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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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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中国人范文第1篇

大家上午好!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著作《闲话中国人》中谈到,人生有三得:即沉得住气、弯得下腰、抬得起头。这其中的"弯得下腰"就告诉了我们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青松因弯腰而坚强美丽,稻谷因弯腰而成熟厚重。弯腰是一种姿态,是为了更好地挺起自己的脊梁;弯腰是一种风范,是为了创造更大的人生价值。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能经常弯一弯腰,我们将能看到一幅宽广美丽的新天地。弯弯腰,行个礼,尊重每一位师长,将弯出我们的尊师之道;弯弯腰,为父母洗洗脚,洗洗衣服,将弯出我们的孝长之风;弯弯腰,扶弱小,老师弯下腰来倾听学生的心声,大同学弯下腰来帮助小同学,将弯出一个充满爱和理解的和谐校园。弯弯腰,勤伸手,捡起一片纸屑,拔掉一棵杂草,扶正一把歪椅,拧紧一个滴水的龙头,放齐教室的扫把拖把,将弯出一个美丽整洁的校园。

所以,老师和同学们,让我们养成经常弯腰的习惯吧。从今天开始,学校在这个学期将开展一系列以"弯腰行动"为主题的文明创建活动,希望我们每一个师生都能积极地行动起来,投身此次活动。

首先,请各班举行"弯腰行动,从我做起"的主题班会,让我们在体验中接受教育,逐步形成崇尚礼仪、争做文明使者的良好风气,把"弯腰行动"变成大家的自觉行为。

第二,少先队大队部将开展"弯腰行动标兵"的系列评选活动。根据活动内容,"弯腰行动标兵"包括小孝星、道德之星和环保之星。三、四月份,各班每周评选出小孝星、道德之星、环保之星各一名,公布在班级风采栏中,接受同学、老师和家长的监督,到四月底,每班推选小孝星、道德之星、环保之星各两名到少先队大队部,由少先队大队部公示,接受全体师生和家长监督,五月底由全校师生共同投票选出校级的弯腰行动标兵。学校将在六一儿童节时对评选出的弯腰行动标兵给予表彰奖励,并通过校园网向全社会公布。

与此同时,学校在每一时期都会有相应的具体活动,请老师和同学们积极响应并付诸于实际行动。

同学们,马上就要到来的3月8日,相信大家都记得是一个什么日子吧?学校少先队大队部将组织一年一度的"优秀母亲"评选活动,请同学们积极发现自己母亲的优点,推荐自己的母亲,同时也请同学们把"弯腰行动"落到实处,为此,学校对每一个同学提出几个具体要求:

(1)弯腰行礼,感想母亲和老师为自己的成长付出的辛勤劳动。

(2)弯腰为母亲洗一次脚。

(3)弯腰为母亲洗一次衣服。

(4)弯腰帮母亲擦一次地板。

请同学们在3月8日来临之际做好以上几件事情,并将你的心情和体会写下来,各班组织一次主题班会来集中交流。我希望通过这样的具体行动,同学们能懂得感谢,愿意感激,学会感恩。

另外,请老师和同学们现在就弯下腰来看一看,你的脚下有纸屑吗?等会儿解散以后,你们再看看教室里,走廊上有垃圾吗?如果有,就请你弯腰捡起来丢到垃圾篓中。同学们,建造一个整洁美丽的校园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不讲卫生,随地乱扔是一个坏习惯,对影响校容的垃圾视而不见,绕道而行或从上面踩过去,同样也是不文明的行为。所以,从现在起,我倡议所有的老师和同学在看到校园内的垃圾时都能弯下腰来,随时捡起。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少先队大队部对在这方面表现好的同学将大力表扬,这也将成为环保之星评选的一个重要参考。同时,学校对于敢于监督乱扔垃圾现象的同学也将给予表扬和鼓励。我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自觉行动,能提升每个师生的环保意识,让我们形成良好的自觉的卫生习惯,塑造崭新的校园环境。

同学们,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个性格;播种一个性格,收获一种命运。让我们一起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从细微之处做起,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多弯一弯腰,从小自觉养成良好的文明礼仪习惯、行为习惯,卫生习惯,为铸就美好的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弯腰行动倡议书(二)

为了响应李俊良校长的倡导,青志社和同学们将开展以"弯腰行动"为主题的文明创建活动,希望我们每一个学生积极的行动起来投身此次活动。

请同学们弯下腰来看一看,你的脚下有纸屑吗?如果有,就请你弯下腰捡起来丢到垃圾桶里,同学们,建造一个整洁美丽的校园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不讲卫生,随地乱扔是一个坏习惯,对影响校容的垃圾视而不见、绕道而行或从上面踩过去同样也是不文明的行为。所以,从现在起,青志社倡议所有的同学们随时弯下腰来捡起看到的垃圾,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让我们形成良好的自觉的卫生习惯,构建崭新的校园环境。让我们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从细微之处做起,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多弯一弯腰,从小自觉养成良好的文明礼仪习惯,行为习惯,卫生习惯,为铸就美好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亲爱的同学们,"今天你弯腰了吗?"

弯腰行动倡议书(三)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著作《闲话中国人》中谈到,人生有三得:即沉得住气、弯得下腰、抬得起头。这其中的"弯得下腰"就告诉了我们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青松因弯腰而坚强美丽,稻谷因弯腰而成熟厚重。弯腰是一种姿态,是为了更好地挺起自己的脊梁;弯腰是一种风范,是为了创造更大的人生价值。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能经常弯一弯腰,我们将能看到一幅宽广美丽的新天地。弯弯腰,行个礼,尊重每一位师长,将弯出我们的尊师之道;弯弯腰,为父母洗洗脚,洗洗衣服,将弯出我们的孝长之风;弯弯腰,扶弱小,老师弯下腰来倾听学生的心声,我们弯下腰来帮助弱小同学,将弯出一个充满爱和理解的和谐校园。弯弯腰,勤伸手,捡起一片纸屑,拔掉一棵杂草,扶正一把歪椅,拧紧一个滴水的龙头,放齐教室的扫把拖把,将弯出一个美丽整洁的校园。

同学们!老师们!"你弯下的是腰,但拾起来的,却是你无价的尊严!随手丢掉却是自己的美德。所以,高二年级特别策划了此次弯腰活动。希望我们每一个师生都能积极地行动起来,投身此次活动。

我们向全体学生发出如下倡议:

首先,请各班举行"弯腰行动,从我做起"的主题班会,让我们在体验中接受教育,逐步形成崇尚礼仪、争做文明使者的良好风气,把"弯腰行动"变成大家的自觉行为。

第二,高二学生会将开展"弯腰行动标兵"的系列评选活动。根据活动内容,"弯腰行动标兵"包括孝星、道德之星和环保之星。三、四月份,各班每周评选出小孝星、道德之星、环保之星各两名,公布在班级风采栏中,接受同学、老师和家长的监督,到四月底,每班推选小孝星、道德之星、环保之星各一名到学生会,在学校宣传栏上进行公示。

第三,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母亲节,请同学们把"弯腰行动"落到实处,为此,学校对每一个同学提出几个具体要求:弯腰行礼,感想母亲和老师为自己的成长付出的辛勤劳动;弯腰为母亲洗一次脚;弯腰为母亲洗一次衣服;弯腰帮母亲擦一次地板。

同学们,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个性格;播种一个性格,收获一种命运。让我们一起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从细微之处做起,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多弯一弯腰,自觉养成良好的文明礼仪习惯、行为习惯,卫生习惯,为铸就美好的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闲话中国人范文第2篇

关键词:《锵锵三人行》;聊天;话题;娱乐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7-0085-02

《锵锵三人行》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一档电视谈话节目,开播于1998年4月,至今已有12年的时间,周一至周五每天播出一期,晚间11点30分首播,第二天中午12点重播,每期节目插播两次广告,实际播出时间是21分钟。节目制作成本很低,播出频次极高,但创造了不俗的收视成绩,十几年里广告收入逾亿元,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反观中国大陆各电视台:电视谈话节目走马灯似的不断变换,很多都只是昙花一现,存留至今的一些知名谈话节目也已经难续辉煌,面临着收视率不断下滑的尴尬局面。相形之下,《锵锵三人行》所取得的成绩的确令人刮目相看,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独特魅力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闲话聊天氛围的精心营造,另一方面是话题的选择与特殊的阐述方式。

一、闲话聊天氛围的精心营造

《锵锵三人行》的场景设置十分简单,一块虚拟的幕布,一张桌子,三把椅子,桌上三个茶杯,有时上面还会放些报刊杂志作为引起谈话的由头。这些简单的设施占据了只有20平方米的录制棚大部分的空间,此外再无多余的摆设,没有台下观众,更没有乐队伴奏,整个场景就像家中舒适的客厅一角,节目制作者意在通过这种形式营造一种轻松随意的谈话氛围,嘉宾们来到这里仿佛置身一个私密的聊天处所,从而有利于放松心理状态,培养聊天情绪。而其他同类的谈话节目的演播间往往有着更为开阔的场景,在显要位置有中规中矩的主持人就座,台下还有翘首以待的观众,有时甚至会有喧嚣的乐队助兴。嘉宾们来到这样的演播间难免受到场景制约,产生不同程度的紧张与不适,心中有意无意地就会提醒自己是在公共空间面对电视机前难以计数的观众发表言论的,如此,“应景”式的话语就不可避免地构成了谈话节目的主流,而能够表达内心真实想法的观点则成了稀缺资源。

《锵锵三人行》的主编邹天倚曾这样谈论节目的布局方式:“三把椅子,三个人围着一张只能放三个杯子的圆桌讨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没有热线电话,没有现场观众,真正能指望的只有镜头上的三张嘴。”这“三张嘴”中除了主持人窦文涛是固定的之外,每一期节目都会根据不同的话题邀请不同的嘉宾。这些嘉宾由主持人亲自选出,选择标准则是性格“有趣”,“包括导演、作家、学者、政界及传媒界精英,个个出言无忌,知识丰富、见闻广博、性情各异,堪称‘非常男女’。”主持人与两位嘉宾构成三人聊天模式,这既是“锵锵三人行”题中应有之义,也有利于形成自由随意的聊天氛围。常做节目嘉宾的梁文道就认为“两个人聊会很累,三个人就很轻松,不用抢着说话”。“三人行”模式还有着很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在中国正统以及民间话语中有很多“三人故事”,《锵锵三人行》的这种选择无疑暗合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容易让人产生认同感。另外,三个人还构成了一个既稳定又封闭的小空间,三个人“各自为政”,你来我往,思想观点在以圆桌为基底的公共空间交流传播。这样,三个人虽共同面对的大众传播形式,但他们各自存在的基础意义则在三个人之间的人际交流形式,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有效的人际交流形式借助大众传播形式表现了出来。另外一个常做嘉宾的许子东道出了这种心理感受“其他脱口秀都是说给观众听,我们是聊给自己听”。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参与谈话的三个人才能最大限度地放松心理戒备,以本真状态参与到谈话中来。而我们通常看到的情形也是如此,主持人与嘉宾面对圆桌无所顾忌地交谈,每个人都是参与者,他们可以选择短时的沉默,但没有永远的欣赏者,可以随时参与到谈话中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时也有做倾听者的需要,看到这样热烈的交流,听到文化精英们说出自己想说却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机会说出的话,仿佛自己就坐在这群志同道合的密友身边倾听他们的交谈。这就很好地还原了生活中的聊天状况。

与生活中的聊天特点相类似,《锵锵三人行》的谈话内容没有固定不变的主题,开篇的话题只是引起谈话的由头,在谈话过程中,聊天内容不断变换,用主持人窦文涛的话来说就是“锵锵三人行,跑题跑不停”。因为节目并没有刻意的策划编排,许子东曾说“所有其他的节目都是准备好要说什么,我们的节目没有字幕,谈话之前并不知道要说什么。‘锵锵’只需要复制一个谈话的氛围。”《锵锵三人行》重视的是聊天的过程,每次谈话都只有开始,没有结果,节目结束时谈话还在继续,根本没有谈话节目在结尾一般会有的“指导性或总结性结论”,既给人一种视野开阔的感觉,也带给人无拘无束的聊天通常会有的意犹未尽之感。

这种不拘形式、轻松随意的谈话氛围的营造还要归功于主持人与两位嘉宾的角色定位。三人皆穿着随意,本色出镜。主持人并不是中规中矩、不苟言笑的刻板形象,而是一副态度真诚,自信又不狂妄的谦逊面貌。他不会不懂装懂,自以为精明高深,乱说一通,也不怕暴露短处,而是勇于承认错误,进行自我批评,还常常自我调侃。窦文涛曾公开宣称:“主持人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我就是一个俗人”。主持人实则将自己看作一个普通人,唯有这种定位,才能在节目里展现普通人的精神面貌,引导嘉宾“谈”出真正的本我,进而促进聊天气氛的形成。再看两位嘉宾,他们通常见多识广,而且口才好,擅长聊天,所以不会出现谈话难以为继的冷场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嘉宾们虽属精英阶层,但在节目里脱去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华服,以普通人的随意装扮出现在观众面前,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以本真状态参与到了谈话过程中。主持人与嘉宾运用日常口语进行交流,舍弃了惯用的“知性语言”,“整个的谈话过程中基本上是以第一人称为主,其间充满了这样的话语:‘我听说’、‘我知道’、‘我经历过’、‘我看见’等等,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变成自己的事情,看起来、听起来就像真的一样,这里的叙事充满了‘口口相传’的与体验的色彩。”

在谈话过程中,主持人与嘉宾可以随意地插科打诨、相互调笑,谈得激动时,主持人会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嘉宾有时也会开怀大笑、手舞足蹈,“充满了随意的动作,身体以一种趋向于自由的状态而呈现,每个人之间的接触随意而亲密,从而使得谈话呈现出动作性与开放性,并且充满激情,而不是死板教条的、克制情感的。”三个人的观点可能彼此相异,因此时时会有思想的激烈交锋,但是没有谁要试图说服对方,在他们之间没有所谓的“话语权威”,谈话“双方都没有强制对方的权利,也没有接受强制的义务”,而是一种自由平等的谈话交流。

二、话题的选择与特殊的阐述方式

《锵锵三人行》的话题范围十分宽泛,大到国际局势、经济危机、环境保护,小到情感纠纷、个人志趣,真可谓包罗万象,谈话的嘉宾见多识广,有着很强的洞察力,往往能对这些问题谈出“真知灼见”,不仅有理性的分析,还有建设性的意见,这对于面对各种纷繁芜杂的信息无所适从的观众来说,这样的节目内容无疑可以极大地满足他们的求“知”需求,正像《锵锵三人行》创办节目的初衷“我们的节目很简单,就是告诉你别人想什么和怎么想。”

《锵锵三人行》的话题范围虽说宽泛,但大多紧跟时展,属于社会热点新闻。而在当今社会,信息传播工具异常发达,各媒介都能及时掌握相关资讯,因此信息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此时,如何加工与处理信息就显得格外重要,强大的信息编码能力常常成为媒体竞争的关键。在以时政新闻为话题的传统电视谈话节目里,对于信息的处理往往出现“只见宣传目的,不管传播效果,不考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结果往往被官话、套话、空话挤占或禁锢了谈话空间”的弊病,节目的教化功能压倒了审美娱乐功能。《锵锵三人行》虽同样以时政新闻为评述话题,但它将娱乐精神注入到了新闻解读当中,将新闻与娱乐相结合,注重从娱乐角度解读新闻,将严肃的话题进行“软处理”,力求“轻松惹笑”。因为窦文涛这样说:“我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是几个嘉宾在不到半小时的节目里就可以探讨明白的,甚至我认为问题不可能有最终答案……《锵锵三人行》不企图找寻意义,只想让人享受聊天。听说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既然如此,就让我们聚在一起娱乐吧。让人类发笑,让上帝去思考吧。”他给节目的定位就是“不求高度,只求广度;不求深度,只求温度;不求结论,只求趣味”。

在《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内容里,作为评述话题的时政新闻在很多情况下也只是引起谈话的导火索,谈话过程中三个人可以海阔天空,“肆意借题发挥”,不断跑题,可以互相调侃,可以说风趣幽默的段子,“一方面他们将相关的信息都拉到一起来,一方面,在信息的串联中,又将其逐个攻破,对其进行玩笑化处理、加工,使得现场笑声不断。在笑声中,各种各样的天下大事均变成了一次狂欢式的信息消费。”因此,通过这种娱乐化解读,一切严肃的、神圣的、强大的东西都遭遇了意义的消解与颠覆,变得滑稽可笑,使电视机前观众的情绪得以宣泄。

但是这种娱乐化的解读方式并不意味着对社会问题不关痛痒的调笑,相反,它蕴含着浓厚的人文关怀。《锵锵三人行》也正是借由这一点没有使自己流于低俗,而是保持了较高的文化品位。参与谈话的嘉宾均有着深厚的文化学养,对很多问题都能谈得不落俗套,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同时还褒有知识分子的良知,常常能从民间立场出发透视社会万象。他们关注人的生存价值、生命尊严,关注底层人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洞晓善恶分别,既高扬人性之善,也对社会现象中的“恶”表达愤慨。尤其是节目的主持人,他常能自觉地传达普通老百姓的心声,使广大受众间接行使了“话语权”。

《锵锵三人行》的成功因素有很多,但它的独特魅力主要体现在:营造了自由轻松的谈话氛围,对各种话题进行娱乐化解读,又能不流于低俗,保持了较高的文化品位,从而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成绩。

参考文献:

[1]窦文涛.一笑了之――锵锵三人行[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9:3,7.

[2]田秋声.语言的狂欢――解读[J].争鸣与探讨,2002(3).

闲话中国人范文第3篇

一、适合现场表达演讲语言是经过精心锤炼和构筑的口语,是生活化的语言,它的语汇、句式和语气都有浓厚的口语色彩,通俗晓畅,自然流动,没有雕凿的痕迹,没有公文的程式化,没有诗歌式的跳跃和剪辑。因此,它很适合自如的口头表达。演讲语言又为演讲人运用语气、停顿、语调等语音手段和感情、手势等体态语言提供了充分的表现余地。总之演讲语言既要能“讲”又要能“演”,便于现场表达。在起草演讲稿时,要摆脱其他文体的负面影响,在语言体裁的抒情上以适合现场表达为尺度看秋瑾的著名演讲《敬告二万万女同胞》:陈后主兴了这缠足的例子,我们要是有羞耻的,就应当兴师问罪!即不然,难道他捆着我的腿?我不会不缠的么?男子怕我们有知识、有学问,爬上他们的头,不准我们求学,我们难道不会和他分辩,就应了么?这总是我们女子自己放弃责任,样样事一见男子做了,自己就乐得偷懒,图安乐。男子说我没用,我就没用;说我不行,只要保着眼前舒服,就做奴隶也不问了。自己又看看无功受禄,恐怕行不长久,一听见男子喜欢脚小,就急急忙忙把它缠了,使男人看见喜欢,庶可以藉此吃白饭。

这段文字既是精妙的语句组合,又是晓畅通脱的口语;既有催人猛醒的连珠炮式反问,又有冷静剖析的精到陈述;既有信手拈来的散句,又有回环复沓的顶针式排比,且整中有散,不拘一格;既有变化多端的语气语态,又在造句上恣意而为;短句为主,长短参差,如同信口而说,但又富于韵律;既是逻辑严密的议论,又是行云流水般的叙述;既是高屋建瓴的精辟之言,又像拉家常一样平易;既有愤懑之问,又有幽默之语。只是阅读,就觉得演讲人的声口、神情、态度呼之欲出。这样的文字无疑是适合亦“讲”亦“演”的现场表达的。

二、适合于现场调控写作演讲稿的运思阶段就要顾及针对听众的现场调控。要适当地预设或埋伏一连串能够触发听众的想象、情感、意志、经验等等的兴奋点,以便张弛有度、擒纵自如地驾驭现场,调控听众,促使听众参与,更好地进行现场交流。在成文过程中,要围绕演讲目的和内容,在开头、过渡、展开、收束等各个环节上有意识地运用调控技巧。比如,在行文上,设置悬念以引人入胜,运用蓄势的手法导向情绪的爆发点,形成一个个激荡人心的涡旋。还可以点缀“闲话”,以调节心理、活跃气氛,化隔膜为亲密,化挑剔为欣赏,及时喷洒防止精神疲劳的清醒剂。其实调控手段远不止这些。此外,写作演讲稿时,对风云变幻的“现场”要有所准备,必要时还要对可能出现的情况有所设想。鲁迅的演讲《文学与政治的歧途》有这么一段:

北京有一派人骂新文学家,说:“你们不应该拿社会上的穷人和人力车夫做材料。你们做诗做小说应该用才子佳人的做材料,才算是美,才算是雅,你们为什么不躲进象牙之塔?”但他们现在也都跑到南方来了,因为北京的象牙之塔已经倒塌,没有人送饭给他们吃,不能不跑了。……为人生的文学家,平时就很危险,到了革命的时候,死的死,流落的流落,因为他们的感觉比普通一般人敏捷,他们所看到的想到的,平常的人都不了然,他们的境遇往往是困苦的,所以能够看见别的困苦。

作者一方面成功地表达了演讲内容,一方面顾及了现场调控。北京的“一派人”的话中有一句:“你们为什么不躲进象牙之塔?”作者引用过来自然引起听众对演讲人如何作答拭目以待,然而只用一个“但”字转到他们不“美”不“雅”地逃到南方混饭吃,以其行驳其言,俏皮机智,令人哑然失笑,接着又用为人生的文学家的艰难处境与之对比,含蓄地予以赞扬。如果说这是一个不露形迹的情绪热点的话,那么前面的冷嘲就是有力的反衬式铺垫和蓄势。这段演讲看似漫不经心,但对材料的选择和组合对先谈什么后谈什么以及怎样说,都有精心的考虑,以求得更好地调控和驾驭听众。

三适合于现场听众听众的性别、年龄、种族等自然特点和情感、意志、趣味等心理特点以及文化、教养、境遇等社会特点,都要纳入演讲稿的构思之中,切忌目中无“人”。撰搞时的感觉,应是面对听众,说出他们乐于倾听的话。即便是一个说法一个称呼语也是值得再三斟酌的。曲啸在向劳教人员演讲之前就苦思冥想了这样的“提法”:“触犯了刑律的朋友们”,结果使这些特殊的听众万分感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在答谢宴会上的祝词中说:

昨天,我们同几亿电视观众一起,看到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奇迹之一——中国的长城。当我在城墙上漫步时,我想到了为了建筑这座城墙而付出的牺牲;我想到它所显示的在悠久的历史上始终保持独立的中国人民的决心;我想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长城告诉我们,中国有伟大的历史,建造这个世界奇迹的人民也有伟大的未来。

面对在座的中国官员,作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热情赞扬了中国人引以自豪的长城,是很能博得好感的,也淡化了两国政府的原则分歧所造成的阴影。演讲还围绕“长城”借题发挥又说了几段话,使“拆除我们之间的这座城墙”这个并不轻松的话题显得轻松。敏感的听众意识使演讲人选择了“长城”这个自然、得体、巧妙的角度。

四、适合于现场环境演讲是发生在某个特定时空的行为,将要在哪里演讲,以及“此时此地”的情景,也是在准备演讲稿时应当考虑的,是北疆还是南国,是故地还是异乡,是城市的广场还是乡村的田头,是轻松的场合,还是庄重的典礼,是相聚于一室还是于行旅之中,这些环境因素完全可以作为演讲的构成要素,有时甚至可以作为构思的重要基础,构成演讲的框架,以调动思想、感情和生活的积累,形成独特的情绪基调和语言特色。沈吉奎在为从台湾回来探亲的“七爷”夫妇举行的欢送会上有一段动人的话:

今天夜晚,是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在亲人即将离别的时刻,一家老小,欢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思念没有见过面的远在台湾的四位叔叔姑姑们,他们没能和七爷爷七奶奶一同归来,我只能在照片上看到他们,假如他们也能同路归来,也能参加今天的盛会,假如他们也能回来让我们看上一眼,也能端起家乡的酒杯,那该多好啊!我盼望他们早日归来,抚一抚家乡的土地,喝一口家乡的米酒,诉一诉离别的衷肠。回来吧,我亲爱的叔叔姑姑们!

闲话中国人范文第4篇

餐桌文化学生品德餐桌文化教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交流日益频繁,其中餐桌上的来往更是突出,也由于独生子女较多,他们的跟随也随之多起来。这样,对孩子的餐桌礼仪教育就显得很重要了。而现实中,学校在对学生进行文明礼仪教育时,大多把餐桌礼仪恰好被遗忘了。今天,孩子在餐桌上的表现如何?由于现实社会中,家庭子女少,独生子女多,他们跟随祖辈、父母外出的机会自然就多了,同样由于生活太富裕了,孩子被祖辈、父母宠多了,于是有了以下表现。表现一:孩子要吃什么,基本上都满足,更有甚者,一顿饭因孩子要吃什么而改变,大人们也只好跟着吃了。表现二:孩子在家吃霸王餐,在外面坐霸王席。比如把自己喜欢吃的菜放在自己面前,或是霸道得不让别人吃,让大人们难堪不已。表现三:坐像不雅,脚手在板凳上桌子上不规矩,乱敲碗筷等。表现四:吃相不文明,好吃的菜挟一碗,包嘴大嚼,筷子、勺子一起拿着去舀汤等。表现五:对桌上的长辈没有礼貌等。表现六:用餐结束后毫无收拾餐具的意识。种种表现,使孩子养成了任性、自私和难以自控的性格,这对孩子品德行为的健康成长受到了严重影响。其实,从一个人在餐桌上种种表现可以看出他的教养甚至于品德行为的高低。教育家高万祥所著《小餐桌上有人生大学问》,他提出“会不会吃饭”这样一个问题,认为吃饭是一个做人的问题。他从一个人的教养、素质和人格等方面阐述了餐桌文化对一个人的影响。的确,良好的餐桌文化教育也是对孩子进行品德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把餐桌礼仪教育纳入到对孩子养成教育全过程,因为文明进餐和懂得餐桌礼仪,它是整个良好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一个人言行举止表现的一面镜子。英国家庭素有“把餐桌当课堂”的传统。从孩子上餐桌的第一天起,家长就开始对其进行有形或无形的“进餐教育”,目的的为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用餐习惯,学会良好的进餐礼仪,具备种种值得称道的素质和性格。一周岁时,就应鼓励孩子自己进餐,以培养孩子独立的人格。孩子到三四岁懂事后,家长对孩子“挑食”“偏食”的坏习惯不要一味任性,否则会让孩子养成自私的品行。五六岁时,就要教育孩子主动保护自己桌前的卫生,弄脏了桌面,鼓励他们自己清理,用餐结束时要帮助大人收拾餐具。要让他知道哪些是可再生制造的“环保餐具”,哪些会成为环境“消化不了”的“永久垃圾”;在外就餐,不能随便丢食品的袋子、易拉罐等。重视环境教育,应从身边做起,从保护餐桌“小环境”,延伸到保护自然、保护社会这个大环境。

教育孩子用餐前在席座、餐具摆放等方面的常识。当父母在厨房即将做好饭菜时,就可以让孩子来帮助布置餐桌和椅子,摆上碗筷,递送和摆好食物,并招呼家人就坐,准备用餐。可按方桌、圆桌演示杯、碗、筷的摆放,西餐中的刀、叉也要涉及。餐前让孩子帮忙做事,稍大一些的孩子都乐于做一些在餐前摆好餐具、餐后收拾餐具等力所能及的杂事。在家庭平时用餐时,要让孩子明白按长幼辈份主次落座用餐,自己不要成为餐桌上的“上帝”。父母要以身作则:吃饭的时候,给老人搬椅子,引导孩子给长辈面前调换新上桌或边远的菜肴,让孩子在愉快的气氛中感受爱心的互动。孩子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什么是爱;知道怎样尊敬长辈、珍惜家庭,从小心中有他人。

让孩子懂得用餐时的基本礼仪。进餐开始时,要求孩子等大家都坐好后方可动用餐具,并学习帮助家人盛饭,主动询问家人是否需要帮助递送食物。就餐过程中,告诉孩子以自然姿态坐好,自取面前食物,需要跨越取食时可以请求家人传递食物,按量取食后放回原处,并学会询问和关怀他人。吃饭时不挑拣食物,残渣不乱扔桌上和地上,放在指定的器皿中。就餐时要知道挟菜,舀汤的规矩。挟菜时,筷子要干净,要看好,不要在菜盘中乱翻或胡乱翻一阵后又到其他盘子去挟菜;舀汤时应用勺子,而且要把筷子放下再去舀。挟菜或舀汤时,要适量,不要滴筷溢碗;吃饭过程中切禁用筷子剔牙等。

吃相要文明,做到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咀嚼东西以及喝汤时,不发出很大的声响等。用餐时,要目光随和平静,不要目光游离或老盯在自己喜欢吃的菜上面。挟菜或舀汤时,等席间的长辈或尊者动过后自己方可动用,亦不可从一碟菜的顶端掐挟。

席桌上,尽量少说话,说话时,嘴不要对着席桌。家长应教育孩子不满嘴含着食物讲话;不将饭菜乱吐在桌面上。对孩子灌输一些用餐的礼仪,让孩子懂得说“对不起”“谢谢”,对席桌上的人要讲文明礼貌。

从小培养孩子节约粮食的如习惯。孩子吃饭时,不随意浪费粮食,要知道 “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进餐结束时,告诉孩子不要急着离开餐桌,要有礼貌地告退,或者孩子先吃完饭,轻轻放下碗筷,告诉父母(或长辈):“我吃完了,你们慢慢吃。”征求父母是否可以先离开餐厅,如果获许,可以轻轻走出餐厅,结束进餐。

创设宽松的进餐氛围。创造宽松愉快的进餐气氛也是培养孩子良好饮食的一个方法。一个整洁有序、愉快安静的进餐环境,可以使孩子保持良好的进餐情绪,让孩子感受进餐时的快乐气氛,进餐时播放一些优美动听的音乐是有益于消化的。最应注意的是,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尽可能地避免在餐桌上批评,训斥孩子或对孩子进行严重的说教,这会破坏愉快的进餐气氛,既降低孩子的食欲又不利孩子的身心健康,教育也不一定有效,反而得不偿失。

总之,每个孩子的精神世界都是一本独特且不易读懂的书,需要家长用智慧和理性去理解,用引导、宽容和欣赏去发掘。孩子对新事物是好奇的,喜欢参加一点劳动、负一些责任的,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自然需求。从餐桌上开始对他们进行培养,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渗透,便是我们培养他们责任感的开始。

参考文献:

[1]小学德育[J].2010.

[2]段洁.餐桌礼仪与口才[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3]易中天.闲话中国人[M].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

闲话中国人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历史社会地理 人群 社区 风俗 社会变迁

一 社会地理学的视角

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其所著的《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中,有一段文字专论浙江风俗,他将全省十一府分为三个区域:“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接着,他又分析了缙绅与众庶之间的阶级关系,杭、嘉、湖“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金、衢、严、处“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宁、绍、台、温则“闾阎与缙绅相安”。在征引了前揭这段记载后,谭其骧先生认为:“这就是近世西方所谓社会地理学。”①

社会地理学(Soci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人文地理学诸分支学科中,社会地理学的起步较晚。20世纪初,法国近代地理学创始人维达尔·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曾提出或然论和人对环境的适应与选择观点,认为:“自然为人类的居住规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类对这些条件的反应或适应,则按照他自己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不同。”②这一观点奠定了社会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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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其骧:《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原载《纪念徐霞客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95页。

②(美)普雷斯顿·詹姆斯(Preston E.James)著:《地理学思想史》第九章《法国和英国的新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第232页。参见:(英)罗伯特·迪金森(Robert E.Dickinson)著《近代地理学创建人》,葛以德、林尔蔚、陈江、包森铭译,葛以德校,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第237—241页;杨吾扬著:《地理学思想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第58—64页。

的理论基础。①国外的社会地理学自20世纪60年代初才开始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中国大陆的社会地理学起步较晚,及至90年代,才随着人文地理学的逐渐恢复而受到关注。沈道齐、张小林指出:“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转型加快,社会问题愈加突出地显示出来,人文地理学者在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意识到需要开拓新的领域。于是发展出社会地理学,建立中国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内容体系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势头。”②

关于社会地理学,以往曾有论著做过一些界定。譬如,英国R.J.约翰斯顿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就指出:社会地理学是对“有关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以及支撑这些关系的空间结构的研究”③。台湾学者认为:“依地理观点来研究社会现象的学问称为社会地理学。人类的社会生活,各地各有其特质,研究其特质之所以造成的理由,乃至于因区域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性,是社会地理学主要课题。社会生活与人口、聚落、经济、交通乃至于政治、文化等问题相关,故社会地理学内容自与人文地理学内容难分。因此有人认为社会地理学为人文地理学之新名词,但社会地理学之与人文地理学,在研究立场上有别,将人类生活当做社会现象加以研究的倾向而言,前者较后者更强。”④《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列有“社会地理学”条,大陆学者李旭旦认为:“社会地理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研究各种不同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分析比较社会类型及其形成过程。社会集团具有不同类型,起源于特定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代表了对不同自然环境的一种反应。”⑤李旭旦还指出:早期的社会地理学研究主要包括人口地理、聚落地理与城市地理等方面,除此之外,还研究各种社会集团如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等的地理分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地理学后来的发展侧重于联系解决社会实际问题⑥。李润田主编的《现代人文地理学》一书列有“社会文化地理学”一章,其中有关社会地理研究方面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社区的地理研究;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包括社会关系的区位研究和社会问题的地理研究等)。其中所涉及的社区与环境、社区的中心与边界和社区空间结构及其影响等,实际上的内容即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这已不是当代社会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了。不过,以不同的标准划分出各类社区,以及通过对社区的对比分析,凸显不同社区的独特性,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目前,人口地理、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等均已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⑦,社会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集团方面。对此,吴传钧认为,中国社会地理学要“研究社会集团的空间活动,地域性的行为地理,生活水平的研究与犯罪地理学”等。李剑如认为,当代社会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社会集团的空间类型、空间结构、空间过程以及各种社会问题及其地域集中性的科学”。沈道齐、张小林认为:社会地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活动空间地域特征及其规律的学科,它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探讨中国社会地理学的性质、对象与任务;社区地理研究;社会问题地域集中性的研究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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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9月,第132页,“法国地理学史”条;第432—433页,“维达尔·白兰士,P”条。

②沈道齐、张小林:《中国社会地理学综述》,载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册,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59页。

③柴彦威等译,柴彦威、唐晓峰校,商务印书馆,2004年1月,第653页。

④石再添:《社会地理学》,载沙学浚主编《地理学》,见《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十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第118页。

⑤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第215页。

⑥1987年金其铭、董新编著的《人文地理学导论》也列有“社会地理学”,基本上承袭了上文的观点。

⑦日本广岛女子大学助教授堤正信所著《集落の社会地理》(溪水社,1985年3月版),虽以“社会地理”为名,但实际上研究的就是聚落地理。

⑧参见沈道齐、张小林:《中国社会地理学综述》,载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册,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62页。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内容体系尚未完全定型。社会地理学有时也被称为社会文化地理学,一般认为,用地理观点来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学科,即称为社会文化地理①,这说明社会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②。社会地理学的出现,为人文地理学增添了活力,扩展了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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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其昀译:《人生地理学发达史(续)》(《地理杂志》第3卷第4期),将“文化地理”称为“高深的社会地理”。

②(英)R.J.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曰:“经历了80年代整个人文科学的‘文化转向’,社会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开始混合为很少有知识连贯性的学科。”(第653页“社会地理学”条)

二 学界以往对社会地理现象的关注

历史社会地理在历史地理学中至今尚未占有一席之地③,但这并不等于说以往就没有学者注意到这方面的内容。人类生活广泛受环境影响,古往今来,有关这方面的观察和记录相当不少。晚清民国时期,不少西方地理学著作被翻译、引进中国,这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张其昀译有法国白吕纳(Jean Brunhes)的《人生地理学发达史》,自民国十八年(1929年)九月起,连载于《地理杂志》第二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三卷第一期④,“人生地理学”亦即人文地理学。白吕纳是社会地理学奠基人维达尔·白兰士的弟子,根据白吕纳的看法,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各种人类生活,如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与自然地理学之各现象之相互的关系”⑤。人地关系自古以来就已存在,人地关系论自然成了学界关注的焦点。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和研究的中心课题。自然对于人类是主宰?还是影响?抑或是相关?这是人文地理学家分歧的焦点。主宰说者,认为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具有绝对的势力,“人者地之产物耳”;影响说者,认为社会活动的演进原因多多,地理因素只是众多原因之一而已。而主张相互关系论者,则认为人类受地理环境的支配,而地理环境亦受人类的影响⑥。白吕纳虔奉其师维达尔·白兰士的地理哲学,他的主要学术思想除了揭示人力足以改变环境的具体观念外,还认为人类之适应环境,其能动性实与其他生物迥然有别。一般生物对于环境的反应完全是机械被动的,而人类对于环境的反应则相当灵活和主动,“人类具有心灵的智慧,其心理因素,亦为决定人地关系的主要条件之一”⑦。

在西方人文地理学说的影响下⑧,当时出版的地理学著作,对于人地关系均相当重视。1928年出版的白眉初之《中国人文地理》⑨共分三卷,分别为“民族篇”、“民权篇”和“民生篇”。该书关注中国各地的物产盛衰、人类繁耗、民生衣食以及国家强弱等,尤其重视礼俗与民生(如实业、商业等),对于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类人群均加留意。作者指出:“风俗由于人为,然亦必因其气候、地势之不同,生活程度之不齐,民族性质之开闭,与夫文物之盛衰,而差等生焉。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古来设轩輶之采,以觇列国之风,则礼俗足以代表其民族之文野也,久矣。”除了关注民俗外,该书亦简要概述了汉族的派别(各类人群),对客家、福老、福州乡民(即俗传的三把刀)、堕民、九姓渔户和畲民等,均有涉及。当时,“社会地理学”的概念已在中国得到介绍,如1933年布鲁诺(白吕纳)原著、谌亚达译述的《人文地理学》中,即有两处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地理学”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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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有关历史社会地理总体上的理论探讨,主要有:王振忠:《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复旦学报》1991年第1期;吴宏岐、王洪瑞:《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3卷第3期,2004年5月。

④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一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有白菱汉著、张其昀译的《人生地理学史》,收入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社会科学小丛书”。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月世界书局出版有布鲁诺原著、谌亚达译述的《人文地理学》。此处的“白菱汉”、“布鲁诺”均是“白吕纳”的异译。

⑤张其昀译:《人生地理学发达史》,载《地理杂志》第2卷第5期,第46页。

⑥胡焕庸:《西洋人文地理学晚近之发展》,载《地理杂志》第2卷第3期,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版。

⑦陈正祥:《现代地理学之观念与方法》七《法国地理学派及其特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81页。

⑧晚清时期有三部较有影响的人文地理学译著,即日人牧口常三郎著《人生地理学》(1906年)、世界语言文学研究会编辑部译《最新人生地理学》(1907年)和凌廷辉的《人生地理学》(1909年)。参见: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210—211页。另参见:郭双林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⑨北平,建设图书馆,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

张其昀除了译介白吕纳的著作外,自己也有不少相关的著述。如《江浙二省人文地理之比较》一文①,对于浙江宁波商人和江苏洞庭商帮等皆有论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张其昀出版《中国人地关系概论》一书,全书分四章,分别为“平原地带”、“丘陵地带”、“高原地带”和“高山地带”。该书“以中国之地势为经,气候、水利、人口、资源、实业、交通、都市、民族、国防等项为纬,就本国地理之基本智(知)识作系统之说明”②。其中,对于各地人群与地理环境之关系多所关注,如曰:“徽州茶叶品质最优,徽州六邑,地狭人稠,即在丰年,米粮仅敷三月之食,幸赖茶叶所得,以为挹注。徽州茶商散布全国,有‘无徽不成镇’之语。”③又如,“海滨之民习于波涛,帆影足迹交于南北两洋,宁波商人其代表也”④。张其昀对于人地关系的描述方法,与王士性对浙江的分析可谓一脉相承(只是在更大的范围上广而言之)。至于更细致的研究,早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和二十五年(1936年),张其昀就分别出版《本国地理》两种计五册,后于1957年稍加删节,总名之曰《中国区域志》甲、乙二编。其中,有不少内容与社会地理相关。张其昀认为:“区域地理(Regional geography)乃治地理学之正轨也。《礼·王制》篇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此虽陈言,而卓然为一天然区域(National region)之定义。”⑤“天然区域”是《中国区域志》的核心概念,根据他的定义:“大凡地理环境相同之处,其生活状况亦必大同小异,若此之地,谓之天然区域。”⑥在接受西方地理学理论的同时,张其昀也努力发掘人文地理学的本土资源,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天然区域”的内涵:

地形与气候,为环境之二大要素。先知一地之地形气候,则于其地之风土人情,思过半矣。盖水道之缓急,视乎地形而定;水量之大小,视乎气候而定;而农田之肥瘠,又视乎水利而定。草木之生长,与气候有关;矿产之采掘,与地质有关;而职业之分布,又与物产之分布有关。贸易之盛衰,系乎水陆之交通;人烟之疏密,系乎富源之厚薄;而水陆转输,货物集散之点,又必有都会之兴起焉。凡大都会皆有其经济之基础,交通之孔道,街市之面目,风俗之流衍;而其所以致此者,皆有自然之趋势,可以往复推寻者也。由此观之,地理事实非偶然者也,非孤立者也,有相互之作用焉,有合理之解释与明晰之系统焉。不特须知其然,而且须求其所以然,且惟能见其所以然,故于当然之事实,亦觉豁然贯通,见之愈为明切。是以欲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地理,必须认明天然区域,而不当囿于省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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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理杂志》第2卷第5期。

②张其昀著:《中国人地关系概论》,“史地丛刊”,该书为当时的教育部委托国立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编辑,大东书局,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

③《中国人地关系概论》第一章《丘陵地带》,第23—24页。

④《中国人地关系概论》第一章《丘陵地带》,第25页。

⑤《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五辑,1958年1月,第62页。

⑥《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2页。

⑦《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2页。

《中国区域志》一书,不囿于省界,而根据地形、气候、物产、人口、语言、交通、风俗和历史等种种要素,“参伍稽考,分析综合”,将中国分为黄河三角洲、大湖区域、大江三角洲、东南沿海区、珠江三角洲、岭南山地、海南岛、云贵高原、西南三大峡谷区、四川盆地、秦岭汉水区、陕甘盆地、黄河上流区、山西高原、海河流域、东北二大半岛、关东草原、白山黑水区、塞北草原、外蒙高原、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和西藏高原二十三个“天然区域”。在“导言”中,张其昀就以安徽省为例,说明“天然区域”及其内部的诸多要素。他认为安徽省的天然区域,明显可分为三区:北部属于淮水流域,中部属于大江流域,东南一小部分,属于浙江上流的徽港流域。地形、水利、气候各不相同,生计亦迥然有异,如“安徽之东南部,山多田少,生计艰难,故壮者多行役四方,徽州商人,到处有之”。他并且认为,“徽州之徽港,与浙江之婺港、衢港,同为浙水之上源,分隶二省,非通论也。吾人研究地理,要当注意天然形势,应分则分,应合则合,观其会通,而明其大纲,庶不至有重复割裂之烦,与源委不清之弊也!”①揆诸实际,皖南的徽州与浙江的淳安等地,不仅同属新安江流域,而且人群、方言和建筑等均大同小异,可见张其昀的说法的确颇有见地。

《中国区域志》一书,非常注意各“天然区域”内的“富源”和“民生”及其“风俗”。所谓富源,主要是指各地的物产,譬如“徽州六县,山多田少,即在丰年,米粮亦仅敷三月之食,幸赖茶叶之所得以为挹注。徽茶为徽州出产之王,徽州各县几至无家无茶园茶场,一至立夏(五月六日),家家筹备摘茶,总计茶户、茶工、茶商、茶贩,徽州人民之生计,有十分之九与茶业有关。我国绿茶品质以徽州婺源县为最优,红茶以徽州祁门县为最优。婺源北乡鄣山茶,香味沁人心脾,尤为名贵。上海出口绿茶,箱上大字多标名‘鄣山某茶’,藉其名贵以召外人重视。徽州虽属安徽,但徽州绿茶非由芜湖出口,而由杭州运至上海出口,祁门红茶由江西九江出口,水运有关于商业,于此可见。徽州茶占全国产额四分之一,徽州六邑每年产茶四十万担,每年以最低山价之三十元计算,即有一千二百万元。上海绿茶外销市况,几视徽州产额之丰歉为转移。江浙两省,民间日用之茶,尤以徽茶为最盛行,即北平、天津、汉口、广州各大埠,茶叶店肆,类为徽州茶商所设……”②因此,徽州的风俗及民生,“因山多田少,生计艰难,壮者佣于四方,善识低昂,故亦有以货殖为恒产者”③,“徽州人素以善于经商见称,挟其土产茶叶,远游全国,各省商业,殆无不有徽帮者”④。尽管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茶业经营只是徽州民生所赖的一个方面,“无徽不成镇”局面的形成,亦不仅与徽商的茶业贸易有关,但《中国区域志》重视

地理环境、物产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却极富启发意义,在以往的地理学著作中,也是别开生面的。

除了徽州外,张其昀对各地其他人群的分析,亦颇耐人寻味。如对山西风俗,他指出:“俭,美德也,亦山西人最显著之风俗也。盖晋省山岳重叠,天寒地瘠,可耕之田甚少,物料须仰给于燕豫秦中,又苦于舟楫不通,是以坚忍俭啬,忧深思远,此乃环境之影响,不得不然。农夫夏秋在野,冬春在矿,商贾勤贸易,妇女勤纺织,可谓地无遗利,人无遗力也。民间终岁劳苦,不敢少休,吝啬迫隘,而好储蓄。即家钜万,亦务多积聚,淡泊自安,毫无奢华。……山西人善治生,其节财之法,往往为他处所罕见。……山西人最善经商,亦受地理环境之影响。盖土瘠民劳,每遇凶荒则负担赴外境,谓之赴熟,无安土重迁之习惯,一也。晋人善治生,多藏蓄,计较分毫,长于理财,二也。河东有盐铁之饶,贸易遍于各省,其商人‘任重而道远’,皆能忍耐,处事有恒,三也。”⑤自明代以来,山西商人闻名遐迩,成为执中国商界之牛耳的两大巨擘之一。以往虽然也有不少著作论及山西的自然环境与从商习俗形成的关系,但此处张氏较为全面的分析仍有其独到之处。又如,对于江南风俗,张其昀认为亦深受风土之影响:

(一)郊无旷土,阡陌如绣,有古井田遗意。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数十家或数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地方自治,素称修明。至江浙二省人口之密,不但冠于中国,即在世界各国亦无其比。

(二)东南财赋之区,男女皆能自立,地饶多利,俗尚纷华。崇栋宇,丰庖厨,嫁娶丧葬,浮侈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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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3页。

②《中国区域志》乙编第七章《东南沿海区》,第106—107页。

③《中国区域志》甲编第四章《东南沿海区》,第171—172页。

④《中国区域志》乙编第七章《东南沿海区》,第111页。

⑤《中国区域志》甲编第十四章《山西高原》,第349—351页。

(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颖异之材,挺生是邦,喜文艺而厌凡鄙,出自天性。布衣之士,率能摛章染翰,其格甚美。

(四)水土柔和,语音清切,春秋佳日,游侣如云。吴人善诙谐滑稽,谈言微中;又多闲情韵事,此皆交际频繁之故也。①

上述的分析,与王士性、张瀚和谢肇淛等人的记载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或许我们并不满足于类似的描述,甚至有的学者可以“科学”地认为这样的描述失之“笼统”②,但由此亦不难想见学界对于社会地理的关注可谓不绝如缕,未曾间断。只是中国大陆自建国以后近30年,因人文地理长期遭受冷落③,故而对社会地理之关注亦遂乏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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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区域志》甲编第三章《大江三角洲》,第142—143页。

②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但基于社会地理现象本身的纷繁复杂,许多情况下并无绝对明确的界限,数量统计固然“科学”,但“笼统”有时较之绝对的“科学”,或许更能大致概括和揭示社会现象的总体特征。

转贴于 三 历史社会地理学的研究内涵

历史社会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影响,以及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等。参照当代社会地理学的框架,我以为,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

社区是包括人口、地域及社会关系的社会实体。换言之,社区既是一群居民,又是一个地理区位,同时它还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社区的数量众多,其分布可以说是无所不在④。此前有关社区的研究,绝大部分来自社会文化人类学方面,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当代社区的现状⑤。实际上,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⑥,亦可借鉴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早在1948年,就已指出,社区研究与历史是相通的,他认为:“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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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参见谭其骧《历中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载《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④参见:蔡宏进著《社区原理》,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6月,第1—26页。在中国大陆,刘君德、靳润成、张俊芳编著有《中国社区地理》,“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

⑤关于这一点,参见王铭铭所著《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第三卷,1997年4月;《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6月。

⑥历史学界对“社区”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论著,如乔志强认为:“简言之,社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性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社区可分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两大类型。另外,少数民族也属于一个特定的社区。”(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125页)。张研曾发表《试论清代的社区》(《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她认为:“社区兼有社会和地理的空间概念。清代的社区可以说就是清代的区域社会。这种区域社会是清人以家庭、家族、宗族、乡族及保甲、里甲、坊厢等形式聚居其中、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产生各种互动关系而共生共存的社会地理空间。清代的社区与其他时代的社区一样,存在或重叠、或交错、或平行的多种形态,如法定社区、自然社区、专能社区、政治社区、经济社区、精神社区、民族社区等。多种形态的诸多社区构成了清代社会。……”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详见张研著《清代社会的慢变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另外,卞利也有《社会史研究的典型区域——明清徽州社区解剖》,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显然,他们有的是将“社区”当作“区域社会”的代名词,有的将之当成“地区”的代名词。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是将“社区”视作其内居民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凝聚力、范围适中的区域,以此为视角,研究社区内的人群、空间、文化、组织和认同等问题。如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阳江口平原的例证》 (载《史林》1995年第1期)、陈春声《乡村神庙系统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为例》(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725—761页)等文,虽未对“社区”下直接的定义,但其内涵大致如此。王振忠《明清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参见王振忠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4月,第120—157页)、《明清以来汉口的徽商与徽州人社区》(“中国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台湾暨南大学,2001年12月)二文,则直接而具体地将“社区”视作居民、地理区位和生活方式的结合。

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在这一层上可以说是和历史学的工作相通的。社区分析在目前虽则常以当前的社区作研究对象,但这只是为了方便的原因,如果历史材料充分的话,任何时代的社区都同样可作分析对象。”①也就是说,社区研究的对象是现代社区还是历史时期的社区,主要看资料的情况来决定。而从资料的角度来看,在历史时期,有的地区保留下来的民间档案文书相当丰富。比如说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的徽州文书,数量就相当之多,其中就包含了相当丰富的乡村社区研究资料(我将这些资料称为村落文书)②,它的详细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讲甚至不亚于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实地调查获得的资料。因此,运用这样的资料来研究历史时期的社区,显然是可行的。当然,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社区研究相比,历史社会地理更注重对历史资料的运用和解读,特别重视对基层乡土文化的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承继积淀而形成的乡土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

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

在历史社会地理中,如果说社区研究侧重于对人类生活空间的探讨③,那么社会现象则侧重于对社会生活方式的研究④。“生活方式是技艺的综合,是人群主动地求适应于地理环境的表现。生活方式的特殊、稳定和持久与否,大都要看地理环境之是否特殊与稳定”⑤。社会地理学将人类的生活方式导入地理学研究,“它指的是一个人类集团的成员学习到的传统品质——即人类学者所用的术语‘文化’,生活方式意味着一种民族的制度、风俗、态度、目的以及技能的复合体。维达尔指出,同样的环境对于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民具有不同的意义:生活方式是决定某一特定的人类集团将选择由自然提供的那种可能性的基本因素”⑥。生活方式的范围很广,如衣食住行、婚丧礼俗、休闲娱乐以及各类社会现象等。关于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主要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人群研究:社会地理以人和社会为中心,特别关注社会群体类型。在历史时期,社会群体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形成,并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及行为准则的人们构成相对稳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由于他们对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故而在空间上表现为不同的分布类型⑦。因此,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最重要的便是人群研究。社会地理的人群研究,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影响。

1994年业师邹逸麟先生主编的“区域人群文化丛书”⑧,在丛书前序中,我们首次提出了“区域人群”的概念。所谓区域人群,是指历史上特定时期具有明显区域特征、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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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92页。

②参见拙文《清代前期徽州民间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民间日用类书为例》,“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in Imperial China”,2002年10月)论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2002年10月,待刊;《徽州村落文书的形成——以抄本二种为中心》,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史料馆主持国际合作项目“历史档案的多国比较研究”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近世东亚的组织与文书”)论文,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2004年11月,待刊。

③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水津一朗所著《新订社会地理学の基本问题——地域科学への试论》(大明堂,1980年6月版),即以“生活空间”为其主要研究内容。

④日本社会地理协会(Japanese Association of 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所编的《社会地理》杂志,英文直译即作“社会生活的地理”(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该杂志于1947年创刊。

⑤(法)梭尔:《论生活方式》,载梭尔著、孙宕越编译《人文地理学原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四辑,1957年4月,第95页。

⑥《地理学思想史》第九章《法国和英国的新地理学》,第232页。

⑦参见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7月,第726页。

⑧该丛书由王振忠策划并任副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出版有《绍兴师爷》(王振忠著)、《徽州朝奉》(王磊著)、《山西票商》(安介生著)、《八旗子弟》(刘小萌著)、《钻天洞庭》(马学强著)、《苏州状元》(胡敏著)、《苏州梨园》(李家球著)、《香山匠人》(李家球著)、《宁波商人》(林树建著)、《两淮盐商》(韦明铧著)、《扬州瘦马》(韦明铧著)、《维扬优伶》(韦明铧著)、《秦淮粉黛》(剑奴著)和《九姓渔户》(剑奴著)等。

社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人群,他们不仅有着纵向遗传和横向衍播的民俗传承,而且,其名称又是历史时期约定俗成的。如徽州朝奉、绍兴师爷、凤阳乞丐和山西票商等。有关区域人群,我们主要研究了地理环境与区域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区域社会心态、风俗习惯及其社会影响等①。

近年来,对汉族人群的研究,学界出现了不少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譬如,乔健、刘贯文、李天生所著的《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台北,唐山出版社,2001年9月版),通过为时两年的田野调查,在收集大量第一手文献的基础上,对山西乐户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认为:“乐户被排除于宗族组织之外,因而在亲属关系、祖先观念及祖先崇拜上与农民迥异。同时在道德与价值观念上、人际关系上、生活习惯上、婚姻与家庭以及宗教信仰诸方面都有独特的理念与行为。”②这是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结合,研究区域人群的一个成果。这部专著相当扎实,对于我们研究历史社会地理颇有启发③。又如,陈支平所著的《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认为:民系至少应当具备地域条件、人口因素、相对完整的社会活动体系,以及相对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这四个要素。他将福建的汉人分成福州人、兴化人、闽南人④、闽北人、客家人和龙岩人六个民系,并对各个民系的分布、各个民系之间的相互交融、汉人民系与少数民族的血缘文化融合、福建汉人各民系的人文性格及福建汉民整体上的人文特征等,均做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其中从社会经济史角度着眼,对福建汉人各民系人文性格方面的探索,有颇为独到之处,是目前所见历史学界对人群研究方面的一部力著⑤。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所著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 hai,1850—1980)⑥,“涉及中国的原籍族群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含义”,也是有关区域人群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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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区域人群”的基本概念此后似乎为学界所认可及沿用,除了笔者执笔的《历史人文地理》(邹逸麟教授主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社会文化部分之外,胡兆量、阿尔斯朗·琼达等编著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八章《中国历史区域文化人群》,吴宏岐、王洪瑞合撰的《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也基本上采用了这一概念。

②《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第8页。

③与乔健等人的研究差相同时,音乐史学者项阳也著有《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10月)。该书“从对历史上乐籍最为集中区域之一山西省所存乐户后人的实地考察入手,以乐籍制度、乐人为主脉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进行梳理”,据说,作者对山西乐户的关注也是从1994年开始,他对山西十多个县市的几十位老乐人及其后代进行了调查采访,掌握第一手的宝贵资料。但两部书的作者似乎都没有提及对方的研究,很可能是在不同的领域中分别进行的研究。

④关于闽南人,林再复著有《闽南人》一书,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修订再版本。

⑤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著作也与人群研究有关。譬如,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这部书将汉民族的人文地理划分成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七个人文地理区,概述了各区的族群及其文化。黄淑娉主编的《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研究广东汉族的不同民系和群体的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对广东汉族三民系(即广府、潮汕、客家)的体质特征、文化特点、族群心理、广东语言和宗族制度等,都作了详细的研究。黄淑娉、龚佩华另著有《广东世仆制度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对广东的世仆作了系统的探讨。人类学的研究,特别是国内近年来对汉族的研究,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反映各地人群社会文化风貌的通俗著作也层出叠现。如:《剖析“上海人”》,“闲话中国人系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2月;《品评“广东人》,1995年lo月;《说道“山东人”》,1995年10月;《放谈“东北人”》,1995年lo月;蔡栋编《南人与北人》,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北人与南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年12月;余秋雨等著《东西南北人——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12月;方方、叶兆言等著《闲说中国人》,三联书店(香港)2002年11月。此外,还有《人文中国》、《城市季风》、“都市人丛书”和《粤人众生相》等。虽然是通俗作品,但它与历史地理学界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界开展的对汉族人群的研究之学术倾向,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的文字多出自作家之手,虽然间或不乏一定的学术水准,但也有不少是以极端的个案来揭示人群的特征和性格。

⑥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8月。

关于区域人群的研究,与社会经济史、人类学关系密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区域人群的产生、变迁及其社会影响,与各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密切相关①。而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来,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应当加强对汉民族人群的研究②。当然,历史社会地理在研究各地人群的人际、群际关系时,始终应当加强对其地理背景的分析。我以为,今后应当重点发掘族谱、民间文书以及民间三集成(歌谣、谚语、民间故事)、竹枝词、文集、笔记等资料,研究各种人群的渊源流布(包括人群由来、分布、地理环境背景)、特征(群体性格、心理差别)、经济(谋生方式)、文化(社会规则、家族家庭、衣食住行、婚丧礼俗、文化教育、宗教信仰、迷信禁忌)和语言(方言、俗谚、民间歌谣),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展开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

(2)风俗地理:主要研究民间生活的空间形式③,也就是用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民俗的形成、发展、演变、分布规律和区域特征。具体而言,诸如民俗事象的地理分布,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城市文化与时尚变迁等等,都是风俗地理研究的对象。其中,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在现代民俗地理著作中被称作是“乡间民规民俗地理”,主要是研究乡土社会中形成的诸多习俗惯例。对于这样的课题,历史民俗地理的研究,可以利用现存的大批日用类书加以探讨。譬如,徽州、绍兴、海门、湖南及上海等地都遗存下了不少日用类书,他们分别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不同的自然地理及人文环境下的产物。利用这样的资料,可以研究历史时期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关于风俗地理,以往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亦多有涉及④,而各种断代的风俗史、民俗史、社会生活史,也与风俗地理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历史社会地理并不刻意于人为的分区,更注重从人群研究的角度加以探讨。

(3)社会变迁:社会变迁是指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引发的各类社会变动现象,举凡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生活方式、风俗时尚等一切社会现象所发生的变动,都可以归入社会变迁的范畴。这方面的研究与社会史、社会学关系密切,只是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更偏重于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加以分析。

由于此前历史社会地理尚未在历史地理学中占据应有的位置,而社会地理研究的范围又相当广阔,作为一门尚待建立的分支,上述刍议很大程度上只代表我个人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粗浅认识。该一分支的最终确立,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需要更多学者的参与和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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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前苏联,社会地理学被列入社会科学系统,将它作为社会经济地理学的一部分,主要以人为主体研究人们生活和社会生产的空间过程与组织形式,包括人们的劳动、生活、休息、个性的发展与生命再生产的条件。参见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第725页。日本学者奥田义雄所著《社会经济地理学论考——现代における世界像の把握》(大明堂,1969年),第一编即包括对社会地理学本质和体系的考察。(第1—41页)。

②对于汉族人群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多方面的关注。譬如,在民族学界,20世纪80年代开始,等人多次强调要加强对汉民族的研究,此后,汉民族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参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华南的社会经济史学者通过与人类学者的对话和交流,逐渐发展出一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这一点,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人群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

③高曾伟主编:《中国民俗地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页。在日本,田村荣太郎所著《江户·东京风俗地理》(雄山阁,1965年1月)四卷,以丰富的史料及珍贵照片、地图,对东京的地理、历史风俗、城市发展和城市景观变迁等,均作了揭示。

④较早的如曾昭璇先生的研究,其成果最初是以讲义的形式出现,参见其后来正式出版的一些论著,如:《岭南史地与民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人类地理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此后的历史文化地理论著亦多涉及,兹不赘列。

My Humble Opinion on Historical Social Ge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