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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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歌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诗 韵律 抒情 回环 朗读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7.07.204
新诗在初中课本（人教版）中入选了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和《静夜》，王家新的《在山的那边》，流沙河的《理想》，何其芳的《秋天》，牛汉的《华南虎》等等数十首新诗作品。新诗作为时代的先声受到教材编选者的高度重视。高中除了必修一第一单元涉及新诗外，就是《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中新诗部分了。新诗在整个教材架构中的重要性无需多言，但从实际的教学效果来看却不尽人意。固然这与新诗不是高考考察的内容容易受到忽视有关，但更多的原因则关涉到教师自身对新诗的理解和认识。
一、新诗显著的形式特征：韵律
很多新诗作品读起来朗朗上口，这其实是诗歌的音乐性特征在起作用。构成新诗音乐性有很多因素：首先是押韵，以陈敬容的《窗》为例，第一诗节三、五句末字“天”和“烟”押韵，第二诗节二、五句末字“迹”与“息”押韵，第三诗节三、五句末字“眠”和“前”押韵，第四诗节二、三、五句末字“光”“望”“上”押韵，第五诗节三、五句末字“灯”“昏”押韵，第六诗节二、五句末字“冬”与“空”押韵。押韵的情况有着规律可寻，就是主要是每一诗节的第二句或第三句末字与尾句押韵，但整饬中有变化，形成声韵上的回声，增强了韵律的回荡。
其次是诗句的节奏。节奏往往是由音尺（音步或音顿）来决定的。每一个诗句都有着大致相当的音尺时，节奏感自然而然地就突显出来了。以臧克家的《老马》第一诗节为例：总的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我们看到每一句大致为一个或两个音尺，每个音尺的长短略有差异，这就形成了错落有致的节奏感。
第三，反复的修辞手法可以形成复沓的音韵效果，比如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全诗13个诗节，几乎每一诗节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大致相同，加之呼告手法的运用，自然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性，起到震撼人心的抒情效果。反复的修辞手法在抒情诗中被广泛地运用，正是其形成的韵律受到了诗人的青睐。
第四，诗歌中结构上的回环及叠词和连绵词的使用也能增强诗歌的音乐性。比如戴望舒《雨巷》中的“彳亍”，徐志摩《再别康桥》里的“斑斓”，虽非有意为之，但其产生的音韵效果还是较为明显的。
二、诗歌的本质特征：抒情
首先，我想说诗歌必须有成为诗歌最为本质的东西。诗人郭沫若曾说“诗的本质专在抒情”，无论是古典诗歌还是新诗，都无法回避诗歌的抒情性，抒情可直接显现，也可隐藏在诗的背后，只是需要我们通过领悟去寻找罢了。比如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就是典型的直接抒情，简洁明快而又情感真挚，但古典诗歌更多的还是“梧桐更兼细雨”这种间接抒情，含蓄蕴藉而意蕴悠长。再以罗伯特・彭斯《旧日的时光》为例，这首诗就胜在情感的直接抒发，在深情的回忆中展现那“旧日的时光”，时而在山坡游荡，时而又漫步溪上，虽为重洋所阻，但阻不住对友人的深切思念。情贵真挚，意在隽永，这正是这首诗的显著特征。
其次，诗歌要有诗人独有的风格。彭斯长期生活于苏格兰乡村，诗歌多表现的是自然的乡村风景和人们之间朴质无华的情感。它的脍炙人口的诗作《一朵红红的玫瑰》《致山中雏菊》都属于此类。从彭斯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诗的美不在于技巧的纤细入微，而在于情感的真诚奔放。细细品读之下，似乎含着些民歌的调子，反复咏叹，情感低徊，且意象多出自村野常景，多了种旖旎的田园风光，整首诗也就显得自然明快，朗朗上口了。借助于一批这样的诗作，质朴明快也就成了当时彭斯诗歌的名片，同时也形成了他最为人称道的诗歌品质。
第三，无论中外，纵看古今，诗歌与抒情都紧密联系在一起，读诗贵在领悟诗情，只有沉入到诗人诗歌丰富的情感世界，我们才能切实领会到诗的趣味的真，诗的淳朴的美。
三、新诗别样的结构特征：回环
在新诗单元的学习中，我们会发现一种有趣的诗歌结构现象：戴望舒的《雨巷》首个诗节和最后一个诗节都是“撑着油纸伞……结着愁怨的姑娘”，仅有一处词语的更改。无独有偶，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也是首诗节与末诗节大致相同，互相呼应又蕴含着变化。这种诗歌中首节与末节（或者首句c末句）大体一致的诗歌结构形式其实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回环。
回环也称回文，古已有之。前秦人苏若兰写的《璇玑图》，可以反读，横读，斜读，交互读，都能成一首新的诗，堪称回文诗的典范。由于受制于古典诗歌字数、声韵和意蕴的严格要求，回环诗在古典诗歌创作中并不多见，且多停留于文人的文字游戏中，其产生的艺术影响并不大。但从新诗打破古典诗歌字数与结构的藩篱之后，回环结构的运用深得一部分诗人的喜爱，回环所特有的复沓与往复的节奏效果也给新诗增添了不少神韵和风采。
新诗，特别是新诗中的抒情诗，不少采用回环的结构。探究其作用当有以下几种：其一，在情感上，他构成一个圆环，来回往复，意蕴深沉，细细品之又觉回味悠长。《雨巷》中首节的“逢着”与末节中的“飘过”正好构成一个心灵邂逅的完整过程，再加之婉约的意象，低徊的情感很自然地就在回环的结构中弥漫开来，从而获得读者的心音共鸣。其二，在节奏上，可以增强诗歌的节奏感，采用回环结构的诗歌节奏都较为舒缓，似水流的回旋又蜿蜒流去。这种舒缓的节奏，便于吟诵，更便于识记，能够激发读者诵读的兴趣。其三，在形式上，首节与末节的高度相似性，能为读者所注意，继而推动其去辨析两节细微的语词差别和表达效果。这种差别正有助于我们把握诗人情感的潜流，继而帮助我们去领会诗歌的主旨。以《再别康桥》为例，首节“轻轻的我走了”与“悄悄的我走了”情感表达有何不同，“轻轻的招手”与“挥一挥衣袖”能不能互换位置？对这些问题的仔细思考，必能给新诗的学习带到一个新的深度。
四、结语
选修课本新诗部分的编撰很见功力，这主要表现为每一单元对新诗的必要认知。它大致将它分为“走近诗的世界”“诗的发现”“诗的意象”“诗的语言”“诗的鉴赏”等五个部分，这样就从主旨、意象、语言、鉴赏等几个角度对新诗就有了一个整体的感知。新诗存在的历史较短，加之新诗的当代性存在一些负面因素，对新诗的成就一直认识不足，再加之古典诗歌历史的堆积，很容易造成对新诗的忽视。要改变这种情况，新诗的教学必须建立在对新诗历史的有效把握上，形成一个完整的新诗知识谱系。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把握新诗的多样性。然后，我们再依据新诗的形式特征、结构特征、意象特征、主旨呈现等构建起新诗的美学范畴。只有我们在知识上完成了对新诗的认知与领悟，新诗教学策略的多样性自然会得到多方面的呈现。
新诗的教学通常一首诗一个课时，新诗的特点要求每位学生认真朗读，有情感地朗读，体味诗歌的情感。这就要求每堂课不必面面俱到，只抓住诗歌的一个方面即可。我们可以以意象统领一首诗，比如教学《雨巷》时，我们只要赏析好“丁香”和“雨巷”这两个核心意象就可以了。我们也可以以探寻诗歌的音乐美去赏析《再别康桥》，还可以以情感的奔突、释放来理解《大堰河，我的保姆》，以一个细节去把握《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教无定法，重在把握，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走近新诗的审美世界，去感悟诗的魂灵、诗的绽放。（省级课题《高中语文选修课教学研究》专项论文）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孙玉石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新诗歌范文第2篇
已经开始醒来了，母亲啊！
给我一面奋起的旗吧
-
这是温声和暧流的奉献
也因为是清晨
这一切，必定是美好的
-
就是在环形山川之上
能拥有自已的清风和花朵
这一天会到来的
-
和我们地球老家一样，
充满着生活的色彩
让咱！向前奋斗吧！
-
如果是梦！那已经
新诗歌范文第3篇
关键词：形式；本质；结构；新诗
新诗在初中课本（人教版）中入选了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和《静夜》，王家新的《在山的那边》，流沙河的《理想》，何其芳的《秋天》，牛汉的《华南虎》等等数十首新诗作品。新诗作为时代的先声受到教材编选者的高度重视。高中除了必修一第一单元涉及新诗外，就是《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中新诗部分了。新诗在整个教材架构中的重要性无需多言，但从实际的教学效果来看却不尽人意。固然这与新诗不是高考考察的内容容易受到忽视有关，但更多的原因则关涉到教师自身对新诗的理解和认识。
一、新诗显著的形式特征：韵律
首先是诗句的节奏。节奏往往是由音尺（音步或音顿）来决定的。每一个诗句都有着大致相当的音尺时，节奏感自然而然地就突显出来了。以臧克家的《老马》第一诗节为例：总的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我们看到每一句大致为一个或两个音尺，每个音尺的长短略有差异，这就形成了错落有致的节奏感。
其次，反复的修辞手法可以形成复沓的音韵效果，比如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全诗13个诗节，几乎每一诗节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大致相同，加之呼告手法的运用，自然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性，起到震撼人心的抒情效果。反复的修辞手法在抒情诗中被广泛地运用，正是其形成的韵律受到了诗人的青睐。
二、诗歌的本质特征：抒情
首先，我想说诗歌必须有成为诗歌最为本质的东西。诗人郭沫若曾说“诗的本质专在抒情”，无论是古典诗歌还是新诗，都无法回避诗歌的抒情性，抒情可直接显现，也可隐藏在诗的背后，只是需要我们通过领悟去寻找罢了。比如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就是典型的直接抒情，简洁明快而又情感真挚，但古典诗歌更多的还是“梧桐更兼细雨”这种间接抒情，含蓄蕴藉而意蕴悠长。再以罗伯特彭斯《旧日的时光》为例，这首诗就胜在情感的直接抒发，在深情的回忆中展现那“旧日的时光”，时而在山坡游荡，时而又漫步溪上，虽为重洋所阻，但阻不住对友人的深切思念。情贵真挚，意在隽永，这正是这首诗的显著特征。
其次，诗歌要有诗人独有的风格。彭斯长期生活于苏格兰乡村，诗歌多表现的是自然的乡村风景和人们之间朴质无华的情感。它的脍炙人口的诗作《一朵红红的玫瑰》《致山中雏菊》都属于此类。从彭斯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诗的美不在于技巧的纤细入微，而在于情感的真诚奔放。借助于一批这样的诗作，质朴明快也就成了当时彭斯诗歌的名片，同时也形成了他最为人称道的诗歌品质。
最后，无论中外，纵看古今，诗歌与抒情都紧密联系在一起，读诗贵在领悟诗情，只有沉入到诗人诗歌丰富的情感世界，我们才能切实领会到诗的趣味的真，诗的淳朴的美。
三、新诗别样的结构特征：回环
在新诗单元的学习中，我们会发现一种有趣的诗歌结构现象：戴望舒的《雨巷》首个诗节和最后一个诗节都是“撑着油纸伞……结着愁怨的姑娘”，仅有一处词语的更改。无独有偶，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也是首诗节与末诗节大致相同，互相呼应又蕴含着变化。这种诗歌中首节与末节（或者首句与末句）大体一致的诗歌结构形式其实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回环。
回环也称回文，古已有之。前秦人苏若兰写的《璇玑图》，可以反读，横读，斜读，交互读，都能成一首新的诗，堪称回文诗的典范。由于受制于古典诗歌字数、声韵和意蕴的严格要求，回环诗在古典诗歌创作中并不多见，且多停留于文人的文字游戏中，其产生的艺术影响并不大。但从新诗打破古典诗歌字数与结构的藩篱之后，回环结构的运用深得一部分诗人的喜爱，回环所特有的复沓与往复的节奏效果也给新诗增添了不少神韵和风采。
新诗，特别是新诗中的抒情诗，不少采用回环的结构。探究其作用当有以下几种：其一，在情感上，他构成一个圆环，来回往复，意蕴深沉，细细品之又觉回味悠长。《雨巷》中首节的“逢着”与末节中的“飘过”正好构成一个心灵邂逅的完整过程，再加之婉约的意象，低徊的情感很自然地就在回环的结构中弥漫开来，从而获得读者的心音共鸣。其二，在节奏上，可以增强诗歌的节奏感，采用回环结构的诗歌节奏都较为舒缓，似水流的回旋又蜿蜒流去。这种舒缓的节奏，便于吟诵，更便于识记，能够激发读者诵读的兴趣。其三，在形式上，首节与末节的高度相似性，能为读者所注意，继而推动其去辨析两节细微的语词差别和表达效果。这种差别正有助于我们把握诗人情感的潜流，继而帮助我们去领会诗歌的主旨。以《再别康桥》为例，首节“轻轻的我走了”与“悄悄的我走了”情感表达有何不同，“轻轻的招手”与“挥一挥衣袖”能不能互换位置？对这些问题的仔细思考，必能给新诗的学习带到一个新的深度。
四、结语
新诗歌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诗体 经典 听觉 视觉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2
诗体主要是指诗歌的外部形态，吕进先生说“诗体是诗歌外形式的主要因素，换个角度说，寻求外形式主要就是寻求诗体”①，具体来说，新诗的诗体，则表现在以音乐美和排列美两个方面。从白话诗革命到今天已经经历了将近一百年，但汉语新诗在激进地打破旧诗的创作规则之后，不仅没有建立起一个规范的诗体，反而呈现出一种“单极发展”的状态，这不能不让人担忧。王珂先生在《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中提出了新诗诗体的构建策略，主要是这三个方面：“建立以诗的视觉形式和听觉形式为新诗的主要形式要素的汉诗的常规诗体模式”，“重视文体实验，加大实验力度”，“检验新诗百年已经初步建立的诗体……特别是需要检验、改良20世纪基本建设成的现代格律诗诗体，并扩展新的现代格律诗体”②。这些建议虽然很切中要害，但是却缺乏具体的建设方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探讨具体的自由体新诗规范方案。
本文拟定以现当代经典诗歌的诗体为例来研究自由体新诗诗体规范的方案，因为经典诗歌之所以成为经典并流传到现在，除了在内容和品格方面的原因，形体方面的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但是，涉及到“经典”，我们必然需要有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新诗经典的标准，如黄曼君所指出的“思、诗、史”这三个，“第一，在精神意蕴上，文学经典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它往往既植根于时代，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具有历史的现实的品格，又概括、揭示了深远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性的意蕴。……第二，从艺术审美来看，文学经典应该有着‘诗性’的内涵。它是在作家个人独特的世界观渗透下不可重复的艺术世界的创造，能够提供某种前人未曾提供过的审美经验。……第三、从民族特色来看，文学经典还往往在民族文学史上翻开了新篇章，具有‘史’的价值”。”③但是从笔者看来，“史”会造成一些伪经典，“思、诗”这两点更为客观和科学。因此，本文所举的诗歌更注重这两点的品质，也都符合这两点要求。
“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④，当代诗坛自由体新诗的单极发展已经严重影响了新诗诗体的建设，诗体规范化亟需解决。本文从王珂先生所提出的新诗诗体建设的第一点，也就是“建立以诗的视觉形式和听觉形式为新诗的主要形式要素的汉诗的常规诗体模式”来探索诗体规范的方法。
一、听觉形式
听觉形式主要是指诗歌的音乐美。新月派理论诗人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诗歌建设的三原则“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其中的音乐美主要体现在诗的节奏上。节奏可以表现为诗歌内在情感的节奏，也可以表现为诗歌外部的轻重音和押韵等形式。自由体新诗在重视前者的同时越来越轻视后者，而后者却是诗体形成不可或缺的部分。根据现当代一些经典诗歌，笔者认为，要规范自由体新诗的节奏形式，应从这几个方面考虑：
（一）韵律
古典诗歌的韵律主要由平仄、对偶和押韵形成。韵律表现出一种同声相应的和谐之美，并且给读者一种轻松顺滑的感受。尽管新诗建设初期急于打破古典诗词韵律的限制，但仍旧有一些诗人意识到韵律的重要性，新月派诗人即是代表。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可以我为我们提供一个范本。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
这首诗每节四行，每行大致分为两顿，并且大致是abcb的韵脚，形成相间的节奏，读起来朗朗上口，成为新月派“三美”的代表。闻一多的《死水》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押韵方式，如“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锈出几朵桃花/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韵脚的相间使用，在听觉上造成了一种重复回环的节奏，在全诗形成了一种波浪式的节奏感，使诗歌的诵读性更强。诵读是否朗朗上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诗歌是否有更大的传播和接受范围。现在诗歌的传播受众越来越窄，我们不能否认的原因之一便是诵读性不强。加强诗歌的可诵读性，就不能不重视押韵。许多经典作品都未抛弃韵脚，闻一多的《一句话》第一节每一句都押韵，而余光中《乡愁》全诗只用一个韵脚“头”，何其芳的《预言》也有间断的押韵……21世纪以来的自由体新诗也许并不需要拘泥于隔行使用相同的韵律，但可以在诗歌每节的最后一行押韵上实践，规范诗体，避免散文化的泛滥。
（二）回环
回环也是形成节奏的重要技法，对于规范自由体新诗十分有意义。艾青虽然倡导诗的散文美，但他也重视回环的运用，并且在后期有格律化倾向。在他的名篇《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中，“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啊”的咏叹一共出现了四次，这两句诗，像诗歌的主旋律，使全诗形成一个内在的“总分总分”的结构，极好地渲染了诗人的悲慨沉郁之情。穆旦的《赞美》也是运用回环，在诗中不断重复“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对每一小节进行了总结，形成了“分总分总”的结构形式。虽然回环的句子在诗歌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是就像音乐中重复的乐章一样，可以强调作者的特定感情，增强这两首诗的节奏感。痖弦《歌》则是全篇句法回环的模式，中间只改动几个字，却让人鲜明地让人看到生命因时间、爱情和死亡引起的悲痛。
谁在远方哭泣呀为什么那么伤心呀骑上金马看看去那是昔日谁在远方哭泣呀为什么那么伤心呀骑上灰马看看去那是明日 ……
句法回环的诗歌因为每句句法大致相同，非常容易诵读和记忆。从徐志摩到“准经典化”的朦胧诗，甚至第三代诗人都离不开回环。第三代诗人韩东的《你见过大海》中就不停重复“你见过大海”“你想像过大海”“就是这样”这三句，加深了对大海经典性的解构。回环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相对工整的诗体，是诗体建设不可忽视的技法。
（三）排比
排比是形成诗歌节奏的重要技法，在诗歌中使用排比，可以形成较为紧凑集中的节奏，加强感情，规避散文化倾向。
朦胧诗诗人北岛的诗歌中经常使用排比。《回答》中，他用了四个不相信来表明自己的怀疑和信念：“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一切》中，每句都以“一切”开头，形成强烈的气势：“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日子》则用温和清新的语调铺排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象“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在喜爱的书上留下评语/信投进邮箱，默默地站一会/风中打量着行人，毫无顾忌/”。另一位朦胧诗人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也是用排比的手法，增强了诗歌的感情节奏：“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黑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这几首诗用的都是散文的句子，但是排比却让它们拥有了超出散文的节奏感。在表现一种强烈的感情时，排比应是我们首选的节奏技法。对一件事物的客观描述，也可采用排比句式。排比对于我们规范自由体诗歌的意义，也就在这两个方面。
二、视觉形式
诗歌的视觉形式主要是指诗歌的排列形式，即“建筑美”。主要指的是“节的匀称，句的均齐”，早期比较注重视觉形式的诗歌有“楼梯体”“十四行”等。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现了比较注重视觉形式的图文诗。但图文诗已经不同于新诗早期注重建筑美的初衷。早期新诗重在文字的排列，并不注重图画的作用；而在图文诗中，图画已经成为诗歌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候文字反而处于从属地位。
（一）对称
对称其实是一种比较严格的“匀称”。对称包括句与句的对称，也包括节与节的对称。雅各布森把“对等功能”当作诗歌的一个基本原理，认为“对等不仅由于其规则性的复现使人感到语句的节奏感，而且它还是诗语中句段构造的基石”。⑤对称使诗歌具有形式的美感，是新诗常用的技法之一。
臧克家《有的人》主要采用的是句与句的对称。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这首诗尽管是采用口语化的写作，但由于两句两句之间都是对称的句式，显得非常具有感染力和节奏感。
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中有三节的开头和结尾是同样的句子，“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这是在一节之内的对称，让诗歌的形体显得具有规律性，还造成了一种回环强调的效果。
节与节之间的对称比如徐志摩的《我不知道风――》，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痖弦的《歌》。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依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温存，我的迷醉……
全诗前三句都是一样的，只是最后一行稍作变化，节与节之间的基本对称。
对称加强了诗歌的形式美感，可以指导杂乱无章的诗体建立一种美学规范。在诗歌中适当运用对称，在自由中加入一些限制，可以形成自由与格律相间的变化感，使诗歌更为灵动。
（二）图文诗
图文诗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越来越发达的。穆木天《苍白的钟声》可以说是早期图文诗的代表，而且收到了不少好评。
苍白的钟声衰腐的朦胧，疏散玲珑荒凉的蒙蒙的谷中，听永远的荒唐的古钟，听千声万声，古钟飘散在水波之皎皎，古钟飘散在灰绿的 白杨之梢，古钟飘散在风声之萧萧，…… ……
这首诗在形体上基本上是两字一间断，用文字绘出一幅古钟声音向外扩散的波纹状，可以说是一种图画的展示。
台湾诗人非马有一首小诗《鸟笼》，其排列形式很有意思。其实全诗只有一句话，“打开鸟笼的门让鸟飞走，把自由还给鸟笼”，但是作者却把它排列成上半句像打开门了的鸟笼，后半句像散了架的鸟笼，从形体上强调了诗歌的主题，即自由属于“鸟”和“笼”。
打开鸟笼的
门让鸟飞
走把自由
还给鸟笼
现代的图文诗类型丰富，我们很难也无需将图文诗固定为一种或几种形体，只要它的画与文字能够恰当地结合，表现出充分的诗意，就应该得到我们的认可。
三、小结
结构主义强调整体优于部分的原则，对于诗歌来说，形式和内容就是一个整体，脱离了外在形态，我们很难界定诗歌。仅凭分行排列来判断是否是诗歌，只会令诗歌文体越来越没有规范，边界越来越模糊。尽快对自由诗诗体进行规范，对于扭转当前诗歌单极发展、促进诗体自觉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重视起来，鼓励诗人创作时注意自觉地规范诗体，为诗坛做出榜样。
参考文献
①吕进.余光中的诗体美学[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27（4）：152.
②王珂.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269..
③黄曼君.回到经典，重释经典―关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化问题[J].文学评论：2004（4）：109.
新诗歌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诗史风范浪淘沙诗歌发展新诗诗话传统诗歌编纂品格地方
传统诗歌多诗话，而无诗史；今日诗歌多诗史，却无地方诗史。{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正是弥补了这项空白，成为全国第一部区域诗歌发展史，其创新意义自不待言。而能让这部煌煌巨著初一面世即好评如潮，乃在于它兼备了诗的品格与史的风范，可为日后诗史写作之典范。诗史编纂，应是海纳百川，却又如大浪淘沙，沙里淘金，是一项非常耗人心血与心智的艰巨工程。《发展史》的编纂历时四年之久，终以其灵动而不散漫，严谨而不呆板，厚实却非堆砌，宏大却不落虚空的诗史风范，对2O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做了一次完满的总结，也向中国诗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呈上一份丰厚的世纪贺礼。“治史者不必是诗人，但不能没有一颗诗心”，编者对诗歌的透彻理解、精辟见解和准确的评价，正是“诗心”跳跃、诗之品格的充分表现。编者对诗歌的鉴赏更多是从“诗何以为诗”的诗学本体观出发，从题材的选择、诗体的建设到诗情的体验及美学观念的演进等多方面着手，对20世纪重庆的优秀诗歌、诗人及诗评家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在史的源流中重新开掘出重庆新诗的另一番审美境界。从崇本尚先、择善而从的白屋诗人吴芳吉，“墙里开花墙外红”的田园小诗诗人杨吉甫，到以八行体创作闻名而被誉为“沙八行”的沙鸥，微型诗创作的重要人物穆仁，以及辛勤耕耘于诗坛的“五色土”诗人，他们在诗歌创作或诗歌理论上都颇有建树，但至今尚未引起诗界的足够注意。对这些诗人、诗作的长期淡漠，大大削弱了重庆诗歌的整体实力和影响。而《发展史》正是在文学审美的“诗心”关照之下，对这些艺术品进行了及时的“抢救”，让其重见天日、大放异彩，展现出重庆诗坛真实而又更为完满的艺术风貌。
写诗史，除了诗之品格，更须具备史之风范，正如王国维所说“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编者高屋建瓴，从史的高度出发，在掌握了大量重庆新诗史料的基础上，从时间坐标轴上来纵览20世纪重庆新诗的流变，以全新的审美角度对重庆20世纪新诗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整体打量，进而挖掘重庆新诗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固有的本土特色。《发展史》还将诗歌、诗人与诗评家一并纳入诗史的视野，诗与诗人参照，诗与诗论相印证，在诗歌史的体式编排上独具新意也更为合理。20世纪重庆的诗歌兴衰与社会政治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编者将诗史发展放在社会政治这一大背景之下予以观照，紧紧抓住抗战和新时期重庆新诗发展的两大，将重庆新诗的流变有条不紊的铺展开来，不仅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而且思想先锋，将重庆本土诗歌、诗论的独特的区域特色凸显了出来。吕进先生指出“重庆新诗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特色，既吸收了东部的先锋性，又包容了西部的边缘性，颇具研究价值”。正是在对重庆新诗独具慧眼的认识之下，本书不仅着重介绍了像梁上泉、傅天琳、李钢、梁平、李元胜等已在全国诗界较有影响，曾获得全国大奖的诗人，还对少数民族诗群作了重点扫描，对冉庄、何小竹、冉冉、冉仲景等代表诗人作了专节讲述。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第一家大型诗歌网站的《界限》也纳入了诗史的视野，并对这批上世纪末依托网络崛起于当下诗坛的中青年诗人予以了必要的关注，体现出治史者眼界的宏廓与气度的恢弘。
新诗歌范文第6篇
论文关 键 词:诗史 风范 浪淘沙 诗歌发展 新诗 诗话 传统诗歌 编纂 品格 地方
传统诗歌多诗话，而无诗史；今日诗歌多诗史，却无地方诗史。{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正是弥补了这项空白，成为全国第一部区域诗歌发展史，其创新意义自不待言。而能让这部煌煌巨著初一面世即好评如潮，乃在于它兼备了诗的品格与史的风范，可为日后诗史写作之典范。诗史编纂，应是海纳百川，却又如大浪淘沙，沙里淘金，是一项非常耗人心血与心智的艰巨工程。《发展史》的编纂历时四年之久，终以其灵动而不散漫，严谨而不呆板，厚实却非堆砌，宏大却不落虚空的诗史风范，对2O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做了一次完满的总结，也向中国诗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呈上一份丰厚的世纪贺礼。“治史者不必是诗人，但不能没有一颗诗心”，编者对诗歌的透彻理解、精辟见解和准确的评价，正是“诗心”跳跃、诗之品格的充分表现。编者对诗歌的鉴赏更多是从“诗何以为诗”的诗学本体观出发，从题材的选择、诗体的建设到诗情的体验及美学观念的演进等多方面着手，对20世纪重庆的优秀诗歌、诗人及诗评家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在史的源流中重新开掘出重庆新诗的另一番审美境界。从崇本尚先、择善而从的白屋诗人吴芳吉，“墙里开花墙外红”的田园小诗诗人杨吉甫，到以八行体创作闻名而被誉为“沙八行”的沙鸥，微型诗创作的重要人物穆仁，以及辛勤耕耘于诗坛的“五色土”诗人，他们在诗歌创作或诗歌理论上都颇有建树，但至今尚未引起诗界的足够注意。对这些诗人、诗作的长期淡漠，大大削弱了重庆诗歌的整体实力和影响。而《发展史》正是在文学审美的“诗心”关照之下，对这些艺术品进行了及时的“抢救”，让其重见天日、大放异彩，展现出重庆诗坛真实而又更为完满的艺术风貌。
写诗史，除了诗之品格，更须具备史之风范，正如王国维所说“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编者高屋建瓴，从史的高度出发，在掌握了大量重庆新诗史料的基础上，从时间坐标轴上来纵览20世纪重庆新诗的流变，以全新的审美角度对重庆20世纪新诗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整体打量，进而挖掘重庆新诗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固有的本土特色。《发展史》还将诗歌、诗人与诗评家一并纳入诗史的视野，诗与诗人参照，诗与诗论相印证，在诗歌史的体式编排上独具新意也更为合理。20世纪重庆的诗歌兴衰与社会政治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编者将诗史发展放在社会政治这一大背景之下予以观照，紧紧抓住抗战和新时期重庆新诗发展的两大，将重庆新诗的流变有条不紊的铺展开来，不仅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而且思想先锋，将重庆本土诗歌、诗论的独特的区域特色凸显了出来。吕进先生指出“重庆新诗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特色，既吸收了东部的先锋性，又包容了西部的边缘性，颇具研究价值”。正是在对重庆新诗独具慧眼的认识之下，本书不仅着重介绍了像梁上泉、傅天琳、李钢、梁平、李元胜等已在全国诗界较有影响，曾获得全国大奖的诗人，还对少数民族诗群作了重点扫描，对冉庄、何小竹、冉冉、冉仲景等代表诗人作了专节讲述。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第一家大型诗歌网站的《界限》也纳入了诗史的视野，并对这批上世纪末依托网络崛起于当下诗坛的中青年诗人予以了必要的关注，体现出治史者眼界的宏廓与气度的恢弘。
新诗歌范文第7篇
面对大机器、大数据、新科技和新媒体情势下诗歌的新变、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集束式的诗歌生产、电子化的传播以及不断发生的热议事件，很多写作者、普通阅读者和专业评论者都瞬间丧失了甄别与判断能力。面对愈益复杂和分化的诗歌，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每个人摸到的部位不同理解自然不同。相反，几无建设性可言的自嗨、点赞、热评以及长舌妇一样的吵骂却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专业阅读者以及“媒体批评”（包括一部分主流媒体）对诗歌的言之凿凿的全称判断。诗人的自信、自大以及膨胀的写作心理和虚荣心已经像雾霾一样爆表。
一、模糊或分明的面孔：滚沸现场与百年游踪
诗歌生产与传播的速度、广度和渠道的拓展以及高烧不退的社会关注度都似乎证明以往诗歌与普通受众之间的冷漠关系已经有所改观。事实是如此吗？这成了诸多专业读者、普通读者的共同疑问。
一年来无比火热的诗歌活动和高分贝的造“节”运动已乱花迷眼。有些诗歌节更像是观光旅行团――与地方旅游和文化资本媾和，诸多活动动辄就冠之以“国际”二字――“仿佛跨国便高出本地不只一等，却无人检讨受邀的外宾中，有多少是真正跨得出他们自己过度的诗人？”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专混诗歌节却“无诗”的专业跑场子的“诗歌节诗人”。（杨宗翰《论诗歌节如何“毁诗不倦”》）吊诡的正在于如此热烈的诗歌现场和造“节”运动中缺席的恰恰是“诗歌”和“诗性正义”。目前国内有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300多个诗歌奖且不断攀升的奖金数目令人咋舌。相比较欧美等其他国家，中国的诗歌奖项多且乱，很多都不具备公信力。有诗人宣布今后不再领取国内的任何诗歌奖（沈浩波《关于国内的诗歌奖》）也并非刻意的自我炒作，而是有一定的针对性。
多样化的诗歌传播方式和出版新渠道的拓展（比如以《2017天天诗历》《2017诗词日历》《亲爱的日历》《每日读诗日历》《给孩子读诗》《诗光年日历》《唐诗之美日历》《福建诗歌周历》《浙江诗人日历》等为代表的诗歌日历、周历的激增）对诗歌社会影响度的提升是不争的事实。诗歌与公共空间的对话（比如诗歌书店、诗歌咖啡馆、诗歌主题馆、诗歌走进美术馆、诗歌地铁、诗歌巴士、诗歌船、诗歌墙等）、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跨界与融合（比如“诗意当代”艺术融合展、“诗书本一律――现代诗书法展”、翟永明、韩东等人成立“十诗人电影公司”，以余秀华为主题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获得第29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主竞赛长片单元特别奖，诗电影《路边野餐》《蝴蝶和怀孕的子弹》以及80后诗人小招（1983―2011）的纪录片《我的希望在路上》受到关注，而以打工诗人为题材的记录电影《我的诗篇》截至2016年12月已经在全国180座城市通过众筹的方式放映了900多场次）成为年度话题。诗歌对公共空间和公众生活的介入能力正在增强。这似乎都在提醒人们――诗歌已经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回暖”“升温”，而是“繁荣”和“一片大好”，又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然来临。但是，越是火热的诗歌年代越需要沉静下来予以反思，因为从文体特性来说诗歌的持续升温是反常态的。炙热的诗歌现场背后的深层动因、内部机制、精神场域以及空前复杂、分层的现实亟待梳理、过滤、辨认、反思。与此同时，大众对诗歌“边缘化”“读不懂”的困惑以及对诗坛“个人化”“圈子化”“小众化”的不满仍然存在。
2016年是新诗百年诞辰――的白话诗《蝴蝶》写于1916年。面对新诗百年，其历史化和经典化已经提上日程（如各种总结性的选本《中国新诗百年志》《中国新诗百年大系・安徽卷》《安庆新文化百年 诗歌卷》《中国新诗百年百首》《百年诗经・中国新诗300首》《中华美文・新诗读本》《天津百年新诗》《中国新诗百年孤独1916―2016》（西班牙语）《当代诗经》等，以及争议很大的“博客中国”组织的“影响中国百年百位诗人评选”活动）。百年新诗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正在形成的自身传统已是事实。著名新诗研究学者洪子诚先生则认为百年新诗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当代的优秀诗人已有足够的才能参与和古典诗歌、与域外诗人的对话。
曾经模糊的百年新诗面孔正在一次次的累积中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诗歌写作状况正是这一百年现代诗实践缓慢累积的地貌，我们无法脱离一个事物的历史去评估它的现在或者预测它的未来，任何一种事态的未来都受到历史积蓄的势能的影响，对新诗的评价也一样。”（耿占春《如何在茫茫诗海中涛得好诗》）新诗的动力就在于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向，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尝试，从而有诸多的可能性形态。所以当我们面对百年新诗的时候不可能用一顶帽子去扣住它，它可能会有其他的你认知之外的形象。
新诗与古典诗词和外国现代诗的关系、新诗自身的传统、一系列诗学问题以及新诗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创新都成为本年度不断热议的话题。新诗的有效性到了今天需要重新反思。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与江苏省作协、扬子江诗刊社联合举办的“百年新诗论坛”就新诗的现代性、地方性、形式建O、译介、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长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对于进一步厘清百年新诗的问题具有建设性。
新诗百年，自由、开放和创新一直是其发展的核心，但是其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恰恰是“新”。新诗百年之际谢冕认为不能因为“新”而丢了“诗”（《中国新文学：百年的忧思与梦想》）。而越来越叙事化、段子化、散文化和定型化的写作无疑给新诗自身套上了禁闭的枷锁，如何进一步突破和创造成为当下以及今后诗歌发展的关键。由蒋一谈主编、北岛推荐的“截句诗丛”（第一辑19种）的出版旨在重新认识新诗的文体特性并提供新的写作可能性，是一次美学和诗人世界观的更新。“截句”之所以引发巨大关注和争议正在于对“新诗”之“新”的理解以及差异。一定程度上“截句”的出现是重新认识百年新诗的一个入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截句是名副其实的“新诗”。截句只是新诗的一端而不是异端，不能忽视和轻视写作的可能性。一百年的中国新诗最关键在于一个“新”字，这并非是简单化的文学、社会和历史的进化论，而是新诗代表了一种无限开放的话语方式。截句，仍然只是一种尝试，就像当年的一样“自古成功在尝试”。
二、“诗”与“歌”的分化或对话
2016年10月13日瑞典学院宣布将本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民谣摇滚歌手鲍勃・迪伦以表彰他“在美国歌曲的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性表达”。这不仅出乎太多人的意料并随之产生不解、尴尬甚至愤怒，而且进一步挑动了人们惯常意义上对诗歌边界、文学等级的惯见，“很好，他觉得瑞典文学院的老爷子老太太们至少做了一个有趣的选择，至少他们让所有人也让他自己感到尴尬――他想，你要乐于承受这种尴尬，你要试着越过界限、等级、习惯，越过那么多的深沟和回路，只有这样的大脑才是个核桃而不是一块鹅卵石。这是他们兴致勃勃地给自己制造的问题，反正他们也听不见来自中国的种种喧嚣”（李敬泽《杂剧》）。
就汉语新诗而言，“诗”与“歌”的分化、分家或“分手”已经很久了，而西方的摇滚乐与先锋文化和社会运动却密不可分――街头意识形态、青年亚文化、异见文化、时代精神和幽暗的体制的复杂关系，“这些作品展现出启示录般的愿景、对工业社会和现代科技的强烈反感，对官方权威和传统道德的深厚敌意，以及与各种非西方的心灵与宗教传统的接近。”（理查德・弗莱克斯《青年与社会变迁》）摇滚音乐代表了地下、先锋、前卫和颓废以及抗议，是时代的、革命的、政治的、身体的混响。而彼岸的台湾，一定程度上缓解诗歌与大众的隔膜而令大众对诗歌发生热情的正是1970年代开始的民歌运动。尽管从诗歌来说，鲍勃・迪伦深受兰波、狄兰・托马斯和艾伦・金斯堡等诗人的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并非代表了新的世界诗歌写作标准，而是一种可能性――被忽视的诗歌传统。诗与歌的互动、诗教、乐教和歌诗已经在汉语现代诗歌发展进程中被规避了。业界更多关注的是诗与歌的平行和分化关系――诗歌的散文化以及对现代性的复杂经验和智性深度的追求。对抒情性和音乐性的排斥使得诗歌成为无声的诗和徒诗（只用于阅读的书面文本）。而鲍勃・迪伦帮着我们重新认识这些传统――“事实上，音乐和诗是联系着的，迪伦先生的作品异常重要地帮助我们恢复了这至关重要的联系”（鲍勃・迪伦都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信）。而从近年来诗与歌对话性的向度看，实际上一直不乏“歌诗”的传统在当下的延续，比如诗人和民谣歌手合作的“十三月唱诗班”以及此前《中国新诗年鉴》的“唱响诗歌”、《人民文学》的“新乐府”、诗加歌、诗歌之王以及今年的第三届草地诗歌音乐会、首届成都国际诗歌音乐节、新诗百年・第十届诗歌人间原创音乐会等。一些唱作人和民谣歌手、民谣诗人（张楚、潘越云、胡海泉、周云蓬、黑大春、尧十三、万晓利、张玮玮、张浅潜、苏阳、小河、小娟、莫西子诗、蒋山、洪启、吴吞、宋雨础⒙硖酢⒑瘟Α⒘醵明、赵照、钟立风、胡畔、王娟等）一直在做探索性的尝试。尤其是近年的诗歌跨界传播一定程度上将诗以歌的形式推向了大众。12月7日，由鲁迅文学院主办的“千山静默，万物歌唱――诗与歌的关系研讨会”就是对这一话题的深化。吉狄马加、商震、邱华栋、李少君、郭艳、树才、敬文东、霍俊明以及民谣歌手洪启、马条、钟立风与鲁院高研班的作家、诗人们就诗与歌的话题展开讨论。吉狄马加认为从历史和传统的向度看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诗与歌一向是很难分开的，尤其是20世纪以来国内外一些重要诗人其诗歌影响往往是通过歌诗和演唱而与大众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如何更好地推动当下诗歌创作，在强调诗人独立写作的同时关注诗和歌的结合，对于今天的诗歌传播来说作用巨大。
三、分层的诗歌与差异性的“取景框”
犹如一个巨大的体育场，擅长各种技术和项目的诗人运动员正在展开各自的比拼。从诗歌类别和体式来看，现代诗、旧体诗词（现代诗词）、长诗（包括主题性的大型组诗）、散文诗（《我们―散文诗丛》第三辑的出版）都出现了共同发展的局面。从诗人身份、题材分类而言，少数民族、底层（以非专业写作群体为主）、主旋律（比如诗刊社编选《风景动了一下――一带一路诗之旅 作品卷》）以及女性写作均取得长足发展。诗歌的分层和分化状态越来越明显，与此相应每一层级内部的写作者和诗歌状貌同样千差万别，正如每个诗人手里差异性的“取景框”一样。
旧体诗词（现代诗词）在创作、文献整理、理论研究和多媒体传播、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整体呈现出复兴态势。旧体诗词在继承和创新中力求表达新的时代经验，实现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当代化”和创造性转化，显示出旺盛的活力。据统计，相关诗词歌赋社团组织达3000多个，创作者分布在各个社会阶层和年龄段。借助于这些传统的诗歌样式，诗人更为关注的是传统形式与鲜活的时代现实的对接，凸显出了个人体验、现实精神以及敢于创新的文体求变能力。而“坚持‘求正容变’，处理好‘新’与‘旧’、‘变’与‘不变’的关系，是诗词写作需要面对与破解的一个时代课题。”（蔡世平）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研究院、中华诗词网、中国诗歌网、高校的诗歌研究机构以及《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中华诗词研究》等刊物主办的相关研讨会、编选的作品集、研究文集、资料汇编、年度报告和理论专著均取得建设性成果，如《中华诗~发展报告》《现代诗词的价值与命运》《2017诗词日历》、中国诗歌网主办的“新旧诗论”恳谈会等。
今年是长诗的丰收年，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非常突出（民间设立了长诗专项奖“天铎奖”），展现了诗人综合写作能力的整体提升。萧乾父主编的《现代汉语史诗丛刊》历经十年准备得以出版，收录了1980年代以来包括海子、骆一禾在内的42位诗人的33部长诗、11部小长诗以及1部诗学论著，共计29册、1.4万页、30万行。年度代表性的长诗文本有吉狄马加的《致马雅可夫斯基》、雷平阳的《去白衣寨》、陈先发的《秋兴九章》、赵野的《哀歌八章》、胡弦的《葱茏》、姜念光的《打虎上山》、桑子的《钱江书》、乐冰的《祖宗海》、路云的《此刻，蔚蓝》、张战的《我，一个编号》、南子的《疑问录》、《大风》（曹东）、吴震寰的《孤独者》等。这些长诗文本无论是在精神的复杂性、思想的深度、历史的个人化、现实体验的差异性，还是在写作技巧、修辞策略上都体现了一定的探索精神和实验意识。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参评和获奖诗集（朝鲜族诗人崔龙官的《崔龙官诗选集》、维吾尔族诗人伊力哈尔江・沙迪克的《云彩天花》、白族诗人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裕固族诗人妥清德的《风中捡拾的草叶与月光》、彝族诗人鲁娟的《好时光》）集中展示了当下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整体成绩。少数民族诗人在关注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的同时也更为关注现实生活以及个体复杂的情感，整体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创作局面。首届世界少数族裔文学论坛《世界少数族裔文学宣言》，旨在强调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的现状与未来。新诗百年之际，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与文联和江苏省作协、扬子江诗刊社联合举办“明月上林芝，新诗耀中华”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研讨会。本次论坛的召开是对在民族工作大会和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反复强调的民族文化融合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精神的贯彻，也是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文化向世界进行展示的重要契机。与会评论家、诗人就百年来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历史和现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宗教民俗以及翻译、研究和传播都进行了深入讨论。收入310位彝族诗人《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192万字）全面展现了当代彝族诗群的总体成就。《燃烧的麦穗》（夏依甫・沙拉木编选、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翻译）集中展示了33位从60后到90后不同代际的维吾尔族诗人的语言和修辞的特性以及民族性、个体性、先锋性和开放性――“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新生’，因为其视野已经远不止于本土、地域，自身的古老传统，而是以世界，以当代的诗歌思维与广阔的文化视野来展开其写作的。而且这个群体如此之大，其写作的视野与水准，风格的陌生与新奇，内容上的深度与广度，都可以与任何一个当代民族的写作媲美和争雄。”（张清华《先锋的蝙蝠把我们引向黑暗――序》）谈论少数民族诗歌往往会强调其地域性、民族性、异质性以及集体无意识形成的传统等，但当下少数民族写作同时也存在着表层、刻板、符号化的问题。一种“仿民族”“伪民俗”写作正在兴起。很多写作者在各种场合标举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但是他们的写作和精神事实已经和曾经的历史序列中的“少数”丧失了关联，而更多是沦为了标签化的“仿真”和“媚俗”性的写作。
当下的女性诗歌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体”和“女性主体”，无论是在写作风格还是在整体格局上都呈现了一种“普遍性”诗学。女性诗歌在2016年呈现出井喷式的状态，无论是诗歌产量还是精神状态。尤其大批涌现的年轻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崭新的精神质素和写作方向。本年度风格突出的女诗人诗集有《让我背负你的忧郁》（郑玲）、《扑朔如雪的呼吸》（王小妮）、《个人简历》（娜夜）、《脑电波灯塔》（童蔚）、《半岛》（林雪）、《从今往后》（路也）、《我们爱过又忘记》（余秀华）、《我把自己分成碎片发给你》（西娃）、《栖真之地》（桑子）、《猎・物》（倪志娟）、《战栗》（臧海英）、《乐果》（杨晓芸）、《消失，记忆》（赵四）、《这是世界的哪里》（田暖）、《无数灯火选中的夜》（冯娜）、《大海一再后退》（颜梅玖）、《无心地看着这一切》（谢小青）、《坐在对面的爱情》（杨碧薇）、《我的降落伞坏了》（戴潍娜）、《我坐在火山的最边缘》（包慧怡）、《蜜蜂的秘密生活》（梅依然）、《深蓝》（羽微微）、《我为诱饵》（余幼幼）、《数星星的人》（玉珍）、《我热爱过的季节》（林火火）、《草木之心》（白兰）、《冷藏的风景》（）。
四、时感的、此刻的、物化的、碎片的诗
今年是《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三十周年。三十年前现代诗群体大展推出的64个诗歌流派以及100多个诗人的作品和大张旗鼓的宣言在无比热闹地助推诗歌热潮的同时也宣告了先锋诗歌在此后几年的迅速冷却、收场和隐匿。尽管耿占春认为随着当年的先锋派作家成功地转向图书市场、影视、学院，或走向沉寂，文学上的“先锋派”已经退出历史是一个普遍的说法，但先锋派留下来的是一种无形的先锋精神――“文学或许不必有先锋派，但不能失去其先锋性，也就是一种在人类精神广度和表现它的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
“先锋”“地下”显然是当下这个时代已经暌违的词，尽管偶尔被提及，但已物是人非――而酒精和摇滚乐中那些面目模糊的新时代的“披头士”“亚文化青年”更多的时候已经被置换成了后现代装置艺术的一个碎片。新世纪以来的诗人试图再次成为广场上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精英或者在文学革命道路上成为马前卒都有些近乎痴人说梦。而正是由此不堪的“先锋”境遇出发，真正的写作者才显得更为重要和难得。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一味的个人化、日常化，不断地追求智性、长度、难度和现代性，但是其与读者和大众的隔膜即使在微民写作和底层写作的社会热潮中也没有消减。当诗歌离开了诗人内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群的时候，诗歌的疑问和不解就近乎铺天盖地。诗歌叙事性和戏剧化正在成为段子化的市侩气、脑筋急转弯式的口语媚俗和伦理化道德感的时代叙事。而借助社会重大主题的翻版的政治抒情诗写作也成为一种潮流。与此同时，当我们一再借助“底层”“草根”“打工”“贱民”“民生”谈论诗人的社会身份、责任以及诗歌的社会性、及物性、介入现实的时候，却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诗歌自身隐秘的构造和对精神主体的持续而幽微的震动，“新诗自觉的实践者以高度分化的语言方式，以‘原子化’的语言方式或新的‘物性论’的语言，即以一种高度分化的话语形式，处理更加微观的感知经验，这是社会看不见的领域，似乎也无关乎社会变革、无关社会运动，但在重构词与物的P系、语言与意义的关联，重塑人的感受力、进而重新塑造人和社会的关系方面起着缓慢而隐秘的作用。”（耿占春）
六、“诗性正义”“向杜甫学习”的
困窘或可能
塔楼，树，弱音的太阳
构成一片霾中风景
鸟还在奋力飞着
亲人们翻检旧时物件
记忆弯曲，长长的隧道后
故国有另一个早晨
如果一切未走向毁灭，我想
我就要重塑传统和山河
――赵野《霾中风景》
诗歌既是幽微的心灵世界的复杂呈现，也是时代和社会主潮的揭示。“诗缘情”和“诗言志”的传统构成了诗歌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如果只是从诗人的责任和对公共生活介入的角度理解“诗性正义”，或者说诗人与现实的关系，我们都会以杜甫作为诗人的表率和榜样。与此同时我在越来越多的诗人这里听到了杜甫的回声，越来越多的诗人把头颅从西方转回自身向传统致敬。而在不同的年代，向杜甫学习、反映现实训导和提醒并不少见，然而我们却在伦理化的道德论调中简化了诗人和现实的关系。而当我们必须谈论诗人与现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杜甫是怎样以诗歌话语的方式抒写了一个自己的时代。比如我们可以追问，同样是在唐朝生活的杜甫同时代的诗人，他们也深处于动荡的社会现实之中，可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写出杜甫那样的诗歌？难道他们的诗歌与现实没有关系吗？为什么偏偏是杜甫被认为是诗史，而他的诗歌也被视为是对一个历史阶段的最为代表性的呈现？由此，我们就会发现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不是简单地对等关系和直线型地呈现，而是要更为复杂和值得重新思考。而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能够呈现出一个时代关键在于他对社会和世界的认知方式始终是以诗歌美学为前提的。但是在儒家入世思想以及匡时济世的集体心理作用之下，杜甫被我们认可和赞许的正是体现了我们津津乐道的“言志载道”的诗学传统。然而，杜甫的那些“缘情”的诗歌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被淡化和搁置了。所以，我们一直看到的是一个政治的杜甫、人民的杜甫、现实的杜甫和沉痛的杜甫。而这构成的就是我们一贯以来对杜甫的刻板印象。不可否认，这一形象下杜甫的诗歌仍然是成就卓然的。然而当我们放开眼界看看杜甫诗歌传播的历史，我们却又会发现另外一个吊诡的事实。随着生态坏境的堪忧，尤其是越来越多多城市被雾霾困扰，诗歌中的“生态写作”正在深化，尤其是年底涌现的大量的“雾霾诗”以及网络神曲《悟霾》都体现了诗人“介入现实”的努力。实际上这是诗人“生活”必然在诗中的显影和折射――“健身器材的木椅上 / 坐着两个老人 / 老到没了性别 / 眯细着眼睛 / 暖洋洋 / 晒着霾中的太阳 / 霾还很年轻 / 老人已老了很久 / 不认识霾 / 向来，他们听凭太阳 / 不能直视的太阳和斜太阳 / 黑太阳 / 橘子太阳和典狱长太阳 / 向来 / 他们眯着眼睛 / 他们心系太阳 / 似乎，唯如此 / 才拥有最后的 / 一丝光线的尊严”（宇向《老且霾》）
诗人对现实尤其是社会焦点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而直接。这一定程度上与媒体开放度有关。而对生存问题的揭示，对生态环境的忧虑，对民生问题的反思正印证了当下最为流行的话――“雾霾时代诗人何为”。在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看来，诗歌无论是回应现实还是回避现实都是一种“奴役”，诗歌应该超越现实面向未来。这一论断自然有其道理，但是诗人如何能够超越现实和当下而面向未来呢？诗人的写作和“现实”没有关联吗？显然，记忆、现实和未来应该是三位一体的，是彼此接通、相互打开的。换言之，诗歌既不能成为“现实”的寄生物和二手货，也不能成为完全抽离了现实体验的空想和高蹈。由此，诗歌中的“现实”以及应该具有的超拔于现实之外的想象能力和“修远视野”正是考察诗歌的一个入口或切口。而当下对“诗人与现实”“诗歌与生活”问题的热度不减的争议使得写作者对“现实”“现实感”的理解发生分歧。日常现实和诗歌中的现实是两回事，诗人所理解的现实也是多层面的，任何执于一端的“现实”都会导致偏狭或道德化的可能。正如雷平阳所提醒的不要以为有了“生活”诗歌就会迎面而来――而这是当下诗人最容易犯的错误。
现实是分层的，每个人面对的现实以及相应的感受是有差异性的，而现实进入诗歌的方式更是千差万别。而诗人如何延展、拓宽甚或再造一个语言化的现实是一个重要工程。尤其是在当下“日常之诗”泛滥的情势下，一个诗人如何在日常的面前转到背后去看另一个迥异的空间才显得如此重要。物象、心象和幻象必须一起在语言中赋形一个诗人，才有可能真正走在正_的路上。作为一个诗人，必须正视自我认识和体验的有限，必须在诗歌中让更多的环节来拓展自我。正如赫拉巴尔所说，站在城市的街头，你认识到的只是双脚所站立的那么一丁点的地方，甚至对脚下城市的下水道你一无所知。而新媒体和自媒体的交互性，城市化导致的快速生活方式都使得当前诗人的感受能力空前降低――大数据时代作家的感受方式也是如此的趋同化，每个人每天接受到的都是电子化的新闻化的现实。
七、 国际化视野与汉语诗歌“形象”
各种“全球化”视野下诗歌的跨语际、跨文化、跨国别的交流活动在2016年呈现繁多的局面，两岸四地以及国际之间的诗歌活动继续呈上扬的态势――比如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绥阳首届双河国际诗歌节、上海国际诗人节、青海国际诗人毡房会议、国际诗人扬州瘦西湖虹桥G、首届东亚诗人大会（中、日、韩）、第三届国际华文诗歌奖、太平洋国际诗歌奖、2016两岸诗会暨“桂冠诗人奖”、第十一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鲁迅文学院举办的学术论坛“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诗歌的语言、翻译和可能性”、北京语言大学主办的“中国诗歌对外翻译与传播国际高层论坛”、中国诗歌学会设立中日诗歌交流办公室并启动《中日诗歌丛书》出版项目、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和磨铁读书会主办的第三季诗歌翻译坊、“胡同诗会――中外诗人面对面”“跨越语言的诗意：国际诗歌朗诵会”、上苑艺术馆“国际创作计划”等。除了各种国际诗歌节和交流活动之外，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的对外翻译工程（含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翻译）以及中国作协诗刊社编选的《那些上紧时光的手》（一带一路诗之旅 译诗卷）、中国诗歌学会组织编纂的《“一带一路”国家诗歌经典文库》都不断助推诗歌翻译尤其是汉语诗歌的对外译介。与此同时，诗歌的国际化视野也助长了一些假想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写作幻觉。跨文化、跨语际的诗歌交流实际上并不是对等和平衡的，往往会产生失重的状态――比如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坦诚说出的“因为能读到的译本不多，我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还是有限”。而这一不对等的关系再加之区域文化政治和不自觉的意识形态性而影响到不同国别诗人的判断力和自信程度，“新诗是我们的传奇。即使不使用百年新诗这样的尺度，人们也能隐隐感觉到这一点：新诗是汉语的现代传奇。但在柏林诗歌节上，我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另外的情形：西方人只愿意把新诗当成是我们的一种分类简陋的政治文献。对他们而言，新诗不过是一种文献诗。”（臧棣）西川在接受《辽宁日报》访谈时也认为中国诗人在世界上还没有树立起自身形象，“绝大多数诗人的作品翻译成外文后完全处于失效状态”。王家新则认为许多翻译家对新诗的建设性贡献大于诗人，诗的成就与不足都与翻译直接相关。
不断涌现的以西川、王家新、陈黎、李笠、黄灿然、汪剑钊、田原、高兴、树才、李以亮、桑克、程一身、伊沙、晴朗李寒、远洋、王敖、胡续冬、周公度、周伟驰、雷武铃、王嘎、杨铁军、陈太胜、舒丹丹、薛舟、倪志娟、范静哗、张文武、包慧怡、胡桑、王东东等为代表的“诗人翻译家”使得诗歌译介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以新陆诗丛、巴别塔诗典、雅歌译丛等为代表的诗歌翻译工程不再是以往欧美诗歌的一统天下，而是向以色列、巴勒斯坦、韩国、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等更多的国家和族裔拓展。2016年代表性的译著有《里尔克诗全集》（陈宁、何家炜译）、《英国诗歌选集》（王作良编选）、《冥想之诗》《漫游之诗》（蔡天新主编）、《帕斯捷尔纳克诗选》（智量译）、《帕斯捷尔纳克传》（王嘎译）、《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王家新译）、《寂然的狂喜：叶芝的诗与回声》《噪音使整个世界静默：阿米亥诗选》（傅浩译）、《幻象集》《毕加索诗集》（余中先译）、《舞步――迈克尔・杰克逊诗文集》（陈东飚译）、《佩索阿诗选》（欧凡译）、《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薛庆国译）、《兰波诗歌全集》（葛雷、梁栋译）、希尼的《人之链》（王敖译）、《电灯光》（杨铁军译）、《区线与环线》（雷武铃译）、《夜舞――西尔维亚・普拉斯诗选》《重建伊甸园――莎朗・W兹诗选》（远洋译）、《高窗――菲利普・拉金诗集》（舒丹丹译）、《奥登诗选：1948―1973》（马鸣谦、蔡海燕译）、《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露易丝・格丽克诗集》（柳向阳、范静哗译）、《月光的合金：露易丝・格丽克诗集》（柳向阳译）、《卡明斯诗选》（邹仲之译）、《浪游者》（林克译）、《现实与欲望：塞尔努达流亡前诗全集1924―1938》（汪天艾译）、《春天 得以安葬》（高银诗集，金丹实译）、《密茨凯维奇诗选》（林洪亮译）等。除了汉译，诗歌的对外译介也值得关注，比如多多的双语诗集《诺言》以及古典诗歌集《独立》、古典诗歌集和游记《寻人不遇》、痖弦的诗集《深渊》、伊路的《海中的山峰》等被翻译成英文。此外，《中国现代诗系》韩语版、蔡天新《幽居之歌》亚美尼亚版、《杨克诗选》蒙古语版的出版多呈现了多元化的对外传播空间的进一步拓展。尤其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历时八年之久翻译的《杜甫诗》全译本的出版在国外引起巨大反响。熊辉的专著《翻译诗歌在中国的接受》、孙晓娅编选的《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以及日本汉学家木山英雄的《人歌人哭大旗前――时代的旧体诗》立体化呈现了不同视野的诗歌译介。《人歌人哭大旗前――时代的旧体诗》以1950―70年代知识分子的旧体诗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一种相当开阔的历史视野中对于中国革命做出了独到理解与别致阐释。洪子诚认为这本书通过对“若干热情参加、追随革命，却遭受难以想象的磨难的知识分子写的旧体诗的分析，来探索他们的独特命运，他们不同的应对方式和精神、心灵轨迹，并扩大引发至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思考。”（《构成了一种同一时代人的关系》）荷兰著名汉学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专著《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则从文本、语境和原文本三个方面对198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社会转型、先锋诗歌裂变、诗歌思潮、创作新变以及诗人专论进行了别开生面、角度独特、立论新颖的观察、剖析与反思，体现了一个“局外人”对中国当代诗坛“多方面的深入而独到的观察、理解”。陈太胜翻译的特里・伊格尔顿的《如何读诗》则向我们敞开了诗歌阅读的多重空间和可行性方法。
一定程度上，汉语诗人在国际上获奖也是汉语诗歌写作认可度的提升，比如吉狄马加获得2016年度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以及罗马尼亚《当代人》杂志与布加勒斯特作家协会联合授予的“卓越诗歌奖”和“诗歌创作奖”、中国台湾诗人杨牧获得瑞典“蝉奖”、多多获得墨西哥“新黄金时代诗歌奖”、潇潇获得罗马尼亚作家协会颁发的“阿尔盖齐诗歌奖”。
本年内诗歌批评与研究继续深化，研究者的整体考察和问题意识突出。尤其是在新诗百年之际相关的研讨会、研究文集、报告和文丛、专著均取得建设性成果。代表性的有《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中国现代诗学丛书》（12种）《声音的诗学：现代诗抒情艺术研究》《李瑛诗歌研究文选》《大诗论――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年编2014―2015》《新世纪诗歌批评文选》《诗的证词――一带一路诗之旅 诗学卷》《70后批评家文丛》《阅读的姿势》《梁平诗歌研究》《分叉的想象》《萤火时代的闪电》《陌生人的悬崖》《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陈超和他的诗歌时代》《读一首诗，让时光安静》（文本细读）等等。李少君、刘复生主编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诗歌》收录了17篇关于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现象和问题研究文章，涉及到诗歌的地方性、现实感、校园诗歌、诗歌的大众化、诗歌伦理以及传播等问题。
新诗歌范文第8篇
关键词：早期象征主义；新诗；改造；处境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1-0100-02
从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及其观念发展的内在逻辑一直是从“非诗”再到“非诗”，新格律诗在闻一多的倡导下致力于新诗的规范化，力图扭转新诗发生后出现的过于散文化等弊病，这种着力于新诗表象上的纠正，并没有获得实质上的成功。而差不多和它同时出现的早期象征主义则是对新诗“太实、太白、太直、太露”，过于“清楚明白”缺少诗味的纠正。但是早期象征主义的尝试存在很多尴尬，虽然当时的中国诗人做出了一系列努力，其结果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一、李金发“黑色幽默”的怪异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李金发是个特异的例子，用朱自清的话说“李金发是一支异军”。朱自清所说的“异军”带有“异军突起”的意味，主要是指李金发第一个把“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手法”“介绍到中国诗里”的功绩。但李金发的特异却不仅是他的这份功绩，历史和李金发开了个带“黑色幽默”色彩的玩笑。
李金发的第一部诗集《微雨》写成于1923年，《微雨》一出版便给国内诗坛带来了一种震撼，这种震撼有惊异，有肯定，有人就把李金发称为中国诗歌界的晨星，中国的魏尔伦，东方的波德莱尔，也有人觉得这是种“新奇怪丽的歌声”，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摇头表示看不懂，认为他的作品“太神秘、太欧化”了，令人难以理解。最有意味的是同为早期象征主义诗人的穆木天对李金发的诗歌也持反对意见，事实上，不仅在当时如此，即使很多年后李金发的诗歌也依然难以为人理解。周作人是当年大力推荐李金发作品的伯乐，但周作人对李金发作品的评价也仅仅停留在“国内所无，别开生面”上。
在今天来看，造成李金发诗歌晦涩难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象征主义诗歌与此前的诗歌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无论是以为代表的为白话自由诗，还是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抒情诗，甚至闻一多的新格律诗，他们每一首诗都有一个主题在里面，都有一个基本的“意思”，但象征主义没有，象征主义只要“感觉或情感”，倘若我们已经体味到诗中的感觉，却还要固执地寻求其中的意思，那么我们只能是失望。这就是象征主义之所以让人难以读懂的原因。而且，还应该看到，象征主义和中国古典文学中一直就存在的象征手法是有很大差别的。在新诗发展史上，虽然中国诗人很早就注意过象征主义，但只有李金发才是真正引进西方象征主义的第一人。此外，李金发的诗歌还存在过多地“借鉴”魏尔伦和波德莱尔的情形，这种生硬的接受也使得李金发的诗歌过于“欧化”，使人难以接受。
其次，李金发并没有真正透彻理解象征主义。对此，我国台湾学者杨允达曾经说过：“李金发是第一个以法国象征技巧写诗的人，他师承魏伦，自认为魏伦的弟子。但是他的毛病就是没有学到魏伦锻炼语言文字的功夫。魏伦虽然无视古典的条规，却能以新的方法锻炼语言。其作品文字纯净、简洁，毫无拖泥带水、生涩难懂之弊，是法国象征派所难企及，而其旋律之美，也为读者所知。”[1]李金发虽然象征主义的诗学功夫不到家，对象征主义的理解也存在偏差，但毕竟受益于象征主义，他的诗歌特征沈用大曾做了归结，认为有四点：“一是颓废的思想情绪，二是扭曲的审美趣味，三是怪诞的表现手法，四是晦涩的艺术效果”[2]。这种颓废、扭曲、怪诞和晦涩正是人们对李金发诗歌难以理解的障碍。其实象征主义的目的是“陌生化”，使人重新认识事物。但在李金发手中手中却变味了。
再次，李金发对本国语言的感受力太差。李金发出生在一个落后的小山村，从小所受的教育十分枯窘，主要是读了一些古文，19岁留法学习雕塑，在波德莱尔、魏尔伦的影响下开始学习新诗创作。但他对当时中国诗坛的了解主要是靠一些订阅的报纸杂志，并没有亲身体验和白话文运动，因此对白话文的运用并不是十分顺畅。所以在李金发写作的过程中，经常有白话文、古文、法文夹杂在一起的状况，今不今古不古、中不中洋不洋，语言表达效果非常不好。卞之琳曾就此说过：“李金发应该说不是没有诗才的，对于法国象征派的特殊风味也不是全不能领略，只是对于本国语言几乎没有一点感觉力，对于白话如此，对于文言也如此，而对于法文连一些基本语法都不懂，偏要译些法国象征派诗，写许多所谓法国式的象征派诗，结果有过一个时期，国内读者竟以为象征派就是如此，法国象征诗就是如此。”[3]
所以说，中国新诗选择了李金发似乎是一个玩笑，这可真是一个黑色幽默。
二、穆木天的理论与实践的背离
1926年3月，穆木天和王独清分别在《创造月刊》一卷一期上发表了《谭诗――寄郭沫若的一封信》和《再谭诗――寄木天、伯奇》两篇文章，成为本土化的中国象征主义诗学奠基者。
穆木天在《谭诗》中提出了“纯粹诗歌”的主张，要求诗与散文纯粹分界。基于此，他阐述了他的一些主张。首先，诗的统一性和持续性。穆木天认为一首诗应该有一首诗统一的思想内容，同时还应该有一个“先验动态的持续的律动。”其次，他认为诗应该既是数学的又是音乐的东西。认为形式和内容不可分开，“诗的律动的变化得与要表达思想的内容的变化一致。”在诗的形式上，穆木天认为越多种越好。再次，穆木天强调诗的暗示功能。认为“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在这一点上，他以为是最大的罪人，因为提出了作诗需得如作文，所以导致中国新诗的过分散文化、直白化。第四，穆木天还认为国民文学和纯粹诗歌并不矛盾，认为“人们不达到对生命的最深的领域没有国民意识。对于浅薄的人，国民文学的字样不适用。”第五，穆木天主张诗的韵越复杂越好，主张废除句读。第六，穆木天认为应该直接以诗的思考方法来思想，直接用诗的文章构成法去表现。
穆木天的这种象征主义诗歌观念已经不完全是法国象征派的诗歌观念了，其间掺杂了很多穆木天对当时诗坛各种现象的思考，是穆木天对当时诗坛的一种纠正和反拨措施。比如说，他讲究的诗的内容统一性、内在流动性以及音乐性等都是对新诗当时粗糙、直白、散文化等弊病而言的。他对国民文学和纯粹诗歌关系的论证则反映出他企图将象征主义的文艺创作同现实生活的表现结合起来，这是和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
穆木天的这篇象征主义论文是象征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象征主义诗学最为丰厚的一个收获。但是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上，穆木天的这些诗学设想却没能成为现实。1927年穆木天出版了他的诗集《旅心》，这部诗集中的作品整体倾向更加趋向的是浪漫主义。他虽然提倡“纯粹诗歌”，但他的许多诗却是相当散文化。就具体写作技巧来说，穆木天的诗歌更多关注的是叠音叠字、排比、对偶等手法的运用，离真正的象征主义诗歌技艺还差得很远。总的来说，穆木天的诗歌创作远远没有达到他理论上所阐释的深度，是典型的诗与诗学相悖离、相脱节的例子。
当然，穆木天的贡献是很大的，尤其是他的“以诗去思想”很有见地，触及了诗歌思维方式的根本层面。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穆木天加入了“左联”，在写作态度上来了个急转弯，对自己前期的象征主义理论与写作实践进行了全面的否定。
三、王独清对象征主义改造的变更
王独清和穆木天都是由浪漫主义转向象征主义的，王独清转向象征主义之后，和穆木天一起提倡“纯粹诗歌”，但和穆木天不同的是，王独清将诗歌的语言作为纯粹诗歌的中心问题，可以说王独清的这种认识是非常有见地的。
王独清的诗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他提出的那个“最完美的‘诗’”的诗歌公式：“（情+理）+（音+色）=诗”。陈太胜在《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中提到从王独清的这个公式可以看到他接受象征主义诗学的“本土化和个人化倾向，他和穆木天一样，都是由浪漫主义转向象征主义的，一方面借象征主义清算浪漫主义的唯情论倾向，另一方面却并没有全然抛弃浪漫主义，在他所列的公式中，前半部分强调的‘情’和‘力’实际上还是浪漫主义的东西居多。”[4]
王独清的“情”大约指的就是他自己诗中到处弥漫着的那种沉郁的感伤主义情绪，在他的诗中遍布“死亡”“孤坟”“长眠”“冷风”“落花”“荒草”“腐土”等等悲凉的词语和意象。王独清的这种情绪的生成既和之后的社会上弥漫的那种颓废空气有关，也和王独清本人的那种贵族主义气质有关。穆木天就曾说王独清代表的是贵族的浪漫主义。
王独清的“力”指的是情感抒发的力度。在这方面他主要通过叠词叠句来凸显强有力的情感。不过和穆木天相比，王独清的叠词叠句使用更为节制一些，看起来也更为自然一些。王独清还通过一种叫作“长短断续的写法”来凸显情感的力度，在诗歌中利用行与行不同的字数，长短诗行相间来加强诗歌的节奏感，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有创意的探索。
王独清的“音”与“色”是他本人最为看重的，他希望能像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那样，将“音”与“色”放到文字当中，使语言完全受自己支配。他的这种思想主要是受到魏尔伦和兰波的影响，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做音色交融的诗歌。但是在他本人的创作实践中，却并不是如魏尔伦等人那样“将诗提高到音乐，让诗富有音乐的暗示性这一‘理念的节奏’这一观念来理解的，而是停留在‘音调’上。”
因此，王独清和穆木天一样，他们虽然在理论上对中国早期象征主义诗学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是在创作上他们却都没有完成各自的使命.他们的理论与创作是相脱节的。而且，和穆木天一样，20世纪30年代后王独清对自己先前追求的象征主义诗歌道路采取了否定态度。
王独清和穆木天在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的这种“力不从心”的状态，加上李金发的尴尬共同构成了中国早期象征主义诗人的处境，这种处境着实是让人苦闷的。
四、结语
李金发、穆木天以及王独清等人的早期象征主义理论虽然没有真正解决中国新诗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尝试并不是没有意义，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融会既往新诗优点和长处的现代主义诗歌诞生了，以戴望舒、梁宗岱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人大胆探索实践，一方面对新格律诗进行清算，另一方面对象征主义进行本土化改造，最终在创作和理论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戴望舒的诗歌是对自由诗、抒情诗、新格律诗、早期象征主义诗歌融汇吸收后的大整合，而梁宗岱的“纯诗”观念终于触及新诗的根本性问题，中国新诗的探索最终见到了黎明的曙光。
参考文献：
[1]金丝燕.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79.
[2]沈用大.中国新诗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