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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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的父亲范文第1篇
袁隆平和他的“两系法”
“我梦见我们种的水稻，长得跟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这个禾下乘凉梦，袁隆平说他做了两次。而作为“杂交水稻之父”，关于水稻的梦，他一做就是40多年。
而今，袁隆平那个高效、高产的水稻梦已经实现了。
在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示范基地—湖南湘潭县泉塘子乡，上千亩的超级杂交稻叶青、秆明、谷黄。该示范基地的超级杂交稻比一般晚稻每亩可增产约200公斤，亩增纯收入280元左右，接近一季成本，双季产量的效果，实现了优质、高产、高效，深受当地农民的欢迎。该示范基地已先后吸引了国内外农业官员和专家4万多人前来观摩考察。
其实，早在1987年，“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项目，袁隆平出任责任专家，主持全国16个单位协作攻关。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大面积生产，平均产量比“三系法”增长了5%～10%。
很多人对“两系法”的命名饶有兴趣，在记者问起“两系法”的命名时，袁隆平表现出了他特有的幽默感：“‘两系法’使杂交水稻育种真正成为了‘一夫一妻制’”。袁隆平进一步解释道，因为，在杂交水稻育种中，“两系法”由于免除了过去“三系法”的水稻保持系，只保留“父亲”不育系和“母亲”恢复系而得名。
时间可以追溯到1986年。
袁隆平发表了题为《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构想》一文，正式提出杂交稻育种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即从“三系法”向“两系法”，最终过渡到“一系法”，在程序上朝着由繁到简但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在杂种优势利用水平上，则是由品种间到亚种间，最后再到水稻与其他物种间的远缘杂交，朝着杂种优势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
这篇文章被视为杂交水稻发展历史上的纲领性文献。在这个指导思路下，由16个单位参与组建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很快成立，袁隆平任组长。
然而项目的进展并不顺利。团队成员之一、江苏省农科院原副院长邹江石记得，1989年夏季，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持续异常低温，导致在长日照条件下已经通过鉴定的“光敏不育系”变成了可育，“两系法”杂交稻研究陷入低谷。
面对挫折，袁隆平有种越挫越勇的决心。
在观察研究基础上，他分析指出，育性转换主要并不是受日照长短控制，而是取决于温度，并据此提出了温度控制指标以及相应的选育技术策略和核心种子生产程序。邹江石回忆说：“袁隆平的指点仿佛拨开云雾，豁然开朗，令大家信心倍增。”
研究路线及时调整后，一批成果相继涌现。袁隆平的弟子、当时还在湖南安江农校工作的邓华凤发现了“安农S-1”不育系材料，团队成员罗孝和培育出低温敏不育系“培矮64S”及其组合……“两系法”杂交水稻迎来了曙光。
在国家863计划等项目支持下，经9年攻关，“两系法”杂交稻于1995年终获成功，实现了作物育种上的重大突破，使我国杂交水稻研究水平继续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水稻较大面积亩产也从700公斤提高到了2013年的988.1公斤。
应用推广紧接着开展了起来。据统计，截至2012年，全国累计推广地“两系法”杂交水稻4.99亿亩，增产稻谷110.99亿公斤，增收271.93亿元，推广区域遍及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为我国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强力技术支撑。
“都是大家干的，荣誉应该属于全国杂交水稻科技工作者。”手捧着烫金的证书，袁隆平如是说。
“两系法”的艰难由来
两系杂交水稻技术已然成为继三系杂交水稻技术研究成功之后，我国农业科技领域又一伟大创新。
它的研究成功，进一步彰显了我国杂交水稻技术研究的实力和水平，确保了我国杂交水稻技术研究的世界领先地位，促进了我国水稻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曾先后被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评为1996年“中国十大重大科技事件”之首、2003和2011“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之一。
截至2012年，全国累计推广两系杂交稻4.99亿亩，增产稻谷110.99亿公斤，增收271.93亿元，推广区域遍布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它的推广应用，促进了我国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升级和水稻产业结构调整，为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国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强力技术支撑。
“对于第三步即‘一系法’，现在看还处于探索阶段。”袁隆平坦言，他曾经认为成功指日可待，但深入下去又发现非常复杂，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袁隆平看来，关于“一系法”固定杂种优势的途径，以培育水稻无融合生殖系最有前途。利用无融合生殖材料固定水稻杂种优势，将分子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实现“一系法”杂种优势利用的战略设想并非没有可能。
2012年11月，刚过完82岁生日的袁隆平亲自撰文，发表《选育超高产杂交水稻的进一步设想》，提出了水稻从传统高杆到矮杆，再经由半矮杆、半高杆到新高杆乃至超高杆的螺旋式株型发展理论。
两系杂交水稻技术不仅成为我国独创并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重大科技成果，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提供了新的科技途径，也得到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将其列为国家对外援助的重要技术项目，加强与世界水稻种植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为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
两系法推广开之后，杂交水稻技术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列为解决世界粮食短缺国家的首选技术，先后有67个国家的专家来我国学习，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进杂交水稻技术，试种推广杂交水稻。
从亚洲到美洲，再到非洲、欧洲，增产优势明显的杂交水稻被冠以“东方魔稻”、“巨人稻”、“瀑布稻”等美称，甚至将之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媲美。“杂交水稻外交”也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外交品牌。
包括“拯救饥饿奖”、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保障奖”、“世界粮食奖”、入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等多个世界奖项和荣誉，就是对袁隆平为全人类作出伟大贡献的肯定。而就在近日，挪威议员还提名袁隆平角逐201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袁隆平的父亲范文第2篇
在卖火柴小女孩眼里，梦想是飘香的烤鹅，是奶奶温暖的双臂。在邓亚萍眼里，梦想是坚持心中永不服输的信念，只要你肯努力，就一定能够成功。在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眼里，梦想是“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萄一样结得一串串”，梦想是不停地突破和探索，是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创造。在“千手观音”邰丽华的眼里，梦想是聋人可以“听”得到、盲人可以“看”得到、肢残朋友可以“行走”，梦想是从不言弃、努力拼搏的精神支柱。
每个人都有梦想，而我的梦想是与众不同的，就是当一名特殊的画家。我要用我的神笔，把祖国点缀得更加美好。
我拿起画笔，开始画第一幅画。我先画出大片大片的森林，森林中的鸟儿婉转的歌唱；画出清澈见底的小溪，小鱼小虾在里
面欢快的嬉戏玩耍；画出一座美丽的城市一座座高楼大厦座落有致，街道上一尘不染。最后我大笔一挥，污水变成了清清的河水，废气变成了人类需要的氧气；没有汽车，没有尾气。
第一幅作品画完了，我觉得很满意，便揣摩起第二幅画来。这回我要画生活中的细节。我要先画出一位位老人，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安祥幸福的笑容。快看，他们的旁边，有着一个个“红领巾”，为他们捶背，洗衣。在公交车上，儿童、妇女和老人都坐在最舒适的位置，快乐的聊着天，而他们的身旁则站立着一位位年轻人，就像他们的保护神。
最后我拿起神笔，画起了我那温馨的家。我的家人都很健康，人人都很快乐，都很容易满足。我有一个古怪的爷爷，一个慈祥的母亲，一个严厉又很疼爱我的父亲，一个调皮可爱的妹妹，还有一个活泼的我。我的生活很快乐很温馨，我希望这样的生活永远伴随着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过着快乐的生活。
我的画画完了，我端详着这幅画，要是我的画能变成真的多
好啊，我相信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我相信，用我的神笔，一定能创画出一个多姿多彩的祖国！
梦想是有力量的，它是人生前行的动力之源；高远的梦想可以激发一个人生命中所有的潜能。上帝没有给我们翅膀，却给了我们一颗会飞的心，一个会梦想的大脑。于是让我们大家都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袁隆平的父亲范文第3篇
一、敷衍塞责误大事，用心细致铸辉煌
居安思危危自小，有备无患患可除。看似说的司机朋友们，其实这是干任何事都适用的警世通言，不用心就像高速路行车快乐一时、祸痛一生。在这里我举两个同学的例子大家就明白该怎么做了。一个葛一伟，一个叫天一，都是2010年毕业的。如果我在课堂上要求背诵一段文章，天一肯定是全班第一个背会的，乐颠颠的赶紧抓个第一，然后就长吁一口气东张张西望望，葛一伟总是很羞怯地说还不熟。等到过了背诵关，一默写，天一是一定肯定加确定会有一些小失误，然后他一看后悔的不得了，但毕竟错过了，而葛一伟让你检查的定是字体工整卷面整洁的默写内容，错误一点没有，标点都不会错。我们看看，你说谁聪明？谁笨？不是，关键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再比如两人做文段阅读题的对比，鲁迅的《藤野先生》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这表明了作者对清国留学生怎样的情感与态度？从句中哪些词语可以看出来？）天一会这样答：恶心、嘲讽。扭几扭，标志。绝不多写一个字，他根本不管连不连贯，通不通顺，只管随意把空白处填上字即可。而葛一伟会这样答：表明了作者对清国留学生的厌恶和嘲讽。这帮清国留学生留着辫子，而且“盘得平”，“油光可鉴”，表明他们精心打扮，“扭几扭”写出他们招摇过市、自我陶醉的丑态，“实在标致极了”，作者用反语表达了强烈的愤懑、讽刺之情。问什么答什么，具体完整流畅自然。如果这道题出在了中考试卷上，满分为3分的话，丁一只能得1分，葛一伟就能得满分。平常总说丁一这样不行，他会说，平时何必这么认真，只要在中考中注意一下就行了。很无语，中考的成绩出来丁一语文考了89分，葛一伟考了115分，而丁一因9分之差没有考上一中，葛一伟却考得全焦作市第一。可以看出，如果你平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习惯保持下来，那么在中考的环境下，你很难记起要书写详细，尤其遇到难题或时间紧张，那就更不可能了。对比最能说明问题，如果说他们二位是高速路上的司机，葛一伟是靠用心细致去经营前途的，而丁一就是典型的敷衍塞责误大事的司机。
二、小题小分上下工夫
相信同学们都有这样的体验：每次做读音、错别字、成语等基础题目时，就是靠自己临场的感觉，而这种蒙的选择和语感又有区别，它带来的最大后果就是成绩不稳定。如果我们把做过的练习、试卷上容易犯的错，平时常见的但也容易弄错的读音、字形、词语、成语、病句类型等，统统要记在积累本上，一定有用。葛一伟就是这样，每次做完题，第一个工作不是看自己考了多少分，而是把所犯的错误统统写到积累本上，从点点滴滴着手。2010年中考语文卷上有一道成语选择题：山清水秀，成语写成这样对还是错？大家说说，也拿不准？这个“清”到底带不带三点水，应该是“山清水秀”，意思是“山明水秀”，葛一伟就做对了，稳得三分而丁一这个题却做错了。想考高分学习到一定程度就得对自己的知识进行精雕细琢，牢牢地准确掌握，才能把小分数积攒起来积少成多集腋成裘。
三、火车不是靠推的
爱默生说，一心向着自己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给他让路。当代神农氏袁隆平的目标就是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原子弹之父邓稼先的目标是让中国有着世界先进的原子弹和氢弹 。
想自己就是一辆火车，你前方的终点就是你人生的目标，但你就是不想前行，就是要别人在后面推你，推力小你纹丝不动，推力大你就翘翘屁股，推力停了，你也就放下了屁股，但依旧原地未动。别的不说了，打开发动机自己跑吧。动力源自于自己，哪那一辆火车跑快是靠人推的？给大家说说我以前的一个学生的故事吧！她是个不幸的女孩儿，叫林丹婷，她父亲因为她母亲隐瞒了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事实，知道想要个儿子是没希望了，然后就回甘肃老家了，留下年幼的林丹婷和她患先心的母亲及严重风湿的姥姥，母亲和姥姥一个冬天就全部在卧室里待着，姥姥用腿撑着缠毛线，母亲给别人织毛衣，织一件毛衣30块钱。中午林丹婷放学回家后，得先倒掉废煤球渣、尿桶，再提提水，搬几块煤球，刷刷碗。七岁，就开始给妈妈洗衣服了。林丹婷的目标就是我要听话，我要挣钱养活妈和姥姥，要不然妈妈就要把我寄到爸爸那里去。一个“寄”字里面有多少无奈与伤感呀。她是我们那一届唯一考上焦作一中的学生。人不能脆弱，得有志气，我总认为有志气的人是有出息的，心中要憋着一股做成事的劲儿。
袁隆平的父亲范文第4篇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孙利军说，
阿里要做的，是把互联网基因植入农村，
让农村电商自身具备“造血”能力。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孙利军快步走上讲台，依次向现场领导、嘉宾致敬后，他扬起眉峰，语调陡然升高。一句极富激情的“我们最可敬的村小二们”，仿佛沙场点兵的号令，瞬间激活全场。
台下套橘红色马甲的“村小二”方阵起身欢呼，面孔多为80后和90后。他们被视作农村电商的触角、让互联网在农村扎根的生力军，同时也是阿里年货节的主要参与者。
2016年12月16日，第二届阿里年货节在福州启动。这是继“双十一”“双十二”之后，阿里再造的一个新节。用马云的话说，“双十一”是网民的，“年货节”是农民的。
作为农村淘宝掌舵者，孙利军曾多次向马云陈情，要让今天的农村变得更有味道，让亲情更浓。
“我们很多人都怀念小时候农村过年的景象。这几年的感觉是不是淡了很多？因为今天的农村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更多是以三八、六一、九九（妇女、儿童、老人）为主线，更多年轻人奔赴在各大城市，农村变得冷清。”去年举办第一届年货节的时候，孙利军说阿里一直在思考：电商企业到底能够给农村带去什么，今天农村缺少的是什么？
马云曾以自己颇为尊重的袁隆平先生为例类比：袁隆平把亩产做到了千斤，而阿里希望通过互联网的手段，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把亩产做到一千美元，让土地成为农民真正的财富来源。
答案日益清晰：不做救火队，而做造血者。正如孙利军所言，“阿里要做的，是把互联网基因植入农村，让农村电商自身具备造血能力”。
万能的村小二
喊喊“互联网+”口号，刷刷农村外墙，这些已经不能满足当下中国农村对电子商务的想象。
自201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农村电子商务被上升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
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也在提醒人们，农村电商正迎来爆发点：2016年上半年农村网络零售额超过3100亿元，增速明显超过城市，预计2016年全年将达6475亿元。相比2015年的3530亿元，2106年的农村网购规模几乎翻了一倍。
电商巨头们对此早有布局。阿里巴巴2014年10月宣布，启动“千县万村农村淘宝计划”，未来3至5年内投资100亿，在全国建立1000个农村淘宝县级运营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
2016年5月12日，福建省古田县岭里村农村淘宝服务站在村委会一层大厅开张。乍看上去，有点杂货店与便民服务柜台混搭的味道：办公桌上两台电脑，墙上挂着35寸液晶电视，货架上陈列着电热水壶、牛奶、方便面、洗衣液等日用品，墙上橙红色海报印着“人好货好啥都好”的标语。
80后谢锦平是这处服务站的农村淘宝合伙人，即“村小二”。见到《财经天下》周刊记者，他形容自己“是个奇葩”。
谢锦平曾是福州某企业财务主管。大学毕业后，在福州工作生活11年，有车有房，符合乡民心目中农村娃在城市立足的标准模版。
如今，他的工作内容里没了密密麻麻的报表，改为对着电脑买买买。前一阵，在福州工作的老乡委托他给老家父母买张供桌。谢锦平花一个多小时在网上反复对比，选了一张朱漆木雕款，把链接发给老乡，确定了款式、价格后，他帮忙下单并通过支付宝预付款。
2015年年初，谢锦平刚跑回老家古田县岭里村时，家人一脸愕然，父亲气得长时间不理他。在农村，年轻人返乡，往往被解读为犯傻，抑或在外奋斗失败。
只有谢锦平自己知道，财务工作有多枯燥和重复，很难获得职业成就感。“家乡也挺好的。”起先，他在山上养羊，准备卖羊肉。发现受制于物流问题后，今年3月，他报名参加了农村淘宝合伙人招募考试。
接到县里下发的报名通知时，腼腆的90后大专毕业生陈旭正在杭州找工作。他学的应用电子专业，觉得农村淘宝对路，便匆忙购票回家。
杉洋村70后村民余小琴，开了十多年小杂货店，在村里拥有极佳人缘。她戴副红色镜架的眼镜，本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因为网购的人越来越多，这两年她的顾客越来越稀少。听说农村淘宝招合伙人，是阿里跟政府的合作项目，她也报了名。
古田县农村淘宝运营经理卓美琴称，当时全县共有380人报名，180多人通过笔试、面试进入试运营阶段。最难的环节是9天试运营，要求每人每天至少完成10个订单，还要写心得。最后全县共有40个人突围。
2016年5月12日，古田县首批农村淘宝村级服务站同时开业。当天下单量13103单，成交额275.3万元，首日交易量跻身全省村淘县第一。这让陈旭发现，农村市场真的很大。
岭里村党支部书记谢海鸿出手即大件。在谢锦平的服务站内，他一口气买了气派的门冰箱和一台49寸液晶电视。村里前一阵要添置办公设施，搁以前，还要专人跑到县城选购，现在他在农村淘宝上买齐了办公桌、办公椅，服务站还负责送货上门。
谢锦平最直观的感受是，农村电商可以把大家的生活成本降下来。曾有村民花1499元在镇上买了一台32寸TCL液晶电视。后来他邻居找谢锦平代购同款，网上价格不到1200元，一件商品便宜了300元。
此前有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大家电价格比电商平台普遍高10%～20%。谢锦平发现，在杉洋镇，电器类实体店几乎快绝迹了。
农村电商正冲击传统乡村经济形态，不止家电。服务站开业前，谢锦平劝岳母：“赶紧转型吧，我这边一开，会对你影响很大。”谢锦平岳母在村里经营一家服装店。
试运营时，谢锦平按县域统一推广，代卖过几天化肥。他当时很纠结，本家叔公便在村里卖化肥，每袋198元，而他代卖的只要135元。“做了6吨就不敢再做了。”余小琴的公公则替她担心：别被政府忽悠了，最后成为全镇商家的公敌。
大部分村民对农村电商的接触与接受仍是个渐进的过程。
陈旭刚开始向村里老人宣传时，有的老人只买袜子等很小件的商品，几天后，他的订单就变成了电视这种大件。谢锦平观察，很多年纪稍大的村民，虽然用上了智能手机，但对网购的知识接近于零。从应用商店下载农村淘宝、注册账号、选购商品排序、放购物车……他得一步步教会村民熟悉流程。
购物经验也需要积累。刚当村小二时，陈旭曾帮一个伯伯代购PE水管。当地村民习惯将山泉水引到家里饮用。那名村民挑了全网价格最低的，陈旭没经验，直接帮他下了单。买回来却发现，水管材质太软，不禁烫，根本不能用。
遇到只看重价格的村民，余小琴也会善意提醒她们：“这么便宜，我怕质量不好，不建议你买。”
最先成为村小二客户的，有部分是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他们会发微信，遥控指挥村小二，帮家里买电视、服装等商品。村民林正钦常年在外打工，近期妹妹要结婚，小林在网上挑了一件大毛领加厚羽绒服，直接把链接发给余小琴，“帮忙看下这个我妹能穿么”。余小琴告诉她，拿不准的话，可以让她妹妹到服务站来试试。
“早上7点，眼睛一睁开就看这个，晚上11点半睡觉，还在看这个。”余小琴划拉着微信，自嘲连玩游戏的时间都没有。微信上100多条未读信息，大多是村民留言。她现在还雇了8个“淘帮手”，协助做“售后服务”。
前两天，有名村民买的麻将桌坏了，余小琴带人上门，帮人家修理。尽管这并不在他们的服务范围内。
卓美琴开玩笑说：村小二是万能的，什么都要会。
孙利军将村小二比作电商切入农村的最小单位，希望让老百姓从电商开始触网，让农村攒出互联网的基因。
最后一公里的“算计”
经历过2014年的农村刷墙运动后，铺好互联网进农村的道路更为迫切。
橘红色的服务点开进古田县岭里村以前，党支部书记谢海鸿曾多次向镇上反映，什么时候能在村里设个快递点。
岭里村距离杉洋镇16公里，每天只有3班公交。之前村民在网上买东西，快递配送只到镇上。次日，大小不一的包裹再被集中塞进公交车，挤在中巴车厢某一角落，晃晃悠悠地转运到岭里村快递代收点，平均下来每单要加收5元钱。
网购同样商品，收货时间延长，运费却比城市还贵，多少让人心里不平衡。
谢海鸿强调，岭里村地处古田、罗源、宁德三县区交界处，是杉洋镇下半区8个行政村的政治、交通、文化、商业中心，但始终没一家快递公司下来设点。
2016年年初，谢锦平刚开始卖羊肉时，对农村物流也特别苦恼。他寄出去的羊肉，每件至少要加3元物流成本，还要本人跑到镇上。时间久了，常照顾他生意的福州朋友都忍不住抱怨：羊肉挺好，就是快递太不给力。
由于政府也无法干涉快递企业运营，电商进村之路，就默默卡在了最后一公里。
成为村小二以前，谢锦平没有在网上买过东西，甚至没有淘宝账号。因为听说农村淘宝通过菜鸟网络（以下简称“菜鸟”）能解决物流问题，他就直接报了名。面试村小二前一晚，谢锦平悄悄捣鼓了一个账号，进去体验，感叹“村淘可以做的事太多了”。
某种意义上，菜鸟就像农村淘宝的工程兵部队。农村淘宝进到多少个县城，菜鸟就在多少县城完成了网络铺设。
阿里巴巴副总裁孙利军曾用“地网”形容农村物流建设。菜鸟并不直接配送商品，而是利用数据系统将各地的快递及物流公司的运力组织起来，在农村搭建配送网络。具体而言，由于快递基本不进村，菜鸟先在县城设立县运营中心（注：县仓）。“村小二”下的订单，只需要商家通过快递公司送到县仓，菜鸟再集中包裹，利用当地物流送到农村。
马云曾为菜鸟确定了两个原则：要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最被津津乐道的案例，莫过于2015年4月，菜鸟将一条18米长的玻璃钢龙舟，从广东运送到贵州铜仁松桃自治县蓼皋镇落塘村80后村民姚福洲的身边。而公园凉亭、电线杆、路灯等大件，也曾出现在配送名单上。
菜鸟网络农村事业部总经理熊健告诉《财经天下》周刊记者，目前，菜鸟网络已进入500多个县域。通过这张网，县域到村的物流平均时长可控制在13.4个小时，沿海地区更短，约为8个小时。
织起这张网，能解决的不只是时效和成本问题。熊健曾去山东某农村，在小卖店买了一罐雪碧，5元钱，打开一喝，味道不对劲，假的。他估计小卖店老板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进的是假货。
“娃恰恰”“雪壁”“康帅傅”……近年来，假冒伪劣商品在农村横行，部分农村百货店里卖的都是城市看不到的品牌。熊健分析，因为商品运到农村，中间渠道很长，必然要产生足够的中间渠道费用才能养活产品，而假货比真货成本更低，挤得真货进不了农村。
在他看来，这是农村和城市间最大的消费不平等。当下城乡消费差距大，城市线上线下产品极大丰富，还出现了极速两小时配送，但在农村，最基础服务尚未被打通。让几亿人尽快享受与城市一样的商品和物流服务，这将是阿里的机会所在。
最近熊健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小杂货店老板都喜欢到村淘上进货，再转手卖给村民。因为他们相信，村淘上的商品更有品质保障。
他认为，只有让渠道扁平化，打通物流，才能让村民以同样价格买到更好的商品，另一方面，在农产品“上行”时，也能卖出更好的价格。
菜鸟的物流车每天到村服务站送货，返程时可以顺带将村民要售卖的农产品捎到县域服务中心，再转交快递公司发往外地。
古田县城有位大姐特别喜欢杉洋村产的麦芽糖，但村民最远只到镇上去售卖，每片1.5元。村小二余小琴听说后，直接告诉那位大姐：现在可以寄给你，走菜鸟物流的车，直接到县城，一分钱不多收。
年货节启动当天，阿里巴巴总裁金建杭说，通过数据我们看到，阿里平台上的农产品销售量最高的时段不是每年的11月或12月，而是来年的1月。同样，春节前也是乡村消费的爆发期，饱含情谊的商品可能比出外打工的子女更早回到村民的炕前。
今年“双十一”，村淘产生350万件订单，按去年经验，年货节期间的订单数将超过“双十一”。面对即将到来的农村购物高峰，熊健看上去很淡定，似乎并不担心农村物流压力。
“县域以下地区跟城市不一样，城市一到电商高峰期很紧张，找不到物流车，但我们发现在农村情况是反过来的，很多小货车整天在县城里跑，我们给县城货车司机装了菜鸟开发的承运系统，这些零散力量可以加入进来提供运输服务。单量大的时候，我们会整合更多运力进来。”熊健说，在山东、重庆等地，菜鸟试水县域智慧物流，整合社会运营车辆提供服务，最大程度降低成本。
这是菜鸟2016年9月新入手的一张底牌，运转模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城市出行系统里的滴滴和Uber。
菜鸟农村物流面临着优化成本的考量。熊健说，未来，县仓运行的不全是“包裹”，而应该有一批货物。农民的购买行为是可以被优化为周期性的。比如日用消费品可采用集单模式。每个月第一周，定为村淘集单周，网上会出现各类集单产品。打个比方，一个县集了一千单，那就算集单成功。对商家而言，不需要找快递公司发1000件包裹，而是找物流公司将1000件商品发到县仓。县仓分解后，也不需要打包，直接送到村淘服务点。
据测算，仅这样一单交易，可为商家降低一半的成本。电商领域物流成本最高的消费品如饮用水、食用油、卫生纸等，菜鸟尝试用集单形式销往农村，比电商渠道的物流成本低50%以上。目前，他们每天在全国有一两千吨商品卖向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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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农村电商“上行”之路
两年时间，农村淘宝落地的村级服务点达到24000个。在电商巨头自发挺进农村市场的同时，更多地方政府承担了协作者的角色，他们对农村电商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尤其是农产品“上行”方面，政府更希望借助电商将本地优质土特产与外面的广阔市场对接，利用互联网思维帮农民增收。
福建省龙海市副市长李伟民举例，龙海的市委书记亲自为村小二授牌，龙海市还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电商工作小组。
古田县商务局局长陈美珍告诉《财经天下》周刊记者，在好酒也怕巷子深的互联网时代，政府要选择电商平台为农民扩展销售渠道。“我们不仅让网货‘下行’，还要推动当地农产品‘上行’，农村淘宝给我们很多资源，本地银耳企业成为淘乡甜旗下的贴牌供应商。”
为推介本地农产品，还有县长开始玩直播、扮“网红”。
2016年12月3日，农村淘宝联合淘宝直播、优酷等打造《翻滚吧原产地》的直播秀，把农产品搬上“线上集市”展示。当晚，7个省份8名县官，通过直播为本地农特产品代言。超过115万网友围观了直播，近10种农产品共获五千多万次点赞。
在这场直播中，首先出场的古田县副县长凌宏端着鲜银耳，现场炖煮银耳汤。古田县食用菌产量位居世界第一，银耳的产量更是占据中国的90%，基本拥有市场定价权。甘肃省礼县政府副县长刘粉梅，为了推介“花牛苹果”，特意穿上绣着典雅青花图纹的汉服出场，最终斩获591万点赞。
凌宏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这是村淘组织的活动，我们接到通知就主动报名参加。”只要有利于将地区产品销售出去，他很乐于参与这样的活动。
这场直播下来，古田鲜银耳销量大增。古田县政府网站信息显示，直播后，银耳在某平台的搜索指数同期上升了10%，销量成倍增长。
农村淘宝年货节负责人朱昊文介绍，2017阿里年货节将会继续玩转网络直播，届时剁手党们将可通过天猫、淘宝等平台看到“乡红直播”，跟随镜头深入田间地头，看到原汁原味的农家土货采集过程。
“土货直播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能够身临其境‘进村赶集’，还能边看边下单购买 。”朱昊文说。此前，重庆“村红”通过淘宝直播在5秒内卖掉40000个土鸡蛋。农产品的特殊属性决定了需要有更加直观的方式呈现其特色，这种互联网时代下的全新购物模式能帮助农产品快速直达消费者。
农产品“上行”的一大挑战是标准化。“关键是农产品以什么标准、什么价格在卖。这是‘上行’关键。”熊健举例，去年首届阿里年货节，村淘推出的29元/5斤的洛川苹果，大受网友欢迎。每次一放货，不到1小时便被抢购一空。每个送到消费者手上、散发着淡淡果香的苹果，都经历过颜值、身材的重重筛选。不合格的果实，没出菜鸟生鲜仓便会被淘汰，打回“原籍”。
据了解，洛川苹果之前在线下有等级标准，但线上则没有统一规定。不少商家售卖的洛川苹果，大小不一。而进入菜鸟生鲜仓的洛川苹果，则做统一质控，由人工挑选，比如果径大小8厘米左右，疤痕度不超过10%。
而在今年“双十一”，阿里同黑龙江五常市政府合作，在村淘平台销售五常大米，成效也不错。大米每份28斤，质量由当地政府背书，由政府联系农业合作社统一封装，先送到县域服务中心，菜鸟会在进货仓抽查斤两、密封性，再通过快递公司发往全国。
熊健既是这次策划的参与者，同时也是一名消费体验者。“我自己买了，就是不一样。”
市面上的五常大米真假难辩，甚至连当地政府都郁闷：本地没产那么多，市面上却到处都是打着五常大米旗号的商品。
政府背书、源头仓发货、农村电商直接采购，卖出更多精品。熊健认为这是未来农产品上行的正确道路，其中，标准可以由平台、政府、商家共同制定。
“农产品标准建立以后，商品层次也可以拉开。比如洛川苹果，我觉得当时在聚划算上完全可以卖到59元/5斤。”
2017年，农村淘宝会陆续跟各地政府合作，在农产品产地推动货源标准化。这基于彼此的一个共识：不解决标准化，农产品始终难以规模化销售。而零散型农产品，比如重庆腊肉、土鸡蛋等在一定区域内有市场销路的，菜鸟会通过便利寄件方式，打通第一公里，以降低农产品“上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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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农村问题的钥匙
在众多实践者的眼中，互联网就像一把解决农村问题的万能钥匙。
曾有一名中年村民跑到服务站，要谢锦平代购一台跑步机。谢锦平以为对方在开玩笑，就逗他：“咱们山区空气这么好，街上跑跑不可以吗？”
在谢锦平的潜意识里，跑步机是城里人的健身器材，而器械健身这项运动更多是城市的流行产物。
聊了半天，谢锦平发现对方意愿很强烈。他将鼠标移到农村淘宝图标上，点开，壁挂电视同步显示出商品页面。这名村民挑选了一台1800多元的跑步机。
在农村，“跟风尝鲜”与口碑的传播力相当强大。没多久，又一名村民跑来要买跑步机，而且点名要“某某家同款”。
开业半年，代购两台跑步机。谢锦平模糊意识到，互联网真的在拉近城乡差距，消费升级不只是城市居民的需求。
离开福州时，谢锦平带着女儿一块儿回了老家。当时他给自己定了两年期限，两年后回城，正好让女儿在福州读小学。不过，现在他决定要在家乡扎根：“我可以做下去，做得更好。”他女儿今年6岁，目前在村幼儿园读大班，明年会在岭里村小继续读书。
谢锦平发现，借助农村电商平台可以做很多事情。“不要把自己缩小到一个店铺里面，等别人来买东西。我们可以走出去，帮乡亲做更多服务。”
随着农村淘宝进入3.0时代，“服务”成为高频词汇。孙利军说，未来村小二将逐渐转变成为“乡村服务者”。阿里不仅要把电商带到农村，拉平城乡差距，还希望通过电商解决今天的农村问题，让农民的生活与工作真正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滚动起来。
农村淘宝2017年1月初正式上线全国首个“一站式农村招聘平台”，免费为村民提供用工需求信息，预计在年货节期间能为返乡村民提供逾万个工作机会。
朱昊文和同事们为每个村点的村小二都分配了“额外任务”，就是帮助村民完善简历并在线投递。这需要村小二对每位求职者的情况非常了解，甚至需要帮助求职者挖掘最适合的岗位。农村淘宝将会设置录用奖励，以更好地鼓励村小二和求职人员。
孙利军透露，信息对接是第一步，接下来阿里还准备同企业合作，做未来人才的定制孵化。
谢锦平也给自己规划了一幅图景。
岭里村3000多村民，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留守在村里的仅有1000来人，多是老人和小孩。为了增近孩子同打工父母之间的沟通，谢锦平同村里孩子约定，晚上7点以后，只要服务点不忙，他们可以随时过来，通过壁挂电视上的大屏幕与父母视频。为了吸引孩子们，谢锦平还提供棒棒糖等零食作为奖励。
第一次亲情视频，很多孩子会不自在。对着小麦克风，他们扭动身体，眼神四处打量，话比父母还少。也有孩子聊着聊着会哭起来，说想妈妈、想爸爸，问他们还要多久回家。
“有时看小孩跟父母聊天挺感动的，虽然他们不怎么会说。”农村两代人间的交流通常很质朴，谢锦平听那些父母念叨最多的，往往是“多穿衣服”“不要贪玩”“作业有没有写完”……他了解到，有的村民，外出打工一年才回家一趟。
很多父母最操心孩子的学习，谢锦平准备跟村里学校沟通，由服务点提供一个房间，看学校能否定期派老师来给孩子们补课。他还在帮村里两个孩子向福州某助学项目提交申请，如果能申请下来，孩子每年可获得补助1000元。其中一个孩子，父亲出车祸后丧失劳动能力，家务、农活全靠妈妈一人支撑。
前两天，谢锦平跟余小琴聊天，又萌发一个新念头：如果未来农村淘宝服务点做大，他还准备牵头，利用社会资源，集中解决孤寡贫困老人的膳食、居住问题。此前村里也做过一段时间，后来听说没有资金来源，就停掉了。
岭里村2016年入选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当地的地瓜粉、笋干、羊肉等特产在周边小有名气。以前，这些特产都是村民自产自销，没有大规模做起来，没有产业就留不住人。谢锦平设想，如果形成产业，乡村就有了自己的造血能力，青壮年就不必出去打工，也有时间照顾家里老小。
“我想帮他们争取贷款，让他们返乡创业。”谢锦平对目前的工作产生了一种使命感。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6年8月的《中国“三农”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2016）》显示，“三农”金融缺口高达3.05万亿元，目前只有27%的农户能从正规渠道获得贷款，40%以上有金融需求的农户难以获得贷款。
谢锦平要争取的贷款项目，是一款专门面向农户和村小二的纯信用贷款产品，即旺农贷。
农村淘宝金融业务负责人黄秀娟表示，村小二在帮助村民使用旺农贷贷款时，会搜集村民的基本信息，比如村民种了几亩地，有哪些收入来源，每年的投入与产出是怎样的结果，同时村小二也是初级审核人。这也决定了村小二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度以及对申贷农户的筛选、判断能力。
自2015年9月以来，旺农贷已经累计为超过3万名回乡、回村创业的大学生提供了专项资金支持，其中精准投向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的占比约为40%。
截至2016年11月末，旺农贷已经覆盖了全国将近2.5万个村庄，旺农贷贷款余额5.23亿元，余额用户数4.43万户，户均贷款额为1.18万元。其中，谢锦平所在的福建省，1261个村级服务站共为农户办理旺农贷累计2243万元，帮助543户农户解决了经营资金周转问题。
农村淘宝新升级到3.0模式后，阿里巴巴整个服务体系下沉到农村，为村民提供覆盖生产生活场景的多项服务产品。如福建的阿里健康，把体检车开到村淘服务站，为有需要的村民进行健康体检。村民还可以在服务站预约医院挂号。随之落地的还有政府民生工程，如社保、养老金等。
让孙利军尤为感动的是，福建尤溪很多村小二自发把每天20%的收益拿出来给当地的孤寡老人送米送油。“对他们来说今天不仅仅是一项服务，更是一项成就。从村淘合伙人转型村小二，他们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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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植农村电商的“造血干细胞”
作为平台，扶植农村电商真正具备造血能力，也被视作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使命。
医学上，造血干细胞是人体生命之源。作为原始造血细胞，它具有高度自我更新、自我复制能力，同时又可分化生成各种血细胞。
萝卜滞销、苹果积压、大葱告急……各路农产品滞销的新闻时常搅动网友的心。由于信息不对等，农民往往临到收获时节，才意识到田间地头之外的供求危机。以往，电商常充当救火队员，利用流量、线上活动，帮辛苦耕作一年的农民化解燃眉之急。
这个过程中，孙利军一直在思考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今天做救火队员，哪儿滞销了，就去帮，但是农产品价格已经卖得很低了。没办法，因为没有任何准备，即使冲锋队冲进去，能做的也只有用最快时间把产品销掉。但今天如果种子就种在县域里，有大量人才，你还担心吗？”
设计者将更多精力倾注到如何为农村电商造血这一命题上。孙利军常说的一句话是，“农产品是否卖的出去，不决定于阿里，而取决于今天我们种下了什么种子。”
这相当于为病弱躯体植入造血干细胞。为了盘活县域人才，农村淘宝今年提出打造创业孵化中心，为县域培育更多“种子”，让年轻人在农村便利创业，帮家乡卖出更多农产品。这被认为是农产品“上行”的核心。
在福建诏安县黎明村，回乡创业的年轻人陈晓冬，为帮村民卖水果，专门开了淘宝店，在他们村里，即使没有触网经历的农民，也开始接受互联网的洗礼。
给陈晓冬启发的是57岁的村民黄守林。一年前，黄守林差点没守住自己那片果树林――他要砍掉种植了一年的200多棵芭乐树（注：番石榴）。
因为不识字，当时买错了树苗。自家的“白芭乐树”结出了红心芭乐果。镇上收购商死活不收，说红心芭乐虽然口味好，但质软易破，不易运输和保存。另一位邻居当时也托黄守林买了150棵树苗，发现买错后，两家差点闹翻脸。
村小二陈晓冬听说此事后，跑到黄守林家里，劝他先别急着砍树。他用半个月时间，摸清市场，并从网上联系到东北的水果商，帮黄守林和邻居销售了全部芭乐，而且收购价是当地白芭乐价格的2.5倍。
意识到这会是条致富之路，陈晓冬号召村民一起种植红心芭乐。最初村民持观望态度，陈晓冬自己带头种了一片，还开了淘宝店，帮村民卖。慢慢地，红心芭乐成了村里的“明星”，高峰期时该村每月能卖出4000多公斤。仅黄守林一家，一年就有了近5万元收入。
越来越多植入互联网基因的传统村落，迸发出新型农村的活力。2016年10月，在江苏淘宝村大会上，主办方曾一组数据：不到半年，三个县域试点出现了5个淘宝村。以山东郓城为例，农村淘宝与当地政府合作，5个月培养出5000多家淘宝店。
一个电商企业会带动大量电商企业的孵化，出现淘宝村，这是因为农村跟城市文化存在差别，口口相传的传播力特别大。孙利军介绍说，农村淘宝已经形成标准化的方案，对所有县域都适用。
以山东郓城为例，该县有六七十个农村淘宝服务点。每个月，只要村里年轻人想要报名开店，到服务点登记就可以。全县只要超过70个人就可开班培训，阿里会提供标准化课程，每天两小时。16天后，即使没有用过互联网的人，基本也能开淘宝店。
事实证明，农村电商的成活率远远高于城市。
“在一线城市，淘宝店月收入5000元，可能连房子都租不起，生活成本高。但是在农村，只要打通物流，淘宝店月收入过千，就能存活下来，而且会越过越好。”孙利军分析。
每个季度，农村淘宝还会与试点区域的政府合作梳理电商人才。由专家建微信群，对创业者进行指导和跟踪。6个月后，日均订单在30单以上的网店，会移到县域中心接着孵化。创业者还有机会成为农村讲师。
截至2016年8月底，在全国共发现1311个淘宝村，广泛分布在18个省市区。其中，浙江、广东和江苏的淘宝村数量位居全国前三位。
某种意义上，农村出现淘宝村，就像当下城市出现创业孵化器。公开数据显示：淘宝村平均每新增1个活跃网店，可创造约2.8个直接就业机会。而且，任何地域在电商面前都是平等的。2016年，在全国国家级贫困县发现了18个淘宝村，其中，平乡10个，曲阳和镇平各2个，安图、鹤庆、南康和郧西各1个。
《硅谷百年史》作者皮埃罗・斯加鲁菲最近来华演讲时，甚至不无夸张地说：“中国完全领先于世界的地方就是淘宝村，美国没有这样的地方存在……所以美国有很多研究学者，在以淘宝村为商业案例，看如何在美国孵化出类似的东西。”
“未来3到5年，如果每个县都能培养出几千个网店，还担心农产品卖不出去吗？还担心老百姓的农产品没有价值吗？”孙利军动情地说，淘宝村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更多电商的种子。
陈美珍告诉《财经天下》周刊记者，古田县最急需的便是人才，尤其是熟谙创意和互联网营销的人才。当下的农村电商不再是动动鼠标就能开网店的原始阶段，企业产品策划、宣传推广、品牌包装等都离不开经验。
为让人才回归，古田县政府、共青团通力配合农村淘宝的“百万英才项目”。并且，古田县还有一点走在前面――政府将农村淘宝的人才选拔与县人社局的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结合起来。既通过淘宝考试又达到国家扶持标准的大学生，每月可获2800元政府补贴，再加上村淘业务提成，他们的收入会相对较高。这样做，既有助于留住人才，又促使年轻人更尽心地为村民服务。
在农村淘宝现有合伙人中，50%具有大专以上学历，75%属于返乡创业。
孙利军常提及他理想中的农村图景：一个农村老太可以在农村淘宝合伙人的帮助下，不出家门就买到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东西;她在大城市上大学的女儿给她买的鞋子，可以通过农村淘宝合伙人直接送到家;在外务工的儿子从大城市回到她身边，包了几十亩地种上了苹果，所有的苹果还没成熟，就有城里的客户通过农村淘宝合伙人预定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