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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占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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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占卜范文第1篇

我们近代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主要源于西方。数理化是现代科学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科学表达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的推导过程是用数学表达方式,用物理说明作用,用化学体现变化,并从规律和本质上得到重复性的验证。这种方式即是抽象的,也是直观的。而这种推导方式也有局限性,就是将事物越分越细,就像把整个科学归结为一片森林,然后细分为树木,再分为细胞、分子、原子等等,以至于在观察某件事物时,只看到了点而不能看到面一样。而我国易经的推理方法是归类推理。比如:震卦,为春天、方位为东方,五色为绿色、五味为酸,五行为木、五脏为肝胆、人体为手、人为长男、动物为龙、蛇;形状为长,为动等等,这些都有类比性。这样就可以找到事物的普遍联系。

学好易经首先要理解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如古人所说,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希望广大的易学爱好者,能通过了解《易经》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把钥匙,打开这座伟大的哲学之门。

大多数人感觉《易经》晦涩难懂,而不掌握其入门要领,一辈子都很难开窍,即使能倒背如流也是枉然,这和学历、智商的高低没直接关系,而是需要人生历练和悟性。有句老话:熟读私书十年,不如明师一点。易有简易、变易、不易三层意识。简易就是说《易经》是经书中较为容易学习的一门理论,古代的时候,简单到无需文字解说即可运用。而为什么到今天很多人接受过高等教育都不能解读这本奇书呢?作为先知先觉者,为启迪大众,特将学习心得供奉于此,若得此易学法门点化,一日即可打开此方便之门。

学习易经的要点:

1.首先须明确《易经》是一本占卦的工具书,不宜像面对哲学和历史书籍样全文通读,至多看看目录、读读系辞,以方便明白纲领要略。学习《易经》要如同面对字典和对数表一样来面对这部天书,纲举目张。也就是说《易经》本是查阅的工具书,其学习步骤为:识卦、起卦、查卦、断卦、断爻、查阅经文,再以判断所测之事的吉凶结论。当基础运用熟练到一定程度之后,再进行变卦、变爻、断六壬、夺四时这些较为高深的方法。

2. 占、象、数、理是学习易经必须掌握的四大法门。

即占卦、类象、术数、易理。

占卦的方法有:揲蓍法、铜钱法、方位法、时间法、身物法、数字法、笔画法、音域法、太极法等,且万事万物皆可起卦。

类象:如以乾卦代表天、父、健、马、首、西北,坤卦代表地、母、顺、牛、腹、西南。

术数:是指卜筮、占卜等以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之理、推测人事之吉凶的法术。八卦的变化数有八八六十四种,每卦乘以六爻共计384种变化。五行的变化有相生、相克、相刑、相害、反生、反克、互生、互克、相合、比肩共计五十种关系,这是大衍之数的全部变化规律。

易理:是指客观变化前提下形成的阴阳普世规律。

3.理解阴阳八卦图示、符号、卦象。

4. 掌握卦象的由下至上的逆排和动爻的判断。

5. 理解五行分类和定性法则即生克制化法则。

6. 领会卦象、爻辞要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不可拘泥于经文事例。

7. 三不占原则:1.不诚不占 2.不义不占 3.不疑不占。

易经占卜范文第2篇

大家好!

提起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我想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他经营的松下电器至今依然声名显耀,他本人也被誉为“经营之神”,然而有谁知道,他的管理哲学就是中国的《易经》。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的管理学,由于哲学上的局限性,已走到尽头,出现了危机。为了克服这种危机,求得发展,他们便回过头来,求助于东方文化,于是以中国易经及易学思想为核心的管理哲学开始大放异彩。

易经占卜范文第3篇

1、八卦分别为:乾、坤、巽、兑、艮、震、离、坎。

2、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巽代表风、震代表雷、坎代表水、离代表火、艮代表山、兑代表泽。

3、八卦是易学体系的基础,先秦易学主要是“三易”即夏代的连山(连山易)、商代的归藏、周代的周易,后世人们熟悉的是周易,它分为易经和易传。

4、八卦代表了早期中国的哲学思想,除了占卜、风水之外,影响涉及中医、武术、音乐、数学等方面。

(来源:文章屋网 )

易经占卜范文第4篇

反对将艺术家归为某个国家

这是黄永首个回顾展,也是首个在国内的个展。也是继美国沃克艺术中心、美国麻省当代美术馆、温哥华美术馆巡展之后首次来到北京。黄永曾是“85新潮”的一员力将,后来和蔡国强、、谷文达一起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海外“四大金刚”。

外界习惯把黄永的艺术生涯划分为两个时期,而这个分割点,则在1989年。在此之前,黄永参加了1986年的“厦门达达展”和1989年的“中国前卫艺术展”。在当代美术运动蓬勃的80年代,是一位非常活跃和激进的艺术家。作为“厦门达达”的领军人物,他曾把自己的作品扔进火堆,付之一炬,以追求艺术家的自我解放。而他的“《中国绘画史》和《现代绘画简史》在洗衣机里搅拌了两分钟”,则成为80年代的标志性作品。1989年,黄永参加了在法国举行的“大地魔术师”展览后,开始旅居法国,从此在国外创作和生活。

“我既不是中国艺术家,也不是法国艺术家,我反对将艺术家归为某个国家”,甚至“国际”这个词。在他看来也不合适。他的理想状态,是离开固定国家的框架,寻找一个“游离的点”。

黄永坦称在国外创作和当年在国内的确很不一样。“当年。我把画都烧了,做得很绝。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艺术还怎么进行下去?这是我出国后的主要困惑。”到了艺术环境宽松自由的欧洲,黄永觉得可以做在国内不一样的东西,做新的作品。而本次展览则包括自1985年至今的部分代表性作品,由黄永自己挑选作品和设计展览。他希望观众能通过这个展览。看到他多年艺术生涯的整个过程。

穿越“野兽之腹”

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展厅入口处,一个巨大的装置赫然在前:一只老虎高高跳起,正在袭击一头大象――“乔治五世的噩梦”。

1911年,英皇乔治五世前往殖民地尼泊尔打猎,他坐着象椅,在丛林中猎杀了三天,其中一天就打死了4只老虎。2000年,黄永在英国的一个博物馆里,看到了一只“乔治五世1g1 1年赠送”的老虎标本。而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里,他看到了一组“老虎袭击大象”的标本。这两个标本启发黄永创作了《乔治五世的噩梦》。

黄永在这个作品中所思考的是:“1887~1911年是西方殖民主义发展地的全盛时期。那一段时间的所有文物,包括所谓纯粹的自然史、动物标本,无不和政治历史相关。”“殖民主义”也是理解此次展览的关键词之一。但黄永冰并不喜欢强加在他作品之上的概念阐释,“我建议少用这种概念性很强的东西,以避免这种理论性的纠缠。”他自己的解释是,那些所谓反映“殖民主义”的作品,实际上反映的是他对权力的态度――“我反对所有权力的膨胀”。

根据黄永冰的设想,此次展览是一次穿越“野兽之腹”的具有隐喻性的旅行。动物是黄永热衷使用的装置材料,整个展览现场,的确有种“野性”的气味。除了老虎袭击大象的《乔治五世的噩梦》,《通道》的主角也是动物。在一个大铁笼里,关着凶猛的看门动物狮子。当然,在这个展览中,狮子并未出现,而是由它的粪便和吃剩的骨头替代了它的存在。这个作品,来自黄永的生活经历。在欧洲机场,入关处分为两个通道。一个通往“欧共体国籍”,一个通往“其他国籍”,即一个是“我们”,而一个是“他们”。经常出入国际机场和海关的他,深刻感受到“身份”的麻烦。在这个作品前,观众也将像接受入关检查一样,选择从,“我们”或“他们”进入展厅。

《世界剧场――桥》是一个由龟和蛇组成的作品,在一座蛇形的桥里,真的龟、蛇,和假的龙、蟾蜍、玄武(中国神话中龟蛇同体的动物)、吉祥物铜器混合在一起。而蛇桥下有一张龟形的桌子,里面有蜥蜴、蝎子、蜘蛛诸虫。在这个作品里,黄永球让传统艺术品(那些铜器)和当代艺术品(使用活动物的艺术品)相遇。而诸虫在同一空间里的相互吞食,也让社会生存的达尔文主义隐喻其中。可黄永似乎想表达的更多:“一个模拟全景敞视监狱和民间巫教养虫的混淆?”一个关于人的不同种族间斗争的隐喻?还是古老中文中“蛊”字的现代体现?

这个作品给黄永带来了许多麻烦。在蓬皮杜艺术中心展览时,那里的工作人员通知了法国动物保护协会,他们通过法律诉讼,试图阻止展览。但是蓬皮杜和现代艺术馆馆长坚持他们的选择,没有撤展。结果法国巴黎警察局出面开罚单,一天要罚10万法郎,最后只好放弃展览。后来在德国展览时,把蝎子和蜘蛛放在一起也被责难。

不久前,在温哥华的巡展又遇上了同样的问题。展览前一个星期,有名学生写邮件给博物馆,反对这个展览。人道主义组织和动物专家前往考察,说博物馆里的条件不适合昆虫生存。如果它们生病需要带去医院治疗。黄永对此表示抗议,但这个作品最终还是没有展出。“这些完全都是在我的意志之外的事情。”尽管如此,活体动物或动物标本依然是黄永酷爱的艺术材料,在动物身上,他发掘出的是历史性和文化性。他的那些有关动物的作品。通常也被认为具有“动物寓言集”式的强烈的隐喻色彩。

游走在东西方的“占卜者”

在《圣人师蜘蛛而结网》这个作品中,蜘蛛再次被运用,而从这个作品,可看出杜尚对黄永的影响。一个灯罩、一只蜘蛛和一张摆放着《杜尚谈话录》复印件的桌子,构成了这个作品。那本《杜尚谈话录》是台湾版译本,也是黄永在1985年所能看到的唯一有关杜尚的中文资料。这个装置最初是为“向马塞尔・杜尚致敬”的展览而做。

“这件作品似乎指出了我和杜尚的关系。我想要通过这本中文版复印本和其他我所能找到的材料来了解杜尚。我觉得,这种‘片段’比‘完整’更可靠。”黄永从来不认为自己因为不懂法语而无法真正理解杜尚是个问题,“重要的不是发现杜尚的真面孔,而是我实际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黄永说,自己总是从各种“误解”和“歪曲”中受益。

有趣的是,这件作品的名字却是来自道教炼丹师葛洪的《抱朴子》。这也是黄永作品的一种风格,他总是游走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并能把二者恰当地安放在一起,组成一件作品。在西方生活近20年来,他对东西方文化差异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深刻的理解。“我在中国国内的时候,比起现在来,对西方更感兴趣,因为我把它视为‘他者’的源头,也是想象的源泉:相反,我现在谈论更多的,是中国思想。主要原因是我现在生活在西方社会背景下。”

《占卜者之屋》是黄永多年研究《易经》而做的一个作品。在一个大帐篷里。摆放着大转盘、占卜桌、占卜书、风水仪等各种古老的占卜工具。同时,帐篷还是他制定各种展览计划的工作室。在这个类似中国古代战争中谋士的工作中,黄永感觉自己“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作品,集中展露着黄永作为神秘“占卜者”的一面。“一直到现在,我的每一次计划都询问《易经》,以获得意外的可能性,解决做什么、怎么做时的犹豫不决。”黄永的话进一步加重了这位“占卜者”的神秘和诡异。这种古老的“神告”。对黄永来说是“一种摆脱西方化影响的策略,同时也是一种更自然的获得来源(中国传统)”。早在80年代,他就用转盘、抓阄、抽签、投掷硬币等偶然性方式,创作了《非表达绘画》和《按照随机指令创作的四幅画》等一系列否定“自我表现”的作品。

无论是《六十甲子车》、《108签》或是《大限》、《药房》等作品,传统的“中国元素”显而易见。除了《易经》的占卜术、“气”,道教的炼丹术、抽签,中医的《本草纲目》、中药,以及六十甲子、玄武、《山海经》等传统文化中的东西都被黄永运用到作品中。一些评论家对艺术家使用“中国元素”提出了质疑,而在黄永看来,重要的“不在于为什么要用这些符号,而是应该看如何使用,怎么使用”。

易经占卜范文第5篇

的确,这个课题是饶有趣味的。今本《周易》卦序中“二二相耦,非反即覆”的特点及其据此分上、下经的原则,以及各耦卦之间的编排顺序,是《周易》的深层奥秘,我们可以以此为突破点去探讨《周易》一书的起源问题。关于此点,我曾在《政治的统一与经学的统一――孔颖达与五经正义》(载于《经学今诠三编》,《中国哲学》第二十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一文的最后一节“《周易正义》的经学思想”中有所论及。我一直关注新的出土文献资料,看看有无可能对此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周易》面世之后,我注意到了整理者对于楚竹书《周易》分别画于每卦首简和末简的特殊符号意义的研究,整理者正是将它与今本《周易》“二二相耦,非反即覆”的特点来联系研究的,并希望由此破解原始《周易》的一些奥秘。对此,我非常佩服。

但我经过反复的研究和思考,以为首先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是今本《周易》卦序中“二二相耦,非反即覆”的特点形成更早呢,还是楚竹书《周易》画于每卦首简和末简的特殊符号的出现更早?或两者是同时形成的?我研究的结果认为,今本《周易》卦序中“二二相耦,非反即覆”特点的形成可能更早,而楚竹书《周易》画于每卦首简和末简的特殊符号与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整理者将它们过多地联系到一起,可能把这些特殊符号的意义复杂化了。

那么,楚竹书《周易》殊符号究竟透显了一种什么意义呢?这里想谈一点我的看法,我想先说出结论,然后再加以说明。

《易经》原是卜筮之书,上博藏楚竹书《周易》正好反映了这一点。这部书不是作为“文献”书写形式抄写的,而是作为“筮人占卜用书”抄写的。我们首先看到,楚竹书《周易》每支竹简可抄四十余字,而每一卦因其字数多寡不同,或两简,或三简,皆单独抄写,而不连抄。如《井》卦的末简整支简只在简端写有一字,下面宁可全空着而不连抄下一简的内容。同时,我们又看到,在每卦的首简和末简都标有特殊的符号,这些特殊符号其实际的作用是在五千余字的《周易》经文中画出大约七个“卦区”,以方便识别和翻查。按传统说法,《周易》筮法是通过过揲四十九根蓍草来进行的,三变成一爻,六爻成一卦,卦成后就要翻检《易经》,读解该卦的卦爻辞。虽然筮人大多对《周易》卦序很熟悉,可以将六十四卦卦名依次记诵下来,但要迅速找到某一卦还是要费一点功夫。而用一些符号划分“卦区”,就很方便翻检。这个作用就像今人在辞书中贴A、B、C、D一类标签一样。因此这些符号并不是《周易》原有的,而是筮者为了翻检方便加上去的,当然其符号的填加方式可能自有它的道理,即可能遵循了大体均分和照顾特殊等原则。

下面我将这个观点加以详细说明:

《晋书·束皙传》记载晋“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也言及此事,说汲冢“《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魏襄王卒于公元前296年,魏安厘王卒于公元前243年。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至少在公元前243年之前,与今本《易经》相近的《周易》已经存在。又:《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周史为敬仲占卜之事记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当陈厉公二年,即公元前七0五年;而“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之语是《周易·观卦》的爻辞,这也说明作为占卜用书的《周易》已经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对于上博藏楚竹书《周易》与今本《周易》经文内容大体一致这件事,我们不会觉得很惊讶。

我们可以先对今本《易经》的分章和字数情况作一基本了解。今本《周易》上经三十卦,约2252字;下经三十四卦,约2764字,上下经合计约5016字(卦画作一字算;爻题作两字),字数最短的卦是《兑》卦,只有43字,字数最长的卦是《困》卦,有108字,六十四卦平均每卦字数约为78字。

上博藏楚竹书《周易》因其各卦不是连抄的,我们当然不能确定其卦序如何,但因为有我上面所讲的《晋书·束皙传》等文献资料作根据,我们最明智的选择,首先不是设想上博藏楚竹书《周易》的卦序与今本《周易》的卦序是完全不同的,而相反,首先设想两者可能是基本相同的,并以此作为一种“理论模型”来尝试分析它,看看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假定楚竹书《周易》曾有一全本,其字数与今本《易经》字数基本相同,而其每简抄写字数亦如上博藏楚竹书《周易》每简约42字。这样,一般每卦要抄两支简,而一卦字数若超过84字,即须抄写三支简,如楚竹书《周易·井卦》首简为42字,次简为42字,末简1字,共85字。而今本《易经》六十四卦中超过84字的卦,上经有5卦,下经有13卦,共18卦,因此我们所假定的楚竹书《周易》上经简数约为65支,下经简数约为81支,全书总简数约为146支简。

楚竹书《周易》中的六种符号,其形状我们不好在本文中用文字一一描述,其实,从分析问题的角度而言,什么形状并不重要,这里我们可以用A、B、C、D、E、F代之,其中符号F,有两个,一在《大畜》卦末简,一在《咸》卦首简,因为《咸》卦是今本《周易》下经首卦,整理者推想符号F可能是分篇号,而上经末卦可能不是《离》卦,而是《大畜》卦。这个推论我不反对,按照楚竹书《周易》所标的符号分类,楚竹书《周易》的卦序与今本《周易》的卦序是大致相当的,但不排除局部卦序有所变化和不同。

我们假定楚竹书《周易》是个全本,并且其卦序与今本《周易》的卦序有一致性,而上博藏楚竹书《周易》只是它的一部分,即残本。我们从其残存内容中看到,每卦的首简和末简都有特殊的符号,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楚竹书《周易》原始本的全部六十四卦的首简和末简都有特殊的符号,如果我们参照上博藏楚竹书《周易》特殊符号的分布规律,将楚竹书《周易》原始本六十四卦所有特殊符号全部恢复出来,那可能的与合理的情况是这样的:

上经分三段:

第一段《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12卦29支简,各卦首简和末简皆用符号A标明。

说明:黑体字是楚竹书《周易》存简并标有符号A者,为什么上博藏楚竹书《周易》只有《需》、《讼》、《师》、《比》四卦标有符号A,而我要认为此前后8卦都可能标有符号A?这是因为我参照了下面第二段的长度,并且符号A为全红方块,符号B为全黑方块,这是两个可以相比较的基本形符号。

第二段:《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14卦28支简,各卦首简和末简皆用符号B标明。

说明:黑体字是楚竹书《周易》存简并标有符号B者。上博藏楚竹书《周易》由《大有》卦起至《大畜》卦,其中有七卦标有符号B,推论中间脱佚了的《临》、《观》、《噬嗑》、《贲》、《剥》、《复》各卦也标有符号B。因《同人》与《大有》相耦,故推断《同人》卦也应标有符号B。

前两段相比较,卦数相当,可能的简数也相近。

第三段《颐》、《大过》、《坎》、《离》4卦8简,各卦首简用符号D、末简用符号B标明。

说明:黑体字是楚竹书《周易》存简并且首简标有符号D、末简标有符号B者。这里要特别解释的是,第三段只有此四卦而要特别加以标明,或许因为此四卦与《乾》、《坤》两卦一样,是两对对变卦,因为楚竹书《周易》中已不见《乾》、《坤》二卦,因此也不排除此六卦同用一种符号分类。而在此段中,只有《颐》卦有此特殊的标法,而推论其他几卦也作此标法,证据颇嫌不足。

下经分四段:

第一段《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8卦18支简,各卦首简和末简皆用符号C标明。

说明:黑体字是楚竹书《周易》存简并标有符号C者。此段自《咸》起至《睽》共8卦,首尾皆具,其中有四卦标有符号C,推论中间脱佚了的四卦也标有符号C。证据充分,推论也合理。

第二段:《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10卦26支简,各卦首简和末简皆用符号D标明。

说明:黑体字是楚竹书《周易》存简并标有符号D者。此段自《蹇》起至《井》共10卦,首尾皆具,其中有五卦标有符号D,推论中间脱佚了的五卦也标有符号D。证据充分,推论也很合理。

第三段《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8卦20简,各卦首简和末简皆用符号C标明。

说明:黑体字是楚竹书《周易》存简并标有符号C者。此段自《革》起至《旅》共8卦,首尾皆具,其中有四卦标有符号C,推论中间脱佚了的四卦也标有符号C,证据充分,推论也很合理。

(以上三段可以作为研究上博藏楚竹书《周易》特殊符号意义的标准段落,实际上它是索解楚竹书《周易》特殊符号意义的锁匙,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弄清了这三段的原始形态,就可以用同类方法推论出楚竹书《周易》全本特殊符号的本来分布形态,然后对此形态所标示的意义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

第四段《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8卦17支简,各卦首简和末简基本用符号E标明。

说明:黑体字是楚竹书《周易》存简并标有符号E者。其中存简《小过》卦以符号C标明,而非以符号E标明,其原因亦因为《中孚》卦与《小过》卦是一对对变卦、因此于其中有所区别。此段中只有《涣》和《既济》两卦用符号E标明,而我推论此段中另有脱佚了的四卦也用符号E标明,证据稍嫌不足。

以上所做的,是对楚竹书《周易》原始全本所有特殊符号所作的一种尝试性恢复工作,这种恢复工作在有些段落上证据不够充分,但因为有下经前三段的“标准段”,可以作为一种“例”,我们可以援此“例”推论那些证据不够充分的段落,就可以弥补其不足之处。

通上所论,我们假定楚竹书《周易》与今本《周易》在分上、下篇及卦序等基本情况上是大致相同的,认为楚竹书《周易》的六种符号中,其中一种符号作为分篇号之用,另有五种符号,将上经三十章分为三个段落,将下经三十四章分为四个段落。因此六十四卦可能被分成了七个“卦区”,即第一卦《乾》至第十二卦《否》,以符号A标明;第十三卦《同人》至第二十六卦《大畜》以符号B标明;第二十七卦《颐》、第二十八卦《大过》、第二十九卦《坎》、第三十卦《离》可能因为是对变卦的原因,单独组成一段,首简用符号D、末简用符号B标明。又因《大畜》卦可能是下经的末卦,因此这三段的前后排列可能还存有问题。从第三十一卦《咸》至第三十八卦《睽》以符号C标明;第三十九卦《蹇》至第四十八卦《井》以符号D标明;第四十九卦《革》至第五十六卦《旅》再以符号C标明;第五十七卦《巽》至第六十四卦《未济》以符号E 标明,其中的《中孚》、《小过》为对变卦,另以符号C加以区别。

易经占卜范文第6篇

孔子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圣人创立八卦及六十四卦,观察卦象,分析爻辞,是说明未来的吉凶祸福。这样理解本没错。但只注意到是吉、是凶,不全面。因为孔子接着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者,进退之象也。”随着自身矛盾和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吉凶祸福也各依据一定的条件向自己的反面进行转化。

六十四卦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吉凶祸福全在过程之中,在求卜者的心态之中。所以,“占卜”就是“选择”,但不是单纯选择事情的结果,而是选择过程。每一卦都有这样的情况,吉利时告诉你应注意的问题;有咎、不利时告诉你避凶趋吉的方法和经过。占到“乾卦”的人都想做“飞龙”,“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春风得意。但这是结果,过程还要先学做“潜龙”、“勤龙”、“惑龙”。占卜就应当守住既定目标,注重每一个过程。这有点像人们熟知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如果把注重过程比喻成下棋,那就是要专心致志地走好每一步。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一旦出现“败招”,先前一切的努力都等于白费。注重过程的同时要注重创新。蒙牛有一句格言:产品创新是企业进步的“发动机”。有数据表明,自创立以来,蒙牛平均9天申报一项专利,平均6天就有一个新产品问世。每年蒙牛都会投入销售收入7%―8%的资金用于新产品研发。2000年,蒙牛在中国乳业中率先推出利乐枕牛奶,为蒙牛成为“全球液态奶冠军“立下汗马功劳;2006年,蒙牛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牛奶特仑苏,为蒙牛的“世界牛”形象增添了新的光彩;此后,又推出蒙牛“真果粒”,拥有三项全球首创独立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蒙牛酸酸乳升级产品,将乳饮料带入“营养+吸收”新时代。2007年,蒙牛获“全国市场销量领先品牌三冠王”,这意味着蒙牛已经全面领跑中国乳业。业内专家指出,在百亿规模的基础上,能够维持如此高速增长,蒙牛以创新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功不可没。

注重过程的同时要注重细节。原因很简单:细节决定成败。只有从细节入手,才能积累丰富的经验,从而成就自己的事业。台湾首富王永庆成功的原因就是他卖米时把米里的每一粒沙子都挑得干干净净,这种做法为他赢得了信誉。后来他又注意到老年人行动不便这一细节而送货上门,上门之后,一般人放下米就算完成了任务,可王永庆每次都详细记下人家米缸的大小,问明有几口人吃饭,几个大人,几个小孩,据此推断出下次送米的时间。考虑的如此周到,难怪王永庆的生意越做越红火,最终成为台湾首富。

注重过程的同时还要注重积累。每天进步一点点,持之以恒,积小胜为大胜。就如同用小铁锤撼动大铁球,尽管一下一下不停地敲下去,开始时可能纹丝不动,看似做的是无用功,其实每一下都是积累的过程。等到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大铁球就会不由自主地晃动起来,并且越晃动幅度越大,越晃动频率越快。

易经占卜范文第7篇

三教:是指中国古代社会的三种宗教学说,按出现时间先后排序是:道家(道教)、儒家(儒教)、释家(佛教)。道家出现得最早,其创始人是李耳,又称老子(因其出生时已80岁),故当时人称其为“老子”,他的学说载于他所著的《道德经》中。因“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故人们都认为他是“孔子”的老师,孔子对他的评价极高,称他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太智慧人物”。他的第子有庄子著有《南华真经》和列子著有《冲虚真经》。东汉时中国出现道教,老子被尊为太上老君。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丘,后人尊称他为孔子,他的著作和由他整理、删定出书,有“四书”和“五经”,即是《大学》、《中庸》、《易经》(是周文王据古代的《连山易》和《归藏易》两部古易书创编的,当时称为《周易》),孔子在50岁时得到了《周易》钻研了十多年,把他能弄明白的内容留下来,把他弄不明白的部分(是有关宇宙玄机和与“怪、力、乱、神”有关的部分)全都删掉了,最后形成了如今的《易经》。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孔子研习《周易》是非常刻苦的,“韦编三绝”的成语,就是有关孔子晚年很爱读《周易》,翻来复去地读,使串连刻有《周易》的皮条断了好几次(见于《史记・孔子世家》)。我的看法是:由于孔子只是向老子“问礼”而没有“问道”,所以他对于宇宙的奥秘和玄机知道的很少;另外也是机缘问题,《道德经》虽然老子早有腹稿,但没有写出来,那是老子晚年“骑青牛西出函谷关”,被其弟子关尹子强留在陕西楼观台后,老子才著述的,老子将书中的精义全部传给了关尹子,并留下了刻成的《道德经》,这时孔子已经死了,所以,孔子虽然“韦编三绝”极为刻苦努力,但限于智力水平, 他还是无法把周文王父子留下的《周易》完全学懂学通,孔子至死都认为是一大遗憾之事。《易经》由于其深奥难懂,所以被后代学者尊称为“群经之首”。

圣经中,除《易经》外还有《诗经》,是孔子在当时流传民间的三千诗歌和民谣中,精选了三百首而编成书的,还有《书经》、《礼记》和《春秋》。

释家(又称为佛教),是古代尼泊尔僧人释迦牟尼创始的。在北魏时期由印度僧人达摩禅师传入中国的。他在嵩山少林寺面壁苦修9年,被尊称为禅宗初祖。

“九流”是中国古代江湖(相当于现代的“社会”)上的27种行业(职业),并按照其社会地位的高下,区分为上、中、下三类,即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具体解释是:

上九流:“一流佛祖二流天,三流皇上四流官,五流阁老六宰相,七进八举九解元。”诗中的“一流佛祖”是指佛教的祖师,即释迦牟尼,佛教徒又称其为“如来佛”,他在佛教世界里有领导一切的权力;“二流天”是道教的玉皇大帝,他虽然也是凡人修成的神仙,但因为“太上老君”(是老子在道教中的称谓)是清静无为的,所以就命令玉皇在帝统管“三界”(指天、地、人)的一切事务。人间的皇帝的命运、生死、吉凶,也由他来决定。皇帝下来是阁老,老资格的重臣,如皇帝的老师等一类人物;宰相是帮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的内阁官员的首领,三国以后改称丞相;然后一级一级地分下来,最后是解元,是唐朝科举考试的省试第一名。

中九流:“一流秀才二流医,三流丹青四流皮,五流弹唱六流卜,七道八僧九琴棋。”

这些基本都是古代社会中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和科学技术人员;秀才是县试获得名次,至少懂得文学;医生是医学专家;丹青是画家;“皮”是指皮影戏艺人;弹唱是指说书的、唱戏的;“卜”是指占卜的术士;最后是弹琴的,下围棋的人;现在来说是搞文化和体育的,都是正当的谋生行业。

下九流:“一流高台二流吹,三流马戏四流推,五流池子六搓背,七修八配九妓。”

“高台”指唱戏的;“吹”指吹鼓手;“推”指剃头匠;“池子”指北方的澡堂子;“修”指修理工匠;“配”指给家畜配种……这些职业基本上是服务行业,洗澡的,搓背的、修脚的,磨刀修剪子的……自食其力的下层劳动人民。

易经占卜范文第8篇

【关键词】易经;哲学;中国式管理

管理由观念开始,有什么样的管理观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管理行为。有什么样的管理行为,也就产生什么样的管理关系。有什么样的管理关系,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管理效果。而有什么样的管理效果,必然反过来又加强或修正什么样的管理观念。于是观念、行为、关系和效果四者,构成周而复始的循环系统。既然要探寻符合中国人特点的管理模式,我们就得先从观念入手,基于此,我们就不得不去关注一本书―《易经》。

1.《易经》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源头

《易经》是一部中国最古老、最神秘的经典著作,它以卦爻辞这样一个卜筮形式的框架记载了古代人们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历史材料和知识经验。就是在这种低级的巫术之中,却隐藏着哲学思想的萌芽,所以说《易经》是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体系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库,是中华管理智慧的源头。后来的道、儒、墨、法、兵等诸子百家的思想都是以《易经》为基础的。

易经之道贯穿天、地、人三才之道,凝聚了中国文化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和人生规律探索的经验成果。易经的象、数、理、占四大功能,一直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不二途径。发现任何现象,赶快找出相同的数据,分析比较,推论出所以如此的道理。实在想不通的时候,用占卜来寻找象征性的卦,以便想象、领悟出其中的道理。整个的思考过程,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寻求合理的途径,以求合理解决问题。无怪乎连孔子都讲他读了《易经》就可以没有大过失。

2.研究具有中国人特性的管理学的必要性

TCL集团的总裁李东生曾说过:“20年前,中国企业家不看西方管理的书籍,那是无知;20年后,还只看西方管理书籍,那就是无能了。”

从管理科学的层面来看,科学实际上是无国界的,这样就无所谓中国式的管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美国式、日本式的区分。但是哲学就不一样,各个地区具有不相同的风土人情,就表示各地区的哲学并不相同。管理必须和当地的风土人情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增强效果。从管理哲学的层面来考察,大概谁也不会否认中国式管理的存在。以中国的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现代管理科学,就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中国式的管理。

中国的企业先是推崇西方的管理模式,后来又喜欢日本的管理模式。然而不论美国模式还是日本模式,在中国大都行不通。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外企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组成企业的人是不一样的。不同国度的人所受的思想源头影响不同,即文化背景不同。

中国人长期以来受易经理论的影响,潜移默化在生活之中。《易经》的哲理就是阴阳一体,如同太极图一样,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万物就是在阴阳两种势力的推动、运动中不断发展、变化。《易经》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如果没有不变,则不存在变;如果没有变,也就无所谓不变。易经中的“太极思想”造成了中国人的阴阳思想形态,使我们在很多地方,产生和西方人不一样的管理观念,并且由此而产生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等的巨大区别。面对不同的人群,如果打算用相同的管理方法,那简直是自找苦吃,因为那些并不适合中国人的特点。

3.感悟《易经》所透露出来的中国式的管理智慧

《易经》不是宗教经典,但在殷商时代,没有科学语言,所以不得不披上神秘的外衣。时至今日,科学昌明,用科学的眼光去了解《易经》的道理,这才是作为一个现代人读《易经》的方法。

感悟之一:中华民族是“水”的民族。

我们都知道,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历史上的黄河,非常善变,故有“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之说。中国人的管理经验,很多来自治理黄河,在与水奋斗的过程中,体会出很多宝贵的管理道理。大禹治水的故事,告诉我们治水要以疏导为主,防堵并不是最有效的方式。中国人因而明白威武不能屈的道理,越防堵越要设法加以突破。和中国人相处,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顺性而为,顺着中国人的民族性和中国人打交道,自然省力而有效。

水似柔却刚,中国人喜欢内刚外柔,内方外圆,心中有原则,而且十分坚定,表现出来的,却是相当随和。中华民族看似软弱,有时还带点懦弱怕事的味道,但是几经外侮,却能够显现坚强无比的不可征服性。中国人主张以柔克刚,先礼后兵,继旧开新,生生不息,无一不和水有关。

感悟之二:中国式的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

读了《易经》,我们可以感悟到,它讲的就是六个字,即“明象位,立德业”。意思就是:人只有在对周围的环境以及对自己的优劣势有了明确的认识后,在坚持自己的品德道德原则下,才能成功的建立起自己的事业。一个人学问再好,不能担保你有成就,能力再高不能担保你会发达,最要紧品德要好。所以中国式管理最大的价值在于对人的尊重。只有先把人做好,然后才能谈管理,中国式的管理就是修己安人的历程。

修己安人看起来是伦理,同时也是管理。中国式的管理,充满了“伦理道德”的精神, “修己”就是修造自己,而不是改变他人。有人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改变别人。这种错误的方向,浪费了很多管理成本。管理者若是一心一意想要改变员工,员工就会保持高度警觉,不是全力抗拒,便是表面伪装接受,实际上各有自己的看法。用高压的政策,要求员工改变,并不符合安人的要求,也就是不符合人性化管理,大家就会以不合理为理由,加以抗拒。

感悟之三:中国人常以三分法来看待事物。

现代人的思维法则,喜欢把一件事物“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再从中选择其一,作为答案。美国式管理的特点是二分法,是非分明,是一种少数服从多数的管理。日本式管理是一分法,从上到下绝对服从,全力以赴执行老板的指令。所以,有学者认为:现代经济条件下,理想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应该是中国的老板、日本的干部、美国的员工。

中国人讲阴阳,阴阳并不代表两种不同的东西,它不过是“一”的不同变化。阴可以变阳,阳也能够变阴,一切无非是阴阳消长的结果。由于阴阳消长的动态表现,使得宇宙万象,时刻都在变化,也助长了中国人脑海中“不一定”的观点。由于太极的启示,中国人擅长在“一分为二”的分析之后,“把二看成三”,在相对的两端,找出中间的灰色带,也就是二“合”为一地把两个极端的概念统合起来,形成第三个概念,叫做“心物合一”。所以台湾学者曾仕强教授认为:“中国老板管理有弹性、有远见,会通融,有整体观念。日本干部不会三心二意,少了私心杂念,能不折不扣执行老板的指令。美国员工则不会自作主张,而中国的员工有太多自己的主张。”

所谓的中国式管理实际上是把现代西方科学的管理手段、方法同中国的传统哲学和文化结合起来,即借用现代西方的(下转第115页)(上接第83页)科技管理手段,按照中国传统的人文理念管理企业。这种管理模式对中国企业来说才是最需要的,因为它符合中国人的特点,行之有效。 [科]

【参考文献】

[1]曾仕强.中国式管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曾仕强.中国式的管理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