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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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理故事范文第1篇
关键字：文字禅、王安石、反常合道、机锋、翻案
一 、文字禅与王安石
禅宗发展至北宋中期时，已经逐步由“内证禅”转向“文字禅”，参禅方式由“不立文字”转向“不离文字”。周裕锴先生认为“文字禅”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字禅”泛指一切“以文字为媒介、为手段或为对象的参禅学佛活动” 【1】31，狭义的文字禅则是“一切禅僧所作的忘情的或未忘情的诗歌以及士大夫所作含带佛理禅机的诗歌” 【1】42。文字禅首先应指究心佛典，研读经教。其次，作为“口耳受授”的内证禅的对立面出现。
此时士大夫的文学创作正是在这种儒释相通且文字禅渐兴的文化语境中。北宋士大夫参禅学佛者甚多，王安石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员。王安石崇尚“有为”，“安石之异于俗儒者在其具‘有为’之精神，复本此精神以讲求有为之方法，实行有为之政策” 【2】。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禅宗的接受。他与很多僧侣往来，详见《王安石与佛教》。另外，王安石深参佛理，亲自为佛经注疏，著有《维摩诘经注》等。他在诗歌中引用佛典佛语之处颇多，如其《拟寒山拾得十九首》《读〈维摩经〉有感》。而无论是援引禅意还是直接化用佛典，都给人浑融酣畅的感觉。除了这种显性地影响外，文字禅更引人注目的是它多于审美及诗歌创作技法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反常合道”“不犯正位”的思想。
《冷斋夜话》“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 【3】。这是“反常合道”这一术语在诗论中首次出现，而“反常合道”也是禅宗最常见的话头之一，《宋高僧传》：“论顿也不留朕迹，语渐也返常合道” 【4】。“反常合道”符合文学创作的虚构、非逻辑性。禅宗这种不执著色相、消解现实物理逻辑的追求影响到当时深究禅理的士大夫。另外，“不犯正位”的曹洞宗风也与诗歌创作暗合。对于诗歌来说，“不犯正位”即是不正面地直接切入主题，不直接说出中心意旨。这些禅学话头对于宋代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二、机锋与翻案法
面对“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 【5】的窘境，宋人必然另辟蹊径，加之禅理与文学的某种程度暗合，深参佛理的士大夫将之引入其创作中。如前所举“反常合道”“不犯正位，语忌十成”要求避俗避易，绕路说禅，曾季狸《艇斋诗话》“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 【6】，文字禅与江西诗派的“诗眼”“点铁成金”及宋诗“以俗为雅”等有关联。文字禅的这种精神对于安石诗文创作技法影响甚深，尤其是翻案法。下文笔者拟就文字禅的这种精神与王安石诗文翻案法的创作技法尝试分析之。
清代梁章钜《浪迹丛谈》 “禅语翻进一层”条有云：
诗文之诀，有翻进一层法，禅家之书亦有之，即所谓机锋也。神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六祖翻之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著尘埃。” 【7】
“翻进一层法”即翻案法，梁章钜敏锐地认识到诗文“翻案法”与禅宗“机锋”的关联。禅宗虽然提倡“不立文字”，要之，强调“即心即佛”，不执著于佛教经论等，“法离文字，不属因，不在缘故” 【8】55，也并不是否定文字的功用。为了打破语言文字的逻辑常规，禅师经常使用不合逻辑常规“机锋”来破人迷障。禅宗也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机锋”文化。
问：“如何是正法眼？”
师云：“六祖爱吃和罗饭”
问：“生死事大，请师相救”
师云：“三家村人失却火” 【8】714
这类似是而非的话语通常指向的是消解对于外相的“著”，六祖《坛经》有云“于一切法，无有执着” 【9】28。机锋“最大程度解放了语言” 【10】36，使得文人推敲文字之时更加得心应手，也启示了诗文创作的翻新出奇。
翻案法的技巧的使用并不始于宋朝，严有翼《艺苑雌黄》“反用故事法”：
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李义山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虽说贾谊，然反其意而用之矣【11】
严有翼的“反用故事法”实则是“翻案法”的一种，上引王禹偁和李商隐的诗歌翻案多是翻涌历史典故，又与宋朝受禅宗“机锋”影响的“翻案法”有差异。宋朝翻案法的突出特点在于“反用诗句法”，它是对于前人诗句的翻案。其中王安石将翻案的精神推向了极端。
三、王安石诗文翻案法
王安石博览群书，自称“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 [12]779，这就为他的诗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诗材，其诗文的一大特色在于“以故事记实事”，如《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云：
“荆公诗以故事纪实事，如《韩魏公挽词》云：‘木稼尝闻达官怕，山颓果见哲人萎。’用孔子及唐宁王事。时熙宁中，华山圯，冰成木稼，已而魏公薨。【5】237”
所谓“以故事记实事”指的是活泛地运用典故成句，“须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如《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蔡宽夫《诗话》云：
禅理故事范文第2篇
早期佛教有一位著名的修行者，名为维摩诘，他是不曾出家的居士，但佛学修养却是“菩萨”这个层次中最高的。《维摩经》记载，一次众菩萨、罗汉去探望维摩诘，讨论“不二法门”——超越一切相对、差别的显示绝对真理的教法。文殊菩萨说：“我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菩萨入不二法门。”然后文殊又请教维摩诘，希望他解说一下“菩萨入不二法门”的途径。
维摩诘如何回应的呢？他只是默然无语。那意思等于说：既然不二法门是无可言说、无从追问的，那还需要我说什么呢？这一过程虽然不如“拈花微笑”的故事那么富于诗意，精神却是一致的。
由《维摩经》的上述记载，可以认为在早期佛教中已经包含了禅宗的某些特质。但印度佛教从其主流来说，是强调经典的作用、依赖经典进行传播的。而禅宗则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并非完全起源于印度佛教，它在中国固有的思想传统，特别是老庄学说里，另有重要的根源。
在老庄思想里，有一个本体性质的概念，被称为“道”，它是先于一切、化生万物的宇宙本源，也是万物运化的内在法则。对于这个“道”，人们可以去说它，然而一旦说出来，那就不再是“道”本身了。因为道是永恒、无限的，而人类语言的功能却是有限的，你不能用低级的东西去定义高级的事物。《老子》劈头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庄子》书中更是多处描写了在沉思冥想中获取内心自证的境界，认为这才是到达最高真理的方式，并处处告诫人们对语言的不足保持警戒，强调就像使用“筌”的目的是捕鱼，使用语言是为了达意，要懂得“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到了最高境界，便是会意的静穆。
有一首也可以用“拈花微笑”四字来形容的诗，那就是陶渊明的《饮酒》。陶渊明并不信佛，而他的这首诗却和禅理相通。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当人心与俗世相隔远时，就会与自然亲近。这时遥望美妙的山岚、自由的飞鸟，体悟到人生的真谛，可是要把它说出来，却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换句话说，这种对“真意”的体悟，只能在“忘言”的状态下保持。
“采菊东篱下”，陶渊明手中是拈着花的。在体悟人生真谛的时刻，我们认为他面带微笑，也不能算是过分的猜测。只不过，迦叶是从佛祖那里领悟了“最上大法”，陶渊明则是面对“南山”即庐山。山水中何以有“真意”？因为大道虚静，它的造化伟力就显示在自然之中，人和自然的融合，便意味着个体生命向永恒大道的回归。道也是“最上大法”。
禅理故事范文第3篇
----读《言行一致》有感
五（2）班陆鑫悦
《言行一致》是《智慧背囊》中的一则小故事，可是它却让我感慨万千。故事是这样的：两个青年一前一后来到了一个沙漠中的绿洲，第一个青年问当地的一个老人家：“这里如何？”老人家反问道：“你的家乡如何？”“糟透了，我很讨厌那儿！”青年回答。老人家接着说：“这儿也一样糟，你快走吧！”而第二个青年来到时，老人问了同样的问题，青年人便说：“那里很好，我很想念它。”老人说：“这里也是同样好。”旁听者都很诧异。老人便语重心长地说：“你要寻找什么，你就会找到什么！”
禅理故事范文第4篇
阳光明媚的一天清晨，在编辑部一片噼里啪啦的键盘声之中，主编大人的一席话飘进了众人的耳中，“3月份我们杂志社将主办两场公益沙龙，邀请林念平居士和贤崇法师为大家讲解禅修，你们这帮幺蛾子赶快把前期工作准备好，不要到时出差错……”随着老大的这一声令下，编辑部众人便开始了准备资料、联系嘉宾等一系列紧张有序的准备，然而就在这时，受命第二场活动结束后采访贤崇法师的文编程MM却贼笑的朝着众人说道：“没想到法师不仅德高望重，而且还挺帅的嘛。”在当众人看过法师资料后，各种羡慕嫉妒恨的眼神顿时让整个办公室变得诡异起来……
第一场禅修之旅
时间：3月10日
地点：都城・雅颂居
由于本次的活动主题是“禅者初心――乔布斯的禅式人生 问世间禅为何物”的交流分享，因此一路之上，让早把乔布斯看作是自己一生偶像的摄影师阿楠兴奋异常。一到活动现场，他便立即马不停的开始了照相机试光、选择角度等等一系列专业的工作。
下午两点半，活动准时开始。“修禅就是修心，一个人的心要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抱着对周边世界非常渴望的心，‘求知若饥，虚心若愚’，学会放下。不识本心，学禅无益……”“心经上的色字并非指女色，它的意思是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有形世界是空的，所有的物质都是因缘聚合而来，世上没有永恒，都是无常……”林老师一席对禅意的解读，听得我们编辑部的一众同事纷纷有了顿悟之感，彼此打量之下，发现也真都有了那么点仙风道骨的味道。
当然对于这次活动的主题里所说的“男主角”，我们摄影师阿楠的偶像乔布斯先生与，林老师更是分享了他自己的看法与见解。林老师告诉我们，乔布斯曾经说过，“我愿意用我一生的财富，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独处一下午的时间。”而乔布斯之所以如此追求体会更高意境的禅意，却是因为通过修禅，让他从心境上改变了许多，并更加追求细节。林老师向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乔布斯最初做《玩具总动员》时，因为最初对剧本不满意，便花钱养了制作团队5个月，在剧本修改好之后，在开始拍摄。除此之外，在ipone上市前一个多月，只是因为对外形设计还不满意，便直到做到让他满意后，才进入了市场。听到这里，我们一群小编不禁一阵感慨，都说乔布斯要不是修禅修出了耐性与细心，这个世界上岂不是又会少了许多堪称经典的作品。对于这样一个智者的离去，更是在心中更加感到惋惜。
第二场禅修之旅
时间：3月14日
地点：谢老师部落
当编辑部众小编准时到达活动现场，并告知受邀嘉宾读者，本次活动是正巧遇到法师顺道路过成都而受邀为大家讲解禅修后，新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唐MM立即一马当先的占据了地利优势，坐到了离法师距离最近的蒲团之上，并得意洋洋的对我们说这就叫先下手为强，对此，编辑部众人只能以一副我不认识她的表情彻底无视之。
三点半，贤崇法师准时来到现场。没有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感，只见法师进到现场的刹那，便自然的瞬间hold住全场。在当天并不算大活动现场，几乎被慕名而来的嘉宾挤满了，但法师轻轻的一句“那让我们现在开始打坐”，便让会场刹那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也似乎都受到了法师气场的感染，整个现场只剩下了大家的呼吸之声及法师对坐禅的相关讲解，“双腿盘膝而坐，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想象着意识游离到了身体之外……”近20分钟的打坐体验，让这段时间一直处于忙碌状态的一众小编们在打坐结束后，便不停的用眼神询问大家，整个身体有木有感到轻松一些？心里是否感到安静了些？而后便传来一阵得瑟的笑声。
虽然我们编辑部的一众帅锅美眉们大部分都已参加过几次禅修体验，但当贤崇法师告诉我们，他平时还喜欢看电视，像《三傻大闹好莱坞》、《亮剑》、《肖申克的救赎》等都是他很喜欢看的电影电视时，大家仍然听得愣住了，纷纷笑着说法师真的很潮。法师告诉大家，在当他看这些电影电视，尤其是美国911之后拍的《撞车》这部电影时，发现这里面其实就包含了很多的禅理，一个人活在这个这个世界之上，只有用客观的目光去看身边每一个人，用公平的心去解读人性，你才能够学会容纳人、接受人。
禅理故事范文第5篇
知足的人为什么能常乐呢?大概是因为知足的人遇事会不以其不足为意,总能看到事情好的一面,光明的一面。因此心里就少了许多郁闷,就能保持乐观的心态,所以知足者能常乐。毋庸置疑,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缺乏圆满,到处都存在着缺憾的世界,缺憾是一种常态,事事难见圆满,正所谓世事由来多缺陷,幻躯焉得免无常。如若一个人总是看到事情不足的一面,无疑很容易导致不良情绪的产生,一个时常郁郁寡欢的人,就难有乐观心态了。到头来心灰意冷,这样终其一生,定无幸福可言了。如果学会总在不足之处看到足处,不以眼前出现的不足为意,也就能避免不良情绪的出现,这样就能保持乐观心情,笑口常开。乐,便是人生一福。
这样看来,知足常乐这句话中的知足,是以不足为前提的,知不足然后可以知足,在不足之处发现足处所在,便是这个知足的全部内涵。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出现不足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足也没有什么不好。相反,足或者说圆满倒不是十足的好事。因为在古人看来,物极必返,物壮则老,十足和圆满反而动辄会向缺憾转化。基于这样一个理念,才有了“帆只扬五分,船便安;水只注五分,器便稳”这样的劝世之言。花,要看半开;月,要观未满,才最有意味。由此看来,圆满和十足不是古人追求的最高审美标准。在不足中求安求稳,千百年来成了人们的思维定势。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当然,知足常乐,并不是要完全忽视其不足的。老子又说: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可见不足之中是蕴含着足的,在不足之中摸索出弥补不足的办法,使不足得以改进,逐渐趋向于足,这正应了另一句俗语:失败是成功之母。不吃一堑,如何能长一智。所以说高下相形,盈缺相对。
这么辩证地看,知足常乐,不仅仅是宽心解闷的俗话,而且还是蕴含着成就人生的箴言。面对不足与缺憾,理应保持一种乐观和积极的心态,此时对人对己来一句“知足常乐”,可以避免恶劣情绪的出现,就容易保持乐观进取的态势,才能以平和的心态洞察不足之中蕴含的足,对不足加以改进和弥补,使不足渐趋于足。由此看来,知足常乐确是推动人生前进的智者之言了。
如上所述,我们是在知足常乐的语境中了解和认识了知足的内涵。可是笔者以为,尽管知足常乐蕴含着智慧,但是仅仅这样理解知足还是不够全面的。并未触及知足一词的核心内涵。
知足,不应该以不足为前提,而是应该立足于足,立足于圆满。而认识这个足,这个圆满,才是知足的真正内涵。
说到这里,想起了一则禅宗故事。先前有一位僧人,找到本寂禅师,开门见山第一句话便问道:“佛家说人人为佛,个个俱足,大师看我是否也足?”本寂禅师看着来人,并没有以佛经禅理来应对,而是走上前,捉住了来人的一只手,举到眼前认真地数了起来:“一、二、三、四、五,足,足嘛!”本寂禅师用这样一个举动回答了来人:你对自己的足处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佛的手指也是五个啊!
出家人如果认识到自己的十足的本性,就会成为觉悟者,也即为佛。世人如果认识到自己的足处,也照样能成就非凡。立足于不足,求得对不足的改进来成就人生,总显得有些被动,远不如立足于足来得能动和有趣。如果有人要问在不足无常的世间足会在哪里?回答是:足不仅蕴藏在不足之中,足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禅理故事范文第6篇
所谓禅修，无非是要修行者在安静的环境和正常的生活中放下一切不必要的攀援和杂念，以便集中精神，用调身、调息、调心的方法，进行不断的修习。
禅修是为了修定，修定必先入静。所谓入静，就是指大脑皮层进入停止思维活动，心境平静，不受外界各种刺激，没有杂念妄想。“修静”既是修炼“静”的方法，自古至今多少修炼家、养生家、医家以及各个宗教派系，都十分强调和重视“修静”。因为只有做到息心清静、无思无虑，才能进入真气蕴氤的境界。禅定之法，古已有之，在释迦牟尼之前就已存在2000多年，古印度称它为瑜伽。佛教建立后，又作为佛教修证悟道的主要锻炼方法。
自东汉初佛教传入我国后，又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宗教流派融合在一起，互相吸取，互相促进，使我国的人体修炼之道更加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特别是禅定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佛教认为，修习禅定的目的，是得智慧、断烦恼、了生死；至于治病、健身、延寿乃至得神通，不过是修习禅定的副产品。但是仍然认为修习禅定能够祛病、治病，禅定达到“止”的状态，能使人身心“轻安”―轻快安恬，享受到一般人未曾尝受过的幸福安乐。禅定还能使人心得到提炼、升华，能增强人的自信心、自主性和自控能力，以适应自身和社会突发变异。佛教禅定“三学”中的“定”学，就是修习禅定的主要方法。佛教认为“因定生慧、定能生慧”，所以佛教把修习禅定作为探索人体和自然、乃至宇宙奥秘的手段。修习禅定虽说是一项繁复、艰苦甚至说是枯燥的工作，但确实是一项获益极大的锻炼方法；是提升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重要手段。
佛教“戒、定、慧”的三无漏学就是以“静虑”―禅定为中心，然后达到“般若”智慧的成就。修定的前提是“静坐”与禅的修炼，初修时总是从静坐―坐禅开始；坐是姿势，禅是一种高层次的思维，在静坐中参悟真谛就是坐禅。功夫做得纯熟了，行亦禅，坐亦禅，时时处处都是禅。禅定原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和生理现象，并无什么神秘之处。禅定最起码效果是改善体质，祛病延年，能让有病的系统得到充分的休息和修补。修禅首先要修心，心情得到调理，心理系统健康了，其他相应系统也就得到了休整，也就都健康了。静坐在我国也曾称为“定”，儒家就很提倡静坐，《大学》里就有“知止而后有定”，实际上是一种“静”的工夫所升华的境界，往往与禅修合称为“禅定”。在《庄子・大宗师》中也有一段孔子与其弟子颜回论述有关“静坐”而至“坐忘”的故事，这个“坐忘”就是修定所达到的境界。
静坐先求“静心”，心静则身安，身安则神宁。在平时我们并不太注意到这一点，总是在忙忙碌碌为名利而终日奔走，并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静下心来”，什么是“神宁气闲”，一旦想安静地坐下来认真反思一下的时候，才觉得思虑营营、心不能安。殊不知我们的心―意识、思想是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的，所以要想达到心静、神宁、身安，必先学会静坐。静坐也只是身体的一种姿势，通过静坐可以使心理活动逐渐清静下来，头脑中的思虑慢慢减少，血液流行也变得比较缓慢，心脏也因此减轻负担，籍以调节情绪，调制人的心意，使纷乱的思绪能够逐步归入有序，逐步入静。静坐虽然是一种意识感觉上的活动，可是通过静坐，可以用我们的心意来观察、分析和对治生命活动中产生的迷惘、过失和疾病。开发人体内在的潜能，发现真理，清除执见，从而达到身心的怡愉和发掘心性内在的智慧。静坐不仅仅是对身体的锻炼，也是对整个心态的调整锻炼。
在敦煌莫高窟有许多禅窟内塑有释迦牟尼佛像或其他佛像，主要就是供僧人坐禅用。行者手结定印，瞑目冥思；或心系佛祖、手结所观想佛菩萨的印契，做到一心清静，一念不起，既能达到息心止念与佛相通的效应。
其中第268窟是最早的禅窟代表作，此窟开凿于西魏时期。后壁中间开一大窟，塑一主尊善跏坐，双手结说法印。两侧各开一小龛，内塑身着百纳衣的禅僧塑像，低眉垂眼，结跏趺坐结禅定印，一副参禅入定相。
窟顶下部绕窟一圈绘有禅僧在禅窟内修行的情形，他们或在深山石穴之中，或在树林岩洞之中，窟前一片荒凉。禅窟间尽是山峦树林，飞禽走兽。禅僧结跏趺坐于窟中莲座上，尽管外界各种野兽和飞鸟躁动，窟内禅僧却在宁谧肃穆中入定静坐。在本窟北坡的一幅禅修图，更能体现出禅修者进入高深境界时所产生的心理状态。禅僧坐在禅床上，双目垂帘，倒持八字眉，头后有光轮，嘴角微微上翘，透露出微妙的内心活动。这不仅是修炼者进入高层次后的外在表现，也有可能是修炼者已达到禅定胜景―“大乘境”的安乐状态。
禅理故事范文第7篇
摘要：分析了贾平凹商州小说神秘性的原因及特点。分别从商州的地理位置、老庄思想中的神秘文化现象、佛教禅宗，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几方面阐述了其对贾平凹创作的影响。
贾平凹以《商州初录》拉开序幕，接着陆续创作了《商州又录》《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商州》《天狗》《远山野情》《黑氏》《商州世事》《古堡》《妊娠》《地》《五魁》《佛关》《晚雨》《龙卷风》《瘪家沟》等一系列中长篇，构成他独特的商州小说系列。对贾平凹来讲，故乡商州属先秦政治家商鞅的封地，历史悠久，山灵水秀。当外面的世界愈益现代化，“使人失去了单纯、清净”时，它愈显得古老和落后，“但也亦正如此，这块地方因此而保留了自己特有的神秘”。在他心目中，相对于现代文明而言，商州本身就是充满原始神话“传统性”所在：偏僻、美丽、野性而神秘。因此，他的强大而紧迫的愿望，就是用小说语言把它的魅力描绘出来，“向外面世界披露”，“对得起这块美丽、富饶而充满着野味的神秘的地方，和这块地方的勤劳、勇敢而又多情善感的父老兄弟”。他的整个“商州”系列，正是要全面展现故乡商州的神话传统。因此，商州小说弥漫着幽邃的神秘氛围。究其原因，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
一、地理环境的影响
在陕西省的陕北、关中和陕南三大板块中，商州居关中和陕南间的秦岭南麓，这是一个过渡、交叉地带。秦岭是中国南北地理的分界线，是南北两大自然形态的过渡区，气候、物象等呈过渡性状。秦岭还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分野，以北水入黄河，以南水入长江。而商州与黄河近若比邻，但纵贯商州的丹江却南入汉水，属长江流域。商州群山环抱，四面合围，形同骨节，其气象比关中平原灵秀却不如江南温婉，比安康厚朴却不如中原通达，别具气韵。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商州成为连接楚豫与秦晋的主要通道。商州的通道作用，沟通着两大文化体系：秦文化和楚文化，从而形成两种文化的交叉。与三秦文化不同的是，商州文化中的楚文化的韵味更浓。楚地山水的幽邃神秘形成楚文化的巫风神气。楚辞是楚文化的结晶和凝聚，而楚辞恰恰充满了迷幻绝艳的神秘氛围，令人神往和陶醉。楚辞的这种特点，不仅和作者神奇迷幻的构思方式有关，更和楚地的自然环境浓郁的巫风神气有关。除此而外，商州也有神异的景观和人文。单是贾平凹的家乡棣花镇便有“八观”：昙花胜迹，古塔钻天，松中藏月，怪石志异，南山飞瀑，二龙拱珠，圣庙神修，魁楼映瑞。这八观大都充满着神秘，如棣花镇前的丹江南岸，千仞的峭壁上，却凿有数十洞；洞崖的西南，耸一条弧形山岭，顶处偏缺了一个半圆，偏又在这半圆里，出奇地生出一片古松，远远望去，分明是“松中藏月”。还有北沟的“垒垒石”：“那是三间屋大的两块相叠的黑石，风能动之，人却难撼。人称怪石志异。”关于棣花镇得名的由来，也有神奇的传说：相传周朝有位姜娘娘，某日南游到此，歇脚时，将头上一枝簪花寄放在此，归来时忘记带走。后人修寺供之，并称此地为“寄花”，后谐称“棣花”。
贾平凹在故乡商州住了20年，商州文化中的神秘性特质浸染着贾平凹的文化意识，使他的心理图式中先天就有了神秘主义因素，并在后天生活中不断深化和完善。贾平凹曾这样剖析到：“有人批评我说，谁谁的作品里老爱装神弄鬼。实际上是从小生活在山区，由于是山区，山区多巫风。生活本身就充满着这个东西，农村本身充满好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而陕西它出现的奇人异事也特别多，这种环境特别多。这种环境一多吧，它不是说故意的，它只是把你影响得特别深……二是有个情趣问题，咱爱好那个，有时注意到它。”贾平凹说得虽然通俗，但也间接地说出了形成他作品特色的源流：不仅有先天环境的浸染，更有后天特意的探索。
二、老庄和道教的影响
仔细剖析他的商州系列，可以感受到他“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混沌感受中，感性地融合性地接受了中国的古典哲学，其中既有儒家的宽厚和仁爱，也有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是程朱理学对世界的客观唯心主义认识。在这种融合中，老庄哲学似乎占了较重要的地位”。
可以说老庄和道教最早进入贾平凹的精神世界。据说在拍摄由《鸡窝洼人家》改编而成的电影《野山》时，贾平凹陪演员体验生活，在米粮乡河滩上发现一块大石头，像一个人在坐着：头顶光亮饱满，脸部皱纹密集，长须垂胸。有人说像齐白石，有人说像泰戈尔，而贾平凹却认定是老子李耳，因为只有老子才这般飘逸、高大，并将其请入自己的书房，专门腾出一个书架供之，为其进香。他还专程远赴周至楼观台，拜访楼观道长，并与之论道。楼观台是道教的发源地，老子曾在那里讲授《道德经》五千言。老庄和道教虽说是两回事，却有着天然的联系。《老子》和《庄子》是道教的基本典籍。《老子》谈玄说道，富理于形，义理深邃；《庄子》意出尘想的构思，怪诞的形象，充满着神秘怪异的氛围，内含着神秘主义观念，包含着尚巫尚鬼的楚文化基因。以《老子》《庄子》为典籍的道教，大大发展了老庄的神秘主义，当然夹杂着大量迷信。贾平凹虽然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不会对其全部兼收并蓄，但老庄和道家那种神秘怪异的思维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的精神世界，并强化了其神秘主义色彩。于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在小说中，揭示着种种神秘文化现象。神秘文化现象主要指各种巫术活动，如易占，卜筮，星命，堪舆，气功，相术等。有的已被科学承认，如气功，有的尚属迷信行列。但这些文化现象已渗入民间的社会生活和深层意识,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化心理，是探讨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特征和集体无意识的主要依据。商州系列中的神秘文化比比皆是。如《商州初录》中老中医给狼治病，狼以德报德；《浮躁》中民间对阴阳风水的讲究，韩文举卜卦观天象，夜梦土地神；《瘪家沟》张家媳妇在瘪神庙祈子得子，侯七奶奶临终预言出现五个太阳果然应验，作家石头死后其妻却见他复活在花环上读书，炳银爷盗墓日与墓中白绢所书盗墓日恰巧吻合……这些巫文化现象看似率意写来，但在具体描写中又发人深省。《古堡》可以说是这个系列的代表作。小说以“古堡”为中心组成一个整体的神话框架。首先故事所在的某某村位于天峰、地峰、人峰三峰之间，三省交界处，刻意点出山灵水秀的原始地理风貌；说村人性野，崇尚民间巫术“神明”，表现出不居现代礼仪的原始野性。作者激情澎湃的写张家老二同光棍们跳“巫舞”，最后竟将摄制组那边的音乐渐渐压下去，后来竟无声无息。这类重在发泄的原始舞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使人透过现实生活的表层直溯人类意识深层，可以想象，原始的冲动力是多么强大。而古堡则傲然矗立在三峰之间的烛台峰顶，似乎居高临下地主宰着全村人的命运。古堡中神秘出没的白麝直接牵扯着重要人物的命运，白麝及其后代的命运与张老大及其家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同，荣辱与共的。这象征着人和自然的复杂关系，也象征的山民的复杂心理。这种神秘现象和现实的应和，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作品的厚重感和悲剧性。三、佛教禅宗的影响
佛教的禅宗对贾平凹的影响虽然晚些，但禅宗的妙悟也使他获益良多，甚至有后来居上的势头。禅宗是佛家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派，强调个人坐禅，顿悟成佛。禅宗思想浸润着我国传统文化心理，它打破线性思维，提供非理性的直觉体验，在沉思冥想中，进行大跨度的跳跃。
在中国古代作家中，贾平凹后来师法苏轼，而苏轼便是一位亲近禅僧，深谙佛道的一代文坛巨匠。苏轼笃信佛旨，其诗文受禅宗影响颇深，这对贾平凹的创作影响很大。贾平凹读了不少佛书，同禅师交往，向禅师学禅。他悟道：“他（禅师）讲法，有好多东西能够开拓你对这个万物的好多思维，你能想到好多东西。”直觉体验和顿悟心理作为禅宗独特的思维，是一种潜意识的直觉思维，呈一种恍恍惚惚，混沌的状态。他曾经这样描写“顿悟”：“跟定脚跟，竖起脊梁，无分昼夜，直得东西不分，南北不辨，如有气的死人相似，心随境化，触著还知，自然念虑内忘，心识路绝。忽然打破髑髅，原来不从他得，那时，岂不庆快平生哉？”1988年夏，贾平凹生病住院，在医院中和出院后写了《太白山记》《烟》《地》《白郎》《五魁》《佛关》等。他曾说：“病房那时候有病房的好处，心能静下来，一个人在，再没有人来干扰你，再一个他想象力丰富。病了以后，你躺在床上，安静下来，平静下来，脑子才游。”于是他便有这样的感受：“整日的独躺独想，起先认为是一种最残酷的刑罚，到后来便学得有吸大烟的效果……你想啥就来啥，睁着眼睛好像又在梦中，完全处于逍遥游……”这恰恰是禅宗的思维过程：经过“无非昼夜”的沉思冥想而达到“瞬间顿悟”境界。《太白山记》便是一部从禅的角度审视人生和社会的作品，既见禅的顿悟境界，又见境界的玄妙表达。整部作品包括20个短篇，没有统一的体例宗旨，有的谈玄说鬼，有的记琐闻杂识。《寡妇》里死去的爹夜里还魂与守寡的娘行，而娘又浑然不觉；《挖参人》中吝啬的挖参人悬挂照贼镜以护家却又被其妻看到了他横死的结局；《猎手》中猎手与狼搏斗到头来是与人搏斗；《杀人犯》中木匠用斧头劈下的人头竟是一层厚厚的垢甲……在这些作品中，禅趣不同程度的弥漫其间，既有艺术表现上的借鉴，又有对佛学禅理的渗透。曾有人这样评价：“贾平凹并非在《太白》中简单地重复人生如梦如幻的佛教义理，而是借用禅佛独特的思维结构和观察视角，以现代的意识去研究审视人类面临的永恒难题和生命的本质。”而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白朗》，却是禅意的另一种表现。这是一部精彩的传奇故事：英俊、潇洒、气度高雅的匪首白朗被手下败将俘获，他拒绝美色，却因此感动了对手之妻，助他杀死对手，重振雄风。结尾处却异峰突起。在他的庆功酒会上，由于两山鬼的诉说，他惊恐地自问：“我胜利了吗？我是山中之王了吗？”他一下变得苍老，手枪溜入泉中，化作一条鱼，他则变成了“居止无定，炼精服气，欲得道引吐纳之法的隐人”。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在胜利辉煌的瞬间变成了一位隐士，这是白朗的顿悟，也是作家的顿悟，更是一种禅宗境界。《五魁》中的五魁视心爱的女人为“女神”，无丝毫杂念，不越雷池半步；一旦女人死去，防线崩溃，他做了匪首，竟娶了11位压寨夫人，这也是一种顿悟。这些作品的可贵之处，是贾平凹以现代意识观照着他的创作题材，实现着现代意识同禅宗的融汇与结合。
四、拉美魔幻主义的影响
对贾平凹的创作影响比较重要的还有禅宗思维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结合。拉美魔幻主义是对贾平凹影响最深的外国文学流派。魔幻现实主义是拉丁美洲的土特产。拉丁美洲是一块神秘的大陆：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历史悠久的古代神话，原始古朴的印第安习俗，偏僻落后的乡村生活，现代时髦的都市文明以及激烈动荡的政局，所有这些因素都奇妙地组合在一起，梦幻的历史和神奇的现实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于是魔幻现实主义便用谈神说鬼的方式，打破主客观世界的界限，用复杂多变的结构，编织富于虚幻色彩的情节，打破时空的限制，追求神奇的艺术效果。这样看来，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和禅宗思维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其代表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更是创造了一个神异诡谲的世界。所以贾平凹说：“我特别喜欢拉美文学，喜欢那个马尔克斯和略萨。”这种相似使贾平凹结合了祖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拉美文学的艺术营养，使他的创作根深叶茂。他的好几部作品中都描写了这样的老人：他（她）渐渐不知道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常把阴阳颠倒，把生者和死者拉到一个生活天地里，说着混混沌沌的呓语，如《古堡》中的云云的奶奶，《瘪家沟》中老黄等。《烟》可以说是禅宗和魔幻主义手法结合的典型。《烟》是从佛教的“神不灭论”，“轮回转世”获取灵感而编织的“灵魂转世”故事，显示着禅宗的思维；其中的三世互现，谈神论鬼，打破主客观界限乃至采用意识流动的手法又吻合魔幻现实主义。当世憨厚的边防战士石祥突发烟瘾，竟具有了窥见前世的功能：他的前身是一位俊秀潇洒的山大王，本领高强，抽起烟来也极具神功……几十年后，他用过的烟斗奇迹般地落到他灵魂转世的石祥手中。石祥有着山大王的烟瘾，却没有山大王的潇洒风流。后来石祥走到南疆的一个山洞，犯了烟瘾又无烟抽，昏沉沉又见到来世：竟是一个丑陋的囚犯。狱中无烟可抽，一直到临刑，才抽上一口烟……当石祥从梦中醒来，被一块飞进石洞的石块击毙，临终前，也终于抽了一口烟……英武的山大王、憨厚的边防战士、丑陋的死刑犯，性格、命运的差异如此之大，却又联系在一起；而且，石祥的三世有着共同的嗜好：抽烟，一样的归宿：死。于是作家借用禅宗的智慧和魔幻手法，在一个充满佛理意蕴且充满神异魔幻的故事中寄寓了对人的本质和世界本原的神秘的玄思。
综上所述，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中，既有老庄和神秘现象思维的交叉，又有禅宗和魔幻现实主义的融合，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穿插交错的。
参考文献：
[1]崔志远：《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
禅理故事范文第8篇
关键词： 佛教 性灵说 许地山 《命命鸟》
信仰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灵魂。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作用。而作为其中之一的更是在人类数千年的社会历史变迁中发挥了一种不可替代的，让后人褒贬不一的作用。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宗教让人类社会的发展更具有人文色彩。纵观人类历史，宗教一直是人类文化知识活动领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和科学及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如哲学、文学、艺术、道德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始社会的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大多表现为巫术、神话或者宗教观念的形式，表现于文学艺术方面的则有赞歌、娱神的音乐舞蹈以及表现宗教的绘画或雕刻等。
宗教与文学，这两个概念在历史的进程中总是相互交织而共同发展。正像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学的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一样，中国文学的充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佛教广泛传播的结果。“人的最高境界为真善美，其中哲学是真，宗教是善，艺术是美。”[1]宗教作为一种内在力量在中国文学的文明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愈加明显。
学者周群教授在《宗教与文学》这本书中也论述了宗教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宗教与文学的三大共同点：首先，都是人本精神的体现，都是为了营造人类精神憩息的家园；其次，都以想象为重要特征；第三，都具有潜移情志、感动心灵的功能”。[2]文学更多地关注人类自身的生存境遇，注重人的精神扩张，在创作的目的、思想、价值取向以及境界追求上都与宗教有着很大的不同，为了文学意味的渲染以及内在张力的扩张，文学有时候会适当地“牺牲”宗教那种虔诚的信仰与执着，而是在真善美的铺陈中寻找最为人性的契合点。而佛教，作为宗教的一种，源远流长，其教理是改善自己和帮助其他生灵共同进展，相互成就。佛教鼓励人们积极承担对自身面对的问题并用智慧的方法解决，导归劝善，让人的心灵达到物我皆忘的境界。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对中国古典文学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佛教之于中国古典文学
佛教在两汉之际就传入了中国，但是在东晋之后才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产生在南朝。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经过传播来到中国，逐渐带入了中国化的特点。“佛教的‘中国化’和‘化中国’都深刻影响到南朝的社会文化、士人心态和文学艺术”[3]。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新变的过程，与中国文学的发展相得益彰。“在佛教传入中土以前，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是受儒学影响而形成的功利性的文学思想，重伦理，重政治。具体表现是儒家的‘兴、观、情、怨’。这种观点并没有涉及文学的真实问题，更没有觉察到文学的审美特质。佛教传入后，中国古代文论重新定义文学的真实性，产生了新的文学观念和理论。”[4]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论是文体的开创、技巧的表现、文藻语法的讲究、境界的创新、内容的蕴涵、价值观的突显等，对人们思维领域的扩大，产生既深且广的影响。中国自汉魏以来，散文和韵文日渐骈丽，相对的，佛经却以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出现于世，经典或以长行、重颂、譬喻宣扬佛法，或纯以讽诵传播教义，这种新文体深深地影响了以后的文学发展。
同时，佛教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特别是般若空和禅宗的思想，丰富了诗歌的内容以及意境。南北朝时期文人学士多与高僧交往，因而一些诗人的作品中就融入一切皆空的思想，佛学思想的广泛应用，也使中国诗歌史产生新的局面。晋代被称为“山水诗鼻祖”的谢灵运，就对佛学有着深刻的研究，将山水与佛教义理相结合，师法自然，一切皆空，其诗歌所表达的独特韵味亦使人心驰神往。到了唐代，诗歌与禅宗的联系就更加的紧密了。“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以来，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到了唐代已经成了中国人寄托彼岸情怀的理想净土”[5]。唐代著名诗人如白居易、王维、杜甫等，常与禅师往来，谈禅论道，受禅师们的潜移默化，以诗表达禅理、禅趣，为唐代诗歌创作开了一条路。以禅入诗，是唐诗的特色。如王维的名作《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表现无常寂灭的心境。而孟浩然、柳宗元等，其诗歌也与佛理相融和，达到以文学弘扬佛法之功。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审美范畴“性灵说”也是吸入了佛教思想的精髓。“就‘性灵说’而言，其纵向渊源或与先秦本土以来的‘神灵论’、孟子的‘心性论’有关；其横向渊源，则与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貌、、哲学流派、文学思想、审美观念、诗文创作等密切相关”[6]。性灵说的完善是由明、清的“公安三袁”和袁枚完成，其探源空间也是十分广阔的。著名的士大夫范泰、谢灵运、颜延之、何尚之都使用了“性灵”一说，加之他们都是虔诚的佛教信仰者，所以“性灵说”中融入了大量的佛教情怀。“从范泰、谢灵运使用‘性灵’一词的语境来看，他们的‘性灵’显然是与佛教密切联系的。‘性灵’的‘性’，就其思想来源，很有可能是‘佛性论’”[7]。可见，佛教教义在当时社会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对当时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作用，佛教经籍繁多，其实不超出“四谛”，即“苦、集、灭、道”，只有通过修行，才能脱离苦海，达到不生不灭，永恒寂静的境界。不论是田园诗人还是性灵学说都自然而然地吸取了佛教的精髓，将普度众生的佛教精神渗入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之中。
二、佛教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自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就与中国文学结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佛教教义借助文学的形式得到广泛传播，在中国不只扎了根，而且发扬光大，结了不少原产地所没有的果实，中国文学也受其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其中包括作家思想和创作。自魏晋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文学，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后来的小说、戏曲，都可见出佛教理论和经典文体的渗透与影响。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依然可以看到佛学与文学的关联。鲁迅、周作人、苏曼殊、许地山、老舍、丰子恺、沈从文、宗白华、汪曾祺、贾平凹、史铁生等人的作品均透着他们对佛学思想的深切领悟和体验。
在社会动乱、民生疾苦的时代，佛教无疑是人们超越苦难的最理想精神寄托方式。这是佛教能在中国推行开来的原因。鲁迅对佛教的偏爱，许地山对佛教的依恋就是当时政治动乱，生命无依无托的一种深层心理的需要，苦难大都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亲身体验。原始佛教在肯定人生是苦的同时，也提出了解脱之法，即皈依佛法僧三宝，四大皆空，劝戒世人修持得福。看破红尘，出家修道，是修持；不出家，能够敬三宝，持斋茹素，也是修持；再其次，只是乐善好施，克己利人，也是修持。出家是看破红尘，涅槃是最终的解脱。鲁迅在自己的小说中多次流露出了对佛教的执着，人生是苦，万法皆空，他关注苦难，关注中国人的国民性，并从中体会到了生存的艰辛与严酷，他笔下的祥林嫂即是最典型的代表，她一生都在悲剧中跌跌撞撞，最后到死只祈求死去不受惩罚，来生能有好命。这显然有着封建思想的残余，但是鲁迅长吁了一口气，将这种轮回的理念交给了更为广阔的佛教空间，这是鲁迅的精神放达，也是佛教与中国文学交织的结果。
若说佛教思想对现当代作家影响较深的是许地山，他的作品中宗教意识浓厚，字里行间也常常感染着宗教的情绪。“许地山的母亲是虔诚的信教徒，父亲许南英自号留法头陀和毗舍邪客，还有一位信禅宗的舅舅，很早就教导他读过不少佛经，这对他以后的创作影响是极其深远的”[8]。可见，许地山的家庭环境对于他内心向佛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许地山对佛教的依恋就是当时政治动乱，生命无依无托的一种深层心理的需要，苦难大都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亲身体验。正如许地山所言：“所以我看见底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底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因为这是必然的现象。”
《命命鸟》正是许地山最具有宗教意味的一部作品，主人公敏明和加陵是一所学校的学生，因纯真的爱情遭到双方家长的反对，在体味到人生苦之后，他们走入水中，得到了永恒的解脱。许地山将故事发生地选在了缅甸也是颇具意味的。“加陵对于敏明而言，已经不是生死爱恋的爱人，而成了在生死海中痛苦流转的众生之一。而正因为如此，这篇小说已经不是单纯的描写敏明和加陵的爱情故事了，已经升华到宗教的高度，众生男女都是‘那世界的命命鸟’。对于敏明而言，世俗世界‘仰光’也成了彼岸世界，而佛国净土则成了此岸世界”[9]。佛教认为，通过修持，完善自我，宁静心灵，就能达到涅槃之境。在有中国佛教之称的禅宗那里，心性是惟一的解脱之路。禅宗认为世间万事万物以及成佛得道都在人的自心即真如本性之中。许地山在内心秉持宗教的信念，如果按照他对于佛教的融入，那么《命命鸟》中的敏明和加陵就不是走向死亡，不是悲剧，而是拜托了人生的痛苦，升入了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对死的尊重，也是对佛教所传达的精神的尊重。
参考文献：
[1]王利芬.1976-1922：宗教与文学——从一个角度对今年文学的回顾.创作批评论：36.
[2]李耀威.《宗教与文学》中佛教与文学关系研究.研究者，2011.08：22.
[3]普慧，刘林魁.六朝佛教与文学研究的又一力作——评高文强《佛教与永明文学批评》.长江学术，2008（3）：169.
[4]陈薪羽，找小琪.近三十年来佛教与文学关系研究论述.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1）（总第124期）：127.
[5]韩伟.探究宗教与文学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6-15（第007版）：1.
[6]普慧.佛教思想与文学性灵说.文学评论，2012（2）：139.
[7]普慧.佛教思想与文学性灵说.文学评论，2012（2）：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