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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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第1篇
其一，“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亚欧大陆能源合作投资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明确指出要“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自此以后，一带一路战略的务实推进创造了中国与中亚各国共建繁荣的合作典范。整体而言，我国正在筹建多条能源通道，包括中亚四条能源管线、海上丝路能源枢纽、中俄油气管线合作、中巴能源走廊、中缅能源通道和周边地区电网等的建设。可以说，能源合作为“一带一路”带来了正面的推动力，尤其是中俄、中亚的天然气管线合作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能源枢纽，都是我国把能源合作在“一带一路”辐射出去的重要起点。
在未来“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过程中，尽管面临一些因沿线各国文化差异带来的现实挑战，但是中国与各国合作、和谐、共赢的立场不会改变，而能源合作投资带来的发展红利，亦会继续提升沿线各国民众与中国的心灵契合程度，助于建构合和共赢的良好局面。
其二，“一带一路”战略增加并巩固了中国在海外的战略支点，助推中国建构新的战略格局。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国家旨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关键意义、起重要支撑作用的相关国家。
依据学者杜正艾的观点，若成为战略支点，需要满足几项重要条件：一、战略位置突出，处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能够发挥枢纽作用；二、辐射能力强，人口基数、经济体量较大，在区域有比较强的辐射、影响能力，或者能发挥示范作用；三、参与意愿强烈，双方互有优势、互有需求、互为机遇，战略契合度高，易于进行战略对接；四、双边关系高水平，有比较成熟的沟通协调机制，有良好双边经贸关系，利益融合度高，在战略利益上和中国不存在直接的、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冲突；五、安全系数高，国内政治经济比较稳定，遵循基本的、具有共识的国际规范，可以保证我国的巨大投入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
依据此条件要求，“一带一路”沿线有多个战略支点国家对中国意义较大，例如巴基斯坦，人们称之为中国的“全天候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位于南亚、中亚与中东的交接处，位居区域地缘核心战略位置，既是中国进入中东的陆上通道，也是中国进入印度洋尤其是波斯湾的前进基地。2016年11月，由中国运营的巴基斯坦瓜_尔港正式运营，这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进展，对中国而言极具战略意义，有利于突破我国长期单一依赖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困局，此后中国货物可由新疆经巴基斯坦陆路抵达瓜达尔港，直接转运至中东及非洲，比经由马六甲海峡转运节约许多经济成本及时间成本。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一带一路”增加并巩固了中国在海外的战略支点，有利于中国突破既有的战略困境，创建新的战略格局。
其三，“一带一路”战略增加了中国在投资、金融、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诸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推进离不开巨额的资金支持，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成立对于从金融层面助推“一带一路”战略发挥着重要作用。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若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至少需要投资8万亿美元，融资缺口巨大。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主要致力于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减贫，投向亚洲基础设施的资金十分有限，而亚投行则恰恰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第2篇
[关键词]韩剧；模式化；道德；情感；文化；生活
1993年，中央电视台引进第一部韩国电视剧《嫉妒》，打开了韩流的闸门。1997年，央视八套播出韩剧《爱情是什么》，收视率高达4.2%，韩剧从此引起中国观众的注意。从1997年到2007年，各种类型的韩剧在中央及地方电视台相继播出，取得了极好的收视效果，“哈韩一族”超越了社会阶层、年龄结构，俨然成为老少咸宜的流行文化的合法代言人。其对内地电视剧的影响已不亚于当年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本土电影的冲击。
对于韩剧的研究，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问题。从我国引进的韩剧的题材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青春偶像剧、家庭伦理剧和历史剧。人们分别从传播学、叙事学、女性主义、大众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无论从何角度入手，“模式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性。本文将从道德模式、情感模式、文化模式、生活模式等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韩剧独特的艺术表现及韩剧热播的原因。
一、道德模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道德是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的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通过确立一定的善恶标准和行为准则，来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和个人行为，调节社会关系，并与法一起对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起保障作用。不同的社会可以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它既体现为一种道德教育理念，又表现为道德教育的一种操作模式。
在韩剧中，这种道德模式首先表现为人物与冲突上，形成善与恶的对比。在韩剧中，好与坏、善与恶的人性争斗永远是不变的主题。善良的人，似乎是“此人只应天上有，人间没得几回闻”。他们像是神仙，近乎完美，然而却饱受欺凌，观众不知不觉间被剧中的人物感染。而剧中的“坏人”坏得没有边际，并往往以“伪善”的面目出现。韩剧对他们的惩罚就是让他们失去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有的失去了自己最心爱的朋友，有的失去了自己最重视的地位。观众在善与恶的人性展示中，痛恨“坏人”的种种作为，也更加同情主人公的悲惨遭遇，为他们的真挚情感潸然落泪。
在衡量人物的道德标准上，着意描绘人物形象思想道德境界的美。尽管韩剧在作品题材上不同，叙述视角各异，但都把道德境界的美当成镜子来映照、描绘出人物形象的思想境界美。写爱情宣扬的是坚贞与伟大；写商战倡导的是诚信经营、公平竞争；写家庭表现的是老爱幼、幼敬老，和睦温馨。从婚姻道德的角度，强调人与人的婚姻约定。以及维护婚姻与情爱关系的稳定性。韩剧中表现出对婚姻绝对忠诚的坚守和对第三者的讨伐是极其激烈的。“不论婚外情的结局如何，当事人承担的不仅是外界的压力更有内心的愧疚与自我谴责。在这里道德谱系不是背负在人物身上的十字架而恰恰使情感变得高尚的垫脚石。”
韩剧的主人公们是沉静简单的，道德标准似乎控制着他们的言行。在《加油！金顺》中的金顺，她不仅外形清纯俊美，而且对新婚不久故去的丈夫非常忠贞。进到婆婆家后，虽屡受刁难，却百般孝敬，用自己贤惠懂事的行为赢得了这一家老小的理解与接受。《青青草》中男主人公用善良的心、诚实的言行与高尚的品格化解矛盾，得到了爱情与幸福……韩剧能把道德的美与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描写结合起来形成特色，是同类的电视剧所少见的。
从人物命运来看，所有在道德上有过问题的人，在最终的命运上，都是较为悲惨的。例如《大长今》中的女性角色，一个被摔死、一个被发配，既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权力，也没有得到自己一直追求的爱情。《黄手帕》中的男主人公，抛弃了她的初恋情人，与另一个大公司的社长结婚了，但最终是与对方离婚，并且还因得癌症而死。
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模式，其实从人物的语言中也可以发现：在《看了又看》中，基正奶奶批评儿媳时说“让别人流泪，自己眼中将流血”等。在其他很多韩剧中，都有类似的语言表述，成为其道德模式的显性化体现。
二、情感模式――灰姑娘与白马王子的变体
韩剧尤其是言情剧在内容上往往在重复若干个模式化的故事，其中最典型且屡试不爽的是现代版的“灰姑娘”的故事:以两个地位落差较大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为母题，“灰姑娘”的性格、相貌、生活背景在不同的叙事作品中总处于不断变化中，结局却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例如《星梦奇缘》、《明朗少女成功记》、《人鱼小姐》等，无一例外。但是在韩剧中并不是对这一模式的简单重复，而是进行了变体，使之具有陌生化的效果。
这种变体首先表现在灰姑娘的形象上。如果加以比较，我们会发现，编导开始敢于打破女主人公年轻漂亮的形象标准，甚至偶尔会丑化一下女主角;其次，由“野蛮女友”而引发的对女性审美的重新定义已经影响到偶像剧的创作，女主角在保持着可爱特性的同时，性格中的“温柔”已经逐渐为“麻辣”所取代。
另外一个变体就体现在情感表达方式上，是发乎情，止乎礼。在韩剧中，情感部分在表达手法上很纯净，往往是设置较美的外在环境，男性与女性之间是一种纯情、含蓄的表达方式。而在欧美剧中甚至在近几年的中国言情剧中，情感表现方式往往是以大胆、火热来吸引人们眼球。韩剧在这一点上，是重情不重欲，甚至只表情不表欲，这一点具有东方特点，从收视率来看，也获得了认同。
简单说来，戏剧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的内容复制于舞台或屏幕，从而将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示给他人。法国著名剧作理论家让・米特里说:“叙事是把可感事物安排成序的一种表达。”应该说，韩剧之所以受到大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将人们的“所感之物”安排得相当独特。
诚然，“灰姑娘”这一经典的文学母题在中外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但是，这种思潮在当下韩国电视剧中如此大批量地出现并引起轰动，就是意味深长的了。普列汉诺夫说过：“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中的文学趣味表现着社会心理，从电视剧这只作为观察社会心理、文化思潮的‘晴雨表’”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并不仅仅属于韩国的世纪心态。作为一直被男性所压抑的女性存在，韩国女性面对着新世纪的巨大竞争压力，在仅仅依靠个人奋斗难以获取幸福的条件下，一种特殊的婚姻爱情抉择――嫁入豪门，就成为最快捷地改变命运的方式。而在当今中国社会中，这种社会心理也有有抬头之势。
如莫萨・卡冈所说:“艺术就像一面魔镜，每个人从中不仅可以看到臆想出来的另一个人，还能在这个虚构的人身上看到真正的自我，看出自己身上的许多非常深刻和重要的自我。”于是，在强烈的受众意识驱使下，韩剧以独特的叙事模式营造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梦想中的“灰姑娘”母题为大众营造了一种爱情生活乃至现实生活的理想补偿模式，从而收获了一种巨大的情感回应和市场回报。
三、文化模式――传统生活与流行文化的粘合
韩剧在文化观念上采取了八面玲珑的策略，即尊重却隐忍自己弱势的地域文化，在不忤逆西方文化价值的基础上，直接高举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的旗帜，从而规避东、西方的文化冲突。
看过韩剧的观众大多评价是：生活化、传统、有人情味。几代同堂的家庭氛围，长幼尊卑的观念，传统和现实的矛盾，那些似曾相识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足够亲切和熟悉得引起感情的共鸣与心理的相通。众所周知，地处朝鲜半岛的韩国，从历史上就受到儒学的很大影响，韩剧将儒家文化中的家庭伦理进行表现。韩剧中的婚姻和家庭生活遵从着“礼义仁孝”的儒家训诫：家庭生活中父慈子孝，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人们都在自觉地维持着这些传统，有时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因为“君子远庖厨”的缘故，在《看了又看》中不堪劳累的银珠因丈夫帮助做家务而受到婆婆的诟病；在《人鱼小姐》中雅莉瑛与自己妹妹的前男友的婚姻道路出现了百般艰难……
但在这种传统的生活背景与观念中，却又渗透着现代与流行的要素。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促成了韩国的社会现代化，这自然的也在作为文化符号的影视剧中表现出来。现代音符悄悄跳动于朴素的叙事中，悄悄地满足着观众的生活想象。
在服饰上，韩剧中不管是上层人士还是普通百姓，他们的衣着总是干净明亮，从“衣着符号”透露出韩剧中服装的流行路线；另外音乐所体现的流行性也不容忽视：韩流中音乐是一支强大的独立力量，甚至是在电视的躯壳包裹下也常常制造喧宾夺主的效果。韩剧将“韩曲”融入其传播符号体系中，的确吸引了爱屋及乌的听众与观众。
人民大学的马相武教授曾说过:流行文化和时尚有一个原则或惯性就是由高到低。韩国对中国来说，已经是初步发达国家。这对于文化产业、流行文化和时尚进入中国有着高位优势，它能够一定程度影响或改变我们当下的流行文化的方向。
四、生活模式――现实平民与梦幻贵族的交叉
韩剧在人物塑造与生活模式上，往往是两大系列，一是现实平民的生活、一是梦幻般的贵族生活。
韩剧多数讲的并非什么宏大叙事，只是平常人琐碎的生活小细节，平淡的居家生活，吃喝、工作……男男女女的爱与不爱，喜欢与不喜欢和吵吵闹闹、分分合合。恋人的一个眼神，一束鲜花，一个感动或惊愕的表情等，都可能成为特写镜头，让你清清楚楚地欣赏和体味。《浪漫满屋》里男女主人公好像什么都没做，一直围在他们的“浪漫满屋”里拖地、打扫卫生和做饭。就在耳鬓厮磨中、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中，爱情慢慢地滋生。此外，搞笑幽默的生活细节令韩剧增色不少。《我的名字叫金三顺》基本上算喜剧片，其中引人发笑的场景很多。金三顺人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自己庸俗的名字改掉，但却历经“磨难”，并未实现。她的吃态、坐姿……酒醉后的呕吐、人事不省……丑态百出，却又令人忍俊不禁。在剧情设计上，韩剧可以说是用平实、朴实、朴素的外表，掩盖了大力编造故事的力度。总是喜欢娓娓道来，细致、细微、细腻地刻画真情、友情、爱情；来自于生活朴素的质感散发出来的小幽默和小感动，使人品尝到生活中的甘冽芬芳。
韩剧在这种平民生活的底色上，会同时展开贵族化的生活方式。韩剧中呈现出来的那种小资独有的浪漫情调和贵族化的生活方式是相当令人神往的。例如在《巴黎恋人》中的韩启柱是一家汽车公司的总经理，《大长今》更是在宫廷背景中展开故事……人们甚至在一种传奇般的经历中由平民变为贵族。
“任何艺术，本质上都是诗……作为对现实的一种想象，艺术把生活诗化了。”现实生活需要诗化的艺术。作为一种大众消费品，韩剧在平民背景中展开贵族生活，是将诗化的人生搬进了屏幕，用镜头把生活中可能存在的人物和事件赋予了童话的色彩，建立了一个超现实的时空。这种以真实底色衬托的虚幻，为观众带来了无穷的审美愉悦。
韩剧的创作上不仅形成了以上的模式，而且在细节上、环境设置等方面都有其独特性。对于韩剧的热潮，一些人褒、一些人贬，甚至一些人恐慌，但恰如法国小说家莫泊桑所说：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不如有的人说的那么坏。但却给中国的电视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杨世真.《中韩电视剧艺术特征比较研究》.浙江:《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第35页.
[2] 卢蓉.《电视剧叙事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3] 莫萨・卡冈.《美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页.
[4] 马相武,安裴智.《韩流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关于韩流现象访问文化评论家马相武》.《深圳特区报》，2004.12.12.
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第3篇
伊朗的女人们
在去伊朗之前，曾看到有人提到过在伊朗看到的一句话：“裹在黑袍子里的女人，是一颗蚌壳里的珍珠”，也听说过伊朗有风纪警察，专门抓衣着不符合规定的人，心中不免惴惴于衣着问题。但走进伊朗之后却发现情况跟自已的预想很不一样。
在伊朗的巴列维王朝时期，国王礼萨·沙推进西化改革，在1936年宣布戴头巾为非法，因此伊朗妇女们曾有过一段不戴头巾的日子。但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后，妇女们又遵照法律重新戴上了头巾。
在如今的伊朗，走在德黑兰、伊斯法罕这些大城市的街头可以发现，虽然必须得戴头巾，但是许多年轻女子却想办法把头巾戴得风情万种。她们往往在脑后挽着高高的发髻，再将头巾搭在发髻上，而不是将一头秀发裹得严严实实。头巾的颜色也不仅仅是黑色，而是五颜六色或是带着各种图案花样的。至于衣着，虽然必须得穿长袖并且长度过臀部的衣服，时髦的女性们也喜欢的是长款的风衣或是衬衫，不少人还会在腰间束上腰带，尽显窈窕的身姿，服装的颜色同样也不仅是黑色。
而在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的阿里卡普宫，我就看到了这么一位带着孩子的女士，黑色的丝巾松松地搭在发髻上，露出红色的额发，一身修身的绿色衬衫，袖子的长度甚至只到手肘下面一点，搭配着牛仔裤和高跟凉鞋，显得非常优雅时尚。而她的丈夫跟在后面帮她拿着皮包，还不时为她和孩子照相。在注意到我的目光后，这位女士还大方地向我问好，自我介绍说她叫法蒂玛，是从伊朗南部来伊斯法罕旅游的。虽然她对中国的了解只有长城和天安门，但是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去中国看看。
我们也不时能够看到一身黑袍的妇女坐在丈夫身后，乘着摩托飞驰而去，更常见情侣夫妻手拉手地出行，甚是亲密。而询问是否可以拍照之后，女孩们也经常是大大方方地对镜头绽放笑容。更有趣的是在以古代丝路名城卡尚我们碰到的一群小学女生，知道我们来自中国以后又激动又好奇地跑来跟我们握手，争先恐后地在我们的镜头前摆好姿势照相。
“伊朗妇女在社会各个领域比其它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拥有更高地位。”在数年前，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特使莫斯勒霍丁在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发表讲话时称。而在2009年《人民日报》的一则报道中也提到，伊朗历史上第一位女副总统玛苏梅·埃卜特卡尔称，在伊斯兰革命之后，妇女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很大提高，在伊朗，女童受教育率为97%，女高中生中的60%多可以考入大学。在政府部门中，1/4的部里有女性副部长，在议会中有13名女性议员。她认为，伊朗政府重视妇女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促进妇女事业，保护妇女权益，形成了自己的妇女发展模式，但西方国家并不了解这些。
不过在伊朗我们仍能经常感到严守的“男女之大防”。当我们伸出手准备与伊朗司机握手问好时，对方尴尬了一瞬间，摆摆手说：“这是不允许的。”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机场的安检都分为男女两条通道，在地铁里有女性专用车厢，男子绝对不能进入；公交车的车厢也分为男女部分，尽管像德黑兰可怕的下班高峰期公交车站可谓是“人山人海”，但是男女各聚集在一边，车一来，大家各自上一道车门。一般来说男性部分占车厢2/3，而不管车厢里是多么地拥挤，男女部分之间那一道横着的栏杆仍然使得大家保持了些许的距离。
而到了亚兹德这样相对传统保守的城市甚至更小的村镇，大多数妇女不管年老还是年轻，还是穿着一身黑袍，头巾将头发裹得一丝不露，再从头到脚披上一块黑纱。
会打太极的文艺青年
在德黑兰的伊朗国家博物馆，我们认识了阿明。他是德黑兰一所大学英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瘦瘦高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非常斯文，有几分国内所说的文艺青年的模样。阿明曾经在中国义乌干过一段时间贸易，但因为不喜欢经商而又回国读研。
阿明喜欢读书和看电影。“我看电影从来都是先看导演是谁，因为一部电影的好坏主要在于导演。”阿明说道。金基德、库布里克、马丁·斯科塞斯几位的作品都是他的最爱，他最喜欢的电影是库布里克的《发条橙》。前段时间阿明还在电影院看了马丁·斯科塞斯电影《雨果》，重口味的导演也能导出如此小清新的作品让他感到非常吃惊，但是他仍然很喜欢这部片子，而且影片的3D效果非常不错。
“德黑兰也有3D电影院？”
“当然！票价大概就合几美元而已。”
“那么伊朗电影怎么样？你们的那部《一次别离》最近在中国很是有名。”
“还好吧，说老实话我不是很喜欢《一次别离》。”阿明说，“因为太忧伤了，而且是开放式结局，我还是觉得让人心情愉悦一点的电影。”
而对于这部电影是否能够表现伊朗的现实，阿明表示，电影所展现的只是伊朗的一部分而已。当我顺道问起，根据教义，男子是可以娶一个以上的老婆，伊朗现在是否有一夫多妻的情况？阿明摇头说道：“一个老婆就已经够受了，就别说更多的了！现在大家都想明白了，所以基本上是一夫一妻。”
虽然聊了很久关于电影的话题，但是很遗憾，阿明对中国导演的作品所知不多，他对于中国电影的全部认识集中在三个演员身上：Bruce Lee（李小龙）、Jackie Chan（成龙）和Jet Lee（李连杰），这几位的功夫片他差不多都有涉猎，而他本人也是一个中国功夫的爱好者。
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练家子，阿明还郑重其事地找了一块开阔地表演了一番自己练了一年有余的太极。练毕，还掏出手机给我展示了里面存着的一部英文版的《道德经》说：“我非常喜欢中国的道家思想，里面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
临别时，阿明不忘让我写下之前提到的那部BBC新剧《神探夏洛克》的名字，因为他一直对小时候看过的英剧《福尔摩斯探案集》念念不忘，所以很想看看这部全新演绎的剧集。至于片源，他倒是并不发愁，因为可以用BT下载。
虽然这是全世界年轻人都会干的事，但是长期受到西方媒体对于这个国家的描述的影响，难免不会产生一些固有的想法。尤其是此前有报道称伊朗要用内联网代替互联网，阿明的话让我这个国家的网络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上WIFI看CNN没问题
伊朗中部城市亚兹德的一家名叫“丝绸之路”的旅馆兼餐馆是当地开放旅游后的第一家旅馆。一个背包客模样的意大利人坐在庭院中一边喝着红茶，一边在用旅馆的Wifi上Skype和朋友聊天聊得不亦乐乎，而来此吃午饭的我们坐在邻桌，很习惯地在点菜的间隙用手机刷起了新浪微博。
事实上，“丝绸之路”只是伊朗众多提供免费Wifi的旅馆中的一家。而除了Google、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等几个网站在点击之后无法进入以外，互联网的使用并没有很大的障碍，网速也尚可。只不过却过发生一个插曲：有一天忽然所有外网都不能上了。天空中也传来直升机的声音，不免让人心中疑虑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紧急情况。幸而此时国内的朋友发来短信告知由于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大幅贬值，引发民众不满，在德黑兰等几个大城市都有游行集会，方感慨，自己对发生在身边的新闻还不如半个地球之外的友人了解得迅速。
一天之后，里亚尔对美元的汇率恢复到此前的水平，而外网又重新联通了。
里亚尔的大幅贬值无疑是美国对伊朗封锁和挤压的一个表象。德黑兰，早已撤走的美国使馆大门紧闭，使馆的墙上画着骷髅头的自由女神像。同样的自由女神像也出现在街头一些建筑物的墙上，还写着：“Down With America！”（和美国一起沉没）的字样。因此，当我在旅馆的电视上看到CNN的时候着实有些吃惊。这或许是对游客的一种特殊优待，但想到两方的政府首脑经常隔空唇枪舌战，美媒上“邪恶轴心”的言论也不鲜见，在这里能看到CNN的确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除了CNN等少数几个外国电视台以外，电视能收到的大多数是伊朗的电视台。儿童频道会播出动画片——包括迪斯尼动画片，还有少儿节目——不过小女孩都戴着头巾，中间穿插着一些有趣的广告，比如薯片广告；新闻频道也会有女主播去新闻现场采访，不过也是戴着头巾；一些电视台会播出伊朗的情景喜剧或是硬汉电影，也会播出在伊朗经常能看到大家看得津津有味的外国电视剧——韩国古装剧；宗教频道里戴着黑色缠头的毛拉正在向台下的教众宣讲，体育频道在转播最新的欧洲冠军杯的比赛，而英语频道的主持人正在播报国际新闻。
虽然深受美国挤压，但是问起一些伊朗人对于英美的态度，他们却仍然表示他们对于普通的英美民众并没什么敌意。伊朗大学生阿明就说：“其实我们对美国和英国的普通人没什么意见。那都是国家间的事情。”我们的翻译麦赫迪则说：“我们并没有阻止美国游客来，他们来伊朗其实挺安全的，恐怕是美国政府不肯放他们出来吧。”
他们都表示“我们这儿没什么美国的东西”，在伊朗常见的车除了伊朗本地品牌就是日本和法国车，在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三星和LG的广告，家用电器店还能看到博世的标志，据说在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还有个山寨美式炸鸡的牌子叫QFC。
但是你还是能在伊朗发现美国产品不多的影子，比如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比如时髦青年手里的苹果手机。甚至还有人给我留下了Facebook地址，看着我惊讶的眼神，对方不屑地表示：“你不会‘翻墙’吗？”
伊朗的女大学生
在德黑兰飞往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的飞机上，身边一位年轻的伊朗妇女腼腆地用不太流利的英语问我是不是从“秦”来的——在波斯语中，中国的发音是“qin”，正是源自于中国古代的秦朝，因此每逢有人问起，总有一种时空穿越之感。原来她来自设拉子，在德黑兰大学读书，正在上研究生，学的课程是公共管理。因此我不免问起毕业后要从事的职业，她却告诉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家庭妇女，所以暂时不考虑以后就业的问题，这次回设拉子就是去跟在家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过周末的，对于她追求更高的教育，丈夫并未觉得不妥。
早有耳闻伊朗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是出了名的高，却不曾想已婚的家庭妇女也会去大学里深造，难怪有报道称现在伊朗的大学里女生的比例大幅增长，有些学校的新生中女生的录取率甚至达到了80%以上。这甚至引起了伊朗保守派的担心与不满，还希望采取措施限制女生入学人数。但是女性越来越多地追求更高等的教育，并且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德黑兰的上下班高峰期，可以看到身着利落的黑色风衣，挎着皮包的职业女性匆匆上下公车，在伊斯法罕的阿里卡普宫和德黑兰的戈勒斯坦宫，可以看到正在修复壁画的考古专业的女大学生。而在伊朗最著名的历史遗迹波斯波利斯，一位女大学生还交给我们两张问卷，请我们填写对伊朗旅游景点的各项指标的满意度，“我们是想借课外实习的机会，提升伊朗旅游业的服务质量”，她们用英语对我说。
此前伊朗数据统计管理局曾归纳各种参数，全国各地的离婚率是结婚率的两倍。该报告总结广大青年不愿结婚的理由，最终指出伊朗青年不愿结婚的最主要原因是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文化既是导致青年推迟结婚的主要因素，也促使离婚率不断高涨。
热爱诗歌的人民
设拉子是伊朗著名的“夜莺与玫瑰之城”。这里是波斯文明的发祥地，拥有许多仿佛来自《一千零一夜》故事里的“有鸣禽歌唱，鲜花绽放，清泉流淌”的花园，还是两位伊朗古代诗坛巨擘萨迪和哈菲兹的故乡。此前就对伊朗人喜欢诗歌有所耳闻，而在设拉子机场，一位伊朗工程师就告诉我们，伊朗家家都有哈菲兹的诗集，在他看来，这些诗歌虽然创作于13、14世纪，但至今读起来完全不觉得过时，语言仍然和现在非常贴近。而他也不时会拿出哈菲兹诗集出来读一读，尤其是有事情悬而未决，心生忧虑的时候，因为传说哈菲兹的诗歌能够占卜未来。
在设拉子的花园和诗人的墓园前，我们就见到了用哈菲兹的诗为游客进行占卜的人。他们常常一首拿着一只小鸟，一手拿着装满了诗签的盒子，如有人问卜，算命人就会让小鸟去叼出签盒里的一张诗签，上面写有哈菲兹的一首诗，里面就包含着对问卜者命运走向的预示。不管占卜是否真的灵验，伊朗人对哈菲兹的喜爱却是显而易见的。在哈菲兹的墓前，不管男女老少，都喜欢拿着一本哈菲兹的诗集念上几段，而在亚兹德的一个伊朗传统武术馆里，伴唱的小伙子配着激越的鼓声唱起的竟是哈菲兹的一首用夜莺与玫瑰比喻爱人的缠绵悱恻的诗歌。
在设拉子一个长满柏树、石榴和玫瑰的花园里，我曾“不合时宜”地问过一个游园的伊朗人是否为可能发生的战争担心过。这位当地人表示，自己经历过两伊战争，设拉子也曾经遭受过炮火的袭击，他知道战争有多么可怕。虽然在他看来美国未必会对伊朗动武，但是常年的制裁已经让伊朗的经济状况大不如前了，游客的减少就是一个明显的表征。像设拉子这样的旅游城市本来是有很多外国游客的，现在不仅是西方游客，就连以前很喜欢来旅游的日本游客也不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日子还是得过下去，”他说，“就像哈菲兹说的那样，及时行乐吧。”
此时，忽然能够理解伊朗人对于哈菲兹的热爱，诗人的抒情诗里那些追求美好生活，劝导人们丢弃忧伤，及时行乐，满含神秘主义色彩和哲理的诗句，对于这些生活在制裁与封锁中，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人们来说的确是一个心灵的慰藉。
“一次别离”
伊斯法罕的33孔桥建成于伊朗萨法维王朝的阿巴斯国王时期，是旅游者和当地人都非常喜爱的一个景点。夜幕降临时，桥上亮起的灯就会把大桥变成橘黄色，而人们就在桥上散步，在桥洞里聊天，在河边抽水烟。一个游客模样的中年妇女向我打了招呼，从她纯熟的美式发音和不那么严格的衣着打扮，我本以为她是个美国游客，没想到一聊之下才得知，她是伊斯法罕人，已经移民美国20年了，但是她还是常常回到伊朗来看望留在这里的亲人。“你喜欢伊斯法罕吗？”她问道，“我觉得这里是最让人愉悦的城市了。”从她充满感情又略带留恋的语气中，仍然能够感觉到故乡对于她来说是难以割舍的。
此时，我不免想起在一个在中国上小学的伊朗裔女孩小华的作文：“我的家乡在伊朗的德黑兰，那里被雪山环抱着，冬天很美。”她的父母早年就移民加拿大，她也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因为做工程师父亲被派到到中国来工作而在中国上起了小学。她的自我认知是：“我是一个加拿大人。”事实上或许也是如此，因为在中国上了几年小学之后，小华和她的父母与哥哥一起回到了加拿大。而从小长在加拿大的她从未去过伊朗，更未见过德黑兰的雪山，这一切恐怕都是她的父母告诉她的。
2011年，流亡海外的伊朗已故末代国王·礼萨·巴列维的小儿子阿里礼萨·巴列维4日在美国东北部城市波士顿的家中开枪自杀身亡。其兄礼萨称，阿里礼萨·巴列维这些年来为他的家庭与国家遭受的苦难悲伤不已，饱受忧郁症折磨，一直无法康复。而巧合的是，他们的妹妹蕾拉十年前同样因为“心理创伤”自杀身亡，此前她也曾表示过对已经无法回去的故土的浓浓思念。
于是，我又向翻译麦赫迪谈起那部讲述一对伊朗夫妻围绕移民问题最后闹得家庭破裂的电影《一次别离》。在他看来这部电影倒是颇为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其实移民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重点是你的英语很好，又有一技之长，比如你是理工科类的人才移民就更容易一些。”麦赫迪说。不少人都琢磨着移民，他的一些亲戚就移民去了美国和加拿大。
伊朗人移民美国的确实不少，最有名的恐怕是网球名将阿加西——他是出生在拉斯维加斯的伊朗后裔，还有Ebay网的总裁皮埃尔·奥米戴尔。伊朗移民在美国最大的聚居地位于加州，在洛杉矶市、圣何塞和奥兰治县尤为集中。洛杉矶地区的伊朗移民最为集中，该市著名的比佛利山地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伊朗移民。根据麻省理工学院2004年的一项调查，26.2%的伊朗移民拥有硕士以上学历，居全美国67个族群之首。在商界和学术界领域伊朗人都很擅长，在2007年，比佛利山庄还选出了一位伊朗裔的市长。
但是对于麦赫迪来说，故乡却是他永远都离不开的。当他回忆起小时候由于父母忙于工作，自己是由外祖母带大的，外祖母穿着伊朗的近代王朝卡伽王朝时期的传统服装，给他讲了许多《列王记》和《一千零一夜》里面的故事，会做很好吃的食物。我不免想起那部伊朗动画片《茉莉人生》里的外祖母形象来。
因为从小生活在老人身边，麦赫迪对于传统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你知道我最喜欢的伊朗城市是哪一个吗？是亚兹德。因为那里非常地传统，人们还像过去一样生活。人与人之间相处比较好，犯罪率很低，生活也井井有条。”麦赫迪说。他不喜欢德黑兰，因为德黑兰是一个污染严重，交通堵塞的城市，而且那里太过开放，充分地体现了受到西方价值观冲击的结果：犯罪率高、离婚率高、婚前和同居现象也越来越多。
尽管一边愤世嫉俗地表示着如今的社会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是麦赫迪却又觉得伊朗不应该像现在这么封闭，应该更加开放，经济应该有更大的发展。他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总是带着几分羡慕，在他和我们碰到的一些伊朗人心目中，当今世界头号人物是美国，二号人物则是中国。
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第4篇
一、对石油供应安全必须坚持“两点论”
石油供应安全是指任何时候都能以合理的价格获得足够数量的石油。这里面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供应既不能中断, 也不能严重短缺(按照国际能源署iea的标准, 供应短缺量达到上一年进口量的7%, 就标志着进入了不安全期)；二是不能出现难以承受的高油价。
1. 传统的石油安全观
传统的石油安全观认为，石油安全是指减少石油消费和进口的依赖性。石油供应安全度用石油进口依赖度来表示，石油进口依赖度越高，石油供应安全度越低。
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和1974年iea成立以来，国际石油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供应者增加，探明储量和石油储备增加；价格变得灵活和透明，由市场而不是垄断来决定；世界的紧张局势总体有所缓和；贸易更加发达，自由化和全球化进一步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石油供应国没有再使用过石油制裁的武器，世界上也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石油短缺。即使一些石油供应国受到联合国或其他国家的制裁，也未影响世界石油贸易或引发石油供应短缺。
2. 新的论点
今天，一部分人心目中的石油安全观在悄悄地改变, 石油安全已成为进口国和出口国共同的问题--大部分石油进口国渴望有可持续供应的资源和稳定的市场以保证供应安全，而石油出口国也渴望有一个稳定的出口市场，以保证需求安全和可持续的收入。高油价是一柄“双刃剑”，不仅伤害石油消费国，也伤害石油供应国。因为高油价既能使石油出口国获得更多的利润，也会促使消费国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及替代燃料，从而加速改变石油在世界能源结构中的主导地位。
由此，一些专家认为，石油已从战略性资源和“武器”回归到一般商品的属性，石油进口依存度的提高，不值得大惊小怪，它与石油供应安全没有直接的关系。动用很多资金去搞石油储备，是得不偿失。有的专家甚至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已使我国可以不用一兵一卒就可以在国际市
场上买到任何所需要的矿产资源。
3. 石油安全的两点论
应该承认，产油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向以互相依赖为共识的合作方向发展。但是，正如1999年5月iea部长理事会发表的声明所指出的那样 ：虽然故意中止石油供应的危险得到了缓和，但自然灾害、技术上的障碍以及政治混乱所引起的危险仍然继续存在。
今后如果再发生石油危机，其原因不一定是产油国的企图。例如，2002年12月至2003年3月，委内瑞拉内战一触即发，其石油行业几乎陷入全部瘫痪的状态，造成了1990年8月海湾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石油供应中断，高峰中断量达到260万桶/日。
过去发生的石油供应中断事例，大部分都与中东地区的局势有关。中东拥有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三分之二，其石油产量占世界的30%，其石油生产成本在世界上是最低的，而且中东原油占国际市场原油总贸易量的44%，今后20年世界石油需求对中东的依赖程度将进一步增加。最近的伊拉克战争所引发的高油价更说明，中东产油国局势的不稳定是世界石油供应安全的潜在威胁。
iea在不久前的《2004年世界能源展望》中指出，“能源安全在短期内将有更大的风险。近年来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能源价格飙升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多数oecd国家、中国、印度等油气进口大国将越来越依赖产自遥远、动荡地区的进口能源。石油供求的灵活性将下降。石油将越来越集中用于交通运输，且没有唾手可得的替代能源。对石油与日俱增的需求将由少数几个拥有庞大储量的国家来满足，如欧佩克的中东成员国和俄罗斯。贸易的蓬勃开展将强化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与此相联系，海盗、恐怖袭击或者事故导致油井或者管线封闭、油轮停航的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大。”
鉴于客观的现实，我们认为石油安全观必须坚持两点论：一方面承认国际石油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石油安全形势有了很大的改进；另一方面，认识到天下并不太平，发生大规模石油供应中断并带来重大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对石油安全问题必须提高警惕，丝毫不能麻痹大意。
二、我国石油安全对策及评价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的研究，2020年中国石油的需求量将为4.5亿～6.1亿吨，届时国内石油产量估计为1.8亿吨,进口量将为2.7亿～4.3亿吨。进口依存度将处于60%～70%。iea《2004年世界能源展望》的预测值是能源研究所的中值5.3亿吨。
有专家认为，当一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5000万吨时，国际市场的行情变化就会影响该国的国民经济运行；当一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1亿吨以后，就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供应安全。当石油进口依存度超过60%时，石油供应的不安全性加大。
确保石油安全，需要采取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
1. 大力节油
2000 年我国的原油消费量为2.33亿吨，如果我们希望将2020年的原油消费量控制在4.5亿吨以内，原油消费的年增长率就必须低于3.4%。实际上，2003年我国的原油消费年增长率超过了11%，2004年上半年超过了20%。显然，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改变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石油应主要用于交通运输业和石油化工业。当前的问题，一是小轿车增速过快，如不加引导，2020年我国汽车保有量将达1.3亿～1.5亿辆，燃油需求将达3亿吨，将难以实现把石油需求控制在4.5亿吨的目标；二是一部分人追求豪华的高耗油的大排量小轿车，增加了石油消费，而相比之下，许多发达国家的小轿车都在向1.3甚至1.1的排量发展(例如德国)；三是目前我国机动车的燃料消耗水平普遍比世界发达国家高10%～20%。值得欣慰的是，“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已经正式颁布，将于2005年7用1日起实施，这必将大大改进机动车燃油利用的效率。
与邻区和发达国家比，我们的油品税相当低，以油品税占售价的比例计，日本为50%，新加坡为40%，韩国为65%，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为56%，而我国大陆地区仅为10%左右。我国的油价大大低于日本和欧洲，为什么我国不能提高税收和油价以抑制石油消费过快的增长？为什么议论已久的燃油税还不能出台？笔者认为，贯彻总理的指示，“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机制，抑制油气消费，节约和合理使用油气资源”已刻不容缓。政府应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将节油工作推向一个新水平。
2. 加强国内油气资源勘探
根据2000年以来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对部分盆地进行的油气资源重新评价，全国有石油地质资源量1041亿吨，最终可探明地质资源量619亿吨；全国石油最终可采资源量约150亿吨，目前已探明可采储量65亿吨；可采资源探明率为43%，尚有85亿吨可采资源待探明。全国主要含油气盆地属于中等勘探程度，未来储量增长仍有较大潜力。石油资源量还将随着地质理论的创新、勘探认识的深化、工程技术的进步和勘探投入的增加而增加。
为鼓励石油公司加强风险勘探，建议国家设立风险勘探基金。一是可以仿照日本政府对石油公团的做法，石油公司可以向国家申请风险勘探基金使用权。一旦获得重大发现，可从利润中收回资金用于新的风险勘探。勘探无发现时，沉淀的资金由石油公司和政府按比例分担。二是免征稠油、高凝油和三次采油的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三是制定“尾矿”政策，促进老油田、低渗透油田的开发利用。
3. 开展石油资源的国际化经营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保守评价，全球拥有石油可采资源总量4582.2亿吨(含天然气液)，约3.35万亿桶。截至2003年，全球累计探明石油可采储量2693.7亿吨，其中剩余探明储量1567亿吨。从资源的探明程度上看，全球尚有41.2%的石油资源，即1888.5亿吨，有待进一步发现和探明。截至2003年底，世界已累计采出石油1126.7亿吨，约占全球石油可采资源总量的24.6%。iea《2004年世界能源展望》指出，“根据多数估算结果，探明石油储量足以满足未来30年的全球累计需求。我们的分析显示，如果必要的投资能够到位，全球常规石油的生产到2030年之前还不会达到顶峰。天然气和煤炭的探明储量比石油还要充裕。未来发现更多油气煤资源的潜力还是很可观的。”
除常规石油资源外，世界上的非常规石油资源(如重油、沥青、焦油砂和油页岩等)颇为丰富。据估计，全球拥有非常规石油资源4000亿～7000亿吨。非常规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在加拿大、委内瑞拉和前苏联。目前，加拿大沥青砂生产的合成油和委内瑞拉超稠油生产的奥里诺科乳化油已成为商品，技术进步也将使油页岩的开发和利用具有可行性。因此，随着技术和经济条件的改善，非常规石油在今后的石油产量中将占据重要的份额。
未来全球能供应石油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东、非洲以及俄罗斯。根据iea预测，到2030年，全球每天的原油供应量约为6600万桶，中东地区仍将是全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地区，其每天的原油产量将达到4600万桶，占全球每日原油供应量的69.7%，而非洲将超过俄罗斯成为原油的第二大供应地区，其每天的原油产量为800万桶，占全球原油供应量的12.1%。俄罗斯则将以7.6%的占有率排在每日原油供应量的第三位。中国的三大石油公司已经将注意力投向了这些地区，实行石油的国际化经营。
从目前看，中国石油集团在海外有三个战略选区；以苏丹项目为基础的北非战略区：以哈萨克斯坦项目为基础的中亚和俄罗斯战略区；以委内瑞拉项目为基础的南美战略区。已签项目合同26个。中国石化集团的战略区更多在中东。现在它已经进入伊朗油田进行合作开发，并已在卡山区块风险勘探中成功地打出了高产油气井。目前重点跟踪评价的海外油气项目还有20余个，今后两年内，将根据研究和评价情况对其中有利项目进行投标或报价。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已经收购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三块石油天然气田，并且并购了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在印度尼西亚5个海上油田的部分石油资产，这将带来每年约500万吨份额油。
4. 保障运输通道安全
目前中国的原油进口主要来自中东、非洲和亚太地区，2003年从这三个地区进口的原油分别占进口总量的50.9%、24.3%和15.2%。进口原油的运输量的约五分之四需通过马六甲海峡，而从中东到东亚的这条海上经济命脉，存在着一系列的安全威胁。这就要求中国寻找更多的运输线路和运输手段，提高运输通道的安全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输油管道意义重大。从俄罗斯远东地区进口能源，距离短、成本低，而且相对稳定，是能源进口多元化的较优选择。经过10年的起起伏伏，俄罗斯终于在2004年的最后一天做出了远东石油管线的决策，决定由俄罗斯国营石油运输公司修建一条从泰舍特至纳霍德卡的石油运输管道，即“泰纳线”。“泰纳线”比“安纳线”北移150千米，减少了污染贝加尔湖的风险，并有利于俄罗斯实现石油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目标。虽然俄政府的决定暂没有确定分阶段修建该管道等其他具体细节问题，也没有说明输油管道建成的确切日期，但修建至中国的原油管道已写入俄2020年前的能源战略中。另外，俄罗斯将用铁路增加向中国的石油供应。
中哈石油管道的“阿塔苏-阿拉山口”段已于2004年9月28日正式破土动工，并将于2005年12月竣工。工程第一阶段完成后每年至少为中国输送1000万吨原油，随后展开的管道二期工程将使输油能力达到2000万吨，这将缓解中国的石油供应紧张局面。
解决马六甲海峡问题的另一大胆设想是开凿横穿泰国南部的克拉运河。这条运河将横贯泰南，全长120千米，宽400米，深25米，预算耗资达200亿美元，耗时10年。运河建成后，从中东来的油轮无须经马六甲海峡就可直接从印度洋到太平洋，对中国石油进口必将产生有利的影响。另外，横贯马来半岛的泰国管线项目，也是缓解中国石油运输压力的备选方案。泰国计划在取得相关国家的支持后，在泰国南部克拉地峡地区修建一条长达260千米的石油管线，该工程包括位于克拉地峡两端的两个深水油港、石油储库和连接印度洋安达曼海与太平洋泰国湾的输油管道。但输油管道或运河的建设成本非常之高，泰国的力量能否支撑，尚不敢肯定。另外通往缅甸的石油运输管道也在考虑中。但是考虑到复杂的政治关系，这条管道的修建绝非易事。
预计，今后中国石油企业还将进一步加快走出去。然而，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石油资源的竞争将更趋激烈。对中国来说，不论是进口石油或是企业在海外获得份额油，都需要经过安全的运输通道将油运回中国，这仍将是有待解决的课题。
5. 燃料替代
(1) 煤制油
用煤制油的工艺可分为“直接液化”和“间接液化”两种，从世界上来看，无论哪一类液化技术，都有成熟的范例。
“直接液化”是对煤进行高压加氢直接转化成液体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早在1927年纳粹德国就从战略需要出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煤炭直接液化厂，年产10万吨飞机和坦克发动机燃料，到1944年产量达到423万吨。“间接液化”是先将煤气化，原料气经净化后再行改质反应，调整氢气与一氧化碳的比例后生成液体。20世纪50年代，南非为了应对进口石油的制裁，成立了南非萨索尔公司，主要用煤生产汽油、柴油、乙烯、醇等120多种产品，年总产量达到700多万吨。目前，这家公司的3个液化厂，年耗煤4590万吨，年产合成油品1000万吨。
自1997年至今，中德、中美、中日通过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对我国煤炭直接液化示范厂进行了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神府煤田、内蒙古东胜煤田和云南先锋煤田的煤都可以液化。2004年8月25日，中国神华集团“煤制油”直接液化工业化装置已在鄂尔多斯市开工，成为世界上第一套煤直接液化的商业化示范装置。2008年一期工程建成后预计可年产合成油产品500万吨。
对于煤制油技术是否符合我国的发展方向，国内专家有不同的观点。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它的经济性。神华案例研究中采用的煤价是80～100元/吨，这有无代表性？既然经济，国外为什么不发展？我国煤炭供应已经紧张，今后能不能支持用3～5吨煤转换为1吨油以供汽车消费？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讨论的是石油供应安全，我国又是富煤少油的国家，我们就需要煤制油的技术以应不测；至于发展多大的规模，可在工业化示范评估后，视当时的油价和煤制油的技术进步状况再定。重要的是应不失时机，加快工业化示范项目建设的速度。
(2) 生物质制油
燃料乙醇
燃料乙醇在汽油机上的应用技术已经完全成熟，美国和巴西已经大量使用。现状表明，应用燃料乙醇，发动机不需改造，动力性能基本不会改变，可使一氧化碳排放减少30%以上，碳氢化合物排放减少10%，油耗略有降低。
我国已批准建设燃料乙醇项目共4个，主要是利用陈化粮做原料。吉林60万吨/年第一条生产线已经运行，河南等地也在加快建设，2004年底可望建成90万吨规模装置。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等省已经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计划2004年底东北三省车用乙醇汽油的市场覆盖率达到80%，2005年底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安徽5省及湖北、山东、河北、江苏部分地区将基本实现车用乙醇汽油替代其他汽油。
推广燃料乙醇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生产成本尚高于普通汽油，目前由财政补贴解决；二是目前我国燃料乙醇的原料主要是玉米、甘蔗、甜高梁等，平均每生产一吨燃料乙醇需要3.3吨玉米。转换陈化粮显然是合理的，但是每年的陈化粮数量有限，在规划生产规模时应考虑上述因素。
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是利用动植物油脂为原料，经反应改性成为可供内燃机使用的一种燃料。全球对此一致看好，生物柴油的生产能力已达200万吨/年。在美国，生物柴油已成为增长最快的车用替代燃料。发展生物柴油不仅可缓解我国车用燃料油中的柴汽比矛盾，还可减少二氧化碳、多环苯类致癌物和“黑烟”等污染物排放，亦可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我国生物柴油已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建成了年产万吨生产规模的生产厂。建议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制定生物柴油中长期发展规划，建立标准，出台经济激励政策，规模化发展生物柴油。
6. 石油储备
iea主要国家有着成熟的石油储备经验。从美、日、德三国的战略储备制度比较中可以发现：三国都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开始对战略石油储备立法，三国对于储备目标和规模在法律中都有明确规定。在政府储备方面，美、日、德的储备量或目标储备量分别是10亿桶、3.15亿桶和5350万桶。加上民间储备，美、日、德的石油储备量分别相当于本国158天、169天和117天的净进口的石油消费量。
三国的储备体制各有不同。美国实行自由市场型，石油储备的主体是政府，对于民间储备，虽然有一些优惠政策和存放服务，但没有任何资金支持，也不进行管理。日本是政府导向，储备主要由政府进行，但也严格规定每一个石油企业都有一定的储备额度，没有完成的要被罚款。德国是“联盟储备”机制，官民联盟储备、政府储备、民间储备量的比率为57∶17∶26。
我国“十五”能源规划指出：为保证石油安全供应，提高政府调控国内石油市场的能力，应加快建立国家石油储备制度，逐步形成我国完备的石油储备体系。“十五”期间要争取建成一定规模的国家战略储备能力，同时也应鼓励企业扩大储备。根据上述精神国家已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内建立了国家石油储备办公室，负责处理国家石油储备事务。
石油储备包括国家储备与企业储备两种。国家储备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主要功能是防止和减少因石油供应中断、油价大幅度异常波动等事件造成的影响，保证稳定供给。企业储备是企业在与生产规模相匹配的正常周转库存的基础上，按有关法规承担社会义务和责任所必须具有的储存量。其主要功能是稳定市场价格、平抑市场波动。
石油储备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件大事，一般应首先立法，明确储备目标、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职责、管理机购、运行规则、储备地点、资金筹措等问题。
石油储备是一件长期的工作，不宜操之过急。油价高时缓进口，油价低时多进口，避免不必要的花费。
石油储备不能单靠一国的力量，要加强国际合作。iea成员国(目前共有26个国家)通过国际能源协议(iep)组成了应付石油紧急事态的国际合作共同体。这是石油进口国对抗石油输出国组织利用石油作为武器的措施，应该说是有效和成功的。据iea估计，2000年全球石油库存量在8亿吨左右，相当于90天的世界石油消费量。其中战略储备1.7亿吨，商业库存6.3亿吨。2000年iea成员国的石油储备规模约为3.7亿吨，相当于110天的净进口量。如有可能，我国应参加iea 的活动，交换信息和观点。
目前亚洲除日本和韩国这两个iea成员国外，持有的石油储备都不多，而今后亚洲国家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应当早商对策。近年来,日本、韩国一些人士建议成立东北亚能源共同体，虽然呼声很高，但是未能产生实质性的结果。笔者认为，我国应该积极主动倡导和参与东北亚和东南亚石油安全共同体的建立；亦可仿照iea的做法，在北京或其他城市建立石油安全的研究中心，从事信息收集、政策研究，提出问题，供各国政府协调各国的行动。当前立即可从事的工作是合作研究如何加强马六甲海峡运输通道的安全和开辟第二通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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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3年中国石油进出口状况分析，国际石油经济，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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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凤起. 中国石油供需展望及对策建议. 国际石油经济, 2001(5)
[6] erica strecker downs. 中国寻求能源安全2000
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第5篇
我国多数产业的特征是“大而弱”，在规模上、在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上，在跨国、跨地区营销方面，我们的企业处于明显的劣势。
我国某些行业，如钢铁、煤炭、化工、建材以及彩电等产业，目前的生产能力名列世界前茅，但企业规模太小，产业集中度却排名末尾。这些产业的经营管理落后，技术开发能力低，无力参与国际竞争。我们不及时实行产业的重组，扩大规模、改进管理和提高研发营销能力，我们的产业体系，就可能被跨国公司整合。[3]
钢铁：我国钢材生产仅次于日本，超过美国，是韩国的三倍，法国的五倍，它们的主要钢铁企业，新日铁，美钢联，浦项、法国的于齐诺·尔萨西洛尔，都跻身世界500强，我们一家也没有。1998年，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两家钢铁公司的销售收入分别是216亿、97亿美元，而我国的首钢和宝钢两大钢铁公司的销售总额之和仅为53亿美元。[4]
汽车：全世界经过一轮轮兼并潮，目前只剩下20家左右汽车制造跨国巨型公司，有人预测，未来全球将只剩下6家整车公司，一般以200万辆为“经济生产规模”。而我国国内汽车产销量不超过200万辆，由100多家整车厂生产。1998年，通用、福特、戴姆勒·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巨头的销售收入分别是1613亿、1712亿和1546亿美元，同期，中国一汽、二汽、上汽三大汽车制造公司的销售收入总和只有118亿美元。[5]
发电设备制造：我国发电设备的产量居世界第五位，是世界上少数能制造大型发电机组的国家之一。“能够生产60万千瓦机组的哈尔滨动力集团，被定为不合资的‘国家队’，1995年产值30亿元人民币。美国通用1994年的营业额647亿美元。我们的国家队是通用的1/172。如果再考虑到各大型跨国公司之间多种形式的联合，这种规模上的悬殊差距就更大。[6]
发电设备制造业是世界上高度集中的产业，1990～1995年，6家公司垄断了燃气发电设备的96%，美国的通用电力（94年排名全球500强第19位）一家占50%；蒸汽发电设备的81%为七大国际巨头所瓜分。未来10年，亚洲的发电设备需求为全世界的一半，中国为亚洲的一半。三峡26台70万千瓦机组，12台进口，14台国产。几家巨头早就在进口夺标的同时，紧锣密鼓地在我国组织合资，以争夺国产的60%。[7]
“中国在70年代末拥有相对发达的发电设备工业。当时共有三个主要厂家，占据了大约3/4的国内市场份额。在改革之初，这三家公司由一个统一机构管辖，如果这三家主要公司当时得以合并的话，它们本有可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大型企业……然而20年后的事实是，哈尔滨动力设备公司作为‘民族优秀企业’继续维持原样，而另外两家主要竞争厂家则与跨国大公司组成合资企业……截止9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占据了大约1/3的国内市场，三峡工程首批全部涡轮机的供应均由跨国公司得标。哈尔滨动力设备公司几乎无力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8]
机床：我国是世界上第五机械工业大国，其中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居世界第七，技术装备产品门类齐全。其中冶金、矿山、石油、化工、纺织、食品等行业所需要的160种大型成套设备都具备了很强的生产能力。[9]但是，在当代工业技术进步的主流—数控机床方面，我国现有机床的数控化率不到2%（发达国家达到10%以上），机床销售数控化率不到10%。由于政策的失误，轻率同意国际数控系统界的两大寡头垄断厂商—西门子和法那克与我国核心研究生产单位合资，基本垄断了我国中高档数控系统的市场，对本国数控技术的发展带来极大困难。
有不少人不同意把企业规模作为衡量企业竞争力的因素。但企业规模是提高技术开发能力的必要条件之一，面对跨国公司，我们的企业没有规模，就没有竞争的基本条件。
世界性的争夺科技优势的竞争，推动企业研发投入大大提高。跨国公司不仅在内部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而且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基地和研发资金的主要来源。1997年，我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研发费用相当于7000万美元，仅为波音的3.5%和法国航宇公司的5.3%。
英特尔是世界上最大的集成电路公司，利润率多年维持在30%左右。2000年，英特尔的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科研开发投入42亿美元。我国“十五”时期，“863”和“科技攻关”两项专项资金，国家共投入200亿人民币。一年仅40亿人民币。分散到各单位企业（当然各单位的研发资金不止这两项），我国企业和部门的研发实力如何和跨国公司竞争，不容乐观。
对外开放形势的演变
改革开放之初，为鼓励外商投资，我国一方面对外商投资给予诸多优惠政策（对投资进口的设备减免关税、减免所得税等），同时为防止外资对国内产业的冲击，我国又对外商投资设置了一些限制条件：限制外商独资企业、坚持中方在企业中的控股地位、产品出口比例、转让技术、零配件国产化率的要求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开放形势和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
1992年，我国政府正式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修改了《合资企业法》，放宽了对三资企业的股权、市场、技术等限制条件。1992以来，各地对外资敞开大门，竞相给予优惠政策，外商投资迅猛增长。
在优惠政策和国内巨大市场的吸引下，我国平均每年接收外商直接投资500亿美元以上，是1980年代平均水平的10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外资流入大国。其中一个特别注意的趋势，港澳台日投资比重下降，美欧跨国公司投资大量增加。我国目前已登记的外商企业已超过30万个，外商注册资金3000亿美元；世界500强中已经有200强投资于大陆。在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占我国工业企业总销售收入的22%以上，外资企业资产占我国工业企业资产的15%以上。[2]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经营：市场控制和产业控制
美欧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其主要目标，是绕过关税壁垒，实行生产“本地化”战略，占领我们的国内市场。跨国公司投资与港台分散小型投资最大的不同，在于投资和产品的系列化。
“德国政府控股40%的大众与上海和一汽的三个合资项目，仅上海桑塔纳一个车型，到1995年底，投资和转让技术的外国公司180家，其中60家已经在华建立了合资企业。另有50家正在谈合资。
“汉高公司在华建立11家企业，生产金属化学品、民用粘合剂，家用洗涤剂、化妆美容用品和工业用油脂化学品。汉高的6大系列产品，5个来到中国。
“德国巴斯夫（BASF）在中国合资10家企业，从二基苯、苯乙烯、聚苯乙烯、乙烯、分散体等原材料到尼龙、地毯、涂料、染料、乳胶、维生素等系列加工产品，形成了原料配套供应的分工体系”。[10]
挤占市场、压缩民族产业发展空间：跨国公司大量投资我国机电、日用化工、轻纺等高利润的传统行业，产品销售占国内市场份额猛增，在一些产业中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进来一个合资企业，挤垮一个行业”，民族企业、国有企业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跨国公司到了家门口，国内竞争国际化。我们的竞争地位如何？“我们劳动力便宜，跨国公司的‘三资’企业也是劳动力便宜，而且没有退休工人，企业不办社会。我们有地方政府支持，跨国公司的‘三资’企业，也有地方政府支持和各种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我们有的，人家都有，我们没有的——跨国公司调度资源的能力和雄厚的资金、技术，人家也有。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企业，将在中国编织各自的分工体系，而且越编越大，越编越周全”。[11]
1996年统计，外资企业在大陆已经占有的市场份额：轿车业的68%，电梯的70%，彩色显象管的65%，程控交换机的90%，移动通信的100%（2000年92%）。目前外资在橡胶、啤酒、软饮料、洗涤用品、制药等行业已完全取得垄断地位。（陈漫，2000）我们的胶卷工业，已经面临全面被外资控制的前景。
可口可乐把我们的软饮料打垮，柯达把我们的感光材料业打垮，洋啤酒占领了我们的多半市场，固然令人痛惜。对行业来说，中国人退出“老板”行列，给洋老板打工。对宏观经济来说，丢了品牌，利润被外国股东分去一块。但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我们的基础产业、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装备工业、汽车工业，以及金融、电信等行业）情况将如何？对中国经济安全将产生什么影响？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多，特别是对于下游产业的设备和生产线以优惠政策减免税鼓励引进，造成大量重复，严重冲击上游产业。我国现有的装备工业、机床、模具，高级原材料的市场日益狭小，难以发展，同时也就压制了自己的科研开发。“引进3000亿美元外资，如果有70%是外国设备，就减少了2000亿美元（1.6万亿人民币）的国内设备投资。人们看到的只消费品市场的繁荣，但实际上技术创新和基础工业，越来越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12]我们还在有意鼓励这种政策（汽车过分保护，数控机床过分暴露），这种对装备工业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既有决策层的指导思想问题，也是使用单位的压力的结果（都要用洋设备）。
“国有企业今天的严重困境，实际上是洋重复挤垮了土重复，外资打垮了内资”。[13]“正因为此，1990年代由外资带动的那部分GDP增长，其收益主要落入外资一方。我国得到了经济增长快的虚名和失业大幅度增加的实祸，外资则得到了减免税收、降低成本、占领中国市场和增加利润的大量好处。”[14]
收编国有企业，割裂我国产业体系：跨国公司利用我国政府给予的国民待遇和地方的各项优惠外资“土政策”，“专门找行业内的知名企业谈合资合作，争取控股，然后展开对我方品牌的收购。许多历经数十年辛苦经营创下的国内著名品牌，纷纷被外资企业的品牌所取代，随之外资品牌通过原国产品牌的信誉和渠道不费吹灰之力大举进入了我国市场。有些国内企业甚至主动出卖自己的品牌，将全部市场拱手让与外资。”[15]
在一些大型合资项目中，外方利用中方在资金上的短缺，通过不断追加投资取得了控股地位。
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的企业，由于地方分割形不成应有的规模，而且各地方在将“招商引资”作为考核“政绩”指标（所谓“发展是硬道理”）的激励下，以“外商投资多多益善”、“国有企业靓女先嫁”的指导思想，不顾整体利益，争相找跨国公司（越大越好）合资，而且不以丢掉民族产业的“自我”为耻，反以为洋人当“高级打工仔”为荣。我们的汽车工业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的造船工业已经形成了很大优势，一些地方还无视中央精神，与我们的竞争对手韩国造船公司谈引资问题，等于引狼入室（见船舶工业篇）。
从一个企业和地方的局部看，“靓女”嫁给跨国公司，等于“榜”上大款，使企业“技术水平得到提高、产品销路得到保证”。符合局部利益的事，大家一起上，就成为“合成的谬误”。而且无庸讳言，不少地方“靓女先嫁”的积极性包含有不正常因素，如利用国有企业机制不顺，“经验”不足，以及普遍存在的崇洋心理，和国有部门的腐败风气，成为争相“出嫁”的推动因素，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16]
“当前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自己不重组，跨国公司就要按照他们的国际分工体系整合中国的产业。……合资的我方，部门地区分割，各自为战，依然故我，合资的外方，一个统一的指挥调度中心，如臂使指，眼看着构造成完整的分工体系”.所以“我们自己不整合，跨国公司将整合中国的产业，并非危言耸听”。[17]
让出市场换来了什么技术？
引进外资失去了产业控制权，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国外先进技术？国内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
应该看到：外商投资具有以下技术转移的内涵：
（1）相对较先进的机器设备。但在很多情况下，核心技术固化在设备中；电子技术的发展提高了技术保密程度，设备仿制越来越困难，对操作技术要求相对简单。因此，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往往造成产业内垂直分工。
（2）示范作用：我们通过合资形式能够获得的，多为演示性的知识及操作性技术（而并非研究开发性技术），如设备的良好性能、高质量的产品，使人感知到技术的发展动态；
（3）获得有关生产管理、营销方法的知识。（胡春力2000）
外商的目标是市场，我们引进外资是为了引进技术。外商倾向于把“技术溢出”尽量减小，而又获得占领我国市场的最大好处。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商向合资企业转移技术的先进程度，取决于他们对企业控制权的大小。
从中方角度，在合资企业政策上面临着“要公司控制权还是要技术”的两难选择。这里的困难是，即使我们完全放弃股权控制，让外商搞独资企业，他们哪怕把最好的技术转移到我国，我们也不一定能学到（例如，西门子和法那克分别和我国一流的机床研究机构合资生产数控系统，合资公司中的研发机构对我方人员严格保密，或者干脆把合资厂变成在华销售机构）。
事实上，由于外方一般占有在技术和营销渠道的强势地位，即使不占有股权的控制地位，仅凭借技术实力，外方仍可按照自己的意图把合资企业的生产经营计划纳入它的全球战略中。
所以说到底，跨国公司不可能把他们的前沿、核心技术转让我们。转让的无非是二三流技术或即将淘汰的技术。
具体地说，对在我国当地有市场前景的技术（汽车关键零配件设计制造、整车设计、数控系统），战略性技术（如飞机、集成电路设计、先进集成电路制造设备的出售），跨国公司一般绝不转让，转让的都是在母国即将被淘汰或已被淘汰的技术。这既是公司行为，也是国家行为（例如，美国立法明文规定不准向中国出口高精尖技术及军事技术，向我出售高档数控机床附有不得用于军事目的的条件，甚至被列入考克斯报告）。
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有不少跨国公司进驻我国，并设立了像中国微软研究院这样的研发机构，但这样做的目的，更多的是吸引中国人才，将我们人力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就地转化为他们的优势、又避免让我们的人力资源压缩他们本国的一般就业机会。我们所能够拿到的技术也仅限于高价专利。[18]
针对“引进外资没有引进一流技术”的指责，也有人认为“我们可以多引进几家外商，让他们在国内市场竞争，我们坐收渔翁之利”。的确，我们看到汽车工业多家引进，打破了“桑塔那”保持10年垄断的局面，客观上促进了外商引进更好的车型和更好的制造技术，促成了不合理价格的修正。但是，更多外商的引进，等于：
1我国轿车市场进一步被外商挤占，行业内技术力量分属于各跨国公司，自主技术创新的产业组织保障更少，我国企业自主设计整车产品和创造品牌的机会也更少，
2不管哪国外资在华设厂竞争，都同样把合资厂看作他们的总装（和部分零配件生产）基地，没有能刺激他们把核心技术转移到中国，也不能刺激他们与我方合作搞研发。合资企业内技术开发能力照样是“技术科”（即技术保障部门）；
3地方、部门分割造成的分头合资，加剧了全汽车行业的分割，以及市场的分割。民族汽车产业内部关联度降低的情况没有改善。
关于我们的汽车工业，目前不论学界、产业界还是管理部门，多陶醉于“形势一片大好”。我们的汽车界在长期高关税保护和“市场换技术”方针指导下，各骨干厂分散和德、法、美、日跨国公司合资，成为跨国公司在华商战的“马前卒”。若大个中国市场，培养不出一个能占领像样的市场份额的中国品牌，多年来是“国产洋车”的天下。其结果，国家产业整合的目标难以实现，同时又限制了自主技术开发、打造国产轿车品牌的能力。在各骨干合资企业，我们失去了技术开发能力，被动跟进，不得不付出高额品牌费，求外国老板提供新品牌。“普桑”在中国卖了10多年，在德国早已淘汰。引进“帕撒特”品牌，大众母公司要价1亿美元。我们的民族品牌车，只有在国内市场“打游击”的份。这就是我国一个重要支柱产业“国际化”的榜样。
看看我们的东邻韩国，他们的汽车工业比我们晚上10年，原来也是一片空白。先从合资起步，以振兴民族工业、争国际市场为目标，走“引进技术-消化-自主创新”的技术自主路线，十几年后甩掉合资伙伴，20多年成长为汽车大国，“民族”品牌挑战日本美国。相比之下，我们在引进方针、国家保护、产业技术进步路线方面的经验教训，是不是值得好好检讨一下，引以为鉴，以免让其他产业重蹈覆辙呢？
韩国是美国的“小兄弟”，但他们坚持走引进消化创新、振兴民族产业的路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的汽车工业近年来遭到挫折，在企业经营策略和产业政策方面，都可能有失误之处。这种失败，不能简单归结为“违反比较优势规律”。我们是大国，自主发展民族产业，条件比韩国好得多，也曾有自己的成功经验，更不应该把经济现代化的希望建立在洋人身上。
总之，如果我们在全球化环境下，对自己的产业振兴，没有全局性、战略性的考虑，单纯把产业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靠“合资”形式引进上，我们千辛万苦建设起来的工业体系，就会被不同的跨国公司根据各自的需要分别整合，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民族产业，就失去了独立自主发展的能力和机会，我们的技术进步，永远只能被动地仰跨国公司鼻息，就会被长期锁定在国际分工链条的底层。我们的经济发展目标就会落空。
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师程不时先生说：“知识产权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成为无价之宝。我国在1980～1990年代想要分享国外（航空工业）的知识产权，还以为只要出钱就可以称老大，结果在长期的谈判中守不住阵脚节节后退，经过代价极大的长期谈判，最后外方告诉中方说，你们那点钱，要想分享知识产权买入场券都不够，使这项计划遭到颠复性的失败。”[19]
国际技术合作是讲究对等的，合作双方相互看重的是对方独有的知识产权和经验（KnowHow）。你没有自己的东西，那就休想换得别人的核心技术。我们半导体芯片的合资厂开了不少了，现在去打听一下，除了自己原有的科研院所，有几个厂的中方人员，有了自主设计工艺的能力？说一千道一万，核心的技术能力、自己的知识产权，不是靠合资拿得来的，也不是靠花钱买得来的。还是要靠中国的企业、中国的科研机构中国的科研人员，自己去探索，下苦功夫、笨功夫，才能得到。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科研力量的增长是学到的、通过艰苦实践积累的，而不是买得到的。靠外国人是靠不住的。
笔者没有否定开放政策的意思，而是要强调：我们不能天真地把自己的强国梦寄托在洋人的“慷慨”和“善良”上。开放是手段和策略，开放要服从我们的最终目标。“发展是硬道理”，开放不是硬道理，开放是服从于发展这个“硬道理”的。要把“强国梦”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开放如何促进改革？
我们的改革到了今天，已经没有了原来的社会支持和动力，“顿兵于坚城之下，将困兵疲”。利用外资来改造国有企业，进入重要的社会服务业，对企业机制转换、打破行业垄断，推动市场化的形成，当然会有好处。这也是“入世”的一个经典性理由。
“合资促进国有企业机制转换”。通过合资形式改造国有企业，既可以把“不争气”的国企包袱甩给跨国公司，又可以一步到位实现政企分开、产权明晰、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这种思路，是当前大型国有企业改革艰难、国有资产流失难以遏制的现状的反映。“利用外力推进体改”的思路，当然有它一定的价值。
但是，有一得必有一失，“以开放促进改革”和“以市场换技术”一样，是要付出代价的。它的代价，就是国家对一些重要产业的控制权、国家产业政策的选择空间，将被大大削弱。市场化是形成了，民族产业也被人家吃掉了。这个市场化，是失去了民族个性的市场化，是被锁定在跨国公司依附地位的市场化，也就是拉美式的市场化。
我们多年艰苦奋斗积累的家当，如果都按这种“破罐破摔”的思路，把控制权出让给跨国公司，权衡得失，对国家来说是赚是赔？经济大权的“旁落”，对我国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调控的能力会有什么影响，需要认真考虑。
关于规范市场：1999—2000年，全国最开放的上海，对外地生产的轿车设置障碍（对非上海生产的轿车限制发牌照或收取高额牌照费），引发湖北对“桑塔那”轿车的“报复”行为。此事一度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两家合资的企业，依仗各自地方政府后台，打起了“贸易战”。最后还要中央政府出面调解，各打50大板了事。这可算作地方之间划地为牢的经典案例，是中国汽车业的大笑话。以致许多人建议，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国内应该先成立“NTO”。人们不禁会问：“大众”、“雪铁龙”都是国际著名跨国公司，是最讲“自由竞争、市场规则”的，而且这还不是一家垄断，是两家跨国公司的竞争，怎么一到中国，就心甘情愿遵照“土政策”，不讲“公平竞争”、“开放市场”了？
在“市场原则”和实际利益之间，跨国公司显然更注重现实的经济利益，这是资本的本性所决定。跨国公司是来赚钱的，不是来帮助我们“推进体改”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到中国当然要依靠地方最有势力的行政力量。入乡随俗，市场经济的甜头要吃，“计划经济”的甜头也要吃。
20余年的经济转轨，部门和地方分割、以邻为壑的痼疾没有实质性的改进。这与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制度有关，也与我国商业传统过分讲究“人脉关系”，摆脱不了对政府的依附的商业文化有关。我们当然希望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形成合理的企业规模和产业群落。但外商插手，就多了一个因素，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拨动而“自然”形成的，就很可能是“列强”插手、“军阀割据”在经济领域的再现。汽车行业是一个典型，其他行业如何，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我们的轿车工业的绝大部分已经合资，中方名义上有50%以上的股权，但外方毕竟有了相当的发言权。面对即将加入WTO，政府于前两年几次通告表示要全行业整合，但没有下文。有外资牵制，行业整合谈何容易？
这么多汽车合资企业，其中经营机制转换了多少，无法说清楚，至少在定价机制上没有和国际接轨（事实上，据业内人士反映，我国合资的汽车企业，其内部管理还远谈不上和国际接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国一些重要产业，过分强调合资，合资企业制度与地方部门分割结合起来，对体制改革和结构优化，甚至起到了反作用。假定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比汽车更重要的战略性产业部门，情况又将如何？权衡利弊，孰轻孰重，需要认真考虑。
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胳膊肘向外拐的外资优惠政策
我国在开放初期，为了消除外商对大陆投资环境的疑虑而制定的许多优惠政策，一直延续至今。这是一种典型的“歧视政策”和“非国民待遇”。
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目标指向遏制通货膨胀，对国内的企业课以重税。从这以后，一方面是国内民间投资长期不振，以致不得不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是外商进入中国快速增长。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国对中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不公平的税收政策。
首先，中国企业流转税负担很重，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备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全免。
我国自1994年至今，增值税制度采取生产型增值税，[20]它比欧洲的消费型增值税重得多。再加上还有投资方向调节税、土地增值税等等。企业的实际税负，中国比欧洲大得多。根据权威部门测算，以1995年的数字为依据，流转税实际税负至少是25%以上（欧共体的税率逐渐集中，在22%-15%之间）。
这么重的税收负担只针对中国籍企业的。对外商投资企业，这些税负都通过各种优惠政策被摆脱了。例如，购进设备的税款，中国企业不能抵扣，可是外商投资企业从国外进口设备，什么都免税（包括关税、增值税）。
所得税问题。据税务总局1999年测算，所得税的负担，内资企业是外资企业的两倍。外资企业平均所得税负担是13%，内资企业不到30%。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等于对国内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歧视。其结果就是各地纷纷搞假合资企业。有了“合资”牌子就等于多赚了50%的利润（流转税的一半和所得税的一半）。这产生了双重的负面效应：一是许多很好的企业来个“靓女先嫁”，让外商控制了股权，削弱了自己的产业控制能力；二是加重了民族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税负。税务总局估计，33万家三资企业，有一半是假合资；税基在“外资企业”的政策保护下，大大缩小。可是财政还要用钱，国家就只能向国内企业，尤其是向大型企业要。国内企业负担了本来应由合资企业负担的税，而且财政负担的大头还是放在国有企业头上，怎么跟外商竞争？我们很多行业之所以，最终被跨国公司“吃掉”，这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申请加入WTO，要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外商总是抱怨我国在“市场准入”问题上不公平，强烈要求对多年来垂涎三尺的电信、金融、保险、媒体等服务业实行“准入”。实际上，准许外商进入什么行业，是国家问题，一国本没有义务向非本国公民和企业无条件开放所有行业、尤其是经济命脉行业的准入权。发展中国家，尤其要警惕在金融、资本市场方面，高度流动性的外资可能对金融市场乃至宏观经济造成严重干扰（亚洲金融风暴不过是4年前的事，遗憾的是许多人似乎已经忘却了）。可是，一视同仁的税制却是天经地义，是市场经济的起码准则。目前我国税收的问题，是给外国人优惠太多，是需要给国内企业争点国民待遇。我们的国有企业亏损面多，效益差，负担比外资企业重一倍，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税务当局前几年曾经考虑过拉平内外企业的税制，却因种种障碍未能实现，这倒是十分不正常的。
不能把“全方位对外开放”作为我们的国策
所以，对外开放并不是越开放越好，一般地说，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度”应如何把握，从来就是发展战略需要高度重视的、十分复杂的政策问题。对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说，内需市场从来就应是经济发展的主导。我国加入WTO在即，有人大力宣扬所谓“全方位开放”，这更是基于错误认识的一个十分错误的口号。
发达国家，不论日本美国，从来不实行、也不允许“全方位”对外开放。美日半导体贸易战，不过是前10年的事情。1980年代中期，把“自由贸易”喊得震天响的美国，当自己的电子工业受到日本严峻挑战的时候，断然拿起“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这两个典型的“通产省”式政策武器，政府一方面限制半导体进口，一方面政府强力资助和组织研发，在短短几年中重新夺回微电子领域主动权。在数控机床这一较弱的行业，美国至今没有放弃强制性的限制进口政策。
当我们一腔热忱去“融入”世界一体化经济时，崇尚自由贸易的西方国家，在自由贸易威胁到自己的根本战略利益的时候，却可以毫不受这一“原则”的约束。我们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在不顾国家经济这一大前提的情况下，去“融入”世界经济。
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实际情况很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但必须从总体上正视：在开放的大环境下，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我们允许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产业的独立性和控制能力，让出国内市场？这对我国经济总体利益、经济的整体安全性有何影响？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后者统率前者，而不是前者统率后者，这应该是一个大原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开放必须有“度”，这个度以符合国家产业发展目标为转移，而绝非越开放越好。更不能说开放是促进发展的决定性要素。
注释
[1]王小强，1998年。
[2]陈漫，2001年。
[3]王小强，1998年。
[4]彼得·诺兰，2000。
[5]彼得·诺兰，2000。
[6]王小强，1998年。
[7]王小强，1998年。
[8]彼得·诺兰，2000年。
[9]胡春力，2000年。
[10]王小强，1998年。
[11]王小强，1998年。
[12]杨帆，2001年。
[13]韩德强，1999年。
[14]孟连，2001年。
[15]陈漫，2001年。
[16]陈漫，2000年。
[17]王小强，1998年。
[18]顾海兵，2000。
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第6篇
风潮涌动
趁着金融危机，国内企业掀起海外收购潮，在这热潮中，纺织行业也是一股不小的热流，手笔也不逊色于那些汽车、石化之类“财大气粗”行业。收购也从服装，蔓延至家纺、纺机等各个子行业。
收购皮尔・卡丹因为炒作到位，已经引发了充分的关注和议论。因为金融危机导致的国外老牌的、大牌们的困窘，评论者们在心理上无形中也站在了“收购者”的优越位置，对那些所谓的大牌开展了俯视性剖析，亦真亦幻的光环逐渐显露原形。
2008年末，雅戈尔公司在已经感到金融危机的‘‘冬天”的时候，收购花1.2亿美元，收购了美国老牌公司Kellwood Company的亚洲业务，如今其生产的服装和美国的销售实现连通。
2009年中，山东舒朗服装服饰有限公司完成收购意大利4家企业：男装品牌公司Guido Bertagnolio、ADRIANO RODINA、一家粗纺纱工厂和一家毛纺厂。4家企业都曾是舒朗的原料供应商和品牌设计合作者。
七匹狼、九牧王、安踏、柒牌等在内的福建知名品牌纷纷表达了海外并购意向，有些甚至已进入实质性谈判。九牧王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聪颖透露，公司计划投资4亿元人民币，在今年11月前采取合资或收购的方式，与欧洲三家国际品牌公司合作。其中计划收购一家意大利高端男裤品牌，并控股一家德国男裤品牌及欧洲一家知名服装品牌。柒牌集团董事长助理肖辉明确表示，目前柒牌正在和海内外几家服装品牌谈收购事宜，有国际品牌，也有海内品牌，但详细是哪家目前还不便透露。此外，安踏的收购目标也是国际排名前列的知名品牌，且已有品牌进入安踏的视线；特步的收购目标则可能来自欧洲。业界预测，特步未来收购的欧洲品牌可能是茵宝(UMBRO)、迪亚多纳(DIADORA)或其他一些知名的户外品牌。还有传闻称，另一欧美知名品牌爱威亚(AIVA)也正成为福建运动品牌收购的目标。此前，泉州市纺织服装商会组织了12家企业前往意大利佛罗伦萨考察，目的就是寻求与意大利服装进行对接合作。
2008年9月世界缝机业百年老店――德国百福集团申请破产保护后，先后有上工申贝、新杰克、标准股份3家国内缝机企业参与了对百福的竞购。虽然竞购失败，但是购买欲望明显。今年7月，浙江的杰克控股集团宣布，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浙江新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在德国成功收购Bullmer(奔马)和Topcut(拓卡)两家知名企业，并新成立了Topcut-bullmer(拓卡奔马)公司。
梦洁家纺证实，已经正式收购德国一家床上用品销售企业，从而获得打开进军欧洲市场的新通路。梦洁表示，此次只不过是收购一家销售公司，属于小试牛刀，年内还会有一系列动作。
全民热情
从国家到地方，对海外收购都给与肯定与支持。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记者会上透露，今年3月，商务部组织中国采购团到西欧四国访问的时候，许多国家向我国提出了很多项目和企业，希望和中国合作，希望中国的企业能够参与股份，这里面有很多就是欧洲服装的名牌。
温州政府明确“对于境外收购、设立研发中心、建立营销网点、专卖店等，我们将有5000元-15万元不等的奖励政策。”6月末，温州服装、鞋革企业一行人组团对意大利马尔凯大区进行品牌考察。据了解，意大利方此番推出了GEOX、ANCONA、FILO-TTRANO等共100个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知名度的鞋、服品牌，与该团一行人就合作、收购事宜进行接洽。
公开信息显示，青岛市每年安排预算500万元，对境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劳务企业补助10万～60万元；对于前往海外工作的人员，青岛市政府对企业为其驻外中方人员向保险机构投保的人身意外伤害等保险费用，每人补助200元一份名为《苏州市“走出去”扶持资金使用办法》的文件指出，对设立营业面积超过500平方米的海外贸易中心(产业市场)的企业以及设立营业面积超过26平方米的境外品牌专卖店、柜的企业，按中方实际投资额给予补贴；对于投资设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的企业或企业联合体，经商务部认定中标后，项目总投资超过人民币5亿元，在合作区建设开工后，补贴人民币50万元，在基础设施完成后再补贴人民币50万元。
品牌冲动
品牌拥有者几乎都有这样一个特质：专门经营品牌，几乎从不生产。生产的任务由下游制造企业完成，产业经济学家们常把这种关系叫“产业链”，他们认为处在上游产业的企业更有利，但对于这种现象本质原因却缺乏可信的解释。实际上，拥有品牌的上游企业的确拥有更大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就来自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扬弃。就拿迪斯尼来说，其下游产业涵盖游乐、食品、服装、玩具和影视等各领域，遇上某些领域不景气时，不利的不确定性由下游企业承担，拥有品牌的迪斯尼公司并不受多大影响，因为它还有其他下游企业可能正经历景气的经营期，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拥有这样的品牌力量，无疑让人有足够的冲动去“创牌”，但是自创品牌谈何容易。资金、管理、销售、研发、人才……体系的建立已经够让人头疼，而且创造出来还不知道算不算“品牌”!
消费者迷信洋品牌是不争的事实，这其实并非消费者基因里携带的“崇洋”所致，恰恰是本土品牌的“不争气”引发的消费反映。长期以来我国本土品牌的不规范操作，导致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不信任感，认为只有进口的、国际品牌的东西才是好东西，好品牌。“中国制造”的形象，和对中国品牌的信任是不能在短期里面建立起来的，这甚至跟国家的综合形象和国力相关联的。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崇洋”心理，很多品牌纷纷号称“来自法兰西”、“始于美国”、“意大利设计”、“英伦风情”等等，不一而足。即使邻近的韩国也备受推崇。似乎只要是国外的，好赖都比国内强。有些企业是注册在某个国家，有些企业是注册在国内，但是在宣传的时候却说是某某国家的品牌。有些企业明明是2000年以后才成立，却堂而皇之的宣传“since1866”(1912年创立)。在企业的宣传册中，还会模仿肯德基大叔，制造一个传奇的具有历史后蕴的创牌故事，还配有黑白老照片――俨然就是那么回事，事实上，不过是电脑合成工作罢了。
已经从事十多年的李总，目前的是一个名为某鸟的男装品牌，他透露，几乎没有一家号称“始于18xx”年的“国外”牌子是真的，对于那些老照片，他说：都根本不用去国外，网上都能扒一堆。而且，只要某个牌子热卖，傍牌冒牌就会蜂拥而至，谁都只争三五个月的生意，真正的牌子在这种竞争下反而无法生存。这种做法可能在短期里起到了促进销售的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消费者的成熟，消费者会发现企业美丽的谎言，
一旦有上当受骗的感觉消费者自然会离品牌而去。
一些企业自身现状以及对未来发展前景的期望也催热了海外收购。国外很多企业在管理和经验上拥有优势，收购之后有利于本土企业实现快速发展。“伺机收购外国品牌，进一步做大国际市场。很多企业都希望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一席之地，但是如果自己创造品牌，则路太漫长，并且要想打造国际化的品牌更是充满挑战。因此收购国外品牌成了目前最好的选择，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来说，能够收购一些在国际上已经拥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不仅意味着销售渠道的打开，还意味着拥有这个行业的定价话语权。
在品牌冲动的当下，本土品牌创建困难，又要冒被消费者不买账的风险，而仿造、假设“洋品牌”不仅名不正言不顺，而且终究走不远，而品牌在销售中又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搞个品牌”势在必行，金融危机之下很多大品牌被国内企业收购，这刺激了很多想搞品牌、创大牌人士的国际收购胃口。
天赐良机
在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众多海外企业估值缩水，并购对象正变得唾手可得。这让企业间重组并购常态化。而中国纺织服装业中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或将迎来参与全球化的最好时机，这无疑是一个重新划定市场范围的机会。
例如在家纺行业，近二十年来，欧洲的家纺企业的市场份额在不断的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挑战，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国家以廉价和物美不断挤压着欧洲家纺企业的生存空间。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很多小型的生产企业面临着生存问题，倒闭的不在少数，而他们大多数都是经营了半个多世纪的，成立于1950年，甚至有1890年的百年老店都很多。这些企业有着历史的沉淀、传统、企业文化和该企业品牌自己的故事。目前是收购此类企业品牌的最佳时机。
此外在欧洲不乏运营良好的企业和品牌，与此类品牌的合作方法可以是加盟。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迅速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借助国际品牌的实力迅速打开渠道；另外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学到国际品牌管理、产品研发等品牌运营的各个方面。由此发散出去的合作可能性就更多了，比如可以在欧洲设立产品研发中心，可以在欧洲设立销售中心。或者将欧洲小企业收购以后重组，从新建立自己的研发和销售团队，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欧洲的产品设计研发能力、当地市场消费力和中国工厂生产力三者整合起来，成为真正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品牌。
风险并存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案例的成功率仅为两到三成，从这个结果来看，可见并购之中其中蕴藏的风险。中国企业在海外积极寻找机会的同时，也要时刻注意发现及防范潜在的风险。中国企业目前国际化的程度还相对较低，对海外的诸如法律、财务、工会及人力资源等许多方面的规则了解甚少，所以在收购时要非常谨慎，以免掉进“陷阱”。
我国现存的鼓励和支持本土企业海外并购的具体政策，数量还极为有限，且缺乏实际可操作性。我国目前尚没有关于海外并购的明确产业政策和产业指导规范，企业“走出去”普遍处于无序状态。
我国立法部门先后出台了若干规范和约束并购活动的法律法规，然而这些规范性文件几乎都局限于规范国内并购行为，关于中国本土企业海外并购的规定，基本上处于法律真空。
寻求买家的公司往往有一个共同点，即准备出售的部门都是亏损或不盈利、非前沿领域、正在走下坡路的业务，某种程度上急于甩掉包袱。
跨国并购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然而目前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受限过多，资本市场与金融机构也不发达，导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时只能借助国际财团的力量，结果不仅肥水流了外人田，而且在效率方面大打折扣。
汇率提升一方面增强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实力，但同时也使企业以外币计价的海外子公司资产存量在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内母公司账户上缩水。
盲从危害
在如今的舆论中，值得收购的，认为中国企业驾驭不了，比如说四川腾中之与悍马而能驾驭的，又是不值得购买的，比如温州买家之与皮尔・卡丹。对于真正的购买者来说，这些权当别人的口水，事实上也不过是口水。去海外花钱买东西，关键还要看自己的能所求和能所与。
中国本土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与海外成熟企业差距很大，如何吸收西方企业文化的积极因素，保留本土企业的文化优势，也成为考验中国企业家智慧的难题。
有人说，收购者就像品牌的后母，一般来说后母难当。后妈要想有个好名声必须在处理孩子的问题上如履薄冰，这样才可能得到认同。收购企业与海外品牌的这种角色扮演可能比家庭关系更难处理，因为消费者对于品牌文化中的“血统”关系及其看重，根本不给企业“培养孩子”的机会。品牌不仅仅代表某一个品类，它给消费者带来的是一种联想和感受，联想到它的品牌文化和历史，感受着它给自身带来的略高于需求的满足感。这样的品牌才能增加其消费者的忠诚度。血统是一个品牌身份的代表，法国版的皮尔・卡丹若被收购变为了中国版的皮尔・卡丹，“法国的血统没有了，炒(事件炒作)得又很厉害，有点崇洋的那些二三线市场的消费者不存在了，因为已经被(温商)收购了”――新浪网上的调查显示80％的网友反对购买皮尔・卡丹，并表示收购后不会买。
本世纪初，民营企业就开始逐步介入海外收购，但直到目前，鲜有企业获利的消息，而这除了在经营海外企业时遭遇的文化冲突外，更多是由于企业贪图“低价”而盲目涉及的后果。
“前年，我曾收购一欧洲品牌，但在两年的经营中，发现该企业已经千疮百孔，根本不可能实现盈利。”浙江洪合一家外贸毛衫企业的杨总对“海外收购”是直摇头，他的一场收购以失败告终。花钱买品牌容易，但是要经营下去将需要大量的资金“填窟窿”，不堪重负的老杨决定通过中介卖出所购品牌，但是一旦卖出，损失将上千万。“冲动是魔鬼”，这是杨对此次收购的总结。
对于日前呼声很高的中国企业海外收购议题，许多经济学家表示应当持谨慎态度，不可盲目跟风。虽然在资金充裕、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海外资产会显得相对便宜，但便宜不应该成为投资的理由，如果资产不能带来效益，再便宜也没有价值，甚至有可能因“消化不良”而背上沉重的负担或者为金融危机买单。
买的不如卖的精，在国际经贸领域，这一点屡试不爽。20年前，日本企业高调“收购美国”，出足风头，结果自陷泥潭，损失惨痛。
跟踪中国海外投资的美国专家卡林纳卡林纳说：“中国公司面临的挑战更大，原因是中国企业还处于进军世界的初级阶段，要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非常艰难，会犯许多错误。这是一个学习阶段，是走向成功必需的一个过程。”并购首先要有财力，许多中国公司具备这一点，但财力不是唯一因素，更重要的是管理能力和人才。卡林纳认为，中国公司在这方面明显欠缺。文化不同和经营环境不同使得整合海外业务格外困难。联想集团收购IBM电脑业务以来，亏损之大远远超出原来估计就是一例。
长期接触企业不良资产重组和国内企业海外并购的美国盛智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对媒体表示，在看似便宜的交易背后，往往隐藏更大的风险，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短期内收购品牌是小事，但长期的运营才是关键。
购后善管
正如上文所述的杨总的例子，买东西并不是钱花出去就是成功，买对东西、会用、用好所买才是成功。收购的实现只不过是成功的一个开始，而且并不决定最终成功与否。服饰品牌规划专家郑磊认为：海外并购最难的问题并不是能否成功，而是并购之后，怎么把企业管理好、经营好。
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第7篇
艺术治疗 艺术教育 教学体系
一、艺术治疗及其流派
艺术治疗（Art therapy）或称作艺术心理治疗（Art psychotherapy ），国外许多机构在20世纪40年代末起相继明确了对其的定义：美国艺术治疗协会（American Art Therapy Association，简称AATA）在成立宗旨中对其所作的定义为：艺术治疗是“运用艺术媒介、形象、创造性艺术活动和患者对作品的反应，来呈现个体的发展、能力、人格、兴趣、关注和冲突的一项服务性职业。艺术治疗以人类发展和心理的理论知识为基础，以包括教育、心理动力、认知、人际和其他的治疗途径在内的评估和治疗为辅助，解决情绪冲突、提升自我意识、提高社交技巧、管理行为、解决问题和减少焦虑，辅助现实取向，提高自尊”。
而英国艺术治疗师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of Art Therapists，简称BAAT)对艺术治疗的定义是：“一种治疗的方法，在艺术治疗师的协助下，透过绘画、塑造等艺术媒材，从事视觉心象表达，借此心象表达把存在于内心未表达出来的思想与情感向外呈现出来。这种表达和呈现出来的心象产品，具有治疗和诊断功能，提供治疗者和当事人治疗期间的处理指标。治疗期间，当事人的情感常常包含在艺术作品里，并在治疗关系中加以处理与解决。”
此外，还有如加拿大艺术治疗协会、澳大利亚国家艺术治疗协会等机构都对艺术治疗下了定义。综合来看，艺术治疗的主要框架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当事人运用某种艺术表现手法，如绘画、雕塑、书法等，结合自身的情感体验与主观感受，呈现一个非语言性的艺术表达。这样的表达不一定需要艺术表现手法功底，以朴素和无任何范式窠臼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内心世界，简而言之，即主观的客观表现过程。
其二，艺术治疗师结合艺术理论、心理分析理论、视知觉认知理论等学科，对当事人的个性化艺术呈现进行分析评估，依此作为诊断依据对当事人进行治疗，达到解决情绪冲突、提高社交技巧、管理行为、解决问题和减少焦虑等目的。
比较各地艺术治疗机构对艺术治疗所下的定义，各自有其侧重，分别强调了艺术治疗的不同价值取向，即精神分析、艺术表现媒介、创作过程、治疗关系和艺术本质，因此便形成了不同的艺术治疗流派，如心理分析取向的艺术治疗、行为认知和发展取向的艺术治疗、人本主义取向的艺术治疗以及艺术本质论取向的艺术治疗等。
在艺术治疗与艺术教育相结合的情况下，为了充分发挥艺术教育的功能性优势，我们更应该倾向于艺术本质论取向的艺术治疗。美国艺术治疗专家伊蒂丝・克雷莫于1979年提出了“art as therapy”（艺术作为治疗）的主张，就倾向于艺术本质论，认为艺术创作过程中就存在着治愈性特征，强调艺术创作过程和艺术升华作用在治疗中的功效。我们认为，艺术本质论取向的艺术治疗在重视艺术表现的同时，更加强调艺术表达活动或创作过程本身，创作过程能调节当事人的情绪冲突，升华感情，促成当事人的自我探索、统合并提升其自我体验，增进自我认识，修复或改变自身对外界的认识及交互状态，增进心智完善和感知觉的发展。
二、艺术治疗中外发展历程
广义上的以艺术本质论取向的艺术治疗在中国由来已久，庄子主张通过对艺术的关注，对人的本源性存在进行拯救。庄子的“道”之思想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影响有众多学者做过相关研究，徐复观作为其中代表之一，他认为：“由庄子所说的学道的工夫，与一个艺术家在创作中所用的工夫的相同，以证明学道的内容，与一个艺术家所达到的精神状态，全无二致。庄子所追求的道，与一个艺术家所呈现出的最高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艺术家由此而成就艺术地作；则庄子则由此而成就艺术的人生。”①庄子所倡导的“艺术的人生”，究其思想根源，无非是想树立一种理想的人格，因其“物物而不为物所物”最终获得一种人格上的完满，精神上的畅游。
北宋《宣和画谱》中写道：“五行之精，粹于天地之间，阴阳一嘘而敷荣，一吸而揪敛，则葩华秀茂，见于百卉众木者，不可胜计。……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文中对画家借物传神以及抒情作了精辟的描述。“夺造化而移精神”――此时作为修辞手法的移情，将人的主观感情移寄到某种客观事物之上，反过来又用被感染的客观事物影响人的主观情绪，达到物人合一，这样的模式和艺术治疗中艺术本质论模式不谋而合。
“夺造化而移精神”的范式在文人画中有更淋漓尽致的体现，无论是《宋史・宗炳传》中记载的宗炳的“澄怀观道，卧以游之”，还是苏轼《东坡题跋》下卷《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评论唐代王维的作品中指出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抑或倪瓒为张以中画墨竹题跋所说的“画者不过意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写胸中逸气耳”。诸此观点，大多以书画的形式，抒发胸中戾气，不拘泥于对客观事物的详尽描绘。文人画将中国古代艺术精神中的艺术治疗因素发挥到了极致。
狭义上艺术本质论取向的艺术治疗在我国历代也屡见不鲜。隋朝名医莫君锡运用“精神顺逆原则”，使隋炀帝观《京都无处不染雪》与《梅熟季节满园春》两幅画作后疾病不治而愈；《太平广记》第二百一十一卷也记载了一个观画治病的故事：“王为齐明帝所诛。妃追伤过切，心用恍惚，遂成癔病。医所不疗。袁茜善图写。画人面，与真无别。乃令画王形象，并图王平生所宠姬，共照镜，状如偶寝。密令媪奶示妃。妃见乃唾之，因骂曰：‘斫老奴晚！’于是悲情遂歇，病亦痊除。”清代王时敏观赏王石谷《秋山红树图》后，咳嗽霍然消失，并在画上题词：“石谷此图虽仿山樵，而用笔措思全以右丞为宗。故风骨高奇，逾出山樵规格之外。春晚过要，携以见视，余被欲留之，知其意颇自珍，不忍递夺，每为怅怅然。余时方苦嗽，得此饱累日，霍然失病所在，始知者昔人檄愈头风，良不虚也。庚戊谷雨后一日西卢老人王时敏题。”鲁迅先生当年在病中也曾与夫人许广平共赏《芥子园画谱》，在赠送许广平画谱所题的诗中也写到了“聊借画图怡倦眼”。
另外书画令人延年益寿的观点，医学根据古已有之。清代医学家黄匡《瓯北医话》载：“学书用于养心愈疾，君子乐也。”清代画家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写道：“作书能养气，亦能助气。静坐作楷书数十字或数百字，便觉矜躁俱平；若行草任意挥洒，至痛快淋漓之候，又觉灵心焕发。”而王昱在《东庄画论》中也做过阐述：“学画所以养性情，且可涤烦襟，破孤闷，释躁心，迎静气。昔人谓山水家长寿，盖烟云供养，眼前无非生机，古来各家享大耋者居多，良有以也。”
由以上记载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历代的艺术精神的承载和美学意蕴大都渗透出艺术治疗的特征，而且大都是艺术本质论取向的艺术治疗。但是发展到当代，艺术治疗涵盖艺术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多学科的体系研究，在我国尚处于理论探索和起步阶段。近10余年艺术治疗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些学者翻译了相关基础文献，如《艺术治疗手册》《作为治疗师的艺术家――艺术治疗的理论与运用》《艺术治疗实践方案》等，同时一些原创性研究也应运而生。2005年，孟沛欣等发现团体绘画艺术干预可缓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症状，促进患者自我概念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并在中央美术学院开设绘画心理工作室及心理咨询门诊；2007年顾黎明、赵晶将积极心理学与艺术心理治疗结合，提出了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艺术治疗理念。我国台湾地区艺术治疗学者陆雅青，在儿童艺术治疗方面研究颇具见地，著有《艺术治疗――绘画诠释：从美术进入孩子的心灵世界》《艺术治疗团体实务研究――以破碎家庭为例》《儿童艺术治疗》等。台湾地区部分高校相继开设了艺术治疗专业，培养艺术治疗专业人才，但是大陆目前尚无一所高校设置艺术治疗相关专业。
国外的艺术治疗历史也相当久远。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最早提出艺术起源于“巫术”的主张。暂且抛开关于艺术起源的种种争论，无可非议的是在远古时期，巫术宗教活动与艺术活动往往融为一体，从史前岩洞壁画到古代祭祀活动，都表现了人类试图运用具有象征意味的画符和仪式等表达方式来战胜疾病或精神痛苦。
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秉持着“理性”的信念，当时人们确信从绘画作品中能读出作者的精神状态，在艺术作品中对情感的刻画具有一定的范式，使观者从画面接收创作者的情感信息成为可能；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则对人们的想象力与创作力抱有很大程度的期许，他们认为艺术活动中再现内心的过程具有很高的价值。这些观点与相信艺术具有治愈功能的信念是息息相关的。意大利“犯罪学之父”切萨雷・隆布罗索通过对大量精神病学等学科的研究，认为艺术活动能缓解人们的身心障碍。
19世纪末心理学界出现的精神分析学派对艺术治疗学科的兴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初，弗洛伊德对艺术家创作的精神病倾向做了相关研究，他以意象，尤其是心象和梦中的映像，来进行精神分析式的艺术治疗；同时他的门生荣格进而在他的心理治疗活动中也鼓励患者将梦中的意象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下来，他们两位无可争议地成为了艺术治疗理论的奠基人。
在他们的影响下，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精神治疗运动则帮助了艺术治疗的成长。该运动比较强调潜意识（unconsciousness）和象征化（symbolization）的作用，理所当然，当时的艺术治疗纯属于心理分析的导向。在此期间，玛格丽特・诺姆伯格创立“art in therapy”（艺术应用于治疗）的艺术治疗模式，此模式与精神分析取向和心理治疗密切关联，强调“分析（analysis）”和“动力（dynamic）”，鼓励当事人做自发的描绘，并对其图画加以自由联想和解析，依此模式来应用艺术是心理分析阐释的延伸。至此，“艺术治疗”正式成为精神病领域里的一个专有名词，以图像为媒介进行人格检修和心理干预的治疗实践逐步进入公众视野。
1946年，在英国国民卫生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ystem）设立了第一个艺术治疗职位，但是实际上一直到1981年这个行业才在健康服务领域获得正式认可。
20世纪50年代，美术教师埃莉诺・乌拉曼在美国华府综合医院从事艺术治疗工作期间，发展了广受重视的“乌拉曼评价体系（Ulman Assessment Procedure）”。同年代，伊蒂丝・克雷莫在从事儿童艺术治疗工作中总结出：艺术创作过程中就存在着治愈性特征，强调艺术创作过程和艺术升华作用在治疗中的功效。至此，克雷莫和诺姆伯格各持不同的立论观点：“art as therapy”（艺术作为治疗）与“art in therapy”（艺术应用于治疗），其影响持续至今。
20世纪60年代，诺姆伯格和乌拉曼共同创立了《艺术治疗公报》，后来该刊物发展为《美术艺术治疗期刊》，同时，美国艺术治疗协会于1969年成立，AATA制定的目标是运用艺术创作去帮助儿童或成人去发现他们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间的一致性。根据AATA于1992―1995年会员普查报告显示，该组织已有注册会员4000多名，具体登记艺术治疗师约2000多人。
1989年，国际艺术治疗师组织（International Networking Group of Art Therapists，简称ING/AT）成立。该组织成员来自全球77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使命是增进国际联络和信息交流，尤其是帮助那些孤立无援的为推进艺术治疗事业而努力的同行们。据ING/AT2004年发行的会讯（News-letter）称：目前不少国家艺术治疗师已经成为被政府承认的心理卫生专业人员之一。
目前，在亚洲范围内，韩国的艺术治疗已经开始走上正轨，已有两个艺术治疗协会来培训、发展和推广治疗师，而且艺术治疗已成为政府认可的专业。
通过对中外艺术治疗发展历程的梳理，鉴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我们可以发现，西方艺术治疗的发展自始至终贯穿着理性的精神分析色彩；而中国艺术精神中所蕴含的艺术治疗因素往往更倾向于艺术本质论，强调艺术活动过程中的治愈性特征。
三、艺术治疗的当下性
艺术治疗在西方近30年来已经慢慢被普遍接受，其人才培养模式以及社会实践规范已基本成形，在不少国家获得了健康服务领域的正式认可。在我国，无论是社会的需求还是艺术创作的发展也都为其发展铺平了道路。我国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社会结构转型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使身处该时代的人们需要一种与生俱来、直观鲜活的方式触及心灵深处，安慰、润泽人们焦灼的心理体验，来点燃人们本性中所具有的灵性，重塑一种和谐、平和、圆满的人格。
其一，艺术治疗是使社会价值取向回归人文的时代需求。
当代社会以数字媒体为代表的物质类技术快速发展，学科分类不断细化，知识信息愈加碎片化。“技”在当代的高速发展，为我们带来丰富充足的物质的同时，却使人的精神日益萎弱，这样的特征一直维持到现在，作为现代化进程不可回避的现实，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所以，“回归人文”的价值取向便应运而生。要获得“以技进乎道”的突破，艺术治疗的参与不可或缺。
此时作为人文关怀价值取向的艺术治疗不再是把人当做心理疾病者，而是对在生活中克服内心与环境冲突、遭遇到特殊的问题时所作的安抚，治疗处理的方向在于增强当事人的生活意志力及发展当事人寻找生活意义和对自身认同的能力，使当事人的情感得到升华，创造更好的生活形态。在借鉴国外心理治疗家和艺术治疗师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同时，将我国传统的以艺术本质论取向的艺术治疗融入其中，注重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创造性和升华功能，艺术能够帮助触及我们的压抑、防御结构、阻抗，这些内心的体验往往难以精确地言说，但艺术创作的过程中能够使诸多感受冲突浮现出来，让人们重新获得圆满的人格。
其二，艺术活动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智性模式的研究为艺术治疗提供了基础。
以诉诸人的视觉为主要特征的艺术，一直以来都是人类认知、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现代实验心理学表明，人在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过程中，绝大多数的信息来源于视觉图像，即人类感知世界的首要方式是视觉反馈。实验心理学家特瑞拉通过大量的实验证实，人类获取的信息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3.5%来自嗅觉，1.5%来自触觉，1%来自味觉。图像为人们的视觉提供了客体对象，作为视觉信息接收主体的我们并不是对图像的机械复制，而是对其有意义的整体结构式样的把握。这个认识把握过程，包括接受信息、储存信息、加工信息、输出信息等相关生理、心理活动。可以从图像的形式、色彩、空间、光线、秩序、平衡及其表现、运动、张力、发展来把握图像的整体认知。因此，我们可以将视觉图像对世界的认知和把握分为三个由此及彼的过程，即视觉表象、视觉处理和视觉思维。
英国世界艺术研究学院院长约翰・奥涅斯曾做过相关的实验，两个人从事同样的艺术活动――临摹一幅肖像画时对脑部活动进行功能性磁共振扫描。其中一位是职业画家，熟练掌握绘画技法，另一位则是第一次画肖像画。功能性磁共振扫描结果表明，在未受过绘画训练的常人大脑中，大脑后部的视觉大脑皮层被照亮；而在专业画家的大脑中，虽然眼睛所接收到的视觉刺激信息首先是到达视觉大脑皮层，但是主要处理过程却是大脑的前部区域。基于神经元的可塑性原则，艺术活动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在心理学、生理学等方面均已得到相关实验的证实，为艺术治疗的作用机制和有效评价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三，艺术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为艺术治疗提供了丰富的媒介和公共空间。
艺术发展至今，已突破了传统架上绘画的局限，创作表现手法丰富多样，今天的艺术选择性愈来愈强，艺术的创作风格、选择的媒介、体现的功能已经全面发展，其内在的单一逻辑线索已经被多样化取代，艺术的动态性、交互性、瞬时传播性与公共性等特性在不断加强；艺术家的身份也向普罗大众扩散开来。
艺术活动中风格、媒介、素材等多维度发展的前提下，我们应注重艺术教育的公共性问题，即对广大民众的美育功能，正如德国美学家康拉德・朗格在《艺术的本质》中所说的：“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我们不要在乎怎么可以培养更多的艺术家――艺术家已经许多，而在乎怎样教育对于这等艺术的公众，即怎样教育公众，使国民能够理解伟大的艺术品并保护之。”
因此，应将当下多维度、全面发展的艺术活动与中国传统美学活动中艺术本质论取向的艺术治疗相结合。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可借由多种手段达到主观的客观呈现目的；同时艺术创作也不再是受过传统艺术训练专业者的专利，大众都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基于艺术治疗的“潜意识欲望的满足”和“情绪的净化与升华”功能，发展自身的创造力，培养审美鉴别能力，完善自身。
其四，蕴含着调适身心、促进心智因素的当下艺术教育发展趋势与艺术治疗相互共生。
在体现人文价值、倡导创新思维的现代艺术教育思想的引领下，国内众多艺术教育工作者对未来艺术教育的走向产生了深深的思考：一方面，积极地吸收、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思想、理念以充实发展自己；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自身的艺术教育特色，对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精神、方法、内涵进行挖掘弘扬，来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体系。在艺术创作走向多元的当下，我们应重新认识西方和我们自身的艺术教育传统。正如阿瑟・艾富兰在《西方艺术教育史》的序言中所说的：“我衷心地希望中国能根据自己的社会需求找到其艺术教育模式。我预祝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的学者们写出中国艺术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在未来再创造的历史。中国成熟的艺术教育实践模式的出现和形成将会引起世界的极大关注和兴趣。”
我国艺术教育史上众多的学术观点都存在着艺术治疗的特征，如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到的“明劝诫，著升沉”。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成教化，助人伦。”近代提出的“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以上观点都突破了艺术教育仅仅作为“技”的训练的局限，艺术教育起着增进人类感受力、创造力，并能解脱心灵的桎梏，净化心灵、升华欲望的作用，以上都渗透出治疗的倾向。
将艺术治疗融入艺术教育是中国艺术教育的一次老树新枝的创新，两者必定相互共生，共促成长。艺术治疗不同于传统的技能型艺术教育，是包含了美育功能的干预性教育，与以教育原理架构艺术课的艺术教育相比，偏重于心理的健康调适、机体的潜能开发，是以心理学理论为依据的干预性艺术活动。更强调创造性的体现，而不是纯粹的技巧；更重视创作环境、过程与作品分析中的互动环节，以施教者和受教者建立的和谐关系为前提，对创作作品的最终价值探求侧重内在真实和形式品质的统一，而不仅仅是作品本身的技巧品质，进而兼备调适身心、促进心智成长等多重功效。
四、艺术治疗现代教学体系框架的构建
1957年，美国艺术教育家罗恩菲德提出了“艺术教育治疗”（Art Education Therapy ）概念，丰富了艺术治疗以及艺术教育的内涵，使艺术治疗的含义和范畴被扩大到整个教育和社会成长领域。在“艺术治疗”提出半个多世纪以来，它的概念和外延一直处于开放的状态，在教育领域不仅波及不同层面的心理干预和心理疾病的预防应用，而且影响了整个艺术教育。当前，国外的艺术治疗渐趋成熟，不少国家和地区成立了艺术治疗协会，承担着建立并维持艺术治疗专业伦理及临床服务基准，协助教育机构提高艺术治疗教育水准并辅导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增进艺术治疗人员的联系与合作等职责。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起，芝加哥艺术学院首先开设了艺术治疗的硕士课程，并授予相应学位。其后美国许多大学都相继开设该方面的课程，授予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由美国艺术治疗认证委员会( ATCB) 进行资质核准和授予证书。美国大多数州在获得艺术治疗认证以后，即具备了心理医生和精神医生的资格，可以在医院、心理诊所从事艺术治疗工作。美国目前已有百余个专业的艺术治疗机构。英国德比大学的艺术治疗专业本科课程设置包含团队的创造与合作、技能训练和创作表现，以及生理学、心理学和治疗实践三大模块，强调艺术活动的交流性和内在治疗性。
鉴于艺术治疗在我国的发展存在明显的滞后，同时，“艺术学”从一级学科提升为“艺术学门类”，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第十三个学科门类，时代对艺术的需求得到了提升和重新认识，社会赋予了艺术创造新的使命；艺术教育学术积淀深厚，造型图像艺术的人文性、教育性传统卓有声誉，以艺术为主要载体对“艺术治疗”进行现代教学阐释，首先结合中国传统艺术一贯秉承的心灵追问，在现代教学框架内进行基础体系研究和实践来培养艺术治疗领域专业人才；尝试依托艺术具有多元性，实施传达语言文字无法表达的情感与精神，整合多元艺术与心理治疗和教育相关领域，将艺术表达视为媒介，透过艺术的创作力与表达性以及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治愈性特征进行心理慰藉，并且基于艺术治疗的“潜意识欲望的满足”和“情绪的净化与升华”功能，发展自身的创造力，培养审美鉴别能力，完善人格。为此我们提出艺术治疗教学体系首先需要完成以下五个方面的构建。
（一）教学体系的指导思想
面对社会、经济、技术的迅猛发展，由于结构调整和发展中不平衡局面带来的不和谐因素，从当下艺术教育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以及当下艺术教育的传播手段与方式不断拓宽的时代背景为切入点，将艺术治疗融入我国艺术教育体系，在艺术教育学科范畴之下，突出其公共性，构建多学科相互渗透、融合的，以强调艺术创作过程和艺术升华作用特征的艺术治疗现代教学体系。
（二）教学体系的目标定位
将以艺术本质论为取向的艺术治疗融入艺术教育，建立大陆地区首个艺术治疗专业，以培养具备艺术专业素养、教育方法和艺术治疗专业技能的公共服务性复合型人才为目标。这类人才在担任艺术治疗工作者或艺术教师、艺术传播工作者时，寓艺术治疗于艺术教育之中，在促进受教育者的美术知识和技能增长的同时，也兼顾心理、人格的成熟和完善，使艺术教育在当下和谐社会建设中得以丰富和发展。
（三）教学体系的课程结构和内容
1.美术专业知识
（1）实践类必修课：形式规律、立体构成、书法、素描、色彩（含水彩、色粉、油画等）、雕塑、陶艺、综合材料（含涂鸦、拼贴、多媒体等）；（2）理论类必修课：中外美术史、艺术概论、视觉心理学、社会学等。
2.艺术治疗专业知识
（1）艺术治疗历史与理论：艺术治疗史、艺术治疗理论流派、艺术治疗实践案例等；（2）艺术治疗生理学医学理论：视觉系统、神经系统、大脑认知模式等理论；（3）艺术治疗相关心理学：心理动力学、发展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认知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4）艺术治疗课题训练小组：7―8名学生第三学年开始每周在训练小组内与指导教师进行课堂式和实践式的学习，主要任务为：对象分析和场景环境设计方案；通过艺术创作，进行自我探索，掌握艺术与精神分析技能；学习团队合作以及互动；掌握各种材料、各种主题与各种取向的美术创作方式；（5）艺术治疗评估：心理测量学、统计学等；（6）艺术治疗的伦理与法律规范学习。
3.教育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实践操作
（1）理论类必修课：艺术教育概论、艺术教育史、教育心理学、音乐学、教学法等；（2）实践类必修课：社会调研、实践和个人案例报告等。
4.艺术教育治疗社会实践
5.毕业论文
（四）教学体系的组织形式
一、二年级完成艺术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课程和实践类课程学习；三年级进行艺术治疗课题化小组训练，并组织资格证考试；四年级完成社会实践和毕业论文以及个人案例报告。
（五）教学体系的特色
艺术教育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拓展；专业艺术院校人才培养以创作型实践人才为主要目标与强调艺术创作过程和艺术升华的艺术本质论取向的艺术治疗互为呼应，使多学科互动融生；课题化教学强调团队合作的教学方式顺应艺术治疗发展方向；在当下发展变革中，艺术教育视野下的艺术治疗建构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和应用性。
从艺术教育内涵的丰富和外延，学科建设的拓展与教学体系的构建，在多学科背景下，履行当下社会赋予艺术的新使命，立足于人才培养，形成有特色的艺术治疗教学体系，以上五个部分是其建构的核心内容。
（注：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共建”课题《图像的智性――艺术治疗的现代教学阐释》成果，课题编号：11XKGJ13）
注释：
①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9.
参考文献：
[1]卡洛琳・凯斯，苔萨・达利.艺术治疗手册 [M].黄水婴，译.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2]陆雅青.艺术治疗―绘画诠释：从美术进入孩子的心灵世界[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3]翁震宇.美术教育概论[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9.
[4]阿瑟・罗宾斯.作为治疗师的艺术家[M].孟沛欣，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
[5]苏珊・布查尔特.艺术治疗实践方案[M].孟沛欣，韩斌，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
[6]范琼方.艺术治疗――家庭动力绘画概论[M].台北：五南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