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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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八范文第1篇
反映气温变化：
过了惊蛰没硬地。
四月八，冻死黑豆荚。
大寒小寒，冻死老汉。
反映降水：
蚂蚁搬家蛇过道，三天之内雨来到。
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
云往东，一场空;云往西，淋死鸡。
大署小署，灌死老鼠。
八月雷，不空回。
东明西暗，等不到吃饭。
青蛙齐叫，大雨即到。
星星眨眼，下雨不远。
狗洗澡，雷雨到。
农事活动与气候：
立夏乱种田。
闰月年，宜早田。
谷雨前，植早棉。
过了四月八，有花没疙瘩。
芒种忙糜不忙谷。
糜黄种麦，麦黄种糜。
七月十五高挂锄。
秋分糜子寒露谷。
白露前十天不值(早)，后十天不迟(言种麦)。
反映天气变化：
黑云黄梢子，必定有雹弹子。
雹打一条线，霜打一大片。
日落乌云口，半夜里山水吼。
黑云有雨，红云生风。
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
早霞不出门，晚霞晒死人。
猪衔草，寒潮到。
鸡群上架早，明日天气好。
天上鱼鳞斑，晒谷不用翻。
反映灾丰年：
十三月儿圆，米粮不值钱。
三月雷，麦圪堆(丰年)，二月雷，墓圪堆(灾年)。
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饭饭。
反映植物成熟期：
蚕老一时辰，麦熟一晌午。
立秋一十八，百草结疙瘩。
七月二十三卖花红枣。
五月端午吃新麦。
九月九，荞麦炖羊肉。
过了霜降杀百草。
四月八范文第2篇
[关键词]黑色糯米饭；侗族；祭祀；牛神
当人类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时候，人们对变化万千的世界和奇特的现象无法理解，对自然灾害和疾病无法抗拒，使得当时的人相信自然界存在某种神奇的力量来操控他们生存的环境，并把这种神奇的力量看成是超自然的具有意志的东西，把其加以人格化。他们认为，只要对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加以崇拜，通过献祭、祭祀的方式取悦它，人们就可以身体健康，安居乐业。献祭的仪式的多种多样的，但用食物作为祭品则是祭祀的重要方式，在特定时间，场合和背景下，作为信息传递媒介的特定食物一般都具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用黑色糯米饭祭牛神这个特殊的文化事象不禁引起人们的思考，隐藏在糯米饭染成黑色的表象背后，有何深层的文化含义。
一、侗族的图腾
“图腾”一词源于北美印第安奥吉布瓦斯部落的方言，意为“他的亲族”、“种族”等意思。一般认为，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对于自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最原始的观念中引发的，这一点恐怕以图腾崇拜表现得最为典型。图腾崇拜产生的心理基础，在于原始人认为自己的氏族祖先是从植物、动物或一些非生物转化而来的，抑或是人与这些自然物相交而来，从而把此类自然物奉为始祖。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些自然物曾经庇佑了自己氏族的先祖，因此这些原始氏族就对这些自然物顶礼膜拜，祈求庇护保佑，图腾崇拜就这样产生了。它与人类的起源和生产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人类最初的宗教形式之一。
侗族以龙蛇为神灵，视其为保护神，是古越人图腾崇拜的遗存。贵州《玉屏县志》引明末清初曹申吉《八黔有述》说当地侗民“文身笑白鹇”，又榕江等地老人善终，后代要剃发藏在死者肩旁同葬，均为骆越“文身断发以避龙”的遗俗。直到清末，一些侗族家族仍自称蛇家，保持着对蛇的祭祀。清明扫墓时，动土垒坟，如看见蛇出没，就视其为祖先的化身，不能伤害它；村外预蛇则认为是祖先显灵，不能打也不能惊吓到它；蛇进屋，要祈求“社神”显灵，兴云降雨。
二、侗族尚黑习俗
侗族服饰尚黑，侗族人衣服的布料一般为藏青色侗布，衣袖及衣服的边沿用彩线绣上花纹，对比强烈；下着长筒黑色裤子或是百褶短裙，脚穿深底绣花布鞋。
在建筑色彩上，侗族村寨地位极其重要的村寨“鼓楼”和氏族“鼓楼”均以青瓦覆盖，木质结构的鼓楼框架则涂为黑色，唯瓦岩间隙有白色。鼓楼在侗族社会中是一村一寨或一族姓的政治、文化的活动中心。“鼓楼用色，非同小可，非尚色不足以为之。”除此之外，侗族地区著名的“风雨桥”亭廊建筑，也为木青瓦，用色与鼓楼一致。
糯米饭着黑色在侗族风俗节庆中被用到。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梅林乡，每年农历四月八被称作“祭牛神”。那天，会用枫叶或者一种当地人叫做“把烟筒”的藤状植物，把其捣碎，用水浸泡四至五个小时，取汁去渣，把糯米放入汁水中，浸泡一晚，第二天用木甑蒸熟即可。将制成的黑色糯米饭揉成团放到牛圈中，在牛棚外点上香，敬牛神。这天不允许放牛，有“不准上山动根草，不准到河碰滴水”的说法，与牛相关的事物人都是不许触碰的。关于为何要在四月八这天祭祀牛神，还有一个传说：
很久以前，牛被贯公差遣下凡，给人类带来谷种，转告人类：三天吃一顿饭，并帮助人们开荒种地。牛认为人们三天一顿饭会饥饿，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劳作，故其把三天吃一顿饭说成一天三顿饭，且告诉人们要制作黑色糯米饭，让它带回天界给贯公，用以弥补故意传错话的过错。但由于人类一日三餐，粮食不够吃，贯公还是很生气，就把牛罚下凡间，帮人们犁田。可人们认为牛是无辜的，就把牛被罚下凡间的那天即农历四月八，作为牛神节，祭拜家中年年岁岁勤劳耕作的牛。
三、黑色糯米饭象征意义的解读
如前文所述，在每年农历四月八当天，梅林村寨每家每户都会按照沿袭下来的风俗举办“祭牛神”仪式。为何牛在当地社会占有如此神圣的地位？其实不仅仅在当地侗族村寨，在以农耕为主要经济类型的各民族社会中，牛是一个大写的文化符号，其在人们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动物，传统农耕技术的最高水平――牛耕，就是借助牛来实现的，所以牛是农耕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牛获取了拉犁耕田的功能，便成为农耕生产的主要帮手，作为象征丰产的文化意义一直被传承下来。侗族具有历史悠久的稻作文化，牛与稻作农业生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侗族对牛的崇拜是建立在稻作文化根本的基础之上的。“动物是不可缺少的、必要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要依靠动物，而人的生命和存在所依靠的东西，对于人来说就是神。”信奉万物有灵的侗族人认为，牛是人类进行劳动生产必须依靠的重要劳动力，它跟人类一样有灵魂。在农忙时节牛承受了劳累折磨，还常常被鞭打训斥，牛魂受到惊吓。所以在农历四月八这天，家家户户会带牛去河边清洗干净，做好黑色糯饭，供奉在牛棚门外，一是对牛这一年来的辛勤劳作表示感激，希望牛及其子嗣繁衍兴旺，继续为人类出力，二是期望谷物不断丰收，寄托人们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
从古到今，食物作为祭品是祭祀的主要方式。人们祭祀时用的祭品形形，但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动物和植物。侗族人在祭牛神的时候选择糯米饭，而且是染成黑色的糯米饭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黑色糯饭犹如牛的排泄物，所以用来祭牛神”。
可在人们传统的意识观念里，排泄物是不洁的，用污秽的物品敬奉给神灵是对神灵的亵渎。其实不然，在特定时间、背景和场合下作为信息传递媒介的特定食物一般都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通过其外显的形状、色彩以及人们赋予它的特殊含义，使其象征意义得以表现。
“象征是文化的建构…象征的意义是不固定的……一个象征只有放在与其他象征的关联中，才能被理解，它们构成同一个文化复合体的组成部分；只要习惯与风俗允许，几乎任何事物都可以是象征。”从黑色糯饭的形与色出发，根据当地人的叙述，黑色糯饭像牛的排泄物，而牛的排泄物形似于一条缠绕蜷缩的黑蛇，这样便得出了“黑色糯饭――牛的排泄物――蜷缩的黑蛇”这一象征关系。
色彩一旦被赋予某种功能，承载某种意义，它就不仅仅是色彩，而成为了一种符号，成为色彩语言。色彩语言的功能包括标示个体的社会归属，驱邪庇佑，审美表现，显示个性。作为族徽和保护神的图腾与作为社会归属标示和驱邪庇佑工具的色彩语言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联。笔者认为图腾崇拜与色彩语言之间的纽带是图腾的色彩。侗族先民是百越中骆越的一支，骆越尚蛇图腾，且侗族人有尚黑的习俗，黑色糯饭便是承载着这两个重要信息的象征物。各种象征图案的意义与涵义，与物品拥有者的图腾信仰有关。既然不同的象征代表不同的动物，那么它们是如何代表的呢？可以是动物的全貌，是具有象征特点的纹样，或不管其形状如何，用其色彩来代表涵义。象征也是一种符号，一种特殊的符号，人类生活的典型特征，就在于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从而创造出一个“符号的宇宙”――“人类文化的世界”。简单描述以上观点可以用一个公式：人―运用符号―创造文化。侗族人通过色彩符号的运用和理解的过程，通过直觉、理解、联想、想象和情感体验等诸种心理能力综合发挥作用，把色彩与象征的意蕴结合起来，用黑色糯米饭的形与色作为图腾与尚黑习俗的表达物，创造了每年农历四月八用黑色糯米饭祭牛神的民俗文化。
结语
作为祭礼的黑色糯米饭用其形与色的象征方式诠释了侗族图腾文化，把符号象征与色彩象征融为一体，不仅表达了侗族人民的神灵信仰，还传递了侗族人的民俗文化。同时，黑色糯米饭是一种以糯稻为主要原料的食物，在此习俗中，我们也还可以体会到隐藏在其中的浓厚的糯稻文化的意义：一方面，牛的辛勤劳作与稻作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作为对牛的犒劳奖赏，也仍旧是糯稻文化的物质结晶――糯米饭。
参考文献：
[1]朱净宇，李家泉.少数民族色彩语言揭秘[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137.
[2]李子贤.西南少数民族的稻作文化与稻作神话[J].楚雄师专学报，2000-03-30.
[3]管彦波.云南稻作源流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261.
[4]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上海：三联书店，1962：438-439.
四月八范文第3篇
北岳庙因古代帝王将相遥祭“北岳恒山之神”而建，记录着恒山悠久而辉煌的历史。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古老宗教，它与儒、佛并立于封建社会，合称为“三教”。道教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的社会声势及其信奉人数虽不及儒、佛，但它以独特的宗教文化体系顽强地生存了近2000年，并向国外传播，影响深远。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是华夏文明的历史摇篮。山西的名胜古迹中，不乏道教名山、名观、名迹。
道教洞天
道教历来崇尚自然，崇拜名山大川，山西山多，备受道家青睐。恒山，人称北岳，与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并称为五岳。
北岳恒山，是海河支流桑干河与滹沱河的分水岭，号称108峰，东西绵延150公里，横跨晋、冀两省。它西衔雁门关，东跨太行山，南障三晋，北瞰云、代二州，莽莽苍苍，横亘塞上，巍峨耸峙，气势雄伟。
道教称此山为第五小洞天，号“太乙总玄洞天”。其山神穿黑袍，乘黑龙，领仙人玉女七千人，掌管江淮河济，虎豹走兽。山上怪石争奇，古树参天，留有不少道家遗迹和传说。古有道观庙宇18座，称为18胜景。今尚存有北岳庙(朝殿)，会仙府，九天宫，悬空寺等十多处。还有琴棋台，出云洞，紫芝峪等自然风景区。峭壁悬崖之上多留有古人题咏。“岳顶松涛”，“金鸡报晓”，“玉羊游云”，“夕阳返照”等令人向往。
据史籍道书所载，大禹曾巡游恒山，封道经《灵宝真文》于北岳。《灵宝要略》曰:“夏禹登位巡狩，度弱水，登钟山，得 《灵宝真文》，封之北岳及包山洞庭之室。”后有商王女昌容，修道山中，“二百余年，颜如二十许。能致紫草，鬻于染工，得钱以与贫病者。”玄妙古老的中国道教在恒山留下了他们风雨苍沦的足迹。远在春秋时期，太上老君在北岳恒山千佛岭结庐炼丹，燃灯道人演兵斗法；西汉初昌蓉往来于恒山；西汉景帝、宣帝年间三茅真君（即茅盈、茅固、茅衷兄弟三人）在恒山修炼神仙之术，留下了千年解不开的谜在茅窟；北魏被太武帝尊为天师的寇廉之在北岳宣扬道教新法，其高足李皎从嵩岳投奔恒山修炼，恒山香火威极一时；唐朝时八仙之一的张果老在恒山修炼，名道人管革结庐悟道，致使恒山道教道场香火名扬天下。(《太平广记》) 记载汉唐时期，众多仙真出入恒山，修真传道，使恒山成为道教之福地。
恒山道教主流属全真教龙门派，也有正一教分支和太乙派，丹道、符篆，性、命双修一应俱全。八仙之一的张果老在恒山长期修炼，在恒山留下了大量的仙踪遗迹和神话传说。《太平广记》谓张果老于隋唐间隐居恒山，有长生秘术，年寿数百。“常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重叠之，其厚如纸，置于巾箱中，乘则以水巽之，还成驴矣。”时玄宗召见，演示仙家变幻之术，不可穷纪。玄宗誉为“迹先高尚，心入妙冥”，并赐号“通玄先生”。后归恒山，终老山中。果老岭即是后人为纪念他而题名，在一块光滑的陡石坡上，有几个非常明显的酷似驴蹄印和人脚印，传说是张果老骑毛驴由此登天时留下的。
此外，中国历代帝王对恒山的祭祀十分重视，唐宗、宋祖等都曾到过恒山巡视、祭奠，或差使臣到恒山朝圣。独特的山势地貌和悠久的文化，使恒山成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兼胜的别具特色的著名风景区。
道法自然，三教合一
在传统政治观念中，功名利禄皆由争斗而得。在老子看来，这是很不明智的观念和做法，争斗必然有胜有败，老子提出“不争之德”。他认为守住这个道，万事万物、社会人事都不离道，把握了大道、自然，即可充当天下万民之楷模。金庸小说中，恒山派作为女尼为主的派别，属于佛家。事实上，恒山作为道家场所而存在数千年，金庸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所以其在安排恒山派时仍然沿用的是道家的自然、朴素、恬淡、平易、清静、无为、不争治世、处世的内涵的，而如此安排最主要的是恒山还有一处奇观。
北岳是道教名山，供奉玉皇大帝、北岳大帝、吕洞宾自在情理之中，但是除此之外还供奉着佛家的观音、弥勒及儒家的孔子等等。尤其是三教殿中玉皇大帝、释迦牟尼、孔子并列高台，同享人间烟火，为五岳之奇观。在悬空寺内，有11处佛教殿，5处道教殿，更有1处天下唯一的“三教合一”殿在全寺最高的三教殿内，佛、道、儒三教教祖共居一室，联袂而坐，共受供奉，融洽和谐，形成了真正的“三教合一”的独特宗教氛围，是恒山“和”文化的实证和代表。
中国的文化史，本身就是一部三教融合的历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家的慧远，道家的陆静修，儒家的陶渊明曾有过东林论道、虎溪三啸的逸闻。但实质上，彼此间还是有门户之见的，尤其是佛道两门。佛教东传中国时，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为求立足，曾奏请汉明帝烈火验经，结果道教经书扔进火盆后化作了灰烬；而佛经不但没有烧毁，而且还在火中放出了金光。从此，佛教取代道教，成为国教。后来一些道教大师为复兴祖教，曾先后怂恿魏武帝、周武帝、唐武宗灭佛兴道。因而在四大佛山中很少能见到道教的踪迹；同样，在道教控制的灵山仙境中，也绝少佛禅之风。而北岳恒山的三教殿却一改古风。三教祖师同列一台，相安无事享受人间香火，不能不说是一奇观。
据传，北魏文成帝拓跋浚即位后，为纪念释迦牟尼诞辰，提出了三教合一的思想，有诗云：音亦可观，方信聪明无二用，佛能称士，须知儒释本同源，他认为佛道同源同根，从那时起就在恒山开始举行“四月初八”庙会活动，以此纪念释迦牟尼的诞辰。此后，历史上恒山道人也曾想用道教祖师老子之生卒日期定作庙会日，但查遍所有的经典著作，都没有找到老子生卒日期，因当时“三教合一”思想已经形成，又想到佛教、道教信徒都来朝拜更能为恒山添香，达到弘扬佛道香火旺盛之宏伟夙愿，只好作罢。后经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宗教变革，逐渐把这一节日作为一种民间祭祀活动延续下来，成为北岳恒山一年一度的传统庙会。
四月八范文第4篇
五色米饭可用植物染成。黑色是用枫叶染；黄色用黄姜染；紫红、红色用红蓝草染，只是浓度不同而颜色有变化；绿色可用菠菜染等。染的过程一样，把植物捣碎，煮水，成为染料。摊凉后和米直接浸泡几小时即可。
五色米饭一般指五色糯米饭，是布依族、壮族等许多民族的传统风味小吃。因糯米饭一般呈黑、红、黄、白、紫5种色彩而得名。每逢清明节、农历三月三、四月八（牛王节）、端午节等民间传统节日，壮族群众家家户户都要做五色糯米饭，以作赶歌圩食用，或祭祖祭神之用。壮家人十分喜爱五色糯米饭，把它看作吉祥如意、五谷丰登的象征。五色糯米饭五彩缤纷，鲜艳诱人，天然色素对人体有益无害，各有清香，别有风味。五色糯米饭色、香、味俱佳，还有滋补、健身、美容等作用。搭配五花粉蒸肉味道更佳。
（来源：文章屋网 ）
四月八范文第5篇
20xx端午节广州天气怎么样据小编了解，20xx端午节广州天气预测为：
05月28日 星期日 雨 28℃/21℃ 微风
05月29日 星期一 雨 28℃/21℃ 微风
05月30日 星期二 雨 28℃/21℃ 微风
备注：天气预报前3天天气预报为精准预报，超过3天的预报信息偶有误差，仅供参考!
广州端午习俗1、送节习俗
广州人对端午节很重视，旧俗在农历五月初二至初四便有送节之举。年轻“新抱”(媳妇)们，用“全盒”六个或四个，盛以粽子、猪肉、生鸡、鸡蛋、水果、酒等回娘家向长辈贺节;姑娘和儿童们挂香包，挂包以五色丝线编织，一般均为新媳妇所送，一方面体现新媳妇的贤良，一方面体现新媳妇的手艺，俗称“新抱手艺”。香包中装有檀香、八角、花椒、琉璜等。
2、辟邪习俗
午饭后，家家贴“午时符”。符用宽约一寸，长近一尺的黄纸条，上面用朱砂写上“五月五日午时书，官非口舌疾病蛇虫鼠蚁皆消除”等字样。在大门上悬挂菖蒲、凤尾、艾叶等，并扎上一束蒜头，涂以朱砂避邪。也有些人家还在门上贴上用黄纸写的小对联：“艾旗迎百福，蒲剑斩千邪。”正午时分，用水果、粽子拜家神，烧艾草薰屋角，称“驱蚊虫邪魔”。用雄黄酒调朱砂，在孩子的额上、胸口、手心上点一红点，以示避邪。
3、赛龙舟习俗
广州人过端午最大的活动项目。赛龙舟，广州人称“扒龙船”，过去多为郊区农民为之。20世纪30年代前，在四月初八的浴佛节便将去年端午节后沉入涌底的龙船起出，俗谚谓“四月八，龙船随海滑”。30年代以后，逐渐改为五月初一才起出龙船。俗语顺口溜：“初一龙船起，初二龙船忍，初三初四游各地，初五龙船比，初七初八黄竹岐，初九初十龙船打崩鼻。”初五是赛龙船的，得胜者可获赏全只烧猪与赏银元。初八郊区各乡龙船多集中到市郊黄竹岐进行表演比赛，因那时黄竹岐地方有一座龙母庙，初八为龙母诞。
4、午时符习俗
旧时的端午中午，家家贴“午时符”，一般请道士用黄纸书写，作为驱魔辟邪的一种镇符手段，符章多为汉字形体的变异。然后用水果、粽子拜神，烧艾草以薰蚊，撒雄黄酒以杀虫，另外，还用雄黄酒调朱砂、涂在小孩的额头、胸口和手心上，谓可辟邪。
四月八范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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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官员休假作为一项重要的人事管理制度是从汉代开始的，然而普遍的节日休假是从唐代开始的。唐代官员节日休假制度是在前朝节日休假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官员节日休假制度化是从唐玄宗开始的，节日普遍放假制度化，是唐玄宗统治时期节日领域的一个重大变化，同时也是这一时期节日普遍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唐代 官员 节日休假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32-0118-04
目前，涉及唐代官员休假的论文尚不多见，还没有关于唐代官员休假制度的专著。其中，赖瑞和的《论唐代官员的办公时间》、杨联的《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夏晓臻的《唐代辍朝制度考述》、徐秀玲的《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代官吏请假制度》等一些文章论及唐代官员的休假制度。王莉莉的《唐代官吏休假研究》、苑明晨的《我国历史上的休假与退休制度》、温显贵的《宋代以前休假制度考略》、肖平学的《唐代官吏休沐制度初探》、丸山裕美子的《唐宋节假制度变迁――兼论“令”和“格敕”》、刘兴云的《论唐代官员的权利保障及其影响》等，这些文章多是从总体上概括论述唐代官员的休假制度，也不是官员节日休假的专论。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唐代节日的名目、分类以及其特点等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特别是张勃的《唐代节日研究》中，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节日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前人关于唐代节日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关于节日休假制度的研究仍显不足。因此，对唐代官员节日休假制度的研究，还可以更深入细致地研究下去。
一 唐代官员节日休假制度的形成
张勃在《唐代节日研究》中写道，节日放假，应该在汉代就开始了。《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汉书・薛宣传》记载了薛宣劝一个节假日不肯休息的官吏回家休息的事件：“及日至休吏，贼曹掾张扶独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壹笑相乐，斯亦可矣！’”可见，至少冬至在汉代是放假的。此外，居延汉简中也有夏至前后休假五天的记录。从《汉官旧仪》所记伏日休假一天等资料来判断，夏至、伏日等节日休假都是汉代以来的制度。
“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唐代官员节日休假制度是在前朝节日休假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三百年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变动，节日休假制度有其特有的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大体来说，玄宗之前，是唐朝法律形成和逐步完善的时期，官员的节日休假的规定也随之不断地变更和完善;玄宗以后，唐朝官员的节日休假制度进入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但细微变化仍然是存在的。举例而言，寒食、清明放假时间的规定：玄宗时“寒食通清明给假四日”，代宗大历十三年（778）二月十五日敕“自今已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再到德宗贞元六年（790）三月九日敕寒食清明“宜准元日节，前后各给三日”，变成休假七天。
二 唐代官员节日休假制度的内容
关于唐代官吏节日休假制度，传世的资料不是很多，但在各种文献当中也保存下来一些，尤其是中日学者对《唐令》特别是《假宁令》的复原，更为我们研究唐代官吏节日休假制度提供了便利。从这些资料来看，唐代官吏节日休假的种类相当多，而且时间长短不一，搭配合理得当。
1.常规节假
节日休假并不是唐朝首创的，但是却在唐朝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后各朝代甚至直到今天的有些传统节日，例如中秋节都始于唐朝。关于唐代官员的节假规定，《唐令拾遗》中的“开元七年令”和“开元二十五年令”载有：
诸元日、冬至并给假七日（节前三日、节后三日），寒食通清明给假四日，八月十五日、夏至及腊各三日（节前一日、节后一日），正月七日、正月十五日、晦日、春秋二社、二月八日、三月三日、四月八日、五月五日、三伏、七月七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十月一日、立春、春分、立秋、秋分、立夏、立冬及每月旬，并给休假一日。
这里总体上概括了唐朝主要的节假。休假七天的有：元旦和冬至;休假四天是从寒食并清明;休假三天的有：夏至、中秋节和腊日;休假一天的有：正月七日（人日）、正月十五日（上元节）、晦日、春秋二社、二月八日、三月三日（上巳节）、四月八日（佛诞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三伏、七月七日（七夕节）、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九月九日（重阳节）、十月一日、立春、春分、立秋、秋分、立夏、立冬等。
第一，元旦和冬至休假。《唐六典》中有“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的记载。《唐令拾遗》认为《假宁令》可据此整理为“诸元日、冬至并给假七日（节前三日、节后三日）”。元旦和冬至在唐代的休假期限没有变动。
第二，寒食通清明休假。《唐会要》记载：“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敕：‘寒食清明，四日为假。’至大历十三年（778）二月十五日，敕：‘自今已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至贞元六年（790）三月九日，敕：‘寒食、清明，宜准元日节，前后各给三日。’”这就是说唐玄宗时“寒食通清明给假四日”，到了代宗大历十三年（778）时变成了“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再到德宗贞元六年（790）三月九日寒食清明“前后各给三日”，休假七天。唐宪宗元和二年（807）二月丁丑“寒食节，宴群臣于麟德殿，赐物有差”。
第三，三令节休假。此三节指的是中和节（二月一日）、上巳节（三月三日）和重阳节（九月九日）。《旧唐书・德宗纪》这样记载：
比者卿士内外，左右朕躬，朝夕公门，勤劳庶务。今方隅无事，A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每节宰相及常参官共赐钱五百贯文，翰林学士一百贯文，左右神威、神策等军每厢共赐钱五百贯文，金吾、英武、威远诸卫将军共赐钱二百贯文，客省奏事共赐钱一百贯文，委度支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例程。戊申，晋慈隰观察使崔汉衡加都防御使名。癸丑，赐百僚宴于曲江亭，仍作《重阳赐宴诗》六韵赐之。群臣毕和，上品其优劣，以刘太真、李纾为上等，鲍防、于邵为次等，张蒙、殷亮等二十人又次之。唯李晟、马燧、李泌三宰相之诗不加优劣。
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
二月戊辰朔，百僚会宴于曲江亭，上赋《中和节群臣赐宴》七韵。是日，百僚进《兆人本业》三卷，司农献黍粟各一斗。
这说明在德宗时，中和节这一天，皇帝行籍田礼，文武百官进献农书以示劝农，然后“赐百僚宴于曲江亭”。《唐会要》中记载“重阳节，赐宰臣百僚宴于曲江亭，帝赋诗赐之云”“十四年三月上巳日，赐宰臣百官宴于曲江亭”。似乎中和节、上巳节和重阳节设宴赐钱成为德宗时的常举。到宪宗元和二年（807）正月“诏停中和、重阳二节赐宴，其上巳日仍旧”。赐宴虽有减少，但官员在中和节、上巳节和重阳节的休假仍然执行。
第四，三元节休假。唐时人们把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称为上元、中元和下元，所以这三个节日合称“三元节”。其中，中元节休假天数在变化，唐代玄宗时官员可在正月十五日和七月十五日“休假一日”;唐代宗大历四年（769）七月十三日敕：“七月十五日前后各一日，宜准旧例休假。”中元节官员休假由一天变成了三天。但是典籍中却没有关于十月十五日休假的记载，所以笔者认为三元节中只有上元节和中元节官员可以休假。
丸山裕美子曾在《唐宋节假制度的变迁――兼论“令”和“格敕”》一文中以表格的形式呈现了唐宋时期节假制度的变迁，这里引用唐宋节日部分并重新加以改编。
据此表统计，依《唐令拾遗》中的开元令，唐代官员节假日总天数多于40天;根据元和令，唐代官员节假日总天数超过了50天。这不仅是我国官员休假制度中的创举，而且以节为假的做法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根据天圣令，唐以后的宋朝官员节假日总天数也超过了40天。这说明唐代以后各朝，节假制度成为官员休假制度中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2.皇帝诞节休假
李唐王朝以老子李耳的后代自居，所以每逢二月十五日老子生日，都要休假庆祝。《唐会要》中陈希烈的奏疏有“（天宝）五载（746）二月十三日，中书奏：‘大圣祖以二月十五日降生，请同四月八日佛生之时，休假一日’”。后来唐武宗会昌元年（841）二月敕：“二月十五日，元元皇帝降诞之日，宜为降圣节，休假一日。”《册府元龟》卷2《帝王部・尚黄老》中的记载，后唐明宗“三年正月，中书奏：‘假宁令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圣节休假三日，准会昌元年二月敕休假一日，伏请准近敕。’从之”。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老子的诞辰最初官员可休假三天，后来在唐武宗时设置降圣节，休假由三天改为一天。
佛诞日在唐朝称为“浴佛节”，官员也可以休假。《唐会要》中记载：“大圣祖以二月十五日降生，请同四月八日佛生之时，休假一日。”此外，在《唐六典》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四月八日给伏假一日”。这些都表明唐朝曾把四月八日设置成节日，官员可以休假。
从唐玄宗开始，皇帝的诞辰开始作为节日并有休假。《册府元龟》卷2《帝王部・诞圣》，开元十七年（729）八月五日尚书左丞源干曜、右丞张说等文武百官上表“请以是日为千秋节。着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乐，休假三日”。第二年六月又有“礼部奏请千秋节休假三日，及村闾社会，并就千秋节先赛白帝，报田祖，然后坐饮。从之”的记载。《旧唐书》中也有类似“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仍编为令”的记载。至代宗宝应元年（762）八月三日，敕：“八月五日，本是千秋节，改为天长节，其休假三日宜停。前后各一日。”玄宗死后“尚存此日以为节假，恐乖本意。于是敕停之”。虽然千秋节休假有变，但这些都表明从唐玄宗开元十七年以后，玄宗皇帝诞辰不仅作为一个节日――千秋节，而且还被作为官员休假而编入法令。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九月三日，上降诞日，宜为天平地成节，休假三日”。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十月“宰臣等上言：‘今月十三日，皇帝降诞日，望准天长节休假三日。’帝以山陵未毕，不许。宰臣又上言休假一日。从之。”代宗的诞辰由以前的休假三天改为一天。
此后，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诞辰都只有庆祝活动，并未专门设置节日。但《唐会要》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永贞元年（805）十二月，太常奏：‘太上皇正月十二日降诞，皇帝二月十四日降诞，并请休假一日。’从之”。这说明虽然这五位皇帝的诞辰未设置成节，但是也有官员休假的可能。
根据《册府元龟》卷2《帝王部・诞圣》中的记载，文宗以后皇帝诞辰都设节：文宗的生日十月十日庆成节、武宗生日六月十一日庆阳节、宣宗生日六月二十二日寿昌节、懿宗生日十一月十四日延庆节、僖宗生日五月八日应天节、昭宗生日三月二十二日嘉会节、哀帝生日九月三日干和节。唐文宗太和七年（833）“今臣等不胜大愿，请以十月十日为庆成节，着在令式，以示四方”。其后，“文宗开成元年（836）十月庆成节，宴于延英殿，太常进云韵乐，宰臣及翰林学士赴宴。又赐百僚宴于曲江”。次年九月又诏“庆成节宜依上元日休假三日”。这些记载都证明从文宗开始，皇帝诞辰又开始设节休假。唐文宗开成五年（840）“以六月一日为庆阳节，休假二日”。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六月奏：“中书门下奏请以降诞日为寿昌节，天下州府并置宴一日，以为庆乐，前后休假三日，永着令式。从之。”
笔者根据《册府元龟卷》卷2《帝王部・诞圣》以及《唐会要・休假》的记载，对唐代帝王生日及其节日列表如下。
唐代以后，节假制度成为官吏休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奠定了后面各朝代节日休假的基本框架，后世节日休假多是在其基础上的调整和变更。
三 唐代官员节日休假制度的影响
唐代以节为假的做法，对节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唐人已经习惯了节日休假的生活节奏，如果应放假却不放假，也会引发官员们的不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了会昌五年发生的一件事：“寒食，从前已来，准式赐七日暇。筑台夫每日三千官健，寒食之节，不蒙放出。怨恨把器伏。三千人一时衔声。皇帝惊怕。每人赐三疋绢。放三日暇。”
唐代以节为假的做法，可以说是我国官吏休假制度中的创举，这种做法对后世影响深远。根据《册府元龟》卷2《帝王部・诞圣》记载，五代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六月中书奏：“九月九日皇帝降诞之辰，旧例特置节名，以其日为应圣节，休假三日，仍令京都天下设乐，以申祝寿。”这说明到了五代时期，这种以皇帝诞辰为节、以节为假的官员休假制度还继续施行。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祠部重新厘定官员休假制度，规定：“岁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庆节、上元节同，天圣节、夏至、先天节、中元节、下元节、降圣节、腊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节、春分、社（春社）、清明、上巳、天祺节、立夏、端午、天贶节、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社（秋社）、秋分、授衣、重阳、立冬，各一日。”由此可以看出，宋代除了新增加的政治节日天祺、天贶这类仅限于宋代的节日外，其他传统民俗节日几乎都是传自唐代。
四月八范文第7篇
四月八日，晴。我和先生带着心爱的相机出发了，来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湘江河畔。说它熟悉是因为我在离湘江河畔不远处的湖南大学整整生活了16余载，说它陌生是因为我每天忙于生活琐事，都快忘记大自然的存在了。
一路停停走走，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湘江河畔。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河床上随风扭着秧歌的油菜花，黄的是那样的美丽，仿佛是那一闪一闪的小星星。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恨不得拥抱整片油菜花，闻个够，看个够，亲个够……“来吧，给我和油菜花来个合影好吗？”“啊？留住青春的尾巴啊！”先生最会说话，说到我的心里去了。“咔嚓，咔嚓……”照了一张又一张。“快看，那里青草萋萋，好漂亮啊！“我指着不远处浓绿的野草，发现“新大陆”似的，暖阳高照，整个大地都苏醒了，活跃起来了。我不忍心踩着嫩绿的青草，只好蹲在旁边轻轻抚摸它那柔软的散发着清香味的”秀发，如醉如痴。“咔嚓，咔嚓……”先生很配合我的一举一动，相机里留下我和青草亲密接触的一幕幕。“嗨，看哪，一艘小船在湘江河里飘荡呢。”我又发现了“新大陆”，好不惊喜啊！我踩着高低不平有些许裂缝的河床，不经意间又发现有人在这垂钓。我悄悄地靠近钓竿，轻轻地扶着钓竿，生怕把鱼儿吓跑了。“咔嚓，咔嚓……”照相机一闪一闪的，河对岸的相也和我一起定格在这一瞬间，他在朝我微笑呢！
记得曾经说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湘江河畔曾经有多少风流人物留下靓影，为的就是感受这里的人文气息。今天的我很自然的感受了这一点，感受到了这里的春意盎然。
四月八范文第8篇
关键词:唐代长安城、城市生活、佛教节日庆典、寺院活动 、
唐代佛教兴盛,不仅帝王崇信佛教,广大平民百姓也崇佛、信佛,佛教世俗化的倾向同时影响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京师长安不仅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成为文化中心,佛教寺院星罗棋布,与这些佛教寺院有关的活动丰富多彩,显示了佛教影响下长安城独特的文化面貌,从而引人瞩目。因此,对长安城佛教文化及其影响下的城市生活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星罗棋布的佛教寺院
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最初由宇文恺设计,基本上符合《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①的都城设计思想,布局规整合理,在世界都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由于佛教的兴盛,寺院成为城市规划必不可少的景观,长安城寺院林立,数目众多。寺院的布局特点也别具一格,总体上可归纳为:
(一)佛寺遍布城坊。这得益于民众对佛教的热衷,“外廓城共109坊,其中77坊设有寺观,共159座”。②同时以宅为寺的现象较为普遍,即以自己的住宅为寺,而且这种情况下多为达官贵人自愿献宅,因此坊市内一些寺院建筑规模宏大,装饰上富丽堂皇,成为长安城文明昌盛的标志。城坊是市民的主要居住区,这种寺院布局便于百姓就近礼佛,为佛教文化的民众化提供了条件。
(二)名寺居多。佛教十宗在唐代相继成立,而其中八个宗派的祖庭均设在长安城。除此以外,长安城还云集诸多高僧,玄奘和义净都是西域归来的高僧,他们在寺院译经或者宣扬佛法,使长安城成为研究佛教的中心,在帝王的支持下佛事活动更成为一种全民参与的重要形式,给百姓生活带来新的内容。
(三)以佛塔为主要建制,建筑艺术上结合西方,出现密檐式的佛塔建筑结构,长安城着名的佛塔有慈恩寺塔,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对慈恩寺的描写:“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③足见佛塔的引人入胜,“四角”、“七层”即是对佛塔外形的描写,突出了塔的典型结构。其次为荐福寺塔,即今日的大小雁塔,还有香积寺塔、兴教寺玄奘塔,都是典型的佛塔建筑,这些佛塔构成了长安城重要的城市景观,是佛教文化发达的依据,也是城市生活的重要表现形式,使佛教文化因素成为显像。
二、城市生活的舞台
遍布京城的佛教寺院成为城市生活的舞台,帝王们支持佛教,常在此举行重大的佛事活动,佛教节日也给长安城百姓生活带来新的内容,体现了以寺院为中心的宗教活动对民众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一)国家佛事活动
唐代帝王大都提倡佛教,朝廷常常利用寺院举行盛大的仪式活动,这种活动一般都属于国事行为,高宗诗《谒大慈恩寺》:“日宫开万仞,月殿耸千寻。花盖飞团影,幡虹曳曲阴。绮霞遥笼帐,丛珠细网林。廖廓烟云表,超然物外心”。④反映了帝王对佛教的崇敬,认为佛教寺院超然物外,陶冶身心。在重大的宗教活动中,如迎佛骨舍利、高僧玄奘入慈恩寺都有着隆重的礼节。
贞观十九年春于弘福寺迎佛骨舍利,百姓皆欣然前往,自朱雀街至弘福寺寺门数十里间,都人士子和内外官僚列道两旁,瞻仰而立,无不体现了长安城佛事活动的庄严和百姓对之的热衷,这是在国家主导下的百姓参与,对百姓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提升了佛教思想在民众观念中的地位。这些都反映了帝王对佛教的重视和举行佛事活动的盛大场面,从上层到下层普遍参与,场面热烈,也是长安城市生活的特殊体现。
(二) 节日活动
节日发展到唐代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体系,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到这时已经确立并形成固定的节俗,而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其原有的文化因素必然对传统的文化有所冲击,由于中国文化有着自身的吸纳性和包容性,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合,产生出了新的文化因素。德宗诗《中和节赐百官燕集因示所怀》:“至化恒在宥,保和兹息人。推诚抚诸夏,与物长为春。仲月风景暖,禁城花柳新。芳时协金奏,赐宴同群臣。丝竹岂云乐,忠贤惟所亲。庶洽朝野意,旷然天地均”。⑤又反映了帝王对顺应四时节气的节日活动的热衷。
《岁华纪丽》中《西域记》记载:“摩揭陀国,正月十五日僧徒、俗众云集,观佛舍利放光雨花”。⑥这一佛教文化因素与中国传统的正月十五相结合,出现了正月十五日放灯习俗,也称上元节观灯,至玄宗时期,这一习俗已成为固定节日,长安城取消夜禁,百姓于十五日观灯,一派繁荣景象。上至贵族下至工贾,无不夜游,可见这一佛教节日已在百姓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中元节”,俗称“鬼节”,是佛教徒追祭祖先的祭日,佛教徒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称为“盂兰盆节”,民众也普遍参与庆贺。唐代宗时,曾在宫廷设置内道场,佛寺一般在节日中要举行诵经法会、放灯等宗教活动,而民众也于此日聚集寺院,于是形成了僧人讲经、杂耍、百戏等表演,还有大大小小的庙会活动,都是因百姓的娱乐所需而产生的。此外,四月八日佛诞节,是唐朝官方正式承认的节日。陈希烈奏:“大圣祖以二月十五日降生,请同四月八日佛生之时,休假一日”。⑦唐代官定节日假中,也明确规定了四月八日给假一天。这些佛教节俗丰富了中国传统的节日文化,也充实了百姓的娱乐活动,使城市习俗产生了新的名词。
三、百姓娱乐活动的场所
寺院在佛事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百姓娱乐的重要场所。寺院举行俗讲,百姓前往参与,长安城中较为有名的寺院都开设戏场,娱乐化功能较强。
(一)俗讲和庙会中的戏场
僧人在寺院中举行俗讲,给百姓提供了听取佛经的机会。“俗讲是古代寺院讲经中的一种通俗讲唱,流行于唐代。以佛教经义为根据,并增加故事化的成分,以吸引听众”。⑧僧人讲经,是百姓接受佛教经义的重要途径,僧人讲经以《华严经》、《法华经》、《金刚经》、《涅盘经》为主要经义,结合故事化的成分成为通俗易懂的言语从而为百姓所接受,姚合诗《听僧云端讲经》:“无生深旨诚难解,唯是师言得正真。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⑨足见俗讲对民众的吸引力。庙会,亦称庙市,中国的市集形式之一。唐代已经存在,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故称“庙会”。《北平风俗类征市肆》引《妙香室丛话》“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谓之庙会”。⑩可见庙会就是为百姓生活服务的,在庙会中常有百戏和杂技等各种表演,影响了唐代及以后的娱乐活动。戏场也是供百姓娱乐的方式,长安城中比较有名的寺院如慈恩寺、青龙寺、荐福寺、永寿寺都形成了戏场,钱易《南部新书》记载:“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11戏场已成为娱乐休闲的主要场所。由于长安城中的寺院集中于坊市,便于百姓加入到各种活动之中,举行的活动构成了百姓生活的一部分。
(二)士大夫的娱乐场所和娱乐方式
长安城地理环境优越,水系丰富,具备了宴赏游玩的自然环境。曲江:“龙华寺之南,有流水屈曲,谓之曲江。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周环,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节,即赐臣僚会于山、亭、赐太常教坊乐,池备丝舟。惟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学士登焉。倾动皇州,以为盛观”。12通善坊杏园:“为新进士宴游之所,按贞元四年以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诗试进士。慈恩寺杏园皆在曲江之西南也”。13
寺院环境优美,慈恩寺“仍选林泉形胜之所;寺南临黄渠,水竹森邃,为京都之最;寺有南池、牡丹、又有凌霄花;寺西院,浮图六级,崇三百”。14大慈恩寺“塔院有吴道玄、尹琳、尉迟乙僧、杨廷光、郑虔、毕宏、王维、李果奴、张孝师、韦銮画”。15可见与自然环境结合的寺院颇得文人士大夫得青睐。
对于诗人来讲,他们也青睐于依山水形势而建的寺院,这些寺院往往能给他们提供创作的灵感,他们更喜欢来这里吟诗作赋,因此出现了雅集和结社这种集会活动,文人与寺僧广泛参与,出现了新的文化形式,对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寺院的美景也是重要的自然景观,为文人雅士们的休闲娱乐提供了素材和场所。由此可见,长安城寺院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如果缺少了此,那么唐代的文化生活就会逊色多了。
四、结语
寺院是长安城的重要景观,作为佛教活动的中心,对城市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中古时代,一个寺庙就是一个信仰的集中点与传播点。寺院成为城市生活的舞台同时也是娱乐活动的重要场所,无论是在此举行的佛教节日还是国家举行的佛事活动,都可看出各阶层人士普遍参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寺院布局对民众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带来新的内容,丰富了人们的娱乐活动,成为宴赏游玩的好去处,使长安城市生活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同时这一文化因素也成为唐代佛教文化发达的依据,不仅在京师长安城,在其他城市也有一定的体现,因此对此问题的探讨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崔记维校点.《周礼》[M].沈阳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唐)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韩鄂.岁华纪丽[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