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歌颂祖国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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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歌颂祖国的诗歌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何其芳 诗歌创作 诗学观念
建国以前对何其芳诗歌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对其《汉园集·燕泥集》的分析，以及延安时期对何其芳《诗三首》的争议、批评等。建国以后，对何其芳早期诗歌创作的评论研究增多，同时在何其芳的诗学观念以及诗歌创作现象、心态情结、文化渊源、与同时代诗人的比较等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讨与研究。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建国后何其芳诗学方面的评论和研究做一些梳理和回顾。
一.1950年代何其芳诗歌创作与诗学观争鸣
1950年代到“”前，有关何其芳的评论篇目较少，主要集中于：对何其芳《回答》一诗的争论；对何其芳现代格律诗观点及民歌观点的争论探讨。
1.有关《回答》一诗的讨论。
1954年何其芳《诗三首》在《人民文学》第10期上发表，杂志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围绕《回答》一诗引发了不小的争议。1955年，盛荃生《要以不朽的诗讴歌我们的时代——读何其芳诗》、叶高《这不是我们期待的回答》、曹阳《不健康的感情——何其芳同志的诗读后感》、清一《为“回答”辩护》等数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评论了何其芳建国后的诗作《回答》。
盛荃生《要以不朽的诗讴歌我们的时代——读何其芳诗》、叶高《这不是我们期待的回答》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在《人民文学》刊载。盛荃生批评《回答》晦涩，令人难以理解，在一个赞歌时代不够明朗、健康，与时代不协调，希望诗人从“我的河流里”航行出来，到亿万人的大川里，讴歌时代。与盛荃生的观点相似，叶高认为何其芳的《回答》让读者失望，批评《回答》里流露着忧郁的、消极的情绪，缺乏战斗的力量，赞扬《讨论宪法草案后》等另两首詩更健康。[1]
曹阳对何其芳《回答》的批评更严厉，认为该诗让人失望，阴郁，让读者迷惘，批评何其芳“诗人自己远离了人民的沸腾的歌声”，“诗人应该感激人民的关怀，努力用歌颂祖国、人民和人民美丽理想的诗篇来回答这种关怀。我们希望的也正是这种回答，而不是别的什么抒发个人不健康感情的回答！”[2]
1956年，清一发表《为“回答”辩护》，提倡要科学地对待诗人的作品，批评盛荃生、叶高等孤立、片面地看待诗歌中的一些细节，同时，也提出应接受不同艺术家的不同风格，缠绵的感情未必都不健康。清一肯定何其芳的感情是真挚、诚恳的，读者不应忽略诗歌整篇的情绪，以及诗人对祖国对人民的情感。[3]
何其芳诗歌《回答》中传达了何其芳较多的个体的感受，但1950年代的时代背景，要求作家更多地创作歌颂英雄的时代、歌颂英雄的人民的诗歌，要求个体融于集体，“小我”汇入“大我”，读者对《回答》中所传达的微妙复杂的情感难以理解。经历了这种严厉的批评之后，何其芳后来诗歌创作渐少，残留的个性化色彩也在后来的诗歌中消失殆尽。
2.对何其芳现代格律诗观念与民歌观点的探讨。
何其芳建国后诗歌创作渐少，在新诗的诗学理论方面却颇有建树。总括而言，他的诗学理论建设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诗歌特点的界定，对写诗读诗的论述，对新诗状况的总结；二是现代格律诗观念的建构；三是对民歌、新民歌的相关论述。
何其芳1950年写《话说新诗》、1954年发表《关于现代格律诗》，提出建立现代格律诗的必要，主张新诗顿数和押韵的规律化，而不是照搬五七言的句法，并认为“这种突破了五言和七言的限制的民歌体”可以作为诗歌的体裁之一而存在，同时认为“用民歌体和其他类似的民间形式来表现今天的复杂的生活仍然是限制很大的。”[4]
1958年3月22日成都会议上，正式号召大家收集和创作新民歌，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在提倡新民歌的时代大背景下，何其芳有关民歌的论述遭到片面的批评。公木在《人民文学》1958年5期，发表《诗歌底下乡上山问题》，指责何其芳“反对或怀疑”过“歌谣体的新诗”，引发了针对何其芳诗学观念的批评。随后，有张先箴《谈新诗和民歌》（《处女地》1958年10月）、宋壘《与何其芳、卞之琳同志商榷》（《诗刊》1958年10期）、仇学宝的《不同意何其芳、卞之琳两同志的意见》（《萌芽》1958年24期），萧殷《民歌应当是新诗发展的基础》（《诗刊》1958年11期），沙鸥的《新诗的道路问题》（《人民日报》1958年12月31日）等十多篇文章批判何其芳对待民歌及民歌体新诗的观念。如宋壘《与何其芳、卞之琳同志商榷》开篇即指责何其芳“‘处女地’上何其芳、卞之琳两同志探讨诗歌发展道路的文章，都流露着轻视新民歌的观点，而把我国诗歌前途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新格律’或‘现代格律诗’上。”[5]
《萌芽》当年组织“诗歌发展方向笔谈”栏目，组织工农兵作者发表意见，电话工人仇学宝，批判何、卞“为了反对学习民歌的形式，他们企图从《诗刊》今年四月号‘工人诗歌一百首’中找寻根据，以便证明工人诗作者并不喜爱民歌体裁。”[6]
李根宝的《不是形式限制问题》，则直接将形式问题上升到思想层面：“其实，这不是个什么形式限制问题，而是个思想问题，是要不要走群众路线的问题，是要不要真正民族风格的问题，是为什么人唱什么歌的问题，是个‘什么时代唱什么歌’的问题。”[7]
张光年《关于诗歌问题的讨论 在新事物面前——就新民歌和新诗问题和何其芳同志、卞之琳同志商榷》一文中，认为何其芳、卞之琳在主观上没有轻视新民歌，“可是，他们头脑里预先有一个比新诗和新民歌都要好得多的‘现代格律诗’或‘新格律’，相形之下，新民歌的艺术上的光彩不免因此而减色。”[8]
何其芳随后写作了长文《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反驳这些批判，比较详细地阐释了自己对待新诗和民歌的观点。[9]
二.1980年代以来何其芳诗歌创作研究
“”期间，文艺萧条，对何其芳诗歌以及诗学观念的评论、研究几近于无，直到新时期开始，对何其芳的诗歌的研究才进入到全面、深入的阶段。
有对何其芳诗歌具体文本的分析，如孙玉石《梦中升起的小花——何其芳浅析》，周棉《三幅情趣盎然的画图——何其芳诗作（二）赏析》，费勇《爱情永远美丽——何其芳诗赏析》，常文昌《飘在空中的瑰丽的云——简论何其芳意象》，以及对《独语》、《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北中国在燃烧》等作品的解读，有对《雨前》语言特色的解读，同时有学者关注到《预言》的疑问手法，以及早期诗歌中的佳人意象。
有对何其芳某个时期诗歌进行论述的文章，如吕进《何其芳的》，卢风《试论何其芳建国后的诗歌创作》、孙玉石《论何其芳三十年代的诗》、范肖丹《何其芳早期诗情智统一的特征》、邓礼泉《如烟如梦 娇妍圆融——何其芳早期诗歌艺术鉴赏札记》、卫奉一《略论何其芳诗歌风貌的变迁》。
卢风认为建国后的诗歌创作，是何其芳诗歌的第三个里程碑，《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序幕和起点，何其芳以创作实践实现现实主义主张，并有两点意义：“一是抒情诗领域里颂歌传统的形成，把诗和时代、诗和现实生活、诗和人民的关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二是随着生活内容的急剧变化，许多诗人在原来形成的艺术风格上注入了新的内质……”[10]
孙玉石主要着眼于何其芳这一时期对爱情和青春的歌唱主题，并认为他“艺术化的情诗”不再是社会思想的载体，而是将“五四”后的爱情诗升华到一个新境界，人生境界的扩大和艾略特的影响，形成了何其芳诗中批判现实和反思自身的“荒原”意识。[11]
也有对何其芳诗歌总体上进行论述的，如邢铁华《何其芳及其诗浅论》、陈尚哲《何其芳的诗歌创作及其发展》、汪星明《从梦幻的云到灼人的火——何其芳诗歌简论》，陆耀东《论何其芳的诗》等。
陈尚哲将何其芳诗歌创作分为1935年前、1935年后、延安时期《讲话》前、延安时期《讲话》、建国后这样几个阶段，并分析了这几个阶段创作上的不同特点，总结了何其芳诗歌与人民、时代的关系，诗歌真挚的感情，诗歌风格的多样化以及在诗体形式上所做的探索。[12]
此外，学界还从语言、情感、意象、叙事性因素、审美效应等不同的角度入手，分析何其芳诗歌。
如分析何其芳诗歌抒情、情智特色的，有王林《何其芳〈预言〉的抒情艺术》，罗振亚《何其芳的情思空间与艺术舒相》，叶橹《从何其芳的诗看“自我”》，范肖丹《试论何其芳早期诗情智统一的特征》，陈吉荣《论何其芳早期诗歌的认知性体验》；分析其意象特征的，有张岚《孤独者的夜歌——论何其芳早期诗文意象的“孤独美”》。
谢应光《论何其芳诗歌叙事因素的迁移》观点新颖，注意到了何其芳诗歌中的叙事化倾向，指出何其芳从《预言》到《夜歌》这个阶段，前期诗歌以陈述事实、抒情线索显在、对话式的内在结构和叙事望为特征，而后期变迁为叙事的堆积、对话式结构模式的变异和倾述的欲望。[13]
谭德晶的《何其芳考及审美效应分析》则探寻了《预言》的哲理意蕴，即爱情的美在于镜花水月式的张力形式中，以及《预言》的哲理意蕴与作者真实经历的关系，和复合感受所产生的审美效应。[14]
从诗歌语言入手的，分析诗人的历史处境的有谢应光《何其芳诗歌的语言策略与历史处境》，李遇春《作为话语仪式的忏悔——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分析》。
李遇春文章认为：“在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实践中，何其芳主要运用了一种双重性的忏悔话语策略，以此来认同并超越当时正日趋成型的革命文艺话语秩序。其中隐含了主流权力话语重塑或改造诗人主体的运作机制，即通过‘排除程序’和‘提纯程序’来制约主体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方式。何其芳的话语困境植根于他的心理困境，也折射了当时面临创作转换的革命作家的普遍文化困境”。[15]
李遇春的文章探讨了何其芳晚年写旧体诗的复杂因素，并分析了何其芳自嘲、自叹、自责、自励的复杂心态，以及何其芳旧体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尤其是与李商隐诗歌之间的艺术渊源。[16]
卞之琳的《何其芳晚年译詩》，是最早评析何其芳诗歌翻译的文章，作者回忆了何其芳晚年译诗的动因，以及对诗歌韵律的精益求精，指出晚年何其芳试图在诗歌翻译中实践自己的格律诗主张。[17]
三.1980年代以来何其芳诗学理论研究
1980年代以来何其芳诗学理论研究，主要有雷业洪的《关于何其芳现代格律诗主张评价质疑——与许可、刘再复等同志商榷》、《何其芳诗歌定义管窥》，谢应光《何其芳诗歌理论批评述论》，夏冠洲《论何其芳对中国新格律诗的理论建树》，於可训《二次创格：何其芳的格律诗学》，霍俊明《何其芳的新诗理论与批评》，陈本益《何其芳现代格律诗论三个要点评析》。
雷业洪称赞何其芳的诗歌定义“是人类诗歌史上首次跨入比较科学、比较完整的诗歌定义”，何其芳的诗歌定义中包括了反映现实的集中性特点以及诗歌的音乐性特点。[18]
夏冠洲在《论何其芳对中国新格律诗的理论建树》中，回溯了何其芳从延安时期尝试用古诗五七言体创建新诗格律体，到建国后在《关于写诗与读诗》中明确提出建立新格律诗概念的过程，分析了何其芳新格律诗的立论基础：诗歌生命节奏的基础，是以“顿”构成的；否定中国五七言诗作为新诗发展基础，因为古汉语单音节一个字多，不适应时展；不同意在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因民歌体新诗表达现代复杂生活受限，同时民歌也以五七言体居多。[19]
於可训的《二次创格：何其芳的格律诗学》提出何其芳是中国新诗“二次创格”的主要代表人物，分析了何其芳创建新格律的动因是基于中国新诗与中国优秀诗歌传统脱节，何其芳创建新格律主张的核心是“节奏的规律化”，但在1950年代那种特殊环境中，何其芳的格律诗学只能是一个虚拟的诗学理想。[20]
四.1980年代以来何其芳诗歌创作现象、心态情结、文化渊源及与同时代诗人比较分析研究
周良沛在《何其芳和他的诗及“何其芳现象”——》一文中，则认为“何其芳现象”是因为何其芳后期关在书斋，处在失去诗歌写作权利的状态，少于从现实生活中获取鲜明、生动的印象，同时习惯逻辑思维而需要形象思维的“形象”时，后期艺术创作产生困境。周良沛肯定何其芳参加革命之后的《夜歌》，与《预言》相比“后者不雕琢却朴素，失去原有的精致，却有不假修饰的自然”，“有免去脂粉气的‘真’，[21]有不赖华词丽句的‘真’，有其为‘真’而自然的节奏、韵味与力度。”[22]同时，指出晚期近似打油的新诗，比较粗陋。
江弱水《论何其芳的异性情结及其文学表现》、张洁宇《梦中道路的迷离：早期何其芳的神话情结》两篇文章立论新颖，发掘了人们很少关注到的一些领域。
江弱水的文章，分析何其芳诗歌《扇》、《风沙日》，结合中国古典诗歌意境以及莎士比亚《暴风雨》，指出诗中诗人的自我身份是女性人物；同时，“何其芳的对于异性的企慕，在《预言》和《画梦录》里表现无遗”，“直到晚年，何其芳对于异性的企慕未尝稍解”，1976年9月何其芳一连写下8首绝句，追忆引领他灵魂的“永恒女性”。作者还提出了何其芳身上是否也具有“雌雄同体”的“双性人格”，而何其芳的异性情结，不仅构成了他的“梦”的重要内容，也使他早期的诗文风格，具有词一样偏女性化的、“精致”的美学品格。[23]
学界还就何其芳与新文学史上的众多诗人做了分析比较。如与其他诗人比较的文章，有李元洛《山灵与秋神——痖弦与何其芳（二）对读》，翟大炳《何其芳与“九叶”诗人陈敬容的创作轨迹——兼说库恩范式理论的借鉴作用》，薛传之《时代·气质·诗风——何其芳、戴望舒、邵洵美比较研究》，王鸣剑《何其芳与方敬早期创作比较》，李岫《现代的两位诗人——方敬与何其芳》，曾纪虎《哀婉沉郁与清新异美——艾青、何其芳诗比较》，骆寒超《戴望舒与何其芳诗歌世界的比较——一场从创作同源到分流提供的思考》。
何其芳诗歌创作与中外古今文化的关系，也是何其芳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类文章有探讨何其芳诗歌与中外诗歌关系的文章，如李光麾《试论何其芳对中外诗歌的继承和创新》，章子仲《何其芳早期诗歌在艺术上的渊源》，任南南《论象征主义对何其芳早期创作的影响》，尹少荣《论何其芳早期创作中的象征主义特色》，谭德晶《何其芳后期创作与艾略特影响》；有探讨何其芳创作与中国古典文化的契合的文章，如董乃斌《超越时空的心灵契合——论何其芳与李商隐的创作因缘》，任南南《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何其芳诗歌与古典诗歌传统》。
注释：
[1]盛荃生《要以不朽的诗讴歌我们的时代——读何其芳诗》、叶高《这不是我们期待的回答》，均发表在《人民文学》1955年4期。
[2]曹阳《不健康的感情——何其芳同志的诗读后感》，原载《文艺报》1955年第5期，收入易明善等编《何其芳研究专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3月。
[3]清一《为“回答”辩护》，《人民文学》1956年11期。
[4]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原载《中国青年》1954年第10期，收入河北人民出版社《何其芳全集》（第四卷），2000年5月1版，第298页。
[5]宋壘《与何其芳、卞之琳同志商榷》，《诗刊》1958年10期。
[6]仇学宝《不同意何其芳、卞之琳两同志的意见》，《萌芽》1958年24期。
[7]李根宝《不是形式限制问题》，《萌芽》1958年24期。
[8]张光年《关于诗歌问题的讨论 在新事物面前——就新民歌和新诗问题和何其芳同志、卞之琳同志商榷》，《人民日报》1959年1月29日。
[9]何其芳《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文学评论》1959年第1期。
[10]卢风《试论何其芳建国后的诗歌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4期。
[11]孙玉石《论何其芳三十年代的诗》，《文学评论》1997年6期。
[12]陈尚哲《何其芳的诗歌创作及其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1期。
[13]谢应光《论何其芳诗歌叙事因素的迁移》，《文学评论》2003年2期。
[14]谭德晶《何其芳考及审美效应分析》，《求索》2006年9期。
[15]李遇春《作为话语仪式的忏悔——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分析》，《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1期。
[16]李遇春《论何其芳的旧体诗创作》，《长江学术》2007年3期.
[17]卞之琳《何其芳晚年译诗》，《读书》1984年3期。
[18]雷业洪《何其芳诗歌定义管窥》，《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4期。
[19]夏冠洲《论何其芳对中国新格律诗的理论建树》，《新疆大学学报》2003年4期。
[20]於可训《二次创格：何其芳的格律诗学》，《汕头大学学报》2004年1期。
[21][22]周良沛《何其芳和他的诗及“何其芳现象”——》， 《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6期。
[23]江弱水《论何其芳的异性情结及其文学表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3期。
有关歌颂祖国的诗歌范文第2篇
那年我考上了县里的一所私立高中，遇到很多陌生面孔。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写诗，常常趴在课桌上把想到的诗句写在便笺簿上。虽然现在读起来有些言不及义，空洞无力，但那时候却博得很多同学的喜欢，他们都不叫我的名字，都以“大诗人”称呼我。我几乎每天都要写一首诗，等到下课后便用透明胶贴在教室的黑板报上，大家见状就会围在一起看我的诗。倘若歌颂的是祖国的大好河山，他们就会叫阿狗蹲在桌子上朗诵。
阿狗自诩有一副像狗一样的金嗓子，故艺名唤作阿狗。他撕下黑板报上的诗歌，“嗖”的一声跃上桌子，收腹抬臀，半跪着，头微微昂起，一对大眼珠子在眼眶里快速地转动，扫视便笺簿上的诗句，清了清嗓子，开始朗诵起来。我写诗歌不喜欢用“啊”或是“吧”字去表达自己的情感。但阿狗每念完一句总要声嘶力竭的“啊”上一声，他总以为托长音能够显得忘我，深情并茂。可每每这时同学们都会笑得前仰后仰，我自然也被他气得七窍生烟，为此，我好几次都和阿狗厮打起来。班主任拿我俩实在没法，就没日没夜的罚我抄课文，罚阿狗背书。我气不过，在便笺簿上又多写了一首骂狗的诗。我把诗歌传给女同桌陶子妹，想她一定会捧怀大笑并指着我的大鼻子说：“阿识诗人，你作诗骂狗的本事真可谓出神入化啊！”，但陶子妹竟然当着我的面把我写的骂狗诗撕得粉碎，她铁青着脸对我大吼：“够了，阿识！我不许你这么骂他，你给我滚！”我愣愣地看着陶子妹，这个平日里文静，爱穿淡蓝色碎花衬衫的女孩居然会因为阿狗遭受我的羞辱而怒发冲冠，有失文雅。
陶子妹喜欢读我写的情诗。我喜欢在诗歌里捕捉有关她的镜头，白皙的瓜子脸微微透着淡红，光洁无瑕的肌肤，笑的时候如痴如醉，特别是在阿狗蹲在桌子上朗诵我的诗歌时。当然，我最喜欢看她的那双清澈明亮的咖啡色瞳孔，陶子妹时常摸着我情诗里的那些温热的字眼，有时感叹：“阿识诗人，这诗歌写得真美！”我不好意思地摇摇头。有时她也会问：“阿识诗人，你写得是谁啊？”
“你猜？”她看了看我，又念了念诗：“这难道是我吗？”我拼命地点点头：“是的，是的。”她笑了笑，又轻声细语的对我说了声“谢谢”。
那是我青春里听到过的最美好的一句台词，因为陶子妹说这话时，她咖啡色的瞳孔会轻轻地转动，像我音乐盒里的水晶球，每次我认真的看着它，它就会一闪一闪，然后跟着音乐画圈圈。
音乐盒是陶子妹送给我的十八岁生日礼物。她说，诗人写诗前需要静静的听一首优美的曲子，这样才能写出脍炙人口的诗。我觉得陶子妹说的很对，于是我打开音乐盒，水晶球开始一闪一闪，然后慢慢的转起来，歌声响起：“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咚，像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就这样，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深深的被这首歌吸引，我竟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写情诗，那些诗全部和陶子妹有关，大多数都很唯美伤感，就像“微笑看你送完信，转身离开的背影”，就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也像“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
直到后来有次我看见陶子妹偷偷把午饭塞进阿狗的桌洞里，我才突然明白，读高三时的陶子妹每天都捧着一大碗凉开水在教室里慢慢地喝，她那白皙的脸上总会渗出汗珠，下午上课时会昏睡在课桌上，总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老师问她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她也答不上来，这些原来都和阿狗有关。
陶子妹说，左大海之所以会喊自己为阿狗是因为他从小就没有爹娘，他和六十多岁的奶奶相依为命，奶奶靠捡破烂供他读书，他每天只喝一小碗米粥。自陶子妹发现阿狗的这个秘密后，她才把自己的中饭留给阿狗吃，她说这样不但能帮助同学，自己还能减肥，真是大好事一桩。但我就是有些不服气，她凭什么对阿狗这么好，宁愿自己挨饿。
第二天，我找来阿狗谈话。我想让他知道陶子妹为了帮他，她自己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可我却发现一个惊天秘密，原来阿狗已经成了陶子妹的男朋友。阿狗曾为了阻止陶子妹，坚决不吃她给的午饭，却差点害了陶子妹的性命。那天，陶子妹站在教学楼的天台上，她威胁着阿狗说：“左大海，如果你不答应我，我就死给你看！”阿狗拿她没辙，只好先答应她。
我听后真是哭笑不得。我总以为自己喜欢陶子妹，喜欢的快要吐。我每天都在睡觉前打开音乐盒，趴在床上听那首曲子，然后熬夜写情诗，第二天就送给陶子妹。可我不曾预料到，有很多喜欢或不喜欢有天会在别人的心里溃不成军，我喜欢陶子妹，陶子妹却一点儿也不喜欢我。她有男朋友，我只不过把自己当成一首情诗送给她，她虽然喜欢读诗，但绝对不会喜欢上写诗的人。那一刻，我仿佛看到陶子妹趴在阿狗的肩膀上哭得泣不可仰，天台上时不时有风吹过，这大概是风看出了他俩的情意，没一会儿他俩又手牵着手，笑意盈盈。我也仿佛明白，陶子妹第一次大发雷霆叫我滚是有原因的，她喜欢左大海已经到了无法忍受我在诗歌里骂左大海为狗的地步。
我终于下定决心不把手中的情书送给陶子妹。虽然这封情书里也有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但我还是把它藏在了音乐盒里。每当我再拿出来时，盒子里的水晶球就会一闪一闪，就像歌词说的那样，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就像精灵住错了森林。也许陶子妹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是第一个陪我过生日的女孩，也是唯一一个送过我生日礼物的姑娘。我给她写情诗，送她情书也是有原因的。
有关歌颂祖国的诗歌范文第3篇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发表于1979年，成诗却在1976年。无论是诗人的写作时间，还是发表时间，都在我国从动荡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这使得这首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内涵。诗中没有全部在歌颂，作者不但没有否认祖国母亲曾经有过的灾难与贫困的现实，反而在经过刻骨铭心的反思之后，真情呼告了祖国母亲即将呈现的新生希望和光明未来。
全诗共36行（苏教版），出现了16个第一人称“我”字，如果加上承上省略的地方，达20处之多，这是作者留在文本中的一个重要的信息符号，是在微风中不经意扬起一角的巾幡，指向柳暗花明的渡口。
“我”是什么？“我”做了什么？“我”想了什么？“我”是谁？“我”是一组隐喻意象的本体。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作，文本具有明显的诗体特点。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朦胧诗，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种新的诗歌艺术潮流，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隐喻和象征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而得名。在《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作者也使用了隐喻和象征手法，在由低沉缓慢走向高亢迅疾的节奏中，一气呵成地完成了“水车、矿灯、路基、稻穗、驳船、贫困、悲哀、理想、希望、胚芽、花朵、起跑线、黎明”等近20个意象的组合，看似凌乱庞杂，实则自成系列，如果仅仅去关注这些意象本身，意义并不明显，但只要慢慢品味这些意象前面特定的修饰语，我们不难发现，“我”这个隐身于意象背后的本体，是时间和空间里高度浓缩的一个符号，是祖国母体中一个充满爱与哀愁的“胚芽”，是作者用心在摸索母体的每一个细节，用爱在亲吻母体的每一个晨昏。如“破旧”“熏黑”“干瘪”“失修”等，显示出祖国曾经经受的苦难；“数百年来”“历史的隧洞”体现的是祖国在经历过漫长岁月后，依然在“淤滩上”艰难前行的可贵。以“我”为本体，全诗以复沓（句子和句子之间可以更换少数的词语，也叫复唱或反复）的艺术形式不断冲击读者的视觉，撞击读者的心灵。在这里，“我”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固定的隐喻本体，而是一组流动的、凝重的画面。
“我”一直是一个描写的主体。全诗皆以意象描绘，以情贯穿，无一字议论。掩卷沉思，我们都会被作者深沉激越的情感洞穿，但“我”却一直是一个冷静的叙述者、描绘者，所选择的意象既独特又很贴切，如“‘飞天’袖间……的花朵、古莲的胚芽”，既朴实又鲜明。在选择这些意象时，因为“我”的存在而显得独特、鲜明，而“我”的存在却是因为“我”对祖国母亲的百般情感，封存于心，如同久别故乡的游子，机缘巧合之下，他乡偶遇故知时，千言万语难以猝发或者无言拥抱都是情理之中的随，绝非有意而为之。所以，“我”在文本中一直是一个描写的主体，是作者情到深处的自然而然，不是深思熟虑之后的故意。文本共分四小节，都是从“我”的视角出发，随着时间、逻辑的推移，自然成篇，情感的空间和厚度也自然升级，由悲哀到低沉，到欣喜，到高昂。因此，从结构上来看，“我”虽然一直是一个描写的主体，但作者的血肉灵魂，依次呈现，情感跌宕，涌动在字里行间。
“我”是一个客观的思想者。诗歌创作虽然需要丰沛的情感养分，但单纯的情感往往容易陷入虚无和空洞，在情感的背后，需要一些有力的支撑，什么样的支撑才更有力呢？毫无疑问，是客观的表达和理性的思考。通俗地说，如果我们只喜欢一个人的美貌和财富，这种喜欢很容易被替代，真正的喜欢和爱是包容对方的瑕疵甚至是缺点，也只有如此，才会爱得深沉和持久。《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自然是一首深情的爱国之歌，与以往同类的诗作相比，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个性特色――既有当代青年那迷惘的痛苦与欢欣的希望，又有儿女对祖国母亲现状的不满与献身的真情，交融着深沉的历史感与强烈的时代感。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朦胧诗体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结束后的人们大多处在迷惘、徘徊、怀疑、焦虑的情绪中，尽管已经阳光普照，但人们心中的阴影依旧存在。兴起于斯的朦胧诗体，既承载了对“”前后特殊历史反思的使命，也积极回应了千百年来古典诗词中一脉相承的文人的自觉意识；既宣泄了对个人命运的一些诉求，也张扬了诸多精神贵族的高贵理想。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作者作为其中成功的代表者，奏响了朦胧诗文学价值的最强音。在诗歌中作者不只简单地表达出对祖国的爱，更将这种伟大的爱赋予了内涵和基础，即尊重历史，尊重客观，没有回避祖国母亲曾经的贫困和悲哀、曾经的积弱和艰难，更没有隐讳作者对母亲的复杂、纠结的情感因素。虽然母亲以“伤痕累累的”让“我”“沸腾”，但也让我有过“深思”和“迷惘”。所以“我”是一个客观的思想者，我对祖国母亲有着不会更改的“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的炽热的爱，也有着悲怆、忧患的“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的哀怨，甚至还有对祖国母亲委婉的批判。
“我”是小我，也是大我。小我代表着个体，描写了个性化的意象和感受，抒发了一代人共同的内心情感；大我是祖国母亲，是刚刚走出历史阴影的伟大女性，正以不屈的传统的形象站在“雪白的起跑线”前，用“挂着眼泪的笑涡”迎接“正在喷薄”的“绯红的黎明”。全诗运用主体与客体交错换用、相互交融的手法，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的交融感与献身感。在第一节中，作者反复使用“我是……”的句式，在向祖国的深情诉说里，融个体的“我”于祖国的大形象里，表达了“我”与祖国生死相依、血肉相连的情感；第二节中，作者从精神层面表达了“小我”和“大我”的共同遭遇；第三节，站在崭新的历史当下，“雪白的起跑线”前，无论是“小我”，还是“大我”，都在等待着解放和发展；最高昂处的第四节，“我”和祖国融为一体，“我”既是“十亿分之一”，又是“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既然祖国用“伤痕累累的”喂养过我，那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用“血肉之躯”换得祖国母亲的“富饶、荣光、自由”呢？情到深处，行文于此，前三节结尾的轻叹“祖国啊”到了第四节的结尾，如同交响乐的华彩篇章，骤然变成不可抑制的热烈，“――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学法指导
现代诗的阅读
所谓现代新诗，是和古典诗词相对应的概念，即用白话文写作的诗歌，是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形式上一般分行排列，内容上多用生活中的一些个性化的意象和想象的手法，情感上注重独特的个性化体验。对于刚接触新诗的同学来说，理解诗中的思想情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因为创作者一般不会将自己的情感直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而是通过诸多的意象来呈现，这对理解新诗是一个较大的障碍。因此，我们必须要破获新诗中常用的一些使用意象的手法，从而获得阅读新诗的愉悦体验。
新诗意象采用的途径主要有两大类：其一是传统意象的重复借鉴，这和古典诗词有相通之处；其二是现当代生活中的一些新采用的意象，这往往和创作者的特殊经历和生活体验有关，需要关注创作背景和作者个人的情感喜好，一般情况下，要通过广泛地阅读来增加自己的经验积累。如臧克家的作品《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中的第二节：
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啊，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臧克家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诗人，热爱生活，热爱劳动人民，其中“牛”“马”的意象，自然会让人想到老老实实、任劳任怨工作的形象，再与“骑在人民头上”的人作对比，就更加突出了鲁迅的人格魅力。诗中表达的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之情也就非常明白了。
其次，我们要掌握一些常见的创作技巧，比如隐喻、象征、通感、矛盾修辞和反讽等。
隐喻其实是比喻的一种，直接说出喻体，增加诗歌内容的空间，赋予读者想象的美感。如顾城的诗歌《小巷》：
小巷/又弯又长/没有门/没有窗/我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
这里面的“小巷、旧钥匙、墙”等都使用了隐喻的手法，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去体会其中的多义性，获得审美愉悦。
矛盾修辞，也是新诗中常见的手法。如苏教版必修一读本湾诗人郑愁予的《错误》中，就运用了具有代表性的矛盾修辞：
有关歌颂祖国的诗歌范文第4篇
心中常怀想；
旧日朋友岂能相忘，
友谊地久天长。
――摘自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邓映易译配)
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在亲朋的离别或是会议的告别仪式，人们以各种不同语言齐唱《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又名《骊歌》)，朋友们紧紧挽着手，歌唱永不相忘的友谊。它驱走了人们离别的哀愁，使人们满怀激情各奔前程。这首家喻户晓的苏格兰民歌的词作者，即是著名的民族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
彭斯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以租地耕种为生。幼时在苏格兰家乡附近上小学。不久校长离去，父亲请老师来家教学。老师认为彭斯兄弟不比年长的同学差。父亲晚上教他们文法及神学。12岁时彭斯二兄弟又轮流去离家四英里的村落上学，14岁在学习英语之余，开始学习法文。
彭斯15岁时成为父亲身边主要的劳动力，驾驭马匹在土墩及洼地上耕作。劳动极为艰辛。虽数次更换土地租耕，因土地贫瘠，收获仍然不佳。劳动之余，彭斯爱读苏格兰诗人申斯通(Shenstone，1714-1793)、蒲柏（Pope，1688-1744）及弗格森（Fergusson 1750-1774）的作品，也浏览苏格兰小说家麦肯齐(MacKenzie，1745-1831)的书。他希望能成为苏格兰艾尔郡(Ayrshire)的诗人，歌唱故乡的山河。
1784年他的父亲去世，全家迁去莫斯吉尔（Mossgiel)，耕作收获并无好转。幸而他的主要用苏格兰方言写的诗集得以出版并迅即获得成功，爱丁堡的出版商又很快为之再版。编辑文学杂志的麦肯齐在评论中称赞这位庄稼汉是位诗歌天才。
于是在爱丁堡，彭斯穿起深色大衣、浅背心、皱边的衬衫，足登鹿皮鞋或长靴，过起出入文学集会及酒馆的双重生活。
彭斯在爱丁堡生活及游历苏格兰一段时期后，仍回乡务农。1788年他考取税务局职员，除了在农田干活外，还要每周在马背上驰骋200英里去上班。执法时，他不放过大鱼，但对贫穷者则手下留情。他为了全力做好税务局的工作，1791年放弃农活迁往邓弗里斯（Dumfries），在那儿度过了他的最后的岁月。
彭斯写了大量的抒情诗，还写讽刺诗及叙事诗。他也喜爱歌曲，有敏锐的音乐耳朵，对节奏有良好的反应。他把最后十年的精力，主要放在为二个丛刊的整理及收集民歌上，使濒临失传的三百多首民歌得以保存下来。
1796年他患了风湿性关节炎及心脏病，于同年7月21日英年早逝。前来送葬的多达二万人。
当年彭斯出生并度过了七年童年的茅屋，位于艾尔郡的阿洛韦镇(Alloway)，现由彭斯纪念碑信托基金机构管理。与茅屋相连接的红瓦顶、前面为长廊及花园的博物馆，为信托机构理事会于1920年所扩建。1994年该理事会重铺稻草屋顶，再建18世纪的菜园及石堤。这就是现在世界著名的彭斯茅舍。
彭斯雕像位于艾尔市中心。从市中心附近坐开往杜恩河老桥(Auld Brig O’Doon)的公共汽车，在终点老桥前一站下车，即见到茅草顶的白色平房，木制的门窗是深棕色的。门上方的黑色纪念板上写着“彭斯茅舍”，接着是“罗伯特・彭斯―艾尔郡诗人”及他的生卒年月。进门后先是谷仓，然后是牛棚及马厩。依稀传来牲畜的叫声，蜡制的耕牛旁还有几只母鸡在啄食谷粒。起居室中以蜡像布置一家人当时融洽的情景。父亲在烛光下读《圣经》，母亲抱着妹妹坐在对面，弟弟坐在一边，彭斯则光着脚站在一旁专心听讲。一个小妹妹躺在摇篮里。厨房里熏黑的炉灶还生着火，彭斯出生的床即在厨房内。布置一如当年。幼年时母亲在这里教孩子们唱苏格兰民歌，姨母则介绍给他们大量有关鬼怪神仙的故事和歌曲。“彭斯茅屋”对崇拜彭斯的人来说是圣地，但也是当年贫苦农家家居生活的写照。
彭斯长期生活在农村，从事繁重的农活。地主的剥削，加上土地的贫瘠，欠收、负债、迁居……使他常常过着没有温饱的生活。但他热爱生活，对劳动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在《两只狗》这首诗里，通过两只分属贫富人家的狗之间的对话，描绘了地主家的骄奢逸。贫穷的佃户虽然耕作及劳动辛苦，但同欢共乐聚在一起。而这两家的狗能够融洽相处，成为人类不公平生活的鲜明对照。
诗人也理解农民对牲口的深厚感情。他在《新年早晨老农向老马麦琪致辞》一诗中，回顾了老马一生的辛劳后，写道：“我将在留下的麦地上面，把你的缰绳系好，不用费大力气，你就在那边舒舒畅畅吃个饱。”
与彭斯茅屋相通连的彭斯博物馆，收藏了彭斯珍贵的手稿、他的包括早期版本的作品、有关的画像等，有些收藏品来自美国、加拿大甚至南非。
大展览室介绍他一生的劳动、写作和生活。以图片的形式，配合他的诗句、信件或日记，生动地叙述了他当年的经历。这里还展出了他的怀表、记事本、墨水瓶、鼻烟壶，两把柄上刻有“R.B.”的手枪，以及当税务员测酒用的长棒，也展有1786年版的主要用苏格兰方言写的诗集。笔者自然记得寻找《友谊地久天长》的原稿，它原来出自彭斯于1788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
第二室展出数幅著名的油画。《羊杂宴》描绘彭斯夫妇款待客人的场景。彭斯喜欢这种热闹场面。另有一组四幅的版画，描绘他的作品《汤姆・奥桑特的故事》(Tam o’Shanter)，彭斯这部根据民间传说写的长诗，讲的是汤姆深夜回家途中遇鬼的故事。他去除了传说中迷信的成分，以喜剧形式讲魔法，寓有深意。同时，它也把儿时听到的传说，与故乡阿罗韦他幼时熟悉的界标、陈旧的教堂、古老的石桥和石冢等联系起来，具有沧桑感和神秘感。
离开这里步行一里，抵达老杜恩河桥，彭斯纪念碑即位于附近的山丘上。这座希腊式建筑由爱丁堡著名建筑师设计，1823年完成，耗资3247镑。登上这座台式纪念碑，可眺望杜恩河及卡里克山(Carrick Hill)的优美景色。纪念碑的基座建有展览室，展出15种外国文字的彭斯著作。在附近花园里，还建有一个雕像室，内有三座《汤姆・奥桑特的故事》中的人物雕像，真人大小，造型风趣。
归途中于老杜恩河老桥公共汽车站，见到一家大百货公司，里面的多种商品以彭斯命名。如果时间合适(回到艾尔的公共汽车每小时一班)，还可看一看介绍彭斯的记录影片。
在他住过的基尔马诺克（Kilmarnock）及邓弗里斯也建有彭斯博物馆、雕像或纪念碑，欧文（lrving）也有他的雕像。甚至远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有他的纪念碑。位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三作家博物馆”介绍了彭斯、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及斯蒂文森(Robert L.Stevenson， 1850-1894)的生平，也值得一去。
在彭斯的故乡苏格兰，有数千个彭斯联谊会，苏格兰各地每年都庆祝他的生日。
如此广受故乡人民爱戴的诗人，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因为除了长期生活在农村并写出描绘故乡及朴直人民的诗歌外，身受民族压迫的他十分热爱苏格兰，并热情歌颂民主及自由。
在彭斯的青年时代，先后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他关心世界政治及苏格兰祖国的命运。他写的《华盛顿将军生辰颂》，赞扬美国人民的独立斗争。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他写了《自由树》和《苏格兰人》两首著名长诗。《自由树》声言有了法兰西这棵自由树，人类将变得平等，世界将获得和平。《苏格兰人》重温历史， 以颂扬早年民族英雄华莱士等人的事迹来激励人民：
谁愿为苏格兰国君和法律，
奋力把自由之剑拔出？
生为自由人，死为自由魂，
有关歌颂祖国的诗歌范文第5篇
一、开展《综合性学习》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我在上九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综合性学习》的主题“脚踏一方土”时，就调动了学生的自主学习性和积极性。课前要求学生去收集歌颂土地的诗歌，查找有关土地的神话传说、故事、自古以来保卫土地的民族战争，封疆域国的统治者。特别是学习中提到的“沧海桑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意思，并且了解“寸金桥”的由来。学生围绕着我提出的要求，纷纷去查阅书籍，收集资料。有的几个人合伙，你完成“沧海桑田”，我负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她承包“寸金桥”；有的独立搜集、查找。三年来，学生觉得《综合性学习》很有趣，能学到很多课本上没有的东西。由于有兴趣，学生又能亲自实践，求知的愿望也随之而产生。因此，学生就能主动去探究，在活动中无意识地培养了团结合作的精神。
二、开展《综合性学习》有利于展现学生的个性、特长
开展这样的活动，更能促进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培养学生勤劳的传统美德。农村的留守学生，由于长期荫蔽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疼爱下，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家务事不占手，电视剧天天守，意不遂就乱吼，不给钱脚不走”的坏习惯。他们的见识并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二而增长，他们的知识也不是随着阅历的丰富而丰富，他们对人生观、世界观的认识比较肤浅。但，他们的个性却特别明显，特长更是各具神色。然而，个性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先天生理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社会实践活动形成的。特别是“90”后的中学生，教师要想对学生进行人格培养、情操陶冶，唯有通过人多种多样的主体活动，践行、体验才能慢慢形成，在长期的活动中得以巩固和完善。
再则，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是以全方位提高学生的素质为宗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基本。综合性活动主张教学走出课堂，鼓励学生走上社会，为学生的个性养成提供有利条件，为学生的特长提供锻炼的舞台。通过语文综合性活动，不仅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而且能拓宽学生的思维、丰富学生的感情世界。培养了学生善于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巩固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完善。
三、 开展《综合性学习》有利于提高教师指导活动的能力
长期以来，我们教师仅靠课本规定的内容，这点狭窄的空间传授学生知识，对于聪明、活泼、好动的“90”后，对于培养祖国未来的社会人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令他们乏味的。长期的“教师教，学生的学”这种学习方式上的局限性，制约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不利于发展学生的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降低了教师的活动指导能力。
由于语文的《综合性学习》是形成“自主、探究、合作”学习方式的重要途径。它重在学科内外的联系，重在学习过程，注重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能较好地整合知识与能力，尤其有利于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观察感受能力、综合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搜集信息能力、组织策划能力、互助合作和团队精神等能力。所以，就需要教师精心设计活动方案，才能有效地指导学生综合实践活动的过程。例如：我在开展九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综合性学习》“话说千古风流人物”时，是这样知指导的：一、安排学生课外搜集历史上的风流人物；二、搜集千古传颂的诗词；三、了解千古以来最感人的故事；四、学唱歌颂千古风流人物的歌曲；五、举办“话说千古风流人物”主题会。在这个主题活动会上，具体过程我又是这样安排的：1、教师作开场白；2、学生畅说自己喜欢的英雄人物；3、学生吟诵千古诗词；4、学生讲令自己感动的故事；5、师生共同欣赏岳飞的《还我河山》；6、学生唱歌颂千古风流人物的歌曲；7、教师教唱岳飞的《满江红》；8、揭示风流人物的含义。活动中，教师要想把主题会顺利的开展下去，就得把握时间，按照活动设计的程序有条不紊的进行，把持好广度和深度，临时还要因地制宜地利用学生手上的资源，注重每个环节之间的衔接，达到游刃有余。
由此可见，教师要开展好综合性活动，不但自己要查阅很多资料，补冲自身知识的不足，而且大大提高了教师组织活动的能力，丰富了教师讲课的舞台。
四、 开展《综合性学习》能促进学生社会生活的能力
教育的基本职能是使人实现社会化。《综合性学习》恰恰超越了书本学习和知识学习的局限性，充分利用现实生活中的语文教育资源，努力构建课内外联系、校内外沟通、学科间融合的语文教育体系。引导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既拓宽了语文学习的内容、形式和渠道，又使学生在广阔的空间里得到学语文、用语文机会。更好地拓宽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历练学生的能力，真正做到“语文的外延就是生活的外延”，更有利于学生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的参与和了解，促使知识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
五、《综合性学习》的内容在测试中的分值占有一定比例
凡是期终的检测试卷里，综合性知识的分值一般都在8分―15分之间。题目多样，形式灵活，直击要点，分值不少。如果没开展综合实践活动，学生就把握不好答题的要点。作答时只能东拉西扯，乱斗一通。因此，教学中别轻易放弃《综合性学习》活动的指导，因为学生的成绩就是靠一分、几分积累起来的。长期的日积月累就会堆积成山。由此可见，《综合性学习》在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因此，我认为《综合性学习》在语文教学中骑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综合性学习》有利于学生在感兴趣的自主活动中全面提高语文素养，是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
有关歌颂祖国的诗歌范文第6篇
一、巧引诗词活开局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一个好的开局，常常能很快激发学生的认知兴趣和积极情感，使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课堂教学的最佳状态，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实现减负增效的目的。在科学课堂中适当引用诗词，既可导出本课的教学主题，又能在新课的伊始就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学生的思维。
如在“碳的性质”的教学中，我一进教室就诵出“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一诵完诗，学生就会很惊讶。科学老师怎么上起语文课来了，立即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把注意力集中到这节课的学习中，达到了引入的目的。接着引导学生思考“伐薪烧炭”说明什么？“十指黑”表示了什么含义？学生很自然地想到了“薪”可以烧成“炭”，碳的物理性质：“黑色固体”等。又如在教学“动物的个体发育”时，我在该多媒体课件的首页，插入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西江月》的朗诵音频、蛙鸣的音频和江南田野风光视频，在上课伊始把学生们带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这样优美的意境，然后设疑：“蛙声――稻花香――丰年”是怎样联系起来的？以“丰年――蛙声――繁殖――个体发育”为思路导入教学。在教学“种子的结构”知识时，我用“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引入新课，让学生体会到植物体产生大量种子所体现出的旺盛的生命力，以及种子繁育新的生命的意义，从而不自觉地产生了解种子结构的好奇，这种好奇又为下一步的课堂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巧引诗词激兴趣
课程教学的成功与否，关键是看能否激起学生对这门学科的兴趣，而不在于传授学生多少具体知识。只有学生对这门课产生了兴趣，他才会主动的去学习、去钻研，才会有追求科学的动力。否则，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勉强去死记硬背，这是彻底的失败。在科学教学中应引发学生的好奇与疑问，激发他们积极思索与探讨，从而激发钻研的兴趣。同时还要使学生知道，这门学科是敞开的，还存有无数未解决的问题，留待后人去钻研、解决，让学生明白科学里还大有其用武之地，产生一种跃跃欲试的心情，这就成功了。诗词短小精悍，语言优美，科学课堂中出现与科学知识相结合的优美的诗歌，很容易激起学生的兴趣。
如在教学“昆虫的完全变态发育”时，我引用李商隐的《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问学生：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春蚕丝尽即死吗？”老师的质疑，特别对千古名句的质疑，往往会引起学生的极大兴趣，而事实上不难发现“春蚕丝尽没有死”，这只是它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蛹期，这会让学生有茅塞顿开的感觉，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能激发学生“知新”的欲望，促使知识的迁移和深化。又如在学习分子的运动论时，可运用诗句“花气袭人知骤暖，鹊声穿树喜新晴。”来启发学生。为什么“花气袭人”时气温会“骤暖”？给学生留下悬念，让学生通过学习寻找答案，这样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收到如同电视连续剧的“悬念”效果。
三、巧引诗词助理解
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有许多优美的诗、词、歌、赋，其中又有相当的一部分是赞美大自然美好，描写生物与环境、生物与人类的关系的。科学课堂中采用这些讴歌自然的艺术声韵，不仅可以使学生得到美的享受和艺术的熏陶，而且可以帮助学生探索科学的奥秘和更好地理解科学知识。
如说明非生物因素如温度对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我就引用了白居易的“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一名句。我多方位转化事例，转化情形如下：
转化1：人间三月正芳菲，山寺桃花却不开；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转化2：平地三月正芳菲，山里桃花却不开；平地四月芳菲尽，山里桃花始盛开。
转化3：山脚三月正芳菲，山顶桃花却不开；山脚四月芳菲尽，山顶桃花始盛开。
转化4：长乐江三月正芳菲，瞻山桃花却不开；长乐江四月芳菲尽，瞻山桃花始盛开。
我做过这样转化后，学生就会明白“不同海拔高度气温不同”、“不同的地方气候不同”、“山上因海拔高而温度比山下低，植物的生长期迟”等科学知识，这样就非常生动形象地帮助学生理解了教材中的相关知识――植物的生活和温度的关系，同时赞赏了古人的生动细致的观察。又如为引出青蛙的生殖和发育，我引用“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来说明青蛙生殖的时节为黄梅时节，地点是水域环境。为后文中讲述青蛙的生殖和发育作了铺垫，这种引用贴切而自然，不生搬硬套，恰到好处地帮助学生理解科学知识。再如学习参照物概念时，学生对本身运动的物体作为参照物来判断其他物体的运动情况较难理解，我就引用诗句“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让学生思考：这句话描写的是什么景象？“描写的是一艘帆船从太阳升起的地方驶来，两岸青山不断向后退”。接着问：“这山怎么会走？那太阳会不会走？”学生一时反应不过来，因为他们在读这首诗时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只要给他们一点时间，他们就会知道前半句是以船为参照物，后半句是以太阳为参照物的缘故。我再适时地念一句“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同学们很快就会用所学习的知识来解释，参照物概念就这样迎刃而解了，同时也让他们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何乐而不为呢？
四、巧引诗词熏情操
利用多媒体课件的功能，在科学课堂教学中引入以古诗词深厚的文化底蕴创设生动深刻的人文情境，为课堂教学渲染了一种浓郁的人文氛围，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在“生态系统”的多媒体的首页，我插入龚自珍的《已亥杂诗》的朗诵音频“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以及“落红化春泥”的Flash视频，在学生感受“落红”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的同时，设疑“落红为什么能化作春泥？谁在起作用？”以“落红――微生物（分解者）――春泥”为主线引导学生学习“生态系统”。
情感陶冶是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利用情感和环境的因素，以情染情，以境触情，以境陶情，对受教育者进行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熏陶、感化的一种德育方法。古诗词都是当时作者有感而发写下的，有描写祖国河山壮丽景色的，有借景抒情表达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的。这些诗对我们在科学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学生品德修养，陶冶情操十分有用。在二氧化碳的有关教学中，我引用于谦的“石灰吟”和学生一起悲壮地朗诵：“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学生从中就能体会到作者那种崇高的献身和爱国精神。我再指出诗句中的关键词：出深山、焚烧、粉骨碎身、留清白。让学生由这些关键词联系学过的知识，写出化学反应方程式：
CaCO3 CaO＋CO2
CaO＋H2＝Ca（OH）2
CO2＋Ca（OH）2＝CaCO3＋H2O
五、巧引诗词育爱心
爱生物、爱生活、热爱大自然是现代教育中落实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重要方面，但是热爱生物、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不是通过说教就能达到的，而是通过教师的一言一行去潜移默化，而科学课堂中的一些与科学知识紧密结合的诗歌，则是很好的载体。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科学知识时，要很好地启发和引导，尽量做到“润物细无声”。
如教师满腔豪情的朗诵“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能让学生领会到“飞流直下”的壮观景色，激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这时，教师应紧接着提出问题，把学生引到科学学习上。“水为什么飞流直下而不飞流直上呢？”这样就自然的引到了“势能和动能转化”及“重力概念”的教学上。
有关歌颂祖国的诗歌范文第7篇
诗为医媒 共述养生之道
姜水、红枣水、人参汤……讲到养生的膳食，吴秉芬教授滔滔不绝、如数家珍。无论是登上阁楼还是教导体操，他的动作无一不显轻快有力，实在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这不得不归功於吴秉芬教授从事中医多年的苦心钻研以及在现实中的运用。
吴秉芬教授自小学习中医、数十春秋的行医经验、大量博览群书典籍、结合自身的亲身经历，终积累成吴秉芬教授对中医养生之道的深刻造诣。通过亲身试验，吴秉芬教授先後发明了三坚扶正疗法、东方养生茶、三宝祛斑粉、防病养生汤、糖尿回春汤、延年养生汤等中医治疗处方和养生处方。从1990年开始，为了中医发展尽心尽力的吴秉芬教授更是陆续编辑出版了《今日中医药论治精华录》、《东方第一财富杏林秘术录》等四本医书，每本书都宣传中医、发扬中医，促进了中医事业的发展。
“我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几千年来的中医中药，发扬光大！”吴秉芬教授说这句话时字句铿锵！其实，吴秉芬教授除了在中医方面有着不俗的成就外，他还对诗词歌赋等艺术领域有着强烈的爱好，不管是在遊历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之後、还是在听闻时事要事之时，才情横溢的他经常用朴实工整的诗词歌颂祖国繁荣强大、山明水秀。而就中医知识、行医心得方面而言，吴秉芬教授也能化繁为简，用朗朗上口的诗歌，将原本复杂难懂的病理药理逐步分析、广为传播。
最近，吴秉芬教授更是总结了过去多年的行医经验和心得，整理成册，以中医养生之道入诗，用诗歌的形式告诉读者日常如何根据中医理论来提高身体健康、塑造长寿人生。
吴秉芬教授不仅能以诗授医，更开始着手準备拍摄一部以中医题材的电视节目，他作为澳门海天演艺策划编导亲力亲为，还身兼导演、顾问等职务。年已八旬仍身兼数职，每日忙碌而充实，行医、创作、出书、拍片……如此敬业而形势多样的生活，吴秉芬教授卻谦虚一笑：“一个人做不了多少，只能将自己的经验和方法告诉人家。”
医者仁心，吴秉芬教授表示其倾尽心血只为将一生所学所用奉献社会、宣传中医、让更多的人能健康长寿的活下去：“我现在做那两样事（出书和拍电视）就想让人活到一百岁，本来每个人有条件活到一百岁，但是他们不会，为什麽？就是他们不注重身体健康！”
寿可人为 长生贵在养生
长生之道，吴秉芬教授深有体会；神采奕奕、精神烁烁正是他对此的最好证明。同时，吴秉芬教授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注重身体健康”正是影响现代人生命质量的最大问题。
俗话说：“健康是长寿的源泉”。这个道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怎样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恐怕人云亦云、说法不一。再加上现代高节奏的生活方式产生的压力，常常使人们只忙於追求身外之物，而从未顾及自己的身体，“亚健康”、“未老先衰”等问题逐渐在人群里扩散，衰老和疾病相生相随，细胞衰老、器官退化，甚至有可能是病变。若等身体引发病变，长卧病榻时才想起抗病抗老，那已是杯水车薪、遥不可及的梦幻中话。因此，防老先要防病，防病要怎麽做呢？
防病就要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吴秉芬教授说：“一切疾病皆在预防。”
结合中医典籍、西医论文，吴秉芬教授在著作里说明每个人的体制有强弱之分，就像生物学上因为基因遗传的不同，同一物种也会产生不同的体制一样。如果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条件有了先见之明，然後去适应自己的身体、适应自己的习惯，这就是加强身体健康、提前预防疾病的首要前提。
吴秉芬教授也说道：“可惜人们对保健知识知之甚少或明知故犯，其实疾病多由人们平时不珍惜身体健康，饮食不当、作息不正常等引起的，加之大自然受污染之影响，当今人类皆求享乐而摧残身体，以致奇疾怪病接踵而至，祸害苍生。”由此，可见一位悬壶济世的资深中医对健康的深刻见解和对现实的关注。
古语有云：“预防胜於治疗”。吴秉芬教授一再强调预防的作用，然後表示；适应自己的习惯是预防的第一步，第二部就是运动：“中药养生的效果，配合运动就行了。”
从小强身健体的吴秉芬教授把“生命在於运动“的这一道理比喻成人体是“铁不炼不成钢，人不运动不健康。”运动不仅能推动自身潛能，引发无穷生机，在中医理论上还能起到规律地按摩中医经络穴位的作用。因此，坚持运动持之以恒，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身体健康、精神抖擞，自然能走向健康长寿。身体健康，心情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长期保持豁达乐观的心情，能保持精神爽朗、气血平畅。如果整天垂头丧气、无精打采，会产生心理压抑、影响身体健康。吴秉芬教授也笑言：“人没有精神不行！”
益寿延年，古往今来多少人孜孜以求。不过其道理可以归纳为吴秉芬教授的一句话：“健康最主要还是运动、心情开朗，心情不开朗你就有麻烦了。”
人生传奇 传承爱国之心
吴秉芬教授祖籍开平，是开平吴家第六代传人，祖辈六人都精通医术，也有经营人参等中药材的药商经历。其远祖吴彻为明朝乙未科进士，先祖母张银在当时的开平被誉为“杂病神医”，先伯父吴仲良後来者居上，成为名满岭南的神奇脈学家，其先父吴石垣博士曾两次获得世界传统医学论文金奖，在美国行医二十多年，更受聘为美国加州大学针灸学专科教授，他的高超医术更是吸引了英、法、意、日、俄等各国人士前往学习此中国神奇针灸疗法，可谓桃李满天下，早已驰誉世界、令人敬佩，寿至104岁。
出生於中医世家，吴秉芬教授的人生就跟中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幼年在中医中药的氛围下他耳熏目染，不久开始在祖母悉心传授古法杂病针灸术下学习针灸。青年时期，吴秉芬教授就随着其先父行医实践十餘年，其间开始精心研究先伯父之脈学理论。上世纪四十年更得到了江南奇侠陈小平秘授真灵养元气功。
谈到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吴秉芬教授也有过一段颇为传奇的经历，六十年代他曾到香港後转澳门：“那时候我刚从大陆出来，1960出来，来香港，接着来澳门。”这一段人生，吴秉芬教授开始了自己多年的医学生涯。上世纪七十年代後，吴秉芬教授跟随家人移民美国，不过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拳拳爱国心最终让他回到中华大地，在澳门定居。其後，虽与家人分隔两地，但一封封的书信使得家人间血浓於水的深情从未间断；这些书信，不仅是吴秉芬教授与家人之间的纽带，也是他与先父经常交流探讨有关中医医术方面的疑难杂癥以及心得体会的平台。说到先父，吴秉芬教授很自豪地说：“我爸爸帮过很多人。”如今吴秉芬教授的孙子已在美国长大，但亲人间的真切情感卻一直稳定牢固的保持着。
谈到自己年轻在美国的经历，吴秉芬教授用通俗简明的诗概之：“纵横商海五十年，浮沉几度沧海天。最是花旗沉金梦，奈何梦醒总是空！”其中，沉淀着一位睿智长者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智慧。
有关歌颂祖国的诗歌范文第8篇
关键词：观音信仰；舟山群岛；文学创作；普陀山；文学发展
浙江海洋学院
校级大学生研究性学习与创新性实验立项项目
人文社科类6号
中国的四大佛教圣地中，有一处是位于东海之上的，那就是南海观音居住的地方――普陀山。在佛教的传说中，有一座紫竹婆娑，烟雾缭绕的名山，舟山群岛观音文化生长于此，与整个舟山群岛的文学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舟山，观音信仰长盛不衰，至今百姓供奉最多的依旧是观世音菩萨，它以大慈大悲寻声救苦著称，与中华民族仁义存心的教化相结合，极易在人们的心中引起共鸣。观音菩萨的形象是多姿多彩的，在不同的发展的时期，随着种种民间传说的广泛流传，观音菩萨的形象也走进的文学艺术的殿堂，文学家将人们的观音信仰与不断变换的观音形象融合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舟山群岛作为以观音信仰而闻名的城市，它的文学发展，更与观音信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极大的发展了文学创作的内容，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一、舟山群岛观音信仰在文学创作中的情况
在佛教中，他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座下的上首菩萨，同大势同菩萨一起，是阿弥陀佛身边的胁侍菩萨，并称“西方三圣”。观世音是外来菩萨，是佛教大乘菩萨之一。梵文称为(阿缚卢枳低湿伐逻)，意译为观世音或光世音，唐朝时，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称观音。佛经说观音菩萨为广化众生可示现种种形象，有说33身的(《法华经・普门品》)，有说32应化身的(《楞严经》)。由于观音具有“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与一切众生苦”的德能，能救12种大难，所以自隋唐以来，观音信仰随佛教的兴盛在中国民间尤其在沿海民众之中深入人心，观音形象也逐步脱离外来印度传统伟丈夫模式而本土化，代之以中国化的慈祥女性形象，完成了由男性神向女性神的过渡。
(一)神话传说
观音的信仰，在普陀，不知已经传了多少辈，在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承中，在普陀民间对观音信仰已相沿成俗，其影响深入到家家户户，老老小小。随之而来，不同的的观音传说也开始在民间广泛流传。不要以为只有学识渊博的学者，才对观世音菩萨的传说有了解，相在普陀，恰恰相反，知道最多的，是那些老渔民、老妇人，他们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有的目不识丁，但是他们都信仰着南海观音，可以讲出一串串的观音故事来。
北宋年间，出现了关于观音在中国示现成道的民间故事。说是有位妙庄王，生了3个女儿，名妙因、妙缘、妙善。三女都到了出嫁的年龄，大女、二女高高兴兴嫁出去了，就是三女儿妙善死也不肯出嫁，执意出家。庄王大怒，把妙善赶出王宫。妙善就到深山修行，成为香山仙长。后来庄王得了重病，危在旦夕，需要亲人的一只手、一只眼来作药引子。大姐、二姐都不肯作出牺牲，只有出家修行的妙善献出了自己的手眼，救了父亲的命。佛祖被其孝心感动，便赏她一千只手，一千只眼，使之成为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这是地方上最初的对于观音菩萨的信仰。隋唐时期，观音信仰在下层民众中迅速流传，尤其在沿海地区和海岛渔民中间，成为供奉的主要神祗。唐大中年间，已有中外僧侣到普陀山礼拜观音，后梁贞明二年，日僧慧锷企图把五台山的楠木观音圣像携带回国，船至普陀山洋面时，风浪大作，不能前行，只得把观音塑像置于普陀山方得安全回国，由此建立“不肯去观音院”。
关于观音的传说还有很多，像：赤脚观音、观音赚孔子、杨枝观音、观音借普陀、观音跳、观音泼水淹蓬莱、送子观音、观音收罗汉、观音收金刚观音巧造洛阳桥、观音弥陀争当家、观音与弥陀打赌、，等等。这些传说，都有着不同的版本，但无论故事的主线是怎么样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观音的慈悲之心，正义之心。代表这人们内心深处对于希望的一种潜意识期待，在这些传说中，南海观的形象更加高大，又与人们更加亲近了。
(二)小说
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就多次写到舟山的普陀观音，在第十七回中写到：“须臾间，到了南海，停云观看，但见那：海远，水势连天。祥光笼宇宙，瑞气照山川。千层雪浪吼青霄，万迭烟波滔白昼……中间有千样奇花，百般瑞草。风摇宝树，日映金莲。观音殿瓦盖琉璃，潮音洞门铺玳瑁。绿杨影里语鹦哥，紫竹林中啼孔雀。罗纹石上，护法威严；玛瑙滩前，木叉雄壮。行者道：“因保唐僧，路逢一事，特见菩萨，烦为通报。”诸天遂来洞口报知。菩萨唤入，行者遵法而行，至宝莲台下拜了……菩萨道： “那怪物有许多神通，却也不亚于你。也罢，我看唐僧面上，和你去走一遭。”。这一段说的是，孙悟空去南海寻观音菩萨，向她要师傅的袈裟去的，从一开始对南海的环境描写，我们可以看待在作者的脑海里呈现的是是一幅人间仙境般的画面，显示了祥和的气氛，正是作者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的表现，之后通过观音菩萨与孙悟空的对话，我们看到了观音菩萨的个人形象魅力，与作者赋予她的救苦救难，解决困难，指点迷津的能力。作为读者的我们，通过作者的描写构建，对观音菩萨也是有了一个期待，观音的信仰，潜移默化的便存在了。
在《西游记》整部小说中，观音菩萨是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路上不可缺少的一个人物形象，她以救苦救难，明辨是非，指引方向的形象出现，成为西游记中的一个亮点。
(三)诗歌
在我国诗歌发展的历程中，有关舟山观音信仰诗歌也是层出不穷的，唐代有大诗人王勃挥笔写下：“南海海深幽绝处。碧绀嵯峨连水府。号名七宝洛伽山。自在观音于彼住。宝陀随意金鳌载。云现兜罗银世界。众玉装成七宝台真珠砌就千花盖。足下祥云五色捧。顶上飞仙歌万种。频伽孔雀尽来朝。诸海龙王齐献供。宝冠晃耀圆光列。璎珞遍身明皎洁。脸如水面瑞莲芳。眉似天边秋夜月。绣衣金缕披霞袂。缥缈素服偏袒臂。”。南海观音清修之地的圣地，无论是云雾飘渺还是五彩祥云，都是观音神圣的一种显示。后有明代吴承恩的“祥光霭霭凝金象，万道缤纷实可夸。普济世人垂悯恤，遍观法界现金莲。今来多为传经意，此去原无落点瑕。”一代小说家吴承恩，对于观音菩萨是神明化的，他为菩萨增添了现实的意义。晚清诗人祝德风也有：“分来活壤养禅伽，使得慈恩住洛迦。饭熟秣香清福享，莫教岁月听蹉跎。”
二、文学创作对于舟山群岛观音信仰的促进
历代的文学创作，给观音菩萨冠上了救苦救难的头衔，使得观音菩萨的形象得到深化，百姓想起菩萨，就有一种希望与光明的感觉。在《西游记》第五十七回中：“大圣疼痛难忍，见师父更不回心，没奈何，只得又驾筋斗云，起在空中，忽然省悟道： ‘这和尚负了我心，我且向普陀崖告诉观音菩萨去来。’好大圣，拨回筋斗，那消一个时辰，早至南洋大海，住下祥光，直 至落伽山上，撞入紫竹林中，忽见木叉行者迎面作礼道： ‘大圣何往?’行者道： 要见菩萨。’木叉即引行者至潮音洞口，又见善财童子作礼道：‘大圣何来?’行者道：‘有事要告菩萨。’”‘在《西游记》中，我们看到了铁面无私的观音菩萨，也看到了如慈母般和蔼可亲的观音菩萨，也有因为孙悟而哭笑不得的观音菩萨，每次她的出场，都会有莲花，佛光，和那亲柔却包含威严的声音。《西游记》作为经典的小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上至牙牙学语的婴孩，夏至垂暮的老人，无一是对它陌生的，而它除了成功的塑造了唐僧师徒四人的形象之外，有关南海观音的形象也是深入人心。在很多人的心中，菩萨已经成为希望大代名词，在舟山的很多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观音像被供奉着，善男信女们虔诚的信奉着观音菩萨，他们希望菩萨可以保佑他们平安幸福。通过小说成功的塑造了观音大士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形象，通过文学作品对人的影响中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舟山群岛的观音信仰不断发展，为更多的人所了解，所接受。
周志卷二《灵异》篇载有这样的一则故事：“初宋倭奴入贡船泊补陀洋，见观音灵异，欲载之国，临行，风浪大作，满洋开铁莲花，船不能行，倭惧而退之，故名莲花洋。”在战争中，观音显灵，是敌人惧怕不敢侵犯，这是百姓一种美好愿望的展示，有了这样的故事，在战争四起的年代，出生入死的战士有了精神上的寄托，他们有着观音的信仰，相信观音菩萨不会抛弃他们，相信有了菩萨的保佑，一定会战无不胜。
据《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第二十七参访观自在菩萨章》说：辑瑟胝罗居士告善财言：善男子!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汝诣彼问：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即说颂日：“海上有山多圣贤，众宝所成极清净。华果树林皆遍满，泉流池沼悉具足。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汝应往问诸功德，彼当示汝大方便。”‘这段话讲的是参访观音菩萨的事情，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观音菩萨被四海之内的人们所知道，所信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踏上了寻访观音的路途，他们怀着观音信仰，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认识、了解观音菩萨，希望自己能够亲眼见到那救苦救难的南海观音，能到有机会聆听她的教诲，为人生、未来指明方向。通过这样的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舟山观音信仰的传播与发展。
三、舟山群岛观音信仰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形象
舟山群岛的观音信仰，在几千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对我国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创作的形象是由单一到丰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观音菩萨的形象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众多的文学创作中，观音菩萨都多次出现。“云罗绶带真珠缀。红纤十指凝酥腻。青莲两目秋波细。咽颈如同玉碾成。罗纹黛染青山翠。朱唇艳莹齿排珂。瑞坐昂昂劫几何。化生百亿度众生。发愿河沙救鼻阿。我惭我愧无由到。遥望观音悲赞歌。大圣大慈垂愍念。愿舒金手顶中摩。观音满愿真言日。阿噜力伽娑婆诃。”这是诗人王勃对于观音菩萨形象的描述，通过诗人的诗句，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九天玄女般的，闪耀着金光，但全身又散发着圣洁气息的菩萨，观音菩萨的形象在我们的心里瞬间升华。
晚清诗人沈国柱写下：“吾家海外有宗支，亲听磐陀说法时。我亦洛伽来问法，一门都仗佛扶持。”。的诗句，诗人在诗中，表达了自己希望聆听观音菩萨的教诲，能够与佛门结缘的美好愿望。这里，观音菩萨的形象又有了一些转变，像一位看懂众生的老者一样，给还在尘世中迷茫挣扎的人们，提供方向的指引，告诉他们如何辨是非，使他们不会在世俗中迷失自己的本心。这样一位有着先知色彩的观音形象极大的丰富了文学创作。
(二)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形式
文学创作的形式多种多样，在舟山群岛，这样一个特殊的群岛城市，观音信仰在民间得到普遍流传，于是，各种以观音为内容的文学样式也兴起或得到发展。 舟山群岛特定的海洋文化，是的它的诗歌较为发达，其中歌颂观音的也是层出不穷的。《昌国典咏卷四》莲花洋：“火种金莲海铁莲，须知非佛亦非仙。此心不作风波窟，安稳乘槎到日边。”对莲花洋的历史记述，是南海观音的莲座，看到它，往来的船只便可安心在海面上往来，因为莲座在此，观音菩萨必定也是在这里的，不会有大风大浪，因为有菩萨的保佑。这样的观音信仰，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记录下来，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形式。
郁达夫有：“山谷幽深杖策寻，归来日色已西沉。雪涛怒击玲珑石，洗尽人间丝竹音。”诗歌也是有关观音信仰的另一种文学形式，诗歌以其短小精悍，讲究炼字，郁达夫的这首诗是在普陀山所做，一个“洗”字，表现了观音菩萨的佛音的空灵与圣洁，把人间所有的管弦丝竹之音都比了下去，也写出了，观音菩萨不染尘埃，远离俗世；更深层次的看，表现了观音信仰可以起到净化人的心灵，慰藉人心的作用。
除了常见的一些文学形式，经文作为特殊的文学形式，与观音信仰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十一面神咒心经》说：佛在室罗伐竹林道场，观自在菩萨与无量俱那庾多百千持咒神仙前后围绕。《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经》说：佛在毗舍离，庵罗树园，大林精舍，与千二百五十比丘，菩萨二万人俱。《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至授记经》说：西方极乐世界观世音、大势至与眷属，如力士屈伸臂顷，至此世界。以大神通力，令此世界，地平如水、与八十亿菩萨前后围绕。以大功德，庄严成就，端严殊特，无可为喻，光明遍照娑婆世界。上述各经都表明了观世音菩萨，常随释迦牟尼佛说法度生，由此而产生了许多经文，它们是观音菩萨在随佛祖在说佛法时的一些记载。整理之后，供世人背诵，表明对观音菩萨的敬爱，与虔诚。发展到现在，观音信仰中不可或缺的就是有关观音的各种经文，凡是有观音信仰的人，都会在礼佛的时候默默的念诵经文，以安静自己的心，更好的与内心交流。通过不断的诵读经文，人们希望从中得到观音菩萨的指引。这种指引的力量是否真的存在，还是只是人们内心的一种心理暗示，我们无从知晓，只是观音信仰的确促进了经文的发展。
(三)扩大了文学创作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