蛟龙工业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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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龙工业港范文第1篇

近年来，成都市以城乡一体化为抓手，大力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战略，其成效和经验引起广泛关注。

回想推进城乡一体化之初，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这两道难题，曾经那么痛苦地困扰着成都市的各级领导干部。而经过两年多的摸索与实践，他们独辟蹊径，用创新的思路和创新的实践，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这个答案，用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的话来说，就是统筹推进“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是关键，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是基础，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是根本”。“只有工业真正集中发展了，工业经济发展的核心带动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才能真正带动第三产业发展，才能聚集人气和商机，才能切实解决农民向城镇集中的就业、增收等问题，促进农民向城镇集中，进而才有可能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实现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上篇　钱从哪里来

市场化配置资源：工业园区民资建

双流蛟龙港、新津川浙合作工业园区等用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手段，寻求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没有工业，怎么反哺农业?没有城市，怎么支持农村?城乡一体化，产业是支撑。必须把工业发展好，才有能力反哺农业；必须把城市经营好，才有能力支持农村。”新津县委书记宋朝华这样诠释他的思路。

宋朝华说这话是有底气的，因为新津拥有三张“牌”：四川省个体私营经济示范区、希望集团诞生地、川浙合作工业园区。2006年上半年，新津县财政收入已超过3亿元，增速极快。

事实上，由于偏居远离成都市中区的第三圈层，“钱从哪里来”的难题对新津来说并不容易解决。比如要在川浙合作工业园区修“三纵三横”道路骨架及路网、管网配套建设，需要融资近4亿元，这相当于当时一年的县财政收入。

“无米之炊，巧妇可为。”市场化配置资源就是答案。新津通过经营城市、土地拍卖、吸纳社会资本等方式，完成了工业园区的硬件建设。

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仍然存在。工业园区投资巨大、招商引资千头万绪、经营管理纷繁复杂已使政府越来越不堪其累。去年10月，新津县完成了招商引资工作一次里程碑式的任务：由双流九龙投资有限公司等投资商斥资26亿元，在川浙合作工业园区内兴建园中园――九龙工业港，规划引进大型企业80余家。由九龙公司负责投资开发，破解了工业集中发展的基建资金瓶颈；由九龙公司负责招商引资，使政府有了成本更低、效率更优的招商方式；由九龙公司经营管理，将政府从具体的经营管理中解脱出来，使政府回归公共管理职能。

另一个成功的范例是成都双流蛟龙工业港。短短18个月，蛟龙工业港吸引民间10多亿元投资，完成了一期占地2平方公里的规划建设，目前已有120家企业入驻。当地1000多名农民进入工业港成为工人，每人平均年收入可达6000元以上……而这是在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完成的。开创民资建设工业集中区先河的“蛟龙经验”正在成都被广泛应用

金土地工程：以地生地坐地生金

成都正在推进的“金土地”工程，其核心是农民居住集中化，土地利用集约化。这是解决钱从哪里来问题的又一种方式。

杯金村是邛崃市首批土地整理村落，由成都市投资。成都中心城区人多地少，而邛崃作为远郊农业市，刚好有土地资源较丰富这张“牌”，两方优势互补，一拍即合。

2005年，邛崃市聚集国家和民资近10亿元。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整理，并充分运用级差地租原理，用新增耕地指标折抵成都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指标，实现占补平衡，从而在中心城区土地收益的“大蛋糕”上切下一小块反哺农村建设，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去年，投入农村建设的资金达7亿元，相当于邛崃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4．1倍，为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和农民集中步伐提供了财力保障。

整理土地施工、给农民集中建房，每亩地投人需1．8万元左右，这笔钱从哪里来?成都的办法是：由于新增耕地解决了中心城区用地占补平衡，因此也由成都市以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收益投入。

下篇　人往哪里去

产业吸纳就业：找工作变得很轻松

就业是民生之本。与“钱从哪里来”如影随形，“人往哪里去”是成都市推进城乡一体化面临的第二道难题。

由于土地被征用或流转，一部分祖辈都在农村生活的失地或准失地农民，他们是“人往哪里去”的关键人群。

近两年来，成都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促进城乡充分就业的意见》和《关于促进农民集中居住区就业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就业，基本形成了促进城乡比较充分就业的政策框架。同时，也在各级干部中形成共识：作决策、上项目，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不能解决群众的就业和安置问题，就坚决不能上。

“产业，只有产业，才能既解决钱从哪里来，又解决人往哪里去的两难问题。”新津的干部举例强调，像浙江纳爱斯集团，首期3亿元投资，实现10亿元销售收入、5000万元税收，解决2000多人就业，“这就是产业的力量”。

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成都周边很多区市县都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发展第三产业，实行分片定责包户等。

解决“人往哪里去”，成都近郊是理所当然的主战场。以花博会为契机，温江开展的订单定向培训，为解决就业问题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区内有金星啤酒、国色天乡等项目的用工需求，要抓住机遇，把这些需求转变为就业指标。”温江区劳动局的同志介绍说，发展以生态旅游、服务业和餐饮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劳动力转移1．4万人。

郫县岷江小区和犀浦镇在去年一年中成功转变，成为“三个集中”推进过程中就业的亮点。目前郫县已累计帮助犀浦镇6235名失地劳动力实现就业，全镇失地劳动力就业率达到80％，而岷江小区就业率更达到92％。

农民集中居住：把能给的都给农民

在新津纯阳花园，政府统一为住在这里的失地农民支付水、气、光纤等入户费及5年的物管费。另外，还有人均8平方米的铺面安置，并免去了3年内的任何税款。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成都的力度是空前的。

从2004年3月开始，成都将38万失地农民全部纳入社保，为此，市、县(区)两级财政10年内要支出37亿元。

都江堰的农民最先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农民以户为单位，每人每年缴纳12元，即可成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服务对象，享受相应的权利。同时，由此进入一个密织的大病统筹保障网。

武侯区率先实现农村教育城市化，城区小学与城郊小学结对子，“捆绑”发展，共享教育资源。全市还启动了总投资逾10亿元的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工程，妥善安排5．1万名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全市实行“一元化”户口登记，对全市户籍人口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打破了沿袭近50年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

蛟龙工业港范文第2篇

一、突出“开门红”主题。干河办事处成立了工业“开门红”工作筹备指挥部，下辖6个工作专班，2月15日以富迪产业园开工典礼为主战场，同时启动了丝宝扩规、四川米老头、时代奇峰、嘉士柏巧克力、富洪速冻食品五大项目的开工建设；沙嘴办事处抢抓天气转晴的大好时机，快速启动南城新区搬迁和还建工作，目前新签订搬迁协议10份，施工机械正在陆续进场；刘口工业园召开干部集训大会和经济工作会议，将三月定为项目开工活动月，目前，已落实重点项目领导包挂和督办制度，北京神雾、日本伊势、永利医疗用品、禾乃食品等4个项目和11万伏变电站、新城大道、绿湾新区二期工程等全面开工；仙桃工业园以召开全园经济工作会议为契机，掀起了工业、农业、城建工作新；剅河镇早动手，早安排，总投资5000万元的湖北中通塑管项目已经开工，健宁医药项目已完成前期所有准备工作，生产设备正在引进；杨林尾镇利用春节有利时机洽谈招商，已成功与市兄弟制衣有限公司签约，已落实土地准备开工；通海口镇组织全体机关干部、镇直单位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掀起植树造林热潮，相继启动了春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抗灾补救工作。

二、突出发展建设平台主题。镇借鉴四川“蛟龙工业港”模式，以项目落户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园区规模，同时加紧土地储备，筹建龙腾工业园和德丰工业园。利用仙洪一级公路改造时机，用超常的思维谋划新里仁口工业园，全力打造金士达工业园，力争2008年引进5-8家投资过2000万的企业落户；胡场镇立足“机械立镇”，加大318国道沿线的“工业走廊”建设力度；郑场镇以毛岳路、郑潜路和施三路为框架，实现“三通一平”，完善贾窑工业园；以镇区为起点，沿213省道向西延伸1.2公里，搭建招商平台，拟形成千亩工业发展平台；长埫口镇立足现有条件，优化经营模式，加快何坝工业园建设；沙湖镇出台优惠政策，鼓励镇内外投资商开发经营工业园，并把群兴食品工业园作为对接武汉发展的新载体；龙华山办事处将招商引资平台建设任务分解到每个机关干部，并纳入机关干部绩效考核。

三、突出做大做强骨干产业主题。围绕产业层次的提升，着力引进无纺布上下游配套项目。今年计划引进无纺布生产线4条，无纺布生产线达到15条，年生产能力突破3万吨，自给率达到40%。再引进新型产业5家，使得非无纺布产业占工业经济的比重由17%上升到20%；镇支持盛胜鹅业发展深加工项目和鹅肝酱项目，企业预计年产量30万只；沙湖原种场主打“中星牌”，支持做大钛产业，全场上下全力支持3.5万千伏变电站建设和红阳队、农科所拆迁，预计中星公司3000吨海绵钛项目4月底以前竣工投产，3万吨四氯化钛项目8月底以前完工。同时围绕中星产品延伸，今年拟引进一家投资过5000万元以上的项目；郭河镇着力做强食品加工业，重点围绕外婆家的扩规、阿卜沃德公司新产品开发、千腊食品公司项目建设，提出了“今年食品加工业产值达到4亿元、税收达1000万元以上”的奋斗目标；杨林尾镇以商招商，重点支持服装、机械、农副产品加工企业扎堆发展。

蛟龙工业港范文第3篇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最重要变革之一，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解放农业生产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国际贸易的视角下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变迁、现状和动力机制，论证了土地流转制度在中国实行的必要性；又结合各地土地流转实践，分析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

土地流转；集体农用地；集体建设用地

一、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现状

在刚刚允许农村土地流转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率很低，全国仅有不到1%农户发生土地流转。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的宏观基础和微观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工业部门工资迅速上涨；相比而言，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农业收入不高，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外出务工或经商，全国有很多的地区都不同程度出现了耕地抛荒的现象，并且农地抛荒的面积日益扩大。为了实现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和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土地流转的面积迅速增加，但土地流转政策在地区之间推行和实施十分不平衡。由于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条件不

二、制度、农民北京及政府偏好等差异

例如：在安徽省界首市，截至2015年10月，全市土地流转总面积40.8万亩，已经占到了耕地总面积的70.2%；而在甘肃省两当县，截至2015年6月，全县的流转土地面积比例仅为6.90%。各个农业大省的土地流转规模差异也很明显。从各省农业厅公布的数据来看，2013年，江西省流转土地面积比例为11.0%，山东省为12.2%；而同期，的这一指标为，河南省为29%。同为农业生产大省，、河南的流转比例是江西、山东的2倍还多，可见农地流转在不同地区间差异十分巨大。

三、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面临的问题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目前，我国各地在土地流转方面的实践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从流转面积和比例来看，土地流转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在实践过程中，土地流转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和挑战。

(一)集体农用地流转过程中的问题

集体农用地的流转其实就承包权的流转。从第一部分分析可以看到，进入新世纪之后，《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都规定了土地可以以多种方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等，进行流转，并且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目前各地的时间来看，农地承包权除了不能抵押以外，其他流转途径都是畅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决定》明确放开了农地承包权的职能，可以说，不久的未来，承包权的流转在政策方面已经基本无障碍。目前，摆在集体农用地流转前的难题主要有三个：一是我国集体农用地的产权十分细碎。时期，为了公平性的要求，在分土地时会讲究“远近、肥瘦搭配”的原则，导致不仅人均土地少，而且每户的土地还被分成好几块。产权的细碎化使得土地流转过程中，参与的交易主体数量较多，交易成本特别高。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通过政府的力量在集体内部进行土地集中以减少中间成本。但这样的做法很容易在农户间、农户和集体间产生纠纷。二是“非粮化”现象与食品安全之间的矛盾。由于种植粮食的经济收益率较低，经济作物便更受土地流入者的青睐。而且经济作物相比于粮食作物，其生产成本和收益对土地规模利用的敏感度更高，因此随着土地流转的进行、土地规模利用的发展，非粮化速度越来越快。三是如何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土地流转制度的出发点是为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解放农业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但如果不对土地转入对象加以限制，有可能出现城市工商业资本到农村进行圈地的现象。因为在资金实力方面，即使是生产效率较高的农业生产能手，其资金实力也无法与城市工商资本竞争。这就使得部分想要继续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得不到土地，无法实现规模化生产，不仅没办法增收，还可能会在农业产品市场的竞争中丧失优势，从而被迫放弃自己的原有土地。这样一来，农民的利益大大受到损害，甚至会激化社会矛盾，产生不稳定因素。因此，如何平衡城市工商资本和农民自有资本在土地流转市场中的力量，保证公平和有效的前提下，维护农民的利益，也是土地流转制度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的问题

十八界三中全会以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是被明令禁止的。从各地实践来看，大量的农村建设用地已经成为土地市场的潜在供应基础，而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对用地需求远超过政府规划给出的土地数量的情况下，使得潜在的供应和需求无法实现合意的交易，造成无效率。实际上，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探索农村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土地市场的方法。例如成都市的“蛟龙工业港”、“锦江变法”等。但这些尝试都或多或少与当时实行的土地政策产生矛盾与冲突，农村建设用地入市带来的财产权利是不完全的，也是无法得到法律保障的，存在着极大的制度风险。十八界三中全会后，《决定》中明确规定，“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将会被放开。然而，真正放开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还面临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哪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被纳入土地流转市场。在《决定》规定，被允许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而在目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一个没有明确界定的词汇，哪些土地属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还没有相应的解释和规定，其中最让人关心的一点是：宅基地是否在这个范围内。按照各方的普遍理解来看，宅基地并不会被包含在内。二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后的利益分配问题。若宅基地不参与土地流转市场，那么进入土地流转市场中的是集体内部其他公用建设用地，那随之而来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农村，产权比较明晰的就是每家每户的宅基地，而其他公共用地则没有明确的产权界定，这部分公共用地进入土地市场流转后带来的增值收益该如何在农民之间、农民和村集体之间进行分配？如何避免某些村集体干部在这个过程中“中饱私囊”，损害农民的利益？

四、总结与政策建议

基于对土地流转政策沿革及其背后动力机制的分析，土地流转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重要意义，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结果，对于农民增收、解放农业生产力、促进社会公平有重要意义。因此，土地流转面临的已经不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就集体农用地流转而言，政策体系已经初步搭建起来，政策方面的限制也基本放开。目前需要针对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对政策体系进行进一步的完善。而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方面，目前只有总体的思想指导，具体的政策体系还待建立。与土地流转政策相配套的社会保障政策也需要及时跟进。一是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建立合作经济组织等中介机构，实现更高层次的合作，加入和退出农业合作组织可以使大面积土地集中连片经营。二是要用行政和市场的双重力量对农用地流转后的用途加以规范和引导，防止“非粮化”现象的恶性发展，保证食品安全。一方面，可以通过政策规定，对“非粮化”的规模做出限制。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府补贴、引进现代农业技术、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降低粮食种植成本，提高粮食种植收益，解决粮食种植与其他经济作物和其他农业部门之间的“剪刀差”问题；三是完善土地流转后的利益分配机制。要对流转土地进行确权，同时明确流转过程中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对土地流转后的收益分配比例。在平衡各方利益同时要尤其关注农民利益，不要让农民“失地又失利”。四是解决地方债务危机，降低地方负债水平。解决了地方财政的缺口，是安全平稳放开土地流转限制的前提。可以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放开垄断行业等方式完善市场经济，提高市场活力，为地方经济创收；土地流转要有完善的制度体系作为保障。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有其本身的特点和重要意义，关系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土地流转不能完全交给市场，而是要加以政策的约束和引导，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寻求平衡点，在保证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土地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只有解决好农民最根本的问题，才能使得我国经济更上一步，在国际市场发挥作用。

作者：高璇 单位：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明秋,王宝山.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及农地使用权流转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4

[2]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M].北京:社会学文献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