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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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典籍范文第1篇
生活在古代的人们休闲的时间较多，大多数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进行休闲活动，其追求的休闲境界存在较大的差别。在明朝时期已经开始流行泡温泉养生了，并且根据温泉这一词语，许多文人墨客不得不为之填词作曲。古代杨慎诗人的《安宁温泉》一词曾写道：何如碧玉温泉水，绝胜华清礜石池。”
苏轼曾这样评价过：“汤泉吐艳镜光开，白水飞鸿带雨来。”清代时期的张凌云曾经给象鼻温泉题过词，他说：“入浴能教人似玉，到来几许貌如花。”还有许多诗人写过有关温泉的诗词，不过最终可以借用张凌云的诗词表达统一的观点便是“春寒我欲频经此，童冠讴歌乐岁华”，即是表达经常来到温泉中沐浴，能够使心态平和，感受到岁月年华的美好。
在古代生活中，养生除了上述的方式还可以通过饮食达到养生的目的，《寿世保元》记载过：食为半饱无兼时，酒至三分莫过频。此句话理解为饮食达到半饱的状态就行，饮酒不要太过于频繁，旨在说明人要控制饮食，不要过量饮酒能达到养生的效果。民间最热闹的场景莫过于逛庙会了，古代妇女的地位普遍较低，女子一般都要做到大家闺秀的标准，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在庙会来临时，女子却可以出门凑热闹，观看各种活动与大街上摆卖的各种商品，出门感受集市的热闹与繁盛，为心灵与眼界平添一丝休闲享受。
《周敦颐集》中记载过周敦颐与朋友或是路人一起结伴至山水间游玩，进行作诗、吟诗、谈诗，并被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住，而连续几个月流连忘返的句子，表现出古代诗人为除去内心深处的烦杂，追求宁静、休闲自得的生活状态而“游于山水间也”。
文学经典意识在古代人们对天地、自然、社会等中能够得到彰显，“诗”除了具有政治、社会思想意义，还能表达诗歌所具有的特定规则与法则。古人喜欢诗词歌赋，不仅可以充分利用闲暇时光，还能锻炼脑力与思维活力，促进身心健康。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具有较强的文学经典意识，文学的观念与经学的观念出现对立，并且与经、史等具有多种特点的文学相隔离，这样在品味文化经典中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不同学派所秉持的思想以及对休闲的观念看法存在差异，从而帮助我们更容易了解到古代典籍中的休闲娱乐活动之趣味。伦理道德在古代人们心中占有神圣的地位，是不容任何人所侵犯的，而休闲活动便也是其中重要的环节。“礼”在孔子的思想以及教育中，能够展现得淋漓尽致，它包括射箭、投壶、乐舞等多种娱乐项目。
人们在进行娱乐项目时主要是追求清静无为、高雅休闲的生活状态以及愉悦的性情，贴近自然，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在西周时期，“武力征诛”与“敬得敬礼”思想同样重要，人们在休养生息过程中普遍愿意进行“饰之以礼乐”。
二、结束语
古代典籍范文第2篇
很巧的是，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一份国学典籍的丰厚遗产，其中包含相当数量的礼仪典籍。中国是礼仪之邦，上下五千年，西周视礼为“国之大柄”，春秋时期荀子的“国无礼而不宁”，孔子的“克己复礼”，直到后来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礼仪一直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是规范社会人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重要部分。这份遗产我们本来应该继承。很遗憾，因为中国近代以来，一直遭遇战乱兵祸，革命潮流冲刷，社会不停震荡，加之1949年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把古代礼仪典籍当作扫除对象，致使这份遗产渐渐零落，渐渐被民众遗忘。而日本与韩国则把来自中国古代的这份遗产很好保存于民众行为举止里，所以他们的国民举止显得彬彬有礼，素养良好。
今日，开展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使得我们的教育包括学前教育也担负重大责任。伟大的民族复兴首先是现代文明人的培养，包括使人的行为习惯与举止礼仪进入高度文明的层次，逐渐形成一个和谐社会。而借鉴古代培养幼儿行为与礼仪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显然是可行的。今日之学前教育，学习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把国学礼仪典籍纳入课程内容结构里，也有着不一般的意义。它能够使幼儿们在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
礼仪典籍教育的课程定位和目标
国学礼仪典籍教育是学前课程礼仪教育的重要课程内容。它和现代礼仪教育内容共同组成学前课程礼仪教育的完整内容结构。这是我们对国学礼仪典籍教育的基本定位。
国学礼仪典籍包含了很多人的基本礼仪，如站、立、行、走、卧、对待长辈、进餐、外出、归家等。这些礼仪直到现在还是具有生命力的，这些礼仪的实践还能体现人的文明素养。但是，国学礼仪典籍的内容，不可能体现现代礼仪知识，如关于国旗国歌的礼仪、吃西餐的礼仪、乘公交车的礼仪、唱“卡拉OK”的礼仪等。
因此，国学礼仪典籍教育被放弃是错误的，它成为学前课程礼仪教育内容唯一内容也是不对的。把它和现代礼仪教育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才是正确的选择。
国学礼仪典籍教育比之现代礼仪教育更丰富的内涵还在于它以吟诵或诵读的方法，使幼儿在记忆力最佳的生理敏感期记住古代语言精华，促进古代典籍语感的形成。这对幼儿今后继承古代文化精华、提升自己的文化内涵，也是很重要的。
我国最重要的幼儿园教育行政性文件《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并无关于经典礼仪教育的相关要求。因此，我园自主定位国学经典礼仪教育的课程目标为:（一）幼儿能逐步熟悉适合幼儿学习的国学经典礼仪的内容，并喜欢诵读。（二）幼儿能理解适合幼儿学习的国学经典礼仪的内容，并乐于进行实践。（三）幼儿能在学习经典礼仪内容和现代礼仪内容后，形成较好的文明礼仪素养。
建设礼仪典籍教育的潜课程
幼儿在幼儿园的学习内容为课程内容。
当幼儿每日不断接触幼儿园环境时，他们也在不断和环境互动，所以，环境具备教育的功能。较好地具备教育功能的教育环境被称为是潜课程。基于此点，我们在开展国学礼仪典籍教育时，特别注重潜课程的建设，力求发挥其内隐的教育功能。
走进幼儿园大门最醒目的位置，就是体现我园办园思想的标语:“育苗以爱树人以德培才以道”，“用放大镜看幼儿的优点，用显微镜看幼儿的潜力，用望远镜看幼儿的未来”。这用于经常性地提醒教师。在新建的教工会议室里，最醒目的是八块由厦门书法家书写的礼仪典籍内容牌匾，有《孝经》、《弟子规》等。每一次会议前，都有一位教师来主持讲解其中内容．让教师了解这些作品所隐含的礼仪精髓，内化古典礼仪知识，言传身教，更好地对幼儿进行礼仪教育。教师对幼儿来说，是人际环境最重要的因素，幼儿天天接触教师，教师应该成为幼儿学习的对象。
我园设置了书架，添置大量图书，其中包括古代礼仪典籍或对礼仪典籍进行解说的书籍，为家长和幼儿提供了亲子阅读、学习的机会，让幼儿们在充满书香与温暖亲情的环境中充分感受阅读的乐趣。
我园建有培才育德的“润德廊”。在这条文化长廊上，充分体现了“学国学、知礼仪、智商好、情商高”的理念。在长廊的右边，展示的有将礼仪典籍“弟子规”与我园集邮园本课程相结合，设计制作的《弟子规》邮票系列:“弟子规，圣人训。守孝悌，次谨信。”以此开篇，《弟子规》三字一句，合辙押韵，博大精深而又深入浅出，将历史悠久而内容广博的中华传统美德悄无声息地融入短短的句子中。每次每句，都告知人们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每天放学，总能看见家长拉着幼儿的手，耐心解释图文中的内容。如能学习、理解、内化，将让每一个人都受用一生，让每个幼儿那纯洁的心灵都有一颗感恩之心。在另外一版《常理举要》宣传栏中，同样图文并茂，将在校、居家、餐桌、做客……各种各样的礼仪内容形象展示，让幼儿们能潜移默化地接受礼仪典籍中行为规范对人成长的深远影响。
在班级的工作坊里，都能看到巧妙渗透其中的礼仪典籍内容，“公共汽车”中的“长者立，幼勿坐”，“宝宝餐厅”里的“对饮食、勿挑拣”，宝宝客厅中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等等。让幼儿们在学习、游戏中与环境互动，理解上述礼仪典籍内容，逐渐养成良好的文明礼仪行为。
和环境一体的潜课程，你说不清它的作用有多大。但是，毫无疑问，它还真是必不可少的，它对幼儿园礼仪典籍教育起支撑的作用。它是熏陶的同义词，对幼儿的礼仪学习心理起着一定的导向作用。这种作用的积累，意义重大、不可忽视的。
礼仪典籍教育融入学前教育课程的途径
当我们把礼仪典籍作为学前教育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时，必须重视课程实施问题。不落实课程的实施，它就是虚的，只是纸上、嘴上的课程，是一堆口号罢了。那么，它的实施途径又是什么？根据礼仪典籍适合于诵读的特点和幼儿在幼儿园里的学习特点主要是游戏与生活实践，我园实施礼仪典籍教育的课程途径主要是:
(一)以礼仪典籍诵读为主的专项活动平台
礼仪典籍教育融合于学前教育课程，它主要是实践性课程内容，无须过多强调识字，因为对于幼儿园的幼儿来说，看懂文字是不现实的过高要求。诵读活动的安排是可取的。我园安排了诵读礼仪典籍活动，内容有《弟子规》《常礼举要》等，主要内容涉及与人相处的礼仪、公共场所的礼仪、用餐的礼仪、学习的礼仪等基本礼仪规范。对礼仪典籍的诵读，伴随对其内容意义的解释，其作用是对其内容进行感知与理解，同时促进古代典籍语感的形成，加强对其内容的记忆。
在缺少对礼仪典籍语言感知的情况下，礼仪典籍教育是无法进行的，只是感知与记忆，而不理解礼仪典籍内容意义，这种教育也是无效的死读书。在不影响幼儿园课程整体结构的情况下，每周安排1—2次专项活动。
礼仪典籍诵读平台承载多样的方法与形式:
诵读，可以是教师范读，领读，小朋友跟读，也可以是录音带带读，也可以是小朋友带读、齐读……
读只是感知，还必须辅以言语解释，辅以礼仪故事讲述，从教师讲礼仪故事，发展到幼儿讲礼仪故事。
读之前、之中、之后，都可以以相关幻灯或图片来帮助幼儿进行理解。诵读时，要以背景音乐来优化氛围，激发学习情感，加强记忆，提升学习效果。
除此之外，以礼仪典籍诵读为主的专项活动平台还包括具体操作的礼仪训练、静定训练等形式，以帮助幼儿内化其意义，外显其行为，提高处事能力;此色训练形式是利用户外活动练习“弟子规少儿经武”，在口诵经文的同时、身演拳法，将古圣先贤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行为规范的道理和方法，融入到肢体运动中，直接明了《弟子规》的含义，并身体力行，增强记忆，锻炼意志力，协调身心平衡能力。读经练武的同时培养幼儿能动能静、能文能武的综合素质。
总之，以礼仪典籍诵读为主的专项活动除了学习礼仪知识，还培养幼儿语言表达能力、语感能力、阅读能力、演示能力、心理调控能力等，提高幼儿们的整体综合素质。
(二）在一日生活环节中实施经典礼仪教育
礼仪典籍教育内容本身就是一些行为要求和道德要求，需要教师在专门的诵读之外，首先在动态的生活环节里通过随机的解说或带读，帮助幼儿理解其意义，并且立即应用于幼儿园一日生活各环节中。与实际生活相结合来学习感受经典礼仪，以达到内容和情感，语言和行为，感受和实践的统一，并通过行为的反复，积淀为幼儿的素养和内涵。
幼儿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幼儿园度过，一日生活各环节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一日生活中渗透礼仪典籍教育就是很必要的。通过实际生活中的正反事例，教育幼儿从小养成礼仪行为的良好品质，从小朋友交往、尊敬师长乃至幼儿的用餐、举止等礼仪，我们都与经典礼仪教育密切结合。
幼儿每天来园见到教师同伴问早问好已经成为习惯，园长教师等都能站好鞠躬问好。每星期一的升旗仪式，主持教师为全园幼儿解读《弟子规》内容，并带领幼儿诵读礼仪典籍片段;每天餐前进行诵读《弟子规》，由班级教师给幼儿解释其中含义，并强调小朋友切实的身体力行。
幼儿在列队、练操、游戏、等户外活动实践礼仪知识，寓教于乐;利用餐前手指运动，放学前的生活整理等环节，播放和诵读《弟子规》。
总之，这一途径实施礼仪典籍教育的主要特点是:随机、全面渗透、与实践紧密结合。
(三）在游戏学习中渗透经典礼仪教育
利用经典礼仪教育促进幼儿美好礼仪素养和优良品质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一事一物，一节课或几个活动就能见效的。它既要有计划、有目的、有系列的“显性教育”，又要多渠道、多方位、有机渗透的“隐性教育”。幼儿以游戏为主要学习形式，游戏学习必然是我园开展经典礼仪教育时要利用的途径。
但是，这种经典礼仪教育的渗透不能削弱幼儿的游戏乐趣，不能影响其游戏过程，而是要把相关礼仪的要求和实践融进游戏内容及社会生活情节，使幼儿在游戏中，快乐学习或实践经典礼仪知识。
我园充分利用了特有的“工作坊”这一实验场，根据幼儿年龄特点，以班级开展为主创设了一个一个的小社会，提供多维度的实践与发展的空间，巧妙的将经典礼仪渗透其中，多渠道、多方位的促进幼儿深切感受、习得运用。
中二班开展了“小天使乐团”的主题活动，教师有意识地创设了“叮当音乐教室”的工作坊，目的就是要让有特长的幼儿有发挥的舞台。从平时的交流中教师发现这部分幼儿确实有这样的需要，想把自己学到的与同伴们分享。这正好与我园的经典礼仪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弟子规》中有一句:“己有能，勿自私，人有能，勿轻訾。”就是告诉我们“自己有能力做的事情，不要自私保守;看到别人有才华，应该多加赞美肯定，不要因为嫉妒而贬低别人。”教师在指导中综合了幼儿的需求、经典礼仪教育的需求及主题工作坊特点与幼儿共同讨论、设置音乐教室的游戏规则，分配了小老师和学生的角色，给音乐教室增加了学校角色游戏的趣味性，幼儿们真是开心极了！每天的工作坊活动，总能看到几个小朋友挂着“老师”的吊牌，认真、仔细地指导小朋友学习五线谱、钢琴等等。不需要教师手把手的教学，充分利用了部分幼儿的资源，幼儿的音乐知识很快得到了提高。让幼儿从同伴中学到知识，也正切合了经典礼仪教育的精神意义:“己有能，勿自私，人有能，勿轻訾。”幼儿们也从这样的活动中认识到“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重。”他们都特崇拜有特长的小朋友，这活动不仅让个别幼儿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还再次增强了他们学习兴趣，真是一举两得。
在小三班的《汽车叭叭叭》“公共汽车”工作坊，幼儿们能活学活用教师讲解的《弟子规》“长者立，幼勿坐。”平常乘车过程时，让座已经成为幼儿们的自觉行为。在小一班《宝宝餐厅》，幼儿们能根据营养配餐进行点菜。对个别爱挑食的“顾客”，“小服务员”还会告诉他们“对饮食，勿挑拣”的道理。其他工作坊也是如此，在《植物园》工作坊中渗透公共场所的文明礼仪，在《宝宝客厅》工作坊中渗透居家的礼仪等等。幼儿在工作坊中边玩边学，得到了较好的教育效果。
三条国学经典礼仪教育的途径共同配合，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经典礼仪教育就这样全面融入幼儿园课程。
古代典籍范文第3篇
一、典故的含义及其“密码性”
所谓典故，是指“用较少的词语拈举特指的古事或古语以表达较多的今意”的一种表现手法。具体说来，典故是指出于古典书籍中的轶事、趣闻、语言，历史人物、传说人物或有出处的诗句、文章。用典分用事和引用前人诗句两种。用事是借用历史故事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包括对现实生活中某些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个人意绪和愿望等等，属于借古抒怀；引用前人诗句，也包括化用前人诗句。用典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引古以说今；二是所引古事古语是特指的，应都有出处；三是词约而意丰。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典故被普遍使用。这既可使诗歌语言精练，又可增加内容的丰富性，表达的生动性和含蓄性，可收到言简意丰、耐人寻味的效果，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但是，因为典故来源于古代典籍，所以它不那么容易被理解，就像电报中的密码一样，需要破译。否则，就会导致对诗意浅薄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我们以李商隐的《华清宫》一诗为例：
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
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
在熟悉这些典故的人看来，这首诗十分“浅近”，但对一个现代读者来说，他除了要了解每个词的“字典意义”之外，还必须了解：“华清恩幸”的故事内容；周幽王宠爱褒姒的故事内容；玄宗于安史之乱时幸蜀的故事内容。此外，还应对中晚唐的历史环境、当时出现的众多咏华清宫、杨贵妃的诗歌等有所了解。要想鉴赏古代诗歌，就必须破译这些“密码”。否则，这些典故就会成为读者的阅读障碍。
二、用典方式
1.引用故事
引用故事，简称用事，是借用历史故事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包括对现实生活中某些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个人的意绪和愿望等等，属于借古抒怀。
引用故事首先包括引用神话故事。如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有“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的诗句，用湘妃和素女这样的神女为乐声感动，来形容李凭的箜篌弹得好；还有“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的诗句，引用女娲炼石补天的传说，进一步形容李凭的箜篌弹得好。
引用故事，还包括引用历史故事。在引用历史故事时，又有明用和暗用之别。明白地指出是何人何事，这是明用。如白居易的《放言五首》第三首中的“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明白地指出是借用周公和王莽之事来喻今的。暗用历史故事，是指没有明白指出引用了哪个历史故事，让人难以一眼看出。如果读者知道所引用的历史故事，便能读懂语词，反之，便要大伤脑筋，甚至不知所云。如杜甫的《前出塞》第三首中的“功名图麒麟”的诗句，就暗用了汉宣帝刘洵把霍光等十一名功臣画像于麒麟阁的故事。如果不知道这个故事，就颇令人费解了。也有反用历史故事的。如汉文帝刘恒爱贾谊之才，将他从长沙召回，在宣室接见他，这本来是汉文帝惜才的表现。而李商隐却在《贾生》一诗中用“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诗句，讽刺汉文帝不能真正重用贾谊，这是对汉文帝接见贾谊这一典故的反用，李商隐借此来慨叹自己的怀才不遇。
2.点化前人语句
用典的另一种方式是点化前人语句。可以直接引用前人诗句；也可以化用，即将前人的诗句消化后用自己的话写出。有的诗句经点化后，比前人说得更具体、更生动形象。
化用前人的诗文歌赋，也是用典的典型的一种，如王勃在《藤王阁序》中几乎句句用典，增强了文章的文化底蕴；姜夔在《扬州慢》中或明用，或暗用，或化用杜牧的诗，形成了虚实对比，表达了物是人非、今非昔比的凄凉。
如《孟子》的“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杜甫将其点化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仅更生动形象了，也更精警了；有的经点化后，同前人诗文的艺术风格大有不同。
三、典故的使用与诗的意境
典故主要来自古代典籍，它的使用可以瞬时引人遐思，这自然会增加诗的内涵。而它的凝缩性又使它能够以简驭繁，使诗歌达到词约意丰的效果。典故的使用，还可以使诗歌避免直露表达，变得委婉含蓄，进而而达到“曲径通幽”的艺术境界。
如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成功地运用了五个典故：孙权、刘裕、刘义隆、佛狸、廉颇。这些典故都是京口这个地方的历史掌故，诗人借助这些历史事实含蓄自然而又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
古代典籍范文第4篇
一、礼仪教育在学前教育中的定位和目标
国学礼仪典籍教育是学前课程礼仪教育的重要课程内容。它和现代礼仪教育内容共同组成学前课程礼仪教育的完整内容结构。这是我们对国学礼仪典籍教育的基本定位。
国学礼仪典籍包含了很多人的基本礼仪，如站、立、行、走、卧、对待长辈、进餐、外出、归家等。这些礼仪直到现在还是具有生命力的，这些礼仪的实践还能体现人的文明素养。但是，国学礼仪典籍的内容，不可能体现现代礼仪知识，如关于国旗国歌的礼仪、吃西餐的礼仪、乘公交车的礼仪、唱“卡拉OK”的礼仪等。
我国最重要的幼儿园教育行政性文件《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并无关于经典礼仪教育的相关要求。因此，我园自主定位国学经典礼仪教育的课程目标为：（一）幼儿能逐步熟悉适合幼儿学习的国学经典礼仪的内容，并喜欢诵读。（二）幼儿能理解适合幼儿学习的国学经典礼仪的内容，并乐于进行实践。（三）幼儿能在学习经典礼仪内容和现代礼仪内容后，形成较好的文明礼仪素养。
二、建设礼仪教育的潜课程
当幼儿每日不断接触幼儿园环境时，他们也在不断和环境互动，所以，环境具备教育的功能。较好地具备教育功能的教育环境被称为是潜课程。基于此点，我们在开展国学礼仪典籍教育时，特别注重潜课程的建设，力求发挥其内隐的教育功能。
我园建有培才育德的“润德廊”。在这条文化长廊上，充分体现了“学国学、知礼仪、智商好、情商高”的理念。在长廊的右边，展示的有将礼仪典籍“弟子规”与我园集邮园本课程相结合，设计制作的《弟子规》邮票系列：“弟子规，圣人训。守孝悌，次谨信。”以此开篇，《弟子规》三字一句，合辙押韵，博大精深而又深入浅出，将历史悠久而内容广博的中华传统美德悄无声息地融入短短的句子中。每次每句，都告知人们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每天放学，总能看见家长拉着幼儿的手，耐心解释图文中的内容。如能学习、理解、内化，将让每一个人都受用一生，让每个幼儿那纯洁的心灵都有一颗感恩之心。在另外一版《常理举要》宣传栏中，同样图文并茂，将在校、居家、餐桌、做客……各种各样的礼仪内容形象展示，让幼儿们能潜移默化地接受礼仪典籍中行为规范对人成长的深远影响。
在班级的工作坊里，都能看到巧妙渗透其中的礼仪典籍内容，“公共汽车”中的“长者立，幼勿坐”，“宝宝餐厅”里的“对饮食、勿挑拣”，宝宝客厅中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等等。让幼儿们在学习、游戏中与环境互动，理解上述礼仪典籍内容，逐渐养成良好的文明礼仪行为。
三、礼仪教育渗入学前教育课程的途径
当我们把礼仪典籍作为学前教育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时，必须重视课程实施问题。不落实课程的实施，它就是虚的，只是纸上、嘴上的课程，是一堆口号罢了。那么，它的实施途径又是什么？
礼仪典籍教育融合于学前教育课程，它主要是实践性课程内容，无须过多强调识字，因为对于幼儿园的幼儿来说，看懂文字是不现实的过高要求。诵读活动的安排是可取的。我园安排了诵读礼仪典籍活动，内容有《弟子规》《常礼举要》等，主要内容涉及与人相处的礼仪、公共场所的礼仪、用餐的礼仪、学习的礼仪等基本礼仪规范。对礼仪典籍的诵读，伴随对其内容意义的解释，其作用是对其内容进行感知与理解，同时促进古代典籍语感的形成，加强对其内容的记忆。
在缺少对礼仪典籍语言感知的情况下，礼仪典籍教育是无法进行的，只是感知与记忆，而不理解礼仪典籍内容意义，这种教育也是无效的死读书。在不影响幼儿园课程整体结构的情况下，每周安排1―2次专项活动。
礼仪典籍诵读平台承载多样的方法与形式：
诵读，可以是教师范读，领读，小朋友跟读，也可以是录音带带读，也可以是小朋友带读、齐读……
读只是感知，还必须辅以言语解释，辅以礼仪故事讲述，从教师讲礼仪故事，发展到幼儿讲礼仪故事。
读之前、之中、之后，都可以以相关幻灯或图片来帮助幼儿进行理解。诵读时，要以背景音乐来优化氛围，激发学习情感，加强记忆，提升学习效果。
古代典籍范文第5篇
【关键词】北宋 经书典籍 刊刻 宋学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2)03-0099-06
谈到北宋经史子籍刊刻，就不能避谈中国学术一以贯之的传统。什么是中国学术的传统呢?答案无疑是“经学”和“子学”。然而中国学术的此种传承，依靠的却是经书子籍的历史累积和注疏支撑。由此就隐含着一层深意：即中国学术讲究的是典籍的连贯性，而非“主义”的连续性。或者说，中国学术自古贯穿的是以“典籍”为中心，而非以“问题”为中心的主义。一方面，中央集权制度认可的典籍支撑了中国学术的历史主流。另一方面，以典籍为中心，纸张、书写、印刷等技术更新又推动着学术的发展进步。
1 典籍中心：经子学问的历史迷失
鲁迅说：“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十四年的“读经”》)。而由来已久的，更表现为古代典籍的累积传承。
在抄写时代，“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说的是子游、子夏掌握典籍文献最多，而孟子出于说理需要，也多引述《尚书》《诗》《论语》等典籍。自从某些儒家书籍在汉代成为官方经典，历代儒经注疏的工作就一直在进行。这在客观上造成典籍及其疏证受政教的需要，不断累积增厚。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儒学十三经。前人统计“十三经”字数为147560个字。到清代阮元主持校刻时，其收录汉至宋代经学家对“十三经”的注疏，总字数已有一千万字，成为卷帙浩繁的巨著。而《老子》《庄子》等子籍经过历代学者如王弼、郭象等人的研读阐释，也出现了多家注本。历代解经、注经的持续，中国学术才形成以典籍为中心的“经书子学”。对此，黑格尔也说：“中国人存有若干古代的典籍……中国人把这些文书都称为‘经’，做他们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因为中国传统思维是主体以自身为对象的意向型思维，而不是以自然为对象的认知型思维。人们遵循“述而不作”的传统，而非根植于现实恒常问题的自我生发和创造。加之，社会文明初始阶段，兼有文字载体简陋、书写困难、词汇有限等客观条件限制，也导致人们思想即便有发明，亦不能详尽阐述。故先秦以来，诸子百家撰述的著作相比于今天并不长篇浩繁。然这些著作历经“焚书坑儒”，口耳相传，孔宅坏壁，其传承之艰难，使后世学者对于残存的古籍累增崇敬。阐释起来尚嫌不足，更遑论修正与发明。于是，历代学者所关注的不再是现实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而是固化在典籍中的疑惑，他们所做的工作仅是对流传的“经典”予以注释或阐发大义微言。具体到某个朝代的学者，其注解与前人不同的只是文字多寡及程度上的差异，彼此没有本质性的区别。这就导致春秋争鸣以后，中国就少有自我生发的“主义”，缺少原创性的学术及思想。因此，关于“经书子学”，与其说是关于“经书子籍内容”的学问，毋宁说是一种“研究经书子学的历史”。由此，章学诚才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
事实上，从周公、孔子直至秦汉，中国人的学问中就没有“史学”这一类别概念。《汉书·艺文志》将天下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等七略(类)，并无“史略”。《春秋》这类史书由此被归属到“六艺略”中。由于班固是根据刘歆《七略》撰写《艺文志》，将官方的“王官学”和民间的“百家言”严格区分，故天下学术也就此分为“经学”和“子学”两类。自此以后，中国学术主体就是关于“经学”“子学”两类典籍的历史性研究。随着典籍注疏的历代累积，这就逐渐形成中国学术的显著特点——即典籍历史化。对于这样的学术，黑格尔建议西方学者“用不着深入考究，因为这种历史本身既然没表现出有任何进展，只会阻碍我们历史的进步”。
当然，仅是说明典籍注疏的历史累积还不够，我们还要看到此种“专经”学术的内趋动力所在。究竟是什么导致“崇儒、专经”的学术传统呢?自西汉以来，由于官方集权政治的需要，汉武帝发现儒家学说对于皇权独尊的肯定。于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幌子下，汉武帝故意迫使士人进行“皓首穷经”的阅读，抑制异端思想的产生，强化自己的集权统治。一旦研读儒家典籍成为士人仕宦当官、实现社会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学术研究的动机就更加远离“解决问题”的初衷。读书人对于社会、人生，没有怀疑，没有分析，也自然谈不上批评与反叛。如此一来，汉朝皇帝就摆脱了秦人当初“焚百家言，以愚黔首”的简单草率，更具有一种思想舆论导向的智慧。因为长期研读某一类典籍，对于思想所产生的抑制作用更甚于禁止读书地“愚民”。北齐颜之推曾举邺下谚语，说“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颜氏家训》卷3)，借以嘲笑儒生的迂腐。以此为例，很能说明中国学术本源性的迷失。
自汉以来，儒家经典对于学术起着绝对标准的作用。人们惟有通过对古代经典的学习，向古人求教如何解决今世的问题。面对如此“崇儒、专经”的结果，颜之推总结说：“学之兴废，随世轻重。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颜氏家训》卷3)这句话的意思是，学问的兴废，不同时代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汉代学者只要掌握某一种世人认可的所谓“圣人”经典，就可升官发财。此情况沿续到宋代，名利诱惑之下，苏轼认为惟有人君才能做到“不在求名与求知，不为章句科举计也”。而世俗之人多是由习学“典籍”直接联想到“卿相”，反而跨越“圣人之道”，失却了学术的纯粹。故宋人陈鹄也说：“学问当以《孝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为主。此数书既深晓，然后专治一经，以为一生受用。”人们视“经典”高于一切，其流俗泛滥的后果必然是对名禄的追求。
面对此种问题，就要反思中国学问出发的本源。无疑，谈到本源，任何学术最初都是因人而存在，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存在的。假若没有关注社会生活中人的问题，学问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从“圣人”身份的确认，我们或可窥见中国学问的初衷。《周易》解释道“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意谓圣人制作(创造)为万民所仰望。《风俗通》有言：“圣者，声也。言闻声知情，故日圣。”《洪范》说，“思日睿”“睿作圣”。《说文》解释，“圣，通也。”孔子也认为，所谓圣人者，其“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孔子家语·五仪解》)。缘此，冯友兰认为，“中国的圣人，不是高高在上，不问世务底圣人。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底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底功用说。”这些记载，一则说“圣人”通达事理，具有较高智慧及
思维能力，二则说圣人还能顺应自然法则，掌握自然规律，和顺地影响其所处的世界且惠及他人。按古人的认识，要想成为圣人，除了天赋异禀之外，更重要是学结前人留下的经验教训，并用之以实践。故孔子说：“夫不读《诗》《书》《易》《春秋》，则不知圣人之心，又无以别尧舜之禅、汤武之伐也。”(《孔丛子·论书》)，自称从《尚书》中的《尧典》《舜典》，看到了尧、舜的圣道。然而，毕竟普通民众多目不识丁，更不能知晓古代文献的奥义。如此，掌握文献的圣人逐渐被赋予神的色彩。是故，“圣人之道”本应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产生的。只是在没有实证思想方法的古代，圣人之言作为过去经验的总结，自然被视作“真理(神喻)”，成为推证的前提、证明的论据或作为思维活动的结论。于是，学术步入权威崇拜和信仰的歧途，“唯圣”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开始左右或压抑着人们的创见。
众所皆知，如果学术不关心现实问题，仅作为书籍本身而存在，加上书籍数量稀少，知识阶层局限在少数特殊人群，那么学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学术典籍固化流传千年，没有突破、质疑的结果，必然失去原生活力。虽然学术以“问题”为中心，问题尽管有其恒常性，但是人们对于问题的关注，更应体现为人类在不同的历史生存语境下的深化、发展或变形。然而，中国学术奉行的“典籍中心主义”，恰使得学术本身缺乏这样的变化和关注。德国学者韦伯认为造成此种情形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处于绝对的权力地位，同时又垄断官方祭司功能的世袭官僚阶级，除了保持一种注重典籍的传统主义的心态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典籍的神圣性本身可保证支撑官僚系统之地位的秩序的合法性”。于是，“官僚体系就必须限制它(典籍)本身的理性主义”，他们仅是希望天下士人对典籍奉若神明，没有丝毫理性的质疑。此种情形发展到宋代，由于印本传播的繁盛发展，阅读(质疑)人群的扩大，垄断被打破，学术才恢复些许原生的活力。
宋代作为经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主要得益于雕印技术的普及。这一时期，中央及地方印书机构对于经子书籍印刷尤其热衷。宋代科举虽屡经改革，但推崇经义和诗赋的格局并没有变。这在客观上也导致整个社会对于经书文献有着广泛的需求。所以，在印本诞生之初，这类书籍的印刷自然成为优先重点。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经学的师徒相承虽然在形式上依然存在，但是印本经典的广泛传播，使得这样的师徒关系遭到了严峻挑战。师傅所说的并非绝对正确，因为印本书籍的流传，学生有更多的渠道获取标准的典籍来验证师傅解读的对错。陆游记载，北宋实行三合法时，有教官以《易义》出题，问为什么“乾为金，坤亦为金”?有学生怀揣国子监版本的《易经》到老师面前，忐忑请教：“先生恐怕是看了福建的麻沙印本。如是监本，这句应是‘坤为釜’。”教授对照监本后，惶恐愧谢学生(《老学庵笔记》卷7)。这个事例说明，普通学生有经书印本在手，就可较为容易地发现教师的错误。由此，表面上似乎维护了典籍尊严，实则上打破了典籍的权威，提升了质疑的勇气。因为典籍在流传过程中，从写本传抄到多种印本的印刷，这样的错误事实上是无法避免的。假若有这类舛误产生，人们又该如何对待这类经典呢?如此一来，最终启发的是宋人“问古疑经”的精神。故钱谦益说：“十三经之有传注、笺解、义疏也，肇于汉、晋，粹于唐，而是正于宋。”。钱谦益“正于宋”的说法，一是指宋代欧阳修、王安石、朱熹等人对十三经的怀疑和修正：另一个即是暗示十三经在北宋均得以定本、版印成书，天下学人得以是正。
2 北宋经子印本与“碘籍中心”思想修正
我们知道，自有印刷技术后，经书子籍的传播情形出现了重大变革。首先，只要刊刻无误，印本载体保证典籍的正确流传。在印本出现之前，经书传播依靠人们的背诵、手抄。这样的传播方式，很难保证经书准确无误。东汉熹平年间，为了维护儒家经典的正确流传，蔡邕曾“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特地在太学门外立下石经。然而，这样的典籍传播仍需学子现场背诵摹写，结果是“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传》)。
信息多元、文化多元终会导致思想多元，这是人类社会的进步。晚唐五代有了雕版印刷之后，时空限制被打破，传统学问以师徒口耳相传的界限也被打破。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印本典籍，从而达到更为有效的知识传播。北宋延续了五代以来的儒家经典刊刻和传播工作，并且更加卓有成效。
北宋国子监作为中央机构，因负有更多社会文化传承的责任，其印刷主要以经、史、医三方面书籍为主，而地方机构印书则是经、史、子、集多有涉猎，尤与中央机构所印书籍加以区别。由于官方的书籍刊刻主要以经史书籍为主，从《周易》《周易正义》《尚书》《尚书正义》《左传》《论语》《孟子》等经传注疏，以及辅助阅读的《九经字样》《礼部韵略》《经典释文》等宋版的经类书籍中，我们可以察觉到经书刊刻对于支撑宋代经学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根据《五代两宋监本考》《读书敏求记》《皕宋楼藏书志》《经籍访古志》《日本访书志》等书记载的宋版书籍，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官方几乎出齐《诗》《书》《礼》《易》《春秋》在内的历代所有经书子籍及其注疏刊本。据说，宋人刻印书籍约有数万部，虽然历经千年，频遇战火，十亡七八。据统计，幸存至今，仅署名宋人的著作就有4855种，这还不包括那些从先秦流传下来、历朝历代不断增添的典籍。就目前所看的北宋经部印本书籍，也仅仅是北宋当年大量经籍印刷的九牛之一毛。
北宋科举与印本典籍的平民化普及，也客观上导致“治学”若没有经学书籍征引，文章引文没有出处，在当时宋人看来，成为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石林燕语》(卷8)记载苏轼当年参加省试时，“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苏轼文章中，“引皋陶日‘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等到放榜，苏轼中了第二名。梅尧臣终以所疑问之。苏轼却回答：“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梅尧臣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梅尧臣“大骇”的原因，当然是苏轼引述的内容居然没有出处，全凭自己“想当然”。这则事例，一则说明当时由于北宋科举与印本书籍的普及较广，以致梅、欧等人见到苏轼文章所引内容时，首先考虑到典籍中必定有。如果没有，除了所看版本不同外，还有可能是自家看书时不够仔细。所以待到考试结束后，欧、梅等考官马上去问苏轼“典出何处?”再则，科举与典籍平民化也透露出以苏轼为代表的创新派人物对于典籍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这种转变即是典籍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不是拘泥于典籍，而是它在具体实践中的“经世致用”。如此转变，也验证了北宋涌现出二程、张载、邵雍、周敦颐等儒学大师也并非偶然。
据记载，当年“苏季明尝以治经为传道居业之实，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质之两先生(二程)”。
正叔先生(程颐)日：“治经，实学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诸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如《中庸》一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如登九层之台，自下而上者为是。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识达，所得多矣。有虽好读书，却患在空虚者，未免此弊。”
程颐与弟子苏季明的答问，一是说北宋治经被称为实学，为当时学术之首要，二是苏季明发现每天讲习经书，未切要实际问题，只是空言无益。而程颐的回答却是“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此语何意?按程颐的看法，“治经”的确是实学，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治经”要方法得当。所谓方法得当，即是“自至理便推于事”。意思是要从经书中发现其理(道理)而推及于事(实际问题)。因为“道”，本来就在经书之中，只是有人可见，有人看不见而已。重要的是自己要极力穷究，自见其理。这个说法后来被朱熹推衍为“格物致知”。苏、程二人的对话恰可说明，经籍在北宋的传播甚广，使得相关学问在当时得到很大的提升。二程等人正是基于这样的典籍普及程度，才能跳出“典籍中心主义”的窠臼，从经籍中见他人所未见，得他人所未得，脱颖而出，成为北宋一代儒学大师。总之，北宋由于印本的普及，科举平民化的追求，使得北宋士人多有机会和条件得以广泛研习经籍。
《石林燕语》(卷8)载：“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学时习之尔，故终老不忘。”北宋典籍“阅读门槛”和“科考门槛”的降低，导致北宋官方拥有如邢昺、欧阳修、司马光等饱学之臣，民间则出现二程、张载、邵雍等鸿儒大师。
承上所说，我认为印本经籍的广泛传播最大的益处是，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挑战传统私塾式口耳相传的师徒传承制度。由此，自有印本传播以来，学生除社会生活、私塾业师之外，得到额外获取真知的渠道。由于媒介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导致信息由过去单一的口耳相传变为眼睛、文字、书面的传播。信息多元导致接受者必须对信息进行甄别、筛选，并做出自己符合理性的判断。这也成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最好注解。如此一来，也逐步开启北宋学术发明或改善发明的源头。
朱熹有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二首》)按培根的观点，如果学术的传承仍是传统“师徒的传承，而不是发明者与进一步改善发明者的继承”，那么，由此“流行的知识必然大多是只供争辩和文饰之用的、停滞的、僵化的，如同偶像，只受人崇拜的知识，不能帮助人们寻求真理、征服自然”。经学发展到宋代，其学术发展的确呈现出与前代异样的特点。过去，汉儒讲“章句之学”，特重“师法”，学生要遵守老师的传授。宋儒则讲“义理之学”，主张依个人的心得体会来解释古代经典，力求从“圣经贤传”中寻找立说的根据。清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曾说：“宋人不信注疏，训至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训者也。”又说：“且宋以后，非独科举文字蹈空而已，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因而，虽然宋代与汉唐相比，版图和气势都逊色许多，但作为传统的注解经书的工作却是更为出色。由于印本书籍在北宋大量存在，造成北宋文人相比于唐代文人，一方面拥有更多的书本获取途径，宋人书籍阅读的范围也更为广博。由此，客观上也造成北宋拥有比唐代更为普及的文人阅读和创作群体。另一方面，因为北宋科举录取及文人创作的数量要超过唐代，识字文化阶层的扩大直接导致他们的作品拥有更多的、更大范围的读者层次与数量。
随着读者水平和数量的提高，追求原创、追求超越的北宋学人开始普遍质疑某些儒家经典的正确性及其章句的真正含义，其出色之处正如刘子健所说：
同前代相比，宋儒将经作为阐发自己理论的基础，更加孜孜不倦地为这些权威书籍讲解作注。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北宋经学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而到了南宋解经著作的质量开始下降，变得喜欢争辩，过于关注细节，研究的范围趋向狭窄，文字冗长啰嗦，缺乏学术的多元性和创造性。
刘子健认为，宋代经学尽管仍将经学作为自己阐发的基础，但是经学有了挑战性和原创性。“原创性”，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评价。事实上，经学发展到宋代，由于经学典籍的广泛印刷和传播，才从过去的“我注六经”发展成为“六经注我”。这或许是信息传播快捷多元催生思想多元的一次成功范例，其原因当然并非仅是印刷术那么简单，但是印刷术的出现，所导致的印本典籍的广泛传播，无疑对宋代经学的影响是巨大的。皮锡瑞考查了《唐书经籍志》，认为“唐人自为之书二万八千余卷，《五经》义说著于录者凡数十种，则亦未为匙矣。而今所传不及什一，由于其时刊本未出，传钞不易，一遇兵燹，荡为煨烬”，而“宋则刊刻已行，流传甚易，宜其存多佚少。今所传宋人文集说部皆十倍于唐人，非止经说”。因此，皮锡瑞总结说：“宋人说经之书传于今者，比唐不止多出十倍，乃不以为盛而以为衰者，唐人犹守古义而宋人多矜新义也。唐人经说传世绝少，此亦有故……逮两宋而刻本多。此宋以后之书所以多传于今日也。”
自然，历史上对于典籍的理解，还有一点需要了解。这就是“作为儒家编著书籍通称的‘经’这一名词的出现，应在战国以后。而‘经’的正式被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为‘经典’，则应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那些没有得到官方认可的书籍尽管也可以自称为“经”，但它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发挥一点作用，不可能对社会人生发生重大影响。故所谓“经学”概念中的“典籍”，只有在它具有法定地位，被官方认可后，才拥有其法定性、权威性和适用性。“经”固然是具有法律涵义的文化表征，但是“经”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经”的地位和权威性会随着时代需要而不断变迁。原先不是“经”的可以成为经。比如《论语》《孟子》在宋代以前一直位列“诸子”之中，只是到了宋代才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经典。而原来位列经典的“五经”及其义疏，在宋以后则被长期束之高阁，虽然名义上仍然是“经”，但实际上已经无人问津，实际上失去了经典的现世权威性。此种情形与中国社会的文化惯性需求密切相关。由于中国社会自汉朝开始就奠定了思想上“儒家独尊，诸子辅佐拱卫”的集权格局，这就导致中国的经史子集书籍贯穿千年，流传绵延不绝。
古代典籍范文第6篇
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是编撰于明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为后世留下许多丰富的故事和难解之谜。
《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由明成祖朱棣先后命解缙、姚广孝等主持编纂的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类书。朱棣秉着彰显国威、造福万代的决心，以“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为宗旨，历时四年终于定稿（1407）。为了保证《永乐大典》名副其实，收录更多更准确的内容，明成祖允许编纂者调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全部藏书,还派人到各地搜采图书,为编纂图书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该书的撰写规模前后累计3000多人，全书共22877卷（目录60卷，共计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
（来源：文章屋网 ）
古代典籍范文第7篇
关键词：四库全书 征集 辑佚 校勘 文献价值
清朝乾隆皇帝率领大批大臣编定《四库全书》，完成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清朝初期最新的学术成果从中得到体现，许多古代典籍因收入此书得以保存。《四库全书》问世以来，关于《四库全书》的功过是非、利弊得失的争论，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已经发生了好几次。
首先，《四库全书》的编篡在保存先人文化遗产的同时，开始了一场空前的类似“焚书坑儒”的文化浩劫。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书籍，到处搜求，名曰集中编纂，实际上是大搞焚烧和文字狱。凡与朝廷思想、观点、制度相悖的，就以“触讳”之名烧掉。正当热河避暑山庄由纪晓岚率御前写作班子舞卷弄帙不亦快哉之日，正是大江南北焚烧“触讳”图书70余万卷之时。这次文化浩劫是中国文化文明史上第11次大劫难，是仅次于“”的最惨最巨的焚书大劫难。《四库全书》经十年而成书79337卷，于其同时，却焚烧了“触讳”书籍71万卷，成与毁，比例是1：10，烧10本书，留1本书，而留在四库全书里的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图书，绝大部分又经过了以纪晓岚为首的御前文人的“美容”和“改性”手术。
其次，我们在用历史唯物主义审视历史时，既要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看到以乾隆为首的清代统治阶级在编修《四库全书》的同时禁毁和删改图书的消极影响，承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四库全书》在传承和保留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方面的历史功绩，用历史唯物史观评鉴清庭在编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焚书与文字狱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很多学者喜欢用放大镜去照看《四库全书》，然后说，这部书是通行的，那部书所选版本并非最佳，还有一部书被删改了，于是，得出结论：《四库全书》中有价值的图书实在不多，如果研究真实的中国社会史，这《四库全书》实在没有阅读的价值。还有的主张现在国家正在着手编纂的《清史》，对于在乾隆年间的焚书坑儒文字狱，应详尽着笔。不能否认的是,《四库全书》既是封建盛世的产物，又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它对清乾隆以前的历代典籍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系统整理，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章。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的社会都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在文化学术领域，《四库全书》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远。
人们无论是持否定态度的也好，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也罢，都忽略了或者没有充分强调最重要的一点：《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
文献是知识内容和物理形式的结合体，使二者结合在一起的过程，就是人类创造文献的劳动过程。文献的价值就是由产生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不但体现为它是知识信息的集合体、，还促进了考据学、目录学等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和发展。
一、搜访范围广，征集图书全
为了汇聚天下书籍，《四库全书》开馆前后，清政府运用政权的力量，在全国各地搜访图书，凡经史百家、文人专集等等均在采集之列，惟坊间举业时文、民间族谱、尺牍屏幛寿言以及屑屑无当之酬唱诗文之类，均无庸采取。乾隆的初衷，是要通过此次征集活动，尽收天下有用的图书。此举颇为有效，短短几年时间，从各地征集10000余种（包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和购入通行本），除四川、贵州等地因有事未上缴外，征书范围遍及全国，江浙等人文荟萃之地尤多，从宫廷各处藏本检出约2000余种，从明朝大类书《永乐大典》辑录图书500余种，再加上由朝廷组织临时编纂之书，总数达13000余种，其间包括不少举世罕见或海内仅存的珍本秘籍。章学诚说：“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章氏遗书.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这次征集，除了朝廷明确不收的“举业时文”等，以及大量的佛道藏图书、普通地方志和戏曲小说等等以外，已经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存世的图书。
当时所征集的图书，除少量因属重本或被认为实在没有保留价值而被淘汰外，有3000余种被禁毁，被禁毁的书籍内容主要是明末清初的史料、文集、笔记、石刻碑铭、郡邑志乘、剧本曲目，以及天文占验之书等等，这些被禁毁的书籍虽然后世大多尚存（仅孙殿起所撰《清代禁书知见录》即收书1400多种），但此举毕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危害，而未选收此类书籍的《四库全书》，其本身的价值也受到了损害。
清朝政府为了编修《四库全书》，聚集了13000余种图书，禁毁了3000余种图书，最后将10254种图书编入了《四库全书总目》，但是，被编入了《四库全书总目》图书又大部分没被正式录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虽然仅收图书3461种，但已经可以基本涵盖当时的主要图书了。《四库全书》编修者当然希望将最好的著作编入《四库全书》，通过广泛征集而得到的万余种图书，必然良莠不齐，简单地将它们拼凑成一盘大杂烩，是不可取的，也是任何时代的一流学者们所不愿意做的。但那些被淘汰的图书，在他们看来也并非全无价值，于是就有了所谓“存目”，“存目”的意思，是原书不必录入《四库全书》，只保留一个目录。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谕：“其中有书无可采，而其名未可尽灭者，只须注出简明略节，以佐流传考订之用，不必将全部付梓。”馆臣秉承乾隆的旨意，从学术和政治两个方面进行选择，将他们认为不合标准的图书排除在《四库全书》之外。关于四库馆臣“存目”之书的类别，司马朝军先生综合考察《四库全书总目》的“序”和“案”，认为可以将分为三大类十小类，即：从形式上分，有《永乐大典》辑本、同书异本之别本、属于“未竟之稿”的稿本；从内容上可分为庸、俗、伪、残本；从政治与思想上可分为禁毁之书、异端之书和杂学之书。
邓广铭先生曾在《光明日报》撰文以一个现代学者的眼光对“存目”提出精辟见解：“被四库馆臣弃掷到《四库存目》的大量古籍，决不能排除其中必还有值得加以印行、整理、研究的东西，但为数必然有限，我们绝不能因为要拯救这为数有限的可以保存的古书，而把《存目》中的全部加以印行，使文化‘沉渣’全部‘泛起’。”被列入《存目》的大部分图书价值不高，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续修四库全书》，从《四库全书》存目图书中选收了800种，为全部存目图书的12％弱，这就是摒弃了清朝统治者偏见的当代学者的郑重选择。
二、开创各门专科学术先河，总结整理中国传统学术成果
《四库全书》的纂修，不仅对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作了全面总结，而且还推动了清代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和发展。清代乾隆以后，以《四库全书》的纂修为标志，中国传统学术进入了一个全面整理和总结的阶段。许多学者毕其一生，从事于文字、训诂、音韵、校勘、辑佚的研究，使许多散失亡佚的古书得以发掘复出，残缺脱误的典籍得到爬梳整理，难以卒读的古籍也再经疏通证明。他们的工作，既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成果，也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提供了便利。
1.校勘辑佚,成绩斐然。《四库全书》开馆后，由于纂修工作的需要，一大批汉学家进入馆内，从事辑佚校勘、整理编次历代典籍的工作。随着编纂工作的进行，清代统治阶级发现汉学也可以炫耀文治、点缀盛世，便采取“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的包容政策，大力提倡注编经书，肯定汉学“发挥传注，考核典章”的作用。于是，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就成了四库全书馆最早进行的一项工作。《四库全书》开馆前后的图书搜访，《永乐大典》未列其中。为了使搜集工作巨细不遗，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乾隆正式批准大学士刘统勋等人议定的辑校《永乐大典》章程，下令“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这样，《永乐大典》的辑佚，便成为《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一部分，首先开展起来。
《永乐大典》原扃贮于翰林院典籍库中，纂修官根据原书目录，对《大典》进行彻底清查。根据乾隆旨意，总裁拟定了办理章程，将清理出的九千八百余册《大典》分派到各纂修名下，规定每天应阅册数，以计日程功，考核督催。纂修官则各司其职,与《古今图书集成》互为校核，逐一检阅。凡有符合采集标准的书籍条目，即粘签标识，送交缮书处迅速缮写底本，然后对照原书，详细校正。再“将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详悉考证，诠疏崖略，列写简端”，然后呈送总裁。总裁“复加勘定，分别应刊、应抄、应删三项，其应刊、应抄各本均于勘定后即赶缮正本进呈”，至于“应删者亦存其书名，节叙删汰之故，附各部总目后。”
在《大典》的辑校工作中，最艰巨繁重的任务是把各册辑出的零篇散帙编次成篇。由于《大典》编排体例漫无条理，同一书的内容往往散见于各韵某字之下，因而各册所辑内容大多不相连属。对此，纂修官在与原文详加校勘后，根据各条内容，反复考核辨证，并参照它书所引，多方拾遗补阙，然后排比编次，荟萃成书。
在众多学者长年辛勤工作下，数百种古书亡而复传，蔚为大观，充分体现了当时学者的辑佚成就和学术水平。
2.编纂古代最大官修书目，促进目录科学空前繁荣。《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目。它的编纂几乎与《四库全书》的编纂相始终，既保证了《四库全书》所收图书的质量，也保证了整部《四库全书》信息的完整性、均衡性和条贯性。在乾隆三十七年的征书谕令中，就要求“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在朱筠的著名的开馆校书奏折中，具体提出了编纂目录的设想，其后，四库馆总裁一致推举著名学者纪昀和陆锡熊担任总纂官，全面负责《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工作。征集、校阅、撰写提要、选择、编次等工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它继承了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总结了自汉刘向、班固以来历代目录著作的利弊得失，以比较完善的分类体系，提要、小序俱全的著录方式，详细介绍、评骘了《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各种书籍，系统考查总结了中国学术的源流演变，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篇章。
⑴详晰的书目提要。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工作，创立了中国目录学史上书籍著录“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的方式。历代学者大多踵而继之，不少官纂、私著各种目录都十分注意介绍作者生平，撮述内容大旨，考订学术源流。这种有篇目、有提要或注解的著录方式，成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主流。《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总结历代目录著作的经验教训，明确规定了提要的撰写体例，：“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撰写提要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每篇提要的后面，都附有纂修官提出的“应刊刻”、“应抄录”、“酌存目”、“毋庸存目”等意见，总纂官据此再检阅原书，决定各书的录存与否。乾隆原来以为，如此纂办提要，“未免过于繁冗”，后来改变了态度，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谕：“四库全书处进呈总目，于经史子集内分晰应刻、应抄及应存书目三项，各条下俱经撰有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目了然。”各篇提要经考核审定后，总纂官们便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排纂成篇。
⑵科学的分类体系。早在汉代刘向等人的校书编目工作中，根据书籍内容和学术性质，把当时全部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类，随着学术的发展，又出现了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和《隋书经籍志》确立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四库全书总目》分析了《汉志》以后各种分类法的利弊得失，考查了前代目录著作图书归类经验教训，建立了比较科学和完善的分类体系。在推进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分类理论和应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库全书总目》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于部下分类，类下再分子目，合计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子目。集部别集一类，因书籍较多，以时代先后为序排列，虽未标明，实是暗分子目。在这包罗宏富、组织严密的体系中，《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大多沿袭前人成法，但能折衷诸家，自出新意，在类目的设置和书籍的归并方面，都有较大的改革和创新。
⑶完备的部类小序。书目部类之首冠以小序,撮述学术源流正变,反映图书存佚情况,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四库全书总目》继承这一优良传统，于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并于其下四十四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通过这些完备和系统的小序及案语，《四库全书总目》全面总结了中国传统学术成果，同时，对目录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四库全书总目》对中国古代学术源流的介绍和考辨，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公允，阶级烙印清晰可见；但瑕不掩瑜,《四库全书》按照经史子集合四部分类的图书分类法仍是古代图书分类法中最好的一种，而《四库全书》的分类体系被公认为是最为成熟、最为严密的。《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目录的纂写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学科分类的基本认识，反映了文字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成就，代表了目录学发展的最高水平。
《四库全书》作为综合性丛书，着重保存文化典籍，提供学者研究利用。因此，《四库全书》至今仍被公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古代文献典籍的渊薮，充分体现了它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大型百科性丛书的文献价值。在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中，既保存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灿烂文明的精华，也包含着封建文化的各种糟粕。如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我们整理古代文献典籍，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李日禾：《试论文献的社会功能及其价值》，《中国图书馆学报》，1994.4。
[2]王重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国立北平图书馆排印本，1934。
古代典籍范文第8篇
1、古今，指古代和现今。出自《礼记三年问》：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
2、古训，指古代人遵行和推崇的准则、古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或可以作为准绳的话。出自《诗大雅烝民》：古训是式，威仪是力；
3、古刹，意思为年代久远的寺庙。出自南朝陈徐陵《出自蓟北门行》：燕山对古刹，代郡隐城楼；
4、古拙，意指谓古雅质朴。出自《上隋高祖革文华书》；
5、古诗，是古代中国诗歌的泛称，在时间上指1840年以前中国的诗歌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