此，它才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甚至矛盾的民族情绪和文化因子。
三、认同危机：全球化表征与“第三度空间”建构
霍尔曾深刻指出：“认同问题实际上是在其形成过程中（而非存在过程中）有关历史、语言、文化等资源的使用问题：不是‘我们是谁’或‘我们来自何方’等问题，而是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我们是如何被再现的，是如何应付我们该怎样再现自己的问题。”⑨即是说，“认同”绝非是对已经“存在”的文化身份的“相认”，而是通过运用各种“资源”对身份（自我他者）的一种建构，以及对这种建构方式的一种反思。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内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一方面导致了传统文化的危机，单质的文化身份已很难存在；另一方面也为重建本土文化身份的认同提供了契机，因为它可以激活和强化民族认同的自觉性，摆脱以前对民族文化的麻木和“盲视”状态。电影《中国合伙人》将后殖民语境纳入全球化背景中，从而更加凸显了认同的危机和契机。
作品直观呈现了全球化带来的时空压缩和本地位置感的消失。在现代交通和通讯工具的推动下，时间战胜了空间，同时性和短暂性成为生活的常态。影片多次对机场的航线模型灯做了特写，它隐喻中美两国之间的空间距离，现在就像地图上这依次亮至对岸的灯一样，可以轻松跨越。这使得“远距控制”（吉登斯语）成为现代生活的独特景观，正如影片所展现的，美国教育服务中心的一封“投诉信”，就可以直接影响国内教辅市场的走向。的确，传统社会那种稳固的、变化缓慢的“在场”机制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远处所发生的事件对本地在场生活世界的深刻影响。⑩此外，影片展现了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混杂化，不同国家的文化因子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旅行”。影片里中国学生可以随时欣赏马龙·白兰度的经典之作《码头风云》，而在美国你也可以观看香港导演吴宇森的代表作《英雄本色》。这种文化混杂化削弱了传统文化中，特定空间的稳定性和同质性对于认同的建构功能。最后，影片还运用蒙太奇技术，使场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频繁切换，谈判室外的纽约城市景观，与国内一些大城市已无本质区别。同样，国内都市现代人的生活元素与美国也实无异处。这一全球同质化的进程越快，本地“位置感”的消失就越明显，那么“需要发现或制造出某种存在于其中的永恒真理的压力就越大。”如此，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感就越强。
上文已经指出，全球化不仅带来身份认同的危机，也提供了建构认同的契机。霍米·巴巴提出的“第三度空间”（或译为“中间状态”）设想，是少数极富启发性的认同建构思路。巴巴指出，在后殖民语境下形成的二元对立文化格局中，“关于差异的叙事和文化政治成了封闭的阐释循环。他者失去了表意、否定、生发自己的历史欲望、建立自己制度性的对立话语的权利。”因为，“它总是以分析的方式要求他者的文化内容是知识的好对象、差异的温顺载体。”而通过对二元之外“第三度空间”的建构，可以构成文化行为的新话语空间，即“确保文化的意义和象征没有原本性的单一体或固定态，而且使同一符号能够被占有、转译、重新历史化和重新解读”。这一设想是极其深刻而精彩的！它拒绝了敌我分明的二元格局，打开了广泛协商的无限空间，使认同始终处于既联系过于，又立足当下，且面向未来的“未完成”状态。但影片对认同的认识远未达到这一高度，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不足。
其一，影片固守敌我二元文化格局，刻意将“中国梦”与“美国梦”表述为对立的文化形态，失去了打开“第三度空间”的可能。影片批评西方对东方的认识“一点没有改变”，仍停留于西方话语表述的“文本中的东方”，的确有力回击了西方霸权话语，应当肯定。但是，从根本上看，东西方之间的对话和交往，绝不应该是强化对立和相互“攻陷”，而是在遵守宽容原则和差异逻辑的前提下，建立宽容平等的互动关系。因为，差异逻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在充斥着霸权话语的现实世界中，对一种自我身份及其文化合法化和对平等尊重的诉求；但另一方面，对差异的过度强调，则会造成“自我”对“他者”的盲目排斥，甚至暴力抗拒。影片对东西方差异的表现即有过度之嫌，这既妨碍了我们对西方的客观认识，最终也不利于健全民族品格和真正认同的建立。毕竟“西方的‘东方主义’是危险的，东方的‘西方主义’同样不可取。”
其二，影片对“中国梦”，这一民族梦想的认识和建构也存在很多不足，其根源是对民族传统文化“基因”缺乏深入发掘。霍尔指出，认同“与传统的发明以及传统自身有关，从而迫使我们把传统解读为‘变化的相同物’（Gilroy，1994），而非无穷的重复：不是所谓的回归本源，而是与我们的‘路径’妥协”。即是说，只有发掘、含茹民族传统，将传统文化精髓传承并转换至现代生活中来，我们才能找准自我接纳的“路径”，实现自我认同。因为，“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一个根本特征是，“中国梦”是要再现我国历史上曾长期呈现的东方大国、强国的恢弘气象，是全民族一直梦寐以求的“复兴”之梦，因此它具有“纵深的历史感”（石毓智语）。而深厚的传统文化正是传递这一梦想，接续这一“历史感”的血脉。“美国梦”则不然，它孕育于短暂的美国历史，且一直延续至今，美国人对它的感受停留于“现实的体验”，因此它也鼓励通过个人奋斗，获得“现实”的成功。影片编者对此没有深刻认识，尽管他也强调民族尊严，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民族传统因素在他创业过程中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民族传统文化“基因”并没有真正介入影片的梦想叙事。它更多的只是，三个“合伙人”用“美国梦”的方式，实现“中国梦”的创业故事而已。它没有提供返回传统文化，认同民族身份的清晰“路径”，缺乏应有的厚重和深度。需要指出，这也正体现了香港导演和编剧在想象大陆时，经常出现的“经验贫乏”“信息缺失”和“文化盲视”的困境。
综上所述，电影《中国合伙人》作为“社会文本”，为我们检阅30年的改革历程提供了独特视角，作品塑造的几位有代表性的企业家形象，可以说填补了影史空白。由于影片创作者身处独特的文化语境，导致作品并没有找到独立表述的话语，从中可以感受到浓重的表述焦虑和身份认同危机。影片带来的启示是深刻的，即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后殖民语境，我们应首先保护、传承和转换优秀的传统文化，将其作为向世界发声的“基调”；此外，内地还需加强与港澳台影视工作者的交流与合作，丰富他们关于大陆的“在地经验”，增强港澳台同胞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切身体验和认同感；最后，在表现西方时，我们应在遵守差异性逻辑的前提下，更客观地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化，既不陷入殖民话语“陷阱”，也不将其“妖魔化”。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运用源于民族内部的表述话语，真正编织一个能够鼓励一代青年，并能与“美国梦”平等对话的“中国梦”！
注释：
① [美]尼·布朗著，齐颂译：《电影与社会：分析的形式与形式的分析》（下），《世界电影》1987年第5期。
②⑤见《合伙到散伙：电影〈中国合伙人〉戏里戏外》，《南方周末》2013年5月17日。
③转 引自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④ 见《文化想象的时空》，陈清侨主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牛津大学出版社。
⑥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⑦ 邱静美：《跨越边界——香港电影中的大陆显影》，见郑树森编：《文化批评与话语电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⑧ 陈林侠：《港台电影中的后殖民演绎：从“双城故事”到“台湾意识”》，《文艺研究》2009年第3期。
⑨{15}[英]斯图亚特·霍尔著，周韵译：《导论：谁需要“认同”？》，周宪主编：《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页。
⑩ 周宪：《全球本土化中的认同危机与重建》，周宪主编：《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29页。
{11}[美]哈维著，阎嘉译：《后现代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