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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罗马修辞学校20年
昆体良公元35年出生于罗马帝国西班牙行省埃布罗河上游加拉古里斯的一个小镇。少年时代,昆体良进入由著名文法教师里谬斯・帕利门在罗马开办的文法学校,学习拉丁文法、文学和作文等课程。以后,他曾担任著名律师、雄辩术教师多米提乌斯・阿弗尔的助手。这个时期的经历,为昆体良一生的教育活动奠定了基础。58年,他离开罗马,回到西班牙,主要从事律师工作,同时讲授雄辩术。68年,他随当时的西班牙总督、不久成为罗马元首的伽尔巴重返罗马。
公元70年,是昆体良一生教育活动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罗马新元首维斯帕芗在罗马历史上首次开办了由国库支付薪金的国立修辞学校,包括一所拉丁语修辞学校和一所希腊语修辞学校。昆体良受命主持拉丁语修辞学校,从而成为罗马教育史上第一位公职教师,也是罗马第一位由官方授予的教授,直到90年退休,前后长达20年之久。在教授雄辩术的同时,他兼操律师业务,这使他有可能以当律师的丰富实践经验充实教学内容,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90年以后,他主要从事著述,一度曾担任元首图密善两个侄外孙的家庭教师,并因此被封赠执政官的荣誉称号。
在古罗马教育史上,昆体良是最负盛名、影响最大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他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了罗马学校教育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教育思想,对罗马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后世特别是西欧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研究,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昆体良的主要著作有《雄辩术原理》、《论罗马雄辩术衰落的原因》等。此外,在他生前,他的学生未经他本人的同意,整理、出版过他的一部分讲义和两卷法庭辩护词。但仅有《雄辩术原理》一书传世。《雄辩术原理》写作于公元91-94年间,公元96年正式出版,约65万字。原书用拉丁文写成,从近代以后,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等多种文字。仅英译本就有若干种,其中较为著名的是斯迈尔的节译本《昆体良论教育》,英国牛津大学1938年出版。还有巴特勒的全译本,伦敦威廉・哈涅曼出版社1921年出版。1989年,我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昆体良教育论著选》,作为《外国教育名著丛书》的一部分,约18万字。
昆体良的教育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在《雄辩术原理》一书中,昆体良总结了自己成功的教学经验,也总结了古代西方世界教育实践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在教学方法方面的经验,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雄辩术原理》全书共12卷,主要探讨有关雄辩术的各种理论问题。其中第1、2、3、12等卷,系统论述了雄辩家的培养和教育,集中反映了昆体良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特色。第l卷包括前言和正文(共12章),主要分析雄辩家教育的目的、形式、过程、内容和方法。第2卷21章,系统探讨了雄辩术的性质和目的,着重论述雄辩术教学的基本方法。第3卷讨论雄辩术的起源、组成部分和规则。第12卷包括前言和正文11章,主要阐述理想的雄辩家所应具备的各方面素质,特别是道德品质。以及道德教育的方法。上述各卷系统总结了作者一生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针对罗马教育当时存在的各种弊端,较为全面地提出了雄辩家教育的基本原则和设想,尤为详尽地阐明了有关教学的理论。
昆体良在哲学上奉行斯多噶学派。像其他斯多噶派的学者一样,他十分重视道德的问题。他把伦理学引进他的教育思想中,因此重视德行的培养就成为他的教育理论的一个特点。西塞罗在论述对雄辩家的要求时,着眼点只在于雄辩能力,而不关心他们的道德品质。昆体良对西塞罗推崇备至,但他 “当仁不让于师”,他认为他有责任弥补这一缺陷而比西塞罗更前进一步。昆体良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把众多的雄辩术研究者比作一群出航的旅客,出发时,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千帆竞发。走了一段航程后,人渐渐稀疏了。最后,走到天水相连、茫茫一片的海洋之上。这时,昆体良只能隐约看见一个同行者,此人就是西塞罗。但是西塞罗已经落帆停桨,停止前进了,而昆体良却还要以西塞罗的终点为起点,再航行一段路程。昆体良所要航行的这段路程,就是进一步讨论雄辩家的道德修养问题,即一个雄辩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痛感社会上道德沉沦的昆体良坚持把良好道德的培养放在教育任务中的首要位置。他所培养的雄辩家,必须是善良的精于雄辩的人,善良是第一位的,在雄辩术上达到完美之境是第二位的。
昆体良认为,如果一个人掌握了雄辩术却用之于教唆犯罪、陷害无辜、与真理为敌,教授雄辩术的教师就不是给战士以武器,而是给强盗以武器。如果上天赋予人以说话能力,却被人用去犯罪,倒不如生来聋哑、没有理智更好。不言而喻,要培养出具有崇高道德的雄辩家,只有道德高尚的教师才能做到。昆体良这样要求别人,他自己也是值得称颂的榜样。从教育理论着眼,昆体良摆正了德与才的关系,强调了德才兼备。他说:“在我看来有德行的生活甚至较之最卓越的雄辩才能更为可取。”
在昆体良看来,对于雄辩家的培养要“从咿呀学语开始,经过初露头角的雄辩家所必需的各个阶段的教育,一直到雄辩术的顶峰。”具体来说,分成以下几阶段:
第一阶段:家庭教育。昆体良非常重视幼儿教育。他认为,幼儿教育可以在德行和知识方面为雄辩家的培养打下初步的基础。幼儿教育是在家庭里进行的,父母、保姆、家庭教师都是幼儿的教育者。尤其强调保姆必须是一个具有良好的品德和说话准确的人,因为她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幼儿。
第二阶段:初级学校。昆体良反对古罗马贵族聘请家庭教师的传统做法,主张应尽早让儿童接受学校教育。在他看来,家庭教育容易使孩子养成冷淡、自夸和羞怯的习性,而学校教育则不同。学校里学生集中,不但有结交朋友的环境,而且也有竞争、互相观摩学习的机会,因此,从学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一般都能很快地胜任雄辩家的角色,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讲。昆体良认为,在初级学校中,儿童主要学习阅读和书写。
第三阶段:文法学校。此阶段设置的课程很广泛,包括文法、修辞、音乐、几何、天文、希腊语、拉丁语、哲学(物理学、伦理学和辩证法)。
第四阶段:雄辩术学校。要求学习一些与雄辩术有关的、更深的课程,例如辩证法(逻辑)、伦理学、物理学(自然哲学)等。此外,为培养雄辩家,还要进行说话能力、演讲和辩论能力等基本能力训练。
昆体良在《雄辩术原理》中提出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课程计划,奠定了西方分科教学的基础。总体而言,《雄辩术原理》中规定的课程内容为“七艺”(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他讨论了这些学科的特定内容、教学方法步骤以及学习该学科的重要意义。同时,《雄辩术原理》中还对学科教学法作了专门详细的论述。例如,文科教学法、阅读教学法、识字教学法、语音教学法、音乐教学法等。昆体良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奠定了西方分科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现在的年轻人都处于喧嚣的生活环境,叶嘉莹先生提出并由她本人展现的“弱德之美”,仿佛惊鸿一瞥,给了我们很多思考。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2021叶嘉莹先进事迹材料作文5篇,欢迎阅读,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叶嘉莹先进事迹1叶嘉莹为她一生获得的学者、教师和诗人等众多名号排了个序,说大半生的时间都用于教学了,所以首先是教师,其他的都排在这后面。
“我天生来就是一个教书的。”叶嘉莹说。从1945年大学毕业至今,她在讲台后站了整整70年。
初回南开,叶嘉莹白天讲诗,晚上讲词,堂下座无虚席。她写下了“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的句子。
诗词几乎是叶嘉莹生活的全部,尤其现在当她孑然一身迈入老年,给年轻人讲课成了她最愿意做的事。只要有人邀请,她都欣然前往。30多年来,她曾经应邀到国内几十所大学讲学,举行古典诗词演讲有数百场之多。
“我一直在教书,这是情不自已。”她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不讲给年轻人知道?你不能讲给青年人知道,你不但是对不起下面的青年人,你上也对不起古人。”
当被问及,为何在如此高龄,还要坚持推广普及古诗的吟诵时,叶先生这样说:“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年轻人。以前我上课大多是在讲批评啊讲欣赏啊,但是我没有教吟诵。近代之后,吟诵被认为是腐朽落寞的文化,逐渐不被提倡。离开台湾后,我觉得吟诵要是断绝了真的可惜。不留下正统的吟诵,我觉得对不起下一代的学生。”
古典诗词该用什么方式来传承?这是个讨论了很久的议题。
叶嘉莹的答案之一是吟诵,古人讲究“吟而成文”,中国古诗词由吟诵而始: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出自《周礼》,乐语是古代贵族子弟美育的重要部分。从周朝开始,我们的学习就是伴随着吟诵开始的。吟诵是学习古典诗词的重要法门,它所带来的兴发感动的体会,是深入理解古诗词的基础。”
在国外生活了许多年的叶嘉莹强调:只有中国有吟诵,其他国家的文学没有。英文诗有朗诵、朗读,也有轻重的读音,但是没有我们这样拿着调子的吟诵。所以他们把吟诵翻译成chanting,这样翻译并不准确,因为chanting 其实是佛教做法事时的念诵,与诗歌的吟诵不同。
她对于吟诵非常“执着”,在《掬水月在手》里,能看到许多的吟诵镜头。叶嘉莹觉得,吟诵是“复活”诗人生命的手法,要读懂词人,就是要进入对方的语境中,过别人的人生。
当诗词加上韵律声调,不仅更好记忆,也离作者的情感世界更近一步了。
叶嘉莹先进事迹2叶先生说:“其实我一生经过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来,我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这与我热爱古典诗词的确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为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功用,这是一件极可遗憾的事情。如何将这遗憾的事加以弥补,这原是我这些年来的一大愿望。”
1948年,她随丈夫渡海来台。在之下,丈夫因思想问题入狱,几年后出狱,却因长期囚禁性情扭曲,动辄暴怒。为了老父和两个读书的女儿,她辛苦教书维持整个家庭,极尽忍耐。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把她从悲苦中提振了起来。“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一句,如当头棒喝。她跟自己说,要把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杀死了,就不再为它烦恼。1969年叶嘉莹携全家迁居加拿大温哥华。1976年3月24日,长女言言与婿永廷以车祸同时罹难,又一次给了她沉重的打击。料理完女儿女婿的后事,她闭门不出,日日哭泣,写了10首哭女诗。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她叹命运不公,反思劳瘁一生的意义。
经此一难,叶嘉莹突然觉悟到,“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
1978,她向中国政府申请回国教书。一年后,她收到了中国教育部批准回国教书的信,安排她先去北大,不久,又应李霁野先生之邀去了南开。每年3月,温哥华的大学停课放假了,她就飞回国内讲学。如此奔波30多年,直到2014年,她决定定居南开。
叶嘉莹先进事迹3很多人在她身上也看到了“弱德之美”。
“我是一个生来就属于所谓‘弱者’的女性,我的一生可以说都是随命运的拨弄和抛置。”她说,“但是我不跌倒,我要在承受之中走我自己的路。”
2000年起,她开始在南开招收研究生。
她不喜欢麻烦别人。回国教书后,她在南开大学校园内独自居住,不请保姆。一次起夜,她在卫生间滑倒,摔断了锁骨,怕影响秘书休息,她在地上躺了4个多小时,天亮才拨对方电话。
为了节省做饭的时间,她让秘书可延涛买好速冻水饺,最多一次买了10斤。可延涛说,叶先生对学问的要求很严谨,但对生活的要求很低,特别是不愿意在吃饭穿衣这样的琐事上浪费时间。她的衣服好多都是二三十年前买的,很旧的衣服,她也从不舍得扔掉。有的破了洞,叶嘉莹就自己拿针线把缝好。
沈祎记得,到叶先生家里拍摄时,她捧着饭碗大口吃饺子,但从没有衣着随意、不打扮不收拾的片刻。
一生里,她最看重“教师”的身份。直到91岁时,她还在家中给学生上课。她要求学生读文献原文,多背诵。对于不认真的学生,她会严厉地批评,语气近乎呵斥。但学生如果刻苦认真,即使谈诗谈得笨拙可笑,她也宽容。
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学生钟锦曾回忆,有一次同学们在课堂上各抒己见,一个年纪挺大的师兄说得完全不对路,旁人都听不下去了,但他非常认真投入。一看叶嘉莹,她用书把脸挡着,躲在后边悄悄地笑。
只要血压平稳,学生和朋友们传来的邮件她会在晚饭后逐一回复。哪怕是收到群发的风光图片,她也会一个手指敲打键盘,认真地回复“收到,谢谢”。
热爱古典诗词的陌生学生写信或邮件给她,也能收到她的回应。
从物理系转读古代文学的学生考研失利,写邮件给叶嘉莹。叶嘉莹用家里座机打电话给他,鼓励他不要灰心。还有的学生没奢望过回复,信里没有留联系方式,她便托秘书顺着信件里的信息找到对方。
外出讲座,她每次仍站着讲两三个小时,有学生发现,叶先生腿都肿了。
为了让她有更好的讲课、开会、研究的场所,一位海外学生提议修建一所学舍,就像古代的书院一样。世界各地的学生开始响应。
“他们每个人都出资不菲。”陈洪回忆迦陵学舍的筹建,“若干学生听说了就来了,有学生说所有家具都是我的,有的说所有电器我都负责了。他们都是十几年前甚至三四十年前听了叶先生的课。”
2015年,迦陵学舍落成。叶嘉莹在海外讲课的录音、录像以及研究资料装在150个纸箱分批运回国,大小不一的旧行李箱上贴着注明“资料”的纸条。
这座中式四合院,东邻南开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思源堂,西面是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的故居宁园。
《掬水月在手》纪录片大部分场景在此拍摄。看过这部纪录片,戴锦华直言,我们面对叶先生的诗和她本人会“失语”,“所有的语言都显得丑陋”。
有观众想到了叶嘉莹在台北写的一首诗,最后两句“千年沧海遗珠泪,未许人笺锦瑟诗”。叶嘉莹认为,李商隐诗歌凄美,不必因为没人作出笺注引以为憾,而是根本无法笺注,因为诗中幽隐难言又深广如海的寂寞,远非笺注所能为力。“叶先生为文、为人里幽隐难言又深广如海的寂寞,也是我们所难用语言表达的。”
“捧起一把水来,天上的月亮就倒映在水中。水里的光影离你很近但又离你很远。我觉得天下的美都在于一种‘距离’,在你的想象之间,可望而不可及。”叶嘉莹这样解释“掬水月在手”。
一名学生体会过这种美。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叶嘉莹站在台上讲课,他站在距离叶先生十几米的地方静静听着。“她讲的每句话你都能听懂,词里的美也能领略到,可就是觉得离叶先生那么遥远。”
有人形容这种感觉,“月光很近,但月亮很远。”
但叶嘉莹只谦虚地说,我只是水中之月。
叶嘉莹先进事迹4叶嘉莹说自己“好为人师”,因为急于把自己所知道的诗词里的好处告诉别人。
她阅读涉猎广泛。中国的、外国的,文学的、心理学的,经典的、畅销的,她都看。
受聘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20年间,叶嘉莹几乎每天开车经过西南海边大道。大道右边是高高的森林,左边是住宅区,越过住宅区,是广阔无边的太平洋。退休之后,只要从中国讲学回来,她仍每天风雨无阻地在这条路上往返,去亚洲图书馆看书、研究、撰写新的论著。除了午饭时分到休息室吃自带的三明治和水果,她要待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开。
她在海外查着英文字典教书,英文提高了,就去听西方人的课,借西方文学理论的书。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中有的说法与中国传统诗论有暗合之处。
叶嘉莹指出:中国传统文论, 需要以西方的新理论来补足和扩展。
她讲心与物相感的关系,是中国传统诗词的“比兴”,是西方现象学所说的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她讲秦观填词的用字和内心的敏锐时,提出希利斯·米勒的观点——不管小说的内容有多少不同,他总能在不同故事、情节和风格之中,找到作者的本源。她因此解释用词源于“真正心灵情感的本质”。
谈到温庭筠的《菩萨蛮》,一句“懒起画蛾眉”,她讲杜荀鹤和杜甫的诗,也用西方学符号学的观点解释:“蛾眉”就是联想轴上的一个语码。因为“照镜画眉来做托喻,在中国文学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可以唤起我们的联想。你一看蛾眉,就能想到离骚中‘众女嫉余之蛾眉兮’,想到李商隐《无题》里的‘长眉已能画’。”
近些年,她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本科时读英文专业,然后去国外学西方理论。回国后,将这些理论生搬硬套到自己的文化上。她觉得这不可取,必须先对自己的文化有充分的了解。“理论是荃,目的在鱼。”
她创造了一个名词“弱德之美”,诠释中国古典诗词美感特质的本质性。她说,弱德不是弱者,弱者只趴在那里挨打。弱德就是你承受,你坚持,你还要有你自己的一种操守,你要完成你自己,这种品格才是弱德。
叶嘉莹先进事迹5对叶嘉莹而言,更沉重的打击在52岁那年到来。她曾对大女儿说早点生孩子,我退休了可以帮你带。这是她对自己晚年的另一种设想。
1976年3月,52岁的叶嘉莹在美国东部参加亚洲学会。她收到大女儿和女婿车祸去世的消息,立即飞往多伦多。回到温哥华后,她把自己关在家里,接连数十天闭门不出。
她在《哭女诗十首》里,写“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老瘁竟何为”,“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参加完葬礼,她回来学校工作。见到同事朋友学生,最多眼圈一红,就低头走过去了。“她的丧女之痛,似乎都用学问和诗词抚平了。”叶嘉莹的朋友刘秉松回忆。
导演组问她,这种抚平,是因为叶嘉莹不敏感吗?
“我觉得她不是不敏感,她对诗词中那些幽微的情感体会得那么透彻,怎么会是不敏感呢?恰恰是古诗词救了她。古诗词给予她生命的精华,让她的生命永远停留在那么高的层次。她的苦痛都被诗词溶解了。”在刘秉松看来,“人生最难就是把自己退到一个位置,用相同的态度去接受一切去轻而化之。”
女儿的离世几乎彻底改变了叶嘉莹的后半生,家庭已经不再是她所谓的牵绊了。
“她觉得上帝听到了她的心愿,但是她有未完成的任务,所以带走了她的女儿。”《掬水月在手》副导演沈祎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她要这样去说服自己或这样去相信自己接下来的使命,其实是以他的亲人的离去为代价的。”
诗词帮助她缓解丧失亲人的痛苦,提醒她还有诗词传承的使命。
女儿去世的第二年,她再次回国探亲。那时_结束。在火车上,她看到年轻人捧着《唐诗三百首》,高兴得不得了。在长城参观时,买到《天安门诗抄》。
“我当时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劫难,还是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她觉得“平生学的这点东西”,还可以报效祖国。
1978年,叶嘉莹给国家教委写信,申请回国教书。
1979年,叶嘉莹回南开讲学之时,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只是帮忙提行李的中文系研究生。每次往返加拿大与中国,她都自费坐经济舱,讲课也分文不取。
陈洪坦言,当年叶先生还是有些“囊中羞涩”。自己跟着叶嘉莹去水果摊,3堆橘子价格不同,叶先生一定买最便宜的。
在北大最大的阶梯教室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跑来听这位北美教授的课。她回忆叶先生讲《古诗十九首》,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看到了另外一个智慧的女性师者的美”。戴锦华说,“叶先生是我当时毫不犹豫地选择未来要做教师的重要和直接的推动力。”
叶嘉莹写竖排繁体的板书,一边说一边写,速度很快。因为经常写板书,粉笔灰使她的手指总是皴裂。她的右手拇指和食指上总贴有胶布。
一些听过她的课的朋友,常常告诫她,讲得不要太大声,要节省点精力,注意身体。但她一讲起课来,就什么都忘了。
因自小接受“声闻过情,君子之耻”的古训,叶嘉莹不喜欢过分热闹的铺排。但只要邀请方以弘扬古典诗词传统的重要性劝说,她都答应了。
“虽然我知道国内有不少才学数倍于我的学者和诗人,传承的责任也不一定落在我头上。可是我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种不能自已之情。”她给大学生讲,也给幼儿园的小朋友讲。密集的时候,隔一天一讲,每次3小时。
有的课程录像中能看到她轻微地咳嗽,但是她的语调没有降低或减慢。“如果用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我讲课,就是,‘余虽不敏,然余诚矣’。”
她的讲稿被整理出来,有学理工的学生看了一个通宵。
1990年,叶嘉莹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退休。她决定捐出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在南开大学设立“叶氏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驼庵”是顾随的号,“永言”则从她已故的大女儿和女婿名字中各摘了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