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严法师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圣严法师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圣严法师范文第1篇
英国前特种部队士兵汤姆・莱帕德被人们称做是“斯凯岛豹人”，因为他全身都文上了金钱豹一样的黑色斑点，并且在过去20多年中，他一直生活在苏格兰斯凯岛海岸线附近一处荒凉偏僻的茅屋里，过着“原始生活”。由于年纪越来越大，莱帕德感到在野外生活越来越艰难，最近，73岁的他终于放弃“原始生活”，回归文明社会。
印度一女童长有4手4足
印度一名女童生来就有4只手和4条腿，盆骨下方连接着没有头、未发育的寄生死胎身体。女童今年4岁，取名印度教中有4只手的财富女神拉克希米，家人相信她是由上天赐给他们的。500名来自没有水电供应的偏远地区的男女更赶来“朝拜”，希望“求神庇佑”。事实上，拉克希米的母亲原是怀了双胞胎，但在两个胚胎在子宫内分开时。其中一个停止发育，变成健康正常的另一个胚胎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叫做“寄生性连胎”。超过30个不同的专科医生将为她动40小时手术，移除死胎的4肢。
奥巴马是个“迟到大王”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出席各种活动以及记者会总是迟到，被批为“迟到大王”。奥巴马了前总统布什一项严格执行、但不成文的规定――“永远要准时”，改为“姗姗来迟”。
受奥巴马影响，整个美国政府也开始迟到。有网民批评，奥巴马迟到是一种轻视别人的表现。但白宫首席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表示，奥巴马是个“夜猫子”，时常在晚上11时召开电话会议，经常阅读至午夜。奥巴马通常每天上午9时才出现在白宫西翼的椭圆形办公室。一进入办公室，奥巴马便以疯狂的节奏投入工作。傍晚时分。他会放下工作，和家人共进晚餐，然后再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至午夜。
也门10岁女孩离婚后出自传
2006年，年饭8岁的诺乔德，阿里在父母的安排下，与一名28岁的男子结了婚。婚后，阿里经常遭到丈夫的殴打。2007年，4月，由于受不了丈夫的折磨，阿里离家出走，跑到法院诉请离婚。在律师纳赛尔的帮助下，阿里勇敢地站上法庭要求离婚，并于2008年4月胜诉。成为也门历史上娃娃离婚第一人。
离婚后，诺乔德・阿里出版了自传，向人们讲述她作为儿童新娘结婚和离婚的经历。“现在我希望回到学校。将来成为一名律师，帮助像我一样的女孩。”也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并以儿童新娘泛滥而著称。
日本1／3的夫妇不过性生活
日本计划生育协会会长Kunio Kt-tamura称，日本有超过1／3的夫妇不过性生活，最普遍的原因，男性认为是下班后太累，女性则认为性生活太麻烦。
他说：“这是一个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问题。公司管理应对此采取一些措施。”这项调查共有647名男性和821名女性参加。都是年龄49岁以下的已婚人士。这一趋势可能会给日本带来严重后果，出生率持续下降及老龄化加重一直是日本政府最头疼的问题。
世界最长指甲断了
住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雷德蒙德，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手指甲。2008年测得雷德蒙德手指甲的总长度超过28英尺(8.5344米)，她右手拇指的指甲最长，达到了2英尺11英寸(0.889米)。为了让指甲长得长，雷德蒙德从1979年开始就没有剪过指甲，遗憾的是。2009年2月10日，她因为发生车祸。指甲被损坏折断，这项世界纪录已经不复存在。
圣严法师范文第2篇
《峭壁边缘》
作者：亨利・保尔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这是亨利・保尔森的自辩书，所以我们郑重推荐给你。有很多回忆录或名人传记都是人老珠黄时的走穴之作，但
不包括这一本。
他是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
是的。让雷曼兄弟自生自灭的那个家伙，就是他。雷曼兄弟的被视为金融危机的标志性世件，当时全世界至少有几亿人在诅咒这个叫亨利・保尔森的家伙，有雷曼员工把大头针扎在他的照片上，剩下没有诅咒他的几十亿人，要么是不知道他的名字，要么是骂错了人：约翰・保尔森，另一个华尔街之王。
他被人们叫做King Henry，亨利国王。
在于2006年放弃高盛集团CEO一职走马上任美国财政部长之前，他在高盛的年薪是3830万美元，而美国财政部长的年薪是20万美元。
他当时拥有7亿美元的身家。
他还是环保主义者，痴迷于蛇、蜘蛛和珊瑚礁。
他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至今都仍然留有争议。任由雷曼兄弟破产，却在自己的老东家高盛陷入困境时，迅速推出了救市计划。
在2008年9月的一周内，他和高盛CEO布兰克费恩通电达24次，远多于跟其他华尔街银行的通电次数。
他的救市计划是用任何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花掉7000亿美元，购买各种金融资产以稳定金融体系，他只用了两页半的纸张便将这一计划提交给美国国会。
他拯救华尔街的努力激起了纳税人的愤怒。
他拯救美国市场的方式引起了人们的争议，雷曼是高盛的一大对手，是否有利益输送之嫌?
金融危机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有人成了英雄，有人则注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保尔森显然不希望成为后者。
他说：“我不是想在事后修改历史，而是要创造历史。完成并做一些事情。这可能并不完美。”
《天崩地解：1644大变局》
(汗青，山西人民出版社)书名虽为1644大变局，内容却涵盖明朝士风和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及其对政局、政体。乃至民族兴亡、家园盛衰、文化嬗变的深远影响，作者更多关注的是明清易代这一剧烈的社会动荡，带给士人、朝臣的心灵冲击和精神创伤，进而探究支持他们个人行为的内在因素和思想根源。
《美丽的结尾》
(法顶禅师，二十一世纪出版杜)
韩国高僧法顶禅师的最新文集，共收录56篇富含生命哲理的散文，内容涉及禅门典故、书林史话以及作者不为人知的许多生活轶事，语语深邃，字字淡然，无不蕴含大师对人的自我价值的认真思索，及其对生死痛苦的切身感悟。
《枯木开花――圣严法师传》
(施叔青，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圣严法师曾被《天下》杂志推选为“400年来对台湾最具影响力的50位人士之一”，被誉为“稳定台湾人心的力量”。法师虽为出家人，但一生颇具传奇色彩。1949年从军赴台，创建法鼓山，以“提升人的质量，建设人间净土”为理念。这位教育家、作家、宗教家，自喻为“风雷中的行脚僧”，其“四世为人”的传奇经历，在其弟子、著名小说家施叔青笔下被细致展开，使读者随法师人间行脚，见证枯木开花。
《茶当酒集》
(马未都，文化艺术出版社)
马未都将文物历史的专业知识与真情流露的往事怀念，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全书收录马未都二十余年来的旧作新作，如马先生所言，“随手记录下一段情感当时也许随意，事过多年重睹，亦可能百感交集。”本书内容涉及广泛，包括文物历史类的专业性文章、有感而发的随笔文章，以及真情流露的怀念性文章。
《男人这东西》
圣严法师范文第3篇
这句话无非是劝人不要做坏事，即使做了坏事，只要改了从善也是可贵的，也是可以成佛的。我们不可能真的成佛，但作为这部电影创作的初衷的确是为了唤起现在人们要“放弃烦恼一心向善”。电影在紧张的拍摄中，我把剧本上的故事、情节通过演员的表演渐渐地变为具体的画面和行为，我从他们的表演中体会到了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从做坏事到逐渐醒悟，最后终于“放下屠刀”，重新做人，这个过程在一部90分钟的电影看来虽然短暂，可是却给了我以及剧组所有工作人员一些感动，特别是我们在拍摄片中扮演“大恶人范高尚”的梁小龙在监狱中一场戏时，他的表演出乎我们所有人的预料，他那一笑笑出了人生的无奈、烦恼、名利以及人活着的本质含义，让我们无不动容。
还有扮演“刀疤”的演员陈宇，在拍摄过程中伤了两根手指头，让我很是痛心，他在片中是一个最为明确的体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例证，希望将来观众看到这个人物也会被他感动。
为了这部戏，剧组上下一百多号人，都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和心血，但我相信，这部戏和其他的电影不一样，我们为它付出了，会有善的回报，回报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颗跳动着的心灵！
作为这部电影的编剧和导演，我承受了无法言语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中途有放弃的想法，可是不能放弃，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电影，它是我心中的一个结，永远的心结，这个心结希望能在电影公映的那一天得到释怀。
现在电影顺利封镜，这部电影对于我有着特殊的意义，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借用佛学大师圣严法师的一句衷言结束我的这段文字，“人都是向外追求名闻利养，其实最重要的是追求内心的清净平和。”
人生的路还很长，我们走着看吧……
阿弥陀佛！
郑阳
圣严法师范文第4篇
2012年3月2日腾讯网的头版头条：《90后杀人犯微笑求死》。面对这样的新闻标题，我知道又一位年轻人出事了。每每读到这样的新闻，我都不忍马上读完它，我需要到窗外去看看，天空是否依然蔚蓝，马路是否秩序井然……
新闻的主人公叫马金库，1991年出生于黑龙江，案发前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商贸公司当搬运工。再看看他的照片，是一个五官端正、身体强壮、脸上充满阳光的帅哥。可现在的他却成了杀人犯，令人叹惋。
马金库在接受审查时说，他与被害者尹女士并无矛盾。2011年5月22日是一个周日，他本想睡懒觉，结果早晨6点多就被老板叫起来卸货。“我平时没那么大气，那天不知道怎么，就是特别生气。”上午8点多，他来到公司厨房，往一锅粥里放了二三十片安眠药。“我想大家吃完都会想睡觉，就不用干活了。”约一个小时后，老板和几个员工都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遂去就医。马金库说，到了晚上他想睡觉，可正在洗衣服的尹女士又让他修电灯，又让他哄孩子。“我当时特别来气，说不愿意哄。她说你是打工的，让你哄你就哄。”两人先是争吵，后来就动起手来。“我抄起墙角的斧子向她头上砸过去，想教训教训她就完事了。”他说，没想到尹女士抱着孩子喊：“杀人了，救命啊一”“我当时害怕了，就下了死手。”……
俗话说，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两个东西：一个天使，一个恶魔。其实这两个东西都是沉睡的。当天使被叫醒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善良、温情的；而当恶魔被叫醒的时候，这个人就是狠毒、无情的。马金库，也不例外。当尹女士“让他修电灯，又让他哄小孩”，还挑衅“你是打工的，让你哄你就哄”，终于叫醒了马金库心中的“恶魔”，因此悲剧发生了。
圣严法师范文第5篇
您好。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我想我只是模拟说话的状态吧。我已经很久没说过话了。我想不出来，我多久没下过楼了。
高三的时候，我老觉得头嗡嗡的，上课老觉得周围很嘈杂。我妈说估计是用脑过度，给我吃谷维素。后来上了大学之后，老是头疼，老有杂音，去医院检查，最后去了耳鼻喉科，医生一检查，问我：“你聋了多久了？”
我当时就蒙了：我好好一个人进来，怎么就变成聋了。后来我才知道，我得了神经性耳聋，而且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期。虽然试过高压氧舱、针灸，但是医生说，不恶化就算好了。
一个刚上大一的女孩子，由于每天要戴助听器而深感自卑。我留长发，多热的天我也不扎起来。上课还好说，我可以课后看书。可是我很怕跟同学在一起，当他们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心里总是很惊慌，他们看出来我听不清楚。我总是盯着他们的脸，一个字也不敢错过，但还是经常会闹笑话。因为反应慢，同学们都觉得我是傻子。
有一次，一个同学转载了日本一个唐氏儿考上大学的贴子，下面的同学跟贴都说：“我信。我也信。”我看了万箭穿心。他们不就在说我吗？就这样，我不怎么和同学们交往了。
因为知道自己有病，我就根本没考虑出门上班的问题，哪个用人单位也不会要个聋子呀。我也没什么事可做，功课还算刻苦吧，就有老师要带我做项目。开始我很恐慌，但是后来发现都是在电脑上完成的，和老师沟通也是用邮件，就答应了。
毕业后，我就在家里继续做项目，收入也还可以。现代社会真的很方便，其实不出去也可以工作赚钱。我有时候自己做饭，去超市买菜，什么话也不用说；或者在网上下订单叫外卖。需要什么就上淘宝，总之，和每一家快递公司都混得脸熟了。
我有困扰吗？有。电话一响，我就很紧张，我怕接电话，怕听不见，怕人家听不懂我的话。（也许因为长期不说话的原因吧，我妈说我说话越来越含糊不清了。）我总是心惊肉跳，等铃结束了，再回短消息，跟人说，我在外面吃饭或者刚刚开车什么的，问他有什么事。结果居然有一个客户给我短消息说，他好羡慕我，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
我爸妈对我很着急，他们给我买了最贵的助听器，现在还打算让我去做电子耳蜗手术，大概要30万左右吧。但我老淡淡的，我有时候想，就这么宅一辈子也好。可是有时候我半夜醒来，又心跳得要命，喘不过气。我特想大喊大叫，但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声音，我要喊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就这样吧。
无名人：
到了中年，我慢慢理解“命”这个字：它是一种难测的定数，也许隐藏在你的染色体里，A螺旋与B螺旋搭错了线；也许闪在下一个路口的红绿灯里，你可能看对也可能看错，但它总在闪。命运之强大，在于我们对它的无能为力。所以“认命”，不完全是沮丧，只是全盘接受。
前几年去世的圣严法师，对人生提出十二个字：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这些年来，我和所有人一样，遇到过生命中无数的事，我不得不说，“处理”是最难的。就像此刻的你。听不见了是个事实（你没有说，有多听不见，是双耳还是单耳。我觉得你能上大学，不会是重度吧），你必须接受下来，然后，如何处理？
一种方式是此刻的你，你退回自己的安全世界，无声的世界，声音拒绝你，你也拒绝声音。你听不见你索性也不说。但……你不寂寞吗？那些你半夜醒过来的时候，你想大喊的，是内心的怨气吧。
另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常见的四个字“自强不息”。我有一位女友，不知道与你是否同病，她小时候打针伤了听力，所以她不太打电话，喜欢与人面对面交流。我猜她可能约略要辨认唇形，但显然不会去问。她发音略有含糊，但没关系，大家大说大笑的时候，不需要听完全句；而在郑重场合，她会放慢语速，一字一句，更有撼动人心的力量，也很好。而她，顺利地工作，嫁人生子。最让人艳羡的是，老公是高帅富，为她的才华、好性情吸引。
而她的父母曾经对我们说过，因为这个女儿的病，所以格外重视培养她的性格和技能。总之，命运兵来，我们将挡。
是否这世界只有耳聪目明者才能生存？绝对不是。
如果能做手术，就去做吧。做了之后，试试看和朋友吃个饭，和他们聊天。你要相信，朋友不会笑你。下次去专卖店买衣服吧，慢慢地一字一字问店员：“有我的号码吗？”她们也不会笑你。
这世界五光十色、花花绿绿，你把自己关起来，你就嗅不到秋天的桂花香、看不到十五的大月亮、吹不到凉爽的风——这些都不需要用耳朵。而你却因为耳朵的小疾，把自己与这些全隔开了。
圣严法师范文第6篇
当然我也希望，有一天这套书能以英文版呈现，把中国人生活中的智慧，正确地传递给外国朋友们，让他们了解我们生活的全貌，并且看到中国人生活中的美丽。
能够给儿女后代留下这套书，是一种上天的恩宠。
儿女大了，所有的活动都得配合他们的时间表。女儿姚姚放假回台湾，年前就得回学校，丈夫与我这姚、任两个家族，三代20人加上姚姚的美国同学柏康共21人，提前于尾牙这天（即农历十二月十六）在我家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团圆饭。
我们两家结亲20多年，常有各种亲族聚会，全员到齐吃团圆饭可是破题第一遭。为了应景，我准备了42个红包，里面装着巧克力金币及一句对联，上联的红包放在茶盘里，下联的红包分别放在餐桌的21个位子上，每人入座前先拿茶盘里的红包，再去餐桌找下联，找到即是自己的位子。
对联都是具有深意的吉祥话：“喜看大地莺歌燕舞，笑迎农家马壮牛欢”；“寻常无异味，鲜洁即家珍”；“紫米川盐样样不少，甜香酸辣味味俱全”……这找位子的过程很有趣，立即把聚餐的气氛炒热了。
这么多人聚餐，我们并没有叫餐厅外烩，端上桌的餐点都是各人在自家厨房精心做好的。姚家带来客家式梅干菜扣肉、素什锦、清炒时蔬、冷盘、润饼、车轮、台式咸年糕、卤肉饭；任家带来宜兴砂锅、上海式梅干菜扣肉、砂锅鱼头、狮子头、红豆松糕、乌鱼子、红烧蹄髈。丈夫仁喜烧他的招牌西班牙海鲜饭，我做南京糯米团子与佛跳墙。我家三个孩子做了南瓜浓汤、台湾甜年糕、炒条及胡萝卜蛋糕。柏康则做意大利千层面。加上各房带来的日本清酒、葡萄酒、陈绍，梅子酒，吃的喝的近三十样。
我公公说着日语，我母亲说着吴侬软语，孩子们说他们的英文国语，我们中间这一代则一口标准国语。东方与西方，外省和本省，三代人“混”得好尽兴！
聚餐之前，我特别把刚在电脑里完成的家族树列印了一张贴在餐厅墙上，树上共有两家八代321个人名，趁机让孩子们了解亲族的生命源起与各人的成长密码，并增补遗漏之处。这可爱的家族树，在电脑里可放入个人简介、照片、通讯资料，还可加上各人想跟家人说的话、生活近况、工作成果或作品，让家族成员不管在何处都能上网点进去分享。姚姚的伯父把这棵家族树放到了他的博客，让所有亲人随时增补，相信它会不断长大，枝叶越来越茂密。
以前过年，我们家和姚、任两家的长辈总是分开吃团圆饭的。我公公姚望林先生今年83岁，他辛苦地赚钱养家，以微薄的薪水成就四个孩子的高等教育，让他们在极度自信自在的环境成长，追寻各自的梦想。
仁喜的母亲不幸于他大四时病逝，我们称她是“天上的阿嬷”。在我心目中，她与我公公都是最伟大的平凡人，才能把每个孩子教养得各具特色又各有成就：仁禄从事创意设计，仁喜做建筑设计，仁恭专长于灯光设计；唯一的女儿明芬则成了虔诚的基督徒。
我家的背景和仁喜家是非常不同的。我父亲任显群是江苏宜兴人，母亲顾正秋是南京人，他们分别于1949年之前来到台湾，我父亲不幸已于1975年往生。
我公公曾告诉我姚家移民到台湾的故事，充满了转折和启示。尤其是族谱的家训“善为传家之宝，深信因果报应，力行布施忍辱”，更让我了解他那平凡的家庭，为什么能教养出有礼貌又有创意的儿女。
我母亲常对人夸奖仁喜这个台湾女婿善良又孝顺，也常告诫我不要吓坏了人家。这么多年来，我与仁喜秉持着“他不嫌我油腻，我不嫌他清淡”的生活哲学，彼此尊重和包容。在团圆饭的餐桌上，客家梅干菜扣肉微酸，上海梅干菜扣肉微甜，各有特色。同样是米做的台湾年糕与红豆松糕，都有着过年吉祥的味道。南京小团子与日本麻糬并列一盘，也一样的受欢迎。我同时观察到，下一代因为没有文化包袱，几乎是全盘通吃，他们的收获最多。
这顿团圆饭我决定做佛跳墙，也有着相互包容的象征意涵。好吃的佛跳墙的原则是需要让每一种食材保留自己的个性，但又可以汲取别的食材的精华。
整个餐会说说笑笑，孩子们还表演节目助兴。最后，每个人单独指着家族树上那片自己的叶片照相留念。我因为忙于上菜，等亲人走后才坐在那颗家族树前好好地喝一碗佛跳墙。那时突然觉得，我们的家族很像一锅佛跳墙，成员各有独特的才华，当聚在一起时，却是这般的浓郁芳香，而又清淡有味。
《传家》
作者：任祥
出版：新星出版社
《传家》，一部民间版本的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之作，结合文字、影像与生活，分别以春、夏、秋、冬四册呈现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是一本“美的百科全书”。
任祥，京剧名伶顾正秋和台湾前“财政部长”任显群的小女儿，南怀瑾和圣严法师的学生。她是台湾第一代民歌手，16岁就出了两张民歌唱片。她也是个珠宝设计师，二十几年来设计过许多美丽的作品。（摘自 《传家》）
演出
话剧《守岁》
时间：2013.01.29—01.31
地点：北京保利剧院
《守岁》之后，这一年才算没有白活……
影视明星江珊重返话剧舞台之力作，电影《风声》导演高群书跨界监制，台湾著名导演李宗熹呕心作品。（演出信息由大麦网提供）
现代芭蕾《简·爱》
时间：2013.02.06
地点：上海大剧院大剧场
现代芭蕾《简·爱》根据夏洛蒂·勃朗特同名小说改编，突出了精致考究的风格，散发着有些怀旧而伤感的味道。剧中最大的亮点是加重了原著中作为背景出现的贝莎夫人的戏份。
爵士新年音乐会
时间：2013.01.20
圣严法师范文第7篇
(一)色蕴角度的佛教文化景观感知分析
色蕴感知是一个外界信息摄取的心理聚合。通过最浅层的心理活动构造一种境界相。色蕴主要分五官感知和意官感知两部分，通过这两部分我们可以对佛教文化景观的感知更加全面具体。这五对概念就是我们所知的五种感觉;意官感知即强调主观感觉，其所知的对象是身心的信息结合。
“色”的聚合跟我们讲的视觉含有更为深层次的内容:除了所谓客观颜色、形状、空间、明暗以及运动以外，“色”的聚合方面还重视个体的心理方面。因为在不同个体中，客观与主观的聚合的确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这种聚合所起到的效果对不同的个体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同样的一片天，在心情开朗之人眼里甚为光亮，在郁郁寡欢之人眼里则暗淡无光。每个个体在不同心理作用和心理环境中都会有不同“色境”的呈现;声觉实际上是以听觉为入口，包括了声音感知和语音识别。佛教寺庙园林中自然的风雨声、松涛声、海潮声，人工的磬钟声、鼓声、塔铃声、雅乐声，语音识别中的念经声、辩经声等等这些都属可意声———是通过物理作用对生理和心理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此外，在声觉方面还有诸多涉及到敏感的身心健康、内在诚意、内在情感、精神世界的诸多综合声觉“现象”因其不具解释性，在此不做阐述;香觉同样存在明晰的两个层次:一个为物理层面的香气，在不同的层面分为很多种类。绝大多数佛教文化景观中对气味的追求相当高，焚香溢出的沉香、麝香，供养佛像的果香、花香，这些均为益香，即对人体身心有益的香味，另一层面为联觉现象的功德香，即行善、修养、道德成就对他人的感染、感化力量和楷模力量。将这种心想感受和“嗅觉”进行了联觉。佛教寺庙中焚香的这一行为即为点燃行善修养的“心香”同时普熏大众之意。此外还有诸多通过色蕴义理的简析，我们可以从各个感官入口的客观实在以及内在感受的聚集来分析佛教文化景观中的各种存在要素。由于篇幅原因，在此只能浅加分析，抛砖引玉。
(二)受蕴的佛教文化景观感知
受蕴是心理感性反映机能聚合系统。它包括当下和过去个体所有的身心感受现象，具体到佛教文化景观中身受是人处于空间环境中的情景刺激而引起，可结合个人之前的所有感受经验相作用。心受则可以因过去、现在的刺激而引起。身受是在一段时间内完成的，应即产生有始有终，而心受则可以在完成身受之后不断循环身心综合在一起的感受。
在佛教文化景观中有很多身受和心受综合作用的例子。这里的身受有可能是来自感觉综合体验的经验。比如在中国诸多的佛教文化景观中都是极具历史性的物质文化遗产，它们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其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不可能再重新创造，且其中存在着大量的时空的文化和自然记忆信息，景观材料时间的语言在此得以体现。这种信息语言的解读需要更广泛的知识以及对文化历史的了解，需要想蕴的配合。在最浅层面，从身受经验来思考，千百年的名山古刹、一株参天古树，都可以引起人们在空间中对时空的怀想从而引发各种不同的心受。佛教文化中认为“受”是内心领会接纳的境界，并不仅仅是对客观实在的感受，而是聚合了客观环境对人浅层感知和内心作用的影响。现代自然科学研究表明，神经刺激的兴奋和抑制的强度，在特强和特弱时都易于扩散，强度中等则易于集中。巧合的是，中国佛教文化景观在长期发展变化中追求外在环境氛围(隐循而静谧)的营造，具有简洁而规范化的特点。佛教文化景观中基本都是遵循中庸性的“境”来安排空间布局，以现代景观设计视角来分析，其景观要素方面，在斑块、廊道和基质三大要素的落实中均追求平稳安静，不让人有太多强烈情绪变化的空间设置，帮助人们制造较为庄严、平和的感官体验。
二、文化景观认知与理解
(一)佛教文化景观中信息的传达———想蕴角度
想蕴为“心于所知境执取形象”即是从原始感知角度的看、听、接触东西时，会认定所对的境有一定的相貌，然后为它安立名称，生起认识的心理。佛教基础经典《增一阿含经》中有“想亦是知”的解说，可见佛教文化中想蕴的“想”原指感知、认知功能的聚合，他们是互相作用，共同发生又互相促进的。
这种诸多认知的心理的聚合在佛教文化景观中可谓无处不在，但是由于社会和历史原因，这种传达出现了阻断，或者说是一种文化上的“失语”从佛教文化角度较为深入了解就可以知道，在佛教文化景观中很多提起来司空见惯的元素或者人的主体都具有想蕴中“想者知义”层面的作用:看到供果与供花是感知，同时从文化视角上，要人不断在知义层面不断探寻因果，相信种因得果这一佛教文化义理;听到钟声是感知，义理和认知层面是提醒人们对时间空间的思议，并且佛教文化中认为一声钟声可以给黑暗的地狱带来一霎那的光明，激起慈悲之心。佛教文化景观中几乎每种景观要素都有按其教化和感化的主张。
(二)佛教文化景观中的心理作用力———行蕴角度
佛教文化景观随着时间的推进，经过历史的演化与变迁逐渐形成了具有特殊作用力的环境体系。五蕴当中行蕴的“行”是造作之义，行蕴是驱使内心造作行为。在针对佛文化教景观时这种景观作用力往往是首先作用于“心行”这一层面，佛教文化景观中可以通过“心行”对人们行为的动机产生影响。
在许多园林中，佛教文化景观都成为园林景观的构图中心。其建筑的布局多依山而建，借势自然，形成了高耸入云，飘渺空灵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相结合的意境，这与佛教文化中淡然出世的气质相吻合，让人们身心体验的同时发出同样的向往之心。佛教文化景观中石窟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在山体中的造像技术不但鬼斧神工，更是由其大体量对人心进行摄受，让人外观自然宇宙之博大与无穷，内观自我的渺小。我国台湾地区的法鼓山，是一个年轻的佛教文化圣地，以理性精神和时代潮流为切合点，倡导佛法教育是法鼓山的一大特色。法鼓山并没有按照中国佛教寺庙的传统将大殿匾额上写“大雄宝殿”四字，而是换做住持圣严法师的“本来面目”四字。意思就是教育世人在这里弯下身，五体投地放下的是对自己“我”的执着，而跪于蒲团之上顶礼的，是自己本来所具的真我本性。同事也是对佛教文化恢复其本来面目的一种昭示。这种佛教文化景观中让人产生的行为之思有着强大深远的作用力，当然这些作用力一定是与其倡导的佛教文化思想方向相一致的。
(三)佛教文化景观认知与解读的对接
“场景的形成，主要有自然的因素与精神因素构成，认识因素相对较少。客在场景是固有的;而精神因素是个体的，并且是变化的。”精神因素会影响整个场景或景观给人的感觉，就像之前“外色”层面提到的天空的例子。如果让认知因素参与进来，就可以大大减少这种文化景观在不同个体中的差异性。这种认知因素可以通过佛教文化的介绍与景观中设置的信息来传达，从而达到在识蕴的综合理解层面更为准确解读佛教文化景观的目的。佛教文化景观在识蕴的层面上，集中在对文化与景观的综合理解上面。识蕴即是心、意、识的聚合。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与场所精神有所契合。“当今的景观设计过程只有静心来与场地进行对话交流，体会设计场地中隐含的特点，理解场地的历史人文或自然物理特点，才能真正融人场所精神的精髓．使设计作品成为场地的自然、历史或演化过程的完美再现”。设计如此，对具有历史性的文化景观的解读更需要如此。
圣严法师范文第8篇
关键词：印度；中国；文化；交流
前言
中印交流至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而文化交流更是在其中扮演着桥梁的角色。即使是在两国关系遭遇低谷之时，民间的文化交流也并未断绝。在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要实现和平崛起，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季羡林所说，“文化交流能促进交流双方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的发展，能增进双方科学技术的昌盛，总之一句话，能推动双方社会的前进。在全部世界史上，要举一个文化交流双方获利的例子，非中印文化交流莫属。”[1]（P3）
一、活跃――秦汉时期
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阿富汗）发现蜀布和邛竹杖，这是由商人们从身毒国（今印度）的蜀人处买来的。当时，北方的丝绸之路尚未开通，商人们主要是经由西南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往来。学术界普遍认为，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大约比北方丝绸之路要早一至两个世纪，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印文化交流滥觞于秦以前。
到了两汉，中印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西汉时期，中印文化交流的重点是在交流渠道的探索和物质文明的交流上。公元前139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这次“凿空”之行促使北方丝绸之路开始形成，另外，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在汉代中印之间的海上通道亦已建立。交往通道的形成大大推动了中印交往。
东汉时期，中印文化交流的特点是，在物质文明交流的同时开始了精神文明的交流，而后者的主要事件是佛教传入中国中原地区。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众说纷纭，不过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之一就是公元67年，东汉明帝派蔡、秦景前往印度求法，得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印度僧人来华，次年在都城洛阳外修建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供其翻译佛教典籍。这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掀开了中印交流的新篇章。
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
进入魏晋南北朝，中印文化交流已经全面展开，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在物质交流层面更加深入以及佛教文化的大规模东传。
佛教传播。魏晋以降，经学和名教衰颓，儒学陷入困境，佛学趁势大兴，中国文化首次遭遇异域高度发达文化的巨大冲击，影响深远。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对佛经译文的更高要求，于是出现了新的历史现象――中土僧侣西行取经。其中最著名的是后秦僧人法显。他于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经西域前往印度，然后又经海路返回中国，历时13年，足迹遍及30多个国家，携回大量佛经，并翻译了部分经书和戒律，这对于中国佛教在教义和教派组织上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另外，法显还根据其取经经历，写成《佛国记》，该书不仅是研究古代印度的重要资料，更是中印两国友好交流的见证。
在中土僧侣西行取经的同时，西方高僧也陆续来华传教。鸠摩罗什是其中的典型人物。公元401年，在后秦姚兴的邀请下，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开始翻译佛经。他父亲是天竺人，自己却出生在龟兹，是以本身就被打上了中印文化交流的烙印，加上他精通梵语和中文，所译佛经文圆意通，现今流行的《金刚经》、《法华经》就有他的译本。
艺术影响。中国的佛塔建筑形式起源于印度，在此之前，中国建筑中并无佛塔形式。但匠人在修建佛塔的过程中融入了中国元素，这正是中印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结果。石窟也是由印度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的。中国石窟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分布均较广，但论及石窟的开凿全盛期，则要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此时，后世著名的几大石窟，如敦煌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均已开始大规模开凿。它们都是中印文化激烈碰撞融合后的结晶。
佛教的发展还给中国的雕刻与绘画吹来了新的气息。这一时期中国的雕刻与绘画在内容上，新添了佛教人物和佛教故事，风格上，则深受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而且由于佛教兴盛，每逢佛教节日，很多地方都会举行佛像游行、百戏乐舞表演等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对中国自身的民俗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印度佛教音乐随佛教一同传入中国，直接推动了中国佛教音乐的产生。中国佛教音乐的奠基人通常被认为是著名文学家曹植，此后，中国佛教音乐进一步发展。“（梁武）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大乐》……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又有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呗，设无遮大会则为之。”[2]（P305）南朝梁武帝推崇佛教的一系列举动大大推动了中国佛教音乐的发展。
技术交流。在技术层面，由于大量佛经的翻译、僧人的往来，印度的一些天文历算医药知识也传到中国。例如，我们从《隋书・经籍志》中可以看到，有《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婆罗门阴阳算历》、《婆罗门算经》、《婆罗药方》、《龙树菩萨养性》等天文历算医药知识方面的书记录在册。
三、鼎盛――隋唐时期
在隋唐大统一的政治格局下，中印文化交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特别是在被喻为“大有胡气”的唐朝，一方面，政府奉行高度的对外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先后建立，保证了北方丝绸之路的畅通，加上唐蕃古道的开辟，使得中印交流更为便捷。
佛教传播。法显之后，西行求法者络绎不绝，至唐代更是达到巅峰。在这样一大批求法僧人中，玄奘无疑是最伟大的代表。他于公元629年出长安，历经千难万险到达印度，在佛学中心那烂陀寺住学五年，声誉颇高。但他并未遗忘求法回国的理想，于公元645年载誉而归。次年，玄奘将自己在西行途中的各色见闻口述出来，由门人辩机撰写成《大唐西域记》，这部书为研究古代中亚以及南亚历史文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在玄奘之后，最著名的西行求法者要数义净了，他把自己的见闻也写成了书，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寄归内法传》。有唐一代，虽然有武宗灭佛，但这一方面反映了佛教在唐代之兴盛，已影响到帝王统治，其次，尽管遭此祸事，佛教依旧兴旺不灭。因此，总的来说，中印佛教交流仍然十分繁盛。
科学技术交流。来自印度的科学知识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唐代僧人一行制作《大衍历》，被认为是在古代印度天文历法的影响下进行的，而瞿昙悉达将印度的《九执》历书进行加工创新，推出了适用于中国的《九执历》。药圣孙思邈，史书称其“好释典”，而且据考证，孙思邈的《千金方》中，有不少方子和药物都来自印度，这佐证了印度医药学对中国的影响。
一方面，印度文化对中国的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印度文化也大大受益于中国文化。印度的造纸、养蚕之术就学自中国。制糖技艺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十分特殊的位置。首先，制造粗糖的技术是印度发明的，随佛经传入中国，而后，中国改进了制作粗糖技术，又将改良后的技术传回了印度，这样的流传轨迹是中印文化良流的典范模式。
四、转型――宋至明中叶时期
这一时期的中印交流经历了重大的转型。十二世纪，佛教在印度消亡，这导致过去中印交往的重要文化载体的缺失，于是两大文明的交流转向了贸易往来。
交通状况。唐朝在怛罗斯之战中的失利，使得唐朝失去了对中亚的控制，而后安史之乱，中原王朝衰弱，吐蕃趁势控制了河西走廊，这导致中印传统的往来道路――西域道受阻。北宋初年，国力尚算强盛，于是西域道复通，“秦凉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3]（P113-114）到了南宋时期，由于国势渐弱，西域先后为党项、契丹等西北少数民族所控制，大理又横隔在西南丝绸之路上，加上宋人海上实力较强，于是海上丝绸之路愈加繁盛。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番志》都记载了较为详细的印度沿海情况以及中印海上交通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印海上交通之发达。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率领蒙古军队征服大片土地，其中也包括西域与西南，于是中印交往的陆路再度畅通。而此时的中印海上交通也并未荒废。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对印度情况的详细描述以及他本人的多次出海，还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的相关记载，皆反映了中印交通在元代的发达程度。
明代初期，由于倭患严重，政府一度实行禁海政策。直至永乐年间，明成祖有意经略四方，不但解除海禁，甚至遣人远洋航行，于是诞生了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壮举。再加上承袭前代宋元时期打下的基础，中印之间的道路得以畅行无阻。
佛教传播。自安史之乱始，中印往来逐渐冷却，待到北宋政局稳定，中印之间的交往才又萌发了新的活力。具有突出表征的是佛教，“宋太祖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乾德四年，诏：秦凉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时沙门行勤一百五十七人应诏。”[3]（P113-114）这是历史上第一批由政府组织的赴印求法僧人群体，也是最后一批。此时的印度佛教在印度教和外来的伊斯兰教冲击下，已如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因此，这一次求法团赴印无疑更像是整个汉地僧人求法行动的回光返照。而印度也有一批僧人来华传教译经，“开宝（公元968年――公元976年）后，天竺僧持梵夹来献者不绝。”[3]（P114）
到仁宗时代，由于佛教在印度濒临灭绝，汉地僧人的求法运动便停止了。而藏地与印度的佛教交流则一直持续到佛教在印度灭亡。地理位置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人进入印度，带来了伊斯兰教。随着穆斯林不断深入印度腹地，佛教势力被迫不断东迁，进入与印度地区相邻的，“密教的大师星散，多经克什米尔诸地而避入，部份则逃至尼泊尔一带。”[4]一直以来，佛教的传播是以印度向中国单向传播的方式进行的，这项在中印交流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活动，终于在十二世纪结束。
佛教虽然在印度灭绝，但中国佛教仍在发展，尤为令人瞩目的是最具有中国本土气息的教派――禅宗的发展，历经千年而不衰。佛教对中国的思想（宋明理学）、艺术、文学、风俗节日活动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一切都可以说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果。
经济贸易。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亡，中印之间的交流也转向了贸易往来上。尤其两宋时期的经济繁荣程度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都罕有匹敌。在这一时期，虽然陆路时有不通，但民间经济往来一直并未断绝，究其根本，对中（印）物产的需求是推动商人在中印之间奔走的主要原因。而与此同时，海上贸易则有着令人瞩目的突出表现。海上交通前文已经谈过，此处便不再赘述。经济通道的保障，促使中印物质技术交流较前代更为广泛，《宋史》卷四八九中提到，“（大中祥符八年，注辇国）遣专使等五十二人，奉土物来贡，凡真珠衫帽各一、真珠二万一千一百两、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注辇国王地华加罗遣使奇、副使南卑琶打、判官麻图华罗等二十七人，来献豌豆、珠麻、琉璃、大洗盘、白梅花脑、锦花犀牙、乳香、瓶香、蔷薇水、金莲花、木香、阿魏、鹏砂、丁香。……（中国）答赐其王钱八万一千八百，银五万二千两。”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虽然以“朝贡”为名，但其实质是进行商业贸易。物产的种类之多、来往之频繁、数量之巨大，均是前代不可比拟的，可见经济贸易之繁盛。
思想文化交流。理学上，宋明理学自诩正统，“然而，倘若细细地研究他们的学说，又几乎无不有佛教的成分”。[3]（P123）文学方面，宋代的诗词、元代的戏剧、明代的小说，许多素材都源自于印度。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吴承恩根据玄奘西天取经的民间传说故事所著的《西游记》了。此时，虽然中印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佛教在印度已然灭亡，但印度对中国的影响或者说中国人民对印度的情感依旧存在，西游记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对印度的向往。语言学方面，由于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传播，许多源自佛教的用语也频频出现在人们日常用语中，丰富了中国人民的语言生活，比如“拈花一笑”、“大千世界”。梵文对中国音韵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这些现象不仅拘于宋代以后才出现，在佛教传入中国之时就已经产生。在忽必烈入主中原之际，蒙古国师八思巴以藏文和梵文为参照，创制蒙古新字，反映了印度语言对中国的影响。
五、式微――明中叶至清朝时期
从明朝中叶起，由于东南沿海倭患严重，加之国势衰微，政府再度海禁，实行闭关锁国，清朝沿袭这一政策，这一阶段中华文明的发展变得缓慢。从莫卧儿帝国后期起，印度文明如日薄西山，每况愈下。“从一四三九年以后，孟加拉不再派人到中国来。这其实不限于孟加拉，印度其他地方基本上也一样。……从此以后，中印交通就一蹶不振了。”[3]（P149）两国的官方往来基本断绝。
16世纪，大航海时代来临，葡萄牙、荷兰、英国先后到来，印度由此进入了被殖民时代。在中国，葡萄牙人占领了澳门，台湾也一度被殖民者侵占。殖民者逐渐染指整个南亚、东南亚，东方文明开始从属于西方。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先后成立，殖民者们以印度为据点，同中国进行贸易，再把中国的货物转运到欧洲出售，牟取暴利。这一阶段中印之间的交流主要体现在商品贸易上，而且多是以西方殖民者为中介进行的。
结语
中印交往滥觞于秦代之前，活跃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鼎盛于隋唐，转型于宋至明代中叶，式微于明代后期与清朝，又在20世纪焕发了新的生机。回顾这两千年来中印交往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和平交往、文化互补、共同发展是其主线。在21世纪，中印要想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抓住机遇，紧紧依靠对方，建立互助互信的友好合作关系。而文化交流，正是双方和平共处的基础与实现良好沟通的桥梁。（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1] 季羡林.文化交流能推动中印社会前进[J].南亚研究，2000（1）.
[2] [唐]魏征等撰.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 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4] 圣严法师编述.印度佛教史[M].台湾：东初出版社，1969.
[5] 熊义民.汉使西南洋行程考[J].岭南文史，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