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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寿的书画技艺很高,再加上其“宫廷画家”的背景,故而求画者甚多。他能画人物、山水、花卉,尤其擅长墨龙。描绘人物仕女,喜用工笔重彩,隽雅研秀,得改琦之遗风。山水以青绿为多,气韵古逸,活泼生动。双钩花卉,神态逼肖,笔力精进。间作墨梅竹石,挥洒自如,亦具古韵之风。其书法学唐、北魏及郑燮、恽寿平等,得其神韵,如有天助。今江苏省淮安市博物馆收藏的黄山寿《人物故事图》,可以一窥他高超的艺术成就。
黄山寿的《人物故事图》,纸本,共四幅。每幅纵68厘米,横40厘米,水墨设色。各幅分别以春、夏、秋、冬为背景,依次描绘了米芾、坡、李泌、林和靖等历史人物故事。
第一幅《襄阳拜石》(图1),是写宋代书画家米芾参拜奇石的故事。米芾(1051—1107年),字元章,号海岳外史,宋襄阳人,世称米襄阳。据《宋史t米芾传》载:宋大观年间,“无为州治有巨石,状其丑,芾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拜之,呼之为兄。’”这就是襄阳拜石的故事。此图写庭院之上,石槛围拢,槛中有奇石,皱漏瘦透,婀娜多姿。石上苔藓斑驳陆离,石下芭蕉青翠欲滴,捕绘了阳春三月的美好景色。石前之米芾眉清目秀,美髯飘萧,表情庄重,心绪虔诚。他头戴学士帽,上簪一朵粉红牡丹,身穿橙色官服,腰系宝蓝石带。面对奇石,正双手持笏,躬身下拜,后有一绿衣僮子持扇相侍,表现了米芾爱石如痴如醉,近于癫狂而又不失风流倜傥和博学儒雅的性格。此图以遒劲多折的线条勾勒物像,敷以淡红、淡绿、淡蓝、淡橙诸色,雅淡和谐,别有一番趣味。画家充分吸取了民间艺术的营养,将文人画与民间绘画有机融合在一起,创作出雅俗共赏的人物故事画,深受人们的喜爱。
第二幅《琴操悟禅》(图2),是写宋代文学家坡(1037-1107年)启发琴操参禅拜佛的故事。据《续比丘尼传》载:“勤超,初名琴操,会稽任氏女,甚慧敏,早失怙恃,流而为妓。坡游西湖,与超相值,知其宿根深厚,固以佛法导之。因有所悟,即日削发为尼。”此图工笔设色,形象生动,布局工整。所描绘的坡是一位阅历深厚、饱经风霜、面有倦容、两眼深邃很有洞察力的文人学士。其时,他端坐在磐石之上,头戴高冠,身穿长服,宽衣博带,长髯及胸,双目炯炯有神,正望着面前的年青美貌女子。该女子云髻古装,端庄秀丽,身着红衣长裙,正双手合掌,似在参禅拜佛。图上的修竹、奇石、图书、古物昭示着坡的学士背景,而身后的执扇也表明故事发生在夏季。图中布局、用笔、赋色都与故事情节相符,人物与环境的安排都与主题相谐调,可称是一幅构思严谨,笔墨周到的画图。
第三幅《衡山食芋》(图3),是写唐代名相李泌(722-789年)隐居衡山时拜见高僧而得相位的故事。据《齐东野语》载:“(李)泌在衡阳,有僧明瓒号懒残,(李)泌察其非凡,中夜潜往谒之。懒残命坐,拨火中芋以啖之,曰:‘勿多言事,取十年宰相。’”此图上写古松三株,盘根错节,老辣粗壮,簇簇松针布满枝头。两支藤萝攀附缠绕,缘树而上,枝上红果累累,表现了衡山深秋的美丽景色。而树下之高僧懒残,正坐在蒲团之上。他身穿僧袍,面目奇倔,其右手持芋,口中念念有词,似在给李泌传授真言,又似在递交吃剩之芋。而对面之李泌,正跽坐于树下,他头系宝石蓝头巾,身穿蓝灰布衣,天庭饱满,谦虚谨慎,正毕恭毕敬地聆听懒残教诲。此图以青绿写山石,以赭色写松树,以宝石蓝写头巾和腰带,特别是藤萝之果实,填以枣红,使画面陡然增色,有画龙点睛之效。全图勾勒填色,晕染精致,主题形象突出,是一幅典型的工笔重彩人物画作品。
第四幅《和靖观梅》(图4),是写北宋隐逸诗人林逋植梅养鹤的故事。据《宋史·林逋传》载:林逋(967-1028年),字君复,杭州钱塘人。结庐西湖之孤山,养鹤种梅,一生不娶不仕,有梅妻鹤子之说,死后谥和靖。此图写湖畔之上,二株梅树,老干虬枝,苍劲挺拔,枝上千蕊万蕾,正不畏严寒,含苞怒放。而树下之林逋,须眉皆白,虬须垂胸,头戴风雪帽,身穿橙色上衣,前有一鹤低首鸣叫,旁有小僮持杖侍立。此刻他正盘腿端坐于一块巨石之上,似在观赏梅花,又似在寻找鹤群。画面有一种清峻凛冽之感,描绘了寒冬季节西湖之畔的美丽景色。在人物的衣纹上使用蓝叶描,表现了袍服的质感,可以看出线捕的功夫很深。在刻画人物的神态方面更是细腻中含有筋骨,把林和靖那种老辣、执着和狂放不羁的野逸性格,给以充分的展示,可称是传神人木。画上落款为“甲午秋日写于石城瞻园,黄山寿”,下钤“勖初”赤文印。此“甲午”是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
世园会征文,守护甜心之亚梦黑化(六),读《光辉的旗小英雄人物故事,高
炎炎的烈日高悬当空,红色的光如火箭般射到地面上,地面着了火,反射出油在沸煎时的火焰来。英雄人物故事,高
最早出现的启明星,在这深蓝色的天幕上闪烁起来了。它是那么大,那么亮,整个广漠的天幕上只有它一个在那里放射着令人注目的光辉,像一盏悬挂在高空的明灯。青蛙碧绿的身体上布满了墨绿色的斑点,白白的大肚子像是充过了气,一鼓一鼓的。
秋雨洗刷过的天空,像大海一样湛蓝碧透。朵朵白云犹如起航的轻舟,在水面上慢悠悠地飘浮着。看他年纪不过二十来岁,脸色苍白,像没有睡好觉似的皮泡脸肿。他老是皱着眉头,不大说话。笑纹几乎在他的脸上是绝了迹似的。他穿着一个褪了色的蓝布大褂,好像永远是穿着这么一个一样。清瘦的下巴壳,亮耸的肩膀,显得很没生气。事,我爱祖国,我爱党,我爱我
玉门市第一小学三(一)班
吴孟?@
指导教师 顾颜花
这是献给兵团成立60周年的书著。60名最具影响力的来自兵团的劳动模范的故事及其人生之路。通过他们,我们深深地感悟到兵团的辉煌与不朽,兵团的精神与风骨。
这是一部记录兵团历史的力作。不求高、大、全,定位于记述60名从平凡的岗位起步,但却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的劳动模范的奋斗轨迹。
透过他们,透过这本书,我们看到了兵团的昨天、今天以及明天。这本书著也因而有了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一、以人物为中心,以浓浓的兵团精神统领全书
“翻开兵团成立60周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我们看到的是一部艰苦卓绝的创业史,是一部战天斗地的奋斗史,更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奉献史。”从该书《序言》中的第一句话中,我们不难读出编辑此书的缘起,这就是:在兵团成立60周年之际,通过编辑这部书来展示生动、鲜活的兵团历史。
记录历史,古已有之。关于兵团,更有不少书著。如何使之从林立的书丛中跳将出来,吸引读者眼球?该书没有停留在记录那些兵团历史上曾发生过的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上,而是以小角度、小切口为着眼点,即从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故事入手,再现兵团的发展、壮大历程,正所谓“从平凡处着手,写不凡历史”。
这让人想起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使《史记》成为古史资料价值特别高的今人研究古史的珍贵文献资料。可以想象得出,如果不是选择这样一种记录历史的方式,《史记》的影响力远非现在这样深远,这样具有穿透力。
同样,在《时代榜样》一书中,我们读到的是60个丰富多彩的人物故事。这些故事既独立成篇,又是宏大的兵团发展历史上的一颗颗闪亮的珍珠。把它们串连到一起的时候,一个有血有肉、可触可碰、可感可知的兵团,一个浸染着一代代兵团人汗水的兵团,一个从荒原和戈壁滩上诞生的兵团,就这样真实地站在了我们面前。该书的资料性、历史性、故事性,跃然纸上。
二、人物选择既具有时代性又有历史意义,感染力强
为劳动者而歌,为劳动模范立传,为弘扬兵团精神而著书。早在2013年6月,该书的编撰者就提出了编撰一本兵团成立60周年最具影响力劳动模范画传的倡议,得到了兵团工会领导的支持,并将此书编辑作为兵团成立60周年劳模表彰系列活动的内容,上报兵团党委,得到兵团党委的高度重视和认可,兵团工会根据兵团党委安排,牵头组织开展了“兵团成立60周年最具影响力劳动模范”评选活动,经各方推荐,层层筛选,从历年兵团级以上千名劳动模范中推选出候选人,由兵团劳动模范评审会审定,并报兵团党委批准。他们是:运输标兵苏长福,西北军区特等功臣称号获得者贺三存,北塔山下的普通医生李梦桃,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守仁……
他们中既有第一代军垦战士的身影,也有第二、三代,甚至第四代军垦战士的身影,并涉及各个行业。从农工到养殖户,从科研工作者到教师,从飞行员到医护人员……全覆盖、宽角度,立体交叉,在显示出纵深感的同时,解读了兵团历史和兵团精神:第一粒麦种是如何播进荒原的;第一片绿化带是如何培育出来的;第一线屯垦者是如何维稳戍边的;第一批大学生是如何从兵团走出来的……
无数个的第一,还原了一代代军垦战士的生活、工作场景,解答了兵团是怎样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的,他们的精神是怎样传承和发扬光大的,该书因而有了独具的史料价值、收藏价值。
三、精心打磨,集史料性、文学性于一体
“多少年过去了,滕祥增没能融入到城市里,他忘不了自己从田野走出来的每一步,更忘不了的是十三师的土地孕育了小麦品种C21。”(见《为了大地的丰收》)
“有的成功道路上布满了惊险与刺激,有的成功道路上平铺着一层平淡与艰辛,而我选择了后者。”(见《为了温暖而盛放》)
诸如此类看似平淡,但却让人反复咀嚼的语言,在《时代榜样》一书中处处可见。它们形成了该书独具的语言风格、特色:以散文的笔法,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质朴、平实,但平中见智,显示出语言的张力;生动凝练,给人回味的空间。
任何一部流传千年的优秀作品,仅有史料价值是不够的。只有兼顾其文学艺术价值,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如《史记》,既是一部不朽的历史专著,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同理,在兵团成立60周年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时刻,要推出一部能跨越时空的有分量的作品,在保持作品的真实性的基础上,文学性必不可少。
该书组委会严把语言文字关,所刊发的60篇稿件,都是几易其稿,精心淘洗淬炼,并特意聘请业内人士严格把关,反复打磨而成。一行行文字因而有了声响,有了颜色,有了兵团人特有的气息、味道和表情,如实地描摹出兵团60年的时代环境和历史氛围。
该书还以感人的细节、细腻的心理刻画,进一步强化了文章的感情与色彩,增加了感染力。如《情系北塔山》一文中这样写道:“由于长时间洗不上澡,头上身上都长满了虱子,他只好把头发剃光,把衣服脱下来用石头砸……晚上,当他孤零零地躺在四面透风的毡房里,听着外面呼啸的山风,还有不时传来的野狼的嚎叫,他的心里充满了恐惧。想起远在上海的父母亲人,泪水渐渐溢出了他的眼眶,顺着他又黑又瘦的脸颊流下来,打湿了身下的毡片……”环境的恶劣,人物内心的冲突,赫然闪现,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开发建设兵团的艰苦,从而为展现主人翁坚韧不屈的精神气质,奠定了基础。
职业:革新里社區服务站站长
经历:已在社區居委会工作6年
■本报记者 彭立昭/文并摄影
作为一名社區居委会服务站站长李金珠说,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突出特色,从居民群众迫切要求和热切关注的问题入手,时时处处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为居民提供便利的服务,他说,这是我始终应该去做的事情……
“我在乎平时点滴的积累”
在社區办公室,李金珠站长平时备有一本工作日记,记录着每天居民的来电来访。每到下班之前,他就翻看当天的记录,争取做到能当天解决的问题不过夜,不能解决的做好解释工作。平时不管有多忙,尽量抽出时间入户走访,通过走访入户,及时发现、解决了许多问题。即使解决不了,也会帮着出主意,想办法,尽最大努力使居民满意。从第一天上班起,他就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一心”就是在工作中时刻想到自己是社區第一责任人,突出一个责任心。“二勤”就是腿勤、脑勤。“三个第一”就是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第一时间解决居民提出的问题,第一时间向居民告知解决问题的结果。说来容易做来难。记得他刚来社區上班时,面对很多繁琐的事情,如何致力于解决本地老百姓的生活问题,他也曾有过困惑。“我在乎平时点滴的积累。”如今,他却信心十足地说。
比如,有一次,他去走访时,看到一个楼门口上堆了杂物,不知道是哪户居民家在装修时将废弃物撒落在大门出入口顶上了,幸运的是,第一时间还没有发生灾难。多险!要是到刮大风的日子,万一它们被风一吹落,遭殃的肯定是这里的过往行人。他当时看到这个情景时,倒抽了口冷气,他没有大动干戈地去过问这是谁家最近装修时掉落的,而是赶紧去附近的一个拆迁的建筑工地里借来了梯子,并马上带着几位社區工作者一起去把那些杂物清理了。李站长说,平时你就要有一份细心,有一颗好管闲事的心,时时考虑到我们居民的出行安全等,虽然每件事情全是小事情,但防微杜渐,这样才能不会出大事……去年,社區专门成立了25个青少年组成的“革新里社區精神文明小使者”队伍,在寒暑假期间,让他们共同参与社區的环境卫生清理;后来,还搞了好几次捡拾社區内的白色垃圾等各项活动,社區环境卫生了,还培养了青少年“社區是我家、人人都爱它”的参与意识。
李站长介绍说很多问题能够得到圆满解决,这需要靠全体居民的理解与支持。比如,地铁十四号线在该社區施工,因打桩、施工震动很大,对居住在周围的18户居民影响很大,地铁十四号线针对此情况对居住在工地附近的18户居民进行周转补偿。但固有将近一半的居民未签署周转补偿协议,因此市重点工程迟迟不能开工,严重影响了工程的进度。针对此情况,工程指挥部调整工作方案,社區党委、社區居委会为此亲自来到居民家了解各家的情况并做了很多耐心细致的工作,使剩余未签周转协议的居民基本签署了周转协议,使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随着拆迁工程的深入,也进入了冬季的火灾高发期。社區为此坚持组织社區志愿者对拆迁地區进行每日两至三次的巡视,发现因拆除房屋后遗留的易燃物及堆物堆料及时汇报,及时清理。对社區内的可燃物、堆物堆料、小區死角内的干藤、枯草等进行了清理。这次参与清理工作的志愿者有360多人次,这是他最感欣慰的事情。后来,大-家做了一下统计,经过清理拆迁房屋遗留的可燃物、堆物堆料、辖區死角内的枯草枯枝等就有80余处,清理出的各类可燃物、枯草等将近15吨,因拆迁进度快、拆迁面积大造成了社區37号、34号、17号20号、和甲一号楼1门301号的自来水管爆裂5起,社區党委及时与自来水公司联系,及时解决了近50户居民的饮水问题……
真情帮扶有难人
记者看到,服务大厅里挂了好些红色的锦旗,比如有一位残疾人刘景文及家属(落款)赠送给革新里居委会的锦旗上面写着“残疾解困,情暖人心”,其实锦旗的背后都有一个个感人的“送温暖,送真情”的故事。
一提起残疾人,人们就自然地想到他们需要党和社会的关爱。李金珠站长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每当他看见残疾人或需要帮助的家庭时,心里非常同情,总是要询问其家庭的状况,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有一位肢体残疾的低保户,在入户访问中他了解到此人接送孩子的残疾车丢了,非常着急,他二话没说,就带着居于拿自己的钱先垫付买了一辆送到家中。有一位空巢老人,因为女儿在外地工作,老人体弱多病,他就让社區居于们多去走动,问长问短,让老人放心,社區就是他的家……份份心意,一片片真情,也感动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也不止一次两次地跟居干们说:同一片蓝天下,同一个家园里,我们一定要想到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残疾人和家庭以及孤寡老人等,他们的生活质量目前与健全人相比,面临很多的艰辛与困苦,需要社会的关爱,需要社会各界伸出温暖之手。帮助他们是我们社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工作。他的行动感动居民、感动和他一起工作的居干。革新里社區是老旧城區,但在社區管辖范围内却有着北京“五镇”之一的燕墩!古燕墩现在是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经过部分修复,已初步开辟为街心公园。革新里社區毗邻崇文文化用品公司,因此有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繁荣的贸易,比如他们的日常工作,就充分地运用网格资源,以此来提高服务水平,从而实现了更好地为社區居民服务的精细化管理。前不久,该社區还被评为“东城區人口计生事业奉献集体奖”。社區就是一个温暖的家,让居民在这里远离孤独和寂寞…
采访手记
在居委会办事大厅的门迎,记者发现一个温馨的角落,有一专门为来居委会办事而需要等待的居民特设的“报刊阅读架”,上面摆放了七八种杂志。李站长说,这些报刊是可以免费取阅的。书架的旁边还挂了几把小雨伞。他说,也是给居民们专门准备的……“为居民解难是我的职责,社區应该就是一把伞,能给居民挡风遮雨……”李金珠话语不多,但所说的话却温暖人心。
社區里的义务理发员
每到双休日早8时,72岁的李小田准时会等候在田村路街道东营房社區居委会楼前的理发室里,迎接前来理发的老人。
说起李师傅理发还是在十二年前的一个夏天,他在与老人们聊天时,听说社區老年人外出理发,半天没找到专为老年人理发的地方。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回去后他不声不响地买了一套理发工具。但是,李师傅对理发一点基础也没有。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李师傅虽已是年过花甲,但为了社區老年人,他还是把自己当年部队会理发的老战友请到社區现场指导。经过一个月的认真学习和练习,基本掌握了理发技术。他在社區醒目的位置张贴了免费为老年人理发的通知,从此,双休日免费为老人理发室开业了。十二年中,要说李师傅为老人理发,粗算起来也有5000余人次了。李师傅患有高血压病已十余年,理发时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腿站肿了,腰累酸了,老伴儿每天晚上用温水为他泡脚、按摩,劝他干活悠着点,面对老伴的劝说,他总是坦然一笑。
2009年2月份,李师傅旧病复发,右耳下做过手术的囊肿一天比一天大起来,人们劝他到医院做个检查,但他一拖再拖,直到四月份,在老伴的再三劝说下,他才到医院进行检查,医生让他立即住院手术,住院得需近一个月的时间。考虑到这期间老人们没地儿理发,于是他没有及时住院,而是通知老人说:“自己要回老家看望90岁的老母亲,需要一个月时间。让老人们抓紧时间来理发。”就这样,一个下午的时间,他连续为老人理发30余人次。第二天他才放心地住进医院。
■本报记者 邢大军文/图
东直门街道东环社區召开换届选民召集人会
按照居委会换届工作安排,4月11日下午,东直门街道东环社區召开了召集人会,19个选民小组的召集人和选委会成员及网格长23人出席了会议。
各位游客大家好,我是阳光旅行社的导游,我姓成,今天就由我来带领大家共同游览这个清代的皇家园林颐和园长廊。希望我的讲解能够令各位满意,使我们共同度过这一美好的时光。
好,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座长廊,这座长廊是乾隆为他母亲观赏昆明湖的雨景雪景而建造的。为了让母亲游圆不受雨雪日晒之苦,又能饱揽昆明湖的雨景雪景,乾隆便在万寿山和昆明湖交界的岸边设计修建了一条长长的游廊。乾隆皇帝的母亲喜欢听故事,经常一边在长廊中游览,一边让宫女给她讲各式各样的故事听。有些她特别喜欢的故事,就让宫女们反复地讲。时间一长,宫女们肚子里的故事讲完了,以前讲过的故事也记不清了,这可难坏了宫女们。后来,她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将故事的内容画在长廊两侧的梁枋上。故事越讲越多,梁枋上的人物故事彩画也越来越丰富。从此,宫女们再也不愁没有故事给太后讲了。太后呢?因为年迈眼拙,看不清梁枋上的彩画,对此竟毫无察觉,这就是颐和园长廊人物故事彩画最初的来历。
现在请大家带好自己的相机和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大家现在可以参观一下这座长廊,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在长廊的起点集合。
一、形制与图式
图1中的镜器作八出菱花边形,圆钮,窄素缘。镜图上方置流云托月与星象图,下方置河流、拱桥,桥上左右两端各配置一组“一主二侍”人物相向行,人物身后云雾升腾缭绕。桥左侧一组人物中,主人头戴花冠,着大袖宽袍,正双手拢袖于胸向前款款行,主人身后两侍者身材略小,各手持仪仗羽护卫主人。桥右侧一组人物中,主人头戴卷梁通天冠,着宽袖纱袍,腰束大带,双臂前举手板,作躯体前倾拜谒状,身后有两侍者持仪仗斧、钺护卫。流云托月图下方,四只雀鸟正引颈展翅朝着拱桥方向奋飞。与此镜形构、图式相同的标本还见于河南灵宝阳平镇宋墓出土器(《中原文物》2009年第三期)、山东淄川澹庐藏镜(《山东民间藏镜》图276)、《瀚海2011年秋拍铜镜图录》第2685号拍品等。
另有一类与此器物象配置基本类同的标本见于陕西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藏镜(图2)、湖南省博物馆藏镜(《湖南出土历代铜镜》图165)。此类镜圆形,镜图中的桥作短宽的平直状,桥上方流云间的雀鸟多为三只,并集中在一起向下方俯冲,其余流云托月图式、桥两端人物配组图式等与图1相同。在近年各地举办的拍卖会上也出现过此类拍品,如《嘉德2012春拍铜镜图录》收录器(图3)等。从宋金时期人物故事镜形制、图式的演变线索及流播地域分布特征看,此类圆形镜标本的出现与流播年代,较八出葵花边形人物镜稍晚。
二、器物定名与流播背景
上述镜图有几个显著特征值得注意:(1)镜图核心物象是“月夜过桥相会”的两组人物,其中凸显的对象是两侍从执仪仗羽拱卫的主人;(2)两组人物皆从升腾缭绕的云中走来,表明皆非凡间世俗之人;(3)图中雀鸟穿行于月下云间,均朝着“桥”所在的方向奋飞,其活动所喻示的功能意义应特有所指。
这个“月夜星空集飞鹊,月下渡桥见故人”的镜图画面,宁静、神秘、浪漫、唯美,营造了如梦似幻的朦胧氛围,它呈现的其实就是宋金时期广为流播的牛郎织女“七夕鹊桥会”故事的特定情节场景,可以以此命名此类镜为牛郎织女故事镜。
牛郎织女传说故事源远流长,《诗经・小雅・大东》中已出现了牵牛、织女故事的史影,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亦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不果,不出三岁,若弃亡”。表明至迟战国末牵牛织女传说已经被赋予了爱情内涵,但此时两者还不是夫妻关系。两汉之际,古诗《迢迢牵牛星》人格化地描写了牵牛、织女星神夫妇为天河阻隔的分离之苦,另《淮南子》:“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风俗通义》:“织女七夕渡河,使鹊为桥。”《四民月令》:“七月七日,……祈请于河鼓(牵牛)、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表明“七夕鹊桥相会”此时已发展成这个故事的核心情节。魏晋南北朝时期,牵牛、织女传说故事更为丰富具体,梁《荆楚岁时记》:“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女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牛郎,嫁后遂废织衽,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此书还附着另外一说:“牵牛娶织女,借天帝二万钱下礼,久不还,被驱营窟中。”
牛郎织女七夕鹊桥会故事流播最广、对同时代社会文化影响最深则是在唐宋之际。唐代经济、文化繁荣,牵牛织女神话故事、七夕节俗在统治者的倡导下逐渐成为全国性活动。宋代实施“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文化建设极为发达,这一时期牛郎织女传说及七夕节俗活动盛况空前,《东京梦华录・七夕》记载了北宋东京七夕节俗场景:“七月七夕,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及小塑土偶耳。……七夕前三五日,车马盈市,罗绮满街,……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里巷与妓馆,往往列之门首,争以侈靡相尚。”《梦粱录》《武林旧事》对南宋临安七夕节俗的繁华热闹场面亦有记述。
另外,有研究者对元代以前442首“七夕诗词”行统计,计有汉魏六朝41首、唐代83首、两宋318首,其中仅两宋诗词就占了总量的约72%。不仅如此,两宋还形成了《鹊桥仙》词牌名,《全宋词》《全宋词补辑》中计有《鹊桥仙》180多首,其中多达三分之一的作品与牛郎织女故事直接相关,由此可见这个故事在宋代文化生活中影响之深广。
兴起于北宋晚期的人物故事镜,在上述七夕文化极其繁盛的社会背景下融入牛郎织女故事题材并广为流播,是很自然的事情。金人南下入主中原后,女真政权提倡学习文明先的汉文化,注重继承、沿袭传统汉文化习俗,根植于传统农耕文化土壤的牛郎织女故事仍在中原故地流播不衰,金代人物故事镜中的此类题材,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产生。
三、物象内涵与误读原因
确认了上述镜为牛郎织女故事镜,便可对镜图物象及其文化内涵作出解释。
1.桥与飞雀
镜图下方的桥,是“七夕仙会”中引渡牛郎、织女团聚的“天桥”,这个桥的搭建方法、存在形式、建桥时间及其使用的材料等都十分神秘,据说是七夕夜晚喜鹊按照天帝的命令集体搭建的。镜图中的喜鹊向着“桥”所在的下方奋飞,是正忙着搭桥工作。宋金诗词中题咏“鹊桥”者甚繁,如袁去华《虞美人》“鹊桥初会明星上”,陈师道《菩萨蛮》“银潢清浅填乌鹊”。这些喜鹊搭桥所用的材料,是天上的特殊“石头”――星星,所以人们又称这座鹊桥为“星桥”,见诸欧阳修《渔家傲》“归心乱,离肠更逐星桥断”,贺铸《乌月啼》“牛女相望处,星桥不碍东西。”按天帝的安排,喜鹊必须在七夕夜不间断地衔石填河才能维护“鹊桥”的存在,一旦喜鹊飞离,这座桥便自然消逝,因而它的存在是十分短暂的。
2.桥上人物
桥两端“一主二仆”两组相向行走人物是“七夕鹊桥会”中的牛郎、织女。左侧头戴花冠、着大袖宽袍的高大主神是织女,右侧头戴卷梁通天冠、着宽袍大带、双臂前伸执举手板的主人是牛郎。牛郎、织女皆从升腾缭绕的云中走来,标示身份地位不同于常人。此类场景在同时代诗词中也有描述,钱惟演《戊申年七夕》:“一岁佳期一夕过,羽旗云盖涉微波。”欧阳修《鹊桥仙》:“鹊迎桥路接天津,映夹岸,星榆点缀。”《渔家傲》:“喜鹊填河仙浪浅,云轩早在星桥畔。”这些诗词描绘的“羽旗”、“星榆点缀”、“云盖”、“云轩”等物象形态,多在上述镜图中能找到“图式化”解注。
3.繁星、明月、浮云、河流
镜图中的繁星、明月、浮云、河流等,都是构成“鹊桥仙会”情节场景所必备的辅助物象。天空密布“繁星”,是因为牛郎、织女本为天上的星宿神,天河两岸就是它们生存的世界。牛郎织女七夕相会发生于月下,所以镜图中“月夜”不可或缺。而以世俗凡间的流水代表“天河”,或是缘于天象中浩瀚的银河在镜图有限的空间内难于表达,又与完全人格化了的牛郎、织女形象不相协调匹配,故而变通使用了符号式的“流水”图式。
既然上述“七夕鹊桥会”组图特征可以认证,为什么近世论者还会对其神话学内涵“疑而不决”或屡屡误读呢?笔者认为要因有三:(1)铸镜工匠随意将原本无法共存的几组物象“误置”于同一镜图中,导致后世论者读图顾此失彼无以相互兼顾、探究内涵则抵牾悬疑无法自圆其说;(2)镜图中仙人形象、仙人活动、仙界场景等已深度“人格化”、“世俗化”,名为“神仙世界”,实系“人间百态”,后世论者读图,因认知经验中的传统神话意象与镜图物象“去神仙化”形构之间彼此看似风马牛不相及而无法将两者并融一体思考;(3)此神话千百年来嬗变异化繁复,形成了诸多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版本,这些具体演变形态差异的存在及缘于时代变迁导致的后世论者对前代文化现象的误解与忘却等,亦是造成今人误读镜图内涵的要因,以下举例简说。
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时间在农历七月七日,此时夜空月相本是“弯月如钩”的上弦月,而镜图上方却误置“圆月升空”景观,若以这个“月圆”的物象作参照物看待下方的桥上人物,则显然无法将其与“七夕鹊桥仙会”的神话学内涵发生关联,此系诸多论者对上述人物镜内涵久疑未决的要因之一。
牛郎、织女本系天上神仙,仙人及其生存环境与凡间物象自应迥然有异,而上述图式中的牛郎、织女形象却是典型的世俗之人特征。牛郎头戴卷梁通天冠,着宽袖纱袍大带,执举手板作拜谒状,身后执斧钺的卫仪侍者随护,俨然是人间帝王出行。织女戴花冠、着宽袍长裙、正双手拢袖于胸,身后左右手持仪仗羽的侍者伴行,则是一幅宫廷嫔妃的显贵做派。在后世论者看来,镜图描绘的就是一幅人间帝王、嫔妃贵人桥上相遇图式,哪里有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二人世界”情景呢?
再如镜图中小桥,桥面、桥墩、桥孔、两侧栏杆的形构与装饰图案细节,与现实生活中的拱桥没有任何区别,整幅“夜空朗月,小桥流水”画面,难以与浩瀚神秘的“天河”景观发生关联。
正是缘于镜图中上述“十五圆月”、“帝王出行”、“嫔妃出行”之类的景观存在,近年有论者将其与唐明皇游月宫的故事联系起来,认为此类镜应命名为“唐王游月宫故事镜”。实则宋、金镜中另有谓之“唐皇游月宫故事镜”者,镜图配置物象与本文介绍的牛郎织女镜完全不同,典型器见于湖南常德桃源县芦花潭太平村出土镜(图4)、宁夏固原隆德县观庄出土镜(图5)、安徽六安霍山县城南门出土镜(图6)、山东汶上县刘楼辛沟村出土镜等。唐玄宗游月宫故事见卢肇《逸史》:“开元中,中秋望夜,时玄宗于宫中玩月,公远奏日:‘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拄杖,向空中掷之,化为大桥,其色如银,请玄宗同登。约行数十里,精光夺目,寒色侵人,遂至大城阙。公远曰:‘此月宫也。’见仙女数百,皆素练宽衣,舞于广庭……”上述例镜中,长拱形大桥、桥左端穿长袍站立的男子、执旌节行走于桥上的方士、桥右端一高髻女主人和持仪仗羽要的侍者、人物身后的楼阁建筑、大树、隐约山峦等,大体能与《逸史》描述的人物、景观契合,而以《逸史》所记比照牛郎织女镜镜图物象,显见牵强附会、图文悖谬之嫌。唐皇游月宫故事发生于“月中”,牛郎织女七夕鹊桥会的故事场景出现在“月下”,两者区别明显。
四、余论:另类牛郎织女故事镜解读
宋金时期,还有另类值得关注的牛郎织女故事镜,镜图人物形象及场景设置与前述“七夕鹊桥会”故事镜完全不同,例镜见于《嘉德09春拍铜镜图录》图(图7),该镜镜图上部置星象、山峦、圆月、仙鹤、流云。钮下方右侧有一穹隆顶圆形茅屋,屋后置两颗大树,屋前站立一男子,左手执一长棒,右臂上举,正仰脸望着右上方空中仙人作招手状。男子前方的地上腾起一缕云气,向右上方逐渐翻卷升腾膨大,至钮左侧的高空中形成硕大云团,云中出现“一主二仆”仙人组图,中间主神戴花冠,着大袖长袍,双手拢袖于胸前,正站立俯视地上的男子,主神两侧各配置一持仪仗羽的侍神。
上述镜图在宋金镜中虽不及“七夕鹊桥仙会”图式流行,却大量出现于同时代的砖雕、木雕、石刻、墓葬壁画、画像石棺、瓷器彩绘等作品中,笔者统计仅目前见于著录的宋金壁画墓及画像石棺材料中就有此类图式21处,如河南登封黑山沟宋墓壁画(图8)、荥阳孤柏嘴宋墓壁画(图9)、荥阳司村宋墓壁画、嵩县北元村砖厂宋墓壁画、洛阳北宋张君墓画像石棺、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墓壁画、潞城北关宋墓砖雕、闻喜下阳村金代墓壁画、山西壶关下好牢宋墓壁画、四川广元宋墓石刻等,许多墓葬画像中还有“董永”、“董永行孝”、“董永孝义”之类的榜题,以标明画像中男子的身份,由此可以确认此类图像表现的是“董永孝感遇仙”故事文化内涵,图像左上方乘云飞升的女子,则无疑是故事中的另一主人公织女,只不过镜图中的织女组图更显精细繁杂而已。
展出的中国古代瓷器包括宋代汝、定、钧窑,元代青花瓷,明清时期釉里红、青花、粉彩、珐琅彩瓷等瓷中珍品,其中青花瓷数量较多。青花瓷器烧制始于唐代,至元代至正年间臻于成熟。明清时期青花瓷是瓷器生产的主要品种之一。青花瓷器蓝色的花纹与洁白的胎釉交相映衬,素雅高洁,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由于各时期使用钴料的不同,青花呈色各异。在造型纹饰图案上,也展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今特选此次展览中14件精美的青花瓷器,以飨读者。
元青花《西厢记》故事图梅瓶
瓶高35.6厘米(图一),腹径22厘米。通体青花纹饰,腹部主题纹饰绘《西厢记》的拷红图,并辅以缠枝花卉、钱纹、变体莲瓣纹等纹饰。进口青料绘制,青花色泽浓艳。器造型优美,纹饰精细,为元青花瓷器中的翘楚。
元代青花瓷绘画深受元曲、元杂剧、小说和版画的影响,绘有人物故事图,使瓷器纹饰题材上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梅瓶的主题纹饰就取材于当时元杂剧中流行的剧目《西厢记》。元代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故事源出唐代元稹传奇小说《莺莺传》。《莺莺传》结构比较简单,最终以莺莺遭遗弃作为结尾,《西厢记》中则成全了二人的爱情。王实甫塑造了丰富生动的人物性格,描绘了曲折迭宕的情节,并以才子佳人情投意合大团圆的喜剧收尾。这部杂剧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瓷器饰以《西厢记》故事为题材,通常描绘“惊艳”“听琴”“拷红”“佳期”“错别”等场景,生动再现张生和崔莺莺传奇般的爱情故事。这件梅瓶描绘的是“拷红”和“焚香拜月”图。“拷红”图描绘崔夫人手中持杖责问侍女红娘的场景,红娘掩面而泣。“焚香拜月”图绘有一几案上设香炉,莺莺躬身祭拜的画面。绘画从杂剧版画插图中汲取灵感,将人物描绘得丰富细腻,生动传神。
瓷器装饰人物故事图在金代已经出现,元代尤为盛行。元青花人物故事图有蒙恬将军、周亚夫屯军细柳营、萧何月下追韩信、鬼谷出山图、韩信赠金、文姬归汉、昭君出塞、桃园结义、三顾茅庐、尉迟恭单鞭救主、四爱(林如靖爱梅、王羲之爱鹅、周茂叔爱莲、陶渊明爱菊)图、百花亭、薛仁贵、吕洞宾、锦香亭、西厢记等。人物故事图的衬景多为典型的江南庭院景象,所绘人物形象多高大而清秀,绘画艺术风格洒脱飘逸。人物故事图多绘于形制较大的器物上,诸如盖罐、梅瓶、玉壶春瓶、大盘等。绘人物故事图的元青花瓷器,存世稀少,故弥足珍贵。
元青花鱼藻纹菱花口盘
盘直径47厘米(图二)。主题图案为鱼藻纹,一尾鳜鱼悠然自得游弋于水草之间,水草轻轻摇曳的姿态展现了溪水的流动,鱼水情深,颇富江南气息。
鱼纹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装饰图案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盆中就应用了鱼纹装饰。宋元之后,盛行以游鱼纹作为陶瓷器的装饰纹饰,装饰方式多为刻划和绘制两种。这件所绘是肥美的鳜鱼形象,不由使人联想到唐代诗人张志和《渔歌子》,中的名句“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画面笔法自然流畅,布局满实而不显繁杂。元青花中的“鱼藻图”从宋元绘画中汲取养分,重视写实,笔触细致严谨,形象准确,又流露出细腻清新的自然感。元代多见此类尺寸较大的花口盘,是供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们席地而坐、一同用餐时使用的大型饮食器皿。不仅器物适用于穆斯林生活方式,蓝色也是穆斯林文化的主色调。
因宋末元初外族入侵,大量的中原陶工逃到了景德镇,工匠的涌入和制陶技术的传播带动了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加之其得天独厚的优越制瓷条件,景德镇在元代时成为了闻名遐迩的瓷都。这种大型瓷器的烧造,与景德镇瓷窑对瓷器原料的改进有密切的关系。元代景德镇发明了瓷石掺和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提高了瓷胎中的三氧化二铝含量,这就有效减少了瓷胎在高温烧造下变形的概率,保证了大件瓷器的烧造。此类大盘也是受益于这一技术的改进。
元青花牡丹凤纹菱花口盘
盘直径41.3厘米(图三)。主题纹饰为双凤穿牡丹花纹,辅以缠枝花卉、锦地纹和变体莲瓣纹。凤穿花卉的纹样在宋代已经开始流行。凤纹、牡丹纹以及缠枝花卉纹是瓷器装饰的典型纹样,缠枝花卉纹因其结构连绵不断,寓有“生生不息”之意,又称为“万寿藤”,常与花卉、鸟兽、人物组合成装饰纹样,寓意吉祥。飞凤以牡丹花相拥,伴以祥云萦绕,寓意吉庆祥瑞。
盘为元青花瓷的典型形制,口沿有菱花形口与圆口之分,且形制大小不一。这件十六瓣菱花式折沿盘,形制较大而端庄规整,体现了元代成熟的制瓷技术。
元代青花瓷器的纹饰分为两类。一类青花以国产料绘画,其纹样流畅奔放,构图布局疏朗,画笔草率,以各种花卉纹饰为多见,器型多为小件器;一类是以选用进口波斯钴料“苏泥勃青”绘制纹饰,青花浓艳,构图满密、层次丰富、绘画工整。大盘纹样多由三至五层满密的图案组成,瓶、罐多层次绘画装饰,多的达九至十二层,称为“满画”。纹样主题突出、繁而有序、层次清晰,绘画潇洒自如,‘笔线有力,洒脱飘逸,给人以华丽浑厚、赏心悦目之感。画工利用青花的渲染涂抹和留白的手法,表现出花纹的阴阳向背,既富有装饰意味又显得自然生动,这种表现花卉的技法在元代非常流行。
元青花串枝花卉纹葫芦瓶(残)
葫芦瓶残高33.8厘米(图四),腹径33.2厘米。瓶呈八棱形,绘有青花四季串枝花卉纹,辅以卷草纹、变体莲瓣纹,纹饰洒脱奔放。
“苏泥渤青”青料含锰低而含铁高,呈现出秾艳的青翠色,颇似蓝宝石的质感。进口青料多用于绘制这类大件瓷器之上。多棱器成型时需将坯泥制成片状粘接而成,制作工艺较圆器复杂,而烧造时更易疵裂变形,烧成极难。明人王世懋《窥天外乘》记有“盖窑器圆者,镟之立就,倏忽若神;独方物即至小,亦须手捻而成,最难完整。供御大率十不能一二,余者皆置之无用”。这件器型规整,反映了元代瓷器成型工艺的高超。八棱瓶是元代少见的器形,八棱葫芦瓶更是凤毛麟角。虽为残器,仍是元青花不可多得的珍品。
明永乐青花荔枝纹抱月瓶
瓶高25厘米(图五)。明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瓷生产达到顶峰,器物造型丰富,纹饰多样,青料为“苏勃泥青”,以发色浓艳而著称。这种器型源于14世纪中亚地区的铜器,小口,管状长颈,扁圆腹,椭圆形平底,瓶颈附有对称的如意式双耳,圆圆的腹部似满月之形,称为“抱月瓶”,也称为“宝月瓶”。
胎质细润洁白,釉色滋润腴厚。器形虽然是受外来文化影响,但是装饰图案上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情。主体图案为瑞果——荔枝纹,使人观之欣欣可喜,颇有玩赏的乐趣。瑞果图是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之一,荔枝象征着多子,因此这件抱月瓶也体现了“多子多福”的美好祝愿。
明代青花瓷的装饰技法一改元青花布局满实的特点,注重中国画中的“留白”。器物纹饰疏朗典雅,笔法灵动有生趣,生动传达出自然的趣味,展现了较高的绘画技术。
明永乐青花缠枝花卉纹天球瓶
瓶高43.7厘米(图六)。撇口,长颈,丰肩,圆腹。造型仿自西亚阿拉伯铜器的形制,状若天球故名。天球瓶是永乐年问创烧的器型,多为青花器,常饰有海水龙纹和花卉纹。清代仿古之风盛行,天球瓶多宗明初之器,为雍正、乾隆两朝典型器物之一,烧制品种较多,有青花、釉里红、粉彩、斗彩及各色釉瓷等。
器形卓然大气,青花发色臻其精妙,绘制工细,笔意酣畅,洒脱自然。瓶身主体绘制缠枝四季花卉纹,花头饱满,枝叶疏朗,结构连绵不断,寓意吉祥。纹饰图案颇具流动变化的美感,充分展现出永乐青花瓷典雅秀美的艺术风韵。
明宣德青花龙柄凤首流执壶
壶高19厘米(图七)。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重要时期。清人蓝浦《景德镇陶录》评价宣德年间的瓷器有“诸料悉精,青花最贵”之说,其艺术成就被称为“开一代未有之奇。”明代王世懋《广志绎》载“本朝以宣(宣德)成(成化)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
该器形别致新颖,翔龙为柄,鸣凤作流,龙凤呈祥。将模印贴塑与绘画相结合,各臻其妙。为宣德时期的精品。
明天顺青花人物故事图罐
罐高35.6厘米(图八),腹径39.4厘米。罐上青花环饰人物故事图,均为文人雅士生活图景。为天顺时期的制品。
所绘人物故事图,分别为名士知音图、月下漫步图、对弈图,表现的是文人士大夫的闲情逸趣。正统天顺年间,由于社会的混乱,动荡不安的现实,使人们愈发向往超凡脱俗的生活,追求理想的世外桃源,这三个场景正是寄托了人们对美好平和生活的追求。人物描绘得惟妙惟肖,纹饰粗犷,绘制洒脱道劲。画面笔触不甚清爽,所绘云纹,粗重豪放,呈灵芝状,时代特征鲜明。画面云雾缭绕,似天上仙境,意境深邃。人物生动传神,飘然若仙。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评论明代瓷绘有“明代绘事,人物虽不甚精细,而古趣横溢,俨有武梁画像遗意”。明代早期景德镇青花器所饰出行图与宣德年间刊印的《剪灯余话》插图类同,反映了明代瓷器绘画与同时期版画之间的相互联系。
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是中国历史上多事之秋,史书记载在不足三十年内屡次对瓷器的生产有禁烧、减烧的戒令,《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一记载,正统十一年(1446年)曾下令:“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蓝白地青花瓷器……。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资,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告者,连坐。”景德镇瓷业严重萎缩。正统至天顺的瓷器发展情况面貌不清,随着陶瓷考古及器物类型学、纹饰比较研究,渐趋明朗。正统至天顺的瓷器多为民窑产品,以青花多见,青料多为国产料,色泽蓝中偏灰。
明嘉靖青花婴戏纹盖罐
盖罐高46厘米(图九)。主题纹饰为婴戏图。明世宗嘉靖皇帝登基后,希望能够永延自己一系的帝祚。而他的长子和次子在册立为储君后均夭折。嘉靖帝不愿大权旁落,更令他对人丁子嗣问题心急如焚。《明史》记载,嘉靖十年(1531年),嘉靖望子心切,在京师御花园设立了“祈嗣醮”,祈求早得龙子。还敕令景德镇御窑限期烧制“婴戏图”题材的瓷器进呈大内,满足了皇帝的视觉需求和心理愿望。
婴戏图早在唐代的瓷器上已经出现,宋元颇为流行,但是孩童的人数不多,而且多是与莲花绘制一起,表达“连生贵子”的含义。明清瓷器上婴戏图中孩童的数量大大增加,后来甚至有百子图。明代各朝所绘的孩童具有不同的特征,嘉靖时期所绘的孩童比例失调,有头重脚轻之感,多是后脑略外凸,时代特征明显。
此类盖罐盖多佚失,该器保存完美,十分难得。
明嘉靖青花仙人图葫芦瓶
瓶高55厘米(图十)。瓷质葫芦瓶在唐代已出现,宋、元、明、清均有生产。葫芦瓶是明代嘉靖时期烧造的典型器物之一。瓶形体硕大,青花器使用“回青料”绘制,色泽浓重艳丽。明代王世懋《窥天外乘》记有:“回青者,出外国。正德间,大珰镇云南,得之,以炼石为宝。其价,初倍黄金,已知其可烧窑器,用之果佳。”其发色蓝中泛紫,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陈浏《陶雅》品评有:“嘉靖尚浓,回青之色幽菁可爱”。
画面所绘为仙云缭绕场景中的道教神仙。他们利用各自的仙术造福百姓,铲除危害一方的妖魔鬼怪,解救黎民于疾苦之中,深受百姓的爱戴。“神仙图”是嘉靖时期瓷器所常用的装饰题材。青色又称为玄色,为道教所崇尚之彩。从绘制笔法上来看,虽然嘉靖时期的图案绘画不如明早、中期精细,但古拙的线条别有一番审美趣味。构图饱满,纹饰繁缛,景致错落有致,人物形神皆备,出神入化,笔法酣畅,体现出嘉靖青花瓷自由豪放的艺术特色。
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熄从小体弱多病,所以希望通过崇信道教能保佑自己健康长寿,甚至得道成仙,永远摆脱生老病死的困扰。嘉靖皇帝执政45年,溺信道教,崇尚虚无,终日设斋打醮,祈神求福。上有所好,下必盛之,皇帝本人对道教的尊崇正是这一时期具有道教色彩的瓷器数量庞大的原因。嘉靖时期瓷器造型、纹饰多具有道教色彩,时代特征鲜明。葫芦瓶为嘉靖时期的典型器,烧造较多,且形制多样。明嘉靖青花葡萄牙盾形徽章纹执壶
壶高33.5厘米(图十一),宽23厘米。壶器身呈梨形,后置手柄,前设长流,壶器身青花绘葡萄牙盾形徽章纹,外底青花书“大明嘉靖年制”。为明嘉靖时期制品。据学者考证此器是葡萄牙航海家及商人安东尼奥·贝秀多委托烧制的。明嘉靖年间,安东尼奥·贝秀多与伙伴安东尼奥·达·莫塔和弗朗西斯科·支莫特乘商船来到中国,将绘制自己徽章的瓷器订单交给中国陶工而制作的。
16世纪时,葡萄牙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的欧洲国家。中国瓷器作为压舱货物,运往欧洲,成为王公贵族们争相抢购的对象。当时的欧洲贵族以能使用中国瓷器为高雅的时尚,很多描绘贵族生活的画作中都有中国瓷器。中国瓷器除了珍贵,又笼罩在神秘的东方印象之中。当时的欧洲贵族希望将自己家族的族徽作为瓷器纹样,让精美的中国瓷器成为自己家族象征的载体。于是,葡萄牙商船携带贵族们的家族徽章的纹样来到中国,辗转将瓷器图案的样本交给景德镇窑场,绘制烧制完成,再由葡萄牙商人带回欧洲。
这件青花执壶是目前最早带有欧洲徽章装饰的中国外销定烧瓷器,对于研究中欧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
明天启青花《三国演义》
故事图簋式炉
炉高12厘米(图十二),直径17厘米。造型仿自青铜器中簋的形制,青花装饰《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赵云单骑救主》。外底青花书“天启五年吴名冬香”款,为天启铭款青花的罕见之作。采用的是明末初创用的皴染法描绘,称为“山石皴染分水法”。这种绘画技法以致影响到清初的绘画风格,孕育了康熙时期的“青花分五色”技法。
明朝末代天启崇祯年间,正处晚明多事之秋,社会动荡不安,国势衰颓,内忧外患频繁,景德镇御窑生产至崇祯时期官窑停产,故天启窑器传世品十分少见。这件铭有确切“天启五年”纪年,是断代研究的标准器。
明代自世宗嘉靖皇帝崇道迷仙,耽于道教,新建兴修了许多庙坛寺观。万历天启时期,宗教祭祀活动仍然十分活跃,于是大量与祭祀相关的用器被烧造出来,香炉亦是常见的祭祀用器。
香炉胎体洁白致密,采用石子青钴料,色泽清丽明快,纹饰构图疏密得体,景物错落有致,笔触自然灵活。青花纹饰画风豪放简练,渲染皴擦,改变了万历时期纹饰繁满的布局,形成了格调清新的艺术风格。
清康熙青花《西厢记》图棒槌瓶
瓶高75厘米(图十三),直径22.4厘米。入清以后,康雍乾三朝为青花瓷生产的巅峰时期。康熙时期不仅官窑器工艺精湛,民窑瓷器生产也达到顶峰。康熙民窑瓷器烧造品种繁多,尤以青花为最,不仅数量大,而且制作精工,胎质坚细洁白,青花色泽鲜艳,装饰题材丰富,纹饰描绘层次分明。这件瓶就是康熙民窑少见的佳作。
康熙年间烧造瓷器造型丰富多样,多源于日常生活用器。棒槌瓶长颈,腹部呈圆柱形,形似洗涤衣物棒槌而得名,为康熙时期的代表性器物。棒槌瓶以连环画的形式生动地绘出《西厢记》的主要剧情,24幅故事画面再现了张生和崔莺莺传奇般的爱情故事。康熙时期民窑生产的瓷器装饰丰富多彩,题材广泛,除有花鸟、草虫、走兽、鱼藻、山水图外,大量采用以戏曲和古典小说为题材的人物故事图案,如《西厢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这与明代以来带有版画的戏曲剧本的流行有关。
康熙青花使用云南的“珠明料”,呈色鲜蓝青翠,明净艳丽,艳而不俗,青花以浓淡各色分染,达到绘画中“墨分五色”,产生明暗浓淡不同的色调效果,素有“青花五彩”之誉。此瓶器形制高大,较为罕见,古朴浑厚,气魄雄伟,青花清丽明朗,画功苍劲有力,笔力遒劲,豪放生动,风格朴实,层次分明,展现出康熙民窑青花瓷洒脱豪放的艺术风韵。
清乾隆青花
唐英款题记烛台(一对)
烛台高65.5厘米(图十四),足径23厘米。清代康雍乾年间,瓷器的生产状况已从清初顺治的恢复阶段转变为高度发展时期。帝王本人的爱好和关注,使制瓷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清代废除了降籍编役制,采取督陶官制度,对刺激制瓷技术进步和创新新品种有重大影响,促进了瓷业的繁荣发展。康熙时期的“臧窑”“郎窑”,雍正时期的“熊窑”“年窑”,乾隆时期的“唐窑”,代表了康雍乾时期的制瓷业水平。此件青花烛台为“唐窑”的代表作。
烛台造型以覆钵形底座竖立一柱,柱分多节,鼓突和内收交替变化,上承以一盘,中立烛插。通体绘青花纹饰,有缠枝莲、蕉叶纹、莲瓣纹、仰莲纹、如意云头纹。器身开光内楷书“养心殿总监造,饮差督理江南淮宿海三关兼管江西九江关税务,内务府员外郎仍管佐领加五级,沈阳唐英敬制献东塥天仙圣母案前永远供奉,乾隆六年春月谷旦”。据铭文而知,为唐英在乾隆六年(1741年),监烧敬献佛殿案前的供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