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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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缙敏对范文第1篇
解缙敏对范文第2篇
胃底贲门癌发病率和病死率均较高，超声诊断技术经济、方便、无创伤、实时、动态、不易受客观条件与病情发展阶段的限制，弥补历年来X线钡餐造影和内镜检查之不足，对胃底贲门癌具有特殊的声像图表现和特殊的诊断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选取经手术或胃镜活检证实的胃底贲门癌25例，其中男性18例，女性7例，年龄38～90岁，平均年龄64岁。主要症状为胸骨后不适、吞咽困难、上腹痛、呕血、黑便、纳差、消瘦等。病理证实胃底贲门腺癌19例，粘液细胞癌4例，髓样癌2例。其中1例合并胃体中段印戒细胞癌、1例合并胃窦腺癌。
1.2 检查技术：采用PHILIPS HD-11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3.5～5.0MHz，不满意 者再配合7.5～10MHz探头仔细观察。患者取仰卧位、右侧卧位为主，辅以坐位、左侧卧位、胸膝卧位。首先常规检查，如无禁忌者（如胃肠穿孔、急性胃扩张、肠梗阻等）一般病人则常规饮水或口服胃肠超声造影剂后按胃标准切面进行扫查。
2 结果
2.1 胃底贲门癌原发灶的超声表现
2.1.1 贲门胃底壁增厚：本组病例均有贲门和胃底壁不同程度、不规则弥漫性增厚10～50mm，增厚20mm以上者24例。局部显示溃疡斑者11例，最大溃疡直径19mm。贲门区前后壁均受累，致二者之间的夹角扩大，甚至消失并形成“反突”。增厚处多呈低或等回声，内腔偏移，全周性增厚者贲门短轴切面呈“靶环征”。[1]
2.1.2 低回声或等回声肿块:病理分型及声像图表现：可分为结节型、浸润型、溃疡型。本组结节型8例为不规则伞型肿块向腔内突出，同时向周围及深部扩散；浸润型14例，管腔呈全周规则或不规则性增厚，病变范围较广，常向上延至腹段食管，向下侵及胃底体部，局部管腔狭窄，液体通过困难；溃疡型3例，肿瘤表面有凹陷或溃疡斑。
2.1.3 贲门周围受侵：本组11例，癌肿最常侵犯食管下段8例，表现为食管下段管壁不规则增厚达6mm以上，回声减低，管腔呈偏心性狭窄；贲门癌侵及胃体小弯6例，本资料中胃底贲门癌直接侵犯邻近脏器，肝左叶3例，胰腺1例，腹主动脉1例。
2.1.4 远隔转移：肝内转移2例，心包转移1例，左侧肾上腺转移1例，腹膜转移3例，阑尾转移1例，盆腔转移1例。
2.2 淋巴转移的超声征象：淋巴结直径超过10mm 12例，多为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内回声呈低回声且不均匀，中心强回声髓质消失或变窄、偏心，皮质回声不对称增厚，85％转移淋巴结的L/T0.7[2] 。分别分布于肝胃韧带、腹腔动脉周围 、腹主动脉旁、纵隔内、锁骨上窝等。其中1例为多个肿大淋巴结融合成33mm×50mm的肿块。
3 讨论
3.1 胃底贲门部正常结构：位于肝脏左外侧侧叶后下方，长轴图为一上下大的喇叭形结构。该结构如同鸟嘴，故称为“鸟嘴征”[3]。该结构为贲门及其周围（包括食管末端，贲门和胃底体部分）的长轴图像。短轴图像上贲门的食管端为一靶环样结构，中心的强回声为管腔及内容物和粘膜的界面回声，中层的弱回声为贲门壁肌层回声，外周的强回声为浆膜及其周围组织界面的复合回声，继续向左寻找便是胃底。据彭卫军等[4]报导，在饮用100ml水之后，胃底平均厚度为（0.17±0.06）cm，而胃、食管交界处平均厚度为（0.53±0.10）cm，这是由于小网膜囊远端食管纤维和膈筋膜在此融合而成。
3.2 均匀有回声型胃造影剂充盈，对胃底贲门部病变检查的价值：这类造影剂充盈胃肠腔声像图上产生均匀的类似实体组织的较强回声界面，消除了胃腔的气体及粘液干扰，与胃肠壁及肝胆脾胰之间产生明显的对比效应。清晰显示胃壁层的结从而使胃腔内产生最佳的声学造影效果，且不产生胃腔壁后方增减效应、混响效应及衰减现象等超声伪像。
使用均匀型回声造影剂进行胃底贲门部病变及检查有以下特点：消除声学伪像和胃肠腔内气体干扰效果好；对胃肠粘膜下病变具有较好的分辨力，可弥补X线钡餐造影和胃镜仅能显示粘膜病变的不足，明显提高了胃肠病变诊断的准确率，为诊断胃肠病变增加了一种新的理想检查方法；在正常组织与病灶之间产生明显对比界面明显提高病变显示率；在胃肠内停留时间较长，操作者有充足时间仔细扫查；通过胃超声窗对胃周围器官及其病变淋巴结等显示明显提高，对胃外结构显示清楚，有利于病变的诊断和分期。
3.3 胃底贲门癌的超声表现特征及鉴别诊断：
3.3.1 慢性胃炎：胃黏膜多为轻度弥漫性均匀性增厚，胃黏膜连续良性完整。胃壁层次清晰曲度仍然柔和。
3.3.2 胃溃疡：溃疡规则，直径常
3.3.3 胃底静脉曲张症：胃壁粘膜下显示突入胃腔内的大小不一呈蜂窝状肿物，彩超可见内部有低速连续的静脉血流信号，并常伴有肝硬化、门脉高压超声表现。
胃底贲门部病变有其复杂性，超声作为钡餐和胃镜的补充检查方法，不仅能了解病变局部情况，还可以观察周围结构及远处转移情况，对于病情的评估，治疗方案的确定有重要意义。通过开展胃肠超声，进一步拓宽超声工作领域，扩大视野，减少了漏诊。
参考文献
[1] 陈敏华.消化系疾病超声学, 北京出版社.2002,304
[2] 傅先水, 唐杰, 苏莉, 等.彩色多普勒显像在浅表淋巴结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2003,12（7）:420-422
解缙敏对范文第3篇
关键词：胡氏古民居；南宅子；建筑彩画；保护修复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9-0166-02
古人对彩画在建筑中的作用说法是相当多的，概括的说，彩画是通过各种不同功能性质的建筑的装饰，来满足使用要求，体现建筑的等级，以适合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礼教制度及文化传统。由于古建筑彩画本身的内部结构、制作工艺和外部环境因素共同导致其劣变风化，形成了多种病害，对彩画保存造成威胁，如何使残留至今的彩画保存下来，并对已有各类病害的彩画进行保护修复，是个十分重要的工作。本文仅介绍对胡氏古民居建筑――南宅子彩画的病害成因及保护修复的研究和实践。
一、背景资料介绍
胡氏古民居――南宅子始建于明万历十七（公元1589）年，是明嘉靖三十七年秦州举人、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胡来缙的私宅。由12个四合院、78座单体建筑组合而成。各院甬道相连，高低错落，排列有序。院内主体建筑均为明代所建。南宅子建筑设计精致、布局严谨，是研究我国西北地区明清古民居建筑的重要实例。2001年6月25日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彩画保存现状
2012年3月，天水市博物馆对南宅子建筑彩画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部分建筑构件上仍保留有大量明清时期彩画，其中以南宅子大门、桂馥院前正厅、杨家楼二楼厅房、槐荫院后正厅及西厢房外檐、梁架均保存较好。然而，南宅子历经沧桑，在四百年的变迁中，室外建筑构件彩画因风雨侵蚀自然风化。室内梁架彩画因人为的生活取暖造成油烟污染，常年积尘，加之鼠蚁虫害，彩画破坏较为严重，保存状况不容乐观。主要病害包括：油烟污损、裂隙、龟裂、起翘、颜料剥落、变色、积尘等。目前各种病害交错叠加，病害面积达300余平方米，且仍有加剧的趋势，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三、保护修复原则
彩画对古建筑最直接的作用而言，一是对木构件起到保护作用；二是对建筑起到装饰美化作用。保护修复应具备以下原则：保持历史真实性和展示艺术美感相结合的原则，要尽可能多的保留彩画现状和原有结构，只在最有必要的地方实施干预，阻止或消除彩画的病变。保护部位所采用的材料与工艺，最好与原材料、原工艺相同，但应该保证所修复部位的可识别性，一定要能看出哪些部位是原始的，哪些部位是修复的，以便人们正确认识文物的信息。同时，也不能因为要确保这种可识别性而破坏整体艺术品的观赏性和完整性，应做到远看一致、近观有别。
四、保护修复的具体过程
（一）分析检测
分析检测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建筑彩画制作材料和工艺、颜料层厚度、重层彩画、颜料成分与原始地仗材料等。通过分析数据，科学有效的指导保护修复工作。
（二）清理除尘
除尘通常采用化学方法和机械方法相结合使用。表面浮尘通常会和彩画层混在一起，对于彩画保存状况较好且颜料层与地仗层结合紧密的部位除尘时用刷子轻刷。对于粉化、酥解、起翘的部位进行预加固活回帖后在进行除尘。
（三）预加固
通过剖面分析发现南宅子彩画仅有一层彩绘层，厚度较为均匀，可以确定制作工艺为单披灰地仗。同时由于受时间、环境和彩画自身结构的相互影响，地仗和彩画颜料层中的粘合剂会不同程度丧失其作用力，最后造成地仗和彩画层的脱落。因此在后期的清洗可能会导致彩绘层的进一步脱落，因此对其加固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加固剂选用渗透性良好、可逆、抗老化能力强，对木构件无害的5%B72。
（四）清洗
清洗前要做局部试验，由于南宅子彩画表面已被油烟严重覆盖，因此对油烟的清洗是保护修复的重要目的。清洗试验的目的主要是最终选用的化学试剂不会破坏木构件的彩画及其地仗层，且清洗效果好，没有残留，化学试剂不会溶解彩画及其地仗的原有粘合剂，不会脱色。选用2A溶液、3A溶液、2%碳酸氨溶液、3% 碳酸钠溶液、5%表面活性剂、10%表面活性剂、贴敷日本纸后用10%的表面活性剂对表面污染物分别进行清洗试验。筛选出最有效的试剂和清洗方法，确定清洗效果。通过机械法和化学方法去除彩画表面的油污和各种污垢，最大可能的显现其原有彩绘。
（五）颜料层回帖
由于南宅子的彩画制作工艺为单披灰地仗，大多颜料层基本都是连同地仗一起脱落、起翘。因此在回帖颜料层的同时，也是对地仗层的回帖。
（六）地仗层补全
地仗层补全要遵循“修旧如旧、保持原貌”的文物原则进行处理。对于局部地仗及表层图案缺失的部位使用原工艺及矿物颜料进行有依据的做旧补全。
（七）补色
南宅子彩画面积较大，在修复后为达到统一协调的视觉效果，补全部位要对其进行补色处理。针对于保存较为完整的部位，可根据原有纹饰痕迹、建筑特色、彩画风格、主人身份等信息补全纹饰，对于局部胶结材料老化使彩绘严重粉化、无法辨别纹饰的部位，地仗层补全后可进行色彩平衡（不露底色）。
（八）除霉
为防止木构件遭受生物病害，对其进行防腐防霉处理。一般使用化学试剂进行防治。所选用化学试剂要对文物、操作人员和环境没有危害或危害很小。
（九）整体封护
全部清洗加固完成之后，待彩画表面完全干燥，采用与加固剂相同的材料进行整体封护，既2%B72进行喷涂。
五、结语
胡氏古民居建筑――南宅子彩画属地方系画谱，同时也受到清代官式彩画的一些影响，充分反映出了古建筑彩画特有的地域文化特色和生活意蕴，是研究天水明清时期彩画形制、工艺特征及其演变发展的宝贵资源，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因此保护修复这批建筑彩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最大限度的还原彩画的原有历史信息和观赏特性。
参考文献：
[1]蒋广全.中国清代官式建筑彩画技术[M].北京：中国工业建筑出版社.
[2]齐扬.中国传统古建彩画的保护修复研究成果[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0109-05.
解缙敏对范文第4篇
我国心脏起搏器临床应用现状(172)
射频消融治疗7047例快速心律失常资料分析(174)
经导管射频消融治疗心律失常的临床评价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杂志 马长生胡大一(176)
局部电位标测与影象定位法射频消融心房扑动的对比研究杨新春马长生(179)
两种体动感知方式频率适应性起搏器的频率适应特点马坚王方正(183)
二尖瓣狭窄球囊成形术后心房颤动的复律治疗及其影响因素江洪黄从新(186)
Ebstein畸形与正常心脏结构合并右侧房室旁道射频消…商丽华马长生(188)
植入起搏电极参数的测定和随访宋建平(191)
不同类型心房起搏电极的安置经验万征周金台(194)
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心率变异性及其临床意义屠昌华张国元(197)
器质性心脏病伴发室性心动过速的手术治疗：附2例报告杜日映蔡振杰(199)
慢—快型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的射频消融与手术治疗比较李莉汪曾炜(201)
心房颤动并发血栓栓塞危险因素的分析王锡三汪惟实(203)
改良迷宫术加瓣膜置换术治疗风湿性瓣膜病合并心房…姚松朝孙衍庆(205)
关附甲素对单个心肌细胞钠通道的阻断作用裴德安李庚山(207)
高血压大鼠左室肥厚消退后的心电活动变化程开城罗伟(210)
后除极,触发性心律失常与M细胞黄震华徐济民(213)
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一种新分类：心律失常发生机制和药物作用基础（二）蒋文平(215)
ACC／AHA关于临床心内电生理和导管消融术的指南(218)
第12次世界心脏病学会议与第16次欧洲心脏病学会议简介黄定九(221)
房室结双径路引起的非折返性与折返性心动过速李忠杰王长华(222)
双重界性心律伴阻滞性完全性房室分离1例赵月星(224)
心肌细胞电压门控型钠离子通道陆彤蒋文平(471)
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杂志 心肌细胞钙离子通道陆彤蒋彬(477)
心脏再同步化治疗适应证的思考——新近临床试验的启示宿燕岗潘文志葛均波(483)
《内科学试题库（含软件）》出版(485)
《2008年ESC急性和慢性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中的心脏器械治疗向晋涛江洪(486)
《无创技术对心脏性猝死危险分层的专家共识》解读郭继鸿(488)
房室同步性对血浆氨基末端脑钠素前体水平的影响潘文志宿燕岗舒先红葛均波(492)
右室心尖部起搏对左室电机械活动的影响任学军张烨韩智红汪烨杜慧峰张金荣陈方(496)
主动固定螺旋电极植入术中的阈值变化盛琴慧杨俊娟杨平丁燕生(499)
中美两家综合医院老年人心脏双腔起搏器安置资料比较卢才义DavidZhao王士雯高磊颜伟黄亚(501)
射频消融左后分支治疗维拉帕米敏感性特发性室性心动过速张晓星马坚麻付胜贾玉和方丕华楚建民浦介麟(504)
上腔静脉与界嵴起源心房颤动的电生理特点和导管消融王新华刘旭施海峰孙育民周立施惠华董佳霖(509)
阵发性心房颤动患者环肺静脉电隔离术后炎症因子的变化周淑娴方昶黄至斌雷娟王景峰(515)
慢径消融时出现交界区心律伴室房逆传阻滞意义的再探讨韩冰曾秋堂张毅刚吴浩杨金刚彭城李岩松(518)
常规心电图与电话网络心电图在社区中的应用及对比分析章慧洁张永红郭跃平程硕韬魏熠郭望英(521)
SaVR与RaVL＋SV3标准诊断左室肥大的价值陈青萍邓梓谦张凤玲黄宁(524)
医学信息
使知情同意书从一种敷衍过程变为一种病人决策的循证依据余国膺（摘译）(476)
美国心脏协会关心下一代(482)
他汀与前列腺癌危险：一项人群流行病学研究的结果余国膺（摘译）(503)
代谢综合征能够有效地预告心血管病和糖尿病吗？——二项前瞻性研究的预后结果余国膺（摘译）(517)
《2008年ESC急性和慢性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中胺碘酮使用的适应证(526)
如何判断祖细胞归巢于梗死心肌？余国膺（摘译）(553)
ACE2基因的一种罕见多态性与男性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死亡有关余国膺（摘译）(561)
研究简报
老年绝经期后女性应激性心肌病的心电图表现刘爱琴王岩杜巧黄建新封淑文(491)
埋藏式心脏转复除颤器的临床随访程凌聂如琼王景峰袁沃亮周淑娴方昶罗年桑(514)
消息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系列丛书出版(498)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律分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名单(533)
全国疑难心律失常专题会议通知(546)
《中国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杂志》第六届编辑委员会委员名单(550)
《中国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杂志》2008年第22卷主题索引(565)
基础研究HttP://
兔左室楔形心肌组织块对药物致心律失常作用评估的价值全小庆张存泰吕家高白融周仑阮磊冯达应(527)
KB-R7943对豚鼠心室肌细胞振荡式Na＋／Ca2＋交换电流的影响李力兵闫军兰高长青马兰木村纯子(530)
阿魏酸钠与胺碘酮对家兔心室肌细胞L型钙通道电流的影响周彤曾秋棠(534)
家兔急性心肌梗死后梗死周边区心交感神经受损的研究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杂志 王瑾杨波王腾(539)
射频消融心外膜脂肪垫治疗犬肺静脉左房交界处起源的心房颤动熊焰杨缙张波雷森殷跃辉(543)
伊布利特对兔心房细胞快钠电流活性的影响齐书英何振山姚浩洁王洁李洁杨莉(547)
会议纪要
第六届心房颤动国际论坛会议纪要杨延宗（整理）马长生（整理）张澍（整理）黄从新（整理）(551)
综述
心脏起搏自动阈值夺获功能的临床应用及研究进展张疆华（综述）汤宝鹏（审校）(554)
老年心房颤动患者的导管消融治疗进展李永乐（综述）万征（审校）(557)
生长因子对心房重构调节作用的研究进展李宏松（综述）陈颖敏（审校）(559)
心房颤动相关离子通道基因变异研究进展丰明俊（综述）周宏林（综述）陈晓敏（审校）(562)
最小化心室起搏优势的新证据郭继鸿(283)
正确认识房间隔起搏许剑峰宿燕岗(287)
心房颤动的7字线消融术式及临床应用姚焰(292)
EnSiteArray三维标测系统及临床应用曾治宇(295)
EnSite-NavX三维标测系统及临床应用陈红武杨兵陈明龙(301)
钠通道变异（SCN5A）与心房颤动余国膺（摘译）(304)
选择性消融窦房结与房室结周围神经治疗阵发性心动过缓郭成军李国庆方冬平任澎卢春山李果何东方(305)
一种新的双腔起搏模式——AAISafeR与DDD模式的对比临床研究任学军韩智红汪烨杜慧峰张金荣陈方郭继鸿(310)
长期持续心房颤动患者左房消融后行右房消融，处理复杂碎裂心房电图余国膺（摘译）(313)
右室心尖部起搏对心脏功能正常患者左室收缩同步性及功能的影响李海宴房芳李铮李治安杨娅(314)
心脏再同步化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疗效观察刘兵王海昌李伟杰郭文怡程何祥沈敏刘丽文(317)
两种标测方法指导特发性右室流出道室性早搏射频消融的比较张玉玲周淑娴方昶黄至斌雷娟王景峰(320)
心房颤动消融术后二尖瓣峡部房性心动过速的发生机制及消融治疗陈凯陈明龙杨兵陈红武居维竹徐东杰陈椿(324)
心房颤动导管消融术相关的左房-肺静脉邻近结构的解剖关系赵亮孟小茜姜其钧张家友赵学刘士远廖德宁(329)
老年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血清Ⅰ型及Ⅲ型前胶原肽及血管紧张素转换酶基因多态性魏玲孙林辉李丽娟刘斌卢国良张筱军张亚林(333)
持续性心房颤动电复律术后近期复发的影响因素宋明才张稳柱雷汉东李建辉李健豪梁嘉永苏景强(337)
医学信息
糖尿病和高血压余国膺（摘译）(286)
美国心脏学会主席对《2007年美国心脏学会的10大科研进展》的解读余国膺（摘译）(300)
探索冠状动脉搭桥的更好预后：以往经验给我们的教益余国膺（摘译）(323)
白大褂高血压是高血压余国膺（摘译）(343)
美国心脏学会关于临床试验《ACCORD》公告余国膺（摘译）(360)
临床试验ALLAY：直接肾素抑制剂减少左室肥厚余国膺（摘译）(375)
研究简报
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杂志 左室收缩功能正常的老年患者行右室心尖部起搏时舒张功能的急性反应陈浩然郭瑄(291)
解缙敏对范文第5篇
关键词：流坑村；传统乡村聚落；文化；宗族制度
中图分类号：K8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9-0225-2
1 流坑村的历史与发展
流坑村位于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西南部的乌江之畔，北距县城38公里，西去所属牛田镇8公里。它上游有晹田村，下游分布着麻坑村、水南村、牛田镇，而它正处在乐安东南山去向西部中低丘陵的过渡带上，四面青山拱挹，三面江水绕流。当地人习惯将小盆地称为“坑”，故得名流坑村（图1）。全村总面积3.61平方公里，耕地3572亩，村民1280户，5600余人，除少数姓曾外，其余均为董姓家族。
据流坑董氏族谱记载，流坑董氏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汉名儒董仲舒，但有清晰世系可考的，是五代时居于抚州宜黄县的董清然，南唐时，他的曾孙从宜黄扩源村迁来，当时这一带还是荒芜之地，但后来迅速发展成千人大村落[1]。明末崇祯九年，大旅行家徐霞客在他的《江右游日记》中这样写道：“其处阛阓纵横，是为万家之市，而董氏为巨姓，有五桂坊焉”，高度概括了明末流坑村的繁荣景象。关于流坑村的历史，可简单概括为：始建于五代，以科第而勃兴于两宋，衰微于元朝，以工商业而繁荣于明清，最终败落于晚清、民国之际。如今的流坑村虽然落后贫穷，不被世人所熟知，但也正因为如此，使其深厚丰富的聚落文化得以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2 流坑村传统乡村聚落文化的构成
2.1 物质文化层
2.1.1 自然要素——“天人合一”的朴素自然生态观 聚落形态的形成涉及人与自然环境的衔接与融合，其选址与其周边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流坑董氏族谱》中这样描写流坑村的自然环境：“天马南驰，雪峰北耸，玉屏东列，金峰西峙”，四面环山险若天障，盆地内丘陵起伏，幽如鬼谷，东南西北四个山坳系自然生成的“城门口”，东南北三面环绕的乌江水则是天然的“护城河”。这种绝佳的地势条件既顺应了人们传统的防御心理，又能很好地抵御外来侵犯。另外，村落受亚热带湿润季风影响明显，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水充沛，无霜期长。这些都为该村农业的发展和村民居住生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村西的金鼓峰与远处环绕的群山形成了高大的天然屏障，阻挡着北部寒风，迎纳着南部阳光和暖温气流，形成良好的小气候。水和土地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村落的布局和形态。村中最重要的水体便是乌江和由董燧带领村民挖掘的村中内湖——龙湖。乌江是流坑村连接外界最重要的通道，而龙湖则对其生产、生活、防洪排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了“活水排形”的良好格局[2]。村落主在乌江西岸的高地上，村西是一百多亩肥沃的水田，为村民的生活提供了保障。可见，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早期传统聚落赖以生存的前提，地理及气候条件是聚落形成的依托，而“天人合一”的朴素自然生态观则是传统聚落选址、布局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
2.1.2 地域因素——多元文化的共加圈 地处吉州之东、抚州西南的流坑村，在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前隶属吉州永丰（即庐陵），那时当地便有“欧（欧阳修）董（流坑董氏）名乡”之称，十八年后划归抚州乐安。虽后来行政区划上归属抚州，但村落位于乌江上游，与吉州地区水系同属赣江流域，地理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正因为这双重地域环境的影响，使其文化既有吉州（庐陵文化圈）的传统，又受抚州（临川文化圈）的熏陶，形成了庐陵文化圈与临川文化圈共同叠加作用的产物[3]。此外，古江西地处吴头楚尾，各时期都有文化遗存，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土著文化，经过传播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三苗文化圈、荆楚文化圈、百越文化圈和中原文化圈的结合产物，这种结合也构成了赣文化的底层，共同影响着流坑村的发展，具体表现在村民日常生活习俗及活动中[4]。所以说，流坑村是中原文化与吴、越、楚文化的交汇地，是临川文化与庐陵文化的集中体现，是赣江流域的文化代表。
2.2 精神文化层
2.2.1 传统风水理念 流坑村受风水理念的影响颇深。据《流坑村图述》记载，董氏就是听了堪舆大师杨筠松师徒的话才将聚落的选址定在如今这块风水宝地。远有青山环卫，近有江水绕流，形成山环水抱之势，完全符合风水中“负阴抱阳、背山面水、藏风聚气”之说。以风水“水法”论流坑村，乌江水东南入、西北出，符合传统风水所谓“水之来者曰天门，水之去者曰地门，天门宜开，地门宜闭”的基本原则。乌江绕流于村落东南北三面，正形成小聚和“金带环抱”之势，自然属于风水宝地。杨筠松曾留下“只要水朝庚，依旧好流坑”的箝语。村内交通呈“七横一竖”的格局，八条巷道之间还有密如蛛网的小巷与之贯通，符合“横补直泄、补泻相济”的风水理念[5]。另外，明代董燧在村西南方挖掘的龙湖，除了考虑到生活生产及防洪需求外，更重要是应了风水上的讲究。因为作为“龙穴”之地的流坑村，必须以水聚龙、活龙，有水方能聚财，其名亦应风水喝形而来。
2.2.2 陆王心学及理学思想 江西是宋学渊薮之一。心学的开山鼻祖——陆九渊便是抚州金溪人，元代有理学宗师吴澄，明代则有翰林学士解缙。更重要的是王阳明，他的学说在江西任巡抚的四年半中日趋成熟，故其死后“江右王门”最盛。而流坑村南宋的董德修服膺陆学，明晚期的董燧则醉心于王学。“江右王门”中的聂豹、罗洪先及王阳明的弟子王畿都和董燧交往甚多。董德修和董燧学成后在村中大力培养弟子，创办了心斋书院、雪峰书院、蓉山书院等，使得陆王心学在流坑读书人中占了主导地位。他们用儒家经典，尤其是陆王心学及理学思想，教化族众，巩固宗族血统。另外，他们还将理学思想运用到治村实际中，形成了一套理法相融的道德规范。按照道统的理念，董燧等人制定的“遵圣训”、“崇礼教”、“宗正学”等十四条族规，对族众的思想行为进行全面而严格的规范、劝诫和教育，使之“辅血脉而禅于无穷”。流坑董氏深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道统，即理学，存理去欲，修齐治平，才能强化封建社会基层组织，使家族的维系超越原始的阶段，进到理性的境界。流坑村董氏百世不衰，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典型，正是得力于宗法制度的维系和儒家道统的教化[6]。
2.2.3 与传统民俗 流坑村是杂神信仰，有着深厚的傩文化。传说自北宋御史董敦逸将“傩”带回了家乡，它就被奉为神明。每年正月初二到十四日，凡头年有中举、添丁、嫁女、娶亲等喜事的人家，都要请傩神到各家中厅堂中表演一番。“玩喜”是流坑村对傩戏的俗称，它在保留古老驱疫逐鬼的祭祀内容的基础上，融合了明清时期社祭中娱神乐人的习俗，同时又寓传统的科举进士文化主题与和谐的生态伦理教育思想于其中，具有独特的人文精神内涵[7][8]。村中庙宇的数量庞大，多沿乌江的左岸分布在村落四周，有拱卫天门的三官殿，护卫水口的观音堂，玉皇阁，供奉地仙的武当阁、土地庙，还有五王庙、真君阁等。把为百姓生活解难的各路神仙都容纳进来，满足了乡民求助各种超自然力保佑的心理需求。
村中还有许多特有的传统民俗，比如明万历以前，村子有个旧俗就是每十年必举办一次规模盛大的水陆大会村，又称水陆道场。每逢端午节，族众会请来戏班演戏以驱灾辟邪。村落质朴而丰富的市井活动如赶集、摆摊、看戏、祭祀、神聊、喜庆、谷物晾晒等，形成了一种网络状的联系。这种网络状的联系既丰富灵活了聚落空间形态的层次和种类，又保证了生产、生活、贸易的沟通，使聚落发展有了经济上的刺激和保障，更重要的是，它起到了文化整合的作用[9]。
2.3 制度文化层
2.3.1 封建法规礼教制度 封建礼制是儒家观念的精髓，它要求山水景观都是“尊卑有序，大小有伦”，体现儒家“礼”的秩序。流坑村受其影响很深，主要体现在民居建筑的平面布局中。村中民居建筑的平面布局都是以礼制为前提，讲求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男女有避。民居空间严格按照礼制要求排布，前堂明亮气派，供宴客、行礼之用；后堂昏暗简易，为日常生活之用，两者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异和装修档次的高低。沿袭了封建社会“左祖右社”的传统思想，流坑民居通常以左为尊，前厅左厢房为长者居住，右厢房为长子居住；次子及女眷则居于后堂厢房。礼制空间表现的是一种对家族至高无上的崇拜和绝对服从的精神意味。讲究礼制秩序的流坑村民居，在居住环境上追求儒家的教化性空间和等级空间。
2.3.2 血缘关系与宗族制度 南方传统宗族聚落的空间形态多为体现完整权力聚散的内聚性核心结构，形成一种“以宗祠为中心，由内向外自然生长”的布局，但流坑村却并不如此。整个村落的布局仿照唐宋时期城邑的里坊规制，像一座城池，亦似一方都会，这是一般仅拥用若干古建筑的村落难以比拟的。作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古村落，流坑村表现出较大的封闭性、稳定性、对传统的延续性以及浓厚的祖先崇拜意识。为了凝聚族众、维系秩序、稳定发展，流坑董氏建立了严密的封建宗族制度，还大修族谱，兴建祠堂，从精神上训导族众“尊祖敬宗”，使宗族成员普遍地、形象直接地感受到宗族文化的精神。村内宗祠星罗棋布，房房有祠，巷巷有祠，房巷对应；大宗祠、小宗祠、总祠、分祠、家庙，系统支派严整，源流谱系清晰[10]。众多宗祠中属董氏大宗祠最为宏伟，它为祀奉流坑董氏的开基祖董合兴建，是流坑董氏“千门万户，聚居一家”的重要标志。可惜后来被北洋军阀烧毁，只遗下敦睦堂中五根花岗岩石柱，诉说着董氏宗族昔日的辉煌和经历的沧桑。如今村中仍保存有祠堂58座，成为流坑村一项宝贵的人文景观，映射着强烈的宗族观念和潜在的文化意识。
3 结语
聚落文化的形成是一个自然条件、地域因素、传统风水、宗教理学、社会制度与人的思想行为活动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唯一性使得流坑村成为区别于其他聚落的独立个体。同时，它又反过来限制聚落中人的思想和行为活动，牵制着村落的演变与发展。通过研究我们看到了文化在传统乡村聚落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也对我国传统乡村聚落的保护与传承和现代人居理想环境的构建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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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缙敏对范文第6篇
关键词：王维；另一类禅诗；顿悟与渐修；忘情与多情
菩提萨埵，佛教中堪称大德者，俱为大觉有情之人，唐代多才多艺的大诗人王维就可以说是这样一个人。王维（701-761）[1]，字摩诘，后世称之为“诗佛”，那么其诗作内容与佛教之密切关系便不言而明。明代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说：“太白五言绝，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此妙诠。”徐增《而庵诗话》云：“摩诘精大雄氏之学，篇章字句皆合圣教。”王维的诗作以其山水田园诗为代表，历来是人们竞相索隐禅机的对象，事实上它们也代表了摩诘诗的最高成就。王维现存四百余首诗作[2]中所包括的禅诗，大概可以分为两类[3]，一类是为说理而说理的禅诗，一类是通过与道友们的交游、赏玩来表达禅理的诗。前者“用禅语来阐述禅理，类似偈颂”，“在王维集中数量又很有限（只有十多首）。”[1]〔p173〕这两类诗其实并无高下之分，从王维宗教思想的整体研究出发，他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从普遍的研究态度来观察的话，我们在这里可以将前者称为“另一类禅诗”。本文将就这类诗中的两首来探讨王维复杂的心理世界，以期窥得一二。为方便计，兹录于下：
《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4]
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如是都阴界，何方置我人。
碍有固为主，趣空宁舍宾。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
因爱果生病，从贪始觉贫。色声非彼妄，浮幻即吾真。
四达竟何遣，万殊安可尘。胡生但高枕，寂寞与谁邻。
战胜不谋食，理齐甘负薪。予若未始异，讵论疏与亲。
浮空徒漫漫，泛有定悠悠。无乘及乘者，所谓智人舟。
讵舍贫病域，不疲生死流。无烦君喻马，任以我为牛。
植福祠迦叶，求仁笑孔丘。何津不鼓棹，何路不摧舟。
念此闻思者，胡为多阻修。空虚花聚散，烦恼树稀稠。
灭想成无记，生心坐有求。降吴复归蜀，不到莫相尤。
一、另一类禅诗
王维诗歌研究者往往将注意力放在他的田园山水诗上，以从中找寻禅机为乐事，如有人认为：“王维虽然写了大量山水田园以外的诗歌，我们仍然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田园山水题材之上，尤其要着力抉发其中与佛教之关系。”[5]若按广义来讲，摩诘诗皆可作禅诗观，但我们也不能寻章摘句、故意夸大，将一些山水悠远之作统统都看作宗教诗，这样无异于禅宗的坐参死句，不仅于智无所得，反而有害，并且也混淆了情与思、文与理的本质界限。钱钟书先生曾说：“盖禅破除文字，更何须词章之美；诗则非悟不能，与禅之悟，能同而所不同。以禅而论，‘麻三斤'、‘干屎橛'皆可参，不必金声玉相之句也。‘悠然见南山'参作偈语，真隋珠弹雀矣。”[6]陈铁民先生认为王维山水诗的禅意表现为追求寂静清幽的境界，使人们感受到一种离尘绝世、超然物外的思想情绪。[1](p184)摩诘的山水田园诗借助艺术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大自然的美丽画面，从而寄寓某种禅理，这种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恬淡、和谐情思正好契合了复杂社会关系中人们疲惫的心态。所谓禅理，不过是大众对外物所抱的态度而已，它们全在平凡的生活中，山水田园般的世界是人人都向往的，尤其是黍离之民。因此，王维山水田园诗歌永恒魅力之美就体现在这种心灵的契合当中。
诗歌虽然以性情为贵，但“欲究诗意之源，则以思为主，思因智深，智缘思明。是以欲窥诗学之堂奥，舍此莫之致也。”[7]我认为如上述列举的这“另一类禅诗”便是以思为主的作品，因为人们纵然可以从摩诘的山水田园诗歌中体味到愉悦、恬适的感情，寻找通达的意趣，感受澄明、清丽的图景，但我们更有理由把这“另一类禅诗”看作是对王维复杂思想中的佛教哲学意识的纯净提取，甚至我们还可以把这些诗作看成是王维对他自己矛盾心理的剖白了。
在王维的一生中，他与僧尼居士等人的交往，是后世研究者不能忽视的。上述诗中的“胡居士”即是其一，可惜他的生平事迹，甚至名字都已经佚不可考了。[1](p97)或许，他与《冬晚对雪忆胡处士家》中的胡处士便是同一个人物。右丞的这两首禅诗，并没有借助审美的形式与意境化的形态，而是依靠逻辑的推论和明白的直说，如“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因爱果生病，从贪始觉贫。色声非彼妄，浮幻即吾真。”虽然有人会说，一般的禅诗偈颂由于着意使用某种类比表现意蕴，常常陷入概念化，沦为说理诗、说教诗、宣传诗，不但违反了禅学宗旨，而且也会缺乏审美情趣，并且觉得王维的这类诗歌为禅而诗，艺术性不高。[8]那么真正的禅学宗旨是什么呢？恐怕不是诗中的春花秋月吧，它应该是春花秋月的归宿，佛教里面有好多熟语，例如“世间好语佛说尽”，“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等等，都说明了佛教大义本来就是带有说教的特点的。那么依靠谁去说教呢？靠的就是和尚居士法师们的弘法，是他们代替众生出家，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王维这两首诗写得相当不错，就是他身体力行地在宣扬佛家哲理，引导众生思维，开示芸芸。第一首诗中写道“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就正好与《维摩诘经·方便品第二》里面的“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之句暗合。
他的名和字（维，摩诘）均来自佛教《维摩诘经》中的主人公维摩诘居士，直接表示了自己要做当代维摩诘的志愿。我们于此既可看到《维摩诘经》对他的深深影响，也可看出他是深精《维摩》大义的。王维为禅宗南宗慧能大师做的碑文《能禅师碑》不仅用到了《维摩诘经》中天女、香饭之典，在介绍慧能的禅法时，亦有《维摩诘经》的思想：教人以忍。[9]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从题目上看，这两首诗是探问之作。孙昌武先生认为这两首诗无论在构思还是用语都是有取于《维摩诘经》的，“第一首的主旨在阐发基于‘般若空'的无碍无得的人生观。诗旨实际取自《维摩经·问疾品》里维摩诘的话：‘从痴有爱到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而人生若朝露的看法也是用了《观众生品》的语言。诗中表现的荡涤尘垢、身心一如的观念，也正是《维摩经》所宣扬的。”“第二首诗……开始即对偏执于空、有二端提出了批评。接着说明不舍贫病、不疲生死的豁达开阔的人生观，实际即是《维摩经》所要求的‘故入生死而无所畏，于诸荣辱心无忧喜'的态度，体现了‘从天住立一切法'，‘无所得故而得'的精神。以下批评‘植福'、‘求仁'的虚妄，和维摩诘在对大迦叶的说法中反对功德福报的观念相一致。全诗抒写了一种无忮无求、任运随缘的生活理想，是《维摩》教义的新的发挥。”[10]由此可见，我们称王维的这两首诗作具有别样的美，是不夸张，也不过分的。
很多人都认为安史之乱爆发后，王维因陷贼接受伪职而内心深感愧疚，于是就变的颓唐消沉至此才彻底投入佛门怀抱。但我深信王维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绝不会是在张九龄罢相、安史之乱之后，据王维《请施庄为寺表》中的记载，他的母亲崔氏曾经师事大照禅师普寂（神秀法师的弟子）三十余年，崔氏约在王维九岁以前便已经对普寂禅师执弟子礼了。[1](p2)其母的笃志奉佛，肯定对王维幼年的心灵世界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十八岁是他曾做《哭祖六自虚》：“南山俱隐逸，东洛类神仙。未省音容间，那堪生死迁？”从字里行间也可窥出王维出世思想的端倪，所以我们认为他的笃志于佛，绝不讳是在始兴公罢相，安史之乱后，这里面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后文有述。
有人说：“让宗教体验转入艺术体验，都无差别，但有诗境禅意而不见禅语议论，这才是诗佛境界。”[5]那我们在读完王维的《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后，就可以说这些文字已经没有诗而唯有佛境了。这比“安禅制毒龙”（《过香积寺》）高明得许多了。如果说，佛家哲学的核心思想是“空”的话，那么王维在这两首诗中表现出来的就是“断见”而不是“玩空”了，这也可以管窥其佛学造诣。例如第一首诗中说的“色声非彼妄，浮幻即吾真”，第二首诗中的“无乘及乘者，所谓智人舟”，作者在诗中并没有否定色、声、人、我，后两句就体现出了“无常”的观念，一切事物都是因缘聚会而产生出来的“相”，缘灭相灭，世上没有完全的恒有，没有一成不变的“住”，他“在诗中追求一种生命之超脱、忘我的境界。”[11]“浮空徒漫漫，泛有定悠悠”即此理也。“何津不鼓棹，何路不摧舟”，他认为诸法皆具平等性，生老病死等等皆是人间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只要世人以洒脱心去对待，就不会有简择动欲之心了，就不会出现“因爱果生病，从贪始觉贫”的状况了。
二、顿悟与渐修
在上一节“另一类禅诗”的简略论述中，像《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这样的诗，在王维的诗集当中还是比较具有特色的，应该受到人们的注意。在唐代，有许多人都写过具有禅学意味的诗歌，这当中也包括主张对佛教“人其人，庐其庐”的韩愈。其中成就最高的我认为是王维和白居易，但王维多数的禅诗与白居易的禅诗是风格迥异的，我们试以王维的《山居秋暝》和白居易的《寄韬光禅师》为例来看一下：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寄韬光禅师》
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
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前者以真挚的情感、清新的画面、独特的理趣把人们带入了一个明丽幽深的山水世界；而后者却以形象的物象和说明把读者引入了一个灵动、流转、和谐的境界，句句都体现了“无住”、变化的原则，让人在诗句中参透了诸相的虚幻与重新组合后又产生的“虚相”。所以我觉得白乐天之诗乃是导入法门渐修之途径，及至熟境，于一二字处便可开悟，而王维诗则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全凭先天颖悟，聪慧之人登地顿悟见佛，愚钝之人立时堕入界。这也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王维的许多山水田园诗，看似写景，实是参禅，其令人顿悟的艺术追求，增强了诗歌的思想性，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12]
通过这样一比较，我们可以明显地从反面看出，王维的这两首禅诗倒是和自己一贯的风格不太相像，反而和白居易的诗风有几分近似，少了几分他以往的韵外之致和空灵缥缈，多了几分平实和质朴。其实，这才是王维真正的心声，他的思想和生活并不象他在山水田园诗中描写的那样轻逸，在这里我们可以品味出诗人的心理感受，而不必去那些故作空灵的作品中搜寻一些梦中呓语，云端高论。
三、具有宗教情怀的儒士——王维
我们纵观中国文学史可以发现，许多文人士子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宗教情怀，例如陶渊明、谢灵运、孟浩然、王维、白居易、柳宗元、苏轼等等，其实在世界文学史上也不乏其人，包括歌德、列夫·托尔斯泰等这样的大文豪，也将道德的最高范畴归结于宗教。在这里，我们仅对王维进行论述，其他从略。
有学者这样认为：“王维之所以没有成为伟大的诗人，不是宗教意识太淡薄，而是宗教意识太浓厚。深刻的矛盾和激烈的冲突，需要伟大的心灵、伟大的胸襟、伟大的气魄去承当，王维作为一名文人，他过于脆弱，过于纤细，过于敏感。在有唐一代由盛而衰的剧烈动荡的时代，他那文弱的心灵无法担当一系列强烈的矛盾冲突，他退缩了。”[9](p243)我们无须讨论王维是否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他并不是一个懦夫，他确实曾经有过伟大的心灵、伟大的胸襟、伟大的气魄，“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献始兴公》），“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燕支行》）等等这些，难道不是他曾经所追求或欣羡的吗？他并没有退缩，只是疲倦了，在发觉人是多么渺小以后，他无奈了，所以才会有“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的感慨，被称为万世之师的孔子也还曾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耶”（《论语·公冶长》），更何况孔门弟子王维!林继中先生这样论述：“大凡真正的‘静者'，都是些阅历深又看得透的人”“中国士大夫奉佛之道，虽然一端与出世哲学相联系，而另一端却仍然深植根于儒学的人生观，并未斩断。”[5]确实如此，每一次在社会剧烈地动荡和发生大的变故之后，一切价值形态必须打破重估，文人士子的心态与人生观也会相应地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并不是要为王维辩护什么，只不过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给他一个清晰的看法，后世也不能苛求古人，毕竟王维生活的年代距离封建崩溃还有一千余年的时间。王维并不是一头扎进般若海中，去追求香花天乐的琉璃世界，他只是无奈，感到人生太渺小了，“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然而，努力避世，装作世事不闻的王维还是露了马脚，“降吴复归蜀，不到莫相尤”，原来他所产生的一切幻想还是建立在对世俗世界的关心之上。“因为儒者深知人生之悲哀，所以他们往往将宗教情怀转化为现实的人生关怀”。[13]王维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人，在他的诗作中也反映了亲情、友情、爱情与侠骨豪情，这都体现在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息夫人》、《哭祖六自虚》、《少年行》等诗篇中了。
“中国本位文化始终是以人为根本，是人的文化。所以儒家始终处于中国文化之本位，而道家处于辅位。儒家之仁，道家之道，为佛教中国化提供了前提和条件，提供了大乘佛法弘扬的根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是儒家、道家融合了佛家，”“佛法是人道的佛法，佛教是人间的佛教，所以佛教能与中国本位文化在内层核心区融合。”[14]在三教渐趋合一而没有合一的时代，王维他毕竟还是一个儒士，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僧侣！他只能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情怀的儒士，一个混合体。这是中国文化史为他设定的身份，不是后世哪一位学者可以独言的。他虽被后世尊为“诗佛”，那只是因为他的诗作中充满了佛教的思辨色彩，看了他的诗作，或许有人会称他为“诗家菩萨”，又有智慧又多情，但我始终觉得他一生修的都是“阿罗汉道”（杀贼），可是他真的达到“无眼耳鼻舌身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杀灭六入的境界了吗？恐怕至死他都不曾证得罗汉果，在他临终之年，他又上《责躬荐弟表》，替弟缙说情，愿尽削己官，放归田园以使其弟得还京师。这生命中的最后一件大事把王维从云端拉回了人间，他毕竟还是忘不了世俗之情。正如清人赵殿成对“降吴复归蜀”笺注道：“《蜀志·黄权传》有‘降吴不可，还蜀无路'之语。右丞借用其字承上而言以喻灭想生心皆非入道之径耳！”[15]可见他自己都不清楚到底如何才能证得解脱。
所以，我们从《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这种另类禅诗中，看到了一个现实生活中既质朴又思想光华，既想忘情而又多情，身居高位而又痛苦半生，且出入于儒释两门的矛盾体——王维，他的身上有着太多的不和谐。吴立民先生曾说过，任何的“佛学者”都不如称做“学佛者”的好，我想王维作为一个学佛者，他也曾“法门无量誓愿学”，并“愿解如来真实意”，但他的总体思想并不是像佛家的水穷云起，随缘任运那样自然流畅，他的那些为人称道的禅机之作，只是他的个人追求罢了，至于他是否得到，“风月无今古，情怀自浅深”，恐怕只有他个人知晓了。不过，综上所述，我认为他并未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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