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文艺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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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文艺句子范文第1篇
__V.。上。]
最近的天气，很变态。一直下雨，却完全没有凉爽的意愿，走在外面或是回到家里，一阵一阵湿热而且烦闷的气流就这样扑面而来，真的，很不舒服。
连续很多天，睡得不好。开始作很长很长，很复杂，却没有结局的梦。全是从一个地点快速地到另一个地点，全都是，恐慌的事情，太仓促。昨天晚上，很热很闷，睡觉之前还是如此，被热醒一次，把被子放到旁边，然后不久被冷醒了。每个人都显得很闷很烦躁，教室里充斥着发火的气息。
明天下午广播操比赛，练得很不好，完全很不好。没有意愿。很多人说，我的班级荣誉感，早就丧失了。我处于任老师摆布的态度，即使这么说真的很不道德，可是，我的确没有太多精神。一遍一遍地重复。
昨天下午去学校时忽然想到的一段话。
我们总是在看书的时候哭得很伤心，其实，并不是因为书中讲述的故事有多感人。而且，我们也并没有那么伤心，只是，因为在书中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那些无法磨灭的记忆。
我们面对现实中，真正发生的那些事情，总是用尽全身的力气要想让自己显得无所谓，能够没有一点情绪继续迈着步子。其实，心里面并没有如此平静，只是希望那些自己很喜欢的人，不会看到自己脆弱的一面，要让自己看起来，很坚强。
SM一直问，你是不是不会哭呢，从来没有看你哭过。
于是挺郁闷地想，非要哭的才算正常吗。然后说，不知道。想的时候，忘记了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不过幅度越来越小，次数越来越少。是觉得没必要，另外，没有情绪来整理这种情绪。
右喜欢上了叶阐，今天晚上去学校的时候，和我说，四月是叶阐的生日。我笑，说你要去给他过生日？她说怎么可能。我觉得，能够有一个追崇的人，的确很好，会去在意他的消息，关注他的事情，想去他所在的城市，沉醉于他的歌他的书里。那至少，也能够算作一种追求。但是我没有，从前到现在没有。不是想显得自己有多清高，反之，我觉得遗憾。
这几天班上一直很沸腾，很喧闹。是关于学校说四月中，下旬。组织去旅游的事情。于是，接连不断很多人来问我去不去。因为以前去过，而且没有很大兴趣。便一一打发说我不想去。然后他们都问为什么呢去吧。回到家把意见函拿给妈妈说我不去。妈妈似乎有些诧异，说你想去就去吧。下午放学，J问我，去不去呢。我说，不去。后来就一直想一直想，最后又叫妈妈把意见函改成同意。我只是觉得，一个人行走，至少那种感觉依旧很好。我只是把此当作，行走。
右一直说很烦很烦，一直在上课，做作业。休息的时间越来越少。今天的晚自习，第一节上政治，做作业。第二节上数学，做作业。虽然每天都是这样，不过还是觉得很折磨。也许有关天气，也许有关心情。老师讲解得很快，做题的数量也要很庞大。后来觉得全身都很不舒服，很痛，抽搐的。
没来由的，总感觉这几天都显得越发仓促。路上右很愤恨的说，气痛。要是可以不来学校，我一定不会来，大学生都卖猪肉，学了有什么用。我说，对啊，而且卖猪头又不用切成对顶角，内错角。右马上说，没错，又不用摆成平行交叉展览出来，每天上学，根本没有好好地玩，连好好吃一餐饭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貌似。大家的情绪都很不好。
明天，还是要上课，即使不情愿。
于是，没来由地摆出一些文艺的字句了。
最近越来越疏远那些小四，小七，落落的书，觉得看完之后很没意义，只是让人觉得生活不是很悲惨很残酷便是甜蜜到让人不相信，其实，真实的，过的，却不会属于任何一种描述。所以很认真地和右说，我想我要看一些名人名著。
我不是一个能够用大段文字，独白，诉说寂寞，灵魂，的人。即使现在所见的字，感觉更像是为了要完成什么，这样说，很对不起写字这个词。但是，的确从来没想过，能够用说话，写字，来真正发掘自己的最真实，那样来说，感觉很不实际。很多很深刻的事情，自己也没有明白，于是，一直在寻找着，寻找的，是自己一直在寻找什么。那样的方法，的确等于白说。
要很真切的认识一个人，会很难。而且，到最后，能明白多少。
我觉得，喜欢一个人，不管是男女老少，只要让自己感觉到开心，便能直视他们的眼睛，认真地说我喜欢你。不需要任何伪装，不需要任何情绪。甚至不需要任何人知道。只是很简单的，我喜欢你。以前在书上看到，有一个地方说我喜欢你，都说我欢喜你，因为你让我感到欢欣，所以我喜欢你，相比之下，这样反而更坦然一些。所以，有一天可能不喜欢那些人了，也能很简单地说出，同样的，是不需要掩饰，或是觉得对不起，是真的不需要。那属于一种情绪。
就像，我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因为什么事情。只是突然想起一些话，就写下来。只在于那些感觉，感受。
看安东尼的书。喜欢一些很简洁的句子。很简单，很真诚，很幸福。
老师在聊天时评价写过的理想，一边旅行一边写作。那时只是为了敷衍完事而随便写上的几个字。同学说很好。老师说，那时候看到，觉得很特别，因为很多人都说要环游世界，那就是他们的理想。你的不一样，也许你喜欢那种感觉。所以，自己想的时候，才会觉得，其实之前那些糕点师，画画的人，摄影的人，写字的人都围绕在里面。因为喜欢一个人行走的感觉，然后，做一些想到的，随意的事情。就这样。没有任何纠结，牵连。澈朗，简明。
ROAM。自由的。也许不是这样描述。说得只是那种意境。应该能懂，不过也无妨。所谓自己的一生，不管是放弃了，还是无厌倦的走着，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想自己喜欢的人，想停下就停下，或者站起来继续走，只是觉得好就好了。所有的，很多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
{能和你现在牵着手的那个人你们相遇的概率简直是近乎奇迹}
这是安东尼里面，印象比较有的句子。感觉挺温和的。
四月的文艺句子范文第2篇
约五年前我到长沙，偶然在一画廊见到杨福音先生的作品，多么清新、风雅的画呀，我就啊呀的一声：这是我在长沙见到最好的画儿了，湖南还有这样的人呀。结果没过几天，我就到湘潭去看齐白石的故居，其间遇上了篆刻家王徽，话机相投。我当时和他聊起了赖少其晚年的作品如何如何的，聊来聊去，他竟从包里掏出一本书，认真地递给我。我一看书名是《长岭上》，杨福音著，随手一翻，书里的文字味道、清雅气质一下子让我的眼睛瞪大起来，文字的边上还印着一些作者的书法手札，歪歪斜斜乱石铺街的样子，惹人心动。能看出来这些字迹都是他随手在一些纸片上写下来的，松松散散的，大多也不落什么款，完全无所谓的样子。结果看得我心里可有所谓了，一点儿都没有书法家的那种太较劲太执著的感觉，书写的内容也都是他的心里话，或者与古人心会的文字，看的人心里可喜悦可干净了。我想，写下“天上大风”的良宽和尚最不喜欢书法家的书法是大有深趣的，会心人才会明白他的心思哩，福音先生当然是识得此趣的知者了。当然书里还印了他的画儿，能让人看见心灵的画儿，能不让人心动吗？这位驾驭着如此凝炼的线条，掌握着如此简练的表现手法的艺术家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呀！我心里嘀咕着，他的画儿就是在画空，得了的真味而生出自家之趣来，那些兰花荷花宛如为自己的心思而微笑着，满纸流露着出尘的闲寂之思和一种充满生气的宁静之感。现在的画坛怎么还有这么净澈、澄明、空灵、幽雅的画儿呀！我对王徽说，前几天我在长沙已经见过此人的画了，现在看到他的文集更加的要啊呀啊呀的绝叫三两声了：湖南有了杨福音，湖南就有了风流。
去年四月份因为朋友的展览我又到长沙，结果在展厅与杨福音先生不期而遇，介绍我们认识。杨先生长得和照片上一样，一脸的清苦、刚直、风雅，虽然一脸的不买账，但是难掩内心的慈悲情怀，黑白相间的花发直楞楞的，谈起艺术眼睛瞪大，声音高起来，挡都挡不住的妙语连珠，让我突然想起他在一个访谈时说的一句话：“人吃饱了饭，会打嗝。你画足了画，读足了书，肚子装不下，妙语就出来了。打嗝是妙语，放屁是垃圾。所谓妙语，是讲了无数的废语中间蹦出一句。有狠的人连连打嗝，妙语连珠！”只有心里知古知今知东知西，加上有自知之明，又有知人之明，才能说出这么横的狠话，这样开人心眼的话语在他的《长岭上》《良苗怀新》里随处可见。有时随手翻开他的书，总会被其中的某个句子引得大笑起来，有时激动起来也会骂娘的，啊呀他怎么把我的心里话好象偷偷发现了，就那样活生生的写出来、说出来，悠然心会，妙处难与人说。
当时在杨福音艺术馆一张一张静静品赏他的画儿，在一张画前总是一言不发地呆看好一会，他画里的游鱼、雀鸟、青蛙、白鹤、紫藤、兰荷就好像天地间的一片心，也在静静地看着我，好像在说这样那样的心里话。空故纳万境，大片的空白似乎充满着一种谛听的寂静，完全精神化的空间将人引入对茫茫造化的玄想。“从于造化，归于造化”，自然万物以其完整的力量占据了福音的心，让我不自觉想起芭蕉的俳句来：
何等尊贵
青叶嫩叶
在日光下
古池碧水深
青蛙“扑通”跃其身
突发一清音
细看墙根下
竟开白白荠菜花
幽然似奇葩
何等尊贵的青叶嫩叶，青蛙古池，一棵荠花呀！
这不正是福音画境里的心思与玄机么，在他创造的心灵世界里，纸上静寂的一默如雷的鸟雀游鱼兰荷都似乎脆嫩得很，娇娇欲滴，呼之欲出的活脱脱活泼泼的生命，这本真的生命何其脆嫩，惟其脆嫩，我们更需爱护它。我们爱护的正是我们自己脆嫩的心灵自性，在这商业物质的时代，守住自我心性的干净与纯真是多么尊贵的品质呀。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更高级的吗？福音先生笔下的生灵完全是自己内心的嬉戏悠游，因而接近了画道的本质：自娱悦心。福音先生有福了，中国画坛有福了。
福音先生的画里有一种静深之美，冷逸之美。从他的画里能看出他远离尘俗的超然洒然，更有一种隐逸的风雅风流，这种逸气不是当下画坛随处可见的文字游戏的假东西，而是从他的心灵深处映射出来的玄微妙慧。我不知他为何从长沙去了广州，但以我的猜测，也许是他优雅地接受了挫败，而安然隐于广州的。所谓隐逸精神，莫过于此，关键在于是否对于现实的大挫败大挫折能优雅洒然地接受，坡就是这样的，杨福音也许也是这样的。他的画里有一种忧郁的气质，或是“高贵的消极”，太是令人心动了，中国画坛早已远离了文心人心与诗性，而呈现一片没心没肺面目可厌的装腔作势。福音的画境带给我们对中国画笔墨文心——敬畏之想。
四月的文艺句子范文第3篇
关键词：现代诗研究；张枣；情感特征；内在节奏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2）04-0043-06
曼德尔施塔姆说过，“在‘狂飙’的洪流之后，文学的潮水必须退回到它自己的渠道，而恰恰正是这些不可比拟的更为谦逊的世界与轮廓将被后世所记忆。”［1］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以狂飙为主潮的时代。长期的政治压抑，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整体性文化传统又一次开始动摇，大多数第三代诗人以集体性的语言行动，向传统发出声讨。可以说，到如今，这股力量已走过了整整30年。但真正在这场语言行动背后，却隐藏一股极为微弱的力量。当学界将视线转向诗歌传统的梳理时，不难发现，杨炼、陈东东、张枣等诗人，潜藏在这股暗流中，徐徐前行。其中，张枣从1981年开始创作，直至2010年生命陨落，他仅仅创作了100多首诗歌。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关于传统，他始终有着一种相对明晰的态度。本文选择以声音的视角切入，从声音传统中去洞悉张枣的诗歌。所谓的声音，着重探讨的是，诗歌的内在生命，即诗歌的节奏和音乐性问题。众所周知，20世纪初新诗运动的展开，在众声喧哗中，将诗歌的形式变革推向了风口浪尖。平仄、格律、押韵为主导的声音系统发生了崩塌，在不断的实践中，节奏作为一种诗歌的声音表达，逐渐浮出水面。可以说，诗歌与声音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断地被讨论却又极富争执的语境中。那么，对于当下诗歌而言，声音更是与刻意的形式追求相去甚远，颇具自律性。就这点而言，张枣的诗歌与声音之间饱含着丰润的关联性，他曾经说过，“诗歌内在气质肯定会被重新追求和注意，这就是它的音乐性。因为诗歌艺术是依赖于音乐性的艺术，他与散文不一样，实际上这依赖于诗人的才华，就是说，一个人是否有一种内在的生命的音乐性，这种节奏正好与诗歌的内在的音乐性发生关系，这是一个诗人的命运，所以诗歌最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诗歌不是散文。” ［2］因此，笔者读到张枣诗歌中所彰显出的哀鸣与急促等情感特征，通过句式、停顿、词的选择等包孕在情感与意象中的内在化节奏展开。
一、内在节奏的生成
在抒情性上，张枣比同时代其他诗人走得更远，在他少有的诗篇中，几乎从未远离过回望自我。他习惯于书写“我”，将“我”作为其表达的主人公形象，可以说，他一生的创作，都在呈现一种“我”式的抒情。《灯芯绒幸福的舞蹈》，“我看见的她，全是为我/而舞蹈，我没有注意”，“我看到自己软弱而且美，/我舞蹈，旋转不动”，“我的衣裳丝毫未改，/我的影子也热泪盈眶，/这一点，我和他理解不同。”诗篇从我的视线转向她，又返回自身，尽管他的诗歌中，在人称上极富变化，但无论是“你”、或者是“他（她）”，都旋转于“我”的视域中。于是，张枣的诗歌，便呈现出独具自我观照性的美学特征。就这一点而言，并不乏其例。如他的《杜鹃鸟》，“我看见你走进逻辑的晚期/分币和摆渡者在前面/我的背后有墙壁”，“你”的逻辑和选择，必将为我所看见，而又将我的心境隔离在有边界的空间中，于是，我与你之间有了一次决绝的对望。诚然，抒情性必然要指向自我，然而，大多数诗人在后期的创作中都尽量避开“我”，试图抽离出个体化的抒情方式，而自觉地走入以“他”为主体的表述中。从张枣的晚期创作，也能够看出他试图迈出自我的努力。但在超越的过程中，他却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摆脱自我，也因此，在他刻意的追逐中，难免仍留有个体化抒情的残迹。
对于诗歌，张枣喜欢言说，在他的语言表达中，从来都有一位聆听者，或是自己的朋友，或是自己。在四川外国语学院读书时，据柏桦的叙述，“他告诉我他一直在等待我的呼唤，终于我们互相听到了彼此交换的声音。诗歌在40公里之遥（四川外语学院与西南师范大学相距40公里）传递着他即将展开的风暴，那风暴将重新修正、创造、命名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的诗篇――奇迹、美和冒险。我失望的慢板逐渐加快，变为激烈的、令人产生解脱感的急板。”［3］在诗句的交汇中，两人彻夜长谈，柏桦也因为张枣渴望言说的急切而加快了情绪上的节奏。如此开放性的特质，使得张枣极容易打开自我，在文本中建立一种场景式的情感表达。1986年出国后，漂泊的境遇，使得诗人在语言的屏障中，失去了他诗歌可以言说的直接对象，那际遇必将是苦涩的。但从他的诗歌文本中，仍然显现着对话式的声线。诗歌《虹》中提到，“一个表达别人/只为表达自己的人，是病人；/一个表达别人/就像在表达自己的，是诗人”，张枣的抒情主体指向自我，然而，他所追求的却是“像”，而不是“为”。这是他内心的症结，也是他试图言说的表征。在隔膜的现实世界中，过往的欢聚，促发了他创作的激情，《秋天的戏剧》记录了与诗人柏桦之间的交往场景，《镜中》在与北岛的交流中得到了一次自我的确认，而《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则伸向历史文本。然而，诗歌语言的打开，在异域背景下，却似乎出现了堵塞。他告知自己，“因此我们的心要这样对待世界：/记下飞的，飞的不甜却是蜜/记下世界，好像它跃跃欲飞/飞的时候记下一个标点/流浪的酒边记下祖国和杨柳”（《我们的心要这样向世界打开》），两种生活背景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诗人情感开阖的界限，这界限却没有阻挡他短句中不断重复的急促。
正是抒情与言说，将张枣的诗歌推向了内在的节奏化层面。一方面，他在最初的创作中，便呈现出一种急促的声音，垂暮与下坠，构成其创作的主题。这种情绪化的因素，一直在他的身体里蔓延，从未终止。另一方面，渴望言说的欲望，预示着他的诗歌常常在表达上不断地寻找对话的可能，这种追寻，使得诗歌文本转向更为迅速的变奏体。这两方面，造成了张枣的诗歌在低沉的哀鸣中却不乏速度感。如果说陈东东的诗歌，复沓回环的吴歌之美，在音乐性上更接近于中国古典音乐，而张枣的楚音腔调里，他所使用诗歌，句式、停顿、标点符号等形式所彰显的节奏感，则横穿中西交汇的变调中，在声音的表述上更倾向于西方的音乐形式。1992年以后，张枣的诗歌创作明显有着练习曲的痕迹。他的《合唱队》，或《空白练习曲》，都将在音乐形式上推进自我的生命流动，站在中西文化的交叉口处。张枣想跳出自我，为那些字斟句酌的诗句寻找安放的一席空间，但因为用力，时常又会破坏诗歌的自然。但，无可否认的是，年仅48岁就离开人世的诗人张枣，已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不少值得珍藏的诗句。而这些诗句，又与他的生命一样，低沉而急促地流淌着，像疾驰的哀鸣之声，从意象与场景的叠加，以及元诗与词语的实践中，或许可以见得诗人在情绪上的节奏感。
二、 场景与意象的乐感叠加
“蝴蝶”、“星辰”、“雪花”、“” 等意象的重复，几乎都与生命的坠落感相关，在他的语意群落中，这些语词，无疑是一曲昭示瞬间即逝的哀歌。而“镜像”则成为言说的一种方式，在相对的视线中，为心里的发声提供可能。这两种意象不断地重复出现，叠加在他的生命样态中，几乎成了张枣诗歌创作中一闪即逝的风景线。也正是因为这些意象本身的短暂、虚幻，使得其诗歌在节奏上明显地带有低沉，却不失急促的音乐效果。以他的诗篇《深秋的故事》为例：
向深秋再走几日/我就会接受她震悚的背影/她开口说江南如一棵树/我眼前的景色便开始结果/开始迢递；呵，她所说的那种季候/仿佛正对着逆流而上的某个人/开花，并穿越信誓的拱桥
落下一片叶/就知道是甲子年/我身边的老人们/般升腾、坠地/情人们的地方蚕食其他的地方/她便说江南如她的发型/没有雨天，纸片就叠成了乳燕
而我渐渐登上了晴朗的梯子/诗行中有栏杆，我眼前的地图/开始凋零，收敛/我用手指清理着落花/一遍又一遍地叨念自己的名字，仿佛
那有着许多小石桥的江南/我哪天会经过，正如同/经过她寂静的耳畔/她的袖口藏着皎美的气候/而整个那地方/也会在她的脸上张望/也许我们不会惊动那些老人们/他们般升腾坠地/清晰并且芬芳
诗歌中那升腾而后下坠的，迟暮的老者之生命，交织在她皎美的面容中，浑然为一体。依然在我的视线中，依然在我所认知的人称变换中，“我”看到了与这季候相吻合的一种生命的瞬间感。整个诗篇，不断复现的“我身边的老人们/般升腾、坠地”，成了一抹无限延伸的镜像，透视着“我”的整体情绪。与这种短暂的生命感相连缀的，则是诗歌的句式。诗篇中，几个短句，与长句参差交错，格外突出。诗歌一开始，“向深秋再走几日”便昭示着向晚的情景，而第二节起，“落下一片叶/就知道是甲子年/我身边的老人们/般升腾，坠地”亦是较为短促的一组画面，诗人以极尽简练的笔触，勾勒那落叶残年之境，而第三节“开始凋零，收敛/我用手指清理着落花”，再现落花凋零的时间之短暂，第四节“而整个那地方”，“他们般升腾坠地/清晰并且芬芳”，便由始至终地还原了的凋谢与生命的下坠感。在这一场景中，文字显得极为紧致，缩短了情绪的延宕。而与之相反的是，另一场景，“我就会接受她震悚的背影/她开口说江南如一棵树/我眼前的景色便开始结果/开始迢递；呵，她所说的那种季候/仿佛正对着逆流而上的某个人/开花，并穿越信誓的拱桥”在“我”的视线里，情感更多的停留在“她”的身上，诗歌的延展由“她”而来，因此，与她交织的诗句便在呼吸上相对舒缓，“情人们的地方蚕食其他的地方/她便说江南如她的发型/没有雨天，纸片都叠成了乳燕”，诗句伸向了柔情的她世界，“一遍又一遍地叨念自己的名字，仿佛”，此处停顿，进入最后一节，便意味着那皎美只在“震悚”中停留，并最终与她口中的江南一同路过。可见，诗歌在长短句间，有不同的情景，也因而多了几分层次感。但两种情景，却最终归于“升腾坠地”的瞬间性。哀情中，平添了急促的滑落感。如果说《深秋的故事》，是他疾驰的哀鸣中一个侧影，那么，同样，在他早期的诗歌《星辰般的时刻》、《四月》或者《南岸第一次雪花》中，都能发现类似的声音表达。如《星辰般的时刻》，“我”与“你”形成不同的场景对照，“你”纠缠于我“洁白”的世界中，在“星辰般的时刻”，那些短小的句式，渗透着暴戾与血腥，融合于“我的洁白”，你“出世之前”“真实的石榴花”中。在形式上将这种表述发挥到极端的便是他早期的诗歌《危险的旅程》，“无声无声无声/更难忍更难忍更难忍”、“我要回去/回去”，“复仇复仇复仇/那是你在唱鸣”，不断地追问，重复又重复，急切的呼唤，使下坠的语词，轻盈而幽咽，与落叶、星辰、昙花一同消逝、跌落。词背后所彰显的是生命易逝的现实感，词语很迅速地掠过思绪，闪电般留下行将远去的痕迹。
1984年创作的《镜中》，几乎已被认定为张枣最优秀的作品之一。“镜”的意象，重复出现，尽管诗人钟鸣，将诗歌中的人称归纳为八种，分别是：“匿名之我(W) ；她(T) ；皇帝(H) ；镜中皇帝自身(JH) ；我皇帝(WH) ；镜中她自身(JT) ；.镜中她我(JTW) ；我自身(S)”，但“镜子”，在笔者看来，却更多地指向了“她”，和与之相呼应的诗人内心。关于与“镜子”相关的表达，不胜枚举，其中包括在张枣的诗歌《纪念日》中“只有你面视我/坐下，让地球走动/重复气温和零星小雨/也许，我们会成为雕像”，《苹果树林》中“你无法达到镜面的另一边/无法让两个对立的影子交际”，都不断地凸显，而这一场景同样出现在博尔赫斯的文本中。然而，短篇《另一个人》，或诗歌《诗艺》中，“有的时候，在暮色里一张脸/从镜子的深处向我们凝望；/艺术应当像那面镜子/显示出我们自己的脸相。”却是博尔赫斯分裂式的自我对照，无关乎他者，博尔赫斯试图在黑色的世界中寻找内视的可能。而张枣的镜像是女子的侧影，也仿佛是“我”与“他（她）”在心灵上的暗合，如一面心理镜像。《镜中》，“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此处的镜子成了温婉女子的象征，皇帝面前的娇羞，正指向了句式上的对照。张枣在使用“镜像”时，句子的排列已不再是重复，而构成了与镜子的语境相吻合的场景对照。于是才有了《虹》中“一个表达别人/只为表达自己的人，是病人；/一个表达别人/就像在表达自己的人，是诗人；”才有了《丽达与天鹅》中“可那与我相似的，皆与你相反。”才有了《苍蝇》中“你看，不，我看，黄昏来了。”以及《死亡的比喻》中“孩子对孩子坐着/死亡对孩子躺着/孩子对你站起。”《同行》中“从背面看我有宁静的背，微驼；/从正面看，我是坐着的燕子，/坐着翘着二郎腿的燕子。”在悖反的句式中，都打上了镜像的烙印。在渴求心灵对接的空间里，张枣的诗歌语言直抵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他哀凉地将黑色的伤痛感，铺在镜面上，以获得某种对照。可以说，《蝴蝶》一诗，则是张枣在多种意象和场景中，更大限度地完成了他所要凸显的疾驰的哀歌节奏。并置出现的两个人，在诗句的场景中旋转，“蝴蝶”至始至终贯穿诗篇，像一只蓝色的静物，“醉倒在我的胸前”。这跌落，似女子般伏在皇帝面前，最终还原为“一对款款的蝴蝶”，抑或“一对嗷嗷窃语的情侣”。“镜子”也不再割裂“我们”的距离，“所有镜子碰见我们都齐声尖叫”，这凄厉之美，与痛感一起淹没在诗人的身体语言中，滑落、且迅速地与这种感觉相碰撞。
三、 元诗与声音的实验
“写诗的人写诗，首先是因为，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他就不再会拒绝重复这种体验，他就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就像落进对麻醉剂或烈酒的依赖一样。一个处在对语言的这种依赖状态的人，我认为，就称之为诗人。” ［4］布罗茨基的表述，对于大部分诗人而言都适用，但张枣在语言上的依赖，已经远远超出个体的生命承受。书写，且不断地修改，寻找那个最恰当的词，来完成节奏上的平衡，已成为他创作的一种惯性。与其他诗人相比，张枣无疑是一位将诗歌作为技艺的诗人。他对于文字的锤炼度，远远超出其他诗人。正如柏桦所云，“他谈的最多的是诗歌中的场景（情景交融），戏剧化（故事化），语言的锤炼，一首诗微妙的底蕴以及一首诗普遍的真理性。” ［3］114就是这样，诗人张枣，从未摆脱对于词语本身的依赖，他始终将个体的生活世界，与词发生关联，无限地去发明汉语诗歌的词世界。
关于这一点，无法规避的是张枣的元诗观念。可以说，这一理念，一直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在复杂的汉诗语境中，张枣想要捕捉的是回归诗歌本身。他的诗论《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中着重强调了这一诗学命题。他说，“当代中西诗歌写作的关键特征是对语言本体的沉浸，也就是在诗歌的程序中让语言的物质实体获得具体的空间感并将其自身作为富于诗意的质量来确立。如此在诗歌方法论上就势必出现一种新的自我所指和抒情客观性 ――对写本身的觉悟会导向将抒情动作本身当做主题而这就会最直接展示诗的诗意性。这就使得诗歌变成了一种元诗歌’,或者说‘诗歌的形而上学’,即诗是关于诗本身的,诗的过程可以读作是显露写作者姿态,他的写作焦虑和他的方法论反思与辩解的过程。因而元诗常常首先追问如何能发明一种言说 ,并用它来打破萦绕人类的宇宙沉寂。”［5］诗歌回到诗歌自身，在张枣看来，是第三代诗人的诗文本特质，而这种特质无疑会通向在语言上的自律。
“诗歌的每一个言词似乎都在脱颖而出，它们本身在说话、在呼吸、在走动、在命令我的眼睛，我必须遵循这诗的律令、运筹和布局，多么不可思议的诗意啊，无限的心理的曲折、诡谲、简洁、练达，突然贯穿了、释然了，一年又一年，一地又一地，形象终于在某一刻进入了另一个幻美的形象的血肉之躯。”［3］116在元诗的统摄下，张枣在诗歌声音上所遵循的语言自律感，越来越强烈，在呼吸中聆听词的节奏感，是张枣在语言上做的最大的努力。就这点而言，从他的组诗当中，可以窥见一二。如其代表作《卡夫卡致菲利斯》：
我奇怪的肺朝向您的手，
像孔雀开屏，乞求着赞美。
您的影在钢琴架上颤抖，
朝向您的夜，我奇怪的肺。
诗歌开篇处，“M．B并非完全指马克斯?勃罗德，而是一个先于时代惟一认识卡夫卡价值的鉴赏者，一个先驱者后期效果的阐释者和证明人，新文学的传教士，生活中的知音。张枣通过卡夫卡所要寻找的便是这知音。” ［6］75，“奇怪的肺”，两次出现，是卡夫卡命定的一影面相。“肺”的出现，不免令人想到布鲁姆的一句话，即“诗歌是想象性文学的桂冠，因为它是一种预言性的形式。” ［7］卡夫卡与张枣之间，几乎形成了一种身体上的自然衔接。诗篇中，“我”成了卡夫卡的化身，痛感，在血腥的诗行中多了一重甜的味道。“肺”，这个字眼，统领了十四行组诗。
像圣人一刻都离不开神，
我时刻惦着我的孔雀肺。
我替它打开血腥的笼子，
去啊，我说，去贴近那颗心：
“我可否将您比作红玫瑰？”
屋里浮满枝叶，屏息注视。
依然是急切的呼唤，以独白的形式切入，在哀悯中，又多了对异性的追求，这种追求，与他在句式上悖谬的音乐特征相关，他渴望在心灵上得到一种神性的关怀，“去啊，我说，去贴近那颗心：”句子惯有的精炼，标点符号所加剧的停顿性，都突出了诗人内心的急迫心境，加剧了内在的速度感。
伤心的样子，人们都想走近他，
摸他。但是，谁这样想，谁就失去
了他。剧烈的狗吠打开了灌木。
在张枣的诗歌中，有统领的意象，亦有统领句子的节奏。如果说柏桦的诗歌，更平缓、节制。那么，张枣则明显与之不同，他的句子，都极为短促，标点的变幻，也极为丰富。在他诗歌中，一行句子，出现多个标点，不断地打断叙述话语，使词与词的间距变小，这无疑在节奏上推进了跳跃感在语言层上的速度。卡夫卡伤心的肺，所折射的是呼吸困难的情境，也因而，在表达上，诗人也希望将这一身体上的节奏性，通过语言的音乐感表述出来。
九组短诗，笔者无法一一赘述，但从精简的诗行中，张枣与卡夫卡之间的共通性，因为“肺”的某种预设，而穿梭在诗行速度的滑行中。悲哀的疾驰，一闪而过，张枣通过词的间隔，顿的呈现，表露了卡夫卡渴望异性的心理对话，渴求被理解却又怕接近的复杂心情，这也是笔者在文章最初所不断提到的，张枣渴望对话的一种借用。同样，《空白练习曲》也是张枣的一组重要代表诗作：
天色如晦。你，无法驾驶的否定。
可大地仍是宇宙娇娆而失手的镜子。
拉近某一点，他会应照你形骸的
三叶草，和同一道路中的另一条。
从来没有地方，没有风，只有变迁
栖居空间。没有手啊，只有余温。
因为《空白练习曲》，情绪的流动更为激烈，所以，相对难以把握。然而，不难看出，那镜子依然是“娇娆”的形态，诗人仍渴求寻找言说的契合点。将“我”幻化成了“你”，顺而又在“我”的独白中，走进“你”。全诗的基调，由上引的诗句而定。“天色如晦”，极为简洁的词，便昭示着内心的灰色与悲哀。“你”，一个停顿，将诗歌的声音抛离出文本，拉近了与对象之间的距离。“拉近某一点”，短暂而急切的表述，再次通过言语腾空了抒情主体的情绪。“从来没有地方，没有风，只有变迁”，两个“没有”，不断抵进空白的思绪，“只有变迁”，终于表露了诗人内心的孤寂与无奈，而“栖居空间”，以封闭的姿态包裹着心情，“没有手啊，只有余温”，又一个“没有……，只有……”句式，将内里的情结无限的放大、蔓延，呈现出一幅空寂的图景，“以纯粹声音之滑美构成形式力量来搏击意义的虚空。”［8］
四、结语
文中，笔者将视线集中于张枣诗歌中的意象与场景的叠加，以及元诗与声音的实验，从中打开诗性在声音中的呈现。至始至终，声音，都不是德里达意义上的物理性质，而指向的是诗人与现实、与情感之间发生的意义关联。就这一点而言，在论述中，张枣那一闪疾驰的哀鸣声，变得越来越清晰。他低沉地叙说内心的苦楚，又那样急迫地想追寻言说的对象。而时常，在某种意义上，这追寻又不是实指，也因此，文本显得极为空幻与虚无。钟鸣在《笼子里的鸟儿和外面的俄狄浦斯》中提到，“呼吸决定着语言节奏和音势这点，每个人的感触方式不一样。”［6］84的确，就声音的命题而言，好的诗歌文本所呈现的是完满的节奏感。早在1945年，钱谷融曾在《论节奏》中，着力并重申了这一问题，“历来中国文人的非常重视朗诵与高吟，就是想从声音之间，去求得文章的气貌与神味的。” ［9］30-31而“就个体言，气遍布于体内各部，深入于每一个细胞，浸透于每一条纤维。自其静而内蕴者言之则为性分，则为质素；自其动而外发者言之，即为脉搏，即为节奏”，［9］25文章极为透彻地指出，声音节奏与气息、情感，精神的关系，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诗歌的声音，已成为诗歌传统中一股不断延续且备受争议的精神命脉，回归这条线索，无疑会为汉语诗歌的发展开拓更为系统的研究路径。就这点而言，张枣的诗歌，必将成为这条线索中较为显著的个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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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文艺句子范文第4篇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他“未禄于代”，终身布衣，而史载其事也较少。后世的论者，对其思想的仕隐问题争论最剧。各家之说，异彩纷呈，互有轩轾，蔚为大观。笔者查阅了相关的论文，又检核《孟浩然集》中的诗篇，加以排比考证，以为前人之论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对一些重要材料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时间、空间及文人之间的关系；或是泛泛而论，止步于一鳞半爪的窥探；或是曲解诗意，以徇一家之言；而对孟浩然思想形成的原因，各家更是惜墨如金，涉笔绝少。笔者有感于此，乃撰本文，但求澄清一段史实，既以弥补前辈学者之缺憾，亦欲使贤者免受曲解唐突于将来而已。请从王维四首送别诗谈起——
（一）由王维诗略窥浩然的思想
《全唐诗》卷一二五载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门远，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缝春衣。置酒临长道（一作长安道，一作长亭送），同心与我违。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远树带行客，孤村（一作城）当落晖。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按陈铁民《王维年谱》以为潜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维开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济州，“故此诗当作于开元九年以前，姑系于开元九年”。(1)于是知此诗应早于《送孟六归襄阳》诗。
又《全唐诗》卷一二六载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诗云：“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一作地），万里一归人。知尔不能荐，羞称（一作为）献纳臣！”按《王维年谱》记天宝元年维在长安，转左补阙，即诗中所谓“献纳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九载丘为天宝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诗于天宝元年。(2)
又《全唐诗》同卷同页载王维《送严秀才还蜀》诗曰：“宁亲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贤甥。别路经花县，还乡入锦城。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按，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及陈铁民《王维年谱》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暂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伤大体。
又，《全唐诗》同卷一二七三页载《送孟六归襄阳》诗：“杜门不欲（一作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一作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并无争议。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据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按前二首与第四首王维作无疑，第三首《全唐诗》又收入张子容诗卷，误，陈铁民《王维新论·王维年谱》有考。(3)由摩诘的两首送别诗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王维对綦毋潜、丘为及严秀才实有黾勉策进心，对孟浩然则有规隐劝归意。即如前三首诗所言，隐于圣代，不是英才所应做的，东山采薇的隐者，也应当出为世用。綦毋潜、丘为与严秀才的京师之行，就是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对策暂时不合于当政者的口味，尽管如此，其谋略定有见用的时候，只是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而已。在这里，他对綦毋潜、丘为等的同情与内心的惭愧都是很浓郁的；遣词措句间，要么劝友人再举，要么劝友人献赋，策励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诗则称浩然有杜门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归里隐居，进士举固然不当再参预，即使献赋的念头，也应该断绝。规劝之心袒露无遗。
摩诘固然是綦毋潜、丘为、严秀才等人的知音，难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吗？若然，则其诗中所言必有深意，因为从《送綦毋潜落第还乡》《送丘为落第归江东》等诗即可看出，摩诘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虑，是不肯劝英才归隐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隐思想从摩诘诗中是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呢？请先论王孟二人的关系。
关于王孟的关系，《孟浩然集序》《诗林广记》《北梦琐言》《皮子文薮》《韵语阳秋》等书中皆有记载，二人的赠答诗中也有反映。笔者据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对孟的诗文、品行显然也是十分嘉许和崇仰的。”顷见陈铁民先生关于此节之论述甚详，故略之，读者可参。又按《韵语阳秋》卷第十四《襄阳孟公马上吟诗图》记《留别王维》曰：“孟君当开元天宝之际，诗名籍甚，一游长安，右丞倾盖延誉。或云右丞见其胜己，不能荐于天子，因坎轲而终，故襄阳别右丞诗云''''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果如其言，那么王维的气量也未免太狭小了些罢，这岂不是要见笑于当时的士林吗？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则当如前文所言，摩诘对浩然的规劝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别王维》诗：“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以文意的连属揣度也当作于《送孟六归襄阳》之先，实临别赠答之作。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时间应在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当时孟浩然考场失意正拟还乡。考察摩诘诗的立意，应该是针对着不无牢骚意味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一联而发的。然而摩诘谓浩然“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其中的缘由，又断不止于针对这一联。无奈其中情由又不可凭借确实的史料一一考知，暂举孟浩然《京还留别张维》诗（卷三）作一粗证。
《京还留别张维》诗曰：“拂衣去何处？高枕南山南。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故潭。”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六年。“五斗禄”，当是用陶潜事。“七不堪”，语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约言康自表不宜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卧喜晚起”，行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与俗人共事等。(4)浩然用这些典故，事实上已经隐隐道出自己的品性与行为是与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说不能中举，无人推荐，即使这等事情如愿以偿，浩然是否肯混迹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缰利锁，甘为卑贱的州县府尉，也还是一个不容妄下断语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这儿不妨姑且设下一个假说：王孟素日交游晏谈，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负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其间，浩然或许不时流露出倾慕庞德公(5)鹿门归隐的心迹，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处，晏谈举止之间，摩诘已经知道浩然空有鸿鹄之志，终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当其失意于场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趋瓦解，摩诘因而有“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之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设假说，固然不可考证，然而揆诸情理，并参以浩然落第后的诗篇，料无大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证王孟的关系及王对孟的态度观之，在落第还乡前后孟浩然归隐的心思已然凌驾于功名仕进心之上，只是二者仍处于苦苦的纠缠之中。在此，笔者以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当是自来有之，只是陷于种种羁縻，尚不能决然归隐；而受挫于科场适足以激发和强化这种思想，从而绝意于仕途。兹将所见到的材料罗列于后，并试加浅析琐论，请读者明鉴。
（二）由“王序”及李白赠诗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又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寘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此事也见于《新唐书·文艺传》。
又云：“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师，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皆无传。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践止恒岳……天宝四载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又云：“士源他时尝笔赞之曰：''''导漾挺灵，是生楚英。浩然清发，亦其自名。''''”又韦绦《〈孟浩然集〉重序》记：“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又《新唐书·艺文志》载：“《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别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与浩然同时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隐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说是对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对于浩然的评论固然难脱过誉之虞，然细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谓的虚美之辞。如所云浩然“学不为儒”、“文不为仕”，以浩然刹羽于科场就可以得到一个旁证。而且，宋陈师道《后村诗话》也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又宋严羽《沧浪诗话》亦载：“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6)由是可见，士源的说法是不无根据的。
至于韩朝宗引谒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孟浩然》条；浩然诗中也曾谈及，后文将论，此不赘述。如此仕进良机，浩然竟率尔以宴酣为由弃如敝屣，在别人看来尚且觉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却以为不值得后悔，那么学者关于孟浩然对功名仕进素怀殷殷热望的论述，难道不是恰好得到一个有力的驳证吗？由此就能够看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是十分浓重的。
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从其诗友酬赠的诗文中更可考见。前举王摩诘诗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赠孟浩然》诗尤不可不举。
《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全集》卷之九《古近体诗共四十三首》载此诗。按，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列此诗于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条下曰：“赠孟浩然诗云：''''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时当在浩然自京放还之后。”詹锳先生的系年虽未能确证此诗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开元二十七年浩然正卧疾在襄阳的家中，故李白此诗可谓盖棺之论
太白赠浩然诗今天所能见到的凡六首，列酬赠浩然之冠，而此诗最负盛名。诗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脱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饰之风，然其对“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长者怎敢敷衍虚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岂肯为此虚美之词？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赞浩然隐逸的高节，或许正是由于凭着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感而觉得浩然确实如此的缘故，因而其诗中言论的可信性远胜于时贤以个别诗句为依据的议论，这一点应是无疑的。况摩诘、士源等人均有相类似的议论，难道与浩然同时代的贤者所见、所闻、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学者基于推理的见解更显得深鉴明察吗？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诗歌并参证了有关其行藏事迹的旧考及其诗友的往来酬赠之作，意在论证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谓的“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下文即通过对浩然的诗篇的诠解及与这些诗篇有关的生平事迹的考订来更细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隐思想。
（三）由孟诗及有关事迹的考订分析其仕隐思想
当今学者探讨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为他的文赋没有流传下来，他行藏的事迹史载也较为简略，故而多转取其诗为证。常见的，不外以下数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园作》（同上）《岁暮归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卷二）《临洞庭》（卷三）《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荆门上张丞相》（卷二）《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卷一）《陪张丞相登当阳楼》（卷三）等等。
上列诸诗，诗意不难索解。从中固然可以寻绎到孟浩然不遇的忧愤，既遇的欣喜，羁旅的郁闷，乡关不见的愁绪，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临洞庭》中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中的“犹怜未调者，白首未登科”，《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都是如有怀才不遇的怨悱，却也不妨视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闲言。这几句诗或者另有难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将有关涉，暂置不论。
考其系年，知《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时年四十八岁，《岁暮归南山》诗则作于开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当时四十岁，在长安或者刚由长安返回南园。(7)又考韩朝宗举荐浩然当在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时年四十六岁(8)；有必要补证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赠韩朝宗诗三首：《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云：“郡守虚陈榻，林间召楚材。山川祈雨毕，云物喜晴开。抗礼准缝掖，临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谁荐和羹梅？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沧洲趣不远，何必问蓬莱！”按，“沧洲”，谢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谐沧洲趣。”吕延济注：“沧洲，洲名，隐者所居。”(9)由诗意推演，大约是朝宗欲荐浩然，而浩然却婉言相拒，朝宗不顾其婉拒而一意力荐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吗？因暂无其它材料佐证，更无反证可以用来它，故姑置此论。无论这种猜测与事实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荐举终归是铁定的事实。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诗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须知音援引方才满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为韩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吗？考《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无才惭孺子，千里愧同声。”又考《和于判官登万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韩公》末云：“因声寄流水，善听在知音。”两诗中“韩使君”与“洪府都督韩公”皆指韩朝宗而言。由此可证浩然与朝宗一直交好，并推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约定之后，二人关系仍很融洽。既然是这样，那么浩然不肯让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为什么呢？在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就是浩然已经放弃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岁暮归南山》诗显然是在抒发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很明显据此并不能说明浩然仍眷恋着仕途，故对此诗不拟多论。《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论者以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笔者以为不然。昔日朝宗欲举荐浩然，浩然并未与他同去长安(10)。孟浩然的这一行为又怎是仅以“好乐忘名”四字便能解释得清的呢？可能的情况大约是这样的：浩然自落第还乡之后，功名仕进之心益淡，虽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怀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当朝宗欲荐浩然于朝廷时，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闲居而无心于仕途，然而长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断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观李密《陈情表》即知此事关系甚大）？百计难施之际，被迫出此下策：以饮乐婉辞朝宗的举荐。这样一来，开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浩然怎么会不深知呢？而朝宗终于没有深责浩然，依然与他交好如故（见前举诗即可知），这里面难道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细细推来，恐怕就应当是浩然已屏弃了仕进之心。
至开元二十四年春，浩然为《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其中有“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之语，则应当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谓的犹未摒弃仕进之志呢？又不妨考《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的全貌：“万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鹢舟随雁泊，江水共星罗。已救田家旱，仍怜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举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全诗之眼，端在“逸兴”二字，格调于此已定。“不调”，语见东方朔《七谏·哀命》：”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王逸注曰：”调，和也。言人不论世之贪浊而高举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见憎于众也。“(11)可见浩然正欲用这个典故鸣其孤芳自赏、”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兴“生发的由头，与全诗基调不悖。
同年秋，浩然为《临洞庭》诗，无非是为了求得知己的叹赏而并无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谓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临洞庭》诗对这一点加以翔论。诗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诗《文苑英华》又题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12)。时九龄在京为中书令，故浩然此诗有叙旧谈今之意。诗的前二联大约言兴感的缘由，见湖水煊赫之势而缘景入情。颈联窃以为当是感怀往日的不济，时至今日仍然感觉到困顿于科场的耻辱。尾联应为谈论当下的心境，即”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至于”退而结网“，早已如同隔日黄花过眼烟云，不复为虑了！退而言之，《临洞庭》诗倘若果然像论者所说的那样为求援引而作，则浩然于开元二十二年即已尽销是虑，又何苦迁延至眼下呢？
又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以引非其人受谗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为诗多首与九龄相酬唱，其中有《荆门上张丞相》诗有云：“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诗用“徐孺榻”、“李膺杯”二典，隐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龄客座上的嘉宾，性情中的知己，与从政与否似乎无甚牵涉。
考《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穉传》：“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考《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传》载：“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性简亢，无所交结。……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这里正是用陈蕃、李膺暗喻九龄，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龄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闲的僚属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机会与其知己好友九龄宴饮游乐以驰骋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诗不但不足以论证浩然入仕之心的浓重，反而正足以证明浩然轻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间雅会逸兴的挥抒。
又，《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诗云：“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畋。……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公”典出《诗经·秦风·驷铁》：“公之媚子，从公于狩。”郑玄笺曰：“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合和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13)此诗表明浩然并非乐于居九龄幕府而随从他田猎，而是感怀九龄好贤重义的深情厚谊，遂云“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既讲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隐约透露出其入九龄幕府的真正缘由。至于欢快自豪之情，则似乎与诗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论者的傅会罢？又，《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秋园一竖儒。”按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当时浩然在九龄幕中(14)。所引诗句更明言其羞与府僚之属为伍，难道竟因为九龄的缘故而忽然改变了自己素来的志趣吗？
若“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15)，也可证明浩然遭际知己的欢畅，而并不能证明浩然入仕途的快乐。读者或者以为“遇知己”则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乡忧”了。果真如此吗？今考何所谓“越乡忧”即可知道，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
考浩然入越之行当在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时落第离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阳去往吴越。至开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历吴越；迄开元二十一年绕经湘水凭吊屈子，同年仲夏始归家。(16)陈铁民先生则以为浩然入越之行当在久滞洛阳后、开元十六年进京赴举前，“估计当在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17)然由《自洛之越》诗可略证此说恐不确切。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披寻诗旨，知浩然此时对功名利禄应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诗似应作于历尽求谒、科考及献赋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吴越所作诸诗，也已明言其已无心于仕路，后文将备论，此不具陈。据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对功名利禄已然心灰意冷，那么为何在吴越行后却反而又入长安应进士举呢？对此最贴切的解释恐怕就应是：浩然游历吴越当在其入长安应举之后，即在开元十七年前后。
依据前论，浩然淹滞越中凡三载，其间作诗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卷四）《宿天台桐柏观》（卷一）《经七里滩》（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卷四）《久滞越中赠谢南池回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诸诗，皆折射出浩然在吴越时的情感。若《经七里滩》《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宿天台桐柏观》三首，均表现浩然超脱俗情的快意，无所谓“越乡忧”。及《宿建得江》，也不过是一般游子触景生情的乡思的流露罢了，不关仕隐。如《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约略流露出一缕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问，试析如下：
《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诗曰：“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昔云翳，问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考浩然入越时间略知此诗约作于开元十九年，大致是叙述倦旅怀乡、访旧惜才之意，所应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与“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二联。根据诗意，谢南池、贺少府二君当时正隐居于若耶溪一带，而其人素为圣主所宝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隐退而后者淹滞于秦稽，个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阙”的原因，实际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谐，遗憾没有知音的赏识，而并非冀望于来日的荣显，也无非是寻个兴叹之由罢了。至于所谓“越乡忧”，多半也是乡旅之愁、思念知己旧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时贤所说的那样，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可为补证。
《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曰：“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寻。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按，“魏阙”，典出《庄子·杂篇·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陈鼓应先生注曰：“魏阙，宫殿之门，荣华富贵的象征。”引文大致是说魏牟虽有岩穴之志，但又抛舍不开眼前的富贵荣华。浩然用此典，言“无复子牟心”，其中含义，恐不必笔者费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罢。又，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八年，与前诗作成之日相去不远，故由此诗可略证前诗的本意。又，开元二十年浩然有《岁暮海上作》诗，也可为证。
《岁暮海上作》诗云：“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为问乘槎人，沧州复何在？”别的诗句且不说，只“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一联即已足够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隐逸邀名以达荣显之途。由这首诗也能够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怀魏阙”来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远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开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门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园眇天末，良朋在朝端。迟尔同携手，何时方挂冠？”这几句诗大体是说：“望也望不见，故园渺茫在遥远的天边；想也想不着，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着与你们携手，同游在这壮美的山水间；你们何时才挂冠归隐于林泉？”在这首诗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挂冠归隐，以便与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时仍然“未能忘魏阙”怀揣荣贵之念，则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罢！由此可知，对浩然在吴越所作的诗篇里所用的“魏阙”二字，断不可莽撞处之。
《泛舟经湖海》诗云：“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逗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已回翔。”此诗也有思归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两联。“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由“观涛”句推度，当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这是显而易见的。说者用此句论证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对诗意恐怕不免有点歧解罢？
由上列诸证可见，“越乡忧”并不是由于仕显之志难以实现而发，而是由于久客他乡，故人相违，旧思乡愁时至而兴。而“越乡忧”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临当阳楼时的心情。“越乡忧”既作如是解，则不但“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说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吴越期间即已完全摒除了仕进的念头也可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据。笔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乡忧”，并不仅仅是为了详尽地证明一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更是因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在吴越之行期间表露出来的尤其的多；而且，当时浩然的思想正处于转变的末期，故而此时的诗篇是考辨其仕隐思想者断断不可轻忽而尤其应当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诗歌流传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18)，多记隐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应举求仕等事情。上文所举论的，大多是学者素有讼议的篇什，至于显言隐逸的诗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读者可以自行检阅，是不必饶墨即可明鉴的，不论。前面的论述，似乎有“只驳不立”的嫌疑，但笔者的初衷，断不在于“驳，而恰在于“立”，只是为了议论得更精审并且俭省无谓的笔墨，从而选择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经细致地思辨确实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的诗歌加以论证探讨。
前文所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所论起自浩然赴京应试不第之后。考浩然思想的转变，在《京还留别新丰诸友》诗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诗云：“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远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是时浩然在长安应举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别王维》和《京还赠张维》等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揣摩诗意，则易知落第还乡事当为孟浩然仕隐思想转变的一重要分水岭。其前，浩然固有隐逸之思，然而犹未尽弃仕进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渐悉摈功名心，唯以隐逸游乐宴饮为趣。后者前文已备述，而关于其前期的论述，笔者以为“前人之述备矣”，故不赘论。笔者认为，赴京应举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鸿鹄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实处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固然不是时贤囿于对某些成见的机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证于《孟浩然集》和与其相关的言行事迹以及时人的诗文酬酢，确乎是无可怀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难道没有因由吗？请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然而笔者以为盛唐士子多喜隐逸于山泽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尤不可轻忽。考诸各类记载，士子隐逸林泉的风气，以后汉、东晋、南朝及唐为最盛。如后汉，因为豪强地主势力倾盖一时，又兼宦官、外戚专权跋扈，党锢之祸兴起，故而世间洁身自好的贤士，常避处渊薮；至东晋、南朝则官贪，且征伐更替不绝如缕，恰佛教又兴盛，于是重节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词藏山匿野。然而时至李唐，尤其是正当盛唐之际，百弊尽扫，风气日开，大有海晏河清的气象，时号“圣代”，为什么隐逸之风却又复兴如斯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当在于科举之崇（其中又牵扯世庶之争的形势）及佛道之兴，也不可抹杀后汉、魏晋南朝的影响，这三者又不可“条分缕析”，因为其枝条芜蔓缠绕并不能遽尔扯断，姑且综论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举取士。开元之世，科举尤其成为庶族跻身朝堂、提高地位声望的重要门径，由是士子读书之风大兴。考《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杂记》条云：“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傅璇琮先生论之曰：“盖唐代士子，为应科试，多读书于山林寺观，以习举业，此乃一代风气。”(19)长此熏陶渐染，士子的隐逸思想不自觉间即已成为定势。笔者览《唐才子传》《新唐书·隐逸传》和唐人的诗文及宋人有关笔记，屡见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泽之思，其尤甚者，若阎防、王维，虽然中了进士举，这种隐逸之心还是没有泯灭，如《新唐书·隐逸传》《唐才子传》等籍均载贺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时人方之赤松子”(20)，于是乞骸骨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载杜少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句子，可见忧国忧民如老杜者，也难尽弃归隐山林之念。为省笔墨，别的事例就暂且不再列举。由此可见，盛唐之世，隐逸风行，确实是有明证的，而时人也大多以此相标榜，这从唐代的诗文中是可以窥见的。考孟浩然的诗歌及生平，知其早年也曾隐居读书，且多与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诗中有“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之句。按“无生理”即佛理。则浩然所受隐逸思想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又，唐代进士阶层渐成气候，对于世族豪门已经产生较为显著的威胁，二者遂成为李唐统治集团中对立的阶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当玄宗朝，此二阶层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陈寅恪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进士阶层已稳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议，世族豪门仍居主导。(21)故当盛唐之世，进士阶层虽享清誉，在仕途则多压抑迁徙、昂藏沦落之人，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玄宗赐九龄白羽扇”条载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事：张九龄在相位，屡有诤谏，林甫疾之，每进谗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见九龄；一次，正当秋寒时节，“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诗》卷四十八也载有九龄《咏燕》诗，只是”蹇”字作”暂”，无其它区别。由九龄诗知其自言出身微贱，不能与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较高下；声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龄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余庶子。这难道不是世族豪门仍居主导而进士阶层犹未得舒展的明证吗？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一载《古歌行》有”高皇旧臣多富贵”、”洛阳少年莫论事”等句；同卷又载《别韦参军》诗，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二诗皆作于开元十一年前后。这两首诗曲讽直陈了开元年间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证前论非虚。又考新旧《唐书》《唐才子传》诸书，更可明确地知道这不是无稽的妄说。故此士子常生远世以避祸或归隐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头。
又，李唐的时代与后汉、魏晋、南北朝相距不远，士子学为诗文常取法乎彼，无庸多论。在学诗摹文的同时，他们也在不自觉间仰慕古人处世行藏的态度，仔细想来，也并非无稽的悬揣。且后汉、魏晋、南北朝重名节、轻仕进的风气流播之广、影响之深，又不止于诗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处遗踪等，则不是本文所欲论证的。古人论浩然诗，以为其诗祖建安而法渊明，浩然诗中也有”余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的句子，这大概可以勉强作为唐代诗人受后汉魏晋南朝影响很深的一个例证罢。
愚观《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汉书》《晋书》《高士传》（晋皇甫谧撰）《世说新语》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厌俗务，不重于入世干禄，而乐于养德修身。这难道不是当时士子较为平常的心态吗？莫非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竟为李唐一代士子仕隐思想的典型化的缩影？由于笔者对此仅有一个较感性的认识，所见到的材料也还远未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对此问题还不能作出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姑录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隐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见到。而孟浩然仕隐思想的形成也与其读书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前文已经涉论，细读即能发现，不赘。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阐明孟浩然虽然生活在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但其思想却一直偏重于归隐林泉，赴京应举前尚有经邦济世的志向，其后则逐渐完完全全地放弃了这种出世的理想。对于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笔者论且及此。然而其中悬而未决的疑问，显然还有很多，请待他日再论。
附注:
(1)见《王维年谱》,载陈铁民《王维新论》。
(2)参《王维年谱》及《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皆载于陈铁民《王维新论》。
(3)参《王维年谱》的有关考订，载陈铁民《王维新论》，也可以参见李嘉言《古诗初探·全唐诗校读法》。
(4）(11)（13）转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隐鹿门山，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三《庞德传》。
(6)以上诗话皆转引自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
(7)考见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8)说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陈铁民先生关于此事之考订。
(9)转引自徐鹏《〈孟浩然集〉校注》。
(10)有的论者认为浩然与朝宗确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乐，因其实质无甚差别，故不考辩。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2)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4)此据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诗”宋大使”注条及其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15)《陪张丞相登嵩阳楼》，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此据徐鹏《孟浩然诗纪年》。关于孟浩然诗作和生平的纪年，因史料的关系，各家均不能有确切的定说，因而争议很大，笔者暂取徐鹏先生之说，间以自己的简略考订，读者可参王辉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谱》，载《荆门大学学报》198第期至第期；又可参阅王辉斌的《一种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谱--徐鹏〈孟浩然作品系年〉辩误》，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3期。
(17)《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载陈铁民《王维新论》附录。
(18)各版本所载首数悬殊，今不具论。
(19)此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阎防》条。
(20)此句转录自《〈唐才子传〉校笺》，语本《全唐文》。
(21)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岑仲勉《隋唐史》。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阐明的，当以专文论之，今不具陈。
援引或参阅借鉴书目：
《〈孟浩然集〉校注》（唐）孟浩然著徐鹏校注人民文学版
《〈唐才子传〉校笺》（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中华书局版
《唐人行第录》岑仲勉著上海古籍版
《北梦琐言》（宋）孙光宪撰中华书局版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版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版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著（清）王琦注中华书局版
《李白诗文系年》詹锳著人民文学版
《唐摭言》（五代）王定宝撰上海古籍版
《韵语阳秋》（南宋）葛立方撰上海古籍影印本
《〈唐才子传〉校注》（元）辛文房撰孙映逵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撰上海古籍版
《隋唐史》岑仲勉撰中华书局版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版
《王维新论》陈铁民著北师大出版社版
《全唐诗》中华书局版
《中国史纲要》主编人民出版社版
《诗国与盛唐文化》葛晓音著北大出版社版
《〈孟浩然诗集〉校注》（唐）孟浩然著李景白校注巴蜀出版社版
《〈王右丞集〉笺注》（唐）王维著（清）赵殿成笺注中华书局版
《〈庄子〉今注今译》（战国）庄周撰陈鼓应注译中华书局版
《明皇杂录》（唐）郑处诲撰中华书局版
《高适诗编年笺注》（唐）高适著刘开扬笺注中华书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