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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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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著作范文第1篇

【关键词】唐前;志怪小说;释义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7-222-01

志怪小说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代表之一,与志人小说一起成为魏晋南北朝小说史上两个相互照应的星光。魏世民讲到:“所谓‘志怪小说’,是指专门记录怪异故事的小说。”据现有资料,志怪小说中的“志怪”一词同样出于《庄子》,其中的《逍遥游》曰:“齐谐者,志怪者也。”志怪的含义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一、先秦时期的“志怪”释义

庄子的《逍遥游》中的“志怪”含义,后世解释大体相同,唐陆德明释“志怪”曰:“志,记也;怪,异也。”即所谓的记录怪异之事的意思。在先秦典籍中,“志”为记录之意,而“怪”则多指非耳目日常所接者,或者与耳目日常所接不同者。如《国语・鲁语》云:“木石之怪曰夔、\W;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羊。”《山海经・南山经》载:“又东三百八十里曰j翼之山。其中多怪兽,水多怪鱼。”郭璞注曰:“凡言怪者,皆谓貌状倔奇不常也。”此即所谓“怪”。孔子是不讲怪异的,《论语・述而》言:“子不语怪、力、乱、神。”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释云:“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这里将“怪”与“常”相对,所谓“常”即日常生活经验,故“怪”是指非日常生活经验范畴。

在先秦时期,与《逍遥游》“志怪”一词相通而略有不同者,还有“志异”、“记异”两个词语。如《春秋谷梁传・成公十六年》载:“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而木冰也,志异也。”此处“异”之意,与志怪之“怪”相通但不同,是指自然灾变之类的异事,是自然规律的一种变异形态。又如《春秋公羊传・隐公三年》载:“己巳,日有食之。记异也。”此处记异也即志异。与上述词语相关者还有“夷坚”一词,《列子・汤问篇》云:“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世岂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此段大致与《逍遥游》同,只不过将“齐谐”改为“夷坚”。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先秦时期,与“志怪”接近的词语有“齐谐”、“志异”、“记异”、“夷坚”等,他们大体一致有相互之间有些不同。由《庄子》所谓“志怪”与“齐谐”、《春秋》二传所谓“志异”与“记异”,一起构成了后世志怪小说的基本内涵。

二、魏晋六朝时期的“志怪”释义

魏晋六朝时期,“志怪”一词被用作书名,这是“志怪”作为文体术语在小说史上的一次重要演进。此时的以“志怪”作为书名的数量繁多,如孔约《志怪》,祖台之《志怪》,以及多部无法确定作者的《志怪》之书。对于以上著述,六朝人又持怎样的观念呢?大致有三:

一是将“志怪”之书视为“史官之末事”。《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即合并南朝梁阮孝绪《七录・纪传录》中的“杂传”与“鬼神”而成。同时,《隋书・经籍志》“序鬼物奇怪之事”类中还有《古异传》、《述异记》、《近异录》等书,其中的“异传”“异记”“异录”等词语,即为先秦“志异”“记异”两词的变体。此类著作的内容大致是发生在人世的鬼故事。与先秦“志怪”的说理性相比,魏晋六朝志怪的着力点在对人世鬼神事的记载。

二是视“志怪”为“史官之末事”与他们对“鬼神”及诸多怪异之事的认识密切相关。诚如鲁迅所言:文士“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

三是六朝人已明确将“志怪”书视作与《世说新语》等“小说”不同的两类书籍。与对待“志怪”书的态度不同,魏晋六朝人视刘义庆《世说新语》、殷芸《小说》等著作为子家的小说书写。虽然在事实上,这类著作亦具有史性书写性质,侧重于记载历史真实人物言行,具有史书之真实性特征。从命名来看,魏晋六朝人还是区别对待这类著作与志怪书的,且阮孝绪的《七录》将这一类著作录于“子兵录”、“小说部”,由此可见,魏晋六朝人是将志怪书与“小说”类著作实为性质不同的两类书籍。《隋书经籍志》将它们列入“子部小说家类”也应该是这一观念的延续。当然,从叙事文体而论,两类著作并无本质的区别。由此可知,当今的古代小说研究将魏晋六朝的“志怪”与“志人”二分,从观念而言确实是符合当时之著述实际情况的。

综上所述,在先秦时期,“志怪”与“齐谐”、“志异”、“记异”、“夷坚”等相近词语一同奠定了后世“志怪”的基本内涵;“志怪”在魏晋时期被广泛用作书名,成为史部“记异”的“杂传”类型。“志怪”与“志人”仅有题材上的差异,并无文体差异,二者皆属“笔记体”小说。

参考文献:

[1]魏世民.魏晋南北朝小说史[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

[2]杨义.庄子选评[M].长沙:岳麓书社,2006.

庄子的著作范文第2篇

庄子曾经讲过庖丁解牛的故事,其寓意非常深刻。庖丁是一位宰牛的屠夫,其宰杀菜牛的技艺十分高超。一般屠夫宰牛,一个月就得换一把刀,即使是技术高明一点的屠夫,也得一年换一把刀。庖丁宰牛19年,竟然从来没有换过刀,而屠刀仍然像刚刚磨过的一样。其中的奥妙在哪里呢?原来一般屠夫用刀乱斫乱砍,刀上很快就出现缺口,技术好一点的屠夫亦不能避免损伤刀具。唯有庖丁进刀时能避开大骨节和筋脉结聚之处,专找筋肉肌骨之间的缝隙进刀,从不乱斫乱砍,因而避免了刀具的损伤。这个故事蕴含了深刻的摄生道理。《庄子》中写道:“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身焉。”

庄子很重视人的思想情志,认为情志安定,无惊忧恐惧情绪,自然不易生病。即使遇到摔跌坠落等意外事故,也不易受重伤或发生生命危险。庄子曾以醉汉撞车而不死为例,说明保持情志安定的必要性。醉汉昏昏沉沉,即使从车上坠落下来,也毫无惊怖恐惧情绪,所以伤势并不重。与此相反,如果怀着惊恐急躁情绪往下坠落,伤势就会严重得多,甚至有生命危险。这是由于前者“神全”而后者神躁不安之故。

笔者有一友人曾遇车祸,从汽车上抛落下来。同时抛落者多人,有的摔死,有的重伤,而他却仅受轻伤而已。原来他当时正在打瞌睡,直到抛落在地上才醒过来,根本没有别人那种惊恐慌乱的情绪。由此可知,保持镇定自若的情绪,对于维护人体健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庄子的著作范文第3篇

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

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 。

老子《道德经》中说,有智慧的人,必定是沉默寡言的。“言者不如知者默”这话意是老子自己说的,白居易说,老子既然如此说,那他本身自然是智慧很高了,可是他为什么自己还是写了那么多个字呢?

老子的归宿

在历史文献资料上,有关老子的记载说,《老子》这本书,是被逼写出来的。

自古以来,有一个关于老子的问题:他晚年究竟到哪里去了?不知道。他死在哪里?不知道。在历史文献的资料上,只说他西度流沙,过了新疆以北,一直过了沙漠,到西域去了。究竟是往中东还是到印度去了?不知道。在他离开中国时,有没有领到关牒—相当于现在的护照和出入境证,也不知道。

但是,历史上提到一个人物—关吏尹喜,大概像现在机场、码头海关的联检处长,知道这位过关老人是修道之士。据《神仙传》上记载:有一天,这位函谷关的守关官员,早晨起来望气—中国古代有一种望气之学—他看到紫气东来,有一股紫色的气氛,从东方的中国本土,向西部边疆而来,因此断定,这天必定有圣人过关。心下打定主意,非向他求道不可。

果然,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头子,骑了一条青牛,慢慢地踱到函谷关来了。关员向他索取关碟,他却拿不出来,这一下,可正给了关吏一个机会,他本色当行地说:没有关碟,依法是不能过关的。不过嘛,你一定要过关,也可以设法通融,你可也得懂规矩。所谓“规矩”就是陋规,送贿赂。这时,老子似乎连买马的钱都没有,哪儿凑得出“规矩”。好在这位关吏,对于老子的规矩,志不在钱,所以对他说:“只要你传道给我。”老子没法,只好认了,于是被逼写了这部五千字的《道德经》,然后才得出关去。

老子以变相红包,留下了这部著作,西度流沙不知所终。而他的这部著作,流传下来,到了唐代,道家鼎盛起来,道教变成国教。这时,道教的人,要抗拒佛教,就有一个进土,也是五代时的宰相,名叫杜光庭的,依据佛经的义理,写了很多道经。有一说,后世对于没有事实根据而胡凑的著作,叫做“杜撰”,即由此而来。其中有一部叫做《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到了印度以后,摇身一变,成了释迦牟尼。在佛教中,也有些伪经,说中国孔子是文殊菩萨摇身一变而成。宗教方面,这些扯来扯去,有趣的无稽之谈,古往今来,不可胜数。

关于老子本身的这些说法,不管最后的结论如何,但有一事实,他的生死是“不知所终”,查不出结果的。倘使根据《神仙传》上古神话来说,那么,老子的寿命就更长到不死的境地了!

那些神仙故事,我们暂且不去讨论。他的这部著作,则确实是被徒弟所逼,一定要得到他的道,因此只好留下这部著作来。尹喜得到老子的传授,亦即得到了这五千字的《道德经》以后,自己果然也成道了。因此,连官也不做了,移交也没有办,就挂冠而去,也不知所终。

道教就是这样传说,由老子传给关尹子,继续往下传,更是壶子、列子、庄子。一路传下来,到了唐朝,便摇身一变而成为国教,而《老子》一书,也成了道教的三经之首。道教三经,是道教主要的三部经典,包括:由《老子》改称的《道德经》,《庄子》改称的《南华经》与《列子》改称的《冲虚经》。

阴柔不是阴谋

现代学术界,研究《老子》的趋向,归纳起来,大概可分为三个路线:

第一类:纯粹走哲学思想的研究路线。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各有各的心得,各有自己的见解。乃至有人以西方哲学来批评《老子》,或者以西方文化来与《老子》比较。这是学术性的一类。

第二类:就是把《老子》,单纯地归到个人修养,做功夫,所谓修神仙的丹道上去。这一类自几千年前,直到现在,自成一个系统。

第三类:是把《老子》归到谋略学的主流,而且习惯上,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观念:认为老子的谋略学是阴谋,是阴谋之术。于是,一说到老庄,就联想到谋略;一说到谋略,就联想到老子学说是很阴险的学问,是搞阴谋的。

这种观念,错误得很严重。

老子是主张用阴、用柔。但是,不要忘记,他和我们固有的文化,远古的源流—阴阳五行与《易经》诸子等系统,是同一个来源的。阴与阳,是一体的两面,只是在用上有正面与反面的不同而已,无论用阴用阳,都要活用。换言之,要用活的,不用死的。所谓用阴柔,即不用刚强,不是勉强而为。一件事物的成就,是顺势而来的。因此亦可以说,他是用顺道,不是用相反的逆道。过去以文字表达意义的方法,常用“阴”字来表达“顺道”,例如《周易》的“坤”卦,代表“阴”的“顺道”。因此后世的人,误以为老庄的阴柔之学,就是阴谋之学;学老庄的人,用老庄之学的人都是阴谋家。

从历史上看,大家都熟悉的汉史,如道家出身的人物—陈平,他帮助刘邦,奠定汉朝四百年基业,汉高祖刘邦有六次关系到成败的决策,都是采用陈平的主意而获致成功的。但是历史记载,陈平自己说:“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其无后乎?”足见道家是最忌讳阴谋的。因此,他断定自己将没有后代,至少后代的富贵不会久,后来果然如此,据汉代史书记载,陈平的后人,到他孙子这一代,所谓功名富贵,一切而斩,就此断了,后来他的曾孙陈掌,以卫氏亲贵戚,要求续封而不可得。

修道的基本原则

在个人修养方面,运用黄老之道立身处世,有一个大原则,就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白居易学道,他有一首读《老子》后的七律:

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

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 。

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

虽异地瓜谁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 。

他说,人生的遭遇,成功与失败,吉凶祸福,都有它的原因,真有智慧的人,要知道它的原因,不需要烦恼,不需要忧愁。

项联两句,引用了庄子“覆虚舟”的典故,他说,我们只看到世上富贵人家多财润饰华丽的房屋,仍会被大火烧毁。却从未见到空船在水上被风浪吞没的,装了东西的船,遇到风浪才会沉没,而且装得愈重,沉没的危险愈大。

腹联两句更指出,人世间“名”与“利”两件事不宜过分贪求以免招灾祸。可是现代青年,都在那里拓展自己的“知名度”。人人都想发财,钱愈多愈好。白居易说“利是身灾”。所以白居易说,名利像匏一样,实在好吃,叫人绝对不要吃是做不到的,但是吃了以后,很有可能会拉肚子的。深懂了黄老之道,那就是“大都食足早宜休”。

要研究老子之道的这一原则,最好先读庄子的《天下篇》和《让王篇》。

庄子在《应帝王篇》上说:“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一个有道之人,对于帝王领导术,帝王谋略学,那在他不过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而已。

庄子的著作范文第4篇

作为我国第一套关于自然国学[1]的学术研究著作,《自然国学丛书》现已出版两辑共16种,开辟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新方向,改变了历史上传统国学研究只有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内容,而没有自然观和科学技术方面研究内容的局面。这样的担当同时也决定了该丛书的灵魂与最大特色是学术上的创新,唯有学术创新,才能从新的角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

丛书的一个重要学术创新特色,即在于将人文学科的研究与自然观的研究结合起来,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重新审视和梳理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其经典著作,并就自然国学方面进行深入探求与重新解读,以实现“把物化在中国传统科技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挖掘出来,把散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传统科技知识整理出来”(《自然国学丛书》总序)的学术追求。

丛书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自然国学》[2]是我国第一部自然国学概论著作,从始至终洋溢着学术创新精神,是一部开创性的学术力作。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学术新观点,如在总结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产生和演进历程,并参考学者对中国文化史分期不同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富有创见的四阶段说,即把中国五六千年学术文化史划分为巫学、子学、经学和国学四大阶段。其中“巫学”概念的提出以及对于“巫学阶段”的总结,为学界首创。此外,该书第一次提出和论证了晚明六大科学著作(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吴有性的《瘟疫论》)已达到中国乃至人类古典时期高峰的观点,认为有的著作已显示出新时代的新声,由此说明当时中国已处于科学革命的前夕,从而对此前学术界把明代科学技术划归为缓滞阶段[3]的做法表明了不同意见;《郦道元与〈水经注〉新解》[4]堪称是郦学研究的精辟之作。该书首次指出郦道元是中国历史上明确揭示自然界存在巨大变化的第一人,并将其自然观的具体内容总结为尊崇自然规律、崇尚天人和谐。该书的学术创新成果突出体现在对郦学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做出了回应,如《水经注》中哪些内容是郦道元亲自进行实地考察后的记录和描写,哪些内容是郦道元未能亲自考察而只是根据既有文献的编写?古今郦学史上还没有人回答过这个问题。作者通过长期野外实地考察和对《水经注》的深入研读,第一次提出郦道元考察过北魏政权控制下的北方大部分地区这一观点,具体论证且明确阐述了郦道元亲自考察过的最西面、最北面、最东面、最南面的地域范围,这个研究成果是非常可贵的。而且,弄清楚这一问题对更准确深入地研究郦道元其人以及《水经注》这部伟大的地理学著作,都具有重要意义;与《郦道元与〈水经注〉新解》的作者一样,《远古华夏族群的融合――〈禹贡〉新解》[5]一书的作者也走出书斋,以自己大量的实地考察提供学术证据。《禹贡》是夏朝前后时期一部有关地理交通、生态物产、民俗资源的历史文献集,由于年代久远,历史上对《禹贡》的研究有说不清楚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如司马迁《史记・夏本纪》曾引用《禹贡》的内容,却把“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误写为“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后人依据司马迁这个说法,也就误解了《禹贡》的本意。《禹贡》中这句话的原意指渤海岛的族民进入黄河运送贡品。结果渤海岛的族民变成了“鸟夷皮服”的东北方狩猎族群,“入于河”变成“入于海”,这就使《禹贡》所载的船运贡品从大海进入黄河的“碣石山”这一位置变得难以确定。该书在纠正司马迁错误的基础上,经过论证证明“碣石山”就是今天山东滨州市无棣县的“大山”,因为这里是黄河故道入渤海唯一符合“夹右碣石。入于河”的地处。质言之,《远古华夏族群的融合――〈禹贡〉新解》一书凭借严谨的学术研究,把一些说不清楚的地方说清楚,对一些错误的地方进行纠误,在有历史局限的地方给予合理补充,完整阐述了《禹贡》中所记载的中国族群融合这一历史过程,并科学论证了夏禹治水形成中国的历史事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国学研究就像是做一种拼图工作,把国学研究中过去缺失的部分填补上来,以期获得完整的国学原貌图谱。对历史名人的自然国学研究正是其中一个重要“图块”。人们对许多中国古代历史名人都耳熟能详,但是由于过去自然国学研究存在历史性缺失,对这些历史名人的认识其实并不全面。许多历史名人除了有人文学成就之外,同时还有着卓越的自然观成就和工艺技术成就。比如孔子,除了儒学经典《论语》,他的《春秋》就有着重要的科学思想和科学价值,其中对丰富的天地之象的科学记录,是当代天文学、地球科学、灾害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研究的珍稀史料;以朱熹为例,他不仅是继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大儒,同时也非常重视对大自然的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科学思想,是我国历史上一位相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同样,诸葛亮既是天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位具有科学思想的天才的工艺技术家。

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他的小说《红楼梦》举世闻名,而他的一部工艺技术著作《废艺斋集稿》却少为人知。该丛书中的《曹雪芹――从太虚幻境到武陵溪》[6]可以说是曹雪芹研究中一部创新性学术著作,是第一部探讨曹雪芹的人文观与自然观相互作用和影响,并总结曹雪芹在自然科学与工艺技术方面成就的著作。该书对《红楼梦》中的物质文化内容、对《废艺斋集稿》现存的残稿内容进行了探索研究,并根据史料做出了许多新的解读,提出了一系列前人著述中未曾涉及的新观点。特别是针对曹雪芹最后10年(1754―1764)的创作活动这一问题,该书第一次得出了明确结论:曹雪芹生命最后10年的主要创作活动是写作《废艺斋集稿》。而在此之前,由于对曹雪芹文学成就之外的自然观成就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对《废艺斋集稿》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曹雪芹生平研究中有关其最后10年生活情况及创作活动的内容,仍有许多未解之谜,学界对此一直没有明确的结论。该书的此项研究成果回答了若干悬疑问题,揭示出曹雪芹“从太虚幻境到武陵溪”的人生观重大转折,可以说填补了曹雪芹生平研究的一项重大空白。书中《曹雪芹〈废艺斋集稿〉写作系年(简表)》也是曹雪芹研究史上第一份曹雪芹最后10年创作活动的年表,尽管只是框架性简表,其编制完成并公开发表本身就是一个可喜的成果。

中国传统文化除了人文传统,到底有没有科学精神和科学传统?除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科学技术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一系列伟大成果到底是科学还是“伪科学”?中国固有的科学传统、科学理念和认识方法,对于解决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有什么意义?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乃是自然国学研究的重任所在,亦是《自然国学丛书》的题中之义。事实上,《自然国学丛书》的每一部著作都从不同的课题角度,在回答上述问题。

人们都知道西方有达尔文的“优胜劣汰”发展观,殊不知两千多年前的古老中国就有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发展观,并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域中被广泛应用。《和实生物,同则不继》[7]一书对这两种发展观进行了创新性比较研究,认为“和实生物”发展观主张不同事物和谐共处,在多样化统一中生生不息,“优胜劣汰”发展观则强调以“优势”事物淘汰“劣势”事物。两相比较,前者显著优于后者,可以更为合理地解释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基本状况,是生物演化、社会发展的根本性规律之一。在人类社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21世纪,这种对东西方发展观所进行的比较研究,其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该书通过阐述“和实生物”发展观在中国古代传统农业、中医药、冶金、器械、水利、阴阳历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不仅显示出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归属于另一个与西方科学技术体系有很大差异的科学技术体系,而且证明了中国的科学技术体系有优胜于西方科学技术体系的地方,并且有助于解决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庄子自然观》[8]则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将庄子的自然观放在古代中国和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广阔视域中加以审视,从自然哲学的角度对庄子的自然观进行梳理和总结。该书特别注重庄子自然观中超越时代的思想和预见,提出早在两千多年前庄子就预见到人类社会至20世纪中期才认识到的基本事实,即自然物因为对人有用而中道夭折不能尽天年,揭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同时,庄子也提出了在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然物得以尽天年之间寻求平衡的思想,提倡“有用之用”和“无用之用”的生态智慧主张,为当今人类社会摆脱生存困境,特别是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思想营养。

注释

[1]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自然观方面的内容,被学者们称为“自然国学”。参见刘长林、孙关龙、宋正海:《“自然国学”宣言》,《汉字文化》2001年第4期。

[2]孙关龙、宋正海:《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自然国学》,海天出版社2012年版。

[3]杜石然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通史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99―703页。

[4]王守春:《郦道元与〈水经注〉新解》,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

[5]周光华:《远古华夏族群的融合――〈禹贡〉新解》,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

[6]朱冰:《曹雪芹――从太虚幻境到武陵溪》,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

庄子的著作范文第5篇

一次,他路过鲁国,鲁哀公是他的粉丝,亲自作陪在街上品尝小吃。庄子看到,街上三个人里就有一个人穿着特定的服饰,戴着圆顶帽子,穿着方形鞋子,腰带上还佩着美玉,感到很奇怪。

鲁哀公一见在偶像面前炫耀的机会来了,便指着这些人说:“我们这里,是天下儒士的故乡,你看看,儒士很多吧?”

庄子假装恍然大悟:“哦,原来他们戴圆顶帽子,意思是通晓天文;穿方形鞋,意思是通晓地理;腰佩美玉,意思是遇事不慌、当机立断啊!”

但随即庄子又若有所思地说:“不过,据我所知,你们鲁国的儒士不是很多,而是很少啊!”

鲁哀公吃惊地问:“不会吧?”

庄子一本正经地解释:“才德哪能从衣服上显示出来呢?您不要看他们个个都穿着儒士的服装,但却未必就表里如一。如果您不相信,可以这么试试……”

鲁哀公听了庄子的建议,觉得挺有趣,大笑着说:“好!就按你说的办。”

第二天,鲁国各地都张贴出了告示,说凡是身穿儒士服、自称儒士的人,都必须在五天之内到各官府衙门报到,然后接受考核,以便国家量才录用。如果没有儒家学问却又穿着儒服招摇过市的,一律按欺君之罪处斩。

果然不出庄子的预料,这张告示贴出去五天后,街上就再难看到一个穿儒士服装的人了。

鲁哀公于是很尴尬。

每次我把故事讲到这里,都有人会说:“烈火炼真金啊,经过这么一试,鲁国人的脸真是丢尽了。”

但是,我的结论却完全相反。

我认为鲁哀公完全用不着尴尬,不仅不应该尴尬,还应该高兴,高兴那些人能完全按照告示的要求脱下了儒服。试想――

如果,鲁国不是一向令行禁止,那些人就会观望;如果,鲁国不是一向考核严格,那些人就会作弊;如果,鲁国不是一向官正民淳,那些人就会行贿……

更重要的是,鲁哀公前能听庄子的“烂点子”,后能面红耳赤表示尴尬,这多难得呀!

换个君王,为了给庄子点颜色看看,也贴了告示出去。可告示贴出去五天后,穿儒服的人却一个不少,先排队到相关衙门去交纳些个统一服装费、造册登记费、复习资料费、考卷印刷费、考卷管理费、参考答案费、监考辛苦费……然后参加全国统一儒生高等考核。

考核结束,成绩下来,合格率99.9%。再根据收费多少、关系亲疏、身材长相把他们分批充实到个衙门的行政处、秘书处、后勤处、东厂、西厂、南厂、北厂去。

整套程序完成后,再贴一张告示,宣称“我国儒生比例占全国总人口的88.8%,为春秋各国之首位”。于是,君王得意扬扬,面对上上下下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朝庄子大喝一声:“来人呀,即刻将这个犯有蓄意诽谤罪的不法分子捆绑起来,驱逐出境!”

这样一想,我们自然就会明白:鲁国真的已经很好了!

庄子的著作范文第6篇

[关键词]庄子;生命;美学

[作者简介]李木会,广西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9-0187-03

《庄子》一书不仅是一部著名的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文学、美学著作,在中国文学、美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对庄子的研究试图从哲学领域走向文学、美学领域。庄子美学关注的终极目标是人的生命,庄子希望人们得到自由和快乐,故庄子美学实际上是生命美学。

一、虚静之美

虚静之美是庄子美学的第一个方面,主要是从精神层面、从审美主体即人的角度来考虑的。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者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乡,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闲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进为而抚世,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道》)庄子主张虚静、恬淡、寂漠、无为。帝王推行无为之治,以此养生,则“年寿长矣”;以此治国,则天下统一。这主要讲的是养生和治理国家。从美学层面说,庄子则主张只有审美主体求虚静,处于无为状态,才能“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庄子认为只有求得虚静之美,审美主体即人才能处于自然无为的状态。虚静是庄子通“道”的主要途径。庄子说:“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人要体道悟道,必须达到至高的虚静境界,让审美主体即人的心灵进入至虚至静状态,与“道”实现精神性沟通,真正体悟“道”,审美主体即人的心灵也在这种体悟中得到无限的自由。在现实世界中,虚实相生,万事万物统一于“道”,唯有审美主体的虚静,方可进入美的境界。

庄子认为,要达到虚静状态,审美主体即人必须做到“心斋”和“坐忘”。庄子对“心斋”和“坐忘”作了相关的论述:“回(颜回)日:‘敢问心斋。’仲尼日:‘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颜回日:‘……瞻彼阕者,虚实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人间世》)从美学上看,这是讲审美心态与审美意境的,审美主体的感知是一种由审美对象所引起的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在庄子看来,这一过程的达到即是一种超功利的直观――“心斋”。荡除一切浊气,让主体以虚待物,以气感悟,耳目内通,与道同一,达到虚静状态,进入美的境界,主体也就自由了,从而得到生命的自由和快乐。“仲尼蹴然日:‘何谓坐忘?’颜回日:‘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日:‘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大宗师》)“坐忘”是比“心斋”更高层次的审美心灵状态。庄子所言“堕肢体”和“离形”,就是完全忘掉了自身形体的存在;“黜聪明”和“去知”就是要放弃任何功利得失、世俗烦恼,也就是无功、无名、无己。这种忘形、忘利、忘心的“坐忘”状态就是审美主体即人的虚静之美的最深层面,是彻底的、无所牵挂的绝对精神自由。虚静不是虚幻,而是主体排除一切有意识干扰,使精神超脱于外物与现实的种种束缚,从而进入一种无功利的审美境界,精神处于绝对自由状态。庄子希望通过“心斋”、“坐忘”来摆脱人间世俗的束缚,力图为个体在宇宙社会中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在纷乱的人世中找到一个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场所。庄子的这种人生理想与求道是相统一的,悟道、通道的实质都是回归于人类本身的生存境域。

庄子的虚静之美从精神层面对审美主体即人的心灵进行关注,为人们摆脱世俗生活的种种羁绊、实现精神的自由超越准备了先决条件。“坐忘”和“心斋”提供了具体的途径和方式,世俗生活是不美的,审美主体即人在精神层面实现了自由之后必然要继续寻找美的世界,天地之美的论述就是这种追求的结果。

二、天地之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知北游》)“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为哉?天地而已矣。”(《天道》)庄子在这里提出“天地有大美”。庄子认为,天地为万物之总。何为天地之美?“至人无为,大圣不作”,从而能“观于天地”。天地之美,亦即自然无为之美。万物在庄子眼中,都是处于自然无为状态的,在《庄子》一书中,庄子描绘了由鸟、兽、草、木组成的一个诗情画意的生命世界。万物在这一片天地中自适其性,充分展示其自身的自由之美。“今彼神明至精,与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圆,莫知其根也,扁然而万物自古以固存。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恬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知北游》)万物自古以存,“油然不形而神”,庄子认为万物本来就存在,自然而然地存在。“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谓盈虚衰杀,彼为盈虚非盈虚,彼为衰杀非衰杀,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也”(《知北游》)万物没有主宰,万物之间的差别实际上也是没有差别的差别。庄子剔除了人对物的态度,把物还原到没有差别、没有主宰、自由适志的自然本性世界,还原到物的本来存在,审美主体即人在虚静之美后顺应自然和回归自然。

天地之美就是自然无为之美。庄子认为通“道”方可体悟天地之大美。“道”在庄子美学观中居于重要地位。“通道为一”(《齐物论》),“形非道不生”(《天地》),“精神生于道”(《知北游》),“夫道,覆载万物者也”(《天地》),“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天道》)。“道”是庄子哲学的本源,庄子把“道”当作万物和精神统一的最高境界。庄子的“道”,是他对自然的哲学认识,同时也是他对人的自我认识,他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样,“道”就将个人的存在和一种永恒的自然存在联结在一起,人在自然中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人

在精神上得到了一种深厚的依托、慰藉和保障。庄子用“道”把自然和人联结在一起,落脚于人的精神超越。

庄子在物质和精神两个世界间通达,对“道”的理解明显具有具象化、世俗化倾向。“道”有情有信,不是独立于感性世界之外,而是浸润于万物之中,“道”无处不在。万物皆是有生命的,是独立的、自主的生命存在,人只有顺应自然,才能实现与自然的精神性沟通,才能通“道”,体悟天地之美。因此,在庄子看来,天地万物都是按其自然本性生长,也正是因为其生存、生长,是自由本性的流露,是自由之乐的体现,那么“天地有大美”也就是天地之自由了。

通过以上两个层面的论说,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已经融为一体。天地之美主要着眼于审美客体;虚静之美则强调主体之忘,离形去智,方可体悟审美对象,在这种体悟过程中,审美主体即人经历了虚静之后获得精神上的超越。

如前所述,天地万物自适其性,是绝对自由的,而人生于尘世,受世俗烦扰、功名牵挂,是不自由之身,因而只有通过“心斋”、“坐忘”达到虚静方可进入精神自由层面,通达天地自然。人的自由和物的自由在精神境域中实现完美契合,人便进入了物我两忘的自由境界,成为圣人、神人、真人。这就是庄子追求的人生。庄子的虚静之美和天地之美最终落到审美主体即人的身上,庄子美学对生命的关注是天地之美和虚静之美的终极目的。

三、德充之美

“子产日‘子既若是矣,犹与尧争善,计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日:‘自状其过以不当亡者众,不状其过以不当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游于羿之彀中。中夹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然而怒;而适先生之所,则废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之自寐邪?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尝知吾兀者也。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何谓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德充符》)

庄子认为“德者,成和之修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德不是儒家强调的道德品质,而是安之若命,顺应自然,精神自由,内心保持明智,不为外物所动,与物相合。庄子的德主要是从审美主体即人的心性出发,认为德充之人,精神自由,忘去形体,物我合一。庄子认为“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夫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刻意》)德的核心是“恬淡寂漠,虚无无为”,心境“澹然无极”,这就是圣人的品德了。

庄子的著作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中国山水画;道家思想;老子

儒家思想主要影响中国画的主体(画家),道家思想主要影响中国画的本体(画)。传统的中国山水画,一直是和老庄之道联系最紧密,体现道家思想最充分的。可以说,道家思想对传统山水画的影响非常大,中国绘画与道家美学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在长期的绘画演变发展中,萌芽于魏晋、起始于唐宋、兴盛于元、高度繁荣于明清的中国文人绘画,从绘画理论、审美思想和创作主张上,均渗透着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的精华。道家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其本身也是一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一道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革服务。因此,道家与中国绘画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的基本美学价值中,道家主要强调道法“自然”的理想美、朴素之美,“虚静”与“空灵”的境界美和“玄”、“素”与水墨问题。并与儒家的“中和”之美、“雄健”与“充实”,禅宗的“冲淡”、“彻悟”之思想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互济互补,影响着中国历代画家的哲学思想、绘画理论、审美思想和创作主张,而道家思想在长期的绘画演变发生、发展中尤其起着重要的内在作用。

老子的道在美学中体现着一种含蓄,玄虚的朦胧之美,正是达“大象无形”之美赋予山水画已生机。在中国,自然哲学一直把人和哲学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察的自然方法,为山水画创作提供了前提。宗炳之《山水画序》的出现,标志着山水画从人物环境的地位过度到成为独立画科的过程的完结。首先宗炳一生钟情于山水,以“栖丘饮谷”为志,从不入仕。中国山水画如宗炳所述,在“以形媚道”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以似与不似、虚虚实实的创作方法把自然和人格之美结合起来,通过对自然界的山川、草木、宇宙、大地的赞美来表现人的理想心态及人格。首先《山水画序》一变春秋以来以山水比德的传统,奠定了道家在我国山水画发展过程中的美学地位。道家认为道是一切美德根源。庄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万物,天地亦是道所生,天地之美源于道,又显现道。圣人则观天地之美而悟道求理。这是进入最高的最自由的美的境界。山水画成为历代士大夫隐士追求的对象,至宋以后,发展为写意型绘画的主题,这是宗炳对中国山水画的贡献。第二,也由此而以儒家成教化,存鉴戒为功能的传统,重新确立山水画的审美功能价值观念。宗炳提出的这种以“畅神”为最高价值的山水画功能观念,是山水画得以绵延五代,至宋以降,并发展为主要画科的根本原因。解决了山水画之姓与神的关系。

我们从《历代名画记》可以看出,张彦远颇受道释的影响。从《历代名画记》的整个思想基础来看,他的“自然”就是庄子的那种“自然”。在庄子那里,“自然”可以用“技进乎道”来诠释。张彦远将自然作为中国绘画的最高层次,而根据道家所推崇的理论的话,描绘推崇自然的话。所谓“自得其得”“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这一理论应用到山水绘画之中,必然会将原始的真实描绘自然转化为不求形似的写意画风。

五代山水画大盛,作者如荆浩、李成等为隐逸文人,这些隐逸文人都与道禅思想有密切关系。中国画家在唐代就开始讲“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自然山水是画家的老师与朋友,画家要观察自然,学习自然。自然与人的关系在中国画家那里是一种轻松亲切的关系,庄子的“与物为春”“与物有宜”论是这种亲密关系的精神源头。正由于能与自然“与物为春”所以画家们观察自然表现自然时,精神是愉悦畅快的,是心旷神怡的,正由于观察山水与表现山水能带来精神上的审美享受,所以画家们才行万里路,“搜尽奇峰打草稿”,这正是画家内在的创作驱动力,这也是中国山水画在唐宋以来长此不衰,并成为主流画种的根本原因。北宋山水以范宽,郭熙显著。“进取其质”则是郭熙的创见。近看以取其质之质,有人解释为西方绘画所说的“质感”之意。《林泉高致》是中国山水画论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中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北宋后期之前山水画创作的总结,并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与阐释,是继荆浩《笔法记》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画论著作。并且和《笔法记》一样,它不是靠对作品的鉴赏和文献的记载以及个人的观点编述,而是根据自己在创作中的体验以及自己为了创作而对前代山水画的学习、研究、理解所得而编述的著作,所以它对创作前的思想基础和认识方法、创作中具体技巧和意境处理等各方面体会得更加深刻、更加实际,也更具有操作价值。研究《林泉高致》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山水画的本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它在山水画的价值论,师传统与法造化、山水美的关照与选材以及山水画空间的表现方式这几个问题上的深刻看法,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他所提出的三远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其人物之在三远也。高远者明。深远者细碎。平远者冲淡。明者不短。细碎者不长。冲淡者不大。此三远也。”另外,宋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儒、道、释之间的关系。道家的“万物齐一”的思想与儒家的那种务实精神的结合,使得“道”的真谛贯穿到了各种平凡的时间和所有事物之中。

此外,元朝黄公望的《富山春居图》是黄公望为无用师和尚所绘,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是黄公望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而这幅画也体现了道家思想对其的影响。

清代的石涛是受道家和禅宗影响的著名山水画家和绘画理论家。他的《画语录》十八章及部分题画诗,是中国画论与画评以及山水画理论发展到清代后所形成的又一座高峰。如果说北宋郭熙的《林泉高致集》从审美角度对山水画的理论作了全面透析,那么清初石涛的《画语录》则从哲学角度对山水画作了深刻的本质概括。

中国绘画与道家美学丝线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在长期的绘画演变发展中,萌芽于魏晋,起源于唐宋、兴盛于元、高度繁荣于明清的中国的文人绘画,从绘画理论,审美思想和创作主张上,均渗透着道家思想与道教文化的精华。道家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其本身也是一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一道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革服务道家思想是我国古代哲学的伟大思想瑰宝,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山水画才给人以无穷的韵味和遐想,山水画家也正是因为把庄子的思想淋漓尽致地体现在画中,才能够产生吸引我们无穷魅力,也可以说,凡是在中国学中国画的,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作者单位:鲁东大学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庄子的著作范文第8篇

【关键词】庄子;孔子;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1-0005-5

粗略估算,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前286年)比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晚约二百年。又真实看到,庄子是认真评论孔子的第一人,在大量、全面完整评价孔子方面,此前无人与之匹比。或者说,人们在认识孔子这位重要历史文化人物方面,庄子的论著里,可以找到第一个文本。当时,中国已由相对平和的春秋时代进入诸侯争霸的战国时期,学术上依然保持百家争鸣的风气。从个人经历来看,孔子一生从政从教,周游列国,相传弟子三千,七十二贤。庄子蛰居河南商丘西北(宋国蒙人),耽于想象,楚威王曾派大夫二人请他出来从政,他表示拒绝。

由于时代背景和个性气质不同,庄子和孔子作为中国早期文化的建树者,各自作出了不同的奠基性的贡献。此后,儒家思想和老庄哲学,逐渐汇纳百川,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两大支流。

庄子不像老子与孔子处于同一时期,也正因此,他有可能较为全面地回顾历史,评论人物。

一、天地是非中“吾丧我”与局部执着中本“成心”

庄子著作一开篇就是一个鲲鹏展翅的巨大形象,鲲鹏自身几千里,“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本文所引《庄子》原文,见中华书局出版的郭庆藩《庄子集释》,分《内篇》七,《外篇》十五和《杂篇》十一,共三十三篇)。这同孔子《论语》开头辗转于“学而时习之”的世俗景象不同。孔子着眼于现实社会的“学”与“习”、“学”与“思”,庄子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我”的言论思维应与天地万物相适应。在庄子看来,天地万物都有彼与此、是与非的相对性。从彼与此的各自角度来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内篇·齐物论》)。各个国家、各个文化学派,都有不同的是非标准,而且发展下去,永无穷尽。既然是这样,庄子就主张采取一种“莫若以明”的明智态度,即采取“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的不走彼此对立、是非对立的观照事物本然、因任自然本性的路子,也就是他在《杂篇·天下》所推崇的“天人”、“神人”、“至人”和“圣人”所遵循的路子。他理想的境界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内篇·逍遥游》),而现实生活中,这又只是他一心向往,是一种空想,这种至人、圣人、神人和天人实际是不存在的。

那末,庄子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认知呢?尽管他提出了天地万物的是非相对性,他的具体认知都正确吗?他在《内篇·齐物论》里提出了“吾丧我”的思想,即要求作为“真我”的“吾”达到丧失偏执的“自我”。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要求保持清醒,作出自我批评、自我反省,忘小我,丧小我,而成就大我。

庄子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他能高屋建瓴,不同那种拘限于局部的你是我非的争论。他批评了儒家墨家彼此的是非之争。他在《内篇·齐物论》里说,如果依据主观的成见、成心作标准,那末,谁没有标准呢?“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他认为,正是因为世界大道被局部“小成”隐蔽了,“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之争是在局部有限的是非圈里互不相让。他举例,说到孔子认定的“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等等言论是“孟浪之言”,庄子表示反对,认为孔子是在作梦。

在《杂篇·天下》里,庄子虽然也赞成墨子提倡非攻、兼爱、非乐、节用的一片善心,但是也批评墨子的“生不歌,死不服(饰)”的主张,认为“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它“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

对于儒墨之争,庄子认为从根本上是因为他们各自“随成心而师”。“成心”就是成见之心,以自我为中心,主观武断排他。如此立身行事,最多只能达到“小成”,即局部的、片面的成就。

二、推崇“道”,批评孔子的“仁义”观

庄子介绍,孔子询问老子什么是道,老子回答,道深奥难言。从天地日月、山川万物、帝王兴起到为人处世,凡能依归顺达的,都是道。“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外篇·知北游》)老子的弟子庚桑子解释:“夫春气发而百草生,秋正得而万宝成。夫春与秋,岂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杂篇·庚桑楚》)或者,像孔子后来领会的:“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杂篇·渔父》)因此,老子说,“道不可闻,闻不若塞。”可意会,不可言传。

庄子对于“道”在哪里的回答是“无所不在”。在《外篇·天道》里,他说:“夫道,于大不终,刊、不遗,故万里备,广广乎其无不穷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他以化名为无始的人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结论是“道不当名”。

如果从《庄子》全书来看,所谓道,就是横贯宇宙、通达古今的规律,是自然和社会的总体法则,涉及天时、地利、人和。在《杂篇·则阳》里,庄子更为具体的讲到:“四时殊气,天不赐,故岁成;五官殊职,君不私,故国治;文武殊能,大人不赐,故德备;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这些自然和社会普遍适用的通理法则,就是道在起作用,“道者为之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