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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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教育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书院教育；明体达用；圣贤之学；经世致用
[中图分类号] G40-0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2―0017―09
Abstract：The expanding of academies in Confucians' classical learning was tightly combined with the flourishing of Neo-Confucianism. With the aim of reviving the Classical Confucianism， advocating pragmatic education objectives， internal saints and external kings， Neo-Confucians promoted the academy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BCE. 1127-1279） and founded the unofficial ideological basis for the academy as one independent education system.
Key words：academy education； pragmatic education objectives； the knowledge of Sage； concerning reality and applying
南宋时期，理学的发展日趋成熟，理学家以理学指导书院教育，推动了书院的长足发展，使书院成为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理学的学术宗旨是寻求明体达用，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理学家在以理学指导书院教育时，自然而然地就会把理学的学术思想、人格理念运用到书院中，从而为书院提出了一种新的教育宗旨。
一宋儒的学术宗旨：“明体达用”
宋学又称新儒学，是中国儒学史上重要的学术流派，其产生源于对佛老与词章俗学的批判，以及对孔孟道学的复归与创新。宋儒认为孔孟圣道是有体有用之学，当世佛老之学、俗儒俗吏严重违背了圣人有体有用、体用兼备的学术宗旨。于是宋儒在出入佛老、俗学之后，提出复归孔孟道学，以圣人的明体达用作为自己的学术旨趣。
1.宋儒的明体达用、内圣外王
宋学处于发端之际，就被冠上明体达用的为学宗旨。纪晓岚曾高度赞扬宋学的开创者范仲淹“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
[清]纪昀：《范文正公集・提要》，《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093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28页。，认为“无愧于圣贤”是体，“济于天下”是用，儒学就是明体达用之学。宋初三先生胡瑗也提倡明体达用之学。刘彝指出胡瑗“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
[清]黄宗羲：《安定学案》，《宋元学案》卷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页。这里，刘彝明确指出其师的学术宗旨是明体达用，而且对体、用进行了阐述，他说：“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
[清]黄宗羲：《安定学案》，《宋元学案》卷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页。认为“明体”就是讲明义理，“达用”就是润泽斯民。
南宋时期，宋学发展鼎盛，理学家皆以明体达用标榜自己的学术宗旨。胡宏认为道学是有体有用之学，并以振兴道学为己任，他说：“道学，体用之总名。仁，其体；义，其用。合体与用，斯为道矣。”
[宋]胡宏：《知言》，《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页。胡宏这里所说的“道学”其实就是宋儒继承、弘扬的孔孟圣贤之学，他说：“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
[宋]胡宏：《与张敬夫》，《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1页。。所以在胡宏看来有体有用与内圣外王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朱熹也说“道学之体用，圣贤之德业”
[宋]朱熹：《复斋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8，《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9页。，认为道学的明体达用与圣贤的内圣外王相符。朱熹指出宋儒之学应该是体用一源之学，他说“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纲、叙九法者，深切著明，体用该贯。”
[宋]朱熹：《建宁府崇安县学二公祠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7，《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708页。认为无论是明理正心还是扶纲叙法，万事万物都兼备体用。朱熹后学赞誉朱熹学术宗旨时，说道“惟文公之学，圣人全体大用之学也。”
[宋]熊禾：《考亭书院记》，《熊勿轩先生文集》卷3，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第30页。朱熹之后，真德秀也认为宋学祖述孔孟之道有体有用，他说：“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本之一身者，体也；达之天下者，用也。尧舜三王之为治，六经语孟之为教，不出乎此。而《大学》一书由体而用，本末先后，尤明且备。”
[宋]真德秀：《子四》，《西山文集》卷13，《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78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6页。由此可见，宋儒都是把“明体达用”作为其学术的根本宗旨，把儒家圣贤之学归之于明体达用之学。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6年第2期洪银香，朱汉民：南宋理学与书院教育宗旨
内圣外王与明体达用是一以贯之的。内圣外王是儒学提出的一理想的境界和学术宗旨，内圣就是涵养个人的道德心性，践履道德规范，建立完满的道德人格，而外王就是达于外的经邦济世。“明体”是讲明义理，“达用”是润泽斯民。无论是内圣外王还是明体达用都是以挺立超越的道德本性而得道德践履之实，由内圣而达之于外，从而实现开物成务、康济群生的社会理想。
2.北宋书院教育宗旨的新探索
赵宋王朝历五代十国之厄，建立统一的国家之后，社会生产发展，百姓生活安定，于是士子们开始有了读书的需求。宋初统治者极为重视科举，官学教育不能满足当时士子们为学求道的要求。因此，唐五代时期刚刚萌芽的书院，开始受到士人的关注。许多学者或重视文教事业的官员开始创办书院，聘请当世鸿儒讲学书院之中以明圣人教学之意，开辟了书院建设的新时期，使书院从其使命上、内容上、学风上都有了新的内涵，使“补官学之不足”这个命题有了新的含义。
面对当时教育式微的现状，范仲淹通过庆历兴学以改变士风、改革教育，在掌教睢阳书院时，他强调育才、宗经的教育宗旨，反对无用的词章之学。他说：“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
[宋]范仲淹：《上时相议制举书》，《范文正公文集》卷9，《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认为“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学校教育就是要教人熟读圣人经典，通晓经典就能通达圣人之意，知圣人之意而后能明内圣外王之道。他说：“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若夫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御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以为乡先生者。”
[宋]范仲淹：《南京书院题名记》，《范文正公文集》卷7，《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166页。在这篇书院记中，范仲淹表述了其书院教育的理念，即培育既能内修其身又能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
与此同时，“宋初三先生”对北宋时期的书院教育宗旨的确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孙复讲《易》学、《春秋》学于泰山书院，是要书院诸生明圣人之体用，石介在《泰山书院记》中说：“然较其功业孕星畈槐匾状铮吏部后三年贤人之穷者，又有泰山先生”
[宋]石介：《泰山书院记》，《徂徕集》卷19，《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094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54页。，称赞孙复兼备德行功业。石介掌教徂徕书院，要为学者笃实切行，被后世理学家黄震高度赞扬，他说“以徂徕安定笃实之学，以推发源之自以示归根复命之意，使为吾子孙毋蹈或者末流谈虚之失而反之笃行之实。”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45，《文津阁四库全书》第710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69页。胡瑗提出“苏湖教法”，对北宋书院教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胡瑗主张放弃无用的文辞诗赋，分“经义”、“治事”二斋分科教育，回归儒学“明体达用”的宗旨。胡瑗的这一教育宗旨，备受理学家推崇。二程说“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斋，学者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数之类。尝言刘彝善治水利，后累为政，皆兴水利有功。”
[宋]程颐、程颢：《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页。二程非常赞同胡瑗于州学教育中教育弟子习经济之学，认为经济之学是有功于国计民生的。黄震也说胡瑗“以教育天下之才为己任。其学以体用为先，在湖学有经义斋、治事斋。治事者，人各治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其在太学，有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节义者，使各以类，群居讲习。”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45，《文津阁四库全书》第710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69页。胡瑗“苏湖教法”重经世致用之学，对南宋书院“b体达用”教育宗旨的确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此外，“北宋五子”之周敦颐、程颐、程颢对书院的发展也做了突出的贡献。自周敦颐以其理学思想为指导创办濂溪书堂开始，理学和书院就建立了不解之缘。濂溪书堂建成之后，周敦颐在其友人潘兴嗣交谈中指出了该书院的目的，他说“束发为学，将有以设施，可泽于斯民，必不得巳，止未也。此濂溪者，异时与子相从于其上，歌咏先正之道，足矣！”
[宋]潘兴嗣：《附录一・周敦颐墓志铭》，《周敦颐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5页。周敦颐认为书院教育的宗旨是明先圣之道统，而后泽济斯民，书院的责任就是要教之以圣人之要，汲汲于传道授业解惑。周敦颐的弟子程颐程颢讲学于嵩阳书院和伊川书院时，其最重要的贡献是抬高了“四书”的地位，把《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作为书院教育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揭示了二程注重经济之学的教育思想，他说“聊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学制，教养、考察、宾兴之法，纲条甚悉”
[宋]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东莱集》卷6，《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54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12页。。由此可见，周敦颐，二程的书院教育也是以复归古之圣贤之学为目的的，不仅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且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使得书院教育相较于官学而言，有了新的教育内容和新的使命，起到了“补官学之不足”的目的。
3.南宋书院教育宗旨的成型
南宋理学进一步发展，宋儒认为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之学就是讲明义理以修其身为本，润泽斯民以为用。在南宋理学家创建或讲学的书院中，理学是指导思想，而书院只是理学社会化的基地。因此，理学家的为学目的与其书院教育的宗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明体达用”，就是要培养既能了解圣贤之道又能经世致用的人才。
胡宏认为道学是有体有用之学，他说“道学，体用之总名。仁，其体；义，其用。合体与用，斯为道矣。”
[宋]胡宏：《知言，《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页。胡宏以振兴道学为旗帜而创办书院教育，主张“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
[宋]胡宏：《与张敬夫》，《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1页。，即为社会培养体用兼备的人材。胡宏认为，道德伦理规范和原则本于天道，先天存在于人的内在心性之中，他说“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于天，拘于己，汩于事，诱于物，故无所不用学也”
[宋]胡宏：《知言》，《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1页。，认为“明体”之学就是要认识先天道德，做道德人格完美的圣人或君子。胡宏还指出经邦济世的致用之学也是书院教育的目的，认为儒学和佛老之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儒学“得其体必得其用”。他说：“人虽备天道，必学然后识，习然后能，能然后用。用无不利”
[宋]胡宏：《知言》，《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页。，认为儒学“明体”最后的指向是“达用”，即培育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有用人才。他说：“圣人周万务而无为，故博施济众，不期应于物而物，应功用，配天地，悠久无疆，而人道立矣”
[宋]胡宏：《知言》，《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8页。，可见，胡宏书院教育是务必先使为学者讲明义理，然后济人利物，最终成就明体达用、内圣外王的圣贤理想人格。
张蛟凇短吨葜匦拊缆词樵杭恰分幸蔡岢觥懊魈宕镉谩钡氖樵航逃宗旨。他说：“岂将使子群居族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于圣贤者出而开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学为先务。”
[宋]张颍骸短吨葜孛岳麓书院记》，《张蚣》，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571-572页。这里的“传斯道”就是指“明体”的圣贤之学；“济斯民”就是“达用”的经世致用。他在《邵州复旧学记》一文中也曾说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皆以不乱，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后世之学校，朝夕所讲，不过缀缉文辞，以为规取利禄之计，亦与古之道大戾矣。”
[宋]张颍骸渡壑莞淳裳Ъ恰罚《张蚣》，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562页。张蛎魅分赋鍪樵骸⒅菅А⑾匮а生为学不仅要谨守封建伦理纲常道德的内圣之道，而且旨在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
朱熹主张“体用一源”，他说“盖自理而言，则即体而用在其中，所谓一原也；自象而言，则即显而微不能外，所谓无间也。”
[宋]朱熹：《答汪尚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0，《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7页。在书院教育中，他特别强调“明体达用”。他说：“修身事亲、齐家及国，以至于平治天下之道，与凡圣贤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礼乐之名数，下而至于食货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内，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诸载籍之文，沈潜参伍，以求其故，则亦无以明夫明蕴逵弥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极也。”
[宋]朱熹：《福州州学经史阁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0，《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3页。朱熹指出为学的目的是学为圣人，以仁义礼智信五德为本，而后发之于天下国家之用。他主张为学须“持敬以存其体、穷理以致其用”
[宋]朱熹：《答吴斗南》，《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9，《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3页。，认为书院教育不仅重视学者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且还有传道济民的更高诉求，是集道德、伦理、济世于一身的明体达用之学。
吕祖谦主持的丽泽书院也是以培养既通达圣贤之道又能经世致用的人才为教育宗旨的。吕祖谦于丽泽书院“教人则以孝弟忠信为先，以穷经躬行为务”
[宋]吕祖谦：《祠堂记》，《东莱集》附录卷3，《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54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25页。，主张以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规范为体，先明体而后才能躬行践履。在与弟子论学时他说：“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根本既立，固是纲举而目张，然又须教以国政，使之通达治体”
[宋]吕乔年：《丽泽论说集h》卷4，《文津阁四库全书》第704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55页。，认为“三德”是为学者必须谨守的根本原则，“三德”挺立之后可以教之经世致用之学。在他看来“国政”等经世之学是“三德”本体的外在显现和作用，只有先明体而后才能达用，既重视个人道德修身又重视济世安邦。
继东南三贤之后，理学家真德秀也申明“明体达用”的教育宗旨。他在给皇帝讲学时说道“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本之一身者，体也；达之天下者，用也。尧舜三王之为治，六经语孟之为教，不出乎此”
[宋]真德秀：《子四》，《西山文集》卷13，《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78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6页。。真德秀指出圣贤以有体有用之学教人，强调治身心的“明体”之学是根本，而后才有“为治”的具体内容。他说“首之以帝王为治之序者，见尧、舜、禹、汤、文、武之为治，莫不自心身始也”
[宋]真德秀：《子四》，《西山文集》卷13，《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78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7页。，认为帝王必须以“明体”为先务，通过“正心”、“明理”确立对儒学的信仰，然后才能博施济众，最终实现家国治、天下平的社会理想。
二南宋书院教育宗旨：明体的圣贤之学
宋学是明体达用之学。何谓体？宇宙论意义上，理学家对宇宙本体的判定各不一样，程朱理学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象山学派认为心是宇宙本源，而湖湘学派则认为性是宇宙本体。然而，在心性论意义上，理学家都认为体就是与工夫相生共存的人性之道德本体，具体来说，就是指君臣父子、仁义礼智等恒常不变的儒家礼法规范。理学家的书院教育以“明体”为宗旨，就是要为学者讲明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德等纲常礼教以成就圣贤理想人格。
1.理学家对佛老、俗学“无体”的批评
南宋时期，佛老之学虽不如隋唐之际繁盛却也广为流传，由于其理论极高明精微，绝大多数理学家都有出入佛老而后归之儒的经历。自儒学获得官学地位之后，孔孟圣贤之学也渐为科举利禄之俗学。这一时期，理学家倡明“明体达用”的圣贤之学，纷纷对佛老、俗学提出质疑，认为佛老、俗学的本质是“无体”，与圣贤之学南辕北辙。在南宋理学家看来，佛教以空为本体，老庄以无为本体，此二者都抛弃了人伦社会的道德纲常，是“无体”之说；而“俗学读书，便只是读书，更不理会为学之道是如何”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20，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47页。，因此俗学也是“无体”之学。
张蛉衔，佛老之学以虚空为体，虽然高明玄远，但离开人伦社会而空谈义理，体用皆废。他说“（佛老之学）直自以为识心见性，其p张雄诞，又非当时之比，故{明之士往往乐闻而喜趋之，一溺其间，则丧其本心，万事隳弛。”
[宋]张颍骸逗子知言序》，《张蚣》，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619页。这就是说，佛老空谈义理心性，尽管其理论具有很强的思辨性，但是佛老所说的义理心性皆是空的、虚的、无的，为学者一旦陷溺其中，就失去了本心，也就与圣贤之学背道而驰。张蛴炙担骸安坏闷湟舛徒诵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谈性命，则几何其不流于异端之归乎！”
[宋]张颍骸逗子知言序》，《张蚣》，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620页。这里的“徒诵其言”、“坐谈性命”都指代当世俗学，“异端”即指佛老之学。所以在张蚩蠢矗佛老、俗学皆是空谈性命义理，罔顾纲常名教，因此都是“无体”之学。
朱熹以虚实、有无区别儒学与佛老之学，他说：“儒释之分，只争虚、实而已。如老氏亦谓‘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谓‘物、精’亦是虚。吾道虽有‘寂然不动’，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124，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75页。他认为佛老的本体是空是虚，虽然佛老也讲万理，但是佛老的万理是空的虚的，而儒学的万理皆是实是有，正如朱熹所说“如释氏便只是说空，老氏便只是说无，却不知道莫实于理。”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95，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36页。他认为不仅作为宇宙本体的“理”在佛老哲学中是空、无、虚的，而且“性”在佛老哲学体系中也是空无、虚幻的。他说“吾儒以性为实，释氏以性为空”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4，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4页。，“中庸，皆已发之理。人之性本实，而释氏以性为空也。”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6，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4页。这里，朱熹看到“理”和“性”在佛老之学中的空无本质，由此主张佛老哲学是“无体”之学。同时，朱熹也批判俗学“无体”，他说：“世衰道丧，俗学多岐，天理不明，人心颇僻”
[宋]朱熹：《答詹元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6，《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4页。，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俗学不能认识天理，也就不是“有体”之学。他说：“贤教人读书，只要知所以为学之道。俗学读书，便只是读书，更不理会为学之道是如何。”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20，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47页。圣贤之学是明体之学，俗学不理会圣人为学之道，也就不明了道学的本体之所在，因此俗学也是“无体”之学。
2.确立书院的教育宗旨：圣贤之学
宋学即明体达用之学，其学术宗旨是培育圣贤理想人格。南宋理学家以自己的学术宗旨创建、兴复或讲学于书院，其目的旨在培养既能了解圣贤之道又能经世致用的人才。欧阳守道于《青云峰书院记》中曾说“学也者，因圣贤之书，求圣贤之心，而为圣贤归者也。举子之文不过求先达准绳尺度，学先达之文足以得先达之科第而已矣。读圣贤之书，求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也”
[宋]欧阳守道：《青云峰书院记》，《巽斋文集》卷16，《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87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00页。，强调获得圣贤理想人格是书院士子为学的终极目标。杨允恭在《濂溪书院御书阁记》中也明确指出书院教育的目的即“希贤希圣”，他说：“国家之建书院……盖欲成就人才，将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生之由是路出入是门者，盖亦果确用工希贤希圣，庶不负圣天子立道作人之意。”
[宋]杨允恭：《濂溪书院御书阁记》，转引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朱熹的弟子陈文尉也明确指出朱熹的书院教育是以圣贤理想人格为目的的，他说“（朱文公）立正大规模于群居讲学之际，诸君日游其间，相与切磋，盖将以进德广业而同为圣贤之归”
[宋]陈文尉：《白鹿洞讲义》，《克S集》卷8，《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10页。。由此可见，南宋理学家的书院教育皆以圣贤之学为指归。而义利之辨是圣贤之学的敲门砖，因此，理学家教导弟子学为圣贤须以明义利之辨为先务。
义利之辨是孔孟立教的核心问题，南宋理学家以接续孔孟道统自居，因此极为重视义利之辨，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
[宋]朱熹：《与延平李先生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4，《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2页。是儒家道德修养的入门伊始。因此，义利之辨理所当然成为南宋理学家书院讲学的重要内容。朱熹在答弟子问时，指出“为学之要，先须持已，然后分别义利两字”
[宋]朱熹：《答宋鲁叔》，《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6，《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4页。，强调明义利之辨是为己之学的首要工夫。不仅如此，朱熹还把“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宋]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4，《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87页。纳入其《白鹿洞书院揭示》当中，以学规章程的形式要求书院诸生存义去利，强调义利之辨是书院道德教化的重要内容。
张蜃魑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讲岳麓、城南书院时，也指出明义利之辨是入孔孟之门的敲门砖。他说：“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辩。”
[宋]张颍骸睹献咏惨逍颉罚《张蚣》，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617页。这里，张蛉衔义利之辨是学为圣贤的先务。他认为明义利之辨不仅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首要工夫，而且关系到天下国家之大义，他说“义利之辨大矣，岂特学者治己之所当先，施之天下国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无疆，以义故也。而伯者所以溺人心，贻毒后世，以利故也。”
[宋]张颍骸睹献咏惨逍颉罚《张蚣》，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617页。正是由于张蚩吹搅艘謇之辨对个人以及社会国家的重要作用，所以他指出“（义利）二者之分，其端甚微，而其差则甚远。学校之教，将以讲而明之也”
[宋]张颍骸独字菅Ъ恰罚《张蚣》，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567页，强调讲明义利之辨的内涵正是书院教育的职责所在。
陆九渊的学术旨趣、为学路径虽与朱熹、张虼嬖诮洗蟛钜欤但对义利之辨的重视却是与他们一致的，主张“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
[宋]陆九渊：《象山语录下》，《陆九渊集》卷35，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70页。。南宋理学家袁甫曾评价说：“天理人欲之分，南轩、晦C二先生剖析既甚章明，而喻义喻利之论，象山先生敷阐尤为精”
[宋]袁甫：《重修白鹿书院记》，《蒙斋集》卷13，《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79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76页。。在受邀讲学白鹿洞书院时，陆九渊在众多的理学问题中选择了义利问题进行阐发。他说“此章以义利判君子小人……某平日读此，不无所感，窃谓学者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宋]陆九渊：《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陆九渊集》卷23，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5页。这里，陆九渊指出为学当辨义利之志，志于义或志于利的选择，直接影响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境界。之后，陆九渊还专门作了“君子喻于义”一文，他说：“义也者，人之所固有也。果人之所固有，则夫人而喻焉可也。然而喻之者少，则是必有以夺之，而所志习之不在乎此也。孰利于吾身，孰利于吾家，自声色货利至于名位禄秩，苟有可致者，莫不营营而之 ，汲汲而取之，夫如是，求其喻于义得乎？君子则不然，彼常人之所志，一毫不入于其心，念虑之所存，讲切之所及，唯其义而已。夫如是，则亦安得而不喻乎此哉？然则君子之所以喻于义者，亦其所志所习之在是焉而已耳。”
[宋]陆九渊：《君子喻于义》，《陆九渊集》卷32，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7页。这里陆九渊论义利之辨与其《白鹿洞书堂讲义》是一致的，都认为为学者一旦汲汲于声色货利、名位禄秩，就会陷溺人心，使本心不明，与圣贤之道南辕北辙。所以他要求士子为学必须志于义、习乎义，强调“义”是进德修业、成就圣贤理想人格的必要内容。
3.南宋书院的道德修身教育
清代学者王会厘曾说书院“以诗书为堂奥，以性命为丕基，以礼义为门路，以道德为藩篱”
王会厘等：《问津院志・艺文・问津书院赋》。书院是宋明理学的载体，是加速儒学社会化的转换器。理学家于书院传道授业解惑之际，非常重视道德教化，而这一特征在南宋时期尤为显著。南宋理学家认为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和原则本于天道，先天存在于人的内在心性之中，而书院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气禀或物欲的遮蔽，进而认识和恢复先天的本然之性。这就是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是明体的圣贤之学。
首先，南宋理学家制定的书院学规集中反映了书院重道德教化的教育宗旨。重德性是南宋书院教育的首要精神，非常契合南宋理学家内圣外王，明体达用的理学宗旨。吕祖谦制定的《丽泽书院学规》第一条就规定：“凡预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
[宋]吕祖谦：《家范・学规・乾道四年九月规约》，《东莱别集》卷5，《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54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56页。吕祖谦对学员德性要求甚为严格，不仅把孝悌忠信作为为学的首要条件，而且时时敦促警戒诸生的德性修养，强调孝悌是为人之本，是学者进德修业，实现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第一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是南宋书院学规的范本，开篇就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
[宋]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4，《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86页。规范书院诸生为学的主要内容是以“五常”为核心的封建道德伦理纲常。而后又提出“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劝导诸生为学应当注重德性培育，强调德行一致。正因为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代表了南宋时期教育总的方向和宗旨，宋理宗将它颁行全国，被众多书院所援用，规范诸生的日常课习。朱熹之后，虽也有理学家提出“揭示”或“学榜”之类的规约，但都是对这一宗旨的补益。如徐元杰在其《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中提出掌教书院的儒师是德性完善的仁者，他说：“故学校所以教养，皆仁者也，而后可以化不仁之民”
[宋]徐元杰：《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M婪集》卷11，《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85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908页。，认为掌教书院的皆是德性醇厚、学识渊博的仁者，书院教学的目的就是要仁者把自己的德行推己及人，化不仁之民为仁人君子。
其次，南宋理学家在与弟子讲学时也尤为重视德性的自我培养。朱熹一生致力于书院教育，其弟子不胜其数，在与弟子升堂讲说或问难论辩时，多以德性内涵及如何涵养德性作为论说的主题。朱熹在与弟子论为学之要时提出“为学之要，先须持已，然后分别义利两字”
[宋]朱熹：《答宋鲁叔》，《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6，《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4页。，指出圣贤的为己之学，关键在于明义利之辨。朱熹在《玉山讲义》中也说道：“然今且当理会何者为仁，何者为义。晓此两字义理分明，方于自已分上有用力处”
[宋]朱熹：《玉山讲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4，《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88页。，强调仁义礼智信等德性规范是书院教育的主要内容，主张“己性之本善、圣贤之可学”
[宋]朱熹：《玉山讲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4，《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1页。。朱熹也曾明确提出学为圣人的教育目标，他说“为学，决定是要做圣贤，这是第一义”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15，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2页。，认为学者是学圣人但未达到圣人境界的人；圣人是为学工夫发挥到极致，道德臻至完美境界的人。朱熹要求书院诸生须“必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因圣人之意以达天地之理，求之自浅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远，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
[宋]朱熹：《答石子重》，《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2，《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0页。，时刻践行持敬涵养、为善去恶的工夫，循序渐进，切忌操之过急，而后才能体悟圣人之意，与万物为一体。
此外，陆九渊受邀讲学于白鹿洞书院时，给书院诸生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以义、利判君子和小人之分，劝导书院诸生为学须“志于义”，而“义”在宋儒看来就是社会伦理道德。朱熹非常赞同陆九渊提出的这一德性要求，他说“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
[宋]朱熹：《跋金溪陆主簿白鹿洞书堂讲义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1，《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3页。，“惧久而或忘之”，于是刻碑于白鹿洞书院之侧以警示当世之学者。陆九渊之后，朱熹弟子陈文尉也曾讲学“义利之辨”于白鹿洞书院，他说“某去腊入洞，尝以义利之说为诸君子告”
[宋]陈文尉：《白鹿洞讲义》，《克S集》卷8，《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09页。。张蛑鞒衷缆词樵浩诩涓岳麓诸生讲学时也指出“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
[宋]张颍骸睹献咏惨逍颉罚《张蚣》，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617页。，主张为学必须经由儒家典籍的学习，进而达到明“义利之辨”的道德教化之目的。虽然陆九渊、张蛴胫祆涞难术旨趣存在较大差异，但他们的为学宗旨及其书院教育目的始终是一致的，都重德性教育的圣贤之学。
三南宋书院教育宗旨：达用的外王之学
宋学是明体达用之学。何谓用？“用”是与“体”相生共成的概念，是本体的发用，是依本体而外开的人事。虽然理学家对宇宙本体的判定存在差异，但他们都认为万事万物皆是宇宙本体的发用流行。在人类社会层面，理学家认为“达用”就是经世致用，就是把恒常的儒家道德礼法向外推发，把所学的道艺知识措行天下，润泽斯民，成就外王功业。
1.理学家对佛老、俗学“无用”的批评
南宋理学家虽出入佛老、精于俗学，但都认为佛老、俗学乃“无用”之学，不能成就其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境界。胡宏曾批评佛教说“故其说周罗包括高妙玄微，无所不通，而其行则背违天地之道，沦灭三纲，体用分离，本末不贯，不足以开物成务，终为邪说也”
[宋]胡宏：《西方佛教》，《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4页。。他认为佛教哲学包罗万象，玄妙高远，但抛却伦理纲常，不能够开物成务、致君泽民，因而是无用之学，是异端邪说。于是胡宏以道学为旗帜创建书院，宣扬明体达用的圣贤之学与佛老相抗衡。
张蚣毯宏之后也对佛老和俗学进行了批评，认为佛老、俗学都是h虚无用之学。他说“以释老之似乱孔孟之真，其说流遁，C坏士心，波荡风靡。中间变故，仗节死义之臣鲜闻焉，论笃者知其有所自来也。观公训敕诸子从事经史，大抵以实用为贵，以涉虚为戒，其不受变于俗学。”
[宋]张颍骸栋纤镏翼帖》，《张蚣》，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827页。他认为佛老之学言空谈虚，C坏士心，为学者应该引以为戒。张蛑赋觥笆褪现学，正缘不穷理之故耳”
[宋]张颍骸洞鹜蹙又》，《张蚣》，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737页。，认为佛老乃是绝伦弃义之学，枉顾伦理纲常名教，不仅C坏士心而且扰乱国事，于外王事业无益。张蛉衔儒学以实用为贵，为学的过程中不能做到切实笃行就会变为俗学。而当世儒生为学多忽视道德躬行和经世致用，或汲汲于功名利禄，或沉溺于抽象的思辨和心性修养，于国计民生无益，徒为无用之学。因此，他积极致力于书院教育，志在恢复孔孟道学经世致用的传统。
就当时佛老、俗学横行的学术现象，朱熹也进行了批判。他说“又知科举之夺志、佛老之殊归皆不足事”
[宋]朱熹：《答滕德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9，《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3页。，朱熹指出“科举”就是俗学，佛老、俗学不能应之于具体的事物。朱熹指出“世变俗衰，士不知学，挟册读书者，既不过于夸多a靡，以为利禄之计，其有意于已者，又直以为可以取足于心，而无事于外求也。是以堕于佛老空虚之邪见。”
[宋]朱熹：《鄂州州学稽古阁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0，《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0页。当时为学者或旨在科举利禄忽视个人的身心修养；或专于心性修养空谈本体而无着实工夫，于社会现实莫不关心，于圣贤外王事业弃之敝履，不仅堕于佛老空疏之流弊，而且学不达用。在论及佛老时，朱熹说“释氏以事理为不紧要而不理会”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126，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015页。，“释氏所谓敬以直内只是空，豁豁地更无一物却不会方外”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126，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015页。，认为佛老空疏虚幻，不理会事理，背弃封建纲常礼教，于社会国家无益，更遑论致君泽民。因此，在深刻认识佛老、俗学“无用”的弊端之后，朱熹提出“以脱于俗学之陋，异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已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于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于尧舜其君民者”
[宋]朱熹：《袁州州学三先生祠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8，《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3-3744页。，主张为学应是“志于尧舜”的圣贤之学。
2.确立书院的教育宗旨：外王之学
“经世致用”本就是圣贤立教的传统目标。南宋理学家以接续儒家道统自居，以天下为己任，具有极强的忧患意识。理学家在书院教育的过程中，时常与学生就当时的社会现实及人生导向等问题展开辩论，提倡把个人的治学修身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旨在阐明儒家学以致用的外王思想。
胡宏认为儒学是“得其体必得其用”
[宋]胡宏：《知言》，《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页。的学问，而儒学中的“用”就是指经邦济世的致用之学。在与弟子论学时，胡宏认为为学应当注重实效和事功，反对“专守方册，口谈仁义”
[宋]胡宏：《与孙正儒书》，《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6页。的虚华俗学，他说“正孺当以古人实事自律，不可作世俗虚华之见也”
[宋]胡宏：《与孙正儒书》，《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6页。。胡宏认为当世之时“学者多寻空言，不究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可听，临事茫然，不知性命乏所在者，多矣。”
[宋]胡宏：《与樊茂实书》，《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4页。正是因为看到了当前儒生为学多是“无用”之学，于是他积极倡导为学必须效法古之圣贤“实事自律”，重视事功，反对高谈性命、不究实用的无用之学。他说：“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夫圣人何忧？学者，所以学为治也。讲之熟，则义理明；义理明，则心志定；心志定，则当其职，而行其事无不中节，可以济人利物矣。”
[宋]胡宏：《与丁提刑书》，《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8页。胡宏认为外王事功是圣贤理想人格的呈现和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为学者在通达圣贤境界之途时，必须以讲明义利，笃定心志为先务，而后才能实现致君泽民，博施济众的社会理想。
胡宏之后，张蛟谄涫樵航逃中也宣扬“务实”的为学宗旨以及“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
[宋]张颍骸短吨葜孛岳麓书院记》，《张蚣》，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574页。的教育理想，强调为学以“行天下万事”为本，反对不究实用的空疏学风和默坐澄心的修养方法。他认为书院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内以修身立命，外能治国安邦的君子。他说：“盖君子于天下之事无所不当究，况于兵者！世之兴废，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讲哉！夫兵政之本在于仁义，其为教根乎三纲，然至于法度纪律、机谋权变，其条不可紊，其端为无穷，非素考索，乌能极其用！”
[宋]张颍骸栋纤镒印罚《张蚣》，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814-815页。张蛉衔学为君子不仅要有坚定的儒家道德价值信念而且还必须掌握治国平天下所要求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正因为胡宏、张虻某导，“学以致用”成为湖湘学派书院教育的一大特色。正如全祖望所说：“南轩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其最显者，为吴畏斋（猎）、游默斋（九言），而克斋（陈琦）亦其流亚云。”
[清]黄宗羲、全祖望：《岳麓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7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83页。全祖望这一评述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岳麓书院把个人的治学修身与经邦济世统一起来的教育宗旨。
以朱熹为首的考亭学派亦以经世致用为教育宗旨。他说：“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人，达理然后可以制事”
[宋]朱熹：《答吕伯恭》，《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5，《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2页。，认为为学必须以为己之学为先务，而后推己及人，应之于事事物物。这里朱熹虽然强调“达理”的先在性，但是却把为学的最后落脚点定位为“制事”，体现了其重实用的为学向度。朱熹还明确了经济之学的内涵，他说“至如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法，皆是着实有用之事业。”
[宋]朱熹：《答x成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8，《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5页。朱熹认为历史、经济、法律、军事等实用的具体知识对治国平天下都是有切实益处的。书院教育在道德教化的同时，还要求对天文地理等实用型知识或技能的掌握，认为只有兼备此二者，才能最终实现内圣外王的境界。
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学派的书院教育主张为学以明理躬行为本，治经史以成其用。吕祖谦说“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
[宋]吕祖谦：《太学问》，《东莱集》卷5，《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54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02页。，认为书院教育先以讲明义理，后习经济之学，书院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明体达用的实用性人才。所以吕祖谦非常强调务实躬行，并提出了“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
[宋]吕祖谦：《c内兄提刑》，《东莱集》别集卷9，《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54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19页。的为学路径。他说：“天下事何尝一件不是学，如百工技艺皆是学，惟学故精，何尝一一炫耀出来。”
[宋]吕祖谦：《己亥秋所》，《东莱集》外集卷5，《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54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75页。指出天下事事物物、百工技艺都是为学者当穷究的学问，不可废弃亦无可炫耀。接着吕祖谦以百工治器的有用来类比为学须是有用之学，他说“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弗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耶？”
[宋]吕乔年：《门人所记杂说二》，《丽泽论说集h》卷10，《文津阁四库全书》第0704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43页。认为有用之学才是圣人真正意义上的学，才能够真正实现康济天下的社会理想。
3.南宋书院的致用之学与实用型科目的设置
南宋书院教育之经世致用的宗旨不仅限于理论的阐释，而更多的是体现在书院日常教学的学科建设中。书院教学内容，大致可分为经、史、理学和经济之学四大类，其中史和经济之学都体现了书院教育重经世致用的宗旨。
史是书院教学内容之一，朱熹在与弟子讲习读史书时，指出“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11，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6页。认为通过学习历史知识，研究历史中的兴亡教训，利于对当下社会问题和个人得失的认识，是有用之学。于是，朱熹把史放到与经同等重要的地位，并要求书院以史为教学内容或日常课式，他说“以次分年，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皆可为当世之用矣。”张蛞苍指出读史的重要意义，他说：“读史之法，要当考其兴坏治乱之故，与夫一时人才立朝行已之得失。”[宋]张颍骸段骱好汕蟆罚《张蚣》，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814页。认为读史有利于分析历史国政，总结治国之道，于个人、家国、社会、天下皆有益处。徐元杰在《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也特别提出以史为书院诸生的每日课程，他说：“晚读《通鉴纲目》，须每日为课程，记其所读起止。前书皆然。”
[宋]徐元杰：《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M婪集》卷11，《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85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909页。
经济之学是书院教学的又一主要内容。朱熹的经济之学主要是指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法等实用知识。首先朱熹认为在书院或学校教育中经济之学是不可或缺的，他说：“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 ……若夫三代之教，艺为最下，然皆犹有实用而不可阙。”
[宋]朱熹：《学校贡举私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9，《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5-3356页。朱熹认为“德行道艺”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虽然“艺”是最末等的但却是不可或缺的。接着朱熹指出了“教之以德行道艺”的“艺”所囊括的主要内容，他说：“若论为学，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法，皆是着实有用之事业，无非自己本分内事。古人六艺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于此。”
[宋]朱熹：《答x成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8，《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5页。在朱熹看来，“艺”就是指涵盖了刑名度数、天文地理等具有实用性的知识或技能的统称，而这些知识是着实有用且利于国计民生的，因而不可不学。他说“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 …… 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 天文地理、 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
[宋]朱熹：《学校贡举私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9，《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9页。这里的格物致知主要是指穷究万事万物之理，主张为学者要博文以广见闻，综合以备世用。
徐元杰在《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中提出的日常课业，也可作为书院教育重视经世致用之学的佐证。他说：
1.午后本经、论策，轮日自为常程。
……
1.每月三课，上旬本经，中旬论，下旬策。课册待索上看，佳者供赏。
圣贤教育范文第2篇
朱熹童蒙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对儿童进行“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的教育。朱熹把人的一生，粗略地划分为l5岁以前受小学教育和15岁以后受大学教育两个阶段。他认为小学是大学的根基，因此在童蒙时期要及时地施以道德教育。他说：“古之为教育，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f-】(《经筵讲义》)他认为，“圣人”、“醇儒”的培养应从人的童稚时代开始，他指出：“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也。”[-】(《小学题书》)他把儿童看成是“圣贤坯璞”，小学阶段的道德教育和德育训练就类似于“打坯模”的工作，就是培养“圣贤坯璞”，为国家培养人才打基础。他说：“古者小学已自养得4,JL子，这里已自是圣贤坯璞了。”[31(卷七)“古者小学已自然养成了，到长来已自在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2】(卷七)他强调儿童时期要打好基础，否则长大就会违背伦理纲常，再要弥补就极为困难了。“而今自小失了，要填补实是难”[2J(卷七)。朱熹把“打坯模”的小学阶段的德育实施规定为“教以事”，“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3(《大学章句•序》)这里提到的“小学”教育内容，无论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还是“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都是为了教育儿童“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的初步知识，遗传他们的良好道德习惯。朱熹认为，由于儿童的认识、辨别能力差，接受能力有限，所以，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只是说个义理大概或洒扫应对之类的内容就可以了。朱熹的这类“洒扫应对”的德育内容，实际上意在把封建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规则贯穿在儿童时代的It常生活中，通过日常教养，以培育对封建德育要求的感性认识。在此“洒扫应对”的基础上，在大学阶段再使他们进行德育观念的理性认识，再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使其成为合格的人才。
2．教育原则：“禁于未发”
朱熹主张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必须坚持“禁于未发”的原则，把不良的道德习惯消灭于萌芽状态。“蒙”字本意一是指尚不懂事的孩子，二是指事情的未发状态，对不良的道德行为，要防微杜渐，禁于未发。朱熹提出，为了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习惯，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必须针对幼童及早实施正面教育，把不良的道德习惯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这样，往往可使之长而性美，习与德成，否则，一旦恶习染成，再实施道德教育，往往积习难改，收效甚微。他认为，道德教育不外乎做两个方面的工作，用他的话说，就是“存天理”和“灭人欲”。“存天理”，是指从积极的方面培养优良的品德；“灭人欲”是指从消极的方面纠正不良的品德。就这两方面而言，朱熹继承了前人尤其是二程“禁于未发”的德育思想，认为学生的不良品德一旦形成，就会“发然后禁则扦格而不胜”。也就是说，帮助学生纠正不良的品德远比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品德要费力得多和困难得多。因此，在道德教育中，朱熹特别重视“禁于未发”的德育原则，他曾在《中庸章句》中明确地提出：“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于将萌。”[3】(《中庸章句•第一章注》)朱熹认为有两种情况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是“将发之际”，二是“念虑之始萌”。指出“念虑之萌，固不可以不谨；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1](《性理精义》)作为教育者，必须时时提防，时时警惕，将学生一切不合“理”的念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当然，这里所说的强调“禁于未发”的德育原则，并不等于说朱熹不重视正面教育，而是强调将德育的着眼点放在防患于未然而已。
3．教育方法：“各因其材”
“各因其材”即依据受教育者资质、年龄、个性等方面的差异，分别施以不同的道德教育，这是朱熹提出的一种重要的因材施教的德育方法。朱熹对于前人的因材施教的德育方法极为赞赏，他曾说：“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孟子集注》卷十三)他主张在对儿童实施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和个性差异，针对儿童不同的性格特征、不同的兴趣、爱好等进行个性化的道德教育，他提出：“德性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语者，善为辞令者也；政事者，达于为国治民之事者也；文学者，学于《诗》、《书》、L》、《乐》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盖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长以入于道。”因此，朱熹认为，根据道德教育对象的不同，进行有针对性的因材施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深切地体会到：“教人之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近思录•教学》)对于如何做到“各因其材”，朱熹提出一项重要措施：根据儿童资质的高低来实施道德教育。朱熹从他的人性理论出发，认为：“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本同一理，而禀气有异焉。”(《孟子或问》卷一)并指出：“气禀之殊，其类不•今天有聪明，事事晓者，其气清矣。”(《中庸或问》卷三)正是因为每个人“气禀有异”，因而在实施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做到“各因其材”：对于那些具备“圣人”资质的儿童，不必花大力气去教，只要稍微加以指点即可成材；而对于那些具备“贤人”资质的儿童，则应该加以适当的引导，对他们进行分别教育，加强他们的自觉性；对于那些具备中人资质的儿童，则需要加强督促，使他们时时注意用功，令其有所克制。
圣贤教育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朱熹 朱子教育思想与读书法 现实意义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热爱教学工作,几乎把一生的心血都献给了教育事业的人。他一生著述涉及面非常广,包括哲学、经学、文学、乐律和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但我认为,朱子这一生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的读书方法对后世的影响。即便在我们如今新课改在大环境下,他的读书方法仍有极强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纵观朱熹的读书与教书历程及其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意义,我以为可用两个词语来概括:信仰与超越。
一、关于信仰
朱子这一生,对于圣书与圣人的信仰是毋庸置疑的。他读书的态度,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我认为非“敬”字莫属:“盖圣贤之学,彻头彻尾只是一个敬字。”①他的“尊经”、“熟读精思”、“虚心涵泳”、“耐心”、“静心”、“专心”等学习态度不外乎就是这一个“敬”字。这个字不仅包含了他读书时对圣书作者的尊重与虔诚,而且有对自己看法的暂时搁置、对圣人学识与见解的期待、认同和接纳。一个“敬”字,将其读书与用心、智慧与德行统贯为一个过程,它折射出的难道不是一种信仰吗?但朱子对自己信仰的要求极其严格,我认为主要体现在对圣书与圣人的信仰上,而他对圣书和圣人的信仰,又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从对书中之“理”坚定不移的维护体现其对圣书与圣人之信仰
和其他宋明儒的看法一样,朱子认为圣书乃是载道之书,因此读书当然是为了求道(道理)。“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自书契以来,《二典》、《三谟》、伊公、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谓尽矣”。“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天下之理”。②他一生对圣书与圣人的信仰,其实也就是对“理”的信仰。“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这里“理”即“天理”。他理想中的读书模式为:由圣人之言,通圣人之心,达圣人之意。但他把“理”和封建伦理道德联系起来了,认为“三纲五常”、“仁义礼智”就是“理”在人类社会的具体表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朱子没有摆脱前人对“理”的认识,仍然是一种“传承”。对于“理”的认识,在朱子看来,除了读,还要体会,如果读书活动仅止于解读文本而不加以玩味和体会,则属于“俗学”而非“道学”,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今人读书,多不就切已体察,但于纸上看,文义是说得去便了。如此,济得甚事!”“古人读书,将求以道。不然,读作何用?今人不去这上理会道理,皆以涉猎该博为能,所以有道学、俗学之别”。③这里的“俗学”是指读书时只管文字而不究其意;“道学”则是要切已体察,从而达到“变化气质”和“明明德”的目的。
(二)从读书态度上体现其对圣书与圣人之信仰
朱子的读书态度,我认为可分为以下三种:
1.虚心
朱子对圣书与圣人的信仰,还表现在“虚心”上。他要求读者要虚心、怀着一腔诚意去读这些圣贤之书,虔诚地、被动地、倾听性地去接受,因此他对圣书的态度也是顺从和尊重的。在圣书面前,读者必须表现出相应与相宜的举止和姿态:“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已体察。”④这句话对读书的身体姿势、视觉样式、声音情态与心之状况都作出了明确的要求。读书在他的眼里是一种特殊的身心投入的行为,这种行为已远远超出了普通意义上的读书,而成了一种读者和作者(圣人)直接的交流与沟通。朱子说:“凡看书,许虚心看,不要先立说。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后又看一段。须如人受词讼,听其说尽,然后方或决断。”⑤在这样的读书过程中,读者应该扮演的是一个倾听者的角色,真正领会圣贤话语,不能用自己的主观随意性去忖度作者之意,不要误认为已意、私意便是圣贤之意。
2.专心
对此,朱子有“葬身”一说:“读书者当将葬在此书中,行住坐卧,念念在此,誓以必晓彻为期。看外面甚事,我也不管,只恁一心在书上,方谓之善读书。”⑥又说:“读书,须是要身心都入在这一段里面,更不问外面有何事,方见得一段道理出。”⑦“将身葬在此书中”、“一心在书上”、“身心都入在这一段里面”都说明读书要专心,要完全地投入,即便“踏翻了船,通身都在那水中”,⑧仍然不能管身外之事。
3.耐心
朱子说:“读书要须耐烦,努力翻了巢穴。譬如煎药,初煎时,须猛着火;等滚了,却退着,以慢火养之。读书亦须如此。”⑨将读书喻为慢火煎药便是他认为读书须有耐心的有力证明。他认为读书需要一种从容不迫、气定神闲的心态,“以意逆志”,从而“耐心等待”圣贤原意。
(三)从读书方法上体现其对圣书与圣人的信仰
此外,朱子还有很多读书方法,也体现了他对于圣书与圣人近乎朝圣者的崇拜,如“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等,他要求读书必须抓紧时间、精神抖擞、勇猛奋发,还要严肃认真、精神专一,不能有放荡之心,不能游离不定,不能三心二意,等等。这些方法对我们今天的学习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也是我们应该具有的学习态度。
二、关于超越
了解了朱子读书法后,我为其读书时“缩小自我,放大他人”的治学态度所震撼。不可否认,他的种种治学思想与方法对我们今天的学习有着极其重大的借鉴价值和积极意义。不过我也认为,我们学习历史,了解前人治学的态度与方法,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学习后的超越。学习的目的绝不仅仅在于学习本身,而在于如何古为今用。这个“用”字,说的就是该如何超越的问题。
(一)对其办学宗旨的反思与超越
朱子一生办学的宗旨就是“希贤希圣”,即把学生培养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贤人,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他对于所读书目的限定,也有着其局限性。如他鼓励人们读的书都是“儒家经典”,他读书的目的是“变化气质”与“明明德”,也就是修身,而且是以封建社会的清规戒律作为标准来进行修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主张的是培养封建社会的“忠臣孝子”,是没有自我可言的人。对于这一点,我们显然不能苟同其观点。我国的教育经验证明,没有自我的人是没有创造性的,没有创造的人是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的。因此我们今天的教育应该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应鼓励学生张扬其个性,这显然与朱子的教育思想有着极大的分歧。
(二)对其读书方法的反思与超越
朱子读书法中,我认为也有不甚科学的地方,如所主张的“循序渐进”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他说:“以二书之言,则先论而后孟,能一书而后又一书。以一书言之,则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约其程课而谨导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前乎,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渐进焉,则意定理明,而无疏易躐等之患矣。是不惟读书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学者不可不知也。”⑩对于其这一观点,很多人都持赞同态度,但我以为,读书有时应整体把握,不一定非一字一句。有时我们读书对前一句不甚理解,读到后面恍然大悟,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而且在今天知识爆炸、书本杂志浩如烟海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学好所有想学的知识,也没有人能够读完所有想读之书。因此,为更好地拓宽视野,为掌握更多的信息,我们读书时必须分粗读与详读,甚至只是看一看一本书的目录也不失为一种好的读书方法,这样有利于更好地进行取舍,有利于更快地达到目标。
以上所述,是我对朱子教育思想与读书法的看法。其实朱子是何人,我又是何人,岂敢对此妄加评伦?一些感想而已,并不全面,但分析有助于反思,反思有助进步,进步有助于超越,超越才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根本。
注释:
①答程正思.朱熹集(五).P2450.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2913.
③朱子语类(第1册),P181.
④朱子语类(第1册),P179.
⑤朱子语类(第1册),P179.
⑥朱子语类(第7册),P2805.
⑦朱子语类(第1册),P177.
⑧朱子语类(第7册),P2765.
⑨朱子语类(第7册),P2778.
⑩顾树森.中国古代教育家语录汇编(上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173.
参考文献:
[1][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
圣贤教育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作者针对中小学语文中国学系统化教育做了一些理论和实践的探讨,包括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落实加强国学教育的必要性,并对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实现国学教育的系统化提出了建议。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学,它是这个国家国民生存、生活、思维方式的抽象与概括,是该国家国民智慧的结晶。作为华夏子孙,研究国学、提倡国学,是责无旁贷的事。而要普及国学,就必须振兴发展国学教育。今天,“国学热”渐起,让人们开始关注国学的同时,却也暴露了许多巫待解决的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以保证我国国学教育的持续发展,我认为,应当让今天的国学教育系统化,尤其要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得到落实加强[1]。
1、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落实加强国学教育的必要性
中小学阶段历时长,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阶段,学生从6、7岁娃娃长成一个个健壮的青少年。所以说,中小学阶段是学生身体发育、接受知识教育、性格养成、人格塑造的重要阶段。“性格决定命运”,说明这个阶段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学生个体一生的发展,是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而国学教育可以很好地引导他们了解并热爱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古代圣贤的先进思想,并受之熏陶,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培养良好品格,以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中小学阶段是我国的九年义务制教育阶段的主要过程,这种强制性规定就决定了这种教育的最大普遍性;它的历时长,就使得接受教育者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说,中小学阶段的教育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发挥其他阶段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国学教育要大规模推广,实现全民国民教育,那就必须紧紧地抓住这个主要的受教育群体,并加强落实。
圣贤教育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闻纪录片 立场 观点和方法 思想性
近年来，社会上关于学习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班、学校出现了很多。作为新闻纪录片的记者，我们应该如何针对这一现象，用的观点，去观察、分析这种现象呢？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它应该与新闻观是统一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
2015年末，走进了“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学校”。该校成为我们纪录片创作实践的基地。几个月来，创作小组数次走进学校课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孩子从小扎下生命德根，懂得做人的道理和规矩；成人接受再教育，在反省改过中净化升华，重塑精神生命。坏人变好、好人更好。扭曲、病痛、烦恼的心身转为和谐健康幸福的案例俯拾即是，令人震撼。
通过深入采访我们认识到： “这里的传统道德教育解决了许多当今社会难以解决的人心失德问题，能给记者提供弘扬讴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健康素材。我们记者要率先重新认识和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要勇于承担起弘扬中华文明、拯救社会人心的历史使命。”
意识是所受教育的总和。教育受文化背景的制约。人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所处的种族国家、地域文化及历史时代不同，每个人都是一定文化和时空投射下的产物。民族品质的优劣，主要取决于该民族文化的背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某些约定俗成、或是领导者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通常是形成社会意识即文化基调的要素，文化的力量无比巨大，可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亦可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一个民族发展的轨迹，无不折射出其主流文化的印记。由于印刷术的发明，我们可以完整清晰地阅读到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圣贤经典。“河图”、“洛书”虽然至今尚未完全破译，但是我们的先祖尊道贵德，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辉煌文明与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无量功德，泽被后人！
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国古代文明的灵魂，早已成为独有的智慧符号。象形表意是汉字外在最精美的部分，具有任何拼音文字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汉字表意不表音的独特性，可以成为各类语音共享的工具。举例说明，尽管我国各地方言之间发音差异非常大，但是书写的文字却可以统一精准表达，不会发生歧义。“书同文”这一特点始终有效地维持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有学者称，从欧洲考古的岩画遗迹来看，欧洲的先民同样也曾经使用过象形文字。现在风靡世界的拼音文字，只是在三千年前才由腓尼基人所创造的文字形式。很可能就是因为拼音文字的推广运用和取代，才导致了欧洲象形文字的彻底消失，产生了整个欧洲文化的历史断层，使欧洲人再也无法追溯到三千年以前，去解读和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如此说来，我们中国人是最幸运的，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拥有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的中华民族，通过对母语的书写阅读，可完成对宇宙真理的认识、领悟和表达。因此，尽管古人已逝，但凝结古圣贤思想结晶的典籍如同智者老师在陪伴和教导我们成长。在人类历史相当漫长的时光中，中华民族雄踞世界民族之林，遥遥领先！感谢中华民族先祖，早已洞悉和解读了宇宙真理，形成圣贤之道，以汉字记载的经史子集典籍流传于世，使子孙后代在文化传承中沐浴着道德智慧的光芒，行走在吉祥幸福之路上。然而无比可惜的是，近一百多年来，我们中断了这种圣贤的智慧教育，更遑论继承和发扬！道德滑坡，人性异化，优势尽失，违背自然规律行事者比比皆是，势必付出高昂代价，多少迷失道德的家庭和个人，遭遇厄运，也给整个社会带来危害，道德危机冲击文化长城之根基，民族之树何以常青？
我们新闻纪录片记者要有时代的担当，要有鲜明的态度，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反映这一客观事物；必需密切结合当前形势、任务，有的放矢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抚顺市传统文化研究会和学校的崛起、发展适逢其时。以中华民族古圣先贤思想为准则，融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促进大众牢固树立公民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教育人们长养道德意识，做有道德的中国人。具体说就是遵循道德处理好五伦关系，即家庭中的父子、兄弟、夫妻，社会上的君臣（领导和下属）、朋友关系。
人具有社会属性，在群体中生活是常态，而五伦关系囊括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能否让人生拥有幸福，主要看这几种关系处理得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有规律可循的，了解和遵循这个规律是关键所在。对此，我们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早已经给出了精准答案，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可概括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大量的典范可资借鉴。在道德的基础上做人行事，才能实现完美和谐的人际关系，时展到今天，形式可以与时俱进，但其实质不能改变，那就是要像雷锋同志那样，一事当前先为别人着想，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这就是道德的作为和力量。所谓道，是指规律、道理，不变的法则，它是客观存在的，不需要被创造，只需要被发现；所谓德，就是遵循道的自觉性，也称之为精神文明和修养，在这种理念下培养的人，自然符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惟其如此，才能重现父慈子孝、夫义妇贤、兄友弟恭、君明臣忠、朋友有信的太平盛世，彰显出高尚美好的精神境界和情怀，实现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这也是中华民族古圣先贤向往的大同理想世界。
道德教育是对真理和宇宙规律全然洞悉的智慧教育，这一点也被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所认同。早在上世纪70年代，英国杰出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就断言：“要解决21世纪的人类意识问题，必须依靠两千五百年前中国的孔孟学说。”
在几个月的记录拍摄中，我们很感慨：七年磨一剑，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学校的全体师生，以济世救人的悲悯，以披荆斩棘的气节，奋勇当先，砥砺前行！我们坚信，德不孤，必有邻。
圣贤教育范文第6篇
1 抓好两支队伍和两个阵地
1.1 抓好教师队伍和学校教育阵地。第一，要改变教师的思想认识。现在在某些程度上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单单是学生和家长在单一追求学生学习成绩，一部分教师也把学生文化课成绩的高低作为单一的追求目标，“只教书不育人”的教师还大有存在，因此，要先扫清教师的思想障碍，让老师明白，教书和育人是密不可分的，况且缺少道德的人步入到社会上将更可怕。第二，教师要首先践行《弟子规》。小学生的模仿力极强，他们往往会模仿老师走路的姿势、模仿老师说话的腔调等等，那么，教师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方法肯定也是学生模仿的范围。所谓“言传身教”，我们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服众，才能成为学生心中的“神”。“行高者，名自高”就是告诉我们做一个行为高尚的人；“惟德学，惟才艺，不如人，当自励”告诫我们要做一个善于学习的人……。结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及《五道川小学教师日常行为规范》，首先在教师中开展诵读、理解和践行活动。教师时刻用《弟子规》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培养高尚的师德，做一个圣贤之师，做传承传统文化的先行者。
1.2 抓好家长队伍和家庭教育阵地。第一，以学校开展的“书香家庭”建设活动为依托，以家长学校为平台，开展亲子共读经典活动，尤其是把诵读《弟子规》作为一个重点活动。目的是让学生带领家长一起诵读《弟子规》，让圣贤教育影响家长，开展“小手拉大手，文明共传承”活动。第二，家长理解和践行《弟子规》。家长作为成年人，理解能力相对来说会强一些，因此让家长学习过程中能够去理解和践行。再者因为家长在社会大家庭中待人接物、对父母尽孝、对子女尽责更有实践的空间，做给孩子看，接受孩子监督，从而领着孩子一起做。这样就把家庭教育这块阵地开发出来，与学校教育阵地相互呼应，让孩子无时无刻不在圣贤教育中茁壮成长。
2 做到三个融入
2.1 将《弟子规》践行活动融入到学校的常规管理之中。学校的日常管理大多还是人的管理，《弟子规》是对大多学校制度的细化和补充，而学校制度大多又是对《弟子规》的解读。在《弟子规》的诵读实践活动中，做到不占有空间且又充满空间，不占有时间且又充满时间。学校的一切常规管理都可以用《弟子规》的相关内容来解读和约束。把弟子规的内容进行分类细化，学生从入校到离校，与教师相处、与同学相处、上课、活动、生活、安全等各个部分都进行系统安排。
2.2 《弟子规》融入到师生的日常生活。《弟子规》可以说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能够体现出来，要让圣贤教育与师生的日常生活有机结合。指导师生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弟子规》要做到“三个不能”即不能有封建和宗教色彩；不能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不能生搬硬套、脱离实际。不是把《弟子规》单独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而是要将其精髓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之中。
2.3 《弟子规》融入到学校的各项活动之中。学校的各项活动开展无不为提高师生的素质和能力所服务。例如：学生的课余生活时间较长，我们则可通过开展观看圣贤教育系列教育片如：《百善孝为先》、《久病床前有孝子》、《我被十三所学校开除》及生活电影《暖春》、《一个都不能少》等，让学生从中受益。通过开展“家校共建”活动来让家庭和学校全面了解孩子，以便给孩子更好、更有针对性的教育。
3 落实四个环节
3.1 诵读记忆。给予充分的时间，让学生诵读和忘记。2014年，每天晚饭前40分钟时间，全体同学手握经典，在操场上整齐列队，伴随着轻松的《春光美》音乐，有节奏的诵读《弟子规》，在这个大课堂上，540多名师生齐声诵读，经典之音回荡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冬季天冷，学生在自己的教室中跟音乐诵读）。每天中午上课前20分钟，学生都在班主任的组织下诵读一遍《弟子规》。现在学生基本能够背诵。下一步主要把诵读放在家庭，让学生带领家长诵读记忆，让经典之音延伸到家庭。
3.2 领悟理解。在诵读记忆的基础上，把《弟子规》引进课堂、渗透教学中理解，学校师生利用“《弟子规》大讲堂”、早读或晚读系统学习《弟子规》内容，使学生们受到中华文化经典的熏陶，懂得何为荣、何为耻、何为君子、何为小人，恪守做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并结合学生的理解，让学生能够明确知道每一句的含义。
圣贤教育范文第7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真人；龙场悟道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3－0109－03
Guizhou Minorities’Character and WANG Yang-ming’s Realising
the Doctrines of Confucianism at Longchang
ZHAO Ping-lue
（WANG Yang-ming Research Institute, Guiyang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5,China）Abstract：Guizhou Minorities’ Character of frankness and affection facilitated WANG Yang-ming to resolve the key problem in his study, i.e. the problem concerning how to be a sage. He realized that one should firstly become a pure and honest man by means of restraining one’s desire, then strengthening self-cultivation unceasingly, and can be a sage finally.
Key words:Minorities;a pure and honest man;Realizing the doctrines of Confucianism at Longchang in Guizhou
只要把“贵州”与“王阳明”这两个词联系起来，人们马上便会想到，贵州是王阳明悟道之地。王阳明先生自己也反复谈到其学说形成于贵州，史称“龙场悟道”。“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1］(P36)“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2］(P120)
但是，我们特别容易有这样的结论，那就是龙场作为其悟道之地完全是偶然的，阳明先生既可以在龙场悟道，也可以在狗场、猫场或其他什么地方悟道。这其实源自于刘瑾的心血来潮，完全取决于刘瑾当时想把王阳明先生贬到什么地方。所以，当谈到王阳明与贵州的关系时，更多地想到是王阳明对贵州文化教育的贡献，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教化。而不大注意贵州的环境、贵州少数民族对王阳明思想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更多地注意了一种地域上的存现关系，而忽视了地域文化本身的巨大力量，忽视了地域文化在阳明学说形成中的条件意义。
那么，地域文化构成阳明学说形成的哪些条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龙场人、龙场的环境等多个方面着手，本文试图从龙场人，亦即贵州少数民族品格这个角度探讨阳明学说得以在龙场形成的原因。
韦启光先生认为：“少数民族的帮助和保护，在王阳明学说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为王阳明创立他的学说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3]王阳明“在少数民族的文化氛围中回到方土人生，重获心性自由，吸纳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华，返本得道，促成其心学体系的产生。”[4]笔者十分赞同韦启光先生的分析，只是认为韦启光先生对龙场人，亦即贵州少数民族在王阳明学说中所起的作用肯定得还不够。笔者认为，贵州少数民族在阳明先生的龙场悟道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多个方面促成了王阳明先生的龙场悟道。王阳明开始到龙场，生活条件窘迫，住在岩洞里，是当地少数民族帮他修了房子。有人跑到龙场找王阳明的麻烦，是当地少数民族保护了他。王阳明应当还借鉴了少数民族的思维方法，道德修养方法。这些韦启光先生已经作了详细地分析的，本文不再赘述。本文将着重分析贵州少数民族品格对王阳明解决其学说的核心问题所起的作用。
阳明学说的核心就是做圣人，亦即成圣如何可能。钱德洪说：“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5]学之三变是归于圣贤之道，教之三变则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宗旨，就是教学习者如何做圣贤。“知行合一”是强调圣人不能光靠读书，而要有实际行动。静坐是让学习者去掉人欲。“致良知”是成圣的必要途径。可以说，做圣人是阳明先生一直的理想，而引导更多的人做圣人，则是阳明先生一生努力的追求。
阳明先生早年就有了做圣人的理想。王阳明12岁时，就问他的老师，“何为第一等事？” 师曰：“读书登第。”先生曰：“恐未是，当读书作圣人耳。”[6]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做圣人，但怎样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亦即怎样才能成为圣人，却始终困扰着王阳明。
要成为圣人无非有两个办法，一是读圣贤的书，二是学圣人的行事。圣贤的书自然是儒家的经典，这是当时读书人必不可少的功课，他们不仅要会读，而且要滚瓜烂熟。但这些把圣贤书读得滚瓜烂熟的读书人，并不因此就离圣贤近了一些，在王阳明看来，恰恰相反，这些读书人圣贤书读得越多，行事做人却与圣贤离得越远。以至于王阳明认为“儒者为不足学”。以圣人为榜样，学圣人的行事，自然也是成圣的方法之一。但古圣人的行事有古圣人的背景，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显然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而当时的社会又没有现成的圣人可以学习。
为什么读书人读了很多圣贤的书，行事做人却与圣贤离得很远？为什么在当时的社会找不到现成的圣人？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人欲横行，所以，在王阳明想清道理以后，反复强调减。“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7]
既然是人，自然也就有人欲，减完了人欲，也就没有了活生生的人。这一点，王阳明是很清楚的。王阳明早年就有离家远遁的想法，但放不下祖母和父亲。被贬后，也曾想遁迹深山，还是因为担心亲人因此受到牵连而罢。忘不了亲情，自然也是还有人欲。“二月，龙山公卒，先生哭跃几绝，戒家人斋食百日。未几，又令弟侄辈稍进干肉，曰：‘诸子豢养习久，强其不能，是恣其作伪也。不如稍宽之，使各求自尽可矣。’”[8]即使是父丧这样的大事，也要顺应人情。可见，王阳明并不是一味地主张去人欲。“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并不是要把人欲减到没有，只是认为人欲难减，所以，应当以减为主。也是为救弊而发，如果把“减人欲”等同于“灭人欲”，认为王阳明完全否定人欲的合理性，那就误解了王阳明。正因为肯定人欲的合理性，所以，王阳明认识到了主张断绝一切念头的佛老思想的错误。
既要去人欲，又有保持活生生的人的特性，这才是成为圣人的基本条件。现实生活中可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如果不可能有，三两个人努力修成圣人只能做为特例，要引导众多人成为圣人的愿望也就不可能实现。“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的认识就不可能产生。
作为一个官宦子弟，王阳明所接触的大多数人，恰好这两方面的特点都不具备。他们一方面是欲壑难填，无所不为；一方面是小心谨慎地做官，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毫无生气可言。对这样的人，王阳明作了非常形象的描述：“夫爱憎面背，乱白黝丹，浚奸穷黠，外良而中螫，诸夏盖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鲁掖，折旋矩E，将无为陋乎？”当面赞成，背后反对，混淆黑白，竭尽狡诈盘剥之能事，外表循良而内心狠毒，这样的人在文化发达之地比比皆是。这种人尽管容貌美好，穿戴整齐，一举一动都符合礼仪，但不也是丑陋之极吗？来到龙场，王阳明有了新的发现：“夷之人乃不能此，其好言恶詈，直情率遂则有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9]在王阳明看来，少数民族老百姓的这种真诚、直率的品格，正是修成圣人的基本条件。他们正如没有雕琢的美玉，没有斧凿的木材，给予必要的加工，就可以成为美玉，成为栋梁之材。
所以说，通过与贵州少数民族的接触，王阳明找到了自己曾经苦苦寻求的问题答案，那就是圣人如何可能，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圣人。这正是阳明学说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先儒说“格物致知”，王阳明曾苦苦格物，甚至格竹成病，但物理人情终究不能贯通，明白了物理，却并不等于就找到了成圣的途径。现在，王阳明从周围这些质朴的人身上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找到了成圣的途径。那就是首先要做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敢爱敢恨的“直情率遂”的人。王阳明后来所说的“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正是认为作圣人首先要回到这样的真人境界。这样王阳明先生就完成了他的成圣路线图。减去人欲，成为真人；不断修养，成为圣人。真人就是象贵州少数民族一样的“直情率遂”的人。其教之三变首论知行合一，是要学者言行相符，即是要做真人；教学者静坐是要减去人欲，回到真人的境界；致良知也是要学者首先做一个“直情率遂”的真人。
阳明先生特别强调的四句教也是与成圣路线图一致的：“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10]“无善无恶”正是一种“直情率遂”的本真境界，在这种本真境界上，再加以“为善去恶”的功夫，就可以逐渐修成圣人。
王阳明还十分肯定狂者：“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而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11]其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的狂者，也就是“直情率遂”的真人。当然，这是王阳明先生的谦虚，阳明先生的境界已经不仅仅是真人，而可以说是圣人了。
李贽显然是理解了王阳明的，他推崇备至的“童心”，其实也就是真人之真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12]连真人都不是，当然也就成不了圣人。
认识了贵州少数民族的品格，使王阳明解决了其学说的核心问题，即成圣如何可能的问题，但王阳明并没有认为具有了质朴、真诚的品格就是圣人了，在王阳明看来，他们还是没有雕琢的玉石，而雕琢之功也是必不可少的。“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卒未免于陋之名，则亦不讲于是耳。然此无损于其质也。”[13]少数民族老百姓所具有的真人品格是成圣的必要基础，但要真正成为圣人，还需要加强修养，需要典章礼乐的熏陶，需要培养“知善知恶”的能力，需要加强“为善去恶”的功夫。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修至圣人的境界。
参考文献：[1][2][5][6][7][8][9][10][11][13]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6，120，1574，1221，28，1285，891，117，116，891.
圣贤教育范文第8篇
刚才，同学们通过声情并茂的经典诗文朗诵，以及快板、歌舞、话剧、相声表演等活动形式，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我校国学教育的成果。同学们的表演迭起，时而引吭高歌，时而浅唱低吟，慷慨激昂、轻盈曼妙尽在其中。每一个节目都是那么精彩，让人感受到了民族精神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中华音韵在我们耳边回响；千古风韵在我们心头荡漾。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希望，国学大业后继有人，民族文化传承不息。为此，我谨向为我校国学教育和本次活动付出辛勤劳动的老师们，表示深切的感谢，并祝贺本次活动取得的圆满的成功！
国学，就是寻民族精神之根，寻现代文明之根，寻做人明理之本。推行国学教育是“与圣贤为伍，与经典同行，继往圣绝学，扬时代新风”；以国学经典诵读行动为契机、以民族情感教育的全面渗透为责任，以学校课程活动的全面丰富与提升为动力，以学生、家长、教师的和谐互动与共同成长为归宿，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构建国学特色文化”。 回顾近半个学期的国学教育，我校注重环境熏陶，活动培养；成功构建起了浓厚的国学氛围。初步形成了“专课教育为主”，以“艺术渗透教育”为辅的国学教育体系；我们融合新时代的要求自编了国学教材，国学相关教育课程和教育活动也在有条不紊的开展。我们正以饱满的热情向着“传传播国学精神，提升综合素质”的目标努力奋进。
我希望，以此次“国学经典伴我行”的主题活动为契机，全校师生更加热爱中华传统文化，更加积极的投身到国学学习中来，更加注意每一个环节的落实和细节的改善。只有这样，国学经典文化才能每天与我们相伴，国学的底蕴才能更充分的融进我们的心灵和骨血，国学教育才会构建起深具特色的文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