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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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人生范文第1篇
近日，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了2010年度《门户开放报告》（Open Doors Report）。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消息是，2009――2010学年中国赴美学生增长近30%，在美学生近12.8万，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中占19%左右，时隔9年之后再次赶超印度，成为在美留生总数排名第一的生源国。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新东方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小平，作为著名留学、签证、职业规划和人生发展咨询专家，正是这一“世界第一”诞生的亲历者。
开放签证使得美国成为中国留学生首选
“‘9・11’之前，签证就很难；‘9・11’之后签证更难。巨大的风险迫使不少学生把目光投向其他国家。”徐小平认为，“9・11”是赴美留学人数减少的一个转折点。
“新西兰只有250万人口，七八所大学，却曾经有4万名中国留学生。而美国有3亿人口，大学数量超过全球其他英语国家高校之总和，但其接纳的在校中国大陆留学生却只有6万多人。”徐小平表示，其实，学校多、教育质量高、奖学金多、校友人脉网络发达，种种因素使得美国本来就应该是中国留学生的首选之地。
然而，长期以来，这扇大门对中国留学生限制颇多。直到2005年9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向美国驻全球使领馆发出一道留学备忘指令，要求各地签证官大幅度改变签证审批的做法，从而为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获得美国留学签证，提供了政策保障。
随后，一个40岁的中年女性到美国读语言学校的签证居然被批准了！徐小平当即就语言，赴美留学的另一个转折点到来了。因为这种语言学校签证他10年几乎没有见过，这说明美国留学的转折点真的已经到来。这意味着美国签证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折。
徐小平说：“赖斯这封信的精髓就是开放签证。针对签证官拒你没商量的那些所谓理由――你语言太烂、学校太差、学习目的不明确、赴美专业回国没有前途、移民倾向……赖斯在信中都有直接的阐述。赖斯指出，录取学生是大学的事情，签证官没有权力决定这个学生的入学资格，因此不能以‘英语不好，不具备学习能力’而拒签申请者。总之过去10年，我在咨询中，碰到的所有拒签理由，除了资金不足以外这一项外，现在几乎都不能作为拒签依据。”
而徐小平所在的新东方学校留学服务中心，更是不断接到来自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邀请信，“现在到了留学申请的收获季节，我听到了果实叮咚落地喜悦的声音。”徐小平说，“一句话，美国签证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赴美留学的黄金时期到来了。中国学生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搭上美国留学快车！”
正如徐小平所愿，在随后的四年中，中国学生搭上了美国留学的快车，现在中国更成为在美留学生总数排名第一的生源国。
留学生的优势在于中外兼容
1850年，容闳入读美国耶鲁大学，成为中国留美第一人，也迈出了中国人留学世界的第一步。改革开放后，中国再次向世界打开大门，留学浪潮随之掀起。受当时中国国情的限制，这一批留学生年龄偏大，囊中羞涩，但普遍阅历丰富，吃苦耐劳，虽然不少人戏称在国外打工求学的经历为“洋插队”，但也磨炼出大批人才，成为中国新一代留学生的楷模。
徐小平正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大军中的一员。
1983年，徐小平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到北京大学担任团委文化部长，一干就是5年。1987年至1995年，徐小平到美国、加拿大留学、定居，并获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音乐学硕士学位。1996年1月，他回国创建新东方咨询处，从事新东方出国咨询和人生咨询事业。
如今，和俞敏洪、王强一起被誉为新东方“三驾马车”的徐小平，相继出版了《职场新物种》《美国签证哲学》《美国留学天问》《图穷对话录――我的新东方人生咨询》《黄金是怎样炼成的――对一个成功者的赏析与非议》《骑驴找马》，以及关于大学生留学、考研、就业问题的《邮箱里的灯光》等著作，在大学生中引发积极而强烈的启蒙效应。可以说，他的思想已经影响了整整一代大学生。
伴随几本畅销书的风行，他的影响已经遍及整个社会。很多想要出国留学的人更是将他视为精神导师，然而，签证放宽、赴美留学持续不断的高温下，人们却再次把疑问抛给徐小平：宽松美好的气氛中选择赴美留学是否还存在风险？
徐小平不鼓吹，也不美化：“美国留学的风险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现在签证风险减弱，但并不等于取消签证。但在签证风险下降的时候，对其他风险的管理则变得更加重要。”
不仅如此，徐小平有时还会给留学的人泼冷水。“可控人生核聚变”理论是他一直宣传的，他反对留学无意识，提醒学生防范留学风险。“如果盲目留学，对人生反而会产生更大的伤害。”
“反对留学无意识并不是反对留学，我认为对那些读应用性专业的朋友，比如管理或媒体，应该在国内有本科后3至5年的工作经历。”他解释，“出国学技术、学知识都对，最主要是学习它的文化，学习它的思想，学习它的思维方式，学习它的价值观念。你可以不认同留学国家的价值观，但你必须了解它、理解它，一定要深刻把握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背后的价值观念，才可以成为跨国人才。”
在徐小平看来，留学生的优势在于要能兼具两种文化之长，成为中外兼容的全球化人才。如果在国外只是蜻蜓点水地呆一呆，或者埋头进入图书馆读书，这种留学往往达不到效果，还不如在国内读。要知道，哈佛商学院的全套教材在中国都能买到。
让全球化人才为中国发展服务
从2000年开始，印度一直是美国留学生源最大的输送国，然而2010年，中国取代印度成为在美留学生人数最多的生源国。
究其原因，纽约大学国际学生和学者办公室主任戴维・奥斯特尔说，“中国留学生多数没有资格获得像美国学生那样的财政援助，所以往往要支付全额学费。他们的人数日益增多是有更多中国家庭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标志。”
据启德教育留美专家分析，部分传统生源大国的留美人数呈大幅下滑趋势，是受到美国及世界各国自金融危机以来经济运行低迷的影响。而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国民日渐富裕，加上沿袭中国人重视教育的传统，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猛增和美国留学教育费用有所下降，都是造成赴美留学人数增加的重要因素。
此外，美国《门户开放报告》还显示，为了应对中国学生及家庭对留学美国日益增长的强劲需求，提供更加准确有效的信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成立了“美国教育咨询中心”，这是一个权威的给学生提供在线和移动咨询服务的资源机构。
国学人生范文第2篇
最典型的代表是陈寅恪先生。陈先生的右眼视网膜脱落十年之久，完全没有治愈，左眼也因一再延误而回天乏术，最终导致双目失明。纵然如此，在同事、朋友的协助下，陈先生靠聆听、口述的方式，继续安排教学和研究。尤其惊人的是，陈先生晚年穷十年光阴，锲而不合，完成了《柳如是别传》一书。全书以钱牧斋与柳如是的姻缘为核心，以明末清初江南社会为背景，考订史实，论证因果，长篇巨制，约85万字，可谓集陈先生一生著述“笔法”之大成。一个目盲体衰的老人，十年如一日，穷搜细考，一丝不苟，个中毅力和精神，不能不让人折服!
与陈寅恪先生晚年命运相似的，还有“一生为故国招魂”的钱穆先生。钱先生在86岁时，也因患眼疾以致不能视人、罔论读写。钱先生靠自己口述，夫人笔记，然后口诵耳听一字一句修改订定的方式，硬是在92岁高龄完成了《晚学盲言》一书。全书共90篇，分上中下三部，一部为宇宙天地自然，次部为政治社会人文，三部为德修养。虽篇各一义，但相贯相承，主旨是讨论中西方文化传统之异同。钱先生自学成才，著作等身，一生成就，不差此书。再者，年老目盲之人，大可搁笔而颐养天年。可钱先生依然醉心于学问，且博而返约，大而精微，“一代儒宗”之称实在当之无愧!
冯友兰先生的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与回归自我。到第三个时期，冯先生目近失明，耳近失聪，自称“呆若木鸡”。一个人的时候就背诗文，最喜韩文杜诗，还有《古诗十九首》。85岁以后，冯先生从头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之后10年，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三松堂白序》和大量文章，总计近200万字。而冯先生晚年饱受疾病折磨，又遭亲人伤逝，生命的最后几年，更是频繁地往返于家与医院之问。但冯先生念念不忘“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为了这样的学术传承，他“情不自禁，欲罢不能，不知老之已至”。
国学人生范文第3篇
六十年前，钱穆先生只身漂洋过海，寄居香港弹丸之地。虽然身无长物，却仅凭满腹经纶，一腔热诚，在四无依傍之下，毅然开创新亚书院。半个世纪后，在新亚任教过的名家，先后有数十位之多，培养出的学人，历经数十届，学术成果影响自华南地区，走向世界。志向与气节
“达则兼济天下，困则独善其身”，是中国士人的传统精神风貌。
天之生入，自有不同。因缘有异，福祸不一。但无论贵贱，无论穷富，中国文化给人的引领，皆是以达到内心之完善为本，成就自我之人生为至。故人之一生，以立志为要。剥落现实生活中，财、色、名、食等种种枷锁，展现光明磊落的心性，体现不折不挠的气节，是为非道能弘人，人能弘道也。
新亚校歌中，有两句即为“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自钱穆先生手创新亚，一批又一批饱学之士，不计算薪金，不考虑时间，任教诲人；一届又一届有志青年，不报考经济，不攻读法律，传承文化；其间自有一段千古不磨之信念。钱穆先生相识遍天下，不慕权贵，不求闻达，以中国传统“书院”形式教授学术，这份弘扬文化的弘愿，被当时国际学界所重。学术精神，薪尽火传，传承不息，如今任教在新亚研究所的很多学者，就是当年的学生，可谓一段“佳话”。高明与坚守
“尊德性而道问学，极高明而道中庸”，出自《中庸》，尤其被宋代以来的中国学人所重，此进学方向与路数，为数百年学人所共尊。在新亚创办六年之际，钱穆先生“郑重其事，而又谨慎其事的”决定以“诚”、“明”二字作为校训，这是对中庸精神，更为精炼的总结。于是新亚精神植根传统文化，又极具时代关怀。如今大专院校中，类似“学店”者有之；大学教授中，可称“学阀”者有之；无一例外，奔走先后，追逐名利。
反观新亚师生，毫不计较个人私利，在绝无任何条件支持下努力兴学，其对中国文化的坚守的深层原因，发人深思。诸位大儒、高师，本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沉潜反复，涵泳体贴。数十年如一日的钻研，明晰了“文化”之所以为“文化”，其对国家的运势，对民族的兴衰，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而全然不计利害得失，为文化做走卒，为国族做先锋，这份坚守，就是来自这“高明”的识见，来源于其对自身所知所行之事的肯定与认知。
勇往与未来
孔子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陈述了一番充斥天地的道德勇气。于是中国文化中，志士仁人，杀身取义，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往往被后人误解为“迂腐”。内在精神的感召，跨越时空，表面上事功的成败，难以理解精神力量，对社会国族的重要意义。自历史事件上看，谭嗣同杀身取义，与“”毫不相干。然而其精神榜样之作用，其道德力量之感召，对身后一代青年的影响，极为深刻。
同样，新亚书院的成立，不仅是融合了一批师生，讲习授受传统文化，不仅是其坚持了半个多世纪，依然默默耕耘。而在于其亘天地，绝古今的心志，遥契在孔子以来两千年的，历代古圣先贤，焕发中华文化的精神力量，使其绵绵不绝。在二十世纪这个特殊的时空点，新亚精神可以撑起文化的脊梁，让四方学子有所遵从，使宇内学人有所依归，则其所彰显的道德勇气，有助于人类之未来，不言而喻。
国学人生范文第4篇
关键词：退学；结果分析；对策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我国大学生自动退学率年年增加，从2002年的0.1%到2007年的10%，而且这一比例还在进一步提高，大学生退学现象已经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学生退学问题已经成为学校教育、教学、管理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它不仅是教育的一种损失和资源的浪费，而且也是一种教育疾病。唯有正视学生退学的现实，分析退学原因，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对学院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现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2009-2011年退学的学生资料进行分析。
1资料来源与方法
查阅2009-2011年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退学学生的相关学籍资料，查询退学原因，进行归类分析。
2 结果分析
⑴男女生退学人数
从2009-2011年三年退学人数达158人，从退学的男女生人数来看，男生退学人数达到了96人，人数明显多于女生，占总退学人数的60.8%。
⑵退学学生主要生源地
从退学生源地来看，主要退学学生来源于江苏南京、浙江，分别占9.4%，6.3%，这于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密切相关，学生有着更多的出路，于是选择退学。
⑶不同年级学生退学情况
从退学的年级来看，主要集中在第一、二年级，高年级的学生选择退学的人数较少。
⑷退学学生主要专业
从专业学生退学情况来看， 退学率较高的有畜牧兽医专业、财务管理专业以及城镇规划（园林绿化）专业。这3个专业退学率较高， 学生流失较严重，其他专业退学率相对较低。
⑸不同年份退学学生人数
大部分学生在学习的第二年或者入学的第一年退学，分别占37.1%和32.7%； 而从2009年至2011年这三年退学学生人数变化不大，基本保持持平。
⑹退学主要原因
3.对策
从逐年变动情况看， 3年来学生因病退学发生率很低， 而非病因素所占比重很大，造成我院学生退学的主要原因是非病因素。
3.1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
退学主要发生于低年级学生，而且男生高于女生，因此要特别加强低年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的教育，同时还应加强学校人文环境的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及学习能力。特别要推进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使学生得到主动的、生动活泼的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创业能力。
3.2强化学校文化建设
大学生沉迷于网络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业以及身心健康，成为了厌学的主要原因。分析学生沉迷网络的原因，研究如何引导学生对网络的热情运用到学习中去。同时学校应加强管理，维护好校内网络资源及上网环境。
3.3健全勤工俭学制度
不断完善国家助学制度，继续扩大奖学金、助学金规模和覆盖面。确保不让一个因经济困难的学生失学，解决这些学生的实际困难。
3.4优化课程体系
部分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不适应社会需要。学校应优化课程体系，从培养人才的角度厨房，实现学科专业课程体系优化；根据学生的发展需要，分类分层灵活设置相关课程。
4 总结
如何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对国家、对社会的有用之才，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高等学校的重要任务。我们相信只要家庭、学校、社会齐心协力，对全体大学生尤其是成绩或心理有所欠缺的学生加强引导和管理，退学的学生必定会越来越少。
参考文献
[1]吴向齐，阮琴，浙江师范大学近10年学生休、退学情况分析，中国学校卫生，2002，Vol.23，No. 5
[2]徐华珍，我院学生退学情况调查，卫生职业教育，2008，Vol.26，No.9
[3]谭衬，高职院校学生退学的原因及预防对策，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Vol.9，No.3
国学人生范文第5篇
精神家园生机盎然
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是每一个国家的社会转型期的最大困惑。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人们都在试图重新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陈寅恪、钱穆、钱钟书等国学大师的著作和传记成畅销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回归精神家园的轨迹;而在传统养生文化的发展轨迹上,出现传统医学的中兴和民间医学被重新挖掘的态势,同样也反映出人文精神的回归。
实际上,许多前辈学人一直以来就“远离尘嚣,沉心学术”,早年间文化断裂时代的浮沉世俗,多将其冠以“酸腐”的帽子,但实际上,他们身上体现一种恪守“精神家园”的执着。退休后住在京郊的中国当代著名篆刻家朱鸿祥教授、文艺评论家朱绮教授夫妇,因为其达到一座学术高峰,如果不与之交往,世人多会觉得其“高不可攀”或难以接近,就如当年岭南大学(后为中山大学)的师生感觉陈寅恪先生“曲高和寡”难以接近一样。但是,在朱教授的院落里,我们经常流连忘返。他们在学术钻研之余打造出的情趣小院,我们称之为“禅意花园”,几十平米的地方充满意趣,充满生机。而两位朱教授性情敦厚和蔼、平易近人,也十分健谈,谈话涉及天南海北、文化生活方方面面,充实而意韵深长。这又使人想起陈寅恪先生,在那个文化断裂的时代,只要是心地纯良者,都不会被他从心理上“拒之门外”,而淳朴无暇的几名护士都有幸成为这位老人的忘年好友,有幸聆听他讲的历史典故、人文趣事。
实际上,前辈学人都是如此,心地纯良、仁恕有德;冯大彪老师、庞中华老师、武冀平老师,我们最近采访过的游本昌老师、年逾九十的中国版画泰斗王琦老师等,都奉厚德载物为金科玉律,心地宽广,又有生活情趣,懂得调剂。
仁恕之心化解浮躁戾气
从健康角度来讲,前辈学人所体现的,是精神家园对身心的补益。对于大众来说,不一定要像前辈学人那样,达到一个学术高峰,但是,至少要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对中国文化具有认同感,了解自己的精神所属;而从健康方面来考虑,则应建立起具有整体性的和谐的养生文化意识,消弭浮躁,澄清心灵,了解道法自然、天人相应、形神统一之道理,品味人生之真谛、万物运行之玄妙、事物发展之必然,参悟做人、做事之理,养仁恕有德之心、阴阳平和之气,应四时之变而调和生命节律,养神、养性、养形。
当人们都宅心仁厚,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则心宽气顺,身心自然和谐;当社会都遵从儒家文化倡导的“仁,仁慈、人道;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则社会和谐。
国学人生范文第6篇
【关键词】在；源意识；一体化；一维阐释；哲性；文化研究
“Arslonga,vitabrevis.”①
中国的电视研究发韧于电视乍始之际，似于文学，初民最简单的“伐檀”之诗仍滋孽了流派和评论，“杭育杭育”之声在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创作中，何其微弱，何其低靡，但理论之光自肇始之秋，便夺人耳目，那便是对电视本体的探究。电视诞生在一个电影理论相对丰腴的时代，受众对电影的惯性思维形成了电视最初的接受背景。所以，何以啻于电影，比起本体探究中的任何一个高地，都难以逾越。迄今，中国电视本体研究早已离这个出发点很远了，但也常常难免汗颜后怕。可惜的是，本体研究似乎太多地占据了理论的视野，验名正身之举旷日持久，令人咋舌，今日仍不乏诸如“纪录片到底是不是电视艺术”、“电视电影究竟质在电视还是质在电影”之类的溯源与归依。没有太多的理由驳斥本体穷委的合理性和当下性，乃至现实意义，但放眼全球电视研究，西方对于另类论域的开掘及其对后现代语境中电视本体话语之上诸多学理的梳理，恐怕于我国不无启迪。本文无意“拿来主义”，20世纪中叶至今的西方电视研究作为常识，每一个理论工作者都有义务予以观照。当今，理论研究无不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之中，民族和历史的个性差异要么被异质文明解构和异化，要么自在于洪流之中，卓尔不群，“和而不同”。②后者，对于一个积淀过于悠长的民族而言，也非易事。所以，我们与其一叶障目，弗如环顾俯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这些西方学界的旐旆旃旂乃至猎猎大纛，至少弘扬和昭示着一个讯息：异域文化问鼎电视研究何以能大广角和深焦距渗透进方方面面，且鬯逐而郁葱?警惕文化殖民就必须内敛于学术沙文主义吗?
未必。
素来崇尚天人合一和美善相融的泱泱大国，至少应在本体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二元互动中，将电视理论引向深入，二者皆不可偏废。期间，物我合一，意象神游，电视的媒体质和艺术质方能心领神会，21世纪的中国电视才有可能独树一体，在趋同和变位的时空中岿然矗立。
“源”意识批判
时至今日，阅读中国电视理论专著，近2/3的著作完全可以走马观花，如对操作层面某些基本技能的介绍以及一些“杂耍蒙太奇”的经验饕餮，着实令人味同嚼蜡。但是，经验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只是现有著作不曾涉及，譬如如何运用经验、阅历、关系“合力圈”③和社会身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为栏目或某部电视剧成功融资?在创作界，这是一个十分困惑的问题，电影更甚，但却无人总结和归纳。那么，经验主义理论——如果也可以算做理论的话，究竟廒集了一些什么呢?这是首先要及的。庀此类著作而静观，可惜的是，那是一种极度的“源”意识，首推“编导源”（Directorship），其内涵可包括“主持源”（Compereship）。
源者，就是本源、根源之意，“编导源”就是视编导（导演）为根源、中心的意识，以及接受层面的单极编导研究，类似于作家研究和作品研究对理论视野的“遮蔽”。编导、主持人的个体话语，仅是电视作品的一种符号，或有些深度内涵的符号，而非作品本身，更非电视艺术全部。电视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其作品都是未完成的文本，具有不可抹杀的召唤力和阐释期待。作品的符号甚至符号系统，只是对象与阐释的客体之一。“源”意识期待某个个体或事物的某一极可以承担作品、艺术的全部和所有内涵，实乃人本论或形上论的肆虐。李幼蒸在其《理论符号学导论》中指出：“符号的变形与崇拜，往往表现为一种误导，从而激发本体自我而囿的无意识。”④
“源”心理一旦被预设，必将导致理论的贫血，实则学术视阈的樊篱。在西方，20世纪70年代，首先是从电影界开始，导演中心论遭受了来自法国结构主义不遗余力的攻击，C·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著作和克里斯蒂安·梅茨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以其社会批评维度的生命力冲击了整个欧陆和北美，就连结构主义者自身也没料到这种致力于民间诗歌和社会语学、神话学反思的学说居然会在大众传播领域显示出强有力的功能。历史出奇地相似，康德无意于天文学的一项对天体运行的探究，却也给自然科学尤其是自然辩证法提供了无尽的资源。尽管电视作为艺术史和艺术科学，定位于人文科学界，但很多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生们仍然可以从其研究方法中领会到来自遥远的自然科学乃至思维科学的气息，比如，耗散结构与混沌学说，再如系统论。这些，都是对“源”取向的消解。文学只对作家、作品源远流长的单向度仪式神化了一种一元判断和中央归依精神，在电视研究中的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所有的早期纪录片史无不致力于《望长城》、《话说运河》的文本研究和编导膜拜而无他求。今天，对一大批上乘之作，如《山洞里的村庄》、《最后的山神》、《八廓南街16号》、《最后的马帮》⑤的民族学、人类学蕴涵和艺术史料学潜质以及折射在影像之中的现代人群、种群的原始思维前意识，也均被这些作品的记录本性定位乃至视听元素解读所遮蔽，形成无意义的“悬置”。这种现象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一种反“文人相轻”的价值取向。或许，有感于千年经史子集彼此笔詈而两败俱伤的前车之鉴，当代电视学人大抵类似舞蹈、音乐、戏剧那样，推文学为长且谦卑有加，视电影为尊且不乏心仪钦羡追随摇尾之态。如果说在电视理论界内部的某种“编导源”迷失尚可借助自省而挽救的话，那么这种没有经过逻辑和理性的心态更是典型的单向度学格卮信。鲁迅曾担心国人会失掉自信心，看来国人天生或缺某种自信之禀赋，溯源和厚古似乎是东方国度浓得化不开的精神情结。
当然，“源”意识大量的还是对电视视听语言系统的体察和反思。无可争议，文学性首先被得到确认，新闻作品和电视剧对文学的首肯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惯性，那便是给予视听类作品以正统血缘，直接导致一些单纯诉诸听觉元素的电视作品和栏目找寻到了合理和合法的学术条文。谈话类节目和室内剧排斥视觉元素但仍可大行其道，甚至拼凑罐装笑声甚至自虐，更进一步地践踏受众的与人格。追其因，理论界历史上一度对电视语言二元系统的单极厚爱责无旁贷。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对长镜头理论的热衷，长镜头作为修辞格，本身只是排比、隐喻、借代、象征之中的一个，但正是由于学术界对电影史上某几部作品（首推《北方那努克》。但是，该片最典型的长镜头段落——那努克“拽熊出洞”仍然在使用切换，十分显然）的习惯使用，以及国内译介世界纪录电影史过程中的“熟悉认同”，从而将中国纪录片创作手法的黄袍理所当然地加在了长镜头的身上，细想起来，还是有点像穿了马甲的泼猴。视听同尊同荣、互生互勖之时，电视理论和创作方能公允和自豪。
再观照法国结构主义，其发生学源泉昭示着其学术品格的不凡。这其间，罗兰·巴尔特的《神话学》功不可没。当理性被消解，当后现代迫使历史失语，当传统和伦理秩序平民化于大众媒介，结构主义介入了，且带领我们把现实的矛盾和社会的症结（比如生死、崇高、英雄，再如种族歧视与和平奢望）象征化和前溯化。回到初民与部落，回到人类童年，巫术逻辑，理性侍奉宗教，欲望泯灭人性，恐惧蹂躏自信。原始状态的真实深深沉入到了后现代生命的脑海，至少可以辨证地分析某些最基本的事物。具体到电视，前电视时代的受众不正是痛恨于信息传播的时空局限和审美思维的单一和苍白而渴求着电视吗?呼唤着电视吗?那么，当今电视研究还有什么理由拘泥于一极论域而忽视他途呢?将电视本体图腾化，必然遭受理论拜物教和学术“巫觋”的蛊惑，战胜不了本体研究的单一性和简单性，我们思想的自然何以海阔天空?“源”意识作为理论初民的原生态，时至今日，理应淡出我们的视阈!电视研究的历史进程距离大同而自由的王国还有漫漫征程。
一体化诘难
中国哲学注重天人合一，寻求人生与伦理的尽善尽美，并以此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电视研究截至今日，不可否认，业已建构一套初步的体系。有人对此仍然信心不足，没有勇气，这不应该。我们已经认清了电视的媒介本性和艺术本性，建立了完整学科体系的雏形，并在传播学这块中间地带成功完成了电视作为大众媒介第一要员的正统体认，而且召唤和引领着旗下子民（包括电影，作为大众传媒的电影）矗立于当代学术之林，无愧而沉稳。但是，我们的研究同时也如同哲学般地生发着一种聚合和归一感，学理和身份的界定似乎模糊了我们的视阈，难道真的要等到诸如影视人类学之类异军杀进中原，兵临城下，威胁我们的正统时，方幡然醒悟吗?这只是随手拈来的一例，电视理论的学科建设仍然很不完善，大量边缘性电视学科，如人类学影视学（无独有偶，中国迄今的几部国际性优秀纪录片，同时也莫不被影视人类学者引以为荣），⑥再如电视批评与评论至今尚未被正视和纳入皇家裙襟，这仍需学人劢力。李少白、邵牧君作为中国电影理论两大家，皆出身于批评行，但至今即便是电视理论大家还很缺乏包容与宽容。只要这些狭隘的本体主义（Essentialist）余孽还存在，它必然会限制诸如社会学、经济学、思维科学乃至生物、医学等外族进入电视研究领域，但实际上，异己甚至异质学科的介入往往不会滋生理论的抗敝或臲鞿。主张文理互渗的系统科学思维，或许于电视研究不无启发。
首推，基本学术语言的稚嫩是一个严重困扰。学界所谓基本学术语言，其意有二：于中学，则须古文与现代汉语素养俱佳、基础史著和国学常规经典兼熟；于西学，则须专业外语与现代英语俱佳、西学基本经典比较熟稔。前者，目前普遍缺乏古文功底和国学基础，这或许与电视作为后工业时代文化宠儿其存在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崇高与博大的消解不无关系，但这非电视学人回避、阕漏国学素养的理由。文化传承赖以坐实的根本就在于文化的古典渊源，任何研究和理论思辨，只有“君在江之头，我在江之尾”之芥末之别，其共饮之水、源头活水当且仅当为古典。值得欣慰的是，古代传播史⑦的存在至少表明尚有国学尚佳的电视学人，但荒芜与凋敝仍充斥视野。笔者以为，在用经典美学理论阐释电视艺术的美学本质及相关课题，尤其是民族电视艺术的文化渊泉和审美范式时，迄今的电视学人的国学涵养的苍白暴露得最为可悲。作为艺术的电视，必须理清其审美特征与华夏美学的承继性和嬗变性，这当然也包括艺术史上的至要命题，譬如：原始思维之于电视艺术，究竟如何?先秦文史哲之于后现代艺术与电视究竟若何?电视研究和文学研究一样，不能割舍述古和化古这两个重要方面，因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⑧后者，英语教学、沿用的自大性对于其他学术外语的戕害在电视研究、影视研究领域极为突现。诚然，英语是当代通用语言，但诸多文哲名作却使用的是德语和阿拉伯语，乃至拉丁文。语言固然可以译介、转接，但蕴涵其内的文化因子却永远不可能被移植，再精美的英译《关雎》都无法精确、对等地传达原作，同样，中译柏拉图之《理想国》不管如何被引用、滥用，终不可望触及古希腊原作之项背。这或许过于苛刻，但陈康、季羡林⑨之所能及，电视研究者何以不可奢望?鄙弃一种学术语言的自大，开阔语言能力，进入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福柯的母语本我，以我溯我，于大众文化研究、电视理论必将大增裨益。同时，不妨晓得西学经典之于国学经典，宛如放飞理性的双翼，畅游学海的双浆，本无所谓舍弃、轻重。
同时，哲性的缺失，令人汗颜。诸多问题的争吵，最终难免根本的交锋。世界观不同的两个存在，无法彼此理解。何谓客体，何谓主体，审美活动必然二分吗?世界必然两分为东方、西方吗?何为表现，何为再现，艺术不是表现就是再现吗?李泽厚所谓“华夏艺术既非表现也非再现”至少提醒电视学人一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哲学发展之终极，只是其历程上的一个高峰而已，诸多高峰中的一个高峰而已。譬如，辩证法在中国古代就是“两一”，印度因明学亦有论述，佛学之“一念三千”、“三谛圆融”本是宗教，也有辨证思想。在色中看万物，万物皆着色，无色之眼，方得无色之物，且可免先入为主之嫌。凡是真理都是的，凡是都是真理，其实谬然。电视的党性色彩或政治工具效用，并不能拒绝对电视研究哲性的反思。作为艺术的电视，则更甚，不能高屋建瓴地俯瞰芜杂的现象，根源就在于迄今的电视学术史上尚无一位具有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大家，哪怕是仅在本体论或认识论或方法论的一个层面具有个性声音的哲人和鸿儒，这也就是电视研究长期拾牙慧于大众文化和通俗艺术而难以超越的重要原因。所有的哲学都是形下的，古往今来，莫不如此，通常是在历史、经济、社会和艺术四个维度佐证其宇宙观，哲学权威在其美学形下中格致电视之时，电视艺术方能真正自豪于艺术殿堂。海德格尔走到了日本电影，我们可以期待下一位哲人凿深电视，但笔者却更期待电视研究领域能有更多的哲性，能有一位美学家以其哲学体系和天然的电视艺术气质而载入哲学史。这绝非妄想，这应该是学人之共勉，电视研究之“视阈期待”。后工业文化的消解力与重构力，最终还得靠哲性的锋芒与锐度，哲性乃一切理论之终极。
显然，理论上的自大与一体化倾向，扼杀了我们的想象力。本来，我们的民族创新精神就很匮乏，儒道释捆绑人格和理想千载，也禁锢学人的开化。从“五四”至今，尚不足百年，李政道先生说，“理论家分别从不同于别人的角度切入了某个领域，自觉业已深入，也不乏大家能融会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语言学、文学、修辞学等，进行研究，且成果颇丰，其实，在西方，这些是任何一个本科生必须学习的课程，而且在当今的北美，这些只能算做一门：人文学科。”⑩电视研究的出路在于科际渗合，动力在于学术想象力。
诚如大多数学科一样，电视理论体系也呈现着有秩序的梯层，真正的电视研究的出路在于如下三个层面的拓展：第一层面就是应用电视学研究。广播学院电视系主编的《中国应用电视学》堪称业已完成了狭义应用电视学的框架，但广义“应用电视学”理应涵盖电视与临近学科乃至异质学科的联姻与混生，如电视经济学、电视文化学、电视（影视）人类学、电视考古学和工业电视学⑾等。其次，是理论电视学，这就是目前理论界触及最为深入的领域，实质就是对于电视本体的揭橥。在该领域，一个至今未被触及的课题就是比较电视学，或云世界电视与比较电视学，自然类似比较文学。有趣的是，比较文学的三个基本原理中“影响研究”的诸多范畴与命题，如流传学、媒介学等，天生就与传播学有着某种暗合，深入一步，真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对日本、欧洲、美国电视史及电视艺术的介绍，目前已不乏力作，如苗棣的《美国电视剧》和郭镇之的《日本电视史》，但缺少通史和有分量的国别史。而且，对中国电视自身历史规律与内在因素的理论升华仍待我辈努力。知己知彼，方能比而较之，排定优劣，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第三层面就在于电视哲学的探讨。这里包括：（1）视听符号学。不仅针对电视，还包括广播、电影以及从系统符号角度来确定为诉诸视听（或视，或听，或视听）的任何艺术而展开的理论符号学研究。现有的《电影符号学》似乎缺乏理论符号学积淀，仅是对电影符号这一客体的感悟和阐述。自然，将视听符号学（严格来说，应该称之为“视听理论符号学”）归在电视理论研究名下，且系一般哲学层面探究，理由充足而责无旁贷。（2）电视美学建设。电视美学作为艺术美一分子的共性与个性，电视审美的主客体界定及其审美心理描述。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与思维之于电视审美，西方美学思维范式之于中国电视审美，等等。（3）电视哲学高度的分析，譬如对电视客体与主体的界定及其多重性与复杂性的剖析，电视意识与电视物质外壳之间的辨证关系，电视意识形态内窥与外观，电视一传播领域内唯物与唯心阵营梳理及批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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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阐释发难
阐释学还是源于宗教界，起初是对基督教经典著作的再认识，西方学儒们发现了话语分析之外的捷径或途径，进而对《旧约》开始了一轮新的后现代色彩的阐发和解释，是为阐释学之滥觞。其后，拓展至各个学科，也没有了宗教胎记，又在文艺领域邂逅了接受美学，故浑圆天成。一般认为，阐释者的主体能动性是驱动认识前进的源泉，只要主体千姿百态，其阐释也千人千面，正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同时，复古学派却只恪守对经典的诠释，虽在西方，也毫不逊于训诂、考订、校勘与发凡诸学，呕心沥血，其志拳拳。电视对经典的阐释藉先天兼得后天之蕴藉，发展长足。先天者，读解、解读影片，且不论是否经典；后天又脱不掉文学话语的权力禁锢，囿于主题、结构、人物尤其是叙事之中，反而怡然自得。仅以叙事为例，电影研究叙事，探究内外因控制情节、细节语言并以达到游刃有余而为至上，纪录片探究叙事以故事化为其美学取向，且津津乐道被动拍摄或等待拍摄而得之完整情节、丰满人物，皆属阐释主义的宣科。结构主义之于叙事学，犹如铭文之于青铜时代，何等的名正而丰约，只恐怕中国电视学人习惯于平视、俯视和仰视而不谙抑或不愿亲近内视角和前视角等范畴，故即便在正统红学界，有人对《红楼梦》内视角叙事品格进行的研究，也旋即被古典主义的古旧倒叙、插叙和补叙观所淹没，直到罗国平之《先秦叙事研究》翩然而至，众家方觉憾然、戚然。电视界这样的大作尚未出阁，但气息恐怕不远矣。其实，新闻也有叙事可谈，尤其专题类作品。电视何以能以线性事件捕捉和牵引人类审美心理的非线形和非理性，何以能以细节和特写的瞬间张力凝固和定格视觉接受的习惯性游走，何以能以人物外在与心灵“二世界”⑿的性格隐喻潜润受众迥异繁复的内心，进而孳生同泣同悲同唏嘘的共鸣境界，着实需要大功夫与大学问。
阐释至尊，传统语文教学的误导对此责无旁贷。蒙童时代就被灌输了一套从作者介绍到时代分析再到中心思想归纳甚至包括陌生语词解读这样一个完整的操作流程，于是，90%以上的“影片读解”类著作均以低姿态和劣等电影民族定位自我，皆默认华语和华夏文明乃电影亚文化圈，这是推论和演绎的大前提，几乎是自不待言的“共见现实”，⒀实则大谬。感染于此，电视理论界也炮制了几味“百消丹”，一曰大众文化论，一曰平民意识，归于一点，或许可以称作“亲亚Oedipus”。指认电视的大众文化性本无可厚非，据此演绎创作中的语词、视听元素乃至风格的平民主义取向，也在情理之中，惟依此反观或界定理论与学术则不妥。大众文化丝毫不能自外于全球化或意识形态斗争，大众文化也丝毫不乏史前时期的哲性光芒，大众文化丝毫不会排斥道德判断和伦理规范，大众文化作为一个经济复兴民族的气质构成丝毫不可被“Show（秀）”之类几个滑稽而丑陋的语词消解其思辨的必要性和复杂性。皮相的存在不等于皮相的思辨，痴迷从来都是产生于深度审视之后的虽梦犹醒的回归，物我若皆醉，世界还会“在”吗?一些政治较为敏感的谦谦学儒们大多会本能地抵牾大众文化，理由多恐自身也降格为大众，而俗化，而白化。电视先贤们的这些顾虑本很自然，自古文人皆飘逸，但此飘逸非彼飘逸也，民间是宝库，乃学术的土壤和森林，民间未必大众，大众之雅实乃大雅，镜头内多少次潸然泪下的受访者都是民间受众（老百姓或平民）自己的故事。“亲亚”症结直接导致理论的平面化，学人思维的萎缩。承载大众文化的媒体自身无所谓俗与雅，而且，大众文化同时兼具俗质与雅质的双重品格，接受心理中的“俗认同”应该是坚持电视创作高雅品格的根源和批判标准。所以，大众文化的文化谱系归属及其在社会、制度和工业语境中的“亚”性丝毫不影响大众文化作为电视批判的主流话语权力与电视研究的学术严肃性和超越品格。
以零星浮泛的譬喻描述或解释大众文化，是电视研究中“词归类”倾向的典型。另一类倾向或许可名之为“评归类”，即以评论或观感理论。大抵影评的来源太悠久，所以观后感既出，理论则生，但既生“评”，何需“理论”?理论是理性的学术，影评或观后感则是感情，还不是源于阐释止于某个优劣好坏的盖棺论定，其间，倘又夹杂了受众来自创作实践的偏离认同或近亲就熟，岂不更主观而意气?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大卫·鲍德韦尔在《制造意义》中具体描述了这种过程：
“（电影）理论提供了（逻辑上的）大前提，而一旦电影被描述成（或被误描述成为）模棱两可的（又称歧义的）小前提，或者电影理论提供了所谓的语义域（Semanticfields），解释者对其进行自由联想之类的工作时，就可以由大前提推导出阐释性的结论。此外，这种为阐释而借用理论的做法还因电影教育的典型状况而加剧……”⒁
理论与阐释的混杂，或云阐释的越俎代庖，构成了电视研究的一道变态风景，且跻身于思维的前景，悲哀地铸成意义的“悬隔”，如何白茫茫之大地，丧失了作物和生命。
显学召唤文化研究
电视研究是当今的显学。
宋明理学所以成为显学，其因在于朱熹等人的学术体系博大绵密，而富有创造精神。电视理论大家的出现，在电视研究业已积淀了半个世纪的当代，非常合乎情理。我们可以屈指数出数位电影理论家，姑且不论是否堪称“大家”，别种艺术更是枚不胜举。王国维的学术“三境界说”本身也是他治学的写照，难怪钱钟书在《管锥编》内要以他为蓝本，匡正诸位民国学儒之治学态度。我们所谓的治学“态度”，绝非简单的心理学上对事物的倾向或取舍，态度应是人之理想与人格基调。审美反功利，这就是美学家的人生态度，远离纷争，淡薄名利，寡欲静心而博学。但是，电视对象的媒介属性以及媒介本身所具有的话题设定、舆论引导和消遣休息等社会功能大大地干扰了电视研究的超脱性、忘我欲和玄学色彩。从对象到方法，从立论到推论，均非引经据典和闭门造车所能完成，尤其是传播学的一些方法，须借助统计学和社会学的数据采集与群体调查，还有电视艺术作品的史料收集自然免不了和名利场、娱乐圈浮躁个体的接触。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来自实践的学问最终也必将回到实践中去，电视理论的学术生命虽根在实践，其冠，其枝，其叶仍可诗意盎然而气宇排奡。
理论来源的实践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真正的大家对于实践的策略也大相径庭。携新婚之妻王氏前往广西瑶族聚居地考察体质人类学，期间虽遭妻亡之灾，也不辍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这本西方社会学研究的划时代之作，作者（一个传教士）也是通过对甘肃土人的实地采访和调查而写作的，但当时中国的社会学仍然难免敦煌学式的悲剧。源与流俱在国内但典籍被掳掠至境外经西洋学人之手拼凑几本臆测之作，然后随海舶来，经我国译者的引进和介绍，期间还常常难免林纾式译介，竟成一学。痛感于此，最终完成了中国人著中国社会学奠基著作的夙愿。电视理论界面对西洋侪辈的本本中国电视研究，不知作何感想?纽约版《亚洲电视艺术》（1999年）业已对中国早期电视剧进行了如下评价：
这一时期的电视艺术，在这个东方的大国，已经在渐渐脱去“裹脚的步子”，开始学着创造了。但是，或许是文化差异的缘故吧，中国艺术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电视艺术与他们国家其他艺术，比如中国绘画、瓷器和京剧，到底有什么不同。除了它产生得比这些艺术晚得多以外。⒂
我们不可小觑这位美国学者对中国电视艺术的观点，至少它表明一种坦率和启迪。电视艺术在20世纪的发展，国内普遍认为主要勍劲于50年代和80—90年代，八九十年代的发展自然承接和融合了“十七年时期”，而西方的视野却难以回避十年“”时期。“”时期的文学、艺术如同中世纪的文化，沦为了政治的婢女，饱受政治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学人（不光是电视理论家）现在应该对此予以理性观照了。对照西方神学对文化和文艺的桎梏，我们只是区区十年，但政治上的个人极权主义抑或主体丧失、国格沦陷必然导致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邅遁和畸态吗?马克思早就指出，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独立性，中国缘何没有表现出这种独立性，而几近窒息和湮没?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电视，政治权力控制下的大众媒介是否仍然印证的这个论点?若是，其形态和途径各是什么?亲历或亲见过“”的第一代电视学者恐怕不能割舍这份“‘’情结”吧?将十年特殊时期的电视艺术作为一个相对静态的质点，置身于50年艺术史和数十年前电视时代艺术样式（譬如电影和广播艺术）的动态历史坐标之中，斟酌和反思，或许能尽早避免敦煌学那样“兴于异域悲国人”⒃的悲剧。
问题之多，可谓成堆。但是，问题感的匮乏却比比皆是。电视研究至今没有完全步入文化丛林，心物一也，而是徘徊在理论童年，乐道于某些初始态的天真。要么溯源，要么迷信，要么执一，要么自大，要么沦丧。这些都是一种只有半个多世纪艺术走向成熟阶段的诸多蹒跚步履，我们需要的是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敏锐的问题感，马克思说：“哲学并不要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⒄不怕问题的严重性会使学人劻勷，关键在于深谙之，勉力于兹，一则坚固基础，二则打开视野，真正实现电视理论思维的转捩，在文化研究的高天厚土中放飞理性。电视研究需要真正的理论品格，文化品质，人生品性!未来的电视研究呼唤大家，希冀博深，期待超越，翘首写人生于笔端，溯真理于至境。
注释：
①拉丁文，意为“生命有限，艺术不朽。”
②《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国语·郑语》中史伯答桓公：“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左传·褒公二十年》也记载了齐侯与晏婴的一段讨论“和”与“同”的对话。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文化应多元共处，同中求异。
③行为社会学术语，指不同阶层所辐射和吸引的社会群体和个体，描述彼此之间的制约关系。
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版，第161页。
⑤前几部皆为经典，《最后的马帮》系2001年四川国际电视节获奖纪录片。
⑥《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235页，该书系国内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⑦参见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⑧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B·克罗齐之“绝对主义历史观”，参见其《历史的理论与实践》。
⑨此二人系精通数种外语之代表，陈康是鲜有的熟悉古希腊文的学者，客居台湾，季羡林除通基本西语之外，谙梵文和吐火罗语等。治学对非母语的要求在于从语言学本质切入，才能一通皆通，而非传统外语教学的陈式。
⑩李政道：《在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
⑾一门研究电视在工业领域运用及其规律的边缘学科，如交通、旅游、教育、地质环保、水利、军事、生物（农业）等领域都在广泛使用电视，一部分是依赖电视的技术物质性，将电视用作信息、信号传输和传播的现代工具，但更多的还是制作行业电视节目，用于宣传和沟通。由于这些领域的运用一般来说属于“窄播”和“小众传播”，不具备大众传播的媒介性质，故日本美学家竹内敏雄和一些电视学者将其统称为“工业电视学”。参见竹内敏雄：《美学总论》，译文版，南京，1998年。
⑿佛教术语，概源于“一木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待考。一说译自英国早期某诗人的诗句。
⒀与“社会总体想象物”关联。社会总体想象物是法国年鉴史学派使用的术语，指的是全社会对一个作为对象的异国乃至异质文化客体的整体性阐释，尤其侧重于社会符号学的研究。
⒁麦永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⒂笔者译，参见Merlean·Ponty,Maurice:《TVArtinAsian》,NY,RoutlegePress,P5
国学人生范文第7篇
在英国待了3年，很多习惯都发生了改变，价值观、审美眼光也在潜移默化中变化，但是每天至少一顿中餐是雷打不动的，是原则性的。中国人对吃的追求，对吃的讲究，无论时空怎么变换都是永恒的。也正是这种精神，团结了来自九州的学子，维系了离家千万里的我们和家乡的亲朋好友的感情，也让每个中华儿女认识到，无论再走多远，都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影响。
以吃为核心，我们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发展出了革命友谊。翻译课上虽说都是中国学生，但是刚开始总觉得同学们一个个都高深莫测，难以亲近。董同学不但跟我一个班，还住一栋楼，一看就是标准的白富美，总让人觉得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某一天，她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做了太多菜，自己吃不了，邀我去她那儿吃晚餐。一顿下来才发现，这小妮子，厨艺堪比专业大厨：剁椒鱼头，色美味香；胡萝卜炖牛肉，肉质鲜嫩入味；自制的奶茶，奶香浓郁。再后来，她主动担任小组聚餐的大厨，我做副手参与她购买食材、备菜、做菜的全过程，才发现董同学做菜的严谨程度绝不亚于写论文。为了买对辣椒，她简直要把菜市场翻过来了。我一路跟着她逛了五个蔬菜铺子、三个肉铺子、两家超市、一家中国超市。然后我们两个全身挂满购物袋，摇摇晃晃，跋山涉水地回到宿舍。中国学生圈里不乏以一两手绝活闻名的人物，比如商学院的张同学自己在宿舍做煎饼果子，比如工程学院的包同学会炖猪手，我亲爱的室友会做小鸡炖蘑菇。也有以厨具而闻名的，比如学人力资源的蒋同学，以一套可以用来吃火锅的电磁炉广交朋友。谁家想吃火锅了，都上他那儿借锅，他呢也到处蹭吃，用他的话说，就是他投资了锅，算是股东。
调侃外国饮食是我们的娱乐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每看着英国学生课余啃着寡味的三明治，我们则一边打开内容丰富的便当一边欺负人家听不懂中文，“白让我吃三明治我都不吃。”“你们知道我那外国室友吗？昨天我去厨房，看见她把一整个茄子放在水里煮。”“这能吃吗？”“哈哈哈……”就这样，楼里的中国学生们很快都知道了A公寓有煮菜不切块的土耳其人，B公寓有天天只做意大利面的希腊人，C公寓有水煮西兰花不放盐就吃的英国人，D公寓有从不做饭的美国人。每每有同胞上我家玩，我总爱给他们展示厨房的冰箱，只要一看冰箱就能看到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西方学生的冰箱里空荡荡的，有几块芝士，两瓶牛奶，几个鸡蛋，两罐意大利面酱，一盒培根。中国学生的冰箱塞满了东西，食材类有大白菜、青菜、豆芽、排骨、鸡翅等；调料类有老干妈、蒜蓉辣酱、豆瓣酱、甜面酱等；还有速食类的速冻饺子、包子……接着嘲笑娱乐一番外国室友的饮食。微博上的笑话说，比如世界上最薄的三本书是美国历史、意大利战争胜利史和英国菜谱，还有如果要拍《舌尖上的英国》只要两集：第一集是fish and chips（炸鱼和薯条）；第二集是英式早餐，此笑话也被各位留英学生狂赞、疯转。
热衷于吃的背后，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思情绪，是华夏儿女的文化认同。每到中国传统节日，中国学生们就掐好国内时间给家里打电话：“今天是端午呢，你们干啥了？”“粽子吃了吗？我们一会儿去中国超市买两个去。”“什么馅儿的都有，就是没有姥姥包的好吃。”“等我回去要姥姥多包几个。”英国虽然中国城多，但是餐馆以粤菜和川菜为主，对于来自浙江的我，想吃到家里的味道总是很难。所以至今思念旅游时在巴黎华人社区的温州餐馆里吃到的年糕汤，那正是老爸做年糕的方法，是家里的味道，当时我就吃得热泪盈眶。回去后到处宣传，而且以后再去巴黎一定还要去那家餐馆。平日里，大陆学生、香港学生、台湾学生，毕竟成长在不同的制度下，对许多问题看法不一，观点不同，有甚者，相互排斥。但只要聊到饮食，气氛立刻变得其乐融融，相亲相爱。吃，能带来和谐，也能带来纷争。比如关于甜豆浆和咸豆浆的争论，比如关于甜粽子和咸粽子的争论，也从中国本土传播到了海外。英国人和中国人聊天时，英国人不停地说天气，中国人不停地说吃。英国人常会问，中国的天气和英国比是热还是冷，中国人会问，英国的传统美食是什么。
只要对中餐还有追求，就不怕没有朋友，就可以慰藉乡思之愁，就还是华夏儿女。我们常说，连对吃都没有追求了，还能对什么有追求。对吃，对中华美食的追求，是中国人的人生哲理，是留学生的实践真谛。
国学人生范文第8篇
关键词：数学教学 人文教育 价值观
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不管是什么学科的知识，都具有一定的人文特征，都是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渠道。尤其是数学是培养学生严谨学术作风和科学意识的重要学科。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培养人文素养，又在人文素养的形成中培养数学素养，这使得学生的文化底蕴增强，也更利于学生人格的发展和完善。在中学数学中融入人文素养，在学习数学中养成正确的人文素养，成为一个重要的理念，在新课改实施后。[1]
一、科学人文素养在中学数学课堂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1.引导学生热爱祖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爱国热情要从小抓起、从基础抓起，思想教育应该始终贯穿学生的成长，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培养出新一代的爱国学子，让学生在这写思想品德的教学氛围中树立出正确的价值观，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并且培养出爱国品质。在思想品德教育中，尊老敬老、诚信做人、诚实待人、文明行为等都会逐渐形成，使得新一代的国家未来的小主人能够成为高素质，好品德，又具有爱国情怀的人才。[2]
2.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
在我们认识到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时，因材施教就显得尤为重要，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更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不仅要为学生的发展创造机会，更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客观大环境下，还要求学校不拘泥于书本，寓教于乐，将学生因个体差异不同，选择适合的教育教学方式，争取保证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特长，从而增强学生的表现力，自信，以及亲自动手操作等能力，在这过程中发现学生的优势，挖掘潜力，使得学生全面发展。[3]
二、如何发挥科学人文素养在中学数学课堂教学中的作用
1.在实现三维目标的过程中渗透人文教育
新课改将教学目标改成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三个维度的目标，以此来验证和学习前人的数学方法、数学思维。在三个维度的教学目标中应首先体现数学教学实施过程中的人文素养，以及在数学知识的学习中培养学生的刻苦努力精神，和谐创新精神，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通过结合科学家们刻苦钻研的故事，将其融入到课题中去，使学生能够将三维目标真正作为学习的目标，将其中蕴含的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这三个维度真正融入到数学学习之中。[4]
2.处理好学生与科学人文素养的关系
现阶段的中学学生在人文、科学方面的现状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2.1思想。处于中学阶段的学生，由于刚从小学升到中学，求知欲、进取心等都有所增强，加之新环境影响，学生相对都较为陌生，更有利于静心学习，加之随之学生年龄渐渐增大，在老师或者家长的影响之下，甚至有些学生已经在对未来的职业做规划，但毕竟年纪小，阅历少，这一时期有效引导学生的思想，更有利于学生发展。
2.2人格。处于中学时期的学生，虽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性格，但是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这个阶段的学生，思想意志都相对薄弱，需要好的引导，让学生认识到什么是道德规范，从而形成道德素质良好的学生。
2.3情感。这个时期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的开始，焦躁，易怒，渴望被关注，同时也更加叛逆，基于这一特性，教师不仅仅要在课上授予学生知识，更主要的是引导学生如何正确的树立人生观、价值观。[5]
2.4思维。中学生迈入中学校门以后就进入的崭新的阶段，从小学的幼稚，逐渐成长，趋于成熟，但是，始终只有十几岁的年纪，对待事物的认知，司考问题的方式，都明显过于简单，在这个社会复杂的大环境大背景下，学生已经可以独立思考，但是，这一时期就更加需要教师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方式，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来引导中学生的人文素养。
3.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思想性
为了使学生在具体的数学内容学习中掌握更多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数学教学中要依据学科特点渗透相当的人文教育已经被明确规定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之中，这一规定将数学教学和人文教育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将科学和人文联合起来，让学生在科学面前体会人文的概念、体会生命的价值、将生命的厚重和科学的严谨同时渗透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也学会做人的道理，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人文精神的重要。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思想性不仅能够使教师达到传授知识的目的，更能够教会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总之，中学阶段的学生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不仅是人生的转折点，更是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时期，这一特殊阶段使得教师更应该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使学生品学兼优。这个时期的学生虽然处于叛逆期，但是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大脑的思维能力十分敏捷，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能够直面教育，正视错误 ，这也需要相当大的耐心，和责任感，来完成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以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6]
参考文献：
[1]李昭平.对21世纪初中数学教育的几点思考.教育与研究.2004.6.
[2]王永健.生活中的数学.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6.
[3]游小培.教师职业与发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5.
[4]鞠文灿.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新问题与对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