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全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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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全文解释范文第1篇

关键词：蒙养教育；蒙养教材；教育内容；启示

我国古代向来重视蒙养教育，所谓“蒙以养正”或“养正于蒙”，就是要求当儿童智慧蒙开之际施以正当教育，为儿童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这大体相当于今日初中以前的儿童所应该接受的教育。

一、蒙养教育旨在“养”

《新华字典》对“蒙”的解释是“愚昧，没有知识”。如果“蒙”加以养，即养蒙、蒙养，使之变得聪明和文明，这便是蒙养教育或者称启蒙教育。其理论依据是“正本”和“慎始”，“正本”就是要确立的发展方向，因为这关系到今后的发展，所以一开始就要特别慎重，即所谓“慎始”。诚如《易经》云：“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就告诉我们，人一出生就要接受教育，还必须是正确的教育，而且旨在“养”，包括知识之“养”和道德之“养”，为孩子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种教育理念，自有文字便有记载，并且一直为后人所重视，在其支配下，使得我国的蒙养教育理论和实践日益成熟和完善。

二、蒙养教育的内容及方法端在基本常识

蒙养阶段的教育内容主要是进行初步的道德行为训练和基本常识的教学，因而每天的功课也就是背书、授新书、作对、写字、读诗等项以及一系列的道德行为规范训练。学童入塾后即先识字，每日教以识十字左右，日日反复温习，识至千字为好。何以如此?“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①在识字的同时还要进行写字训练，但是写字的进度跟认字的进度不要求一致，也就是说，并不要求认什么字就写什么字。同时，所写的并不是按照《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里字的顺序，而是另有一套写法。学童开始学写字，写的是“上大人，丘(也作孔)乙己”。而且写的时候先写大字，第一步是描红，其次是与“米”字格，再就是临帖。大字写得有点基础才写小字。

等学童有了文字基础，就开始教以读“三、百、千”，或授以读四书。一般的做法是，学童立于教师案旁，跟随老师读文至数遍、十数遍，学兰再回座位自读上百遍，然后到老师前背诵，背诵无误方教新课。读至相当时期，老师才对所读的书进行逐句讲解。可以说，私塾中的主要功课就是读背书籍。

当学童能精通字义时，便教习作对，以为做诗做准备。根据属对课本的内容来看，属对实际上是一种语音、词汇和语法的训练，同时包含修辞训练和逻辑思维的培养。属对课本大都是分类编排的，分天文、地理、人物、器物等若干类。经过多次的属对练习之后，学生可以纯熟地掌握词类和造句的规律，并且用之于写作。属对教学一直实行到清末。学兰至此，便完成了蒙学的全部课业。以后读四书五经，兼读古文，学习作文及八股文等，作为科举应试的准备，则是属于“大学”教学之范围。

三、蒙学教材符合社会和儿童发展的需求

依据蒙养教育的目的和内容，各个暑期的学者都编写出许多符合当时社会和儿童发展需求的蒙养教材。就我国现存的历代蒙学教材资料来看，蒙养教材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1．先秦至两汉时期。可以说，先秦至两汉时代就很重视对少年儿童进行识字教育和句读训练。儿童出生后，即接受“保傅之教”，七八岁之后，“出就外傅”，接受蒙养教育。所使用的蒙书教材多为综合性读物，以识字为主，同时进行品德教育。《史籀篇》是当时最早出现的蒙学课本，“《史籀》者，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②至秦代，李斯作《仓颉》七章、赵高作《爱历》六章、胡毋敬作《博学》七章，文字多取《史籀篇》。汉代的闾里书师将《苍右面》、《爱历》、《博学》三篇并为《苍颉篇》。另外，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杨雄作《训纂篇》，顺续《苍受老百姓的喜爱，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2．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这期间的蒙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童蒙教材的编写趋于成熟，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识字教材，在《急就篇》的基础上产生很多种新的识字教材，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直流传使用至清末的周兴嗣编著的《千字文》，再就是编注跟它相近的《开蒙要训》，全文叶韵，四言为句。此外，一是“杂字”和其他一些蒙学用的字书出现；二是出现新的进行封建思想教育的蒙书，如《太公家教》、《女论语》等；三是运用整齐的韵语形式编写的一类讲掌故故事的蒙书，如《兔园册》和《蒙求》等，这三类蒙书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很多新的教材都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3．宋元时期。随着蒙养教育的发展，蒙学课本开始出现分类专门编写的新倾向，并有大量成书问世。这时期所使用的蒙养教材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识字教材，具有代表性的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统称“三、百、千”。另外，“杂字”教材得到很大的发展，与“三、百、千”相辅而行，在当时的农村得到广泛使用；二是伦理道德类教材，具有代表性的有《性理字训》、《小儿语》、《续小儿语》、《增广昔时贤文》、《名贤集》等；三是历史类教材，诸如《十七史蒙求》、《叙古千文》、《童训》、《小学》以及《少仪外传》等；四是诗词歌赋类教材，诸如《训蒙诗》、《小学诗礼》、《童蒙须知韵语》等；五是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类教材，象《名物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等。

4．明清时期。与宋元相比，这一时期的蒙学教育没有太大的改变，教材也是如此。“三、百、千”一直流传使用下来，中间曾经有过不少学者编出一些新的《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但是大都通行不广。而“杂字”书则有较大的发展，但大多只流行在当时的中下层社会，仿佛是“三、百、千”以外的“非正式”读物，因此比“三、百、千”更不登大雅之堂。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些新的教材问世，流行较广、影响很大如《小儿语》、《弟子规》、《鉴略》、《幼学》、《龙文鞭影》、《昔时贤文》等。至清末，还出现一些用蒙示形式介绍新知识的蒙书，如《时务蒙求》、《地球韵言》、《算学歌略》等等。《千家诗》则一直风行，后来产生编法近似的《五言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也出现一些以进行封建思想教育为主要目的诗歌教材，如《小学千家诗》等。

四、古代蒙学教育经验对当代教育改革启示

我国古代的蒙养教育，从远古时代产生一直到清末，走过几千年的路程，所形成的理论和经验是一笔宝贵的教育财富，深入挖掘这些理论和经验，对于深化当前的教育改革，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幼儿教育体系有着

十分重要借鉴价值。

1．及早及时施教。儿童早期所接受的教育对其以后的人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而及早及时施教也便成为人们的共识，更是古代童蒙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及早是指时间而言，因为幼童思想纯正，无先入之杂，容易接受正面教育，易于教化成功，此时儿童“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③明代学者王迁相则指出：“童蒙无先入之杂，以正导之而无不顺受。”④说明幼童时期是人生教育的最佳时期，既然这样，就应该及时施教。因而，对幼童的教育不仅要及早进行，还要把握好时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佳效果。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只是幼儿园和学校的事情，家庭和家长也有着更为重大的责任。道理很简单，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更要做好孩子入学之前的启蒙教育工作。

2．注意环境习染对儿童的影响。古人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环境对幼儿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教育家孔子对“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的识别和选择，墨子的“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意识，荀子“居必择乡，游必择士”主张，“孟母三迁”的家教实践活动，颜之推关于家庭环境对幼儿“熏渍陶染”、“渐移暗化”影响的形象描述等，都是从不同角度重视环境习染对儿童的影响，要求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因而，教育者首先要加强自身的思想品德和文化修养，处处以身作则，给孩子以良好的身教。其次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健康向上的家庭内外环境。再就是要教会孩子如何结交朋友，如何选取课外读物、影视作品和网络资料，如何辨别是非善恶美丑，以及如何应对发生在身边的一些事情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也不至于被不健康的东西所淹没乃至于堕落。

3．要为儿童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古代的蒙养教材，大多流行甚广，有的到现在还为人们津津乐道，甚至在教孩子读背。主要是这些教材篇幅短，内容广泛，尤其是句句押韵，琅琅上口，很适合儿童阅读，不仅达到识字的目的，还学会很多知识。而如今，儿童读物铺天盖地，最为突出的特点是篇幅长(有的丛书、套书多达几十万乃至百千万字)、价位高(单行本有的数十元，成套的数百元)、不易普及，有影响的、能够为人们所认可的、可以当作经典性读物教给孩子的几乎是没有。所以，人们又在给儿童教读《三字经》等古代的蒙养教材。那么，如何再编写出适合儿童阅读的、易于普及的、有明显社会效益的蒙养读物，这是每一位社会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4．教育方法要适合儿童的特点。古代的蒙养教育重在知识和道德启蒙，所以在教育方法上特别重视实践和行为习惯的培养，一般很少有空洞的理论说教，这是符合儿童心理发展特点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去品味，因为当前的儿童教育总是步入三种误区：一是理论说教多，忽略实践和习惯的培养，以致使孩子对大的道理没有理解透，又没有养成好的习惯；二是对早定位，孩子想学点器乐、舞蹈、书法什么的，就加大投资，希望孩子将来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三是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所出现的家庭教育学校化现象，使蒙养教育应试化。如何走出这些误区，如何使孩子享受到真正的、适合孩子特点的教育，这应该是今后幼儿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然，我们在积极肯定古代蒙养教育价值和意义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其消极的一面，诸如“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封建迷信思想、因果报应、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等等。我们必须认真加以辨认，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它成为我国当代教育思想可资借鉴的优秀资源，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注释：

①王筠．教童子法．

②汉书・艺文志．

三字经全文解释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三山五园；社会认同；城市规划

〔中图分类号〕G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5-0048-04

“三山五园”是清代皇家园林中的典范，也是清朝政治运作的重要空间，不论对研究中国园林史、园林美学，还是清代政治史、文化史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三山五园”确指什么、现在学界对“三山五园”的用法是否合适、应当如何阐释却在学界有相当的争议，而解决这一问题是相关研究和开发的基础与前提，似当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现有说法辨析

关于“三山五园”的概念，“三山”向无异议，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对于“五园”，学界则有三种说法，罗列辨析如下。

（一） 山园重叠说

主流观点认为，五园指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畅春园、圆明园。孙冬虎《三山五园的命名背景与文化渊源》云：

清代在北京西北郊兴建的三山五园，即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畅春园和圆明园，是中国古典园林史上的巅峰之作。

此说流传最广，然而，其中不可解释的一点是，三山与五园中的三园是重合的，故而，张恩荫有“何以会有山园重复之释”？

[1]（2）实际上，这也是一般爱好者所关心的问题。

（二） 圆明园五园说

基于上说山园重复的问题，张恩荫遂提出“五园”系“圆明园五园”的说法。

张氏在《三山五园史略》中指出：

“五园”之称虽不独立成词，但在内务府的圆明园工程《奏销折》中却多次见到‘圆明园、长春园、熙春园、绮春园和春熙院等五园’的记载。这就是说，皇家“五园”的原本指称就是圆明五园。

历史上，确有此“五园”说，惟五园历时不长，从乾隆四十五年五园形成，嘉庆七年，春熙院归庄敬固伦公主，道光二年，熙春园归醇亲王绵恺，“圆明五园”“实际上存在”为时只有22年而已。

故而，“实际上存在”的“圆明园五园”到底对大众而言，其影响力和传承度是值得怀疑的。

也就是说，大众视野下“三山五园”中之“五园”是否为“圆明园五园”概念下的“五园”似仍难定论，而这一点也正是持山、园重叠说诸家所非议的。

（三） 民间泛指说

为了解决传统山园重叠说和张氏“圆明五园”说各自存在的问题。何瑜提出了“三山五园”系当时民间对京西皇家园林泛称的说法。其在《三山五园称谓的由来及其历史地位》一文中指出：

“五园”一词，虽有“圆明五园”之说，但在清代始终没有成为固定的指称……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之后，侍读学士鲍源深在《补竹轩文集》一书中，曾提到联军焚毁“五园三山”的情况。但这时，畅春园早已废弃不用，圆明五园也早已变为圆明三园。因此，这里的“五园三山”应该是民间对京西皇家园林的泛称。[2]

郑艳同意何瑜的观点，她在《三山五园称谓辨析》中对“三山五园”的相关称谓进行了辨析，认为：

三山五园是民间对清王朝鼎盛时期北京西郊以“三山（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的统称。[3]

（四） 诸说辩证

民间泛称说正视了传统派与张恩荫氏论说中存在的问题，但是，自身也存在极大地问题，即何以“三山五园”的“三山”有确定的指向（香山、玉泉山、万寿山），而“五园”却没有确定的指向呢？况且将鲍源深的“一家之言”（当前，还未找到当时其他人或者民间将京西皇家园林统称为“三山五园”的记载）称为“民间泛称”，不惟是孤证，且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亦难服众。

实际上，张恩荫早在2003年出版的《三山五园史略》中就已经注意到鲍源深的文字。鲍氏原文是“九月初，夷人焚五园三山，圆明园内外胜景悉成煨烬矣。”

据此，张氏也认为“‘五园三山’一词，是民间对以圆明园为中心的皇家园林荟萃的美誉。”

也就是说，张氏“圆明五园”说与民间泛指说在大面上是一致的，只是就“五园”是否有特指这一问题上，诸家看法不同。

综上可见，三说在驳他说时，都持论有力，但是，在自己的解释上都存在着无法解说的矛盾和为他论所诟病的弱点，那么，对“三山五园”这一特有词汇（或者说就鲍源深笔下的“五园三山”）而言，是否还存在着其他比较合理的解释模式呢？

由于古人行文简洁，文字中某些词汇往往存在用典或有所特指的现象，而随着传统文化的断裂，这些典故和特指性的用语往往为今人所不知。那么，鲍源深笔下的“三山五园”是否也存在这种情况呢？

二、 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学中的“三五观念”

传统哲学和文学中，在论及“三五”观念时，往往指三辰五星。《史记・天官书论》云：“为天数者，必通三五。”宋人叶适《送程传叟》诗中有“谁知仰天逄旃，三辰五星在心中”的说法。

按，三辰指日、月、星。《左传桓公二年》载：“三辰缙欤昭其明也。”杜预注：“三辰，日、月、星也。”《国语・鲁上》云：“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清唐孙华《进呈御览诗一百韵》也有：“紫极三辰正，黄图九域清。”

五星，指水、木、金、火、土五大行星，即东方岁星（木星）、南方荧惑（火星）、中央镇星（土星）、西方太白（金星）、北方辰星（水星）。《史记・天官书论》云：“水、火、金、木、镇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汉刘向《说苑・辨物》云：“所谓五星者，一曰岁星，二曰荧惑，三曰镇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

在传统时代的观念中，皇帝是为天子（即上天的儿子，是天意在人间的代表），其居所、制度、用语等诸多方面往往与天象相附会。

正是因为三辰五星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在历法和现实生活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三辰五星之说非常盛行，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顺天应人的观念影响，由三辰五星引发出不少相关的“三五”称谓，如三皇（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五帝（黄帝号有熊，帝颛顼号高阳，帝喾号高辛，帝尧号陶唐，帝舜号有虞，帝禹号夏后）、三纲五常（《三字经》释云：“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由此而论，鲍源深笔下的“三山五园”，极有可能是从三星五辰概念中演化出来的，则其所谓“三山五园”很可能鲍源深“个人行文”的表现，并非“某几个园林”的特指；而从其上下全文的描写来看，以“三山五园”对“圆明园内外”，则鲍源深的“三山五园”是鲍源深个人对海淀一带皇家园林（以圆明园为中心坐标点）的泛称。

故而，说“三山五园”是“民间”对北京西郊皇家园林的泛称，也是不准确的。

三、 “三山五园”的现代意义

（一） 传统文化中概念意义的转变是正常现象

在历史沿革中，往往出现流行称谓不同于词汇原始意义、而广为大众、甚至学界接受的现象，如天人合一、衣冠禽兽等（这些词汇的实用意义都远离了其原始意义），三山五园也是如此。

在学术著作和大众传媒中，“三山五园”是海淀一带皇家园林的泛称，这一点也被大众广泛认知，而学界现有关于“五园”的解释模式自身存在问题，很难形成一致意见。

（二） “三山五园”概念有广义、狭义的分别

基于以上问题，笔者认为，除非在清代文献中可以查出有明确指向的“三山五园”定义，否则，关于“三山五园”的解释可以“从宽”，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上分别定义。

不管是从鲍源深的对“三山五园”描述的原始意义，还是当前学界、大众对“三山五园”的常规理解，“三山五园”广义的解释，是泛指海淀一带的皇家园林。

如果从狭义上定义――某种程度上是为对“行业”外解释和传播起见，似可将“三山五园”设定为：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为三山；圆明三园、畅春园及其附园西花园为五园。

（三） “狭义三山五园”概念确定的依据

之所以如此概括，主要考量了海淀一带皇家园林的规模、分布、价值、皇家园林管理制度与机构等诸多方面。

光绪《大清会典》卷九十七载，清政府设圆明园总管大臣（“稽其门禁”下载：“苑丞、苑副等每日率园户、匠役在安v宫舍卫城、明春门并长春园、绮春园、熙春园等处值宿”），畅春园总管大臣（“掌畅春园之禁令”下载：“园在南海淀……园之西为西花园，又西为圣化寺，园之南为泉宗庙，西花园之西为虎城，养虎，俱属畅春园总管辖”），颐和园、静明园、静宜园总管大臣（掌三山禁令）。

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七十二名目则为《官制 圆明园 畅春园 颐和园 静明园 静宜园》。

两相比较，三山指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盖无可疑，而圆明园三园（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与畅春园并其附园西花园则恰好可以构成五园。

圆明园系列中的熙春园因道光二年从皇帝园中划出，畅春园系列中的圣化寺、泉宗庙、虎城则因其规模较小，不计入五园之数。

这种“五园”的计算方式，不论从与皇帝的关系、面积、设官等诸多方面而言，都是比较合适的。

四、 关于“三山五园”园林区的景观恢复与审美问题

（一） 三山五园概念确定的意义

“三山五园”概念和内涵的讨论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唯有明确了“三山五园”的概念，“三山五园”保护和开发才能“明确对象”，才能实现有针对性、具体化的保护和开发思路与模式。

在历史上和当前情况下，三山和圆明园三园都有各自的保护模式和具体举措，但“五园”中的“畅春园”、西花园却长期得不到学界和政府的关注，以至相应空间在城市开发和北大扩张中遭到极大的侵占和破坏。

既然，“三山五园”应该包括畅春园和西花园，则“三山五园”的保护与开饭范围，就应该包括畅春园和西花园，那么，这一片空间在防止继续侵占、如何空间恢复、如何实现与其他园林的联系方面，就应该纳入市政府“三山五园”的总体规划中来，从而实现“三山五园”景区的整体打造和旅游路线的设计。

（二） 大形势下“三山五园”整体景观的恢复与审美面临的问题

当前，北京市正在加强“三山五园”园林区景观带的打造，也正在加强京西稻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三山五园”的整体保护和整体开发是一个亟待在学理上解决的问题。

“三山五园”中畅春园仅剩两座寺门（在北京大学西门西南），部分地域被北京大学宿舍侵占，南部被硅谷等诸多商业设施侵占，剩余部分为并无特色的现代绿地“畅春新园”；而西花园则被改造成海淀公园。

不惟各名园空间遭到侵占和破坏，各园林内和各园林间的河流和稻田，或被破坏，或被掩埋，或被侵占……三山五园被分割成互不相干的独立空间。

从长远来看，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市政府的支持和长期规划与实施。

（三） “三山五园”保护与北京城市规划问题

如何在法律和实操上制止对三山五园空间（含外部空间）的侵占，如何在传统园林构成（而非公园绿地式）上，对三山五园实现连接，如何结合京西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做好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可在相应公园、绿地、道路方面进行思考，作一些具体的工作，如部分公园绿地上恢复固有园林建筑，部分公园绿地上恢复稻田、柳树、河湖、土道，部分街道实现土化、实现无机动车化，河流无硬化等。

这就需要将“三山五园”规划真正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一体化设计和改造，以文化保存为第一要义，以生态维持为第二要义，旅游、休闲、消费等相关收入是其延伸意，而非直接目的。

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形成“三山五园”的“真正有效”保护，实现对北京历史文化的传承、实现对京西稻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实现北京生态的改善，提高北京市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北京城市作为历史名城和为中央服务目标的实现。

总之，“三山五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空间，对中华民族和北京市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唯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空间进行恢复和改造，才有可能实现文化的传承，进而实现文化的传播，旅游业和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为北京带来“综合实力”。

〔参考文献〕

[1]张恩荫：五园三山溯源，三山五园史略[M].同心出版社，2003.

[2]何瑜：三山五园称谓的由来及其历史地位[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

[3]郑艳：三山五园称谓辨析[J].北京档案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