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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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范文第1篇
“Physicist”这个词，翻译成“物理学家”并不是特别恰当，中文一说“家”就太庄重，这就好比“练武术的”跟“武术家”的含义完全不同一样。我认为最好的译法应该是“干物理的”，不过我的确更喜欢“物理学家”这个称呼。所以实际上我是个干物理的，并且干得很一般，是个普通物理学家。
不搞科研的人往往不知道物理学家是干什么的，我以前也不知道。我上高中的时候流行一套《第一推动》丛书，我看了这套书之后认为物理学是最好的工作，是为了理解宇宙、为了人类至高无上的好奇心而工作，所以就决心学物理。
一直到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仍然认为这些肉麻的话是正确的。物理学是伟大的，因为它追求的是统一理论，物理学也是有趣的，因为有量子力学。外人谈物理学家，甚至很多物理系的研究生谈物理学家，常常是这种抒情的文艺腔。但抒情描写并不是“物理学家干什么”这个问题的全部答案。
真实的物理学家只关心未知的物理。他们的工作不是学物理，而是“发现”新物理。喜欢看物理科普的是“物理粉丝”，喜欢看物理书的是“物理系学生”，物理学家只爱看论文。他看论文不是为了欣赏别人的论文，而是为了看看自己能否从中得到什么灵感，好做出自己的工作。
物理这个行业干的事情很像当初欧洲探险者四处航海追求首先发现某个新大陆，“谁先发现的”比什么都重要。物理行业是个高度竞争的行业。正如一个沐雨栉风的探险者不仅仅是为了旅游观光一样，一个物理学家起早贪黑地搞科研，绝不仅仅是因为“好奇”，更是为了“先”发现。
真实的物理学家一向都是吵来吵去的。最有意思的是，你在物理学术会议上做报告时，别人提问题很少是因为对你的工作好奇，而是质疑你的学说，或是提醒你没有提到他的相关工作。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那就是你的对手一定会提问。有人说两个物理学家在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吵得面红耳赤比较小人，但面红耳赤才是真正的物理学家。写在课本上的、在课堂上教的东西其实应该叫“物理知识”，真正的物理学充满变数，是物理学家的战场。
对我搞科研的勤奋程度刺激最大的“非物理因素”可能是各种会议。第一次参加物理会议的研究生，可能觉得跟自己课题相近的东西最有意思。而对一个物理学家来说，学术会议简直跟比武大会差不多。你会发现很多人的工作都没什么价值，有的老头子一张图讲了好几年，你甚至会发现有些人的研究结果根本就是错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你会发现很多人的确做出了非常漂亮的工作。
对一个真实的物理学家来说，开会最有价值的发现可能莫过于别的组正在做一个你也在做的东西。比赛开始了！谁先做出来就是谁的！我曾经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很刺激。有一次是我本来想做，但看到别人已经做了，只好放弃。另一次是我做得差不多了，突然看到别人也在做，便赶紧完成文章突击发表。
理学家范文第2篇
爱思考的豆豆爸想到一个问题，儿子在家时都是在平地上爬来爬去，如果让他爬一个小斜坡，他的表现会怎么样呢？这小子敢爬下小斜坡吗？儿童心理学家已经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研究，纽约大学的研究者Adolph Karen从中还发现了一些平时为人所忽略的新现象，那就是宝宝在爬行时学会的本领，到了走路的时候又忘记了。
大胆向前冲
面对一个一两米长，稍稍带倾斜的斜坡，爬龄一周的宝宝们也能轻轻松松地从坡顶爬下。如果坡度再大一点，超出了他们的安全爬行范围，这些冒失鬼也不在乎，还是义无反顾地昂着小脑袋往下冲，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了。但等到宝宝有了大约20周的爬行经验后，再面对这些有危险的坡道时，他们似乎开始明白什么叫“冲动是魔鬼”。这个时候他们会在坡顶停下来，晃头晃脑地盯着坡面，同时还用小手试探性地摸着倾斜的坡面。尽管还有个别小子很“英勇”继续向下爬，但多数宝宝选择了停在坡顶，或者调整姿势，用屁股贴地的仰卧姿势像坐滑梯一样地滑下坡道。
Q&A
小宝宝有深度知觉吗？
有。很多宝宝在开始学会爬的时候不顾安危往斜坡下冲，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能知觉坡顶和坡底的深度差异，因为人对深度的知觉几乎是与生俱来的。
知觉到危险，为什么胆子还那么大？
这是因为宝宝的行动不仅仅依赖于视知觉的反馈。宝宝对坡道和视崖的安全风险评估，不仅需要视觉加工，还需要触觉、前庭平衡感知系统和身体平衡控制系统的反馈。当有了多次失去平衡而跌落的经验，宝宝才能把视觉信息和身体运动（特别是平衡控制）逐渐协调统一起来。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才学会爬的宝宝总是那么冒冒失失，而有了若干周爬行经验的宝宝则会把他们当前看到的，和他们自己可控制的行动联系起来，从而避免冒风险。
学步以后长记性了吗？
心理学家的发现还不止于此，Karen等还发现了一个更为有趣的现象。本来那些爬了快20周的宝宝在面对坡道时变得很小心谨慎了，但等他们刚开始一步一跌跤学走步的时候，再让这些宝宝站在坡道顶时，你猜怎么着，这些小家伙并没有像我们想的那样会自己坐下来换成仰卧的姿势滑下坡道，也没有谨慎地待在坡顶，他们又开始“天才往前冲”，大步流星地往坡下迈步！他们好像完全忘了若干个星期以来在这个坡道上跌的无数次跤。也就是说，这些刚学会走路的宝宝面对斜坡时，又回到了不能预测危险的状态，更没有利用他们在爬行时学到的经验调整姿势滑下斜坡。非得到有了十几个星期的学步经验以后，他们面对斜坡时才又恢复谨慎和灵活：要么待在坡道顶端停步不前，要么调整姿势滑下斜坡。
研究回放――“视崖”研究（visual cliff）：
在这些研究里宝宝被放在一个桌面上，这个桌面上铺着一大块厚玻璃。在玻璃面的其中一半下紧贴着有格子花纹的布料，在另一半下也铺着同样的布料，但是布料是铺在地板上与玻璃相隔数尺，造成一个视觉深度（称作视崖）。宝宝先被放在紧贴布料的“安全区域”一侧，然后他们的妈妈站在视崖一侧，鼓励他们爬过视崖。有较多爬行经验的宝宝会自觉在“悬崖”边上停下来，但对于只有很少爬行经验的宝宝来说，尽管他们看到视崖时心率会发生变化，这表明他们能感知到这个深度差异，但他们中的很多还是会爬过视崖。
宝宝为什么对危险“失忆”？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宝宝们不能将在爬行坡道中学到的经验迁移到学步中呢？儿童心理学家们认为这主要是：视知觉和身体运动控制系统的协调问题造成的。
爬的阶段
为了身体保持平衡，人的身体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摇动。一旦身体的倾斜度超过这个范围，骨骼和肌肉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身体拉回到平衡状态，于是人体就会倾倒。对于宝宝来说，因为肌肉的力量还很有限，所以他们的身体允许摇动的范围比成人要小很多。重要的是，这个摇动范围还随着宝宝采取的姿势不同而不同，比如四肢着地的爬行姿势就比双脚并立的姿势所允许的摇动范围大。
在爬行过程中，宝宝从外界环境所获得的视觉信息是和他们所采用的爬行姿势相搭配的。具体地说，他们的视觉是和用来维持平衡的手腕和膝盖运动相适应的。开始学爬的时候，宝宝的视觉、保持平衡的前庭系统和运动控制系统还不协调，他们还不清楚自己究竟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保持身体平衡。但随着跌倒的经验增多，宝宝看到了一定倾斜度的斜坡后，知道自己无法在这样的陡坡上控制身体平衡，那么他们就会换姿势前进或者干脆放弃不往前爬。
学步阶段
但到了学步的阶段，用于维持身体平衡的主要部分是腿，特别是脚踝，这跟爬行时身体重量主要落在手腕和膝盖上不同。随着站立起来，宝宝观察外部世界的视角也有变化。在这个时候，宝宝的视觉和身体平衡控制系统都发生了变化，以前在爬行时建立起来的各个系统的协作现在似乎都不管用了，因此在刚开始学步的时候，宝宝又不知道自己能在哪些情况下维持平衡，在哪些情况下则不能，所以就又变得很冒失，像是忘了爬下斜坡时吃的苦头和学到的经验。这个时候，宝宝需要重新建立一个站立时的视觉和站立时的身体平衡控制系统之间的协调。随着学步时控制身体平衡能力的增强，跌倒的经验增多，视觉和平衡控制系统之间的协调性也相应增加。有了十几个星期的学步经验后，宝宝在面对斜坡时又像在爬行晚期时那样知道要先试探斜坡的坡度、调整姿势或者干脆停步不前。
家庭备忘录
理学家范文第3篇
距今大约350年前，英国博物学家胡克利用显微镜惊奇地观察到了植物的细胞壁，这是科学家首次提出“细胞”的概念。此后，这一领域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不断地探索，并由此揭开了许多细胞奥秘的面纱，对细胞“物流系统”的解析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例。
作为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单个细胞的个头很小，在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但其结构复杂，包罗万象，是一个微型的大千世界。细胞内部不但有细胞核、细胞质、内质网、高尔基体等功能不同的细胞器，更重要的是，细胞是动态的，它在不断的运动之中。细胞中制造的大量蛋白质、激素、神经递质等“货物”需要在各种细胞器之间运转，有的甚至要运送到细胞外去。例如，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产生后，就需要运送到细胞外，释放到血液中发挥降低血糖的作用。细胞内部就是如此的复杂而精确，只有当合适的蛋白质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人体细胞的正常功能才能得以实现，人的身体也才能健康。
细胞如何组织它的“物流运输系统”，是个复杂的生物学基本问题。所谓囊泡运输就是指由于大分子物质及颗粒性物质不能直接穿过细胞膜，于是囊泡以出芽的方式，从一种细胞器中产生、断离后又与另一种细胞器膜融合的过程。这样一来，囊泡好比装载货物的“集装箱”。所以囊泡运输也被称为细胞的“物流系统”。多年来科学家也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其中的奥秘，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即授予“发现细胞内的主要运输系统——囊泡运输的调节机制”的三位科学家：来自耶鲁大学的詹姆斯·罗斯曼，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兰迪·谢克曼，以及斯坦福大学的托马斯·苏德霍夫。
这三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即是对囊泡运输如何在正确的时间抵达正确位置的机制的解答。简单来说，他们的主要贡献分别是：谢克曼发现了囊泡运输所需要的一系列基因；罗斯曼阐明了在囊泡与靶膜融合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蛋白质复合物；苏德霍夫则揭示了大脑中的信号如何从一个神经细胞传递到另一个细胞，并且钙信号是如何引导囊泡精确释放被运输物的。本文就分别介绍一下三位获奖者的科研经历及其主要成就。
谢克曼——“物流系统”的提出者
谢克曼1948年出生于美国，现年66岁，是三位获奖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是毕业于名校的高才生。1974年谢克曼博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导师是著名的生物化学家科恩伯格（195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1976年，谢克曼加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目前为该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系主任。他同时也是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的研究员。谢克曼于1992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2006—2011年，谢克曼担任著名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主编。
谢克曼从小就表现出对科学的极大热情。高中时，他就不断地准备科学项目，参加学校以及加州的各种科学竞赛。谢克曼着迷于在水里生活的各种微生物，因此当他得到了一个玩具显微镜时，便在自己的房间里，将所有的时间都用于追逐水里的各种能游泳的原始动物。他的父亲指出这只不过是一个“玩具”显微镜，谢克曼对他第一台科学仪器的热情受到了打击，父亲的“诋毁”令他沮丧，因此当时他下定决心要买一个专业的显微镜。他通过割草和做家务来挣钱、存钱，但由于他父母总是不断地从他这里“借钱”，导致他一直存不够买显微镜的钱。有一天，他实在是受够了，便骑着直行车来到警察局，告诉警察说，因为他的父母老是阻止他得到一台好的显微镜，他从家里跑出来了。从警察局将离家出走的儿子接回来之后，谢克曼的父亲一脸严肃。但是就在那个下午，谢克曼得到了一台博士伦显微镜，这使得他能以更专业的方式研究那些会游泳的微生物。
谢克曼对会游泳的微生物的“偏爱”也体现在他的科研工作中。在确立了研究细胞膜转运系统的研究方向后，考虑到哺乳动物的细胞过于复杂，谢克曼于是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选择酵母作为实验材料。当时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酵母太低等，与动物细胞差别太大，不适合用来研究分泌机制，他的研究资助申请最初也因此被驳回。然而，由于他不懈的坚持，终于在这一领域获得了重大发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谢克曼是一位善于独辟蹊径，并最终闯出一片新天地的学者典范。
通过对这些突变体的遗传学和形态学上的研究，谢克曼发现是囊泡介导了内质网和高尔基体之间的交通运输。囊泡运输系统也就是细胞的“物流系统”。谢克曼研究组以酵母为实验材料，首先筛选了影响蛋白质分泌的酵母突变体。如果分泌蛋白的基因发生突变，酵母细胞内的分子运输就会发生障碍，而且不同类型的基因缺陷会导致蛋白运输被阻碍在分泌途径的不同阶段上。谢克曼对酵母突变体进行大规模筛选，最终获得一系列参与蛋白质分泌的基因，根据它们交通阻断出现的位置是在内质网、高尔基体还是细胞表面，可将其分为三大类。
利用无细胞体系，谢克曼纯化出来的第一个蛋白质是sec23基因的产物，该基因是内质网和高尔基体间物质运输所必需的。这个蛋白并不能独立发挥作用，囊泡从内质网中出芽还需其他六种蛋白质（Sec23， Sec24， Sec12， Sec13， Sec31和Sar1）。谢克曼将这几个蛋白质的复合物命名为COPII复合体。囊泡的外表面由蛋白包被，根据包被蛋白的不同，囊泡可以分为网格蛋白包被囊泡、COPI包被小泡以及COPII包被小泡等类型。其中，COPII包被小泡介导了物质由内质网向高尔基体的顺向运输，COPI包被小泡介导物质由高尔基体向内质网的反向运输。
发现COPII复合物之后，谢克曼又用了十几年对此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研究表明，COPII不仅能帮助囊泡从内质网上出芽，而且能够招集正确的蛋白质货物。谢克曼系统地揭示了在囊泡运输所参与的分泌途径和囊泡与靶膜融合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在此基础上，谢克曼提出了运输系统的概念，从而开创了囊泡运输分子机制研究的新领域。在谢克曼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家陆续发现了运输“集装箱”的各种“交通工具”。
罗斯曼——囊泡识别目的地机制的揭秘者
罗斯曼1950年出生于美国，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76年从哈佛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78年他进入斯坦福大学，开始了对细胞“物流系统”的研究探索。2008年，罗斯曼加入耶鲁大学，目前为该校细胞生物学系系主任。
罗斯曼探索了囊泡运输和靶膜融合的机制，并且通过生化研究提出了重要的SNARE模型，解释了囊泡融合是如何实现专一性识别，即“物流”运输过程中，“交通工具”是如果准确抵达并识别“目的地”的。
罗斯曼用生物化学的方法鉴定出了N-乙酰马来酰胺敏感因子（NSF）和可溶性NSF附着蛋白（SNAP），这两种蛋白相当于哺乳动物囊泡运输所用的“交通工具”。
有了“集装箱”，也有了“交通工具”，剩下的问题，就是将货物准确地送到目的地了。细胞物流的精髓便在于精确地转运和投放货物。要实现这一点，膜融合的过程就不能出现半点差错。囊泡与靶位点膜结构的融合过程包括两个事件：首先，囊泡必须特异性地识别目标膜；其次，囊泡必须与目标膜发生融合，从而释放内容物。
罗斯曼从牛脑组织中分离了SNAP的受体蛋白，即SNARE。SNARE是一种主要由α-螺旋形成的单跨膜蛋白，这种蛋白在囊泡和靶膜上均存在，囊泡和靶膜上的SNARE分别被称为v-SNARE和t-SNARE。罗斯曼发现，非常有趣的是，两种不同种类的SNARE存在着非常明确的数量关系。在此基础上，罗斯曼提出了囊泡融合的SNARE假说：囊泡和靶膜上的SNARE通过顺次发生的突触对接、激活和融合步骤，实现囊泡和靶膜的融合。该假说最本质的内容在于v-SNARE和t-SNARE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当v-SNARE和t-SNARE两者特异性识别，才可形成拉链状的SNARE复合物，从而促进靠近的囊泡和靶膜实现融合。
罗斯曼的成就在于发现了细胞囊泡是如何在正确的地点进行释放的，正如现实生活中的物流，货物到了一个正确的目的地需要卸货一样。罗斯曼在获奖后表示，这个成就并非一夜的时间就可以获得，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花费了数十年的心血。
现年60多岁的罗斯曼身材高大，是一位具有亲和力的“大块头”。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就曾介绍了这么一件趣事，他说：“2009年，我们曾邀请他来中国参加研讨会，因为他的‘大块头’，专门在预算之外为他买了一张头等舱的机票。”
谢克曼与罗斯曼：花开两朵，殊途同归
早在2002年，谢克曼和罗斯曼就因为在囊泡运输机制方面的研究而共同获拉斯克医学奖，该奖项为美国最具声望的生物医学奖项，被誉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如今两人又共同获得诺贝尔奖，实在是颇有渊源。
细看两人的研究经历，可以发现有些差异是如此的鲜明。两人所用实验材料和研究方法不尽相同。谢克曼研究单细胞的酵母，罗斯曼用的实验材料是动物细胞；谢克曼通过筛选突变基因，即用遗传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问题；罗斯曼则是通过体外分离蛋白质组分，即用经典生物化学的实验方法研究问题。
谢克曼与罗斯曼的相同之处在于：首先，两人都与斯坦福大学结缘，谢克曼1974年于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几年后，罗斯曼加入了这所学校并确立了细胞囊泡的研究方向。其次，两人都受大名鼎鼎的生化学家科恩伯格影响深远。科恩伯格是谢克曼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的恩师，几年之后他又成了罗斯曼工作时的系主任，并且给了罗斯曼重要的指导。再者，两人均揭示了囊泡运输机制的秘密，并同时获得科学界的最高荣誉，不得不让人感慨两人在事业上的异曲同工，在人生上的殊途同归。
苏德霍夫——囊泡融合时机奥秘的发现者
苏德霍夫是一位德裔美籍科学家，1955年出生于德国，曾就学于世界著名学府哥廷根大学。1982年他从该校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获得该校神经化学博士学位。1983年，苏德霍夫加入美国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在布朗和戈尔茨坦的指导下进行博士后研究，针对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在胆固醇代谢里的作用进行了研究。1985年，他的两位导师由于发现胆固醇代谢调节机理，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86年，苏德霍夫在结束了博士后研究后，曾一度犹豫是继续做研究还是从事临床工作做医生。两位导师建议他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他听从了导师的建议并在西南医学中心有了自己的实验室。苏德霍夫于1991年成为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研究人员，2008年成为斯坦福大学分子与细胞生理学教授。2013年，苏德霍夫因在神经递质快速释放调控机制方面的发现而获拉斯克奖，因此也成为诺奖的热门候选人。果然，作为诺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再次言中，苏德霍夫获2013年诺贝尔奖。
苏德霍夫一直致力于对神经突触的研究。囊泡运输是所有细胞都具有的物质运输方式，但是神经细胞在囊泡运输研究中最具代表性，这主要是因为神经细胞内存在着一种特殊类型的囊泡——突触囊泡，它参与了神经递质的释放。钙离子能调控突触囊泡与细胞膜的快速的瞬时融合，其机制令苏德霍夫着迷。经过近30年的研究，苏德霍夫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使人们理解了信息如何在突触之间快速启动和精确控制。
苏德霍夫发现了在钙介导的囊泡融合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两个蛋白——complexin和钙结合蛋白，并解释了神经元中钙是如何调控神经递质释放的。钙结合蛋白，是一类进化上比较保守的单跨膜囊泡蛋白，拥有两个钙离子结合域，是钙离子感受器，细胞内游离钙离子可以与钙结合蛋白结合。在Complexin和钙结合蛋白的共同作用下，SNARE复合物得以形成，而且囊泡融合可以按照要求或快或慢地发生，神经递质得以释放。
在苏德霍夫获诺贝尔奖之后，其华裔科学家的妻子陈路同样受到了关注。陈路于1989年从无锡市辅仁中学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2003年受聘于加州大学伯克利，现已是神经外科和行为科学的副教授。陈路同样在生命科学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2005年，她荣获“麦克阿瑟天才奖”，这也是极为难得的奖项。她和苏德霍夫育有两个孩子。
也许正是因为妻子是华裔，苏德霍夫曾多次来中国，对中国很有感情。苏德霍夫是2010年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习教授获得者，曾于2011年参加中国科学院健康科学研究所第七届国际精英论坛等。他也为中国的囊泡转运机制研究培养了很多人才，北京大学的张晨、同济大学的徐俊、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曹鹏等都曾是他的博士后。
“为了跳出框框思考，你必须首先有一个框框。”苏德霍夫如是说。他谈到科学训练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必须以创造性的方式来利用知识。苏德霍夫是一位勤勉的人，像一个工作狂，工作到三更半夜是家常便饭。他也秉承德国人一贯的严谨认真，是一位勤恳执着探索的真正的科学家。
“物流系统”与人类健康
细胞生命活动依赖于细胞内的“物流运输系统”。没有囊泡运输的精确组织，细胞将陷入混乱状态。囊泡运输障碍可导致发育缺陷、免疫缺陷、阿尔兹海默病、自闭症、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多种疾病的发生。例如，在对阿尔兹海默病发病机理的研究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与细胞囊泡运输系统相关。这些患者的神经细胞内的囊泡运输系统崩解，造成神经细胞间的通信障碍，并最终导致神经细胞的死亡，显现为患者的神经系统退行。
谢克曼、罗斯曼和苏德霍夫三位科学家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细胞内部复杂而又被精确调控的“物流运输系统”。这为我们了解细胞生物学的奥秘打开了又一扇窗户。他们的研究使我们了解了“物流运输系统”的奥秘，为准确清楚地认识相关疾病的发病机理提供了理论支持，有助于寻找相对应的药物，从而使人类能更好地战胜相关疾病。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其他许多科学家进一步探索，使得我们对这一“物流系统”的了解更为深入。例如，最新研究表明，载有“货物”的囊泡也是有轨道的，囊泡在微管或微丝细胞骨架轨道上移动，可以高效精确地将各种货物定向运输。当然，三位诺奖获得者的研究工作也依然在继续，在细胞“物流系统”方面，尚有很多奥秘等待着他们去探索和揭示。
钙对囊泡融合时机的调控
理学家范文第4篇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让我这样年纪的人现在来写一份传记是件很困难的事。由于对科学研究事业的兴趣，我还准备把我的工作长期继续下去。在这里，我所能做的仅仅是以我个人的经验为中国的青年学生们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在进一步叙述之前，我想简要地介绍一下我的家庭环境。1936年，我出生在美国。在我出生三个月的时候，回到了中国。由于当时中国的境况，我一直是一个难民，不断地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当然，那时候我没有可能得到任何的正规教育。仅仅由于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我们才得以有足够的饭吃并且总是可以找到适当的住所，但没有正规的教育、体育运动和任何娱乐。然而，幸运的是我可以见到许多来我们家拜访我父母的有才华的学者。从物质条件来说，我的童年也许不象今天北京的儿童们那么幸运。
我十二岁的时候，在台湾开始接受正规教育。那正是在台湾刚刚从日本统治五十年后归还中国的时候。日本人留下了非常严格和有规律的教育制度。学生在学校里最重要的就是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学生。我在台中生活了一年，然后随我家搬到台北。在那里，我通过考试进入了台北最好的高中。这个学校是按照学生的能力和程度编班的。我被编到了最好的班级。尤其是，这个学校在几何、中国历史、英文和化学学科方面有很出色的教师。在我念高中的时候，我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历史，其次是化学和物理。但我很快就意识到，在历史学中去寻求真理比在自然科学中寻求真理要困难得多。也许是由于我十二岁以前没有机会受到教育的缘故，我对中国文学、英文和其他诸如此类的课程感到极大的困难。自然我不是这些学科上最优秀的学生，然而我记得在物理和化学的学习中，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对这些课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也许比其他的学生更深入一些）。
1956年，我高中毕业后回到了美国。那时候，我几乎没有多少英文知识。在密西根大学里，第一年我作为工学院的学生学习一年级学生的通常课程。对我来说，那是非常艰难的一年，我不仅不懂当地语言，而且几乎没有钱养活自己。我只有刻苦学习始终保持优等生的地位，用获得的奖学金来继续我的学习。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我请求学校允许我多学一些研究院的数学、物理和物理化学课程。学校通知我说，如要这样，我必须离开工学院转到物理系去。于是，我离开了工学院。在六年之内我取得了物理和数学的学位并且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一直到现在，这个学校还仅有极个别的学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通过这些学位。在学校里我的考试成绩是相当好的。更重要的是，在大学期间我有机会缜密地研讨了整个物理学，并且突破书本描述的局限去理解物理现象。对于确实不理解的事物，提出问题而不含糊回避。尽管有英文表达上的很大障碍，但我仍然比其他同学问的问题多。我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最重要的是不断探寻在教科书之外的事，对该学科有更深入一层的理解，有能力去独立地思考各种物理现象的本质，面对占压倒优势的反对意见，毫不胆怯地去迎接挑战。
在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以后，许多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向我提供了各种职位，一些职位附有优厚的薪金，另一些职位居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而我选择了一个可以使我进一步从事研究的工作，那是在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同其他职位相比，它只有三分之一的薪金并且任职期只有一年，但我还是选择了这个职位，因为我渴望能够和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可可尼教授一起工作。他是一个有非凡能力的物理学家，在选择物理学研究课题方面具有特别敏锐的洞察力。他能够以一种清晰和简明的方式阐述复杂的问题。一年以后，我到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担任讲师。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是从事物理学研究的最好的学校。这所大学有相当多的知名的和有才华的物理学家以及荣获诺贝尔奖金的学者，他们都对物理有极大的兴趣和独特的见解。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一年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年，对我后来的工作有极大的影响。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二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宣称首次观察到了与量子电动力学预言相违背的实验现象，这个实验随后又被康奈尔大学的一个实验组再次验证了。但是我曾经对量子电动力学理论的完美性及其有关的实验技术的复杂性有深刻的印象。在开始研究这个课题几个月以后，我决定做这个实验。哥伦比亚大学里老资格的同事们，特别是莱德曼教授（他现在是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的负责人），都对我完成这个实验的能力表示怀疑。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我没有经验并且缺乏物质支持。莱德曼教授指出在这个领域工作过的人都拥有庞大的实验组和雄厚的物质来源，这种实验他们已做了很多年，因此，他们已是专家了，而我从没有在这个课题上工作过。不过，他还是友好地允许我能有两年的时间去实现我的想法。当然，当我在八个月内完成了这个实验并且揭示出量子电动力学的正确性的时候，他和其他的人们是非常高兴和惊讶的。这个实验也成为我的同事们（贝克教授、陈敏教授、布格博士等等）和我自己所从事一系列实验的基础，这些实验用以系统地研究光子的特性和寻找重光子类粒子。这些研究导致了对核子内部的光的特性和原子内部的电磁特性的更深刻的理解。
1972年，我感到很可能存在许多有光的特性而又有比较重的质量的粒子，然而，理论上并没有预言这些粒子的存在。我直观上感到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重光子一定要比质子的质量轻。为了研究更重的光子，我们在布鲁海文国家实验室的高能加速器上设计了一个实验。在设计过程中，特别是在实验进行的时候，我遇到了更多的非难。非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设计了一个探测器，它具有极精细的质量分辨能力，因此可以用来寻找长寿命的粒子。这个探测器技术复杂而且造价昂贵。而人们的经验和当时的理论的预言都认为如果有质量大于质子的重光子的存在的话，它们的寿命应该是很短的，并且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探测器。此外，这类实验我以前的老同事莱德曼教授也做过，而他没有发现任何新奇的东西。在极大多数情况下。我做实验是基于我对事物的理解而不是基于理论上的争论，所以，我决定不顾多数的反对而去实现这个实验。
在实验开始以后，我们很快发现一个几乎同样的计划已经交给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一个不同的探测器。由于我们极其认真地进行了实验设计，并以更充沛的精力去进行我们的研究，同时得到了布鲁海文实验室的全力支持，所以我们能比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那个实验组早好几年宣布了J粒子的发现。J粒子和许多共同具有不同寻常的长寿命和重质量的类似的粒子的相继发现，表明人们对基本粒子的内部物理结构还不清楚，改变了人们对物质内部结构的认识。现在，物理学家们意识到一定还有更多的新粒子存在，并且开始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对新粒子的寻找。
近些年来，我与优秀的年轻的中国物理学家们在一起工作。我们共同从事着两项研究：1，除了胶子的工作以外，继续寻找新的粒子；2，也许更重要的是用实验的方法去寻找自然界中四种力的统一（万有引力、电磁力、核力和弱力）。寻求对自然界的各种力的统一理论是科学家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这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们，直到现代的利学家们，如爱因斯坦和麦克斯韦。我们试图做的实验是去争取发现弱力和电磁力之间的耦合作用。依照我们现在的理解，这一目标很可能在近几年内达到。
总结我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的经验，我认为以下四点是相当重要的：
第一，我总是选择我对之感兴趣的课题，并且力图去彻底地理解它。
第二，不论反对意见是多么不可一世，我始终坚持对我的科学观点的探求。
第三，我不断地对我自己的实验结果和能力表示疑问，为此，我总是反复检查自己的工作，这样，我们到现在为止实验结果还没有出过错误。
第四，我常常意识到我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只有刻苦地工作，我才有可能在某个特殊的领域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和作出贡献。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有过影响深远的科学发现的国家。我相信随着稳定、对科学事业的不断鼓励和支持，在未来的年代里，中国必将会对科学作出许多十分重大的贡献。
理学家范文第5篇
管理一席谈
(1)透明、晒与隐私 无
前智
(8)消费者原创广告更有效 闫敏（编译）
(9)价格标签：数字表达的技巧 陈依晴（编译）
评论
(10)从q卡之殇看移动互联对城市消费模式的改造 石章强 卜楠
(14)价格歧视公平吗？ 余序洲
研究
(18)5亿网民，6i＇s组合营销 姜旭平
无
(24)因技术而变 雷大艳 慕云五 闫敏 高冬梅 江涛
(32)“鸡与蛋”之间的循环演进——技术与管理互动的历史轨迹 刘文瑞
(37)管理如何应对复杂世界 张新国
(43)技术变革改变了什么 仝允桓
(50)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尖上 许正
(56)管理步入“云”时代 雷万云
(61)大数据驱动管理变革 吴李知
思想史
(68)《吕氏春秋》管理思想综览 刘文瑞
名家读名著
(88)企业转型的三个关键——读《谁说大象不能跳舞》 许正
读书
(96)善的价值 曹虎
编年
(100)1996,激流勇进 杜博奇
专栏
(106)历史与管理·刘文瑞专栏——谣言与真实 刘文瑞
(108)决策管理·项保华专栏——关键时刻难说放弃 项保华
无
(110)清华emba全新课程体系正式推出 无
(112)2012中国人本发展报告会暨企业用工问题研讨会在京举行 无
(112)《中国式企业管理科学基础研究》课题结题汇报会在清华大学举办 无
理学家范文第6篇
当曹操士气大挫，无计可施之时，蒋干向曹操献离间计，要劝周瑜归降。然而，蒋干自请去说周瑜时，正是周瑜为蔡瑁深知水战要诀，不好对付而无计可施之时。所以听闻蒋干到时，周瑜即“闻弦歌而知雅意”，准确判断出其来意，将计就计，开始实施反间计。这足见周瑜的机智聪敏。
周瑜明白蒋干求功心切，将不惜一切要劝降周郎，以获取大功。所以，必须让蒋了求功之心。于是，二人寒暄未止时，周瑜就当头点破，“为曹氏作说客乎？”蒋干这里便是一愕，毫无准备，只好矢口否认。这样，蒋干即陷于被动，但还可以勉强支吾，作欲走告退状，被周瑜笑而挽留。周郎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为曹氏作说客乎？”就已经让对方乱了方寸，可见周郎射出的一支利剑即使没有毙敌，却也使敌明白劝降之事难度很大，萌生放弃之意。
接着，周瑜大设“群英会”。江东英杰济济一堂，大摆筵席盛待蒋干，然而周瑜却令太史慈监酒。此时休说劝降，连曹、吴间军旅事都不得提及，提便杀头，毫不通融，蒋干至此又是一愕。因生死攸关，这次便“不敢多言”。到此时，蒋干的劝降之心基本泯灭。
饮至半酣，周瑜执蒋干之手，观熊虎之士，看粮草山积，倾诉肺腑，言君臣知遇之恩、生死相托之意，并指桑骂槐，称“苏张复出，舌如利刃，口若悬河，安能动我心哉”，言罢大笑。其势如同泰山压顶，蒋干至此大愕。三愕之下，彻底封口。
而后，周瑜又生一计，不让蒋干有劝降的奢望这是底线，让蒋干相信我周郎必胜是有所依凭的才是成功的关键。于是他乘兴舞剑作歌，明抒其志，表明自己对赤壁大战踌躇满志。
周瑜利用蒋干无法交差的处境和不甘空手而回的心理，示之以伪，诱蒋盗书。至于半夜，军士通报江北有人至，让蒋干彻底相信，张、蔡就是“特工”。周瑜抓住了曹操多疑的弱点，巧施反间计，借刀杀人。谈笑间，置对方蔡、张二员大将于死地。蔡、张之死大大削弱了曹军的实力，这就为以后孙、刘联军火烧赤壁打下了基础。周瑜谋略的运用至此大获成功。
理学家范文第7篇
摩登的妇女
1912年5月31日，吴健雄出生在江苏苏州太仓。给吴健雄取一个男人名字的，是她的父亲吴仲裔。吴健雄小名薇薇，健字辈，行二。族人依“英雄豪杰”命名，故得名健雄。吴仲裔是个有趣的父亲，他多才多艺，唱歌、吟诗、弹风琴、狩猎，样样精通。他像养育儿子一样养育女儿，给她买“百科小丛书”，向她讲述科学趣闻，告诉她郑和远洋的故事。吴仲裔从不认为女人在教育上应当区别于男人，为此，他还自己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
吴健雄的启蒙学科是中文古诗词，又不止于诗词歌赋，在父亲的鼓励下，吴健雄读一切能读到的书。1923年，11岁的吴健雄到离家50里的名校——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去读书。新学盛行，每个新式学校都乐于请到当时的知名学者前来讲学，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同样如此。有一天，吴健雄的同学兴奋地告诉她：“要来演讲了。”作为《新青年》杂志的忠实读者，吴健雄非常仰慕。来校演讲前，校长杨诲玉知道吴健雄对很崇拜，便说：“健雄，你一向喜欢胡先生的思想，这一次就由你来把演讲记录写出来好了。”那一次，演讲的题目是《摩登的妇女》，内容是妇女应如何在思想上走出旧的传统。
吴健雄曾说过，她的一生中对她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她父亲，一个是。当吴健雄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尽管已确定被保送至中央大学，但按照当时的规定，师范毕业生需先教书一年才能作其他的打算。这一年的时间里，吴健雄并没有去当老师，而是直奔所在的上海中国公学读了一年书。
知道中国公学有一个资质优异的学生叫吴健雄，但他不知道那到底是谁。有一次考试，吴健雄就坐在前排，考试时间是3个钟头，吴健雄两个钟头就第一个交了卷。很快看完卷子，送到教务室去，正巧中国公学的两位名师杨鸿烈、马君武都在。就说，他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对清朝300年思想史懂得那么透彻，于是给了她100分。杨鸿烈、马君武二人也说，有一个女生总是考100分。三人各自把这个学生的名字写下来，拿出来一看，都是：吴健雄。
吴健雄与的关系，向来仅是师生厚谊。而后人添油加醋编造的“师生恋”桥段毫无证据支持。只能说，20世纪初，所谓的“摩登”只具摩登之形，实质上依然舍不得“才子佳人老师学生”的腔调。若说“摩登”，吴健雄是个比当时所谓“名媛”、“新女性”摩登得更彻底的女性。
看起来，吴健雄将在“文科生”这条道上继续走下去，但作为一个接受新式教育，家人给与充分自由的“摩登妇女”，吴健雄并不以惯性作为未来人生的行动方式。
为“曼哈顿计划”做出贡献的女人
1936年，吴健雄到达美国旧金山，尚未选定就读的学校。当时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刚刚开学，入学的一位中国学生名叫袁家骝，中国学生会会长对吴健雄说：“袁家骝是学物理的，可以带你参观物理系。”
就这样，的孙子袁家骝向吴健雄介绍了柏克莱的现状：一大批顶尖的物理学家聚集在这里，包括发明和建造回旋加速器的劳伦斯，以及后来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等。对吴健雄而言，物理系具有她不能抗拒的吸引力，这正是她儿时读《居里夫人传》时做过的梦。她留在了柏克莱。
1938年，当吴健雄正式开始做原子核物理实验时，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1939年，吴健雄开始做大量的实验研究铀原子核分裂的产物，实验的成果为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在原子核分裂和放射性同位素的研究上做出杰出贡献，吴健雄已是奥本海默等科学家心目中的专家，此时，她已是柏克莱的传奇。吴健雄是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唯一一位女科学家，她所从事的工作，更是该计划最为核心的部分。以一个初到美国、不具备美国国籍的外国人士的身份参与到国防科学计划中，吴健雄凭的是她在核物理研究上的成就。
而吴健雄的爱情故事，早在她入学柏克莱的时候便悄然开始，那个让她倾心的对象，就是袁家骝。一开始，因同学之谊，吴健雄和袁家骝只是交往密切。与此同时，吴健雄被很多人追求，其中一位便是后来创立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的威尔森。袁家骝虽家世显赫，但毫无纨绔子弟的恶习，相反，他勤奋、节俭、自力更生，这些品质深深地打动着陛格低调的吴健雄。1942年5月30日，在袁家骝的指导教师密立肯的家里，吴健雄和袁家骝举行了婚礼，密立肯在婚礼上赠言：实验第一，生活第二。结婚之后，若有人按夫姓称呼吴健雄为“袁教授”，她必恼：“我是吴教授。”
“我工作，不是为了得诺贝尔奖”
1956年的平安夜，吴健雄带着一个重要的实验结果搭上了去纽约的最后一班火车。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与她一起在火车上颠簸的实验结果，帮两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登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
早在1956年春天，吴健雄和袁家骝曾计划先到瑞士日内瓦出席高能物理会议，然后再到东亚地区做一趟演讲旅行。就在此时，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杨振宁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却向吴健雄提出，让袁家骝一个人前去，而让吴健雄前往华盛顿做实验，以验证他们的“宇称不守恒”理论。
1957年1月15日，经过艰苦的努力，吴健雄的实验多次证实了杨振宁、李政道的设想，她将实验报告整理成论文，寄到了《物理评论》。第二天，《纽约时报》以头版报道了吴健雄实验的结果。消息传出后，吴健雄接到无数大学和实验机构的邀请，要她去讲述她的实验结果。
这一年的10月，吴健雄在纽约州北部一所大学讲课时，突然接到奥本海默打来的电话，从奥本海默的电话中，吴健雄获悉杨振宁、李政道因为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理学家范文第8篇
艾伦・朗格=L
P：在你的学术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专念（Mindfulness），能解释一下它吗？
L：在我的研究中，专念是指有意识的思考，它伴随洞察新事物这一行为而产生。
人们以为他们掌握了那些无意识中习得的内容，但事物瞬息万变，从不同的角度看也各不相同。所以，毫无例外，不确定性是世界的准则。我们提倡人们放开自我去感知对信息的多重理解。
比如，如果你问一加一等于几，人们觉得答案是二。但二不是绝对答案。如果是把一团口香糖和另一团揉在一起，一加一等于一。所以，事实上我们并不了解那些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事。当我们处于不确定时，我们会很自然地变得专注和留神。如果是从未去过美国的中国人要去美国，他们会期望于见到无数新鲜事物，并会聚精会神地观察。但事实上，中国的所有事物也是新的，因为万物时刻在变化。当你捕捉到新事物，它会把你置于此刻的情境中，让你充分利用机会去了解它。同时，你能规避尚未发生的危险。
P：你研究的“专念”与佛教中的“正念”有什么异同？
L：如果一个人过着我所研究的“专念”式生活，他会展现出和佛教紧密相关的价值观和行动。在大多数方面，两者是一致的。它们本质上是抵达同一个目的地的不同方式。相当于，你能坐船去美国，也能坐飞机去，不管是哪种方式，你到达的是同一个地方。佛教冥想是引向后冥想式正念的手段。比起冥想，我们所研究的专念更为直接、立刻，但无关好坏。
P：专念的最大作用在哪儿？
L：我超过35年的研究清晰地表明，专念象征性地、同时也事实上地让人更有生气。在鼓励人们更专注后，他们变得更快乐，更健康，更慷慨，也改善了人际关系，提高了工作效率――几乎万事都变得更好。践行专念后，人们会发现你更加有魅力。事实上，我认为专注是超凡魅力的本质。不仅有利于内省和人际交流，专念还能影响我们生产的事物。
我们做过一个实验，让交响乐队用他们平时的常规方式弹奏古典音乐，但一半的人专注地演奏，一半的人机械地演奏。我们把声音录下来，放给对实验不知情的人听，结果他们绝大多数都更喜欢演奏专注的曲子。我们还找人专注或随意地写文章、画画，然后把作品给其他人看，结果同样是压倒式地喜欢创作专注的作品。
P：你主张活在当下，你个人的时空感是怎样的？
L：专念能拓宽文化所制约的空间界限，使人在创造奇特空间的过程中探索人与环境的关系。如果一个人是专注的，在那个片刻，他会有一个对万事万物的宏大视角。当你活在片刻的当下，你对时间没有感知，你就在那存在着，不会有被时间束缚的感觉。至于空间感，我不知道。也许当你专注时，你没有搭建起时空感。
P：你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衰老，你是否认为这是一个被社会化的概念？
L：是的，我认为衰老是一种思维模式。要不是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被教育说年老意味着时间的失去，在老年阶段我们也许还可以继续体验成长。人们还把年老和衰弱混为一谈。事实上，我们能摆脱疾病的干扰，活得长久且富有效率。越专注，这越可能实现。在我看来，我们应该专注于时间本身而不是年龄。越是觉得自己老了，越是把自己推向衰老。
P：你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吗？
L：我认为，生活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构建的产物。人们构建它，创造出类别，然后假装这些类别独立于人类而存在。这些社会化构建的类别严重地束缚了我们。衰老就是其中一个类别。在实验中，当我们把老年人的生活环境装置成他们年轻时熟悉的环境，他们的视力、听觉、记忆力和体力都改善了，他们也随之变得年轻。大多数被人们放置在自己身上的约束都是无意识的，人们只要敢于质疑就能突破。
P：社交媒体的风靡会不会让人“专念”更加困难？
L：在我看来，不管你做什么，你都可能专注或者不专注，所以我并不认为社交媒体会分散我们的专注力。
之前有人告诉我说，人们应该都把智能手机收好，回到现实生活中与人交际。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玩智能手机还是和一位热情的、支持你的、有趣的人交谈，我想每个人都会选后者。所以我反而觉得社交媒体是人们用来提升自我的好机会，可以借此变得更有趣，更受爱戴，赢取人心，而不是一味地责怪手机。而且，对于那些因为残疾而经常被拒绝的人来说，社交媒体的角色很重要。事实上，社交媒体能帮助我们每个人找到归属感。
P：你曾说，“减少歧视最好的方法是增加识别力”。如何理解？
L：我的意思是，鉴于观察是专念的精髓，善于观察是一件善事。但不好的是，你为所观察到的事物做出是好是坏的评判。评判在你的脑袋中，而不在你所评判的事物中。但我们的潜意识里总是认为，好的事物总是吸引我们去得到它们，而坏的事物我们要想尽办法去避免。当你意识到这点时，你可以对你头脑中的世界进行回应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反应。只要我们愿意重新思考，那些被我们认为是坏的事物几乎都可以被重新定义为机会或财富。同样的，人们觉得工作压力大，但压力是来自我们对工作的看法，而不是工作本身。所以，去观察、去增加识别力是专念的，而去负面地评判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是失念的。
P：通常认为，中国是集体主义社会，西方是个人主义社会。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比西方人更难“专念”？因为他们需要更多地考虑自身与集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自身与所处环境的关系。
L：我不这么认为。环境在变，群体在变，个体也在变。人们关注这些不可确定性时就会变得专注，而和文化规范无关。只要认识到群体也是可以变化的，认识到群体应该对变化开放，你还是能在群体中保持专注。我觉得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能做到专注。
P：所以这和文化无关？
L：是的。在某些文化中，人们需要服从于权威，只能执行命令，不能关注到正在发生什么。但是，你仍然可以在体系内部观察细小的变化，不用离开体制也能做到专注。比如，如果我们必须完成某项任务，而且我们每个人的完成方式都如出一辙，但就算这样，我们仍然可以创造出一些细小的差异。即便是行军队伍也不例外，我们仍然有机会去观察我们正在做的事，去决定稍微多抬一点腿还是少抬。只要我们活在当下，我们就可以对任何在做的事进行创新，而不是像机器一样。
P：你既是学者、作家，也是画家、网球运动员，一个人如何在保持精力的同时淋漓尽致地发挥潜能和天赋？
L：喔，这是个好问题。事实证明，专念是聚集能量，而不是消耗能量。当你感觉最为愉悦时，你可能在观望或正在运动，不管你在做什么你都是全身心投入的，也就是说你是十分专注的。正是由于观察，我们产生了参与感，并因此充满能量，感到快乐。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建议人们应该一直保持专注。它不会耗尽，它会一直补充能量。
P：2015年最遗憾的一件事？
L：遗憾的事太多，很难选出一件最遗憾的。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要是全世界能有更多的人追求专念，那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就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