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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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诗范文第1篇
欧阳修四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母亲独自抚养他，非常不易。因为家境贫穷，母亲没有钱供他上学，便亲自教他识字。母亲还在院子里铺上一层沙子，用芦苇秆在沙地上写写画画，教欧阳修写字。
除了教欧阳修识字、写字，母亲还教他诵读古代文人的优秀著作，让他学习写诗。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欧阳修慢慢地长大了，家里没有书可读了，他就到乡里的读书人家去借书来读，有时还将借来的书抄写下来。欧阳修的记忆力很好，往往书还未抄完，他就能背诵所有的文章了。欧阳修专心地读书、写字，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欧阳修小时候写的诗歌、文章，就像大人写的一样有文采。
十二岁那年的一天，欧阳修身背行囊，匆匆忙忙赶了一天路，又累又困。天快黑的时候，他来到襄阳城下，城门已关上了。他抬头看见城头有一个老兵在站岗，便拱手施礼说：“烦请老伯开门，让我进城好吗？”老兵问：“城下是什么人？为什么现在进城？”欧阳修说：“我是一个读书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想进城找个地方住一夜。”老兵本不敢违例开城门，但听出欧阳修是个很懂礼貌的书生，顿起爱怜之心，说道：“既是书生，我出一副对联，你对得出，我就让你进城；对不出，你就明天早晨再进来。”欧阳修答道：“遵命。”于是，老兵念道：“开关早，关关迟，放过客过关。”欧阳修一听这上联，看上去是老兵随口说出来的，其实这副对联连用叠字，非常巧妙，便回答道：“出对子容易，对对子难啊，请先生先对吧。”老兵大声道：“我是要你对的！”欧阳修笑道：“学生已经对过了。”老兵一想，恍然大悟，立即下城楼开了城门。
读到这里，也许同学们会问：“对联讲究的是字数相等，既然上联是十一个字，下联怎么是十六个字呢？”其实，这副对联是：“开关早，关关迟，放过客过关；出对易，对对难，请先生先对。”
[思维互联网]
同学们，欧阳修家里贫穷，但他依然刻苦学习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欧阳修的诗范文第2篇
回忆总是同名字、环境、细节和地点有关。相比起来，回忆无名无姓已经作古的人，显然不如回忆某个具体的人来得生动，这个具体的人是一个中介环节，他自己由于回忆起某个到今天已经无名无姓的古人而受到感动。要是我们知道该在哪个具体的地方来回忆这个具体的人，那就更好了。
有一些场景可以使得回忆的行为以及对前人回忆行为的回忆凝聚下来，让后世的人借此来回忆我们。在这类场景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数岘山上的“堕泪碑”了。
――〔美〕宇文所安
回忆原型
中国有很多叫岘山的山，但唯有湖北省襄阳市的岘山，是一座正宗的历史文化名山。她背靠巍巍大荆山，环抱“铁打的襄阳”，遥控“纸糊的樊城”，峰岩直插滔滔汉水，雄踞一方。
岘山有一座举世闻名“堕泪碑”，因为这块碑，才有了我们题目中的“回忆者”与“被回忆者”。
文字深处
羊祜
“堕泪碑”是襄阳的老百姓在公元3世纪中叶为父母官羊祜立的。羊祜去世后，襄阳百姓在岘山――羊祜平生游憩的地方建碑立庙，以供祭奠、回忆。百姓望其碑者莫不流涕，后世的杜预因此将此碑命名为“堕泪碑”。
【作品】
晋书・羊祜传（节选）
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至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
参考译文：
羊祜喜爱山水，每逢好时光，必定去岘山，设酒赋诗，从早到晚不知疲倦。他曾感慨叹息，对从事中郎邹湛等人说：“自从有了宇宙，就有了这座山。从那以后贤人名士，登此山远望，如同你我这样的多了！他们都随时间逝去而灰飞烟灭，使人想起来悲伤。如果死后有知，魂魄也应登这座山。”邹湛说：“您的美德四海第一，道承前代哲人。美好的名望，必定和这座山一同流传下去。至于我们这些人，该像您所说的一样。”
旁述：
羊祜为了无名的先人而感慨，后人则为了羊祜这个名字而流泪。从这个名字中，人们回忆起羊祜的德政和他的这次著名的回忆先人的行动。如果我们想要为了某个具体的，而不是无名的先人挥泪感慨，那么，就必须有这么一块刻有碑文的石碑，一块起中介作用的、给这个名字和山上这处具体地点染上特殊色彩的断片。
孟浩然
后人通过回忆羊祜，只须“立言”，就能把自己的名字刻到回忆的链条上。在回忆羊祜方面，孟浩然可以称得上是位了不起的回忆者。
【作品】
与诸子登岘山
〔唐〕孟浩然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参考译文：
人间世事不停地交替变换，时光往来流逝就成为古今。
江山各处保留的名胜古迹，而今我们又可以登攀亲临。
渔梁洲因水落而露出江面，云梦泽由天寒而迷蒙幽深。
羊祜碑如今依然巍峨矗立，读罢碑文泪沾襟无限感伤。
旁述：
孟浩然的诗使我们恍然如置身于一场追溯既往的典礼中：所有在我们之前读到“堕泪碑”的人都哭过了，现在，轮到我们来读，轮到我们来哭了。
孟浩然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回忆起回忆者的，而他自己又把自己回忆的行为铭刻在他的诗里，对我们读诗者来说，他又成了回忆者。在他以后的唐代诗人，当他们游览岘山时，所回忆起的就不会只是羊祜和杜预了，他们会常常忍不住想同孟浩然唱和，或是因袭他的做法。
欧阳修
我们又重游了岘山，这次是同欧阳修一起。给我们提供机会的，是他那篇明畅婉曲的散文《岘山亭记》，时间是11世纪。
【作品】
岘山亭记（节选）
〔宋〕欧阳修
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①，盖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于荆州②者，岂非以其人哉。其人谓谁？羊祜叔子、杜预元凯是已。
……
传言叔子尝登兹山，慨然语其属，以谓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灭于无闻。因自顾而悲伤。然独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
注：①隐然：高大突出的样子。②荆州：地名，在湖北省境内。
参考译文：
岘山面临汉水，看上去山势高大突出，实际上它是周围群山之中的小山。然而它在荆州特别有名，这难道不是因为那里的人才著名吗？那些人是谁呢？是羊祜叔子、杜预元凯。
……
传说羊叔子曾登上这座山，很感慨地告诉他的部下，认为这山一直矗立在那里，而前世的名人都已泯灭无闻，因此羊叔子联想到自己而十分悲伤。然而他唯独没有想到这座山是因为有了自己才特别著名的。元凯在两块石碑上刻了自己的功业，一块安置在这座山上，一块投到汉水之中。他这样做是知道山峦沟壑有变化，而不知道石碑有时也会磨灭。难道是因为他们都太重视自己的名声影响而作如此充分的忧虑吗？还是他们为此做得很周全而想得很深远呢？
旁述:
欧阳修谈到岘山并不只是因为这是一座名山。他认为，岘山所以有名，不是因为岩石和泥土，而是因为人。这位宋代作家非要问一问不可：人们为什么会回忆起羊祜他们来？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样的？
而因为《岘山亭记》，欧阳修把羊祜、杜预、孟浩然占据的偌大的地盘挤小一点，让出空来，使得后来人也能把他的名字铭刻进山里。于是，欧阳修也成为了回忆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阅读启示
欧阳修的诗范文第3篇
一
读金性尧选注《宋诗三百首》，有一首包拯的诗。据说包拯平生只留下这么一首诗。选注者说，其诗“艺术性较差”，但是考虑到包拯在历史上的正直名臣的名气，“这里以人存诗，姑予留下”。金性尧老先生，说话也是不留情面的。
包拯的诗如下：
书端州郡斋壁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端州，就是现在的广东省肇庆市，以出产端砚著名。包拯曾任端州知州，所以写了这首题在端州郡守府第墙上的五言律诗。这首诗很容易理解，也可以认为是包拯做人从政的政治纲领，或者说基本原则。考虑到读者水准参差不一，我不厌其烦，稍微解释一下。
首二句，自然是要求清正廉洁，要走正道。“秀干”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而精钢（好钢）一定是直的，宁折勿弯，不能“做钩”，即弯曲成钩子。仓充鼠雀喜，是说财宝货物多了，贪婪的“鼠雀”就会高兴、进一步引起贪欲。接下来说，史书上早已有了在这方面的教训，不要让自己变成狐兔一类的城狐社鼠，使自己的后人感到羞耻。
这首诗翻译过来，说实话有点像纪委的廉政教材。所以选注者认为从诗的角度看，缺乏含而不露的含蓄意境，属于“较差”；但是也承认“却与他的性格相吻合”。
端州出端砚，要向宫中进贡。包拯以前的郡守，就趁着进贡的机会，额外索取数十倍的端砚，以赠权贵。包拯到任后，命令工匠只限于制造进贡的数额，自己却不取一个砚台。传说至今端州江上还有包拯投砚处。想来是老包把人家巴结他的砚台扔到江里去了。我去年12月份，还去了端州（肇庆），可惜基本没停留，只在一家小巴巴馆吃了顿饭就走了，没机会去江边走走。不然按我的水性，江里有多少砚台都能捞出来。
包拯虽然“直道事人”，名气很大，但也不是没犯过错误。知道包拯“包青天”的人多，了解包拯犯错误的人少。因此在这里也写上一笔。
宋代的诗人兼政治家，与包拯同时期的，还有张方平和宋祁。其实说政治家兼诗人更合适，那时的朝廷官员，一定要会作诗，这个事你懂的。张方平时任三司使。再解释一下，宋代的三司使为正二品文职官员，执掌全国钱谷出纳，均衡财政收支。也就是说，这是朝廷的财政部长，职务很重要。但是张方平在任上，因为“坐买豪民产”，而为包拯所劾奏罢官。《宋史》包拯列传关于这一段写的很简单，不容易明白。我查《续资治通鉴》，方才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
先是京城（宋京汴梁，今开封）富民刘保衡开酒场，负官曲钱百余万。这里的“曲钱”是什么意思？简单地说，曲钱就是酒税，是酒户（酒类生产商）应该缴纳的税款。刘保衡欠了官府百万税款，于是三司使派人来催缴。刘保衡看来资金周转不灵了，只好卖了自己的房子抵账。张方平趁机低价买下了刘保衡的房产。刘保衡用卖房子的钱缴纳了税款，回不了家了。包拯这时候担任御史中丞。查我收藏的《中国古代法学辞典》，御史中丞的职责是纠察百官，专门管干部的（藏书多点还是好啊）。于是包拯弹劾张方平趁机贱买所管辖的富户的宅邸，属于贪渎行为了（虽然不是很重），不能处于三司使这样的重要位置上。奏章上，张方平免，大概是受了处分以后去担任地方官了。
好了，这一段事算是弄明白了。不能不说，宋朝的御史（纪委）还真的起作用呢。张方平罢免以后，任命了端明殿学士宋祁担任三司使。但是问题又出来了。有人举报，宋祁担任地方职务（定州官员）时没有政绩，而且放纵家人贷公款不还。另外在蜀地任职时过分奢侈。包拯也奏了一本，内容是宋祁的兄长宋庠（音xiang祥）这时正担任朝廷的执政大臣，宋祁不宜再担任三司使的职务。争论的结果是，宋庠主动请求分配弟弟宋祁去做地方官。
宋祁外放做知州去了。但是三司使的重要职位不能空着啊，谁来为朝廷收税呢？任命很快下来了，这回是命令包拯担任了三司使，财政部长。包拯没有推辞，很爽快地上任了。估计包拯是有决心、有信心在新的岗位上大干一场。可是，欧阳修说话了。欧阳修，唐宋家之一，此时是翰林学士。欧阳修上书宋仁宗，大致意思是（我不引用原话了，还得翻译），朝廷过分使用包拯的才能，而包拯自己亦不知道珍惜名节。张方平、宋祁都是因为包拯弹劾而易职，但是包拯自己却担任了三司使的职务，这难道不让人怀疑，包拯是为了自己谋取官职吗？即使包拯自己并无私心，也应该避免嫌疑。否则瓜田李下，如何取信于人？欧阳修进一步批评包拯，说这是因为包拯学问不够、思想不成熟，才做出（接任三司使）的举动。
欧阳修说话是很有分量的。这个奏折递上去以后，包拯立即回家，回避任命。但是朝廷与宋仁宗考虑了许久，坚持不收回成命，于是包拯才上任。
坦率地说，欧阳修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包拯接受三司使的任命，的确有其轻率之处，也就是欧阳修指出的“政治不成熟”了。当然，这里更鲜明地反映了古人对于大臣名节的要求何等严正。欧阳修、包拯，包括宋祁、张方平，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的功名。从这个角度看，谁又能说科举考试对于选拔人才一无是处呢？
二
清末民初世家子弟张伯驹，继承家传盐业银行，家财万贯，以风流名士著称于世。收藏之类文人玩意不必说了，但是做到《古文观止》倒背如流，脱口而出唐诗宋词两千多首；少年时期就将《二十四史》通读二遍，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人的真面目。我写下这一段话，是不是有羡慕之意？差不多吧。按说草根阶层与“世家子弟”确实没法比较，生存环境、所受教育、可以支配的财富等等，都是云泥之别。我只是羡慕这等人对于古代文化典籍的把握与了解。尽管文人读书，几乎完全是为了吟诗作文而取典之用，于世俗生活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刘项原来不读书”，说明阳春白雪不过是一种生活的点缀。但是一个人的一生，能把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通读一遍而且记住，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如果单从这个角度上说，像我这样的“吟诗者”，确实不必作诗了。如果非要附庸风雅写几首“类古诗”，则尽可能发真性情、写一点质朴的本色诗可矣（如5463兄长这样）。
三
马上又要出差，外出一段时间。本来以为今年外出的机会很少了，但大概还会有几次。我明白古人为什么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因为除此之外没有比这个更快乐的事情了。
欧阳修的诗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诗话；体兼说部；论诗记事；论诗及辞
诗话起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才变成书面形式。最初是一种非正式文类。
一、诗话概说
自从欧阳修将其“退居汝阴, 而集以资闲谈”的小册子命名为《诗话》之后，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就此开启了传统文学批评的一种新样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五认为古代论文之作，凡有五类，诗话即为其一。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成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其作者之甲乙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时式》，备陈法律；孟《本事诗》，旁采故实。刘《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矣。
《四库》此处论诗话有三点可值得注意：一、诗话为古代文学批评五体之一；二、刘《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为诗话之源头；三、诗话具有“体兼说部”的性质（第二、第三点留待后文讨论）。《四库》是对古代文化的全面总结，代表了满清后期对先秦以来的整个中华文化的总认识和总评价。其对于诗文评总括性的介绍，也就是对于整个古代文学批评的总体理解。这种认识得到后人越来越多的认可。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序》里面说道：
诗文评虽然极少完整的著作，但从本质上看，自然是文学批评。……现在一般似乎都承认了诗文评即文学批评的独立平等的地位。[1]
诗文评既然是文学批评，那么诗话毫无疑问就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样式了，而且还是宋元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的主要样式。其影响所及，日本、朝鲜等国亦有数百年的诗话批评实践。
二、诗话渊源
前文已述，第一部以“诗话”命名其书的是北宋欧阳修。但这一命名究竟是欧阳修的独创呢，还是因袭前人的成名？因此，有必要追述诗话之起源。
关于诗话的起源，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两种说法。
1．清代何文焕《历代诗话序》曾云：
诗话于何乎？庚歌记于《虞书》，“六义”详于古《序》，孔孟论言，别申远旨，《春秋》赋答，都属断章。[2]
所谓“庚歌”，指的是《尚书•虞书•皋陶谟》中关于帝舜作歌、皋陶庚和的记载；所谓“六义”，则是指“风、雅、颂、赋、比、兴”，首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后来《毛诗序》作了进一步阐发（需要指出的是，《毛诗序》乃是汉儒的手笔，非先秦之作）；孔子和孟子则有许多关于《诗经》的具体论述：如“思无邪”、“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影响极为深远；“《春秋》赋答” 是指《春秋左氏传》记载的当时外交场合中大量的赋诗酬答的情况，虽多属断章取义，但在“论诗及事”上与后世诗话有相似之处。
2.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
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虽曰本之钟嵘，要其流别滋繁，不可一端尽也。《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3]
章氏开首即言《诗品》乃后世诗话的源头，接着又讲不能完全归原于《诗品》。章氏认为诗话有两种形式：或“论诗而及于事也”、或“论诗而及于辞也”，而这两种形式早已见之于《论语》、《孟子》等先秦经传之中了。可以看出，在诗话的起源上，章学诚以其所持之多元论，比何文焕开通。
《四库》认为诗话“体兼说部”，即与小说在体制上有着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存在的。诗话与小说的确有渊源。魏晋南北朝时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其中有谢安叔侄雪天论诗高逸之事，无论是从形式、性质、还是内容上看，都非常接近后世诗话。都是论诗、都是闲谈、都是文人雅士。魏晋人物风流自赏，向来为士林所称道，宋人仿效前贤，品评诗词，以此相高，自由漫谈式的随笔或许是最合适的文体了。或许，这则故事直接启发了欧阳修。
《四库》论诗话之源，将刘《中山诗话》置于《六一诗话》之前，不知出于何故。《方法研究》称，刘在其诗话中已经引用司马光的《续诗话》，而司马光则明确表示续写欧阳修的《诗话》。从现有资料来看，第一部以“诗话”命名其书的是北宋欧阳修的《诗话》。此后，仿作纷起，后人为了便于征引和区分，便以其号加之于前。[4]
三、诗话之流变
诚如章学诚所言，诗话或主于“论事”、或主于“论辞”。宋代诗话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宗，论诗及事，于叙事之中间现作者一己偶的之见，多为“以资闲谈”的记事随笔。两宋之际的诗话，闲谈性、资料性的记事随笔居绝对多数，纯粹理批评性的诗论专著则比较少见，象《岁寒堂诗话》、《沧浪诗话》极具理论色彩的著作，还是难得一见的。受宋代诗话创作倾向的影响，金元诗话仍遵循闲谈随笔的体系，走模拟宋代诗话之路。
明代诗话则以“论辞”类为主。有明一代，诗坛热闹非凡，争论不断。影响波及诗话，遂为繁富。拟古、反拟古；宗唐、宗宋；各派间为一争高下，都比较注重从诗歌内部探讨其创作规律。明代诗话的针对性、批评性、知识性明显有所增加。如徐祯卿的《谈艺录》、谢榛的《四溟诗话》、胡应麟的《诗薮》等，都着重论述其个人诗学见解，品评诗人诗作，显露出理论的色彩。
清代大兴考据之风，诗话受其影响，考证是非、辨别真伪。在当时浓厚的学术研究之风影响下，清代诗话家都以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从事诗话创作。王夫之《姜斋诗话》、王士《带经堂诗话》、沈德潜《说诗语》、袁枚《随园诗话》、赵翼《瓯北诗话》、叶燮《原诗》等等，都曾名噪一时，影响深远，且都入选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第一辑。清代诗学理论的三大思潮：“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即见之于诗话之中。
以来，随着旧体诗词创作的日趋衰落，以“辩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资闲谈”为宗旨的诗话创作也江河日下、风光不再。
四、诗话之弊
章学诚考查诗话之弊，论述前人，“作诗话以党同伐异”、“诗话之不可凭、或甚于说部”。党同伐异，自然失去是非公论。如北宋熙宁、元党争之际，蔡在蔡京授意下撰成《西清诗话》一书，其中多处引述苏、黄等元诸公之语，以伺机寻隙而攻讦之。宋人诗话，确实有此弊端。流弊所及，“至于诬善党奸，诡名托姓。”甚而至于“诗话之不可凭，或甚于说部也”。章氏分诗话为“论诗及事”和“论诗及辞”两大类，所谓不可凭云云，即指前者而言。
所谓“今人诗话”，特指袁枚《随园诗话》而言（见叶瑛注《文史通义•诗话》）。祝伊湄在《章学诚对的批评》一文中指出，章氏“颇能客观的评人论学”，但对袁枚的议论“却是心气颇不平和”。考其原因，章氏是对袁枚在当时文坛之盛名“由羡生妒, 由妒转恨矣”；同时，“性情不同, 识见各异, 是章袁龃龉的一个重要原因”。章氏认为“《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故主教化；而袁枚“于道统文统、则一笑置之。”[6]章氏既对袁枚《随园诗话》评价不公，则“今人诗话”有害世道人心之说，亦难公允。
西学东渐之前，国人对诗话所做的反思与检讨，都是在传统的思路中进行的。倘若置身于现代批评意识之下，对诗话消亡的原因或许可以认识的更充分。
五、诗话消亡辨
中国现代批评意识的觉醒，肇始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这篇文章发表于1904年，其全新的风格与论述结构，极大地冲击了当时传统的批评模式。
《〈红楼梦〉评论》的发表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它都代表了某种断裂：在内容方面，它运用了外来的理论、美学观念和文献材料，在形式上也表现出现代批评的诸多特征，如章节的划分，引文的使用，全文结束时附以结论等等。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与古典诗话迥异的现代批评的表述方式。“它所产生的冲击波促使人们开始思索：文学批评看来确实有各不相同的路数，传统批评是否应当拓展自己的视野？”[7]该文对于包括诗话在内的传统批评模式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这种质疑和挑战得到了回应。朱光潜先生曾说：
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不成系统，有事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
诗学在中国不甚发达的原因大概不外两种。一般诗人与读诗人常存一种偏见，以为是的精微奥妙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如经科学分析，则如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其次，中国人的心理偏向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8]
王国维从中西语言的不同，发现了中西思想方法的不同。王氏此处的概括或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仍然在大体上指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事实，即长期以来中国学术已经失去对思想精确而深刻的描述力和表达力了。由此，王氏认为，新学语的输入、创造新学语非常之必要，应该重视哲学和形而上学，提高中国人的思维能力。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落后与进步等二元对立正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激进立场的起点，也是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甚至象王国维这样的旧式学者也同样把中国与西方的区别看作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别。认为东西方文化在方法上、思维方式上以及体验生活的方式上有着根本的不同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看法，也是他们思考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起点。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的起点就是弃过去，就是对传统的否决。在他们看来，现代文论取代古典诗话，正如新小说取代章回小说，新式的自由诗取代旧律诗是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
结语：
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兴起与包括诗话在内的整个古典文学批评的衰落，是当时中国现实社会的状况所产生的结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完全不同于诗话，它从一开始就关注着社会政治问题。中国现代批评主体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带有政治和社会烙印的主体，不象诗话作者那样，甘于书斋的悠闲，陶醉于自我的清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政治的话语，是社会介入的途径和手段。以诗话为代表的古典文论作为主流批评模式在二十世纪初的消亡并非历史的偶然，古典批评所赖以生存的那些社会条件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在当前的形势下讨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新探讨诗话等极具民族形式的文学批评样式，或许是解决“失语症”的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 诗言志辨[M]：古籍出版社，1956. 2
[2] 何文焕. 历代诗话[M]：中华书局，1981.3
欧阳修的诗范文第5篇
我喜欢收藏古代瓷枕，尤其是宋金元瓷枕。在我看来，瓷枕的文化内涵尤为丰富，其中的宋金元诗词枕，简直就是宋金元文学的缩影、宋金元书法的大观。诗词留枕，应始于唐代，在长沙铜官窑的执壶和瓷枕上，留下文字装饰的据说见诸著录的有70多件，其中有诗词的瓷枕仅一件。即在狮子背负的枕面上留有“日红衫子合罗裙，尽日看花不厌春，更向妆台重注口，无那萧郎悭煞人”一诗，写的是少女对情郎的相思。
宋代书有文字的瓷器那就多了，其中又以瓷枕为甚。瓷枕，一个规整平坦的枕面，犹如一幅宣纸斗方，采用宋代釉下彩工艺，在瓷胎上刷上化妆土，书家、画家可以使用毛笔肆意挥洒，运笔自如。墨色可以渗透到瓷胎中，使其有了宣纸的晕散效果，黑白对比强烈，色彩鲜艳，增强了字体的厚重感，再罩上透明釉高温烧成，不怕磨损，便于永久保存，难怪文人墨客对瓷枕是如此的钟情。
我本人收藏有300多个古代瓷枕，其中宋金元诗词书法枕就有80多个。这里谨联系我的收藏，对宋金元诗词书法枕的审美取向，作一评析。“精神见于翰墨”的“崇高美”
与宋代书法史和审美文化史相对应的是，宋代书法最先在瓷枕上表现的是“颜体”书法。本来作为书法载体的瓷枕，更适宜表现的是行草书，因为在瓷枕上书写不同于宣纸，它是在瓷胎未干时书写，必须快捷，只能用悬腕来进行。而颜真卿的楷体在宋初时受到皇家的推崇，这与宋学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颜真卿不仅因为书法成就而被尊为中国书法的“亚圣”，其地位仅次于书圣王羲之，而且因为他满门忠烈，体现了儒家忠君报国的理想人格，而成为宋王朝理想的道德楷模。米芾在《书史》中早就评说：“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现藏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的《家国永安》珍珠地枕上那“家国永安”四个大字，雄阔端庄、沉稳道劲，颇有颜体的风范。
虽然其后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大力推行“尚意”的书法改革，打出了创新的旗帜，中规中矩的“尚法”书法受到冲击，瓷枕上的颜氏楷体书法少了；但当宋代面临异族入侵、积贫积弱，甚至山河破碎，不得不偏安一隅的情况下，爱国忠君观念自然也被大大地张扬。我收藏的一方瓷枕就刻有“青山只会磨今古，绿水何曾洗是非”句，这两句元曲出自孔文卿的杂剧《地藏王东窗事发》。该杂剧已佚，但这两旬元曲，却把岳飞被秦桧陷害的故事保留下来。元代已是异族统治，这个瓷枕应为北方窑口的定窑烧制，可见即使是异族的统治者，也一样要保持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尊孔崇儒、推崇忠君报国是不会改变的，这始终是宋金元审美文化的主流。
“江清月近人”的“自然美”
宋金元诗词枕，有许多寓情于景、描绘和歌咏自然美的诗词。陶醉于自然景物，这实际上反映了宋金元审美情趣的一个重大转变。我国古代自然美观念，先秦以儒家的“比德”为主，而魏晋南北朝的“畅神”以及人们常讲的晋人“尚韵”，则已包含着某些推崇自然美的觉醒与自觉。而到了宋元时期的“尚意”则包含了顺应自然、趣味天成的哲理。对社会审美潮流起着引领作用的士大夫阶层，在“穷山水登临之美”与“览人物之盛丽”，以及“山林者之乐”与“富贵者之乐”之间，重心显然是放在了“自然美”上。
在我所收藏描写自然景物的诗词枕中，《词寄月中仙・咏潇湘八景》枕，深为我所爱。此枕书元曲105字，加上标题计110字，用篆书写成。这首词十分巧妙地将“山市晴岚、远浦归帆、平沙落雁、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江天暮雪、洞庭秋月”八景嵌入其中。
“潇湘八景”早在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有详细的描述。著名画家宋迪为此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大书法家米芾又乘兴为这些画作诗题跋，遂有“潇湘八景”之说，成为后世很多文人墨客争相吟诵、描绘的题材。此枕由篆书写成，这在宋金元诗词枕上是不多见的。一方面是因为用毛笔在瓷器上书写有一定的困难，不如草书来得方便；另一方面，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倡导的书法革新，强调“尚意”之说，使得能写篆书的书家已是凤毛麟角，不期一个工匠竟能用古意盎然的篆书写出如此秀美遒劲、规整稳健、字字如玑的书法，更使此枕显得珍贵，更展现出宋元从士林到工匠都崇善自然、寄兴山林，以山石林泉为乐的审美情趣。
“闲散胜如拘束”的“隐逸美”
中国的隐逸文化历史深远，“竹林七贤”、“渊明爱菊”等故事在魏晋、唐末、五代等早已存在。如果说在社会动荡、政治险恶的时局下，隐逸山林、自娱山水是文人士大夫藉以自保且能干笔墨中求得些许乐趣的途径的话，那么宋初政治、社会稳定，统治者尚文抑武，仍有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包括不少达官显宦，退休后归隐山林，追求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无疑更多的是与隐逸文化构成宋代主流审美体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有关。
在我收藏的一方元代平阳窑瓷枕中，用竹笔划出“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这是欧阳修《会老堂致语》中的两旬诗。宋熙宁五年四月，80多岁的赵概从南京(今河南商丘)到颍州(今安徽阜阳)西湖探望欧阳修。实现了赵概在朝时曾与欧阳修的约定：告老还乡后要不时互访。欧阳修腾出居室西堂安置赵概，并名之日“会老堂”。时任颍州知府的吕公著曾设酒宴款待欧阳修和赵概二人，并陪同游湖、饮酒、赋诗，相聚月余。欧阳修特作《会老堂致语》，以记其盛。“三学士”即指欧阳修、赵概和吕公著，“两闲人”自然是已告老还乡的欧阳修和赵概。欧阳修在朝时，虽然也是一等文章的大才子，但他最为有名的《采桑子》共十三首，均为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退休回颍州私人宅第居住之后所作。可见隐逸给了他们施展其文学才华的更大机会。
“酒人愁肠化作相思泪”的“寄情美”
宋诗宋词，怎一个情字了得，从壮怀激烈的报国之志，到委婉凄美的思乡别情，无不丝丝入扣、动人心魄。这不是宋人天生的多愁善感、无病，而是时势使然。内忧外患始终伴随了两宋至元的历史，无论是基于爱国热情的慷慨愤世，还是成为亡国遗民之后的感喟哀时，豪放与婉约，这两派的骚人墨客都在寄情上找到了共同点。这是一个人们的情感世界最为丰富的时代，留在瓷枕上的诗词，为我们见证了这个时代情感寄托的盛景。
范仲淹的《苏幕遮》一词，通过对秋景的描述，抒发了诗人的离乡之愁、忧国之心：“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碧天、黄叶、翠烟，渲染夕阳下的秋景；乡魂、旅思、愁肠，映衬客子离绪。离情可伤，却柔而有骨，不失胸襟的开阔，表达了人们期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亲人团聚的情感，引起人们的共鸣。
“无月不登楼”的“雅致美”
引领宋金元审美潮流主体的是士大夫文人阶层，他们的审美品位和兴趣，决定了宋金元审美的向度和趋势。从衣食起居到装饰陈设，从志向追求到闲情偶寄，从形而上到形而下，无不表现出一种超逸脱俗、“郁郁平文哉”的雅致相。宋瓷在中国陶瓷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其表现的审美品位是色彩的素雅含蓄、器型的儒雅古朴、线条的典雅清秀，总之，将“雅”字推到了极致。反映在诗词枕上的文字，自然是追求一种清新典雅的诗情画意美。
我收藏一方书有“有花方饮酒，无月不登楼”的元代山西平阳窑诗词枕，就可见当时人们生活上追求的境界与透出的悠远闲适。此句出自元代无名氏创作的杂剧《苏子瞻醉写赤壁赋》，描述坡被贬黄州，在中秋夜，与黄鲁直、佛印禅师同游赤壁，醉中写下《赤壁赋》的故事。其中的《贺新郎》：“我这里停骖举首猛凝眸，凭在这十里长亭，众兄等候。(贺云)将酒来，与学士饮一杯荡寒咱。(正未唱)你道是劝君更尽一杯酒，则怕酒入愁肠转更愁……(贺云)学士，你看风景如花飞万片，正好饮几杯……(秦云)学士，异日必有相会之期。(正未唱)再谁想‘有花方饮酒，无月不登楼’。”如今，现代生活节奏那么快，有谁还讲究“登楼”要“有月”，“饮酒”要“有花”呢?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位未必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古人。
“人老簪花不自羞”的“教化美”
宋元是一个儒家理学大行其道的时代，虽然儒学不再是一家独尊的地位，但经过程颐、朱熹这些理学大师将儒学哲学化、系统化、精致化，儒学已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并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理想，社会审美自然也加入了教化的功能，议论为诗、说理成文，已是一道审美风景，自然也被植入天天与人朝夕相伴的瓷枕文化之中。
我有一方瓷枕，上书五言诗：“在处与人和，人生得几何，长修君子行，由自是非多。”意在要求人们用道德规范自己，修身养性，做谦谦君子，促进和谐。每天临睡前，看看瓷枕所书，可起到“吾日三省吾身”的效果。我还有一方瓷枕所书为：“立身之法，孝顺为先，家和人善，富贵千年。”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孝文化。在我收藏的瓷枕中，还有一些书有“为争三寸气，白了少年头”之类反映老百姓处世哲学的瓷枕。这样一种看似消极的处世哲学和人生态度，是与宋代宫廷的竞争和镇压对手的残酷联系在一起的，在此情境之下，人们不能不事事小心，避免祸从口出。
“一架青黄瓜”的“俚俗美”
宋金元瓷枕既然是来自民间的艺术和创造，就天然地贴民的生活。工匠们的艺术世界一定是十分生活化的。一些俚语俗事，反映到瓷枕上，反而有一种清新淳朴的感觉。生活中固然有粗俗和低俗，但雅俗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绝对的界限。反映到瓷枕这一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艺术载体上，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种“雅俗”，俗得清新，俗得可爱，俗得有趣，当然也就俗得高雅。
欧阳修的诗范文第6篇
杜牧毁书稿
晚唐杰出诗人杜牧，晚年审查他平生的诗作时，凡是认为不满意的，统统都烧掉。本来他的诗作有1000多首，烧得只剩下200多首。幸亏他外甥还保存着200多首，这样他的诗共流传下来400多首。
欧阳修改文章
宋代大作家欧阳修晚年时，常常认真修改平日所写的文章。老伴见他用功过度，便说：“何必自苦到这个程度，你的文章还怕老先生骂?”欧阳修笑道：“不怕老先生骂，却怕后生耻笑。”
陆游七旬学书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74岁始学书法。他在《学书》一诗中写道：“九月十九柿叶红，闭门学书人笑翁。世间谁许一钱值，窗底自用十年功。老蔓缠松饱霜雪，瘦蛟出海拿虚空。即今讥评何足道，后五百年言自公。”陆放翁晚年不怕被人“讥评”，以“瘦蛟出海”的雄心和“老蔓缠松”的韧劲，哪怕“自用十年功”，也要把书法练好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齐白石不闲过
艺术大师齐白石85岁那年的一天上午，连作4张条幅，中午仍不停笔墨，又坚持再画完一张。画完题词日：“昨日大风雨，心绪不安宁，不曾作画，今朝制此补之，不教一日闲过也。”
陈垣披湿巾
80高龄的历史学家陈垣，为了考证有关佛牙传人中国的历史，不顾三伏酷热，带领助手查找《历史三宝记》、《宋高僧传》等大部头文献。因书库太热，他光着膀子，把湿毛巾轮换披在肩上，坚持翻阅查找。
钱钟书拒祝寿
著名学者钱钟书80高龄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给他祝寿，他坚持拒绝，并风趣地说：“增一岁当然可以贺之，减一岁则应吊之。一贺一吊，不是相互抵消了吗?”
茅以升再重复
著名科学家茅以升80岁时，还可以背诵圆周率小数点以后100位的精确值。人们钦佩而惊奇地问：“茅老，您到底怎样记住的呢?”他回答：“重复!重复!再重复。”
钱立坤上大学
卓有建树的棉花专家钱立坤百岁时还报名上了老年大学，并赋诗日：“初学棉花弱冠军，现逾百岁心留连。更新知识进‘老大’，退休不忘跑田园。”
郑逸梅撰妙联
文史掌故家郑逸梅，酷爱对联艺术。当有人问他晚年生活时，他以如下一副叠字对联相答：“炳炳煌煌，处处书书画画；安安逸逸，年年暮暮朝朝。”
吴冠中撕画儿
有人问著名画家吴冠中：“吴老，您近日忙些什么?”吴老答道：“一是仍然坚持创作，另一是撕画儿。”吴老看到对方有些迷惑，便解释说：“人老了，趁现在还活着，得赶紧将那些自己觉得不满意的作品撕掉，免得流传下去。”
启动贴告示
著名学者、书法家启功80多岁时，为了集中精力搞点学术研究，多次贴告示于门上，谢绝客人来访，但上门的人仍络绎不绝。启功又贴出这样一个告示“启功遗体，告别去了。”友人建议他将“遗体告别”4字连在一起，并加上引号，以免引起误会。启功却说：“我就希望误会。”
吴玉章题座右铭
老革命家吴玉章，81岁时题写座右铭：“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学问而学问无专长，喜语文而语文不成熟；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是皆虚心不足，钻研不深之过，年已八一，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未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毋怠痛改前荒，谨铭。”吴老这种愈老愈爱做学问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
欧阳修的诗范文第7篇
国庆黄金周期间，我和妈妈还有我的好朋友廖伸去了向往已久的西部惊奇欢乐谷。早就听说那里好玩儿的地方特别多，又惊险又刺激，可我这次去真正领教的确是另一番滋味。
一路上，我们大家有说有笑，好不快活。伴随着窗外凉飕飕的风，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抵达目的地了。一下车，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让人顿时觉得神清气爽。我闭上眼睛，倾听着山谷里小河的流水声，享受着这“天然氧吧”，已经好久没有感受过这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了。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在这美丽而又幽静的景色中拥抱大自然，真有种“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的意境。继续向前行，似乎来到了桃源仙境。举目四望，周围是群山怀抱；树木载着一身的雨露，周围云雾缭绕，好似给森林披上了一件雪白柔软的纱衣；旁边的两块大石头就犹如两位仙风道骨、鹤发童颜的老者正在对弈；清澈见底的河流从高山上慢慢流向山脚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虚幻而又真实，仿佛是一幅山水画。
天空中下着蒙蒙细雨，滋润着万物，树呀、草呀都贪婪地吮吸着雨水，好像比吃蜜还甜。枯黄的叶子被露水湿润后，也充满了生命力。雨淅沥沥地落着，供给万物所需的养料，这雨多像仙女洒下的甘露，是那样清新、透澈。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里有一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南北朝的谢?I遥望秀丽山水，写下“不对芳春酒，还忘青山郭”的诗句；说是自己被山水的美景所陶醉，连酒都不想喝了。在这美丽神奇的大自然中，我被深深吸引，早已把不顺心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我想，如果欧阳修和谢?I能来到这里，一定也会为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陶醉的。
欧阳修的诗范文第8篇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唐代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是脍炙人口、传诵千古的山水名篇。但是近千年来，围绕 着这首诗里的钟声、时间曾产生过激烈的争执：夜半究竟有没有钟声？宋代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指责说：“句则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钟时。”因为寺院一般都是早上撞钟，晚上击鼓，用来报时。如唐代杜甫《游龙门奉先寺》诗云：“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唐代李成用《山中》诗云：“朝钟暮鼓不到耳，明月孤云长挂情。”（成语“晨钟暮鼓”即由此而来）
欧阳修的言论一出，立即引起了许多文人的不平。他们或引经据典，或以亲历见闻著文作诗，来为张继辩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熟悉苏州的孙觌（dí）的《留题寒山寺》绝句三首，诗中云：“白首重来一梦中，青山不改旧时容。乌啼月落桥边寺，欹（yī）枕犹闻半夜钟。”
其实，张继、孙觌半夜听到的钟声叫定夜钟。古代苏州寺院有半夜撞钟报时的习俗，名为定夜钟。每天晚上23时40分开始打钟，用20分钟时间均匀地打完一百零八下，最后 一下即合午夜与凌晨之瞬间。大概在南北朝时期，苏州的寺院就开始撞定夜钟了。据《南史》记载，丘仲孚少时读书就“以中宵（半夜）钟鸣为限”。到过苏州的许多诗人，如白居 易、王建、许浑、皇甫冉等，都曾写过歌吟定夜钟的诗句。另外，夜半钟不仅古时有，今天也有；不仅南方寺院有，北方寺院也有。1987年7月14日《北京晚报》“百家言”栏内 载袁翰青《“夜半”确有“钟声”》一文，文中作者说到他年轻时“家居故乡南通，就曾多次听过‘夜半钟声’”。同年8月31日，钟德钧又在“夜读拾零”栏内发表《对
为了这个“夜半钟声”问题，文坛上竟有了这么多考证文章，可见“文字求真”这个深刻道理了。
1．联系上下文，解释下列词语。
（1）脍炙人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引经据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用自己的话将《枫桥夜泊》这首诗的大意描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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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欧阳修指责《枫桥夜泊》的依据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文章举了哪些例子来说明《枫桥夜泊》中描述的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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