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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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中国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崛起；大国经验；借鉴；战略举措
中图分类号：D8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前言
在世界近代史上，大国的崛起有似流星般转瞬即逝的，有国运长久兴旺的。归其原因，兴衰在于是否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崛起之中和崛起之后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是本文接下来讨论的重点问题。
中国崛起势不可挡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文化的独特性，而是其影响力的普遍性。中国是一个致力于和平崛起的国家，它的行为也充分体现了谦卑精神和不干涉原则，并希望与所有国家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就中国崛起而言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中国的发展已经具有世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建设速度和经济规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又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就使一些西方政治家 、理论家怀疑或曲解中国崛起 ，再加上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带来的隔膜 、个别妖魔化中国的恶意炒作，对我国的国际形象有所影响。这种状况带来 了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问题 ，即如何使中国的发展与国际社会的民众进行文化和心理上的沟通，让国际社会接受中国发展 ，尊重中国发展的正当性。“内外兼修，和平融入”的理念和主张使中国崛起更具有理论的穿透力和现实的针对性。
三、通过“内外兼修、和平融入”方式崛起
今天的中国力量急剧发展，正处于地区大国向世界强国崛起的进程中，如何确定正确的崛起应对战略，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中国的崛起应对战略是为解决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和崛起后的相关事宜而制定的战略，其目的是要保障中国顺利的、和平的崛起。
崛起应对战略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维持崛起之果。在近代历史上，存在两条大国崛起道路，一条是因武而兴，亦因武而亡；另一条则是内源式、和平式的崛起和维持崛起之路。英国在实现崛起后，总体上和平地对待现存的国际体系，在硬实力跃居世界第一后，并未寻求在欧陆的统治地位，而是继续实施平衡战略，避免了在与列强的争霸中消耗掉自己的实力。同样美国在完成崛起后，也谨慎地遵守孤立主义原则，没有过早卷入欧洲的权力争斗，更没有主动挑战现存体系，使得美国成功地将实力维持至二战前夕并在战后继续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英美维持崛起果实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制定了正确的应对战略，获得相对安宁的发展环境。
针对中国当前的形势，我们应该靠和平方式实现崛起，并在崛起后致力于维持和平，壮大实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内外兼修。对内，要不断增强自身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内部行为与对外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服务于中国的崛起大业。
在对外战略方面，最主要的是做到和平融入。所谓和平融入是指中国对现存的国际社会、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国际体制采取维持现状并积极参与的基本行为取向。和平融入意味着中国要实现和平式崛起，并在崛起后和平地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之中。明确地展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和崛起后对待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基本态度，保持走和平发展之路，用和平的手段获得能源、市场和资金。
四、通过发展模式、中华文化更好的提升软实力
软实力是国家的精神和灵魂，能使国家具备独特性和区分度，如果为国际社会带来清新空气的制度或文化创新被普遍认可，那么其提供者无疑亦可乘势而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崛起不仅仅需要物质实力，更需要文化和精神实力，只有软实力，才能使中国的崛起具有传世之价值，才能真正实行王道，而不是霸道。
1.中国模式是构成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软实力包括吸引力和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积累的经济发展和国力增长道路这一发展模式的吸引力，这被部分学者称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其核心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经济公平的、高质量的增长，将重大的经济改革和小规模的政治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虽然中国模式还存在很多不足，但只要中国政府努力践行并加强宣传力度，它完全可以成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证明，近年来中国的发展模式与和平的外交行为已经塑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人民的认同!
2.中华文化是构成中国软实力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西方文明不同，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即使在现代社会，它的某些治国理念和行为规范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中华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理念，和为贵、和平、和谐等思想使它与追求利益、强权，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文明有着显著的区分度，从而保持着独特的吸引力。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升它的影响力并合理运用到中国的对外实践中同样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构成。
五、多战略双管齐下应对霸权
在所有的崛起战略中，对当前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应对现存的强大霸权国美国。在应对霸权国的战略上，古典的思想提供给我们的智慧是权力平衡，最关键的是避免单一战略，寻求丰富的战略组合，针对不同的问题领域，采取不同的战略方针，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有机地结合起来，灵活性与坚定性结合起来，多种战略手段多管齐下。
1.核心利益问题上，要善于合纵，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来应对霸权国挑战。
在经济斗争、外交、国际治理等领域，中国应该更多地将战术性的韬光养晦与战略性的有所作为结合起来，在这些领域，不妨适当灵活，避免与霸权国迎头相撞。
将双边与多边机制结合起来，建立多层次的对话沟通渠道。
中国一方面要增强自己的国力；另一方面则应谨慎地使用力量，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全方位的外交努力如双边、多边的对话、会议、国际机制等，尽全力加强与霸权国的沟通，其目的是，对于双方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冲突和矛盾对立，力图减轻或化解。
3.应该实行贴身战略。
加强对美互动，但须多元化、复杂化，除了核心利益外，竞争与合作并存，多种手段并用，避免问题单一化，大力营造相互依赖而不是单向依赖的局面，降低脆弱性相互依赖，增强敏感性相互依赖的程度，不仅让中国敏感于美国之行为，也让美国敏感于中国之行为。
六、正确处理与各国的军事和外交的关系
大国崛起应对的第二个战略问题是以何种手段处理国家的对外关系，以获得有利于已的国际环境。不断崛起的中国，面对国际上不断抛出的“”，我们应当冷静思考，始终坚持“和平崛起”，同时一手戒备，一手合作。戒备任何一种可能造成颠覆的言论，对于涉及台湾以及中国问题不予让步，给予反击。同时加大同周边国家的合作，建立稳定并能彼此信赖的良好关系。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影响力不断加大的今天 ，我们试图以一种大国的姿态来做出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承诺 。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但这一论断只是反映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本态势与发展趋势，并不意味着世界已实现持久和平。应对不同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形势，我们要沉着应对，多策略应对。
七、结语
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如何在崛起中和崛起后保护胜利果实，值得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借鉴经验，运用创新思维实现强国梦。
参考资料：
[1]任东来.大国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传统—以美国为例的讨论[J].战略与管理,2004,(4)
大国崛起中国范文第2篇
2014年以来，东海和南海的紧张关系都在继续，都有可能出现擦枪走火的局面，相关国家的民众也越来越深入地卷入到相关的争论和判定之中。在中国与东亚国家关系变化的过程中，美国一直是幕后推手。美国正在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局势为自己塑造新的战略优势，与此同时，东亚国家也在利用中美之间有形和无形的竞争而为自己谋利。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正在发生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围绕中国的“崛起”，一种有形或无形的“统一战线”正在形成之中。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样一种局面？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有一种跳出当前的历史眼光，有一种更为长远的大局意识和谋局意识。
首先，中国与东亚国家关系的这种变化，是伴随中国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大国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的一种必然的历史进程。不管中国继续“韬光养晦”，还是积极“有所作为”，这种变化迟早都会发生，中国的回避和谦让只是发挥了延缓的作用，并不会阻止这种局面的来临。
第二，中国的崛起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崛起为世界强国以来最为成功的一次大国的崛起，但中国的崛起又与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崛起所面临的世界形势有着历史性的差异：中国的崛起得益于全球化，也受制于全球化。对比近代以来崛起的其他大国，中国更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局势和地区局势，以使这个有史以来最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能够延续下去，使中国社会能够完整地、不再中断地经历这个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时代更为复杂和艰难的现代化洗礼。
第三，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安全局势，所遭遇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呈现出复合型的特点，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日益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与社会安全已经难以分开，中国在发展中所遇到的经济困难和社会问题将越来越频繁地被试图制衡中国崛起的国家利用起来，成为牵制中国崛起的有力武器。
面对这样一种愈发具有挑战性的东亚局势，中国既不能畏首畏尾，又不能鲁莽行事，关键要看中国在哪些方面具有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能力。这种能力既可以是军事上的，也可以是经济上的；既可以表现为博弈双方的直接对抗和武装冲突，也可以体现为全社会的发奋努力和众志成城。
中国改变东亚局势的战略精髓在于以自身实力的有机整合破解对方组合中的安全共同体。现在到了精确评估中国软硬实力的时候了。东亚局势的变化目前似乎对我不利，但它却可以为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和强国提供更强大的激励。而改变东亚的安全格局，则是中国摆脱19世纪以来的历史命运，走向世界大国的前提。
大国崛起中国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共同规律；战略目标；战略耐心；先进性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004-01
一、引言
什么样的崛起才算是成功崛起，本文的定义是：成功的崛起必须意味着大国地位的稳固确立，在时间上能够持续至少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或者更长。像拿破仑法国、希特勒德国、二战时的日本这种短暂的帝国辉煌就不能算是成功的崛起。历史上，成功崛起的大国很多：古代有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秦帝国、汉帝国、唐帝国、蒙古帝国等。近现代有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苏联、美国等。
二、大国崛起要有合理的目标
大国的崛起要有合理的目标其实质就是崛起国的实力与其要实现的目标要基本相称。目标过大必然导致由于实力的有限性而无法实现，其结果不但徒然损耗国力，而且势必会损害国家威望，挫伤国内士气；目标过小，虽然比较容易达到目的，但是不能带来大国崛起所需要的足够利益，也不利于树立大国权威。大国崛起比较多的是犯了目标过大的错误，鲜有目标过小的教训。
大国崛起过程中由于野心过大而导致崛起中断甚至全盘皆输的最典型例子是近现代史上法国的几度崛起。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凭借三十年战争之后法国在欧陆强大的实力优势连续发动了几场旨在实现所谓“天然疆界”的战争，几乎是与所有的欧洲强国开战。其后果是由于力不能支，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自己退回到欧洲普通强国的地位，还意外地促成了普鲁士的崛起和英国的强大，给法国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拿破仑时期法国的扩张犯下了更严重的错误，在成功地控制了欧陆的主要区域但还没有完全消化之后，为了制服海上强权英国，发起了大陆封锁。其结果是使欧洲的陆上强权俄国也走向了法国的对立面并最终展开了一场使法兰西帝国命运发生大逆转的战略较量（1812年拿破仑侵俄战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拥有得天独厚地理优势的海上霸权英国是不可征服的，地广人众且有浓厚尚武传统的陆上霸主俄国实际上也是不可征服的。拿破仑同时与这两个国家为敌，其结果只能是失败的下场，纵然拿破仑是史上少见的军事天才。二战时日本挑战巨型工业强国美国，希特勒德国重蹈拿破仑的覆辙与英国、苏联同时开战，冷战时传统陆权国家苏联向全球扩张都是大国兴衰历史上由于目标过大而失败的经典事例。
三、大国崛起与战略耐心
每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对手，都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阻力，包括来自内部的阻力，在未完成崛起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脆弱性。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意味着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打破或者至少是在相当程度上改变现有的国际力量分布状况，不能不引起相关国家的警惕和反应。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具备足够战略耐心的大国才能克服上述障碍从而实现成功的崛起。
美国的崛起就表现出了极大的战略耐心。早在19世纪末，美国的工业生产就已经是世界第一，不仅是数量第一，而且质量也是第一。尽管美国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工业大国，但其向海外的势力发展始终都是小心谨慎的，不因为自己实力已经很强大就轻易介入海外事务，并尽量避免挑战英国的主导地位。一直到五十多年后二战结束时，美国才最终确立起自己世界首强的领导地位，期间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国古代的汉帝国在建国之初，百姓疲惫，国库空虚。面对北部强邻匈奴的屡屡挑衅，汉高祖率大军三十余万亲自征讨，结果酿成“白登之围”。汉军被匈奴的四十万骑兵四面合围而陷入绝地，最后靠陈平施展奇谋使用贿赂分化手段才侥幸脱离困境。在武力手段不奏效的情况下，汉朝改用柔软的姿态，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换来了汉匈之间长达几十年的总体和平。经过了长时期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汉朝国库充实，政治清平，上下同心，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汉匈战争，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威胁，确立了汉王朝在东亚的支配地位。
四、大国兴衰与先进性的关系
尽管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无论是哪个大国的成功崛起都必定会在不同程度上体现时代要求的先进性，哪怕是看起来是野蛮残忍的帝国崛起。大国成功崛起内在的先进性是大国之所以能崛起的根本原因：这种先进性可以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先进性，比如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发起的海外贸易及开拓海外殖民地的崛起；可以是制度的先进性，比如荷兰、英国在17、18世纪以商业资本主义和金融创新为特色的先后崛起；也可以是以发展先进生产力为主要驱动力的先进性，比如19世纪的德国由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优异表现而走向强大以及彼得一世时期的俄国吸收西方工业文明而崛起；还可以是反映了打破地区长期隔离以及实现区域统一的内在时代要求的帝国崛起和扩张，比如13世纪时蒙古发动的持续近百年的征服战争以及蒙古大帝国的建立；还有几乎是集中了所有的先进性于一身的以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自由化、高科技发展为主要特色的美国崛起；在20世纪开始的前几十年，与资本主义世界此起彼伏、破坏力巨大的经济危机相比，苏联在建国初期借助其社会主义新制度表现出了蓬勃活力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苏联的崛起也不能不说是体现了某种时代的先进性。
大国崛起中国范文第4篇
资本市场改革正逐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政府出于国家战略的考虑，将集中优质资源投向大型央企，从而为中国资本市场打造了一个“蓝海战略”。
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无不与中央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定位有关。中央政府希望借助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实现对实业和金融两个领域更好的治理，进而在新形势下巩固国家经济基础。
两大寡头决定国有资本控制力
国有资本的壮大，是要形成对私人资本绝对的竞争优势，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垄断竞争优势，以确保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稳定、可靠。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而通过资本市场来实现这些目标，是“两点之间最短的直线”。
这个大战略的背后是什么呢？这是从中央层面开始的一场对于政府如何更好实现对经济的推动和控制的改革。或者说，是一场政府权力对于经济影响力的实现方式，以及股价如何更好地维护其经济利益的改革。
这面临着一个瓶颈――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更是执政基础。进一步改革政府权力对于经济的控制，会不会弱化这个基础？如果国有资本疏离于政府的控制，其安全怎么保障？显然得有一个政府信得过、又能够游离于政府和市场、遵照市场规律办事的中介。
这个中介就是正在酝酿中的“国有金融控股集团”（类似于实业领域中的“淡马锡”式的集团公司）。
今后国有资本的运作模式，很可能演变为两个寡头分兵而治的局面：一个在金融领域，横跨银、证、保，形成金融控股集团，代表国家持有主要金融企业的控股权，但主要从战略层面进行资本运作，不过多干预具体的日常经营。另一个，在实业领域，统领所有大型国有企业，从出资人和控股股东的角度，进行国有资本的运作。
在此，两大寡头承担了出资人和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角色。而相关部委，则可以明确自己市场监管者的地位，不再像以前那样，出现角色混乱的问题，同时也影响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和市场的权、责、利，通过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分离和明确，也确保了国有资本的安全。而这两个寡头，一个是已经露出雏形的中央汇金公司，另一个，则是未来国资委旗下的某个机构（甚至可能就是国资委本身）。
金融资本是强势的国际通用语言
任何大国的崛起，即是一个逐步被人认可、接受的过程，更是一个“准大国”适应游戏规则、掌握游戏规则，从而参与制定，甚至主导游戏规则的过程。其间必然充满了斗争和博弈。
国家关系的核心，依然是国家利益。中国要处理好与现有国际列强的利益关系，就必须抓住对方关切的核心，寻找乃至创造彼此利益的共同点，并且不断地将它做大，令对方不得不接受，进而成为这个高级游戏的参与者。
这一手段，历来是大国崛起过程中所惯用的。如果说，此前的大国崛起要靠武力这种硬实力的话，那么，在当今世界，则要更多地依靠经济手段这种软实力。无论是硬实力、软实力，都应是当时社会条件下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此前是“大炮巨舰”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家政策，而现在则是以金融资本为基础的国家政策。
也就是说，中国要挤进“大国俱乐部”，特别是要以和平崛起的姿态，进入国际主流社会，就要掌握金融资本这个国际的“通用语言”。
实际上，在当今社会，金融资本是比“大炮巨舰”更具影响力的武器。苏联没有败在“核大棒”之下，却倒在了西方的金融资本面前。对于这一点，遭受西方打压的中国也同样感触颇深，甚至有切肤之痛。
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的金融资本就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大炮巨舰”、是“冷战”时期的核武器。拥有了它，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大国，才能被国际强权所认同、接受，才能在他们的“大国游戏”中争得一席之地。
今天的中国要想向国际舞台的中心再迈进一步，就必须掌握并且做大当今的“核武”和“通用语言”――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还为缓解贸易争端和冲突，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比如在中美之间的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如果拥有一个成熟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将使中国在有关谈判和政策博弈方面更加自如，而且一个强大的金融资本市场，还是中国用来换取进入“大国俱乐部”的重要筹码。
总之，做大国有资本，壮大金融资本市场，进而提升中国的产业形态，优化中国在整个国际经济贸易分工中的竞争地位，是当今中国以一个大国姿态，追求“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
做大金融资本成为和平崛起的手段
要实现大国崛起，特别是中国所希望的和平崛起，为什么一定要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而非我们现在所擅长的生产、加工和制成品贸易（毕竟资本运作历来不是我们的长项）？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中国经济要进一步持续发展，必须在国际市场寻找自己新的定位。中国经济要想高速成长，就必须扩大国际市场，拓宽能源、原材料的来源。而这必然会改变既有国际势力的版图，打破旧有的利益格局，招致国际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
中国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根据自身特性，以做大金融资本市场的和平崛起方式，参与到国际利益的重新划分中。这既可避免与国际既得利益集团发生正面冲突，也可在国际社会赢得更多的认同和支持，减少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成本。
第二，中国现在过多地依靠低端制成品大量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与和平崛起的战略产生越来越多的摩擦，有必要进行调整。否则，不仅国际社会不能长期接受（无论是从争夺销售市场，还是争夺能源原材料的角度考虑），而且并不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需要。任何一个真正的大国，都不可能建立在对出口贸易单一、畸形的依赖之上。
因此，按照中国自己的节奏，逐步减少对外贸的过分依赖就成为必然。作为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替代，也是为了从更高的产业形态上，加强对国际销售市场和基础能源、原材料的控制，大力发展金融资本市场就成为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手段。
可以肯定，中央政府把巩固国家经济利益的希望寄托在国有资本（蓝筹股）的做大做强上，进而把多方面资源向其倾斜。资本市场监管层则需要打开制度空间，通过进一步的制度建设和市场化改革，令蓝筹股在得到政策、资源扶持后，能够有一个稳定、健康的上行通道。
大国崛起中国范文第5篇
“喜”容易理解，可“忧”从何来呢？
在战略层面和操作层面，作为即将崛起为二号经济大国的中国，必须应对的最直接挑战是如何解决好与世界“老大”美国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与“老大”的关系，中国不但成不了未来世界“老大”，也难以平安地做世界“老二”。
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战略界根据西方大国竞相崛起轮替的历史经验、辅之以基督教文化背景下培植起来的“生存竞争”思维，创造了一套西方特色的大国崛起与竞争理论，并以此解析中国崛起及崛起后中国的战略意图、指向、行为逻辑与战略影响。在那些继续信奉“权力政治”、“丛林法则”和“零和”游戏、尤其是信奉“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西方人士看来，中国崛起将引起国际地缘政治关系、国际经济秩序、资源能源、环境、发展模式、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巨大变局，与中国加速发展相关联的各类“中国”应运而生，不一而足。
可见，中国要把握好发展策略，就必须站在西方国家的逻辑上进行剖析和推演。因为无论中国是多么崇尚和平，在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面前都是毫无意义的。回顾西方史，中国有两种发展范式可以学习。
一、德国范式――以武力直接挑战握有国际主导权的“老大”，取而代之，使国际秩序作适应崛起国利益的调整。
“德国崛起范式”显然不能用于解决“中国如何做老二”的难题，也不适于推测、解释中国的崛起及崛起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性质，这首先是由中国战略传统、战略文化与外交伦理的特殊性规定的。
中国不存在德国那样的侵略历史、侵略思想、侵略性战争观以及“弱肉强食”的国际观。中华民族自古就尊“王道”、反“霸道”、主张“非攻”、倡导“和为贵”与“中庸”以及“天人合一”、“仁者无敌”、“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政治观、战争观、天下观和自然观，这为中国对外战略提供了丰厚的“价值创新”源泉。在国际事务中，古代中国重视国家间交往的“道德力量”而非“物质力量”、崇尚和平与“和合”、主张强国对弱国讲“仁慈”、尤其强调“以大事小须用仁”。这种外交伦理中“没有修昔底德笔下雅典人的那种‘强权即公理’逻辑”，当然更与弥漫于19世纪德国、同时也弥漫于欧洲的侵略性世界观、国际观、战略观、战争观不同。
此外，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及其质的升跃造成全球性相互依存。在这种大趋势下，非战、和平、合作、共赢等越来越成为国际潮流，好战思潮和传统安全竞争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增高了大国谋霸的门槛和成本，大国谋霸既难以成功，也永远得不偿失。
二、美国范式――19世纪末以后美国以温和、渐进、非战争方式实现“权力转移”，并“和平替代”英国的霸主地位。而日本崛起后继续接受美国“领导”、不直接挑战美国霸权，也被美国及西方战略界认定为是美国范式的延伸作用。
显然美国在崛起过程中，不论姿态多么温和，但其要取代英国担当世界“老大”并全面接管、改造、主导国际秩序却是非常明确的。为此，美国对英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支持常常使用双刃剑，既补台也拆台。
与美国不同，中国的历史经验、重道德不重物质利益的外交伦理、价值观和战略传统，使中国无意追求世界霸主地位。从中国的视角观察，世界“霸主”不是个值得羡慕的角色。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无所不包，中国对此看在眼里，思在心中。世界“老大”强大无比，却忙得要死。美国的困境真实展现了21世纪霸权国成本与收益的倒挂关系，也证实了中国现行的不称霸战略的高明与超越。
三、中国范式
（一）提高软实力
1、教育。
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中国软实力尤其是文化、思想、发展模式受到关注的主要原因。就好像暴发户和贵族之间是有明显差异的一样，中国虽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但是跟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人民的素质还普遍有待提高。教育作为重头戏，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这种重视不是所谓的分数，也不是所谓的素质教育。那些冠冕堂皇的理论，在中国第二轮发展中已经开始边际效应递减。中国现在需要寻求的是真正适合名族提升和发展的教育体制。什么样的教育体制才适合当今的中国呢？二战后的日本几乎是一片废墟，可是日本靠着教育和牛奶飞速重建了起来。这样的国民教育，才是中国最急需的。
2、文化输出。
一个民族的维持，是文化的传承；一个民族的壮大，是文化的传播。当今中国就好像后现代的美国一样，没有信仰，精神空虚。而欧美文化、日韩文化却大肆地占据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虽然文化的交流是有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只输入不输出。大国之所以为大国，就是因为它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引领着一个时代的潮流。
还要勇于并善于占领道德高地。中国客观上承受着来自西方国家西化和分化的强大压力，需要以自身的文明价值观化解西方的战略图谋；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始终面临着软硬同堵的威胁，需要营造有利于中国崛起的文明圈；人口众多和多民族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必须以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来协调内部关系，道德高地对应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勿需强调。
（二）军事――合理加大国防建设
到目前为止，在得到解决之前，中美日三国能够达成的任何战略理解都将是脆弱的。此外，中日、中印的领土之争，、等也都是某些国家对付中国的王牌。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如果美国无法忍受中国的繁荣，战争的导火索被点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谓“有备无患”，中国面对着如此强大的军事强国的“嫉妒危机”，合理加大国防建设可谓迫在眉睫。
（三）经济――对外倡导国际接轨，对内暗化宏观调控；制度完善。
要想利用中国这个大市场培育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就必须允许不同地区的企业在一个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环境下相互竞争。因此，中国要想充分获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利益，就必须加大力度完成中国国内市场的一体化。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有完善的制度。
（四）国际外交――继续保持并扩大国际存在感，从而扩大影响力，加大国际话语权；强化国际制度的参与能力，争取发挥主导性作用。
总体而言，中国在参与国际制度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待提高，而后者尤为迫切。
首先，必须加强中国在国际制度内的议程设置能力，以更加活跃的姿态参与国际制度的重大活动，不仅着眼于本国战略利益的维护，更强调本国利益和全球性利益的结合，以体现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
其次，中国要真正地发挥全球与地区性大国的作用，就必须在国际制度中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加大物质支持力度，尤其是要提高在主要经济性国际制度和政治性国际制度的资金份额，以此作为缓解他国疑虑、提高中国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第三，加强东亚国际制度创新的力度。中国的地理位置、地区性大国的定位及其未来战略目标决定了，中国必须成为东亚国际制度建设的积极促动者乃至主导者和推进者。中国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地区性国际制度的理解和认识，以更大的勇气和前瞻眼光推进制度化合作，将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与周边国家地区的繁荣进一步紧密结合，从而构筑起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地带。
大国崛起中国范文第6篇
同志在十报告中强调：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党的十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具有国际视野。总结人类历史发展轨迹和大国崛起的过程会发现，社会结构、体制机制、文化导向、核心战略和人才队伍是揭示大国崛起规律和战略的五个核心要素。社会结构是决定大国崛起的深层原因，体制机制是影响大国崛起的主要基础，文化导向是决定大国崛起的灵魂，核心战略是推进大国崛起的重要动力，人才队伍是支持大国崛起的主体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获得快速发展，在于通过改革激活了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国家发展的推动作用，确立了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内容的核心发展战略，走自主创新之路，培育了一大批掌握各种技能并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的人才。基于这种思考，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就必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把合理调整社会结构、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导向、实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和大力培育优秀人才队伍，作为我国发展的战略支点。
说到自主创新驱动战略，必然涉及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及其力量转移问题。实际上，社会发展过程中，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在不断实行转移，这就是所谓“力量转移”：农业社会，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土地，土地是最大的社会财富；工业社会，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是资金、设备，资金、设备是最大的社会财富；知识经济社会，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是知识、科技和创新能力，知识、科技和创新能力是最大的社会财富。当今时展正在走向知识经济社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就是为适应这种力量转移大趋势提出的。走自主创新之路，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动力，也是反映时展趋势的国家核心发展战略。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必然会遇到依附与自主、守旧与创新的矛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要求我们必须把自主和创新看做矛盾的主要方面。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刻都在进行着自主创新：理论上，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自主创新；实践上，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从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的改革开放，到创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体制，也是自主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人们生活水平较低的时候，我们相对关注眼前“脚下”的事情，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当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仰望“星空”，着力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并将其提升为国家核心发展战略。过去，我们主要用发展的高速度拓宽发展空间，今后，我们必须依靠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来抢占世界发展的制高点和拓宽我们在世界上的发展空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来源：《光明日报》）
大国崛起中国范文第7篇
看过《大国崛起》使我对世界历史有了一个真正的了解。但不免让我想起了中国可悲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中国从此落后 。从1500年开始，欧洲的强国一个接一个的出场，引领了欧洲作为全球顶尖的新时代。五百年前航海技术的提高人类终于有了一种真正的世界观。先后出现了殖民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国家都有着早期大国的相同的特点,靠掠夺别的国家的资源,充实国力兵力,然而资源是有限的,国家和人民的消费消耗是无限的,没办法发展本国经济的特色,终于在无限的消费中保持不住强国的地位。这让我们明白了靠掠夺只能是暂时的强大,最关键的是要能发展自己国家特色的经济,才能站稳世界强国。
在这部纪录片中，无论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还是西班牙通过海洋冒险成为海洋霸主，或是荷兰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创立的商业帝国。这些欧洲强国都是通过制度和体制创新、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将商业和自由贸易作为大国崛起的基本条件。而面积只有两个北京大的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证券交易所,建立银行信用体系的国家。正是这种经济体制的创新,深刻地影响了现代经济,也使面积这么小的国家脱颖成为当时世界性强国。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使其成为当年的“日不落帝国”。这无疑告诉了我们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强占先机,才能立于强国之列。但是，当世界上的国家一个接一个的崛起时，当时的清政府却依旧落后。明朝时期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不是为了开拓贸易，而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德威。郑和死后，中国人的身影就在海洋上消失了。看了这些，我想我不说同学们也知道为什么中国现在比别的国家落后。而英国、荷兰等国家是那样的强大。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发展比较迟。不过中国发展速度很快，年收入以百分之九点几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都给其他大国造成了恐惧。
这部纪录片是品读历史的见证，更唤醒了人们对中国未来的深深思索。它启迪着今天，也影响着未来。
大国崛起中国范文第8篇
中国要真正成为大国，就首先要做到“人重”，即捍卫人的价值，保护人的基本经济利益。“低薪陷阱”必然带来“低技术陷阱”。所谓“衬衫经济学”，和当年东欧的封建领主靠农奴的低劳动力成本而获得贸易的“比较优势”其实非常类似，最后只能靠给先进地区供应廉价低端的产品度日，根本不可能成为大国。所以，提高中国劳动力的价格，应该是当今改革的首要任务之・。
那么，怎么才能提高劳动力价格呢?政府一纸命令，制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也许有必要，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的手段是靠市场。不过，西欧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都是在一定的政治架构中运行。我们必须理解滋养市场经济的政治架构。在这方面，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保护劳工的权利。
亚当・斯密曾非常精辟地分析到：资方和工人之间虽然是互相依存，但每当双方在劳资纠纷中陷入僵局时，资方都能依仗更多的资源和积蓄压制那些等米下锅的工人。同时，由于资方经常得到政府的支持，劳工获胜的机会就更少。这会导致劳工进行一些徒劳的暴力活动。但是，现代民主政治则改变了这一切。工会成为了重要的政治力量，劳工的人数和选票也远多于老板。如果老板利用资本优势在工人的报酬上进行不公平的讨价还价，即使工人们可能会在市场博弈中输掉，但在政治博弈中则能赢回来。整个西方经济在“二战”后发展得最好、最健康，科技创新最多。这也恰恰是劳工的权利被保护得最充分的时代。看看美国三大汽车的工会和资方进行的谈判，那些年薪十几万美元、身后有奥巴马总统为后台的工人还是弱势群体吗?雇用着一群十几万美元年薪的工人的总裁，和雇用着一群仅挣800元人民币的月薪、每天超时工作、无依无靠的民工的东莞老板，在对待技术创新上态度当然大不相同。这种不同，将对经济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
我们不要忘记，中世纪以来东欧那种劳动者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农奴制并不是不讲市场经济。相反，那些封建领主积极投身于市场，把所生产的廉价粮食贩运到发达地区，降低了发达地区的生活费用。这和中国通过压低劳动力价格让廉价的“中国制造”占领西方市场是非常相似的。问题是这种战略所带来的“比较优势”无法长久。东欧落后于西欧持续了几个世纪，至今也没有改变。中国要崛起，就不能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中国人的低薪是正当的市场竞争的结果吗?当然不是。首先，中国缺乏一套成熟、完善的法律框架来保证普通劳动者的权利。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也没有意识去自发组织工会和集体与资方讨价还价，社会上也没有这样的环境氛围。低薪暂且不说，资方赖账，乃至讨薪者要不到钱反遭暴力的事情也常见诸报端。第二，地方政府往往出于利益考虑，每每以“改善投资环境”为首务，在劳资纠纷中更倾向于站在资方一边。更有甚者，财大气粗的资方甚至买通地方政府以及学者和媒体，肆意妄为，混淆视听。第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劳动者按说是市场经济中平等的参与者、竞争者。他们有权参与制定经济政策，有权监督地方政府的管理经济活动，然而现实中这一切没有实现，他们只能接受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市场秩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像是中国前近代时期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庄稼”，只能任凭他人收割。而凭着“庄稼”一样的国民，是成不了真正的大国。
当普通老百姓丧失了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利后，在经济的高度发展过程中，他们的利益就往往易被牺牲掉。这种牺牲，在短期内也许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降低了成本，但从长远看则伤害了中国的竞争力。让我们还回到那个扛大包的小伙子的例子上。你劝他少扛大包、多读书、为未来做准备，并不是嘴上说说了事。他个人的发展战略，必须有一套制度框架来支持。比如，他从事的职业工伤事故非常频繁。一个小工伤就可以致使其丧失劳动能力、丧失收入。因此，他必须有一套制度保障，使他在受伤的时候不仅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且继续获得合理的经济收入。这样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才有未来可言。这种制度体系，就是西方所有发达国家都有的社会福利，如医疗保险、失业保障等等。遗憾的是，这样的体系，对于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工而言，似乎是一个遥远的梦。
另外，当这位扛大包的小伙子的基本生存得到了保障后，他还必须能够享受高质量、低价的教育服务，在想读书时读得起书、读得好书。
那么，真正的大国应该是什么样子?最根本的一条，这样的大国是以民为本。在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公民要有足够的权利来参与制定政治和经济规则。这是“经济原教旨主义”者们看不见、也不愿意看的东西。如果中国人拥有这样的权利，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就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变得如此之低。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就将逼着企业在管理和技术上创新、突破，而不是从压低工资中寻求利润。在这次全球的经济危机中，依靠廉价劳工的企业倒闭得最多。等经济恢复后，这样的企业也许不得不退出市场。低薪养不出具有创造高附加值能力的劳工。缺乏这样的劳工，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瓶颈。让我们看看世界大国的经济：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欧洲也好，哪一个国家是以廉价劳动力为依靠?
中国的崛起，不仅要从保障公民的权利开始，还要给公民提供充分的社会服务。这包括失业保障、医疗保障、退休保障、教育机会等等。目前，中国的这些“社会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过低，实际上等于发展中的“偷工减料”。偷工减料在短期内总是有立竿见影的效益的。但是，看看上海那个倒塌的楼盘就知道，偷工减料的长期后果不堪设想。连西方最保守的媒体，如一向标举市场本位的《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等，都一再指出中国的“社会开支”实在太低，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长期竞争力。但是，中国的“经济原教旨主义者”们，则习惯于把“社会开支”视为反市场的因素而加以拒斥，乃至大唱“中国的经济比美国更自由”的赞歌。事实上，“社会开支”所覆盖的福利和教育体制，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可能单纯依靠市场来解决，但它却是经济发展的长期保障。中国下一步的重要课题，是清理那些偷工减料的“楼盘”，为全体国民建立一整套社会保障和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