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总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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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总龟范文第1篇
宋人所谓“晚唐”，其时间范围基本指从咸通元年至唐亡；所谓“晚唐体”，本指唐末(咸通以后)诗歌的时代风格，体裁形式主要为七绝和五律，至宋末元初又特指贾岛姚合及永嘉四灵的五律诗。“晚唐体”的总体取径倾向是轻快有味，具体包括：重苦吟锻炼和造语成就；不用典故；擅长写景咏物，高者清深闲雅，下者清浅纤微。唐末诗坛是一个以“晚唐体”为主体风格的多样化组合。晚唐体诗人师法广泛，尤重学习贾岛诗平淡中见兴味。“晚唐体”阴影笼罩有宋诗坛三百年，许多宋人对于“晚唐诗”口头上痛砭，创作上模仿。
【关键词】 晚唐体/唐末/时代风格
一 问题的提出
“晚唐”、“晚唐诗”、“晚唐体”，是宋人提出来的诗学术语，它不仅与我们对唐诗史貌、唐诗分期及风格流派的认识息息相关，也与整个宋代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人喜谈唐诗，提出“唐初”、“盛唐”、“中唐”、“晚唐”等术语，有趣的是，他们特别关注的是“晚唐”这一时段，最早提出的术语是“晚唐”，议论最多的也是“晚唐”而不是“盛唐”或其他，可见，有宋一代的文人们对“晚唐”确是情有独钟。厘清“晚唐体”的来龙去脉无疑对我们深入研究唐宋诗史与诗学至关重要。
何谓“晚唐体”？其本真意涵所指为何种体格风貌？对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学界一直没有可靠的结论。元代以后很少有人提及“晚唐体”，当今一些文学史著作或论文大都是在论述宋诗的时候谈到“晚唐体”，多将其归结为贾岛姚合诗风或宋代学习贾岛姚合诗风者的诗体①，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等工具书亦如是说，也有学者认为“晚唐体”是指贾、姚的五律和许浑的七律②，唯有赵昌平先生解释为“指唐季沿而至于宋初之轻纤诗风”③。这些概括孰是孰非，各自有多少根据？
由于贾、姚是典型的元和诗人，将贾、姚诗称为“晚唐体”，与现行的唐诗分期概念抵牾。于是，有学者就这样解释：“宋人将唐诗大略分为初盛晚三期，而将中唐并入晚唐”④，“当时人所谓‘晚唐’是个模糊的概念，基本上也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唐’(例如贾岛)”⑤。问题是，这样概括宋人的观点，符合事实吗？为什么真正生活在晚唐的温、李、杜等一大批著名诗人却不属于“晚唐体”作家？有学者以贾岛、姚合皆卒于晚唐会昌年间为由，正式在权威性《文学史》教材里将贾岛、姚合列在晚唐诗人中叙述(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种做法会不会带来不必要的学术混乱？譬如白居易去世比贾、姚还晚几年，刘禹锡亦卒于晚唐会昌年间，也可划入晚唐吗？
为揭开“晚唐体”的神秘面纱，本文首先厘清宋人所谓“晚唐”一语的时间意涵和“晚唐体”的艺术风格意涵及其指称流变，其次，正面研究唐代“晚唐体”作家的师法渊源和创作特征，最后讨论“晚唐体”与五代诗及宋诗的关系。
二 宋人所谓“晚唐”——“晚唐体”的时间内涵
在“晚唐”一词没有出现之前，宋初已频繁使用“唐末”和“唐季”。而最早指明“唐季”时间范围的是王禹偁。其《画纪》云：“唐季以来，为人臣者，此礼(指祭祖之礼)尽废。”又其《送孙何序》曰：“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可见王禹偁所批评的“唐季”指咸通后(860年以后)，初步规范了后来晚唐的时间内涵。到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首先使用了“唐之晚年”一语：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为高。如周朴者……
其所谓“唐之晚年”的时间意涵，我们可从所举诗人周朴得知，周朴是活动在唐末(咸通以后)的苦吟诗人，因骂黄巢为贼，被黄巢所杀。
欧阳修的门人刘攽(1023—1089)在其《中山诗话》中将欧阳修的“唐之晚年”缩简为“晚唐”，最早使用“晚唐”一语：
鞠，皮为之，实以毛，蹙蹋而戏。晚唐已不同矣。归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球，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足未休。”
其“晚唐”的时间内涵与欧阳修所谓的“唐之晚年”一致，因其所举作家是皮日休，也是典型的唐末(咸通以后)诗人。其后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中有四处提到“晚唐”一词，所指均为唐末军阀混战时代，如其中较有名的一条言论先说杨大年竟不知道《比红儿诗》的作者是罗虬，紧接着来一通议论：
晚唐士人，专以小诗著名，而读书灭裂。(卷一四)
其所谓“以小诗著名”而又读书灭裂(粗糙)的，正是唐末乱世中像罗虬这样的一批诗人。
北宋蔡居厚《诗史》中有两条论晚唐诗，“晚唐诗尚切对”条曰：
晚唐诗句尚切对，然气韵甚卑。郑棨《山居》云：“童子病归去，鹿儿寒入来。”自谓铢两轻重不差。有人作《梅花》云：“强半瘦因前夜雪，数枝愁向晓来天。”对属虽偏，亦有佳处。所举晚唐作家为郑棨，还有《梅花》诗的作者崔橹，皆典型的咸通以后诗人。又一条曰：
晚唐人诗多小巧，无气味……崔鲁……张林……
所谓“晚唐诗人”崔鲁(橹)、张林，也是唐末人。
蔡启《蔡宽夫诗话》中也有两条谈到“晚唐”。“晚唐诗格”条曰：
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
标题称“晚唐诗格”，内容称“唐末五代”，显然是将“晚唐”混同于“唐末五代”，可见在他意识中的“晚唐”是专指唐朝衰亡的一段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蔡启首次将“晚唐诗格”称为“贾岛格”。这条言论为南宋末期人将“晚唐体”等同于“贾姚体”埋下了伏笔。
北宋杨龟山论唐诗之“变”，首次分唐诗为盛唐、中唐、晚唐三期，合五代为四期：
诗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⑥ 杨龟山所谓的“盛唐”、“中唐”、“晚唐”之时段难以从文意上明确判断，但“晚唐”之不含“中唐”明矣。
南宋初年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六评“晚唐诗”曰：
唐诗自咸通而下，不足观矣。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气丧而语偷，声繁而调急……余故尽取晚唐之作，庶知律诗末伎，初若虚文，可以知治之盛衰。
其所谓“尽取晚唐之作”，明指“自咸通而下”的所有诗作。可见“晚唐”一语的时间范围在计有功这里再次得到了确指。
宋人对“晚唐”议论最多的要数杨万里了。他所夸赞称许过的“晚唐诸子”，写专文(诗)褒扬的共有陆龟蒙、吴融、黄滔、李咸用、崔道融、于、刘驾等七人，全是咸通以后人。
洪迈《容斋随笔》卷七有一条曰：“薛能者，晚唐诗人。格调不高，而妄自尊大。”薛能于广明元年黄巢乱中被人杀害，也属于咸通以后诗人。《容斋四笔》有一条曰：“晚唐士人作律赋，多以古事为题，寓悲伤之旨。如吴融、徐寅诸人是也。黄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所言“晚唐士人”也是举吴融、徐寅、黄滔三个典型的唐末作家为例。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二有“晚唐诗人”一条，所举作家为韩偓、司空图、罗隐三人，皆唐末名家。
俞文豹《吹剑录》的一段话相当明确地指明了“晚唐体”的时间范围：
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故体成而唐祚亦尽。
所言“体成而唐祚亦尽”就明显地将时间范围定位在“唐末”。
南宋后期，谈论“晚唐”最多的是刘克庄(1187—1269)，他首次把唐诗分成“盛唐体”、“中唐体”、“晚唐体”三体：
昔人有言，唐文三变，诗然，亦故有盛唐、中唐、晚唐之体。晚唐且不可废，奈何详汴都而略江左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
刘克庄的这则重要材料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他也是和杨龟山一样从诗“变”的角度来划分盛、中、晚三“体”的，他所谓的“晚唐体”主要是风格概念，但既与“中唐体”并列，可见在他这里也绝不是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唐”。
与刘克庄同时而稍后的大诗论家严羽，批评“晚唐体”的言论也有不少，其时间界定渐趋淡化，风格意涵尤为突出，他的意见对元明清人影响颇大。《沧浪诗话·诗体》依时段先后将唐诗分为五体：“依时而论，则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严羽没有像杨龟山、刘克庄、俞文豹那样标出“中唐”，但比他们分得更细。严羽在前四体及本朝体的每体下附有小字说明具体时段，惟独“晚唐体”未作解说，盖因“晚唐”时段在宋人早已有约定俗成的认知。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严羽“依时而论”将“晚唐体”列于“元和体”之后，可见有的学者所谓“宋人将唐诗大略分为初盛晚三期，而将中唐并入晚唐”等概括在严羽这里也行不通；其二，有人据此认为严羽的“晚唐体”的时段应是长庆以后至唐末，未免武断，因为根据其他各体下的小字说明可知，各体在时段上也不是直接相连的。何况他的“晚唐体”同时也是风格术语。
到了宋末元初，陈著、方回等人更多地将“晚唐体”作为一种风格或诗体名称来使用。他们时常将贾岛姚合、南宋四灵甚至宋初九僧等人直截说成“晚唐”或“晚唐体”，可见，“晚唐”在方回那里时间界域已经完全淡化，成为泛风格术语。到杨士弘《唐音》，干脆从时间上明确地将“元和”列为晚唐，到明高棅《唐诗品汇》则又因袭杨士弘《唐音》之说，在《总叙》、《五古叙目》、《七古叙目》中都将“元和”归入晚唐(高氏有时也将“元和”划入中唐)。直到胡应麟和徐师曾以后才又将“元和”复归中唐。
另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有一条重要材料，常为学者征引来说明北宋人将孟郊贾岛定为“晚唐”诗人，实际是讹传误引⑦。
综上所述，宋人所谓“晚唐”的时间范围，由王禹偁、欧阳修和刘攽所开创确定，大体指所谓的“唐末”(咸通以后)，到南宋末期，当“晚唐”普遍作为一种风格或诗体含义使用时，又时常包括“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甚至包括宋初九僧以及南宋四灵。但在有宋绝大多数时间和场合里，“晚唐”一词的时间范围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唐朝末年的大约四五十年时间，约从懿宗咸通元年(860)直至唐亡(907)，与今天所谓的“晚唐”代表作家活动的时代(晚唐前期)有所不同。今天文学史上所说的“晚唐”的代表作家，像杜牧(卒于852)、李商隐(卒于858)、张祜(卒于854)、许浑(卒于858)、赵嘏(卒于852)、温庭筠(卒于866)、段成式(卒于863)、刘得仁(卒于860)等，基本上都不在宋人所谓“晚唐”的范围之内。宋人所谓“晚唐”为什么多指懿宗咸通以后呢？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从唐祚兴衰上看，唐王朝真正不可收拾的衰世就是从懿宗咸通开始的，这一点史有明载；再从诗歌兴衰上看，懿宗咸通以后，杜、李、许、温等诗坛大家相继辞世，唐末最后五十年诗坛上没有大家出现，总体上似呈衰落之势，不过仍然名家辈出，创新不断，而整体诗风又与温、李、杜时期明显不同，可以称为“后三大家时代”，抑或皈依贾岛的时代。至于有宋一代文人为什么对于“晚唐”这个名词、这一时期如此热衷，对这一时代的诗人诗作诗风赋予这么大的关注和这么长时间的讨论？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与“晚唐”时间内涵息息相关的是宋人对唐诗的分期问题。严格说来，我们今天所谓的“四唐说”在宋代确未成熟。但是，宋人论诗每每提及“盛唐”、“中唐”、“晚唐”三个术语，特别是杨龟山、刘克庄二人都明确提出过“三唐说”，可惜长期被人们忽视。如果再加上严羽的“唐初体”概念，那么“四唐说”在宋代也已粗具雏形。
三 “晚唐体”的艺术风格内涵及其指称流变
大约到北宋中期，“晚唐”一词在艺术风格方面的含义便开始初步确立，并逐步成为具有相对稳定内涵的批评术语。严沧浪云：“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那么，“晚唐体”到底是一副什么“言语”呢？我们还是先研究一下宋人有关“晚唐体”艺术特色的论述。
北宋人对“晚唐诗”的认识。北宋评论“晚唐诗”最早而且影响很大的就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二则：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为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矣！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
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
“晚唐诗”给欧阳修印象最深的特点是“务以精意为高”、“极有意思”，“精意”即精深的意旨，与“意思”相近。其次就是“极其雕琢”，即通过“月锻季炼”的苦吟以求语句之工，“意思”之深。除了这两个特点外，从所引的几联佳句中还可看出“晚唐诗”的其他特色：偏重写景，不用典故，力求通俗。欧阳修所评的“晚唐诗”即唐末诗，以周朴为代表，虽然欧阳修把杜荀鹤的“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误记为周朴的诗，但杜荀鹤也是唐末诗人。
苏轼对“晚唐诗”有褒有贬，他不满王安石诗的“晚唐气味”，但又多次称赞过司空图的“高雅”，还有吴融、韩偓等人的“造语成就”：
荆公暮年诗，始有合处。五字最胜，二韵小诗次之，七言诗终有晚唐气味。(苏轼《书荆公暮年诗》)
东坡尝谓余云：“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如蚕作茧，不留罅隙，吴子华、韩致光所以独高于唐末也。”(《姑溪题跋·跋吴思道诗》)
苏轼所谓“晚唐气味”显然是风格批评，大抵着眼于气格卑弱。东坡所称赞的以吴融、韩偓为代表的晚唐诗“造语成就”，应指语言运用不因袭模仿，经反复锤炼而富有创新性和个人特色。北宋末的吴可继承了东坡的评论，其《藏海诗话》云：“唐末人诗，虽格调不高而有衰陋之气，然造语成就，今人诗多造语不成。”
与苏轼不同，黄庭坚处处极贬“晚唐诗”之卑俗，如《与赵伯充》曰：
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山谷老人刀笔》卷四)
苏黄贬低晚唐诗的言论，大抵都是从气格卑弱、俗而不雅两个方面着眼。黄庭坚更把“晚唐诸人”与老杜对立，说“晚唐诸人”本身就属于“作法于凉”，而学“晚唐”的宋人就是“作法于贪”了(典出《左传·昭公四年》)。这就为南宋江西派与晚唐派的对立定下了基调。
联系上引《梦溪笔谈》、《诗史》、《蔡宽夫诗话》，可知北宋人对“晚唐诗”艺术特色的认识是，“晚唐诗”是唐末富有“精意”的近体“小诗”，“造语成就”突出，主要不足是“气弱格卑”，“晚唐诗”的主要师法对象是贾岛，所以有人称之为“贾岛格”。
南宋前期人对“晚唐诗”的两极评价。南宋初年的计有功是宋人中以治乱盛衰、风雅正变观念论“晚唐诗”的典型代表，从上引《唐诗纪事》对咸通以后诗的评语看，“晚唐诗”就是“乱世之音”和“亡国之音”，因而毫不足观。这种将社会治乱与文学盛衰同步的观念，对近千年的唐诗研究影响至为深远。
南宋前期，对“晚唐诗”称赞最多且最有发明的要数杨万里。杨万里的第一个发明是提出了著名的“晚唐异味说”：
笠泽诗名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读笠泽丛书三绝》其一)
君家子华翰林老……晚唐异味今谁嗜？耳孙下笔参差是。(《跋吴箕秀才》)杨万里将陆龟蒙和吴融作为“晚唐异味”的突出代表。那么“晚唐异味”到底作何理解呢？我们看他的以下解释：
而晚唐诸子虽乏二子(指李杜)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怨悱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无他，专门以诗赋取士而已。诗又其专门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骎骎乎晚唐之味矣。(《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
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赞苏公，而苏公刺之……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颐庵诗稿序》)
“晚唐异味”首先表现在形式和风格上的“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即偶对工切而不生硬拘束，语言流畅而不流荡，婉丽而又庄重、不肤浅，颇似唐末司空图所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其次，杨万里将“晚唐异味”比作喝茶的感觉，先苦而后甘，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就像《小雅·何人斯》苏公刺暴公那样的含蓄讽刺特色。其议论超绝，识见高明，直追司空图，非当时论者可比。总之，杨万里的“晚唐异味”是从审美的角度对晚唐诗的高度评价。他认为王安石真正学到了“晚唐异味”。
杨万里的第二个发明就是《黄御史集序》所提出的“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论。《黄御史集序》盛赞黄滔之诗代表晚唐的“锻炼之工”，对当时批评晚唐诗“锻炼之工”的人予以嘲讽，认为晚唐诗的“锻炼之工”是空前绝后的，字字如珠玑。其《唐李推官披沙集序》在列举李咸用的许多名言佳句之后认为，那些不相信晚唐有许多作诗高手的人，就如同曹丕不相信真的有火浣布(石棉)一样见识短浅；那些批评晚唐诗艺术水平不高的人，就如同桓玄所讽刺过的那些将“哀家梨”蒸着吃的人。杨万里把“晚唐体”看作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从体裁上说，杨万里所学所论的晚唐体主要是唐末七绝。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杨万里的好友陆游却对“晚唐诗”极其鄙视，他不满晚唐诗的气弱格卑：“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激。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又不满晚唐诗的苦吟作风：“晚唐诸人战虽鏖，眼暗头白真徒劳。”(《记梦》)但总体鄙视中也有个别称赞，如他赞“晚唐体”诗人李咸用“唐有李推官，以诗名当代……清新警迈，极锻炼之妙”(《宣城李虞部诗序》)，又高度称赞陆龟蒙(详后文)。
南宋中后期对“晚唐体”的讨论。最先使用“晚唐体”一语的是韩元吉之子韩淲(1159—1224)，他仰慕同乡前辈诗人杨万里，尝选唐人绝句，“惟取中正温厚，闲雅平易”(《四溟诗话》)，他以《晚唐体》为题作七绝曰：“一撮新愁懒放眉，小庭疏树晚凉低。牵牛织女明河外，纵有诗成无处题。”(《涧泉集》卷一六)显然以风格闲雅、构思新巧、格律精严的七绝体为“晚唐体”。
对“晚唐体”论述最详细的要数刘克庄和俞文豹。刘克庄多次提到“晚唐体”，而集中发表自己对“晚唐体”批评的是其《韩隐君诗序》：
古诗出于性情，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铲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益下，去古益远。岂非资书以为诗失之腐，捐书以为诗失之野欤？(《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六)
这段话明确指出“晚唐体”是“效颦”张籍、王建的不用典故、趋于“切近”的诗风。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刘克庄小传》中说：“他觉得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失之腐’，而晚唐体‘捐书以为诗失之野’，就也在晚唐体那种轻快的诗里大掉书袋，填嵌典故成语，组织为小巧的对偶。”
俞文豹对“晚唐体”描述更详，《吹剑录》(作于1243年)曰：
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局促于一题，拘挛于律切，风容色泽，清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章大篇之雄伟，或歌或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故体成而唐祚尽矣，盖文章之正气竭矣。今不为中唐全盛之体，而为晚唐哀思之音，岂习矣而不察耶？
又《吹剑三录》曰：
近世诗人攻“晚唐体”，句语轻清而意趣深远，则谓之作家诗；饾饤故事，语涩而旨近，则谓之秀才诗。
俞文豹第一段话批评“晚唐体”的一些缺点：气象衰飒，气弱格卑；题材狭窄，偏重描写景物和细小事物；注重音律对偶，篇幅短小；风格清浅。第二段话指出宋人模仿“晚唐体”较成功的，其特点为“句语轻清而意趣深远”；失败的，其特点是“饾饤故事，语涩而旨近”，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刘克庄诗。
其他称赞“晚唐体”的还有陈必复(1180—？)、徐鹿卿(1189—1252)：
予爱晚唐诸子，其诗清深闲雅，如幽人野士，冲淡自赏。(陈必复《山居存稿序》)
若夫五谷以主之，多品以佐之，则又在吾心自为持衡。少陵，五谷也；晚唐，多品也。学诗，调味者也；评诗，知味者也。(徐鹿卿《跋杜子野小山诗》)
徐鹿卿从“味”的角度为晚唐诗辩护，不仅强调“晚唐诗”有“味”，而且指出晚唐诗的“多品”，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晚唐”诗坛风格流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金朝元好问(1190—1257)也谈到过“晚唐体”。其所编《中州集》卷四评刘昂曰：
昂天资警悟，律赋自成一家，轻便巧丽，为场屋捷法。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往往脍炙人口。
可见金朝人所体认的“晚唐体”也是指绝句。
“晚唐体”有时也径称“唐体”，如元萨都剌有两句很有名的诗：“人传绝句工唐体，自恐前身是薛能。”(《寄马昂夫总管》)所言“唐体”即“晚唐体”，以薛能的“绝句”为代表。薛能的七绝在唐末颇为有名，与其好友李频的五律互相辉映。宋末元初吕师仲为李频《梨岳诗集》作序曰：“李刺史，晚唐时诗成‘晚唐体’，板行于世，莫不嘉尚。”(见四部丛刊《梨岳诗集》)
南宋后期的“四灵”，学“晚唐诗”取法乎上，专学“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的五律，一时号为“唐宗”，不过当时的叶适(叶适从未提到“晚唐”一词)、刘克庄等人也并未将其与“晚唐体”直截挂钩，但到南宋末期，诗坛学习、追随“四灵”的诗人增多，有人开始将贾岛姚合及“四灵”诗都称为“晚唐体”了。如陈振孙(？—1262)《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曰：“永嘉四灵，皆为晚唐体者也。”陈著(1214—1297)《题白珽诗》曰：“诗难言也。今之人言之易，悉以诗自娱，曰‘晚唐体’，而四灵为有名。”又《史景正诗序》曰：“今之天下皆浸于四灵，自谓晚唐体，浮漓极矣。”(《本堂集》卷三八、卷四四)到元初方回，不仅径称“四灵”、贾姚为“晚唐体”，甚至把宋初九僧诗也称为“晚唐体”。
综上所述，宋人所谓“晚唐体”的代表诗人明确提到的有周朴、郑谷、陆龟蒙、吴融、黄滔、李咸用、薛能、李频、崔橹、司空图、陈陶、马戴、薛逢等人；其体裁形式是近体“小诗”，主要为七绝和五律，早期的“晚唐体”或“晚唐诗”多指七绝，南宋末期人侧重于指五律；其主要艺术特色有：1. 重苦吟锻炼之工和造语成就；2. 不用典故；3. 擅长写景咏物，其高者富有“精意”和“兴味”，风格清深闲雅；其下者气弱格卑，风格清浅纤微。宋人概括的这些特点确实是晚唐后期即唐末大多数诗人的总体创作倾向，属于时代性特征。“清深闲雅”是很高境界，实则多数属于俗中求雅、以俗为雅。“晚唐体”作为特定指称，其内涵在有宋大部分时间里具有大致的稳定，泛指唐末诗歌的时代风格。“晚唐体”的师法对象，明确提到的有贾岛和张籍、王建，主要是贾岛，故有人称之为“贾岛格”。由于南宋后期的“永嘉四灵”专学“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的五律，尽管当时叶适等人也并未将其与“晚唐体”直截挂钩，但至宋末有人将贾岛姚合以及永嘉四灵的五律均称为“晚唐体”，至元初方回又把宋初“九僧”等人诗也称为“晚唐体”，在方回那里，“晚唐体”更多地成了宋诗某一流派的特定称呼，“其实方回所说的晚唐体已不同于宋人观念”⑧。宋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或全面或片面地对“晚唐体”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其中基本持肯定评价者主要有欧阳修、杨万里、徐鹿卿、陈必复。这几人中，尤以杨万里为代表，他更多地看到了“晚唐”优秀作家陆龟蒙、吴融等人诗歌(尤其绝句)的杰出造诣，提出著名的“晚唐异味”说和“诗至晚唐而工”论，再加上欧阳修的“精意”论，徐鹿卿的“多品”论，陈必复的“清深闲雅”论，“晚唐体”的创造性和优秀一面已被发掘得差不多了。对“晚唐”持批评态度者在有宋一代占大多数，主要代表有黄庭坚、蔡宽夫、计有功、陆游、刘克庄、俞文豹、严羽，他们更多地看到了“晚唐体”作家平庸的一面，最不满的是“晚唐体”的气弱格卑。他们虽然口头上严厉批评，实际创作中却自觉地向“晚唐体”学习(详后文)，这倒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它反映了宋人对“晚唐体”的复杂而微妙的感情。
四 “晚唐体”作家的师法渊源和创作特征
“晚唐体”作家的广泛师承与取舍创新。唐末四十多年乱世中，诗人数量空前庞大，虽无像晚唐前期温李杜那样的诗坛大家出现，但名家却有数十位之多，诗坛的纷杂、热闹程度明显超过温李时代。然而，身处乱世，难以形成具有规模和影响的流派群体，大多数诗人长期四处羁旅漂泊，偶或形成短暂的小型唱和集团，如苏州的“皮陆”、张贲唱和，京兆府的“咸通十哲”、李频、薛能唱和，长安的韩偓、吴融、王涣唱和，韦庄、郑谷唱和，隐者司空图、王驾、崔道融、方干唱和，福建一带先后有张为、周朴、李咸用、黄滔、徐寅等唱和，还有“二曹”、“三罗”、“九华四俊”、“芳林十哲”等等。这些小集团都是短暂而不稳定的，不断重新分化组合，广泛师法前辈名家，个人创新求变的意识非常强烈。如“皮陆”五古学杜甫、韩愈，七律学白居易，五律学贾岛，七绝学李白、温庭筠，在融会各家的同时“努力从细琐处求全求变，在文体上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斗巧意识”⑨。再如司空图，他的五律苦吟锤炼之工极似贾岛，七绝酷似王维及大历诗，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历赞唐代十二位诗人，其中有王维、贾岛而无张籍，讥贬元白为“都市豪估”。但五代张洎、明杨慎、清李怀民都把他列为张籍一派，宋育仁《三唐诗品》又说其诗源出于元、白，近人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又认为司空图兼学张籍、贾岛、姚合三人。可见得司空图博采众家，而其七绝又能自创清雅精工一体。所以，若强行要将唐末纷杂的诗坛严格区分家数，归属流派，是非常困难的。唐末张为写于咸通初年的《诗人主客图》曾将中晚唐诗分成六派，基本未及唐末诗人(其中少数晚唐诗人活到唐末)，也不适合唐末诗坛实际，后人多有喷饭之讥。近代以来，苏雪林、陈伯海等又试图根据张为《诗人主客图》将唐末诗人分成五派或六派⑩，虽对我们研究唐末诗歌有便于操作的积极意义，但难免有强拉硬配、治丝而棼之嫌。由此看来，宋人以“晚唐体”来统摄唐末诗坛，取其大同，眼光不可谓不高明。
在晚唐前期众多名家中，对唐末诗坛影响最大的就是“温李”二家。然而，唐末诗人学温李却没有温李诗的典丽厚重，他们反对温李等前辈诗人对用典的偏爱。“晚唐体”不用典故的特色实际上是对“晚唐前期”温李等人诗风的某种程度的反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温庭筠比李商隐更受唐末诗人的普遍接受，因温庭筠的近体律绝语言流易、韵格清拔、浅而能深(温有不少古体诗用典晦涩更甚于李)，为唐末诗人普遍效法，著名诗人陆龟蒙、罗隐、韩偓、徐寅、唐求等借鉴温诗尤其自觉。然而，“晚唐体”诗人在反拨前辈晦涩典重诗风，追求浅易切近而意趣深远的风格中，更多取法乎上，最终从张籍、王建、贾岛、姚合那里找到了典范。
上引刘克庄、俞文豹给“晚唐体”下的定义就明确指出源自张籍和贾岛，到元初方回甚至衍为晚唐两派说(11)。五代诗人张洎曾高度称赞张籍的五律诗“尤工于匠物，字清意远，不涉旧体……词清妙而句美丽奇绝”(《项斯诗集序》)。从他对张籍的景仰中的确可以看出张籍诗风在唐末五代的影响。王建的五七言绝句也有张籍的“切近”之风，如七绝名篇《雨过山村》、《江陵道中》等皆平易浅切，尤其《宫词百首》七绝组诗在唐末五代形成模仿。
当然，对“晚唐体”影响最大的还是贾岛，蔡宽夫甚至直截把“晚唐诗格”称为“贾岛格”，闻一多先生说“晚唐五代是贾岛的时代”(《唐诗杂论·贾岛》)，其实唐末五代才真正是“贾岛的时代”，共有十八人写过三十多首诗怀念与追和贾岛，这在唐末五代是绝无仅有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薛能。薛能自视很高，多次狂妄地贬抑李白和刘禹锡，其他像刘得仁是比他年长的名诗人，照样被他当面奚落，然而他却十分崇拜贾岛，称赞贾岛为“唐人独解诗”(《嘉陵驿见贾岛旧题》)。那么，唐末人是怎样认识和学习贾岛体格的呢？诗人徐寅曰：“五七言律诗，惟阆仙真作者矣：辞体若淡，理道深奥，不失讽咏，语多兴味。”(《雅道机要·叙体格》)日本丰田穰《中晚唐诗の二倾向》认为，中晚唐诗普遍的倾向为追寻诗语的新创，然主要努力方向有二：一为以韩愈为主之一派，趋向古典化；另一派则以贾岛、罗隐、杜荀鹤为主，大量使用俚俗的白话入诗(12)。他把唐末罗隐、杜荀鹤的诗风归源于贾岛，不为无见。唐末人学贾岛诗平淡中见兴味，以救当时的俚俗粗疏；多避贾岛诗之“蹇涩”，而扬贾岛诗之“精奇”。如司空图颇欣赏贾岛“时得佳致，亦足涤烦”(《与王驾评诗书》)而不满贾岛“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与李生论诗书》)；唐末李洞被人认为是贾岛再世，李洞的诗风“时人但诮其僻涩，而不能贵其奇峭”(《唐摭言》卷一)，李洞的诗友僧鸾“鄙贾岛蹇涩……而云：‘我不能致思于藩篱蹄涔之间’”(《诗话总龟》前集卷八)。“冷澹闻姚监，精奇见浪仙”(齐己《还黄平素秀才卷》)，贾岛诗友姚合的冷淡闲逸诗风和苦吟锻炼作风亦对唐末诗坛影响较大。颇为欧阳修欣赏的周朴佳句“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即是基本袭用姚合诗句，而“晚唐体”干将李频更深受姚合的影响。
除贾岛姚合、张籍王建外，王维、韦应物、钱起、皎然这一脉清新明快、描写景物的律绝诗，以及元白“元和体”浅切流荡的诗风对“晚唐体”也有影响。许浑也是“晚唐体”的先驱人物。最早把许浑与“晚唐体”扯到一起的是元初的方回，其《后近诗跋》曰：“永嘉水心叶氏，忽取四灵晚唐体，五言以姚合为宗，七言以许浑为宗，江湖间而无人能为古选体。”(《桐江集》卷二)今检叶适文集，没有只字提到过许浑。
“晚唐体”的创作取向和创作特征。赵昌平先生在论述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时，敏锐地指出：“晚唐体原指轻清细微诗风，为唐末总趋向。”(13) 并认为杜甫后，韩孟承其奇崛，元白大其通侻，秾丽为温李所宗，爽健由杜牧发扬，唯轻清细微一路未获充分发展，而此一路又可纠前数者过险、过丽、过俗之弊。此论洵发人所未发，惜其至今未能引起学界重视。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晚唐体”作为时代风格，总体的取径倾向还是轻快有味，这一倾向应该可以概括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诗人，就像广义的“元和体”涵盖元和诗坛的绝大部分诗人一样。“晚唐体”作家队伍之大，作品数量之盛也是以前的“大历体”、“元和体”等无法比拟的，再加上“晚唐体”在五代宋初诗坛的延续性，故而“晚唐体”的创作特色尤其鲜明地突现在宋人的视野中，成为宋人的焦点话题。当然，由于唐末乱世许多小诗人趋于平庸，乐得寄生在“晚唐体”体内求活，虽极力创新，奈何所得有限。比如部分诗人走刻意求“入僻”，乃至越走越窄，部分诗人致力“清淡”以至走入“不入声相、得失、哀乐、怨欢，直以清寂景构成”(14) 的幽冷诗境。杜荀鹤、贯休、李昌符等人的部分诗歌过于俚俗，未能以俗为雅，于是《艺苑雌黄》讥杜荀鹤诗为“太公家教”，东坡讥贯休诗为“村俗之气”。但是，也有部分诗人能突破“晚唐体”的藩篱，体现出强烈的个性和全面的才华，卓然名家，又不是“晚唐体”所能范围的。譬如韦庄、韩偓、罗隐、陆龟蒙、皮日休、杜荀鹤、郑谷几家都能呈现鲜明的个性和全面的创作成就。“晚唐体”诗人大都只在五律和七绝上争能斗巧，而上述几位却能各体皆工，不局限于使用某一体，尤其能在七律、长律、古体上表现出超人的功力，他们的诗集中七律都占有较大的比重，且不乏名篇，与其他众多诗人迥然有别。而司空图、吴融、薛能、李频、方干、崔涂、黄滔、唐彦谦、李咸用诸家也各具面目，也是“晚唐体”诗人中的佼佼者。所以，“总趋向”只能是时代性特征，并不能范围所有作家作品。事实上，正如徐鹿卿所说，“晚唐，多品也”，风格有多样，成就有大小，水平有高低。可以说，唐末诗坛是一个以“晚唐体”为主体风格的多样化组合。
“晚唐体”是整个唐末的时代风格，但唐末这半个世纪诗歌又以黄巢之乱为界呈现前后阶段性特征。前期即咸通、乾符年间，诗坛最为纷杂，既有古风教化诗流行，也有继承温李的诗泛滥，还有淡泊隐逸情怀诗及讽刺诗的盛行；黄巢乱后至唐亡的二三十年里，大部分诗人皆有一种淡泊避世的心态，普遍倾向于在大自然中磨砺诗艺，这时期“晚唐体”诗歌在内容上多偏重写景咏物，写生活琐事，写羁旅情怀，语言上力求通俗平易，而且求工巧和求“精意”的意识有增无减。
“晚唐体”诗人在创作上的特征就是“苦吟”。唐末五代是苦吟的时代，正如刘克庄所说“苦吟不脱晚唐诗”(《自勉》)，一个诗人如果苦吟而得一两联警句传诵人口，将是无比的荣耀，并因此获得巨大的声誉，“许洞庭”、“崔鸳鸯”、“郑鹧鸪”等名号皆因其名句而得，有时甚至由一两个字来判定诗人水平高低，显示诗人锤炼之功的等级和火候。唐代众多“一字师”的故事(如郑谷、齐己、方干、李频、王贞白、任蕃等)无不出现在唐末。所以“晚唐体”在某种意义上是苦吟的产物，尤其是“晚唐体”中的五律诗。五律诗发展到唐末五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鼎盛局面，所以更加推进了苦吟风气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绝句本来是一气呵成，无须苦吟的，它要求诗人要有极高的艺术修养。司空图说：“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正因为他们把绝句看得很难，才对五七字绝同样苦心孤诣，以求精深的意旨或“味外之旨”。唐末四十多年绝句的总数仅七绝就达三千六百首左右，超过初盛中唐及晚唐前期的总和，这无疑也与普遍苦吟的现象有关，因为“苦吟”活动本身又是一种快乐的审美鉴赏方式和抒情方式(15)，所以绝句自然为最佳选择。
五 “晚唐体”与五代诗及宋诗的关系
“晚唐体”与五代诗的关系。“晚唐体”与五代诗是一脉相承的，“五代诗格”实际是“晚唐体”的延续和极端化，进一步趋向轻清细微。因为五代前期诗人大都是由唐末入五代者，五代后期诗人也都师承、因袭前代诗人，总体诗风上没有出现重大新变，除了少数诗人(如欧阳炯、冯延鲁)学白居易写讽喻诗外，大体不出“晚唐体”诗风的范围。前期的卢延让曾师薛能为诗，齐己、黄损、孙鲂曾师郑谷为诗等等不胜枚举。五代后期以南唐诗坛为重镇，而南唐诗人多以唐末诸家为圭臬，如李建勋的佳句“却羡落花春不管，御沟流得到人间”实乃出自唐末司马札名篇《宫怨》“年年花落无人见，空逐春泉出御沟”，郑文宝的《柳枝词》模仿韦庄《古离别》等等。南唐诗人更多地学习方干、贾岛，南唐孟宾于《碧云集序》称：“今之人只俦方干处士、贾岛长江。”
但是，由于宋人对“五代诗格”极端鄙视，刻意将其与“晚唐体”对立起来，遂造成后人对“晚唐体”连续性的怀疑。范仲淹《唐异诗序》：“如孟东野之清苦，薛许昌之英逸，白乐天之明达，罗江东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就是典型的将晚唐罗隐、薛能等人诗风与五代诗风对立起来。宋人编新旧《五代史》不列《文苑传》、《文艺传》和《儒学传》之目，可见对五代文学与文化的鄙视。欧阳修、苏轼对五代诗文恶贬甚多。如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八序》：“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苏轼《上欧阳内翰书》：“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故严沧浪谓“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诗辨》)，方回说“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送罗寿可诗序》)，显然都是故意割断宋诗与五代诗的承续关系，而不惜违背事实地说宋诗直截继承唐人。
“晚唐体”与宋诗的关系。宋初诗坛基本上笼罩在“晚唐体”的阴影之下。宋初最早的革新派诗人王禹偁在《送孙何序》及《五哀诗·高锡》中对唐末咸通至宋初的诗歌提出尖锐的批评，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咸通以来的晚唐体在宋初的影响程度。其实王禹偁也学唐末人诗，《后村诗话》指出王禹偁诗袭用唐彦谦《寒食》句“微微泼火雨，草草踏青人”(前集卷一)。宋初诗人承五代余绪，仰慕贾岛、张籍和唐末诸子，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云：“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后人受方回的误导，以为潘阆、魏野等宋初诗人仅学姚、贾诗，其实他们特爱唐末诸人诗，如潘阆佳句“扁舟一夜炯无寐，近听潮声似哭声”(《曹娥庙》)学习司空图诗句“愁看地色连空色，静听歌声似哭声”(《淅上》)，林逋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改江为“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而成(见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还有田锡、张咏等人喜学韦庄、郑谷为诗，欧阳修幼时能背诵郑谷的许多佳句。
北宋前期诗坛同样深受“晚唐体”作家的影响，尤以梅尧臣、王安石等人为最。欧阳修多次说梅尧臣诗“平淡”、“清切”，亦与晚唐体诗风相类。《沧浪诗话》亦说“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我们来看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最精彩、最为人称道的名句：
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梦后寄欧阳永叔》)我们再看“晚唐体”诗人李中最为得意并在自己诗中反复使用的诗句：
千里梦魂迷旧业，一城砧杵捣残秋。(《海城秋夕寄怀舍弟》)
千里梦随残月断，一声蝉送早秋来。(《海上从事秋日书怀》)
借鉴之痕是何等明显。与梅尧臣相比，王安石则与“晚唐体”渊源更深。杨万里多次指出王安石绝句得“晚唐异味”，王安石晚年曾将“晚唐体”重要诗人薛能的七绝名句“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书于窗屏间(见《观林诗话》)。王安石备受称道的名句“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夜直》)显系从罗隐的“春色恼人遮不得”(《春日叶秀才曲江》)脱胎而来。
宋诗“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沧浪语)，但东坡极喜司空图绝句，多次称赞司空图诗歌在唐末以“高雅”独标，《艇斋诗话》指出东坡“纤纤入麦黄花乱”用司空图“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之句。黄庭坚的“作法于凉”之讥不正从反面说明当时学晚唐诗者不在少数吗？游国恩先生《论山谷诗之渊源》一文认为晚唐体苦吟之精神为山谷所继承(16)，那位被人嘲笑的“闭门陈正字”简直与“晚唐”诗人难分轩轾。
北宋末诗坛亦濡染“晚唐体”之风，李之仪爱陆龟蒙绝句，拿陆龟蒙的名篇《和袭美〈春夕酒醒〉》题扇，结果此诗误入李氏《姑溪集》，诗题改作《题扇》；张文潜爱南唐郑文宝绝句，尝书其《柳枝词》(亭亭画舸)，乃至《宋文鉴》将其收入张集(《五代诗话》引《艺林伐山》)。《蔡宽夫诗话》谓政和年间成都人胡归仁大量创作集句诗，“亦自精密”，但“所取多唐末五代人诗”。
“南宋诗流之不墨守江西派者，莫不濡染晚唐”(17)。杨万里的“诚斋体”与“晚唐体”的特殊关系毋须赘言。钱锺书先生说，陆游虽然“时时作乔做衙态，诃斥晚唐”，其实在创作上努力学习晚唐体，陆游的诗与晚唐诗人“格调皆极相似”，“其鄙夷晚唐，乃违心作高论耳”(18)，并举陆游佳句“名酒过于求赵璧，异书浑似借荆州”(《到严州十五晦朔》)酷似司空图名句“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退栖》)，陆游的“世外乾坤大，林间日月迟”(《书房杂书》)似杜荀鹤名句“日月浮生外，乾坤大醉间”(《送九华道士游茅山》)，陆游的“胆怯沽官酿，瞳昏读监书”(《荷锄》)似杜荀鹤“欺春只爱和醅酒，讳老犹看夹注书”(《戏题王处士书斋》)，陆游的“满身花影醉索扶”(《成都行》)基本袭用陆龟蒙名句“满身花影倩人扶”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宋人对于“晚唐”诗有一个奇怪的态度，即口头批评甚厉，实际暗暗模仿，梅尧臣、陆游、刘克庄等人就比较典型。而宋金诗坛兴起一股“陆龟蒙热”则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现象，李纲、王洋、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楼钥、姜夔、叶茵、元好问等都曾作诗追慕或追和陆龟蒙，陆游甚至自号“笠泽翁”、“甫里翁”。至于南宋中后期的“四灵”主要学习贾、姚五律诗，被宋末人特称为“晚唐体”，不是本文讨论重点。但“江湖诗派”如姜夔、韩淲、戴复古、叶绍翁、陈必复、徐鹿卿等人则尤好学唐末诸子诗，最典型例子如叶绍翁《游园不值》的经典名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实乃袭自“晚唐体”诗人吴融咏杏花诗句“一枝红艳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途中见杏花》)。
注释：
①如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在论述宋初三个诗派的时候说：“其中继承晚唐，推崇贾岛等人的，可称晚唐派。”(第10页)他如白敦仁《宋初诗坛及“三体”》(《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许总《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黄亦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张海鸥《宋诗“晚唐体”辨》(《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等等。
②如葛晓音《〈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序》说：“‘晚唐体’的概念历来比较笼统含混，一般指姚、贾的五律和许浑的七律。”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观点亦同。
③见罗洛主编《诗学大辞典·中国诗歌卷》“晚唐体”词条，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④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第11页。
⑤莫砺锋《推陈出新的宋诗》，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⑥〔元〕王构《修辞鉴衡》引《龟山诗话》，今本《龟山集》(含《语录》)不见这段文字。
⑦《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九“孟东野贾浪仙”条曰：“张文潜云：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苕溪》谓引张耒之言，今检张耒文集，无此言。原来，所谓“张文潜云”以下一大段话实际抄自欧阳修《试笔·郊岛诗穷》(《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三)，仅有少量文字出入。不过，欧阳修原文开头只言“唐之诗人类多穷士”，并无“晚年”二字。《苕溪》中多出“晚年”二字，盖是将《六一诗话》中“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一条与“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一条错窜在一起。再考所引贾岛《朝饥》诗，欧阳修所引文字无误，而《苕溪》所引有几处文字错误。故“晚年”二字应是后人传刻之衍文。
⑧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
⑨李福标《皮陆唱和的心理分析》，《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
⑩见苏雪林《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陈伯海《宏观世界话玉溪》，《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方回《瀛奎律髓》卷二曰：“张洎序项斯诗，谓朱庆余……任藩、陈标、章孝标、司空图……此张籍之派也；姚合、李洞、方干而下，贾岛之派也。”(朱庆余《早梅》诗批)一些学者误将晚唐两派说归于杨慎的发明。
(12)转引自黄奕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第61页。
(13)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
(14)李诇《颜上人集序》，《全唐文》卷八二九。
(15)参拙文《论唐末五代的“普遍苦吟现象”》，《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
(16)《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诗话总龟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古代书名 作者 内容 命名方式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1－0087－01
现代人著书，书名多种多样。书名是书籍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体现著者的境界、感受和对学问、对人生的缱绻情愫，可以窥见作者的思想与旨趣。然而，中国古代的书名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
一、先秦古籍大多无书名
孔子编订的“六经”除了《春秋》外，《诗》《书》《礼》《乐》《易》的名称都是后人加上的。其实就连《春秋》也算不了书名，那时对编年体史书都这样称引。如《国语•楚语上》申叔时说：“教之以春秋”；《墨子•明鬼》篇：“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孔子的这部《春秋》是根据《鲁春秋》编订的，所以也就以《春秋》名之，实际上不过是旧称沿用罢了。
先秦诸子的著作，在刚开始时，并无书名，并且大都以单篇的形式流传于世。后来由后学者编辑整理成书，并冠以“某某子”，如《墨子》《庄子》《老子》《孟子》等。由于“子”是古代对读书人的尊称，他们所著之书，被后人称作“子书”。这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人名的替代，并无什么意义，一点也不像书名。
到了战国末年，人们渐渐开始重视书名。秦相吕不韦编的《吕氏春秋》是目前已知最早自己命名的书籍。西汉时期，一些古籍仍然没有书名，司马迁的《史记》就是如此。东方朔把它称为《太史公》，也有人称《太史公记》《太史公书》等。魏晋以后，该书才最终以《史记》命名。
二、汉魏以后书名
汉魏以后，私人著书之风盛行。不过此时给书取名的办法仍然很简单，一般有以下两种情况：围绕作者命名；围绕作品内容命名。
围绕作者命名的书籍，又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用作者的姓名字号来命名。如三国时期曹植字子建，作品名《曹子建集》；清代袁枚号“随园主人”，作品名《随园诗话》。清人王士祯号“渔洋山人”，其诗集名为《渔洋诗话》。
二是以作者的籍贯、居住地或堂名、斋名、室名来命名。如唐柳宗元祖籍河东（今山东永济县），作品《柳河东集》；陆龟蒙曾在松江甫里住过，其作品为《甫里集》；梁启超的书室名“饮冰室”，其作品名《饮冰室合集》；清蒲松龄的斋名“聊斋”，他将听到的奇闻异事整理成文，起名《聊斋志异》。
三是以作者的官职或封号、谥号来命名。唐代杜甫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其作品名《杜工部集》；颜真卿封号“鲁公”，其的作品名为《颜鲁公集》；宋欧阳修谥号“文忠”，其作品名《欧阳文忠公文集》。
四是以成书年代取名。如唐代白居易和元稹的诗文集编于穆宗长庆年间，故名《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
五是以“某某集”来命名。如《陶渊明集》《李太白全集》等。这类命名方式后人仍有沿用，如《选集》《郭沫若全集》《巴金文集》等。这类书名都只是说明本书为何人所作，别无用意。
围绕作品内容取名的书籍，大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典籍的内容。又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以意旨命名。如《指南录》《文心雕龙》等典籍。南宋时期，抗元将领文天祥把南逃途中所作诗歌总名《指南录》，喻示他永远像指南针一样忠于南宋朝廷的爱国之心。
二是借用古训命名：宋代左圭编的有宋人笔记一百种的书，名《百川学海》，这是借用汉代扬子云的“百川学海而至于海”，意喻此书是学问的渊海。宋人张端义的《贵耳集》，其序云“耳为人之贵，言由音入，事由言听，古人有入耳著心训。”这是用以表明作者的治学态度。
三是按文学体裁命名。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扬雄《甘泉赋》，辛弃疾《稼轩长短句》，李清照《漱玉词》等，都属此类。
四是以诗文流派命名。北宋时期“西昆体”派杨亿等人的唱和集就名为《西昆酬唱集》，宋代陈起刊刻南宋“江湖诗派”作家的作品集，就以《江湖集》为名。
另外，有些书不止一个书名。如唐刘肃的《大唐新语》，冯梦祯刻本改为《唐世说新语》；宋代叶适的《岩下放言》，在《稗海》本中被改为《蒙斋笔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不乏为人妄题的。特别是印刷术发明以后的明代更是如此。另外也有一些人，往往在刻印时将旧本改换名目，炫耀新奇，并以此来招徕读者，如《红楼梦》的另外一些名字《金玉缘》《风月宝鉴》《情僧缘》《金陵十二钗》等就是这种情况。
联系到历史上对书的题名来看，似乎是各种方法都有用上的，这完全取决于作者的意愿。中国历史上书名的从无到有，于此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王启涛.古代书名之美[J].文史杂志,1992(04).
[2]刘天.古代书名的文史知识[J].国学,2008(03).
诗话总龟范文第3篇
首先是注释错误。人教版选杜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青春：指春天的景物。青春实际是一种酒的名字。《诗话总龟》载：退之诗曰：“百年未满不得死，且可勤买抛青春。”《国史补》云：“酒有郢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杜子美诗亦云“闻道云安麴米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则抛青春亦必酒名也。唐代诗歌中“青春”多指青年时代。注释者大概认为这时的杜甫已入暮年，不再是青春年少，故而改成这样解释。这是由于对唐故事不了解的缘故。人教版解释叶绍翁《夜书所见》“知有儿童挑促织， 夜深篱落一灯明”的“挑”是“捉”的意思，不正确。首先“挑”本身并无“捉”的意思；其次，“捉”在这里解释为或挑弄更准确，因为形象地再现了儿童逗蟋蟀玩的那种童趣的情景，如果根据前后意思解为“捉”则显得平淡无味。还有一些是属于对古典文学知识缺乏仔细的考察。如人教版《鸿门宴》：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书注：“斗卮”：大酒杯。“斗卮”不是大酒杯，是两种不同的酒器。“斗”，是带柄的舀酒器，形状很像北斗七星，所以叫“斗”。“卮”，是盛酒器，即酒坛子。
还有一种出现错误的情况，如《文笔精华（一）》作者“钱锺书”印刷成了“钱钟书”，实误。简化的“钟”字在繁体字里有两个，一个是“鐘”，一般意指器乐之钟，另一个是“锺”是钟情之种。钟书的意思是“钟爱书籍”，因此是后者，两个字简化成一个钟字，体现不出差异，后来重新出现了锺字，不作为繁体字。写作“钱锺书”既是还原原意，也是遵从钱先生自己的意思。这就像作家贾平凹的凹读作wā，是陕西方音“娃”的意思一样。
有的双音节或多音节词只解释了词的整体意义，没有对词的生僻语素义项进行解释，影响了学生对整个词语含义的深入理解。《斜塔上的实验》解释“卷帙”为“书籍”，太过笼统。学生对古书的订装方式“卷”和“帙”，尤其对“帙”不甚明了，而教材的缺注会造成知识点的失缺。袁鹰《汉字的魅力》解释：“脍炙人口：本指美味人人爱吃，现比喻好的诗文或事物人人都称赞。”这里的脍和炙都应该了解其本义。《说文》：脍，细切肉也。《礼记内则》：肉腥细者为脍。《说文》：炙，炮肉也。从肉，在火上。所以最好补充注释：“脍，细切的肉；炙，烧烤。”
有的词语只解释了在本文中的意义，未注出其本义，不便于对词语含义的理解。如《梵天寺木塔》注：“胠箧：从旁边打开箱子。”此词原文本是偏正结构，注释变成了动宾结构，注释有误。同时，此词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很少，学生很陌生，所以应该加入字注。《说文》：“胠，亦(腋)下也。”《韵会》一曰旁开为胠。箧：小箱子，藏物之具。有了这样一个解释，学生对这一词语词义一目了然。
还有的词语则是只解释了它的意义，没有进行简要的概括说明，虽然不影响词义的理解，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词语的发展，对知识面的掌握都受到限制，束缚了学生对词语内涵的理解和掌握。《登岳阳楼》解释“乾坤：天地。”太简略，应该注明它们都是八卦中的卦象，加深学生对古代占卜知识的印象。还有人教版对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茱萸”解释是“一种有浓烈香气的植物”。如果添加上“古民俗认为佩戴茱萸能祛邪辟恶”，学生对重阳节的民间习俗就会有更全面的认识。与这种情况相类似的是有些注释太简略。如《梵天寺木塔》：“伏：同服。”而“服”是什么意思却没说明。应该加注“佩服”。
有的注释内容简略含混，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如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释“小谢：世称南朝宋代诗人谢灵运为‘大谢’，谢眺为‘小谢’”。这样陈述容易让人理解为谢眺和谢灵运一样，也是南朝宋代人，应注明谢眺为“南朝齐代诗人”。 转贴于
诗话总龟范文第4篇
道教思想
“道”是道教思想的核心。在道教看来，“道”是最高的哲学范畴，是世界的最高实体，“道”具有超时空性，既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也是宇宙万物存在和变化的最终依据和普遍法则。老子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形象生动地表达了道教对世界的认识。其中“道法自然”一词，意即道以自然为法则，效法、遵循自然。
道教认为，“道”超越于人们一般感觉认识之外。《道德经》称“道”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指深奥玄妙，“玄之又玄”原形容道的微妙无形，后泛指言论道理等玄妙难解。
《道德经》还说“道”是“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老子以此来说明“道”的精深玄妙幽而不显，无法用感官来把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说法即源于此典，但仅保留其字面意义，即“尽管在看，却没有看见；尽管在听，却没有听见”，泛指不重视、不注意。
“贵生”是道教最具特色的思想。道教重视生命的价值，长生成仙是道教追求的终极目标。汉语中反映人们对“长生”追求的词语很多，如“长生久视”一词便来自《道德经》59章：“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则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也就是说，积累德行就能够胜任治理国家的大任，持有治理国家的根本之道，就可以实现天长地久，这就是深根固柢、长生久视的道理。
“长生不老”可谓“长生久视”的同义词，出自道家典籍《太上纯阳真经·了三得一经》：“天一生水，人同自然，肾为北极之枢，精食万化，滋养百骸，赖以永年而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即永远活着，不会衰老。这原本是道家的生命追求，在后来的日常用法中则演变为对年长者的祝愿或赞颂。
修道的目的是通过自身的修炼和修行，使生命返归到始初的淳朴本真状态，道教称之为“返璞归真”。在道教看来，人原初的本性淳朴纯真，近于“道”的本性。但随着年龄增长，思虑欲念不断萌生，加之社会环境的不同影响和声色利禄的诱惑，人原有的生命元真会不断地耗损，纯朴天性会逐渐迷蒙，这将严重损害自己心性和生命健康，从而与“道”相悖。“返璞归真”中的“璞”，本义为未雕琢的玉，在这里指“道”的质朴状态。所以，“返璞归真”即指除去外饰，恢复其本来面目。
道教对生命本真状态的追求，还体现在“抱素怀朴”一词中。“抱素怀朴”的直接典故出自班固《汉书·礼乐志》：“易乱除邪，革正异俗，兆民反本，抱素怀朴。”但它的思想渊源却来自《道德经》所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意指人们要抱道守真，怡养生命的真元，使之不为物欲所诱惑，不为私心杂念所困扰。以道教思想为养料，“抱素怀朴”的意思就是要求人们保持内心平和，处于自然的状态。生命是一个修炼的过程，要在良好的心性根基上，把已耗散的生命元气通过修炼进行修复，使生命回归到真道的状态，以达到长生久视，得道成仙。
道教在天道循环的思想基础之上提出“承负说”。其源自《太平经》，意思是祖先积德行善，则可荫及子孙；若先人屡屡犯过作恶，后人将无辜蒙受灾祸。它演变为人们常说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惹祸，后人遭殃”。所谓“承负”，《太平经》有曰：“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三统共生，长养凡物名为财，财共生欲，欲共生邪，邪共生奸，奸共生猾，猾共生害而不止则乱败，败而不止不可复理，因穷还反其本，故名为承负。”意即天地人三统共生，长养财物，欲多则生奸邪，以至不可复理，直到财物穷尽才知返回虚无之源本。其一说的是善恶承负，其二则是说天道循环。只有理解了这些道教思想，才能对上述成语有透彻的理解。
道术修炼
在道教的生道相守的生命理念指引下，为了达到长生不老，道教发展出多种养生修炼的道功道术。其中既有吐纳、导引、服食、金丹、养气、炼气等养生方术，又有存想、存神、主静、坐忘等养神方法。这些道术道功等在汉语中有全面而生动的体现。
道教将以气息吐纳为主的炼养方法称为“行气”、“调息”、“服气”等。《太平经》说“人欲寿者，乃当爱气尊神重精也”。葛洪对吐纳之法作了具体论述：“初学行气，鼻中引气而闭之，阴以心数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己耳闻其气出入之声。常令入多出少，以鸿毛着鼻口之上，吐气而鸿毛不动为候也。渐习转增其心数，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则老者更少，日还一日矣。”正是基于道教的世界观和修炼方法，“吐故纳新”才获得了深刻的内涵。“吐故纳新”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纳新。”原指人的呼吸，吐出体内废气、浊气，吸进新鲜空气。但在道教的影响之下，这一词汇的内涵却要深刻得多，指的是一个有机体除旧更新、保持生命力、与时俱进的必要途径。
道教的辟谷炼养术也在汉语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辟谷本是先秦神仙家的一种炼养方术，道教对其加以发展，认为人体内有三虫，又名三尸，其好宝物、好五味、好，是毒害人体的邪魔，是人欲所生的根源。三尸的生存依赖谷气，如果人不食五谷，断其谷气，则三尸便亡，人体内的邪魔也就斩灭。有此炼养术为文化渊源，便有了“不食人间烟火”、“吸风饮露”等词语。“不食人间烟火”亦作“不吃烟火食”，本是反映道教不食五谷的辟谷修炼。宋代阮阅《诗话总龟》引王直方《诗话》云：“东坡读其诗，叹息云：‘此不是吃烟火食人道底言语。’”另一词语“吸风饮露”也与辟谷炼养术相关，典出《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吸风饮露”意为吸清风、喝露水，指传说中的仙人绝食五谷。
道教发展出的一整套导引修炼方法，也是汉语言中的一个重要文化渊源。导引即“导体令柔，引炁令和”之意，以形体运动配合呼吸吐纳，以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庄子·刻意》云：“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熊经鸟申”一词即由此而来，指通过模仿熊之攀枝、鸟之伸脚的活动形态，伸展肢体，调和气血，从而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围绕着道教的炼丹术，也产生了一批汉语用法。如“炉火纯青”一词，出自唐代孙思邈《四言诗》：“洪炉烈火，烘焰翕赫；烟未及黔，焰不假碧。”原指道士炼丹，炉中的火焰由红色转成青色时即为最佳的火候。转化为习语后，意指技艺或学问、修养等达到纯熟完美的境界。“灵丹妙药”指非常灵验有效的奇妙药物，用来比喻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好办法。“金丹换骨”也来自于道教的炼丹典故，指道家仙丹之灵验，能使人脱胎换骨。如陆游《夜吟》诗：“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他借用道教的修炼思想，以“金丹换骨”比喻学诗功夫由渐修而进入顿悟之境，后来也用来比喻文学艺术等的创作达到了造诣极深的顿悟境界。
神仙人物
黄帝原是传说中的人物，按《史记·五帝本纪》载，姓公孙名轩辕，是有熊国君少典的儿子。据说他创立八卦、律历、冠冕、宫室等。蚩尤反叛，黄帝与他在涿鹿激战，久战不胜。这时西王母派九天玄女下凡，授黄帝灵符、道法与《阴符经》，黄帝终于擒杀蚩尤。他广游名山，向多位神仙访求修仙之道，在王屋山炼成九鼎金丹，后骑龙升天成仙，成为五方天帝之一，居中央之位以主四方。从黄帝升天的故事中，产生了“龙去鼎湖”一说。其典出于《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龙去鼎湖”即出自于此，后来用来表示帝王去世。
另一个与黄帝相关的成语则出自《列子·黄帝》：“（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一梦华胥”即出于此典，喻一场幻梦。“华胥”作为神话中的国名，后成为梦境的代称。
诗话总龟范文第5篇
【关 键 词】初唐 宴集诗 特点
初唐诗歌的主体是宫廷诗，“据清编《全唐诗》，初唐存有作品的220位诗人中，约有200位是宫廷文臣、帝王和后妃；个人名下的诗作2444首，属于宫廷范围的1520余首”。[1]所以杨慎《升庵诗话》云：“唐自贞观至景龙，诗人之作，尽是应制。”在这些诗歌中，有不少作品反映了初唐各种宫廷宴游、集会活动，参与者主要包括君主，大臣及学士，他们除了经常在台阁、内殿举行宴会之外，行迹也遍布京城的大小名胜、山庄、别业，在这些游宴场合或君臣相和，或同僚酬唱，成为初唐宫廷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宫廷宴集赋诗溯源
建安时期，曹丕与吴质、徐干、陈琳、刘桢等人就曾有邺下才子风流聚会。
南朝此风更盛，齐永明年间以萧子良、沈约为倡导的竞陵八友，梁朝时梁武帝与宫廷文人的宴集唱和活动更是不胜枚举。这种以君臣文士为中心而形成的诗歌辐射圈，大大促进了当时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整个北朝时期，宫廷文人宴集的次数、规模及影响，远不及南方。西魏北周时期，庾信、王褒等南方文士北来，将此风气带到关中，一直至隋唐，南朝文人到北方者络绎不绝，北方文坛也渐渐出现文人墨客雅集的风气。
隋朝时期，太子杨勇、晋王杨广纷纷召集各自的官属学士。史载杨勇“颇好学，解属词赋，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引明克让、姚察、陆开明等为之宾友”，[2]赋诗属文，集会之风渐兴。
历经隋末大乱，宫廷宴集诗风在初唐又经历了由衰落而再次复兴的过程。
二、初唐时期的宫廷宴集诗歌
高祖武德时期的宫廷诗坛甚为寥落，其诗大都不存，《全唐诗》中唯一能确定作于高祖年间宫廷内的诗歌，是由陈经隋入唐的内使舍人孔绍安的《侍宴咏石榴》。
太宗时期，宫廷游宴集会诗歌逐渐兴起。
太宗从高祖时期便广泛召集文士，并于武德四年开文学馆，待四方之士，置十八学士，随着政局的逐渐稳定、皇位的巩固，各种宫廷宴会，聚会逐渐频繁。加之太宗在刚即位时就下诏要求废除隋朝“政刻刑烦，上怀猜阻，下无和畅，致使朋友游好，庆吊不通，卿士联官，请问斯绝”[3]的弊政，鼓励上下和顺，同僚交好，更为君臣、文士之间的交游、聚会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这一时期留下不少君臣间互相唱和的宴集诗歌。
这些诗歌有赞颂皇室威仪的，描写天下太平的盛世景象，显现出欣欣向荣、百废俱兴的新朝面貌，比如太宗的《宴中山》，和颜师古、杨师道、魏征、岑文本、李百药等人相和的同题诗《正日临朝》等，《翰林学士集》中记载有次曲池宴饮，同坐者有兵部侍郎于志宁、给事中许敬宗、武康公沈叔安等，各有四言座铭。从这些诗中可以窥见当时上层文士对时局的颂扬以及诗酒唱和的盛况；有以前朝覆亡的教训自我警醒、约束的；也有大臣、学士之间的宴集诗歌，主要描写亭苑、宫廷及池台，表现士大夫闲暇之余“放旷山水情，留连文酒会”的雍容自得、悠闲适意的情怀。
这些诗歌中有的仍带有浓厚的齐梁色彩，有的虽属“大雅正音”，但千人一面、“殊名一意”。不过，在唐初新朝刚立、百废俱兴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些宫廷文人的诗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雍容典雅、平和从容，洋溢的健康气息，无不表现出处于蓬勃上升时期君臣踌躇满志的胸怀，使得陈隋以来萎顿低迷的诗坛为之一振。
高宗武后时期，宫廷游宴、集会赋诗风气迅速流行开来。高宗本人虽喜好文学，通晓音律，不过留下来的诗歌并不多。由于武后的及对文学的积极倡导，这时期的宫廷文学主要以她为中心展开的。
神龙年间宫廷，武后还政于中宗，依附于武后和张氏兄弟的宫廷文人因此大量被贬谪，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知名文士，中宗即位后，随着武氏一党的得势，被贬谪的宫廷文人又逐渐被召回，至景龙元年沈佺期入朝，这些文士重聚京师。景龙二年，中宗重建修文馆。自景龙二年起，以中宗、修文馆学士为核心的宫廷各种宴集赋诗活动纷纷展开，迎来初唐宫廷诗歌的又一个高峰。
中宗一年四季宴会不断。据统计，从景龙二年到四年，中宗行幸山庄，游玩山水，召集宴会达四十七次之多，参加人数少则七八人，多则数十人，使得景龙年间的宫廷诗坛热闹非常。此时的游宴、集会诗歌大多描绘山水景物、宴会场景。劲健、开朗诗风成为宫中品评诗歌的一个重要标准，从这些诗歌中已经隐隐察觉到盛唐气象的来临。
三、宴集诗歌独特的形式特点
宫廷游宴、集会诗歌在初唐前期大多采用五律（包括五言排律）、五绝等形式，至中宗时期开始频繁的使用七律。由于它们同时也是集体创作的作品，所以在形式处理上有独特之处，一般说来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柏梁体诗
柏梁体诗歌相传是汉武帝在柏梁台召集群臣联句而成，每人一句，每句七言，每人自言职守。此诗出自《东方朔别传》，此据《艺文类聚》摘录一段如下：“汉孝武皇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又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时。梁王曰：骖驾驷马从梁来。大司马曰：郡国士马羽林才。丞相曰：总领天下诚难治。大将军曰：和抚四夷不易哉。御史大夫曰：刀笔之吏臣执之。……”[4]可见这种体裁的诗歌带有游戏、取乐的性质，与当时民间流行的七言谣谚有相似之处，并不需要深厚的文学功底。后代帝王如宋孝武帝刘骏、梁孝武帝萧衍偶有涉猎，并不常见，唐初贞观三年太宗与淮安王、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作有《两仪殿赋柏梁体》，以庆贺大破突厥之喜；高宗仪凤三年宴百僚诸亲于咸亨殿，与太子李贤、霍王元轨、相王轮、戴至德等作有《咸亨殿宴近臣诸亲柏梁体》；中宗景龙二年诞辰，内殿联句为柏梁体，四年蓬莱宫宴吐蕃使臣，作柏梁体。由此可见，柏梁体一般是君臣宴集时使用，数量并不多。《景龙四年正月五日移仗蓬莱宫御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因重为柏梁体联句》下有注解：“时上疑窦从一、宗晋卿素不属文，未即令续。二人固请，许之。吐蕃舍人明悉猎请令授笔，与之，悉猎云云，上大悦……”[5]据此可知，柏梁体是素不属文的大臣和异族都可以写出的，相对来讲比较通俗粗浅，无甚诗歌审美价值。
（二）分韵、限韵之作
众人在宴集时一起赋诗论艺，经常会出现分韵、限韵的情况，这在各种文献中都有大量的记载，贞观年间于志宁有《冬日宴群公于宅各赋一字得杯》，同时而作的令狐德棻分得“趣”字，封行高分得“色”字等，《唐诗纪事》卷九记载景龙三年“九月九日，幸临渭亭，分韵赋诗。”中宗得“秋”字，其余各大臣皆得韵而作。在《全唐文》的诗序中，分韵作诗更是比比皆是。
限韵由于能在统一标准上检验出诗人们的才学，满足他们逞才使气的心理，也倍受其亲睐。《全唐诗》记载，《晦日宴高氏林亭》二十一人全部用“华”韵，《晦日重宴》，八人，皆以池字为韵，《上元夜效小庾体》诗，六人，以春字为韵，《翰林学士集》中，《五言辽东侍宴临秋》四人同用“临”韵，《五言春日侍宴望海》十人同用“光”韵。分韵和限韵都带有竞争性，所以先成者和诗优者会得到奖赏，若最后成，一般都会受罚，这更使得文人们想方设法锻炼自己的诗歌技巧，创作出更高水平的作品。以此风气流行为契机，推动了唐诗形式的发展。
（三）分题而咏
分题而作可上溯到战国时期。《楚辞·招魂》云：“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王夫之这样解释：“结者，结其篇章，撰其词句。至思，极思也。兰芳假者，藻思中发，若兰蕙之芳相假借也。极，思所至也。人各尽其思之所至，相竞美也。谓酒阑分题作赋，以纪胜会也。”按照他的说法，楚国的酒宴上就已经出现了“分题作赋”的风气。
所谓“赋得”，即是众人集会时常用的一种分题赋诗形式，流行于梁朝的宫廷中。梁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及当时的著名宫廷文人庾肩吾、徐摛等都有涉及。这些诗歌多半是咏物诗。
太宗文集中的“赋得”诗在题材上仍基本沿袭着齐梁时期的传统。比如《赋得樱桃》、《赋得浮桥》、《赋得临池柳》、《赋得花庭雾》等咏物诗、《赋得白日半西山》、《赋得弱柳鸣秋蝉》、《赋得早燕出云鸣》等用前代诗句为题的诗歌，其他文人集子中的“赋得”体还有刘孝孙的《赋得春莺送友人》，陈子良的《赋得妓》，等。
（四）命题、同题之作
命题诗歌一般由在座位高者来命名。《册府元龟》卷四0记载贞观十一年，太宗宴群臣于积翠池，令各赋一物，太宗自赋《尚书》，魏征赋西汉，李百药赋《礼记》，至于同题诗歌，更是多得不可枚举，仅中宗时期就有数十次之多，形成了组诗的规模。例如景龙三年的《侍宴安乐公主庄应制》组诗十三首，《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组诗二十八首等。
这些宴集诗歌的体式多是统一的。如是五言八句均为五言八句，如是七言均为七言。比如武后时的《石淙》组诗，共十七首全部采用七律，又如中宗时期的《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共二十几人全部使用五律。这种情况有时候是事先规定的。如中宗在《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诗序中规定：“人题四韵，同赋五言”，如宋之问的《春游宴兵部韦员外韦曲庄序》：“公命赋水字，盍成四韵云尔”等。
初唐宫廷的游宴、集会诗歌不可避免的有着种种缺陷，如“命题即同，体制复一”，题材狭窄，并多用于应制、颂美，缺乏诗人真实性情的流露，诗歌艺术水准不高，难以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但诗歌的文学价值并不完全等同于诗歌的文学史价值，这些诗歌中当然存在一些应景取悦，堆砌词藻的平庸之作，但是诗歌的艺术技巧、创作风格却在这一次次游赏、宴集的集体氛围中逐渐完善、圆熟，为盛唐诗歌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
参考文献：
[1]梁桂芳.论初唐宫廷文人山水诗[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2）：91.
[2]魏征·隋书·杨勇传.卷四十五[Z].北京：中华书局，1982：1230.
[3]董诰.全唐文.卷四[Z].北京：中华书局，1983：53.
诗话总龟范文第6篇
现代的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新的局面必将展开。然而我们对旧文化的检讨，以同情的了解给予新的评价，也更形重要。就中国艺术方面——这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贡献的一方面——研寻其意境的特构，以窥探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也是民族文化底自省工作。希腊哲人对人生指示说：“认识你自己！”近代哲人对我们说：“改造这世界！”为了改造世界，我们先得认识。
一、意境的意义
龚定庵在北京，对戴醇士说：“西山有时渺然隔云汉外，有时苍然堕几榻前，不关风雨晴晦也！”西山的忽远忽近，不是物理上的远近，乃是心中意境的远近。
方士庶在《天慵庵随笔》里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故古人笔墨具此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或率意挥洒，亦皆炼金成液，弃滓存精，曲尽蹈虚揖影之妙。”中国绘画的整个精粹在这几句话里。
恽南田题唐洁庵的画说：“谛视斯境，一草一树，一丘一壑，皆洁庵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将以尻轮神马，御泠风以游无穷。真所谓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尘垢0糠，绰约冰雪。时俗龌龊，又何能知洁庵游心之所在哉！”
画家诗人“游心之所在”，就是他独辟的灵境，创造的意象，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中心之中心。
什么是意境？人与世界接触，因关系的层次不同，可有五种境界：(1)为满足生理的物质的需要，而有功利境界；(2)因人群共存互爱的关系，而有伦理境界；(3)因人群组合互制的关系，而有政治境界；(4)因穷研物理，追求智慧，而有学术境界；(5)因欲返本归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但介乎后二者的中间，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
所以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瑞士思想家阿米尔(Amiel)说：
“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
中国大画家石涛也说：
“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
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但在音乐和建筑，这时间中纯形式与空间中纯形式的艺术，却以非模仿自然的境相来表现人心中最深的不可名的意境，而舞蹈则又为综合时空的纯形式艺术，所以能为一切艺术的根本型态，这事后面再说到。)
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品。王安石有一首诗：
“杨柳鸣蜩绿暗，
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陂春水，
白头相见江南。”
前三句全是写景。江南的艳丽的阳春，但着了末一句，全部景象遂笼罩上，啊，渗透进，一层无边的惆怅，回忆的愁思，和重逢的欣慰。情景交织，成了一首绝美的“诗”。
元人马东漓有一首《天净沙》小令：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也是前四句完全写景，着了末一句写情，全篇点化成一片哀愁寂寞，宇宙荒寒，枨触无边的诗境。
艺术的意境，因人因地因情因景的不同，现出种种色相，如摩尼珠，幻出多样的美。同是一个星天月夜的景，影映出几层不同的诗境：
元人杨载《景阳宫望月》云：
“大地山河微有影，
九天风露浩无声。”
明画家沈周《写怀寄僧》云：
“明河有影微云外，
清露无声万木中。”
清人盛青嵝咏《白莲》云：
“半江残月欲无影，
一岸冷云何处香。”
杨诗写函盖乾坤的封建的帝居气概，沈诗写迥绝世尘的幽人境、界，盛诗写风流蕴藉，流连光景的诗人胸怀。一主气象，一主幽思(禅境)，一主情致。至于唐人陆龟蒙咏白莲的名句：“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却系为花传神，偏于赋体，诗境虽美，主于咏物。
在一个艺术表现里情和景交融互渗，因而发掘出最深的情，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情，同时也透入了最深的景，一层比一层更晶莹的景；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因而涌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意象，为人类增加了丰富的想象，替世界开辟了新境，正如恽南田所说“皆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这是我的所谓“意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唐代画家张璪这两句训示，是这意境创现的基本条件。
二、意境与山水
元人汤采真说：“山水之为物，禀造化之秀，阴阳晦冥，晴雨寒暑，朝昏昼夜，随形改步，有无穷之趣，自非胸中丘壑，，如万顷波，未易摹写。”
艺术意境的创构，是使客观景物作我主观情思的象征。我人心中情思起伏，波澜变化，仪态万千，不是一个固定的物象轮廓能够如量表出，只有大自然的全幅生动的山川草木，云烟明晦，才足以表象我们胸襟里蓬勃无尽的灵感气韵。恽南田题画说：“写此云山绵邈，代致相思，笔端丝纷，皆清泪也。”山水成了诗人画家抒写情思的媒介，所以中国画和诗，都爱以山水境界做表现和咏味的中心。和西洋自希腊以来拿人体做主要对象的艺术途径迥然不同。董其昌说得好：“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艺术家禀赋的诗心，映射着天地的诗心。(诗纬云：“诗者天地之心。”)山川大地是宇宙诗心的影现；画家诗人的心灵活跃，本身就是宇宙的创化，它的卷舒取舍，好似太虚片云，寒塘雁迹，空灵而自然！
三、意境创造与人格涵养
这种微妙境界的实现，端赖艺术家平素的精神涵养，天机的培植，在活泼泼的心灵飞跃而又凝神寂照的体验中突然地成就。元代大画家黄子久说：“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筱中坐，意态忽忽，人不测其为何。又往泖中通海处看急流轰浪，虽风雨骤至，水怪悲诧而不顾。”宋画家米友仁说：‘画之老境，于世海中一毛发事泊然无着染。每静室僧趺，忘怀万虑，与碧虚寥廓同其流。”黄子久以狄阿理索斯(Dionysius)的热情深入宇宙的动象，米友仁却以阿波罗(Apollo)式的宁静涵映世界的广大精微，代表着艺术生活上两种最高精神形式。
在这种心境中完成的艺术境界自然能空灵动荡而又深沉幽渺。南唐董源说：“写江南山，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视之则景物灿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艺术家凭借他深静的心襟，发现宇宙间深沉的境地；他们在大自然里“偶遇枯槎顽石，勺水疏林，都能以深情冷眼，求其幽意所在”。黄子久每教人作深潭，以杂树滃之，其造境可想。
所以艺术境界的显现，绝不是纯客观地机械地描摹自然，而以“心匠自得为高”。(米芾语)尤其是山川景物，烟云变灭，不可脑摹，须凭胸臆的创构，才能把握全景。宋画家宋迪论作山水画说：
“先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讫，朝夕视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下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为山，下者为水，坎者为谷，缺者为涧，显者为近，晦者为远。神领意造，恍然见人禽草木飞动往来之象，了然在目，则随意命笔，默以神会，自然景皆天就，不类人为，是谓活笔。”
他这段话很可以说明中国画家所常说的“丘壑成于胸中，既寤发之于笔墨”，这和西洋印象派画家莫奈(monet)早、午、晚三时临绘同一风景至于十余次，刻意写实的态度，迥不相同。
四、禅境的表现
中国艺术家何以不满于纯客观的机械式的模写？因为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层次。蔡小石在《拜石山房词》序里形容词里面的这三境层极为精妙：
“夫意以曲而善托，调以杳而弥深。始读之则万萼春深，百色妖露，积雪缟地，余霞绮天，一境也。(这是直观感相的渲染)再读之则烟涛澒洞，霜飙飞摇，骏马下坡，泳鳞出水，又一境也，(这是活跃生命的传达)卒读之而皎皎明月，仙仙白云，鸿雁高翔，坠叶如雨，不知其何以冲然而澹，翛然而远也。(这是最高灵境的启示)”江顺贻评之曰：“始境，情胜也。又境，气胜也。终境，格胜也。”
“情”是心灵对于印象的直接反映，“气”是“生气远出”的生命，“格”是映射着人格的高尚格调。西洋艺术里面的印象主义、写实主义，是相等于第一境层。浪漫主义倾向于生命音乐性的奔放表现，古典主义倾向于生命雕象式的清明启示，都相当于第二境层。至于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后期印象派，它们的旨趣在于第三境层。
而中国自六朝以来，艺术的理想境界却是“澄怀观道”(晋宋画家宗炳语)，在拈花微笑里领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禅境。如冠九在《都转心庵词序》说得好：
“‘明月几时有’词而仙者也。‘吹皱一池春水’词而禅者也。仙不易学而禅可学。学矣而非栖神幽遐，涵趣寥旷，通拈花之妙悟，穷非树之奇想，则动而为沾滞之音矣。其何以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是故词之为境也，空潭印月，上下一澈，屏知识也。清馨出尘，妙香远闻，参净因也。鸟鸣珠箔，群花自落，超圆觉也。”
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是意境创造的始基，鸟鸣珠箔，群花自落，是意境表现的圆成。
绘画里面也能见到这意境的层深。明画家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里说：
“凡画有三次。一曰身之所容；凡置身处非邃密，即旷朗水边林下、多景所凑处是也。(按此为身边近景)二曰目之所瞩；或奇胜，或渺迷，泉落云生，帆移鸟去是也。(按此为眺瞩之景)三曰意之所游；目力虽穷而情脉不断处是也。(按此为无尽空间之远景)然又有意有所忽处，如写一树一石，必有草草点染取态处。(按此为有限中见取无限，传神写生之境)写长景必有意到笔不到，为神气所吞处，是非有心于忽，盖不得不忽也。(按此为借有限以表现无限，造化与心源合一，一切形象都形成了象征境界)其于佛法相宗所云极迥色极略色之谓也。”
于是绘画由丰满的色相达到最高心灵境界，所谓禅境的表现，种种境层，以此为归宿。戴醇土曾说：“恽南田以‘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李白诗句)、品一峰(黄子久)笔，是所谓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画也而几乎禅矣！”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雪堂和尚拾遗录》里说：“舒州太平灯禅师颇习经论，傍教说禅。白云演和尚以偈寄之曰：‘白云山头月，太平松下影，良夜无狂风，都成一片境。’灯得偈颂之，未久，于宗门方彻渊奥。”禅境借诗境表达出来。
所以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侧，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不但是盛唐人的诗境，也是宋元人的画境。
五、道、舞、空白：中国艺术意境结构的特点
庄子是具有艺术天才的哲学家，对于艺术境界的阐发最为精妙。在他是“道”，这形而上原理，和“艺”，能够体合无间。“道”的生命进乎技，“技”的表现启示着“道”。在《养生主》里他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若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尧乐章)之会(节也)。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棨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交错聚结处)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道”的生命和‘艺”的生命，游刃于虚，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音乐的节奏是它们的本体。所以儒家哲学也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易》云：“天地絪蕴，万物化醇。”这生生的节奏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源泉。石涛题画云：“天地氤氲秀结，四时朝暮垂垂，透过鸿濛之理，堪留百代之奇。”艺术家要在作品里把握到天地境界！德国诗人诺瓦理斯(noValis)说：“混沌的眼，透过秩序的网幕，闪闪地发光。”石涛也说：“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艺术要刊落一切表皮，呈显物的晶莹真境。
艺术家经过“写实”、“传神”到“妙悟”境内，由于妙悟，他们“透过鸿濛之理，堪留百代之奇”。这个使命是够伟大的！
那么艺术意境之表现于作品，就是要透过秩序的网幕，使鸿濛之理闪闪发光。这秩序的网幕是由各个艺术家的意匠组织线、点、光、色、形体、声音或文字成为有机谐和的艺术形式，以表出意境。
因为这意境是艺术家的独创，是从他最深的“心源”和“造化”接触时突然的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它不是一味客观的描绘，象一照像机的摄影。所以艺术家要能拿特创的“秩序的网幕”来把住那真理的闪光。音乐和建筑的秩序结构，尤能直接地启示宇宙真体的内部和谐与节奏，所以一切艺术趋向音乐的状态、建筑的意匠。
然而，尤其是“舞’，这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究竟状态，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艺术家在这时失落自己于造化的核心，沉冥入神，“穷元妙于意表，合神变乎天机”(唐代大批评家张彦远论画语)。“是有真宰，与之浮沉”(司空图《诗品》语)，从深不可测的玄冥的体验中升化而出，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在这时只有“舞”，这最紧密的律法和最热烈的旋动，能使这深不可测的玄冥的境界具象化、肉身化。
在这舞中，严谨如建筑的秩序流动而为音乐，浩荡奔驰的生命收敛而为韵律。艺术表演着宇宙的创化。所以唐代大书家张旭见公孙大娘剑器舞而悟笔法，大画家吴道子请裴将军舞剑以助壮气说：“庶因猛厉以通幽冥！”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上说：
“唐开元中，将军裴旻居丧，诣吴道子，请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数壁，以资冥助。道子答曰：‘吾画笔久废，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厉，以通幽冥！’旻于是脱去縗服，若常时装束，走马如飞，左旋右转，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观者数千人，无不惊栗。道子于是援毫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道子平生绘事，得意无出于此。”
诗人杜甫形容诗的最高境界说：“精微穿溟滓，飞动摧霹雳。”(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前句是写沉冥中的探索，透进造化的精微的机缄，后句是指着大气盘旋的创造，具象而成飞舞。深沉的静照是飞动的活力的源泉。反过来说，也只有活跃的具体的生命舞姿、音乐的韵律、艺术的形象，才能使静照中的“道”具象化、肉身化。德国诗人侯德林(Hoerdelin)有两句诗含义极深：
“谁沉冥到
那无边际的‘深’，
将热爱着
这最生动的‘生’。”
他这话使我们突然省悟中国哲学境界和艺术境界的特点？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庄子《天地》篇有一段寓言说明只有艺“象罔”才能获得道真“玄珠”：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司马彪云：玄珠，道真也)使知(理智)索之而不得。使离朱(色也，视觉也)索之而不得。使喫诟(言辩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吕惠卿注释得好：“象则非无，罔则非有，不皦不昧，玄珠之所以得也。”非无非有，不皦不昧，这正是艺术形相的象征作用。“象”是境相，“罔”是虚幻，艺术家创造虚幻的境相以象征宇宙人生的真际。真理闪耀于艺术形相里，玄珠的皪于象罔里。歌德曾说：“真理和神性一样，是永不肯让我们直接识知的。我们只能在反光、譬喻、象征里面观照它。”又说：“在璀灿的反光里面我们把握到生命。”生命在他就是宇宙真际。他在《浮士德》里面的诗句：“一切消逝者，只是一象征”，更说明“道”、“真的生命”是寓在一切变灭的形相里。英国诗人勃莱克的一首诗说得好：
“一花一世界，
一沙一天国，
君掌盛无边，
刹那含永劫。”
这诗和中国宋僧道灿的重阳诗句(译)：“天地一东篱，万古一重九”，都能喻无尽于有限，一切生灭者象征着永恒。
人类这种最高的精神活动，艺术境界与哲理境界，是诞生于一个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这充沛的自我，真力弥满，万象在旁，掉臂游行，超脱自在，需要空间，供他活动。(参见拙作《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于是“舞”是它最直接、最具体的自然流露。“舞”是中国一切艺术境界的典型。中国的书法、画法都趋向飞舞。庄严的建筑也有飞檐表现着舞姿。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首段云：
“昔有佳人公孙氏，
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
天地为之久低昂……”
天地是舞，是诗(诗者天地之心)，是音乐(大乐与天地同和)。中国绘画境界的特点建筑在这上面。画家解衣盘礴，面对着一张空白的纸(表象着舞的空间)，用飞舞的草情篆意谱出宇宙万形里的音乐和诗境。照像机所摄万物形体的底层在纸上是构成一片黑影。物体轮廓线内的纹理形象模糊不清。山上草树崖石不能生动地表出他们的脉络姿态。只在大雪之后，崖石轮廓林木枝干才能显出它们各自的弈弈精神性格，恍如铺垫了一层空白纸，使万物以嵯峨突兀的线纹呈露它们的绘画状态。所以中国画家爱写雪景(王维)，这里是天开图画。
中国画家面对这幅空白，不肯让物的底层黑影填实了物体的“面”，取消了空白，像西洋油画；所以直接地在这一片虚白上挥毫运墨，用各式皱文表出物的生命节奏。(石涛说：“笔之于皴也，开生面也。”)同时借取书法中的草情篆意或隶体表达自己心中的韵律，所绘出的是心灵所直接领悟的物态天趣，造化和心灵的凝合。自由潇洒的笔墨，凭线纹的节奏，色彩的韵律，开径自行，养空而游，蹈光揖影，抟虚成实。(参看本文首段引方士庶语)
庄子说：“虚室生白。”又说：“唯道集虚。”中国诗词文章里都着重这空中点染，抟虚成实的表现方法，使诗境、词境里面有空间，有荡漾，和中国画面具同样的意境结构。
中国特有的艺术——书法，尤能传达这空灵动荡的意境。唐张怀瓘在他的《书议》里形容王羲之的用笔说：“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余裕。然字峻秀，类于生动，幽若深远，焕若神明，以不测为量者，书之妙也。”在这里，我们见到书法的妙境通于绘画，虚空中传出动荡，神明里透出幽深，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是中国艺术的一切造境。
王船山在《诗绎》里说：“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一势字宜着眼。若不论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五言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唯盛唐人能得其妙。如‘君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高日甫论画歌曰：“即其笔墨所未到，亦有灵气空中行。”笪重光说：“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三人的话都是注意到艺术境界里的虚空要素。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里，表现着同样的意境结构，代表着中国人的宇宙意识。盛唐王、盂派的诗固多空花水月的禅境；北宋人词空中荡漾，绵渺无际；就是南宋词人姜白石的“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周草窗的“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也能以空虚衬托实景，墨气所射，四表无穷。但就它渲染的境象说，还是不及唐人绝句能“无字处皆其意”，更为高绝。中国人对“道”的体验，是“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唯道集虚，体用不到.
二，这构成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的实相。
王船山又说：“工部(杜甫)之工在即物深致，无细不章。右丞(王维)之妙，在广摄四旁，圜中自显。”又说；“右丞妙手能使在远者近，抟虚成实，则心自旁灵，形自当位。”这话极有意思。“心自旁灵”表现于“墨气所射，四表无穷”，“形自当位”，是“咫尺有万里之势”。“广摄四旁，圜中自显”，“使在远者近，抟虚成实”，这正是大画家大诗人王维创造意境的手法，代表着中国人于空虚中创现生命的流行，细组的气韵。
王船山论到诗中意境的创造，还有一段精深微妙的话，使我们领悟“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的终极根据。他说：“唯此窅窅摇摇之中，有一切真情在内，可兴可观，可群可怨，是以有取于诗。然因此而诗则又往往缘景缘事，缘以往缘未来，经年苦吟，而不能自道。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是诗家正法眼藏。”“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这两句话表出中国艺术的最后的理想和最高的成就。唐、宋人诗词是这样，宋、元人的绘画也是这样。
尤其是在宋、元人的山水花鸟画里，我们具体地欣赏到这“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画家所写的自然生命，集中在一片无边的虚白上。空中荡漾着“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道”，老子名之为“夷”、“希”、“微”。在这一片虚白上幻现的一花一鸟、一树一石、一山一水，都负荷着无限的深意、无边的深情。(画家、诗人对万物一视同仁，往往很远的微小的一草一石，都用工笔画出，或在逸笔撇脱中表出微茫惨淡的意趣)万物浸在光被四表的神的爱中，宁静而深沉。深，像在一和平的梦中，给予观者的感受是一澈透灵魂的安慰和惺惺的微妙的领悟。
中国画的用笔，从空中直落，墨花飞舞，和画上虚白，溶成一片，画境恍如“一片云，因日成彩，光不在内，亦不在外，既无轮廓，亦无丝理，可以生无穷之情，而情了无寄”(借王船山评王俭《春诗》绝句语)。中国画的光是动荡着全幅画面的一种形而上的、非写实的宇宙灵气的流行，贯彻中边，往复上下。古绢的黯然而光尤能传达这种神秘的意味。西洋传统的油画填没画底，不留空白，画面上动荡的光和气氛仍是物理的目睹的实质，而中国画上画家用心所在，正在无笔墨处，无笔墨处却是飘渺天倪，化工的境界。(即其笔墨所未到，亦有灵气空中行)这种画面的构造是植根于中国心灵里葱茏絪緼，蓬勃生发的宇宙意识。王船山说得好：“两间之固有者，自然之华，因流动生变而成绮丽，心目之所及，文情赴之，貌其本荣，如所存而显之，即以华奕照耀，动人无际矣！”这不是唐诗宋画给予我们的印象吗？
中国人爱在山水中设置空亭一所。戴醇士说：“群山郁苍，群、木荟蔚，空亭翼然，吐纳云气。”一座空亭竟成为山川灵气动荡吐纳的，交点和山川精神聚积的处所。倪云林每画山水，多置空亭，他有：亭下不逢人，夕阳澹秋影”的名句。张宣题倪画《溪亭山色图》诗云：“石滑岩前雨，泉香树杪风，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亭中。”坡《涵虚亭》诗云：“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金。”唯道集虚，中国建筑也表现着中国人的宇宙意识。
空寂中生气流行，鸢飞鱼跃，是中国人艺术心灵与宇宙意象“两镜相入”互摄互映的华严境界。倪云林诗云：
“兰生幽谷中，
倒影还自照。
无人作妍嫒，
春风发微笑。”
希腊神话里水仙之神(Narciss)临水自鉴，眷恋着自己的仙姿，无限相思，憔悴以死。中国的兰生幽谷，倒影自照，孤芳自赏，虽感空寂，却有春风微笑相伴，一呼一吸，宇宙息息相关，悦怿风神，悠然自足。(中西精神的差别相)
艺术的境界，既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深境。
唐朝诗人常建的《江上琴兴》一诗最能写出艺术(琴声)这净化深化的作用：
“江上调玉琴，
一弦清一心。
泠泠七弦遍，
万木澄幽阴。
能使江月白，
又令江水深。
始知梧桐枝，
可以徽黄金。”
中国文艺里意境高超莹洁而具有壮阔幽深的宇宙意识生命情调的作品也不可多见。我们可以举出宋人张于湖的一首词来，他的念奴娇《过洞庭湖》词云：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界琼田三万顷，著我片舟一叶。素月分晖，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悠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疏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吸尽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对空间之超脱)叩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对时间之超脱)”
这真是“雪涤凡响，棣通太音，万尘息吹，一真孤露。”笔者自己也曾写过一首小诗，希望能传达中国心灵的宇宙情调，不揣陋劣，附在这里，借供参证：
“飙风天际来，
绿压群峰暝。
云罅漏夕晖，
光写一川冷。
悠悠白鹭飞，
淡淡孤霞迥。
系缆月华生，
万象浴清影。”
(柏溪夏晚归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