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管晏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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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管晏列传范文第1篇
2、轶事的出处
（1）《史记·管晏列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2）唐代 刘知几《史通·暗惑》：“且案太史公云，黄帝、尧、舜轶事，时时见於他说。”
（3）清 姚鼐 《金麓村招领莫愁湖》诗：“轶事纵传何必详，元功极贵同泯亡。”
史记管晏列传范文第2篇
晏婴是齐国莱地夷维人，字平仲。其父晏弱是齐国上大夫，父死后晏婴继任齐国上卿。关于他的治国事迹，有许多故事和传说。由于晏婴辅政带有传奇色彩，所以司马迁对其十分佩服，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史记・管晏列传》）
从管理思想角度看，晏婴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不尽人意的情境下如何辅政的典范。晏婴与管仲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管仲得到齐桓公的高度信任和充分放权，可以尽情施展自己的才智。而晏婴辅政时期所奉基本不是明君，身边多有奸佞掣肘，不但无法尽情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还要处处防备不虞之祸。如果说，管仲可以意气风发，晏婴则必须小心谨慎；管仲的智谋方略可以产生出十二分的效力，晏婴只能感叹不如意事常十有八九；管仲目标定位于尊王攘夷称霸天下，晏婴只能尽力为延缓齐国的衰败速度而宵衣旰食。在一定意义上，管仲式的情境可遇不可求，而晏婴式的情境更为常见。所以，晏婴的样板更具有普遍性。在治国策略上，管仲是从组织的“顶层设计”出发，晏婴则是从个人的“水磨功夫”出发。《史记》对晏婴治国的策略概括为：“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管晏列传》）
晏婴从政的基本策略是未谋进先谋退，以洁身自好把自己置于影响他人的有利之地，以道义准则坚守自己的价值底线，所以，晏婴的节俭克制，与管仲的奢侈张扬形成明显的对比。他一辈子为上卿，吃饭不用两样肉菜，妻子身穿粗布破衣，自己身为相国，“衣十总之布，食脱粟之饭”（总为，布之八十缕为，十为粗布；脱粟为碾去粗糠的糙米），下饭所用不过是“茆菹”“苔菜”之类，即普通咸菜。这在周围的奢华背景下显得格外抢眼。关于晏婴节俭的故事极多。如晏婴为相三年后，齐景公在宠臣梁丘据的鼓动下，以晏婴中饭肉食不足而给他增加封地，被晏婴婉拒（《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十七）。晏婴一次正吃饭时，宫内有使者来，晏婴招呼他一起吃饭，结果两人都没吃饱。使者回去告诉齐景公，景公大为感动，“使吏致千金与市租，请以奉宾客”，晏婴坚辞。景公以管仲坦然接受桓公的恩赐为例，强迫晏婴接受。晏婴回答说：“婴闻之，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婴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同上第十八）晏婴的家居也十分寒碜，宅所潮湿狭隘，靠近市场，噪声喧嚣，景公打算给他换一个好一些的住宅，也被晏婴坚拒（同上第二十一）。景公乘晏婴出使晋国不在之机，直接把晏婴家的邻居拆迁了扩建新宅。晏婴回来后谢过景公，拆了新宅恢复邻居原样，又把邻居请回来（同上第二十二）。晏婴上朝，乘弊车，驾驽马，景公见了说：“夫子之禄寡耶？何乘不任之甚耶？”派人送给他辂车驷马，遭拒绝后再送来，往返多次，最终晏婴也没接受（同上第二十五）。正因为晏婴的节俭近于自虐，而先秦主张节俭最出名的是墨子，唐代柳宗元就怀疑《晏子春秋》是墨家门徒所做。“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辨晏子春秋》）尽管柳宗元的说法比较牵强，但也可看出晏婴节俭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晏婴的节俭不仅仅是洁身自好，而是推及政务。当齐景公要给晏婴增加禄地时，晏婴以给民众减轻负担作为给自己的俸禄，回答说：“君商鱼盐，关市讥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罚――若死者刑，若刑者罚，若罚者免。若此三言者，婴之禄，君之利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十六）即请求景公做到三件事：一是鱼盐贸易在关市上只检查不征税；二是农田税率取十分之一；三是放宽刑罚，死改为刑，刑改为罚，罚则免去。当景公得知晏婴住宅临近市场时，顺便问他市场何贵何贱？晏婴乘机回答：“踊贵而屦贱”，踊为假肢，屦为草鞋，当时齐国用刑过滥，导致市场的假肢生意兴盛。齐景公因此而受到触动，为之省减刑罚。时人云：“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二十一）类似的谏言还有许多。
关于政务，由于晏婴碰上的君主都不怎么样，齐灵公昏聩不明，齐庄公骄奢逸，而且庄公竟然因为被崔杼杀了。齐景公刚即位时要稍好一些，略通情理，但也酗酒作乐，性情残暴，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在这种情境下，晏婴留诸史册的记载，自然以谏言为主。关于晏婴进谏，有很多记载和故事，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进谏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艺术。例如，齐景公同大臣喝酒，喝高兴了就宣称：酒宴上不讲礼节。晏婴马上指出：礼节还是需要的。景公不听，晏婴也不再吭气。席间景公出去，等再回来时，晏婴故意不以礼待之，等到景公为晏婴的失礼僭越而发怒，他才指出：这就是你说的酒宴不讲礼节，迫使景公认错（《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二）。和晏婴同时的弦章也善于进谏，但针对景公每每滥饮不改的恶习也受不了，当景公连喝七天七夜时，弦章发出“章愿君废酒也！不然，章赐死”的警告。景公大为恼怒，对晏婴说，听从弦章则为臣所制，不听弦章则可惜其死。晏婴马上回答说：“幸矣，章遇君矣！令章遇桀纣者，章死久矣。”（《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四）把景公放置在明君的地位，使其不得不接受谏议。还有如谏景公不杀养马圉人等等，类似的例子在《晏子春秋》中比比皆是。正是这种不断进谏，使晏婴对政务管理中投鼠忌器的问题有深刻感受。当景公问晏婴治理国家的难处是什么时，晏婴答之以社鼠猛狗。社是祭祀土地神的地方，而老鼠在里面做窝，“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有人有好酒卖不出去，是因为店里养有猛狗，“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治国要警惕的正是这类社鼠猛狗。人主左右“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秉掌国家权力的大臣“欲干万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之，此亦国之猛狗也”。“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主安得无壅，国安得无患乎？”正是在这种谏议之中，确立了晏婴的为政原则，也形成了他的进谏艺术。
关于晏婴节俭、进谏的著述已经有很多，但有一点却被人们忽视――在普遍性奢侈的情境下，晏婴以节俭别树一帜特立独行，如何能够站得住脚？怎样同其他不尽如意的上司和同事合作？会不会因此而遭到排挤？晏婴是如何做到既坚守底线又不出局的？而这些问题，正是研究管理更需要关注的。但要把这些问题分析到位，需要长篇大论。司马迁读过《晏子春秋》，而他在写《管晏列传》时，关于晏婴仅仅取了同越石父的交往和马夫的转变两个小故事，用了几百字，就说得活灵活现。中国古人论事有个特点，就是省略分析过程直述结论，以归纳和洞察直奔主题。按照《史记》对晏婴治国的概括，他在朝廷上，君主说到的事情，则危言进谏，而这种进谏，应把握君主能够接受的程度。“语及之”就意味着在话题上能够取得共鸣，所以存在着讨论乃至说理争辩的前提。而君主不说的事情，“语不及”则不说只做。这种策略，与孔子的思想是相通的。孔子曾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这样，既能进退自如，又能坚守正道。有道之国，就遵命行事，无道之国，则斟酌行事，这正是晏婴的基本对策。齐景公频繁给晏婴赐赏，也隐含着引诱其同流合污之意，而晏婴把这种十分难解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从相关资料的记载来看，晏婴起码有以下做法可供研究：一是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说辞；二是移情考虑对方的可接受性；三是在不违背自己底线的情况下给对方留有馀地。例如，晏婴拆除了齐景公给自己扩建的住宅，但又通过田桓子向景公说情，最终取得景公同意。所以，孔子对晏婴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很推崇，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晏平仲可谓能远害矣。不以己知是驳人之非，逊辞以避咎，义也夫。”（《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
正是在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过程中，晏婴形成了既和光同尘、又特立独行的行为模式，并总结出了和而不同的管理思想。与晏婴同时的大臣梁丘据，处处揣摩君主意图，事事讨得君主欢心。齐景公为此感慨道，“唯据与我和夫！”晏婴反驳说：“据亦同也，焉得为和？”景公追问：“和与同异乎？”晏婴答道：“异。”对和与同的区别，晏婴解释说，和就像做羹，“水、火、醯、醢、盐、梅”烹烧鱼肉，厨师需要以不同味道互相调剂，才能做出美味佳肴。音乐需要以“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相辅相成，以“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相济相配，才能动听悦耳。君臣关系也是一个道理。“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而梁丘据不是这样，“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这哪能算和啊？只能算同。同是不可取的。“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这种和而不同的哲学思维，奠定了晏婴在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
史记管晏列传范文第3篇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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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①经营：常数月营·聚（训）卖炭得钱何所营（《卖炭翁》）②谋求：百计营·谋不能脱（促）
望①远看：吾令人望·其气（鸿）自下望·之则高岩峭壁（梦）②名望：卿为清望·官（训）先达德隆望·尊（送）③盼望：日夜望·将军至（鸿）④月光满盈：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前赤壁赋》）
节①节操：谁为我临期成此大节·者（梅）守节·情不移（孔）②时节、季节：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愚公移山》）好雨知时节·（《春夜喜雨》）③节约：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训）
盗①强盗：忍能对面为盗·贼（茅）②偷窃：居乡必盗·（训）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晏子使楚》）如姬果盗·兵符与公子（信）
见①看见：有亲见·忠烈青衣乌帽……（梅）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劝）②会见：未得与项羽相见·（鸿）③表被动：臣诚恐见·期于王而负赵（廉）燕国见·陵之耻除矣（荆）
见①显露：图穷而匕首见·（荆）①推荐，介绍：胡不见·我于王（《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见·其二子焉（论语）
先①在前：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五）恐为操所先·（赤）②祖先：思厥先·祖父（六）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毛）③一般：称已死的长辈或国君：先·君子尝言（左）先·帝创业未半（《出师表》）
列①分、割：列·缺霹雳（梦游）②位次，行列：陈力就列·（论语）不欲与廉颇争列·（廉）③一般：大王见臣列·观（廉）
止①停止、留住：止·子路宿（论语）不能者止·（论语）②阻止，禁止：臣舍人蔺相如止·臣（廉）
固①坚固（指地形险要或城郭坚固）：据函之固·（过）兵劲城固·（《荀子王制》）②乃辞谢，固·请（廉）③固执：汝心之固·（《愚公移山》）
后①国君：夏后·皋之墓也（）（?予后·，后·来其苏《书仲虺之诰》）②王后：西后·阻挠之士（谭）③与“前”相对：后·岁余（促）前此后·此皆属过而不问之秋（芙）
寡①少：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财寡·也（五）②国君自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孟）③丧夫妇女或老而无夫：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史记司马相如传》）④独居妇人：寡·妇起彷徨（孔）问询问：君子之学必好问·（问）执经叩问·（送）勤辛劳：勤·而无所（）四体不勤·（论语）废废弃，停止：今存其本不忍废·（指）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五）
欲①欲望：鱼，我所欲·也（孟）秦之所大欲·（六）②想要：余方心动欲·还（石）而欲·投吴巨（苏）
舍①房屋：同舍·生皆被绮绣（送）②住宿，居住：舍·相如广成传舍（廉）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游）舍放弃，舍弃：舍·问其奚决焉（问）舍·鞍马（赤）甚厉害，严重：王之好乐甚·（孟）又弗如远甚·（邹）
恶①与“善”相对：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窦）岁恶·不入（论）②与“美”相对：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五）娇儿恶·卧踏里裂（茅）恶厌恶：死亦我所恶·（孟）
患①灾祸，忧患：诸侯之所大患·（六）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孟）②提忧：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此数者用兵之患·（赤）
身①身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孝经》（体：四肢）②自身：向为身·死而不受（孟）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论荷》）③亲自：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五）将军身·率益州之众（《隆中对》）④妇女怀孕：且以汝之有身·也（与）
以①认为：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两小儿辩日》）②用：贤不必以·（涉）③虚词中介词、连词（略）
少①不多：人民少·而禽兽众（五）险以远，则至者少·（游）②稍微：愿大王少·假借之（荆）太后之色少·解（《触龙说赵太后》）
食①食物：小鸟时来啄食·（项）一箪食·，一豆羹（孟）②吃：民食·果蚌蛤（五）其谢也可食·（《礼记檀弓》）食供养，饲养：谨食·之（《捕蛇者说》）食·之不能尽其材（马说）
说①说话，讲述：说·书虽小技（柳）②说法：用芽者自从本说·（梦）
说①游说，说服：说·权曰（赤）宾客辩士说·王万端（信）
说①高兴：秦王必说·见臣（荆）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五
）决①决定，决断：日中不决·（毛）②告别，通“诀”：予分当引决·（指）与王诀（决）曰（廉）③决战：孤当与孟德决·之（杂）论讨论，研究：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势力众寡又不可论·（赤）
多①与“少”相对：又多·豪右（张）②乐赞：天下不多·管仲之贤……（《管晏列传》）众庶莫不多·光（《汉书霍光传》）
劳①辛劳：劳·苦而功高如此（鸿）念母劳·家里（孔）②慰劳：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赤）帝亲自劳·军（《汉书文帝纪》）
薄①少：事力劳而供养堡（五）②与“厚”相对：堡厚之实异也（五）物堡而情厚（训）③草木丛生处：露申、辛夷死林堡兮（涉）④迫近：芳不得堡兮（涉）
执①捉捕：执·之白下（梅）②持、拿：执·经叩问（送）诸郎中执·兵（荆）③掌管：宰执·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柳）
臣①臣下：君臣·之义（论荷）②奴隶：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五）③官吏对君主自称：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廉）臣·战河南（鸿）
处①居住：幽独处·乎山中（涉）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五）②处于：譬若锥之处·囊中（毛）③安排，处置：愿将军量力而处·之（赤）
怀①安抚：行仁义而怀·西戎（五）怀·敌附远（论）②心里包藏某种想法：内怀·犹豫之计（赤）③怀抱，揣：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屈）
国①国家：国·事至此（指）国·胡以相恤（论）②国都：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③诸侯王封地：国·王骄奢（张）
拜①行礼：拜·送书于庭（廉）②授官：于是辞相印不拜·（指）公车特征拜·郎中（张）
数①几个：此数·者用兵之患（赤）不数·岁薄产累尽（促）②旧指命运：胜负之数·（六）
数①计算：蒙冲斗舰乃以千数·（赤）②责备：数·吕师孟叔侄为逆（指）数屡次：数·请魏王……（信）
目①眼睛：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庖）无一时一刻不适耳目·之观（芙）②看：此皆言其可目·者也（芙）不敢以说书目·（看待）敬亭③递眼色：范增数目·项王（鸿）十九人相与目·笑之而未发也（毛）④列：而不在使者之目·（指）
分①分开，区分：五谷不分·（论荷）②分给，分配：必以分·人（《曹刿论战》）分名分，职分：予分·当引决（指）
忍①忍耐：隐忍·以行（指）②忍心：忍·能对面为盗贼（茅）
间①中间：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论语》）②量词：安得广厦千万间·（茅）
间①间隔，间或：间·以诗记所遭（指）②离间：谗人间·之（屈）③小路：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廉）道芷阳间·行（鸿）
贼①强盗：贼·二人得我（《童区寄传》）②害：天下之大贼·也（论）③对敌人蔑称：骂逆贼·当死（指）贼·氛方炽（黄）
曲①弯曲：其曲·中规（劝）梅以曲·为美（病）②不正直、理亏：宁许以负秦曲·（廉）争曲·直（指）
史记管晏列传范文第4篇
桓公使请诸鲁，如鲍叔之言。庄公以问施伯，施伯对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国则必得志于天下，令彼在齐，则必长为鲁国忧矣。”庄公曰：“若何?”施伯对曰：“杀而以其尸授之。”庄公将杀管仲，齐使者请曰：“寡君欲亲以为戮，若不生得以戮于群臣，犹未得请也，请生之。”于是庄公使束缚以予齐使，齐使受之而退。
（选自《国语・齐语》，题目为编者加）
【注释】
①其：应该是，表推测语气。②宥：yòu,宽恕。③反：使……返，使（他）回来。
【文学常识积累】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据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作。全书共21卷，以记言为主，记叙了上起西周穆王十二年（公元前990年）到东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共538年间各国的内政外交等事件，反映了春秋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活动。《国语》的编写意图是“求多闻善败以监戒也”（《国语・楚语下》）。由于《国语》在内容上与《左传》比较接近，又具有同样的史料价值，所以《国语》又有《春秋外传》之称。《国语》文字质朴简练，文学成就虽不及《左传》，但也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散文著作。
【阅读提示】
管仲和鲍叔牙初为至交，管鲍分金的故事千载流传。《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齐襄公（齐桓公之兄）做国君时，国内混乱，鲍叔辅佐小白（齐桓公）逃到莒国（今山东省南部）。后来襄公被公孙无知杀了，公孙无知作了国君。不久公孙无知也被杀，小白和公子纠争夺齐君之位。管仲辅佐公子纠，曾带兵截击小白，射中小白的衣带钩。小白逃回齐国，作了国君。鲍叔深知管仲之才，便向齐桓公推荐管仲，并施巧计从鲁国迎回了管仲。齐桓公重视人才、不计前嫌的博襟令人钦佩；鲍叔牙知人善任、举贤荐能的高风亮节更是难能可贵、千古流芳！
【知识考查】
1.下列句中加点词语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
A.使不冻馁 馁：饥饿，挨饿。
B.治国家不失其柄 柄：根本。
C.君若宥而反之，夫犹是也 宥：宽恕。
D.王之蔽甚矣 蔽：蒙蔽。
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语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君加惠于臣，使不冻馁，则是君之赐也。
巨是凡人……岂足托乎？
B.夫为其君动也。
夫管子，天下之才也。
C.若必治国家者，则其管夷吾乎。
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
出于此乎？
D.邻之厚，君之薄也。
夫管子，天下之才也。
3.下列各句中加点词语的意义和用法与例句相同的一项是（ ）
例：若不生得以戮于群臣，犹未得请也，请生之。
A.吊有忧，贺有喜。
B.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
C.赵王之子孙侯者
D.昔者夫差耻吾君于诸侯之国。
4.对选文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管仲曾经背叛了齐桓公，他带兵截杀齐桓公时亲自射中了齐桓公的衣带钩，差点儿要了齐桓公的命。
B.鲍叔与管仲本来就是好朋友，鲍叔不仅没有嫉妒管仲，而且还竭力举荐他，并设计把他接回了齐国。
C.选文赞扬了齐桓公不计前嫌的宽广胸怀和重视人才的宝贵精神。
D.鲍叔知人能让，举贤荐能的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5.翻译文中画线的句子。
（1）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
（2）寡君欲亲以为戮，若不生得以戮于群臣，犹未得请也，请生之。
【答案点拨】
1.D（蔽：受蒙蔽。）
2.C（C项中“其”都表推测语气，助词。A项中，前者是代词，这；后者表判断。B项中，前者是代词，他；后者做句首发语词。D项中，前者在主谓之间，取消独立性；后者是助词，的。）
3.D（D项的“耻”和例句的“生”都是使动用法。A项的“忧”，形容词做名词。B项的“面”，名词做状语。C项的“侯”，名词做动词。）
4.A（“管仲曾经背叛了齐桓公”的说法与原文不符。）
5.（1）在忠于国君和讲究诚信可以作为百姓的榜样上，我不如他；在制定的“礼”和“义”方面的法令准则可以适用于全国上，我也不如他。
（2）我们国君想亲眼看着杀掉他，要是不能将活的（管仲）带回去，当着群臣的面杀掉他，还是没有达到请求的目的呀，请求您让他活下来。
【参考译文】
齐桓公从莒国回到齐国，让鲍叔做太宰，（鲍叔）推辞说：“我，只是大王身边的一个平庸的臣子，大王您给予我恩惠，让我不受冻挨饿，这也是大王您的恩泽了。如果说一定要把国家治理好，那并非我的能力所能办到的；如果一定要想把国家治理好，那么，这大概要管仲（才能做得到）。我在五个方面比不上管仲：在宽大和善，使人民感恩上，我不如他；在治理国家坚持治国的准则上，我不如他；在忠于国君和讲究诚信可以作为百姓的榜样上，我不如他；在制定的“礼”和“义”方面的法令准则可以适用于全国上，我也不如他；站立在军门前拿起鼓槌（敲击），能让百姓都增加勇气，（这点）我也不如他。”齐桓公说：“管仲（曾经）射中我的衣带钩，因此（我）几乎死掉。”鲍叔回答道：“他是为他的国君而行动；您要是宽恕了他使他回来，他也会像那样（效忠您的）。”桓公说：“怎么办？”鲍叔回答说：“往鲁国去请求。”桓公说：“施伯是鲁国国君的谋臣，他明白我将要重用管仲，一定不肯把管仲交给我，怎么办呢？”鲍叔说：“（您）派人到鲁国去请求，说：‘我们国君有个罪臣在你们鲁国，（我们国君）想在群臣面前杀了他，所以来请求（您将他交给我）。’鲁国国君就会把他交给我们。”
史记管晏列传范文第5篇
【关键词】李白；诗歌；仙侠精神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号青莲居士，有“诗仙”之称，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杜甫并称“大李杜”。其诗风格豪放飘逸洒脱，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韵律和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其诗歌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李白既是“诗仙”，又是“游侠”，仙的精神和侠的精神在他诗中均有体现，这同他的个人经历以及盛唐气象是分不开的。
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其他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与韩荆州书》）。他很早就相信当时流行的道教，喜欢隐居山林，求仙学道；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自称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一、李白的酒气
李白好酒，他的好友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一诗中，极其传神地描绘了李白在长安酣饮的情形：“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酒仙”的称号大概由此而来。盛唐的恢弘大气曾一度激起李白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热情。他才华横溢，胸怀大志；他蓄势待发，待价而沽.李白素怀大济天下的才志，然而不见容于当道，李白好酒，不过借酒消愁，以抒发内心的幽愤而已。千古以下，捧读李白的诗作，于昏黄的灯影下，仍依稀可见诗人左手捧杯，右手执笔的洒脱身影，隐然闻到几缕盛唐美酒的醇香。
二、李白的仙气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江陵，见到了受三代皇帝崇敬的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对李白，称赞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此后李白南到洞庭湘江，东至吴、越，寓居在（今湖北省安陆市）。他到处游历，希望结交朋友，干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可是，十年漫游，却一事无成。他又继续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各地，并寓居山东任城（今山东济宁）。这时他已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诗名满天下。据史载，李白外貌气质潇洒飘逸，颇具仙风道骨。当年李白在长安结识了时任太子宾客的老诗人贺知章，当时的贺知章已年逾古稀，李白献上了《蜀道难》一诗，贺知章“读未竟，称叹者数四”，认为此诗只有神仙才写得出来，因称李白为“谪仙人”。如我们所熟悉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人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神奇瑰丽，似真亦幻，虚无缥缈的仙境“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仙人的世界在惊天动地的声响中出现，仙人们以霓为衣，御风为马，猛虎为之鼓瑟，风鸾为之驾车，共赴仙界的盛会。这是何等耀眼夺目，惊心动魄的情景。而李白高蹈尘外，遗世独立的情怀在这里也得到了突出的表现。李白不仅在诗歌中描摹仙境，而且在生活中也常常出入天地之中，“神游八极之表”。你看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三、李白的侠气
唐代的长安自汉以来有着浓厚的侠文化传统，尤其是关陇一带人民“融合胡汉为一体，文武不殊途”的生活习惯更是侠风盛行的沃土。对于胸怀壮志的文人来说，任侠成为他们功业意识的一种寄托，李白生活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况且游侠精神“流动着青年人的活泼的情感和新鲜的血液”，充满着“乐观奔放的时代旋律和火一般的生活欲望、人生宣泄”。这更与他酷爱自由、张扬个性的天性不谋而合。
血管里涌动着的游侠精神使李白对剑特别钟爱。诗人一生佩剑，年轻时“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白马篇》），年老时“边尘染衣剑，白日凋华发”（《禅房怀友人岑伦》），求谒时“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醉酒时“醉来脱宝剑，旅憩高堂眠”（《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高兴时“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少年行二首・其一》），失意时“倚剑增浩叹，扪襟还自怜”（《郢门秋怀》）。他的许多朋友也佩戴着光彩照人的宝剑。”在异常广阔的空间之下，诗人倚剑而立，俯视苍茫大地，不禁情绪激昂、感慨万千！《发白马》：“倚剑登燕然，边烽列嵯峨。萧条万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扫清大漠，包虎戢金戈。”
但是，当李白被赐金放还，他平交王侯，一匡天下的理想遭到了破灭。于是李白寄意于山水，想到了求仙解脱，这也是与他飘逸洒脱的诗仙性格是相契合的。如他的《宣州谢I楼饯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惧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首诗里，我们见到了一位遗世独行、愤世嫉俗的中国诗仙的人格形象，它有道教的洒脱和狂放，丝毫没有佛教空幻寂灭的悲观和基督教遁世苦修、逆来顺受的消极，“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正表现的是珍惜个体生命，渴望现实享受的仙人精神。
四、李白“仙”、“侠”之间的关系
侠的精神与仙的精神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李白的身上的游侠精神，是他在人生中以叛逆精神动摇封建伦理道德，以傲岸不羁，粪土权贵，不倦地追求个性解放的基础。李白有“济苍生，安社稷”的宏图大志和强烈的进取功名的精神，但他始终保持一种“不屈己”的性格，不肯折腰于权势，以“布衣”“野人”自居。而李白对仙人的遐想，更是表达了他“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气度和风骨。
但是侠与仙的区别同样明显。侠的主旨是建功立业，报效国家。游侠虽不依附于达官贵人，却离不开达官贵人的慧眼识珠，《史记・游侠列传》中有名的游侠莫不如是。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李白会写出“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与韩荆州书》）这样近乎谄媚的文字。
但是对权贵摧眉折腰毕竟不是李白的本性，他一直自视甚高，一介平民却藐视权贵，肆无忌惮地嘲笑当政者，批判当时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推进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李白政治理想破灭后，他流连于山水，寄意于神仙，向往的是出世隐逸的生活。这是侠与仙的最大区别。可以说，侠的精神与仙的精神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诗仙李白的风骨。
参考文献：
史记管晏列传范文第6篇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2） 06-0022-03
[Abstract]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Chinese editorial thought research should cover the following topics： viewpoints and theories based on the influential works， editors， editing methods， editing institution and book culture in history； details about the evolution of different editors， editorial staff and schools in history；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editorial though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iting， the interaction of theirs， the process and discipline of their evolution.
[Key words] Editorial thought Contents of research
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随着中国编辑出版学科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开展，在此之前其系统研究几近于“零”。正因为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很短，因而一直缺乏理论上的指导，缺乏对中国编辑思想史学自身的研究，对于中国编辑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内容，中国编辑思想史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中国文化思想史、中国学术思想史等其他中国历史分支学科，以及与中国编辑出版史、中国文献学史、中国图书学史等其他学科专门史的联系与区别等，都缺乏应有的讨论。直到21世纪前十年，关于中国编辑思想史究竟应该写些什么，没有统一定论。
中国编辑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从先秦至民国各历史时期图书文献的编辑思想。包括历史上围绕一些有影响的作品、编辑家、编辑方法、出版制度以及书籍文化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编辑家、编辑群体、编辑学派之间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编辑思想对编辑出版事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等。
中国编辑思想史的研究范围从先秦到民国，其间有哪些编辑思想影响了出版活动，产生了多大作用，各种编辑思想观念的演变、发展、更迭是如何反映在图书文献典籍出版活动中的，分析变化过程，总结变化特点，找出其规律等，都是编辑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它不仅是历史的总结，在推动当代编辑出版工作深入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因此，各朝各代带有一定社会出版倾向的思想、观念和主张均是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又可以分为个人的编辑思想和时代的编辑思想。所谓个人编辑思想主要是从事编辑活动的大学者或从事出版活动大家的思想，其性质是有意识的创造。所谓时代编辑思想是由社会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习俗等混合而成的，其性质是无意识的推进。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表现为：大编辑家开拓时代，时代孕育编辑出版大家。
具体研究内容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各时期编辑出版者的著述及言论。如，关于文籍的编辑，孔子就提出了“述而不作”的观点。他把文籍的生产活动分为“始创”和“传旧”两大类，主张编辑重“述”而非“作”[1]。汉代司马迁强调《史记》的编修是“述”而不是“作”。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2]这些著述及言论均能反映作为编辑家的孔子、司马迁的编辑观念和主张。
其二，各时期编辑出版的作品文献。编辑思想与其他学科思想有相同之处也有独特之点。相同之处表现为思想为个人所独有，类似于哲学思想一样，通过著述的形式发表，只要是出版的作品，无论作者本人是不是编辑家都可以表现作品出版的编辑思想；不同之处是编辑家本人的作品，或自己的著述或对自己作品的编辑都可直接体现和反映本人的编辑思想。
图书经编辑出版传播于社会，只要经过编辑出版过程，编辑思想就会渗透于图书之中，并不以时代来区别是否有思想。换言之，各时期的作品除个性外一定有共性。个性或共性都能反映编辑思想。“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的编辑思想成就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垂劝诫，示后世”的标准又在欧阳修《新唐书》《新五代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人均为北宋史学家，在政治上的资鉴功能和道德上的教化作用可谓异曲同工。
图书因类型不同在内容组织与编辑方法上亦不同，不同类型的图书均有鲜明的编辑思想。如类书的编纂自三国魏至清末，历时1500多年。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其他相关工具书记载，成书达六七百种之多，现存三百种左右。自《皇览》后，历代帝王相继仿效，纂修之风渐起。六朝人所撰类书，总数约在三千卷以上，如南齐萧子良的《四部要略》（1000卷）；梁刘杳的《寿光书苑》（200卷）；唐代欧阳询等奉敕撰的《艺文类聚》（100卷），徐坚等撰的《初学记》（30卷），白居易撰的《六帖》（30卷）；明代《永乐大典》（22877卷）；清代《渊鉴类函》（450卷），《骈字类编》（240卷），《分类字锦》（64卷），《子史精华》（160卷），《佩文韵府》（443卷），《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这些著作尽管编辑目的不同，规模有大有小，但都反映出鲜明的立类思想和“以类相从”的编排思想。
其三，各时期颁布的文化传播、图书出版规章制度。编辑思想的实现，体现为成文法之法典及其他各种文化出版、学术活动制度中，对其考察有助于编辑思想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极一时，佛典的翻译、整理和注释活动都十分活跃，较有影响的“成实”学派和“三论宗”学派均有其代表性的著作，如《成实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均颇有影响。佛教文化的创造与传播，与这一时期文化传播政策有着密切联系，特别是梁武帝带头信奉佛教、阐扬佛理，甚至多次“幸寺舍身”，带动了佛经典籍编译的兴盛。
明代的“制书”也很有特色。何谓制书？师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书，二曰诏书。制书者，谓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称。”[3]自周代开始，制书本是历代皇帝颁布命令和法律制度的文件，但在明代书目中它被单独列类，且位于目录之首，分明显示出皇权的威严和“敬天、忠君、孝亲”鲜明的编辑思想。
外在环境影响了图书文化，从编辑出版的具体制度、内容与方法中都可以找到编辑思想发展的轨迹。
其四，有助于了解时代背景及时代意识的其他学科著述。即可以体现过去、当时及其后的时代状况。
如文学作品，既是著述的一种类型，也是编辑的对象。文学作品的内容对社会现象栩栩如生的刻画，可以供我们了解时代背景，分析编辑意识产生的土壤，理解编辑思想的导向或制约作用。作家冯梦龙、凌濛初所处的明代，商品经济已经十分繁荣，为了满足市民阶层文化的需要，一批作家兼编辑出版家对前人著述加以搜集整理，给予评赞批注。他们二人分别编辑出版了“三言”“二拍”，这些涉及男女情爱、家庭矛盾、官僚生活、神仙怪异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深受市民喜爱，也是对晚明市井文化的真实摄取和生动描摹。“三言”“二拍”是编辑的作品，也是明代其他出版物的时代背景。
综上，研究个人编辑思想的资料和研究时代编辑思想的资料都可对中国编辑思想史的研究起推动作用。
中国编辑思想史以各时期国人围绕编辑出版活动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主张及其编辑出版行为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不仅可以与中国编辑史、中国出版史、中国印刷史等关于编辑出版史的其他分支学科区别开来，而且也与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新闻思想史、中国学术思想史等各种专门思想史区别开来。因为各专门思想史的研究内容是由它们所属的分支学科（如中国经济史、中国新闻史、中国学术史等）的研究内容决定的，它们所属的分支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与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有明显区别的。因此，有必要明确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以开展并深化中国编辑思想史的研究。
二是明确中国编辑思想史与中国编辑史、中国出版史、中国印刷史等其他有关编辑出版史分支学科的联系与区别。
中国编辑史、中国出版史和中国印刷史是与中国编辑思想史关系最为密切的三门主要学科。它们的共性表现在：均围绕编辑出版活动而展开；均以时展为序；三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有编辑就有出版，有出版就要有印刷，出版造就了编辑，促进了印刷发展，印刷技术与出版活动也集中展示、反映、体现了编辑的智慧与思想。三者之间有分工：编辑史侧重于编辑及编辑活动的研究，出版史重点围绕出版事业和出版活动而展开，印刷史则是专门针对印刷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分析与探索。那么，编辑思想史呢？编辑思想史是编辑学的分支学科，是编辑活动开展缘由的历程，是承上启下的发展。编辑思想是出版的目的和指导原则，是为什么要印刷、怎样印刷、印刷要达到何种效果的追根溯源。编辑思想史与编辑史的关系更近一些。它们都属于编辑学的范畴，古代文献整理、书目编制和文字校订等丰富的文化创构活动构成了共同研究的基础，但编辑思想史是在对事实进行分析判断后落脚于意识的、观念的、认识的层次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编辑史则是在史料分析后落脚于现实的、具体的、物质的层次上，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三是明确它与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新闻思想史、中国学术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
同是思想史，不同学科的思想史因学科性质的差异性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它们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很不相同。经济的、新闻的、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等专门思想史都有不同的研究领域。彼此的联系由思想而生，都是从一个侧面考察人类社会的思想遗产。既有思想牵连不可分割的相似性，又有思想随人类社会发展而丰富、复杂的关联性。彼此的区别因某一相对独立的领域而隔离。经济思想史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人类思想，新闻思想史是从新闻学的角度研究人类思想，而编辑思想史则是从编辑学的角度研究人类编辑思想。倘若从经济学或新闻学的角度考察，亦或有些内容可属于经济思想史、社会思想史的研究领域，然而并不矛盾，也可作为编辑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各个专门学科思想史有着共同的研究领域，也有着各自的研究对象。
在研究中应该正确处理好两种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编辑大家（或称主要编辑家）思想与普通编辑出版活动者思想的关系。在编辑出版活动中，编辑大家引导编辑出版活动方向，主宰时代编辑出版主流，其编辑作品成为时代出版主旋律。在编辑思想史研究中，要重视编辑大家的思想，至少应以编辑大家的思想为研究的切入点，如孔子、刘向、刘歆、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司马迁、班固、道安、杜佑、朱熹、袁枢、黄宗羲、皇甫谧、贾思勰、王怀隐、唐慎微、王祯等人。因为与普通出版活动者比较，编辑大家作为社会出版精英，对于各时期社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有更敏感和更深切的感受，更能触摸到时代的脉搏。编辑大家的思想往往是一般编辑出版思想和动向最集中、最典型的反映，是它们的浓缩体。这也是编辑大家的思想所以能影响出版潮流的根本原因。同时，也要重视普通出版活动者的编辑思想，尤其要重视普通出版活动者的思想对编辑大家思想的影响。实际上编辑大家的思想和普通出版活动者的思想存在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同时，在研究编辑大家的思想时，还要特别注意加强对编辑大家生活的时代和生存状态的研究，加强对编辑大家的思想是通过何种方式和渠道影响编辑出版业、影响社会，从而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
二是要处理好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的关系。中国编辑思想史是编辑理论与编辑出版实践的有机结合。就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往往是思想理论超前，社会实践滞后。就编辑思想家个人来看，编辑实践落后于思想理论的现象也是存在的。所以在研究中国编辑思想史时，应该把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不仅了解编辑家们说了些什么，还要看他们做了些什么。只有如此，才能对编辑思想做出合乎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
编辑思想史的研究既要将编辑思想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又要联系编辑出版业的实践，从出版作品成果中进行概括和解说，找出思想理论与编辑实践的内在关联，从而不仅理解昨天，也为今天的进步和明天的发展提供接续点。
注 释
[1]朱熹.论语集注·述而[M].济南：齐鲁书社，1992：61
[2]司马迁撰；郭逸，郭曼标点.史记·管晏列传第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487
史记管晏列传范文第7篇
然而现实的《(论语)选读》课堂教学中充斥着大量的误读、俗读、盲读。所谓误读,就是错误地解读,误解了孔子的思想和儒家的观点。这一方面是由于《论语》年代久远,许多要义在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歧见;另一方面教师没有系统地学过《论语》,对《论语》一知半解,没有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正如学者所说:“孔子的道,是中国文化的宫墙。凡是未得其门而人的人,不可像叔孙武叔那样妄出言语。”所谓俗读,就是庸俗地解读孔子思想和儒家观点。这一方面与浮躁的世风和恶搞经典有关,以庸俗功利的眼光解读《论语》;另一方面是学习的目标指向高考而不是传承文化。所谓盲读,就是盲目地读。教师带领着学生匍伏在地上仰望着孔子,不管是精华还是糟粕,不加辨析、反思、批判,照单全收。
针对误读、俗读、盲读,我们提倡正读、雅读、思读。
一、正读
所谓正读,就是正确地解读,通过系统地读、参照着读、联系着读等途径走近真实的孔子。
1.系统地读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各则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要准确理解儒家的义理,需要结合整本书系统地读。比如儒家的核心概念“仁“,前后出现了一百多次,只有前后勾连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仁”的思想内核。《(论语)选读》编者按照政治、修身、学习与教育、哲学等主题对《论语》进行了重新编排,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同时又打断了原本相连的话语,给理解带来了新的难度。如学习《周而不比》中“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时,有教师提出问题:“儒家倡导‘仁者爱人’,怎么这里又厌恶人呢?”师生讨论一番后得出的答案是:从这可以看出儒家认为仁者应该爱憎分明,既要爱护好人,也要憎恶坏人。这是典型的误读。这句话出自《论语-里仁》,紧接着后面的一句话是:“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真有了仁的修养,就不会特别讨厌别人了,对好人固然要爱他,对坏人也要设法改变他、感化他。两句话连起来看,意思就明确了:一个真正有仁爱之心的人,看天下是没有―个人说可恶的,对好人要爱护她,对坏人也要怜悯他、关怀他、感化他。
前后关联系统地读,不仅可以减少误读,还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文本内涵,体察人物个性。如《沂水春风》一课,子路直爽自信又轻率自负,冉有则谦虚谨慎,体会这两人不同的性格特点时,可以回顾《诲人不倦》中的一段话,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结合这段话中孔子对两人性格的评价就能更加深入体会两人在谈志时表现出的不同态度了。
2.参照着读
《论语》成为儒家经典著作之后,历朝历代就有了很多研究注释《论语》的大儒、大家,古人如何晏、朱熹,今人如杨伯峻、钱穆,时代背景、个人立场的不同,使得他们对孔子的思想有着不同的解读。因此,在涉及到有争议的地方时,教师应把不同的观点择其要告诉学生,然后讨论辨析,看哪一个更接近孔子的本意。如学习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时,教师可投影出对这一观点的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解读。第一种解释:人无论出身贵贱,都可以接受教育。何晏认为,“有教无类”“言人所在见教,无有贵贱种类也”。(何晏《论语集解》)第二种解释:人无论品行善恶,都能够进行教育。这一解释以朱熹为代表。他在《论语集注》中将“有教无类”注为“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第三种解释,是当代著名学者赵纪彬先生的一种特殊观点。他从训字人手,认为“有教无类”中的“有”应释为“域”,即分划居住区域的意思;“教”应释为“军事训练和政治教化”;“类”则是“族类”的意义,是贵族实行世袭统治的社会基础。他得出的结论:凡是贵族,不分族类,都必须接受强制的政治、军事训练。(赵纪彬《赵纪彬文集第二卷》)参照各方观点讨论,学生的理解自然会更加深入。
3.联系着读
系统地读主要是着眼于《论语》本身的内容,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儒家思想;联系着读则着眼于《论语》和其他著作的关联,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空间来领悟孔子的思想内涵。如《仁者爱人》一课中,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孔子认为管仲是一个仁者,学生对此难以理解,教师可投影《史记-管晏列传》中的相关内容:“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从中看出管仲之所以不死是为了最终显名于天下,这恰恰符合孔子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主张,所以他才会说:“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奠之知也。”再加上管仲用和平的手段帮助齐桓公一匡天下,使百姓免遭涂炭,符合孔子推行的“仁政”思想,正因为这两点,孔子才认为管仲是一个仁者。
二、雅读
所谓雅读,就是高雅地读。以高雅的姿态、积极的心态读,为传承文化而读,而不仅仅是为考试而读。
1.以高雅的姿态读
对《论语》的解读,自然要受到当下语境和各自思想意识的影响,但如果功利地拿儒家思想来指导自己的生活,甚至为某种权力服务,那就有些庸俗了。如有位教师在阐释“民无信不立”时,引用了于丹《论语心得》的解释: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认为人民的死亡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人民没有信仰。于丹教授的解释是从人民的角度展开的,而考察其本意,孔子是从统治者角度提出的,认为统治者宁可饿死而不可失信于民。(景凯旋《(论语)“民无信不立”补释》,《书屋》2009年第10期)因此,教师这里不加辨析地引用,不仅曲解了儒家思想,而且显得有些庸俗。
2.以积极的心态读
《论语》内容大都体现着儒家积极人世的心态,但时代的变迁使得有些内容今天看来有些消极和保守。如体会“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时,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观点一方面阐述了7L子性格中好古的一面,谦逊地指出他对古代文化的贡献是“述而不作”,正因为孔子的“述”,使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人物。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孔子思想上保守的一面,完全遵从“述而不作”的原则,对古代的东西只能陈陈相因,就不再会有思想的创新和发展。这时教师就要注意引导学生看到孔子积极一面,以积极的心态去发现它有价值的地方。
3.为传承文化而读
朱自清先生说:“经典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论语)选读》课程目标是培养正确解读和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能力,但现实中教与学双方大多是以考试为教学的起点和终点的。当然,考试是无法回避的,但一味着眼于考试显然是买椟还珠。如学习《沂水春风》时,师生一起探讨为什么孔子赞成曾点的志向时,投影了两个不同的观点:①孔子政治上主张“礼治”,“为国以礼”。曾点的志向突显孔子礼乐治国的最高境界,故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②曾皙的这段话,表达了隐士的生活景象,可能隐约触动了孔子周游列国屡遭失败、心力交瘁而想过平静无为的生活的想法。因此曾皙的话不仅是显己志,也是对孔子心灵的折射。可是教师接着说,如果考试考到了,大家还是答第一点吧,说去年期末考试就考了这道题,而答案就是第一点。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有道理的,有些研究者认为第二点更符合孔子当时的处境,如果单纯从考试出发追求唯一的答案,那距离儒家的文化可能就远了。
三、思读
所谓思读,就是辨析着读,反思着读,批判着读,而不是盲目接受和崇拜。
1.辨析着读
读书的最高境界是要读出新的问题,读出自己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做两只脚的书柜。《(论语)选读》注释详细,翻译完备,如果只停留在字面翻译上,是不可能读出其精髓的,教师应引导学生发现问题,辨析问题,进而生成自己的体验。如《高山仰止》中有一则孔子和颜渊的对话,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有学生提出问题:“孔子这里提出的‘用舍行藏’的做法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之间是不是矛盾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可以看出学生对孔子的人格精神有了一定的理解。师生讨论后明确:“用舍行藏”主要指从政为官而言的,而“知其不可而为之”主要指推行儒家理想而言的。这样一番探寻后学生对孔子和儒家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2.反思着读
“学而不思则罔”,《论语》的许多思想都打上了封建社会的烙印,儒家倡导的忠、孝、仁、义等都要进行必要的反思审视,这样才能更健康地吸收其文化养料。如学习《克己复礼》时,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就要进行反思;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中将“孝弟“作为”仁“的根本,既要看到“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要看到儒家倡导的孝道是从统治者的立场提出的,是为忠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