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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齐法家 晋法家 管仲 韩非
一、 齐、晋法家的由来。
何为法家,最早出现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收录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里: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里只讲了法家法的特点,对于法家的定义确实不够全面,我比较认同武树臣.李力在《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中得定义:法家是战国时期兴起的一个学术派别,其思想之源,可以追溯得更早,该学派以力主”依法治国”的”法治”而得名,他们的社会基础,是由非贵族的平民通过各种途径上升为新兴地主阶级组成的,他们所主张的”法治”是以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为形式的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他们所鼓吹的”法”正是与贵族阶级相对立的地主阶级的意志。
对事物进行分类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必然,学术分类也是基于学术进步以及对学术的认识加深,故有此对法家进行分类。按时间分,以战国中期为界,分为前期法家与后起法家;按思想主张分,又分为法.术.势三派,商鞅主法,慎到主势,申不害主术;以其产生地域又可分为齐法家与晋法家,本文正是基于此种分类,作出的一些探索。
二、 齐、晋法家思想的代表。
管仲,名夷吾,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春秋初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子》一书相传为管仲所著,但实际上,非一人之笔,也非一时之书,它是先秦管仲学派的著作汇编,但尽管如此此本书依旧可以体现管仲的主要思想,管仲是法家的先驱,也是齐法家的代表人物。
韩非,战国末期韩国人,他是先秦法家理论之集大成者,但是其身处晋地韩国,受成长环境的影响,思想上主要接受的还是以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为主的晋法家思想,韩非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今本《韩非子》其中大部分是韩非本人的作品,可以体现其主要思想。
管仲和韩非,均是法家之代表人物,又由于其成长的地理、人文环境不同,其思想终究有所差异,选择这两人,所包含的意思既有比较齐、晋两法家思想的不同,也有观察法家思想的前后期演变的意思,缘何韩非等晋法家的思想,成为战国后期的显学。
三、 齐、晋法家思想的不同。
第一,我认为,齐.晋两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对礼仪教化的态度。
管仲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论,其重有两点,其一仓廪实,就是认为发展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对于国家的稳定极端重要,这点韩非也认同;其二则是知礼节,管仲他强调的是治国还必须抓住礼义教化,他认为“不明鬼神,则楼民不信;不袛山川,则威令不为;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① 而韩非却是大力推行“壹教”,燔《诗》《书》而明令,遗礼义,弃仁恩。②这一点,我认为是齐.晋两法家的最大区别。
礼义教化是什么,是一个民族纵向贯穿的精神品德,是凝聚人心的的中心线。只重法制,就像一座斜拉桥,横向的桥面只需用力便可快速贯通,但是没有纵向的支架,能否持久地屹立着?我看不能,而礼义教化就像支撑拉住桥身的支架,将整个横向的社会凝聚起来,才可长久的存在下去。孔子赞叹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这是什么意思,为何管仲没有人息政亡,我觉得这就是礼义教化的作用。相反,秦尊商鞅.韩非.李斯的晋法家为主的思想,就像不要支架建设的桥一样,很快就通路,但一遇灾难,就坍塌倒闭。
第二,齐.晋两家对于商的不同态度。
管仲是兴工商,桓公问:“强本节用,可以为存乎?”管子对曰:“可以对益愈,而未足以存也。”③进一步说出商业农业齐头并进,才能让国家富裕强大,管仲不仅肯定了商业的地位和作用,而且给予士农工商同等的地位,管仲认识到商业对国家的作用,也注意调控经济,其思想达到了战国时期的至高点。
韩非等晋法家则是抑商,单纯的以农富国,韩非在《五蠹》中把工商之民列入,必须予以打击,原因是他们怠于耕战,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农民生产力低下,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丰年能够养家糊口,灾年则陷入困顿,经济地位相对于工商之士相当低下,便于统治与剥削,而另一方面工商业者的崛起,依仗雄厚的经济力量,豪商巨贾可以与统治者分庭抗礼。故晋法家为了实现君主专制必须抑商。
工商经济的发展可以带来巨大的财富,对人们观念更新和视野开阔有着极大的帮助,同时在商品经济中也蕴含着朴素的公平.自由.权利观念。可以说齐法家的经济思想相对于晋法家而言确实有开阔的一面,但是基于当时的商业发展、物质基础以及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力量上升,重农抑商还是成为中国两千年来的主旋律。
第三,齐、晋两家对人民的不同态度。
管仲的政治法律必须“顺民心”说,就是一种民本主义,他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以百姓为天”的思想主张。齐桓公问怎样才能成就霸业,管仲回答:“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也。”桓公问“本”是什么,管仲答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④
韩非等晋法家认为人民仅是成就伟业的工具而已,国家大事不能征求民意,更不能顺民心所指,如果按照人民的意愿治国,必然国之大乱,“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⑤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统治者以民为本,必然能缓和社会矛盾,是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和谐,而稳定才是社会发展的保障,故齐法家之民本思想是今天看来人值得学习的地方,晋法家把人民当做工具,必然会尝到“工具”的反噬作用。
第四,齐、晋两家刑赏思想的不同。
在刑赏效用上,《管子》认为刑赏非万能,只是治国的途径之一,《韩非子》则视刑赏为唯一的治国手段,“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⑥,刑赏在晋法家的心目中的作用是无可取代的。
在罪、刑适当上,《管子》治国重视公平公正,主张罪刑相当,功赏一致,《韩非子》则主张重刑厚赏,“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为以刑去刑”⑦。
齐的刑赏思想始于自然阴阳刑德思想,是齐对于社会与自然的统一认识,是一种尊重自然,顺其自然的思想流露,对于今天的借鉴意义主要是法律要尊重规律,切不可恣意妄为。
第五,齐、晋的治国理念不同。
齐法家追求的是“中和”,讲究和谐、适度、公平。
管仲认为:“和乃生,不和不生”⑧,在《管子》我们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君臣还是臣民都以和谐为最高境界。
管仲吸收了老子道家思想中关于辩证法的思想,“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心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⑨,讲究适度,反对极端。
《管子·宙合》曰:“中正者,治之本也。”中正即公正、公平。其最大的体现在于“相地而衰征”,“不均之为恶也,地力不可竭,民力不可殚。”⑩
“中和”是中华文化中之极大精髓,“一切事情,中庸是最好的”,正是“中和”思想一以贯之,才形成《管子》的理性以及极具前沿性。
晋法家对绝对君主专制的极端追求,讲究确定性,又充满矛盾性。
法是韩非追求君主专制确定性的首选工具,韩非提倡法治正是希望通过法的客观精准性实现君主专制,势与术皆是追求绝对确定君主专制的工具,但是这些可以吗,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法是一定物质社会的反映,生产力的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其次,法总是落后于社会生活,法也存在漏洞,故法也不可长久保持这种确定性。再次,法总是人来实施,人实施过程中必然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法律适用也不是简单的按图索骥。韩非对于法的绝对确定性过于信任,才得出法治万能论。
对于确定性的追求,使韩非的学说中充满了矛盾,韩非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关系,没有诚信,但是法的实施须以“信”为前提,诸如此类矛盾,无一不是晋法家追求绝对确定性所致。
对确定性的追求,是看到差异性、无序性这些带来的诸多烦恼,是理性思维的产物,也是呼唤法治的重要动因,但是世界却是不确定的,故追求绝对的确定性必然是充满矛盾的艰难历程。
四、 齐、晋法家思想的共同。
第一,他们都是重农重战。齐法家主张比较温和中正,然而他们也将耕战,也说“霸王”,也要求“务力”,这点与晋法家一致,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的强大必须基于物质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强大,耕战论重农重战也就成为必然之选。
第二,他们都推崇以法治国。齐、晋两法家为了维护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法治理论。齐法家认为“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韩非也十分明确的提出“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齐、晋法家都认为法应像度量衡一样,具有规范性,同时必须具有公正性和平等性。
第三,他们都主张君主集权。 齐、晋两法家都拥护国君,主张中央集权,这是由于他们身处乱世,都希望出现强有力的君主能够结束这个纷争,在一国之内就是要实行君主集权,这才能稳定社会秩序和治理好国家。“君尊则国安”,“君卑则国危”。
五、 比较齐、晋法家的意义。
比较齐、晋两法家,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法家之思想,法家在秦亡之后备受打击,但是法家思想却在“外儒内法”的各大封建王朝传承下,这其中有糟粕,也有精华,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中也是不自觉的带有这些思想,我们需要对自身分析,进行扬弃,比如关于“势”的尊崇,人与人之间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是对于“势”强的人,有人依旧站立,有人却卑躬屈膝。
其次,通过比较,也得出了一个结论,治国应该坚持中和之道,不极端,纵观历史,过于极端的国家总是不能持久,而现在政治最大的特点就是零和博弈,追求平衡。这一点,早在两千年前我们祖先就已知道,确实值得称赞。
再次,对于法治的坚持,法家有一点我认为是非常值得继承的,就是平等性,“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辩,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到今天依旧是法的追求目标之一,没有做到,并不要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不平等的存在,而且要不懈追求平等这一目标。
最后,就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晋法家完全摒弃道德约束,或将道德入法,都是不可取之处,治国需要法治与道德的共同作用,就像斜拉桥一样,不仅需要平稳通行,更需要长久存在。法治是对整个横向社会的反映与制约,而道德则是千年来人民思想观念的融合与变迁,它具有极强的凝聚性,能够整合全社会的视野,就像前些天温州动车事件,本身舆论很火热,但是航母一出航,就销声匿迹,我不谈这样做对否,只想说,航母这是近代以来富国强兵梦的载体,故它能吸引全社会的注意。(作者单位:湖北文理学院经济与政法学院)
注解
①《管子·牧民》
②《汉书·贾谊传》
③《管子·轻重乙》
④《管子·霸形》
⑤《韩非子新校注·五蠹》
⑥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去强》第31页
⑦《韩非子·饬令》
⑧《管子·业内》
⑨《管子·权修》
⑩黎翔凤《管子校注·乘马》第92页
毕达哥拉斯《金言》
《管子·明法》
《管子·重令》
《韩非子·有度》
参考文献:
[1]杨鹤皋《先秦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0年9月版
[2]张晋藩《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8月版
[3]杨玲《先秦法家思想比较研究》
[4]孙景坛《中国古代早期法家和法家思想新探》
[5]肖顺昌《先秦法家思想的深刻底蕴和精神品格》
[6]王熠《中国法制史中法家思想的地位》
[7]刘仲一《法家思想与秦朝的速亡》
关键词:齐文化;《韶》乐;民风;管仲改革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7-0075-02
一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这一《论语・述而》中关于孔子对于齐国韶乐的感受,《礼记・乐记》这样描述韶乐:“诗言其志也,歌咏其言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
齐国音乐文化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经济条件、消费观念、文化风貌等的制约。民心稳定了,国家才能安定。齐人善乐舞,上自君主,下自百姓,赵人苏秦对于齐国音乐文化是这样描述的:“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缶、弹琴……”(《战国策・齐策》)。 “钟鼓竽瑟乐音不绝,和乐、倡优、侏儒之笑不乏”(《战国策・齐策》)记载着当时音乐在百姓中间的流行程度。“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韩非子・内储说上》那样普及活跃的群众性器乐活动。音乐从“礼”的束缚下得到解放,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在人民的生活中不仅普及而且积极活泼。
二
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管仲佐桓40载,由于对内实行了“设轻重鱼盐之利,以瞻贫穷” (《史记・齐太公世家》)“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 (《史记・平准书》)。在经济上,管仲继承了太公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方针。不仅如此,他还采取了太公一如既往的爱民政策,以古而今,就是整顿法纪,爱护百姓。桓公问:“安国若何?”管仲对曰:“修旧法,择其闪着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国语・齐语》)这些思想为国家的安定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管仲所提出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精辟地阐述了物质文明和精文明的辩证关系,主张“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在大力促进农业、畜牧业、林业、桑麻业等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了手工业、商业的社会地位,并设立市场、开放边关、减轻赋税,一时间齐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到战国时期,齐国早已是兵精粮足的东方大国,齐都临淄为远近闻名的海岱间一大都会。对外采取“尊王攘夷”,使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从而确立了在各诸侯国中的盟主地位,社会长期稳定。
据记载,当时齐国到达的范围“包括今北至辽西、燕北,南至鄂、皖、江、浙;西至陕、甘一线,扩及半个中国”。这样雄厚的经济基础,广阔的土地,使得这些地方的乐器,舞蹈形式,音乐都被强大的齐国所接受,这样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着齐国音乐的发展。
管仲所处的时代有两个大的特点:即“成康之治”和“礼崩乐坏”。怎样在不平等的阶级关系中维护好新的社会秩序以求社会稳定成为统治者思考的主题。康王即位以后,对内推行周公“以德慎罚”的主张,务从节俭,对外不断攻伐淮夷,取得了很大胜利。
周公吸收殷礼采纳商乐,制礼作乐,建立了庞大的礼乐机构――大司乐。他之所以重视音乐,是希望从礼乐中找到治理国家秩序的依据。管子著有“不慕古、不留今,于时变,与俗化”(《管子・正世》)的政治思想,“不慕古”反对的是因循守旧;“不留今”是提示人们不要受现实所惑,陶醉于成就中;“与时变”倡导的是因时而变,顺应潮流;“与俗化”即随着习俗一起发展,管仲的治国方略及其杂家音乐思想,使齐文化和音乐的发展兼容并包,内容更贴近齐国实际,为齐文化的成熟打下坚实的基础。
“礼崩乐坏”在一定程度上恰恰促进了音乐的发展,礼乐制度崩溃,齐国宫廷音乐“好新乐纵俗乐”愈演愈烈,这也为齐国音乐的发展融入了雅俗共并的元素。特别是春秋末期士阶层的音乐发展可以不受礼的约束,宫廷音乐师也因此流入到民间,铸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齐国人杰地灵,百家群英云集的局面,音乐交流如火如荼。
三
姜太公以首功封营丘建齐国,《韶》传入齐。舜作《韶》主要是用以歌颂帝尧的圣德,此后,夏商周三代帝王均把《韶》作为国家大典用乐。并示忠心继承使《韶》在国乐中的位置达到了极致。齐《韶》作为是齐国的宫廷乐舞在,八百年不衰。孔子在闻《韶》之后深切感触“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的由衷赞叹,齐《韶》作为齐国音乐文化的代表,不仅感动了孔子,也可算是古乐舞的典范代表。
临淄收藏家王矸在齐国故城内发现了古琴减字谱《箫韶九成・凤凰来仪》, “凤凰来仪”正是《韶》乐的部分。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以《凤凰来仪》为主旋律,以现代人的审美方式重新对原作进行了加工整理,编成了《齐韶新乐》,并制作了10段乐曲《齐韶新乐》,运用钟、磬、埙、笛、箫、古琴、等中国古典乐器,把我们带回古国齐都重新体会当时的宫廷音乐。
Abstract: Based on Guanzhong's economic thought,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imilar theory of Keynes and Guanzhong in macro management and market economy, the paper aims to look for the wisdom left by sages.
关键词:管仲;凯恩斯;经济理论;略同
Key words: Guanzhong;Keynesian;economic theory;similarity
中图分类号:F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3-0005-02
0引言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名夷吾,谥曰“敬仲”,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先秦法家的先驱者。齐桓公在位时,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行了全面改革,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管仲由此被称为“春秋第一相”。管仲的思想主要见之于《左传》、《国语》、《管子》、《史记》中,其思想对后来儒、墨、道、法各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为后世广泛借鉴。
特别值得一体的是,管仲还是2600多年前中国的齐鲁大地上的一位经济思想先驱,他的经济哲思充分体现了政府管理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宏观调控艺术。某些富有时代意义的经济思想堪与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相媲美。
管仲思想产生于春秋争霸时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的大背景中,其经济政策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愿景和要求;凯恩斯思想诞生于工业革命后1929-1933年资本主义空前的经济危机中。从理论上看,管仲和凯恩斯思想产生的时代相去甚远,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也完全不同,我们暂时抛开这些客观因素,在同样处于动乱的时代环境中找寻到二者在经济领域共同的观点和在当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宏观经济理论。
管仲和凯恩斯都主张政府和市场相结合来维持经济运行。《管子・轻重》中指出,国家调控市场有两个目的:维护社会稳定和获取国家财政收入。同时其也提到了利用价格因素来实现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凯恩斯认为,在自由放任不加干预的情况下,经济的均衡会处在就业量足够低的状态,而它的生活水平会处在足够困难的状态,因此必须有政府的干预,但这不意味着取消自由市场,而是将二者有机结合。本文中,笔者着重分析管仲的经济思想,并就其与凯恩斯在宏观经济调控和市场运行机制方面相似的经济理论予以初步探讨。
1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
管仲对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颇为重视,其任齐国上卿时,居所富丽堂皇极尽奢华。《管子・事语》中“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郡材不散”的意思是指不建筑高台亭榭,各种木材就没有销路[3]。体现了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的实质。《管子・侈靡》篇更是将管仲的奢侈消费论推到极致:认为“莫善于侈靡”,“雕卵然后瀹之,雕 然后爨之”即建议“鸡蛋要画上色彩再煮,火柴要雕上花纹再烧”[1]。这样的生动的例子是对消费促进生产的创见,也为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了一种创造性思维。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幽默地用“挖坑填土”的例子来说明当前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现状,而在千年以前,我们的先哲就已经给予我们如此相似而智慧的答案。
“事实上,管仲的真实主张是奢俭并重,并指出富人侈靡可以为穷人增加谋生手段,其强调的”高消费“主体是君主、统治阶级上层和巨商富贾。以现代观点看来,管仲所倡导的奢侈消费,只是让”富者散资于民“的一种手段,根本目的还是以消费促生产”[3]。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萧条与失业是由于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是指消费和投资处于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量。凯恩斯认为,由于短期内生产技术、资本因素、劳动力因素都是不变的,因此,国家调节就是在总供给为既定的前提下,调节总需求,达到既无失业也无通货膨胀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提高消费倾向,刺激消费。凯恩斯的宏观调控中刺激有效需求的政策与管仲在《侈靡》中的价值倡导不谋而合,都认为应以消费促进社会生产,从而拉动就业,实现经济的复苏,这对于当前处于后经济危机时代的世界各国来说是颇为有益的借鉴。
2妙用宏观调控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管子・乘马数》有“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的语句,我们看到这其实说的是政府通过修葺亭台楼阁达到促进就业和民生安乐的效果。同时管子还注重政府的赈济,《轻重甲》说“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赡者得赈,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君出四十倍之粟以赈孤寡,收贫病”,说的是在困难时期政府予以补助。对于税收政策,管仲灵活地将其分派在不同的商品上,对不同人群,不同产业不同征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中的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根据既定的经济目标通过调节财政的收入和支出以影响宏观经济活动水平的经济政策,通过比较,我们发现,管仲的经济思想与凯恩斯理论中的政府购买、转移支付和税收政策与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通过政府的财税手段达到稳定社会,保障民生,减少贫富差距等宏观调控目标。
凯恩斯所指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再贴现率和存款准备率。管仲所处的前封建时代,商品经济发展尚处萌芽阶段,也就不可能有金融管理机构或中央银行一类性质的金融调控中心。但管仲提出的“国家商业经营论”[1]也颇有利用中央机器调节社会经济的货币政策之意。管仲认为,国家经营商业,要有相当数量的货币资本。此所谓“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国家垄断货币铸造权,保证了货币来源,从而通过控制货币供给达到控制经济运行成效。国家的商业要以货币为资本,而对于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要进行计算,称之为“币乘(计算)马(筹码)”即货币资本的需要量,同时,管仲还对于商品货币流通及价值论等做了许多创新性的探讨。在前秦时代能有如此超前的货币调控观念,以及所涉及到流通领域的经济理论的广泛性,在封建时代是空前绝后的,充分体现了国家利用政权力量控制商品和市场的意义和作用。
3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
《管子》中谈到一个事例:由于洪涝灾害,齐国之西粮价居高,每釜达百钱,而齐国之东粮食丰收,每釜仅十钱,粮贱伤农。粮价悬殊如此之大,管仲据此建议桓公向全体国民每人征收三十钱的税,但要换算成当地的粮食缴纳。齐之东民缴三釜,而齐之西民只缴三分之一釜,由此,齐国政府集中了东部的大量粮食,一部分作为储备,另一部分平价散售于齐西,齐西因有国家的平价粮食售卖,最终使“齐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而齐东因有国家的大量收储,粮价上扬,解决了粮贱伤农之害[3]。《轻重乙》篇恒公问“衡”,管子说:“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恒公问“衡数”是否可调,即物价是否可调,管子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用。”不难看出,管仲深明“用价格配置资源”这个市场经济的关键,巧妙发挥市场机制中的“价格”来进行宏观调控。
在凯恩斯主义中,凯恩斯认为政府干预经济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自由市场活动的领域仍然是广泛的。凯恩斯主张在实现市场对资源优化合理配置的基础上进行宏观调控。他不反对自由市场机制,宏观调控的目的是治愈经济萧条的疾病,保持市场经济的效率和自由。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往往是通过价格因素来调节供给与需求,在管仲调控物价的例子中,不难发现,实质上是在政府引导下的市场价格调整,并不完全是放任的物价管理,这又与凯恩斯思想再一次契合。
作为诸子百家第一人的管仲,他的经济思想在众多学派中独树一帜,管仲善用经济谋略,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霸主;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化解了资本主义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在二战后得到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推崇,使得宏观调控和自由市场完美结合。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由计划经济时代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特别强调宏观调控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巨大影响,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把握好我国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能够在经济危机时力挽狂澜……而先哲管仲的经济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国家管理与市场结合的许多良益方案。同时,“宏观之父”凯恩斯所提供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经过中国实践的检验已成为新凯恩斯主义在中国流行,并用于经济建设的指导之中。不论是“东方凯恩斯”还是“西方凯恩斯”都把握住经济运行规律,以宏观为手段,以市场为依托,从而运筹帷幄,而对于我们,取先人智慧之精华,必将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
管仲二十来岁时就结识了鲍叔牙,起初二人合伙做点买卖,因为管仲家境贫寒就出资少些,鲍叔牙出资多些。生意做的还不错,可是有人发现管仲用挣的钱先还了自己欠的一些债,这钱还没入帐就给花了,现在会计上的名词叫:坐支,而且私自花钱恐怕离贪污公款罪也不远了。更可气的是到年底分红时,鲍叔牙分给他一半的红利,他也就接受了。
这可把鲍叔牙手下的人气坏了,有个人对鲍叔牙说,他出资少,平时他开销又大,年底还照样和您平分效益,显然他是个十分贪财的人,要我是管仲的话,我一定不会厚着脸皮接受这些钱的。鲍叔牙斥责他手下道:你们满脑子里装的都是钱,就没发现管仲的家里十分困难吗?他比我更需要钱,我和他合伙做生意就是想要帮帮他,我情愿这样做,此事你们以后不要再提了。
后来这哥俩又一起充了军,二人更是相依为命。有一次齐国和邻国开战,双方军队展开了一场大厮杀,冲锋的时候管仲总是躲在最后,跑得很慢,而退兵的时候,管仲却跟飞一样的奔跑。当兵的都耻笑他,说他贪生怕死,领兵的想杀一儆百拿管仲的头吓呼那些贪生怕死的士兵。
关键时刻又是鲍叔牙站了出来(此时鲍已当上了军官),他替管仲辩护道:管仲的为人我是最了解不过了,他家有80多岁的老母亲无人照顾,他不能不忍辱含羞地活着以尽孝道。管仲听了鲍叔牙的这番话,感动的流下了热泪,他哭诉道:生我的是父母,而了解我管仲的,唯有鲍叔牙啊!
过了两年多,管仲的老母病逝,他心中没了牵挂,这才踏下心来为齐国效命,果然是比谁都作战英勇,很快就得到了提拔重用。
后来齐襄公的弟弟公子纠发现管仲是个人才,便要他当了自己的谋士。而鲍叔牙呢,也偏偏被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小白看中,拜其为军师。两个好朋友各自辅助一个公子,干的很卖力气。可是好景不长,昏庸的齐襄公总是疑心他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要篡夺他的王位。就让手下的人找机会干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这两个公子听到了风声,公子纠带着管仲就跑到了鲁国的姥姥家去了,公子小白也跟着学,他带着鲍叔牙也跑到了莒国的姥姥家避难去了。
公元前686年的冬天,暴虐的齐襄公被手下的将士杀死,立他的一个弟弟公孙无知为齐国君王,这个人当了君王没几个月,就也被手下大臣给杀掉了,齐国当时是一片混乱。
流亡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和寄居在鲁国的公子纠得到消息后,都觉得自己继成王位的机会来了,急忙打点行装,要回国争夺王位。
管仲作为公子纠的军师及时提醒他的主子:公子小白所在的莒国离齐国很近,如果他先我们一步回到齐国,我们就没戏了,我看还是我先带一队人马去拦截公子小白,让鲁国派大将曹沫带另一队人马护送您回国。公子纠笑答:好主意!
当管仲带人马赶到莒国和齐国的交界处,正碰上鲍叔牙带领一队莒国人马护送公子小白飞弛而来。管仲上前拦住去路,他说:你不好好在姥姥家呆着,要干啥去呀?公子小白说:我回国办丧事去啊!管仲说:您的哥哥公子纠已经回到齐国操办此事了,我看您还是返回莒国好好呆着吧!
鲍叔牙虽然和管仲平日有手足之情,但现在是各为其主啊!他瞪着眼睛喝斥管仲:我们公子回国有自己的事情,你管的着吗?再说你扯的瞎话也瞒不了我鲍叔牙吧?如果公子纠真的回到了齐国,那你干嘛带人来拦截我的主公呢?管仲谎言被揭,脸色通红,一时无言以对。
鲍叔牙不敢耽搁,命令部队火速前进,管仲见状急得要命,要是拦不住公子小白,自己还有啥脸面再见公子纠啊,于是他心一横,搭弓取箭,朝着车上的公子小白用力射去,小白大叫一声,栽倒在车上,管仲见大功告成,便带着人马飞逃而去。
没想到管仲这一箭恰好射在公子小白的带钩上,一点没伤到人,但他知道管仲的箭法利害,要是再补上一箭他就没命了,于是他才大叫一声装死倒在车里。见管仲跑了,他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鲍叔牙见公子小白平安无事,大喜!立刻命部队抄小路向齐都全力疾驰。
管仲自以为射死了公子小白,就不慌不忙地护送公子纠向齐国进发,结果到齐、鲁边界的时候,一个齐国的使者拦住了他们的车马,使者说:我奉齐国新君王公子小白之命,前来通知鲁国,请你们不必送公子纠回国了。
管仲一听,才知道自己没把事情办好,上了公子小白和鲍叔牙的当。于是一气之下把齐国使者给杀了,公子纠更是什么也不顾了,命令大将曹沫摔领仅有的500多鲁国士兵去跟齐国拼命。于是齐、鲁两国就开了战,鲁国本来就是个小国,兵马少,又是到人家齐国门口来打仗,那有不败的道理呀!辛亏大将曹沫很勇敢,保护公子纠和管仲逃回了鲁国。
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帮助下登上了齐国君王的宝座后,称为齐桓公,后来成为春秋时期五位霸主之首,这是后话暂且不表。只说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清除后患,把他的兄弟公子纠干掉!于是他命令鲍叔牙领兵30万去攻打鲁国,那时齐国很强大,小小的鲁国为了公子纠这么个破外甥被迫应战,结果连连败北,鲁国君王见顶不住了,就派人和齐国讲和,鲍叔牙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鲁国把公子纠杀了,二是把管仲交给齐国,不然的话绝不退兵。鲁庄公没别的法子,只好照办。把公子纠的人头和管仲一起交给了齐国。
鲍叔牙帮公子小白登上王位又帮他杀了公子纠,齐桓公感念他的忠心和所立的大功,要任命他做国相,没想到鲍叔牙死活不肯接受,他说:以前我帮君王做了些事情,那全是凭我对您的忠心而竭尽全力的,现在您要把国相这么重要的职务交给我,这绝不仅仅凭我的忠心就可以做好的,您该找个比我更有才能的人才行啊!齐桓公说:在我手下的大臣中,还没发现比你更出众的人才呢!鲍叔牙说:我举荐一个人保证能帮您成就一番霸业!齐桓公急忙问他:这个人是谁呢?鲍叔牙笑着说:此人就是我的老友——管仲,我把他从鲁国要回来,就是要他帮您的!
齐桓公一听就火了,他拍案而起!说:这小子拿箭射过我,这一箭之仇我还没报呢,你反而让我来重用他?我不把他杀了就不错了!
鲍叔牙恳切地说:管仲不顾一切地为公子纠卖命,用箭来射杀您,这不正好说明他对他的主子是一个非常讲忠义的人吗?各为其主是起码的做人准则,他当时那样做没什么不对的,现在要治国了,若论才华,他远远超过我鲍叔牙啊!您要成就霸业,非得到管仲的辅左不成。您现在不计前嫌地重用他,他维一的出路就是死心踏地的为您卖命啊!
齐桓公是个很有肚量的人,为了齐国的利益,他还是听了鲍叔牙的劝说,断然弃忘前嫌,拜了管仲为国相。
管仲也用美人计?而且针对主子齐桓公?听者大约要大摇其头,以为我是在信口开河。且听我道来。
齐桓公本来最恨管仲,恨不能杀之而后快,因为后者曾差点一箭要了他的命。但坐上齐国国君宝座的姜小白心胸非常宽广,志向更是高远,经鲍叔牙力荐,他抛却前嫌,把管仲延为上卿,拜为丞相,并号曰“仲父”,恩礼隆厚。他对大臣们说:“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凭仲父裁决。”又禁国人语言,不许犯夷吾之名,不问贵贱,皆敬称仲。为报知遇之恩,管仲劝齐桓公扛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对齐国的政治经济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划分政区,建立选拔人才制度,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终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除了这些改革外,管仲还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那就是设立“女闾”――官妓。管仲设“女闾”之前,社会上只有家妓、私,所以他是中国国家经营妓院的肇始者。他在宫中以门为市,使女子居之,以至“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刘达临先生在《中国文化史》里指出,西方的国营妓院始于雅典的大政治改革家梭伦,而管仲创设院比梭伦早50年左右。
管仲为何设“女闾”?刘达临先生分析有四个目的。一是收“花捐”,为国家增加收入;二是缓和社会矛盾,安置大量女奴,同时为男子解决性需求;三是吸引游士,为齐国网罗四方人才,为称霸作准备;四是供齐桓公娱乐,齐桓公好色,宫中的妻妾玩腻了,还要出来寻刺激。观齐史,可以这么说,齐国成为春秋首霸,“女闾”起了不小的作用。
姑且不论“女闾”的前三项功用,只说“供齐桓公娱乐”一条。我暗测前贤之腹,以为这是管仲对齐桓公使的一条美人计。只不过,这美人计用得很隐蔽。
美人计,语出《六韬・文伐》:“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声以惑之。”管仲当然不养乱臣,终他一生,易牙、开方、竖刁这些小人都不得接近齐桓公。但“进美女声以惑之”则是他的拿手好戏。当初,齐桓公拜管仲为相之前,两人在密室长谈时,前者就对后者坦言:“我不幸好田猎,又好女色。”兴许,在那个时候,管仲就有了用美人计蛊惑齐桓公,使他跌进温柔乡,把施政大权完全交给自己,并永久信任自己的想法。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都老了。一晃三四十年过去了,齐桓上的头发白了,管仲胡子也白了。
到了齐桓公在位的第四十一年时,管仲就死去了。管仲一死,齐国霸业急转直下。葵丘之会后,列国关系未见任何好转。有齐桓公和管仲在,大家都是顾着面子,不去做太邪恶的事情罢了。管仲活着,齐桓公活着,大家的关系也就像猫、狗和老鼠一样,有只狗在那儿,猫就不敢太欺负小老鼠,只要狗一打盹儿,猫就开始欺负那小老鼠,自私自利的这一面就翻上来了。
另外的问题,楚国,夷狄,就是周边这些人群,特别是北狄,又开始闹起来了。这些聪明的敌人最知道对手,“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你齐国什么力道?他最能感觉出来。葵丘之会后,一段时间内齐桓公和管仲就像救火队员一样,一会儿去解决王室的问题,一会儿晋国出了问题,去管晋国的事,东夷有了问题也要弹压,确实是忙得很,但是作用却不大。到了这个时候,也就没有办法了,当时的社会问题,本就不是霸主能解决的。
有一个事情可以说明问题,齐桓公带领宋、陈等诸侯,去帮助一个鄯国修城,该国在淮水岸边,经常受到东夷骚扰。有一天晚上,有人突然喊了一声:“齐国内乱了!”诸侯的人马一听,便惊得撒腿就跑。当时齐桓公还在,可是管仲不在了,这就好像庙里面把神搬走了,空空荡荡的。
管仲临死的时候,齐桓公去看管仲。40多年的君臣关系,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这时,二人都是老者相,令人不胜唏嘘!齐桓公就说:我说点不吉利的话吧,你要是起不来了,我怎么办呢?
管仲就说:您不找我,有些话我还得找你跟你说,说了我才能走。他赶紧穿上衣服给齐桓公正正经经地行了个礼。之后就说:我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死了以后。远离四个人,离得越远越好!
管仲说:第一个人就是易牙。这个人不是个好人,他听说你没有吃过小孩儿肉,就把自己的儿子蒸了给你吃。人没有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可易牙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爱,他对你的爱也是假的,这种人太危险了,连自己的儿子都敢杀,这种人接近君主,这多可怕!管仲很明白,自己活着易牙不敢造次,但自己也只能管到这儿,他也不能把易牙赶出去。现在自己是人之将死,把这话说了,你爱听不听吧!
第二个人叫常之巫。管仲说,常之巫这个人善治病,各种病都能治,这种人在你身边,你以为有他在,包治百病,生命无忧,你就开始放纵自己了,多吃多喝,多搞一些伤身体的事情。所以这个人,也要离他远远的。
第三个人是竖刁。竖刁这个人为了接近你,给自己做了宫刑手术,多疼啊!人没有不爱身体的,可是他连身体都不爱,太危险了!
最后一个人叫公子开方。他是卫国人,这个人倒是也没杀孩子,也没宫刑,只是在你这儿干了15年了,都不回家看看爹娘,我们离卫国有多远?这种人连自己的父亲、母亲都不爱了,也是很危险的啊,所以离他也远点儿好!
说完这些话,管仲就去世了。
管仲的生命中有一个始终如一的贵人――鲍叔牙,从贫贱之交开始,鲍叔不断呵护管仲,做生意赚钱让他多拿,当兵上战场原谅他当逃兵。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齐侯的两位公子,争夺王位时,管仲箭射公子小白而结怨,如果不是鲍叔牙力保力荐,管仲和公子小白(后来的霸主齐桓公)之间一定是两败俱伤。最终在鲍叔牙的撮合拉拢之下,齐桓公任用管仲成就霸业。
百里奚是典型的大器晚成。怀才不遇大半辈子,被当做奴隶陪嫁、当过死囚、养过牛甚至作为养牛高手被楚王重用。终于经过几次周折被当时雄心勃勃的秦穆公起用,襄助秦国打下坚实基础,成为秦霸有天下重要的一步。
大才,可能会有自觉意识,也可能浑浑然不觉其有才。若管仲、百里奚,本来一颗平常心,如果不是朋友、家人的激励,可能也就终老乡里。管仲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的时候,不会怀揣高远的理想。念父母、顾妻子,对于朋友故意的多让也坦然接纳。箭射公子小白之后本来也抱定必死之念,不复有施展抱负之想。幸而获免,终成大业乃是后来的事。百里奚如果不是贫贱妻子的鼓励,恐怕也就是打柴喂牛终其一生。其雄图大略完全是得遇秦穆公之后渐渐施展的。
由此,我们大体可以知道,民间埋没的人才乃至于大才远远超过被发现和重用的人才。所谓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伯乐”对于很多人而言,还包括机遇、时势等等外部条件。常常听到人们感慨:天才不世出。其实不是天才少,而是造成天才出现的条件不会接踵而至。人类古代历史往往遵循治、乱、分、合交替的规律而演进,乱世出英雄大体是时势使然,大乱之后之大治,英雄之光明处渐渐为日渐规整、严谨乃至于平庸的秩序所掩盖,也就很难一见了。
大才,就如石中之玉,是不会也不应该自我称许的。他也许亿万斯年静默自处,苟有机缘,也会破石而出,震惊天下。反而在平庸之世,“才”、“天才”乃至于“大才”才层出不穷,因为此时有许多无法检验的说辞可以标榜,也有许多常人不辨的光环可以顶戴。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在平庸年月和无道之邦没有这样的条件。窃取高位者不是贤人,没有鲍叔牙和秦穆公那样的欣赏者,大才也只有和时代一样平庸下去。
对于自以为是人才乃至于大才者,心浮气躁,年纪轻轻就志得意满,夸夸其谈,目空一切,已然种下祸根。小则失道寡助,使左右亲近疏离自己,大则败事有余,此等人倘若委以重任后果不堪设想。
姜小白和管仲这两人算得上是“中国经济梦幻二人组”,他俩的经济理论那叫一个多啊,整个一部《管子》,两人一问一答跟说相声似的,各种经济学包袱都在里面。这些理论甚至是完全超越时代的,比后世的《国富论》一点不含糊。
大家可能不信,说中国有如此伟大的经济学家?
您把那个问号去掉,后面加上――管仲,就是答案。管仲在经济学领域的境界,相当于同时代的孙子在军事领域的境界。不过管仲没时间写书,这点跟亚当•斯密不一样。管仲自己不写,也没想起来找写,结果,死了很多年后,齐国才整理他的著作,弄了个半截子文集叫《管子》。大家搞经济的一定要读,跟《国富论》对比着读,读完你一定会感叹中国老祖宗怎么这么牛呢,金融权谋中的各种花花肠子敢情老祖宗早都知道啊,治理通货膨胀、货币战争、价格与市场、税收与财政、国家宏观调控、社会分工,《管子》都讲得特明白,比亚当•斯密早了两千年。
粮仓打败兵工厂
管仲跟姜小白军事上不太在行,但玩阴的,搞金融权谋可不是一般的厉害。管仲把这一套理论称为“轻重论”。今天美国用石油收拾全世界,日本用铁矿石、稀土收拾中国,这些阴损的金融权谋的影子,姜小白和管仲才是祖师爷,一箭不放就收拾了好多国家。
衡山国夹在齐鲁之间,国民擅长制造战争机器,齐桓公想搞定他们又怕干不过人家,就让管仲想办法。管仲说:“衡山国的工厂,造一台战争机器要一年半以上时间,我们去衡山国以高价进口战争机器,燕国和代国听说后,必然害怕我们买机器是要攻打他们,他们要防备就肯定也来订购,他们一买,秦国、赵国也害怕,也会来争着订购,衡山国的产量就那么一点,天下都来订购,机器肯定涨价十倍,到时候如此如此,肯定搞定。”
于是,齐桓公去衡山国高价订购战争机器,结果十个月后,果然燕代赵秦先后来争购,衡山国君高兴坏了,把自己的机器涨价了十倍预订给了天下各国,等着发大财。衡山国大街小巷的人都去兵工厂制造机器,没有人种地了。十二个月之后,齐桓公又派外交通商事务大臣隰朋去赵国收购粮食,赵国粮食卖一石十五钱,隰朋给人家一石五十钱,全天下的商人都把粮食往齐国运输。再五个月后,全天下的粮食都到了齐国,全天下的粮食价格被齐国抬高了三倍。
订购战争机器十七个月后,高价炒作粮食五个月后,齐国忽然不要衡山国的机器了,还跟衡山国断交了。齐国一不要,其他国家也都不要了,衡山国君手里没粮食,也没赚到钱,傻眼了。衡山国只好去齐国进口粮食,很快财政破产,齐国攻打衡山国北部,鲁国攻打衡山国南部,衡山国君想了想,啥也不说了,带着全体贵族搬到齐国做齐国公民去了。
制造泡沫会盟天下
姜小白和管仲的梦幻组合,创作了很多搜刮天下钱财的剧本。虽然是两千七百年前的旧事,但是,后世只是换了演员和道具,他俩的剧本仍然在被使用。
比如,戴比尔斯和英美集团垄断世界钻石矿,通过拉抬钻石的价格,搞全世界男人的钱;美国攻打中东,垄断石油价格,搜刮世界财富。这些伎俩,管仲和姜小白都有专利。
垄断天下奇货,拉抬价格,搜刮天下财富的典型代表作是阴里之谋和菁茅之谋。
大家知道姜小白在管仲的策划下,用了二十年,终于取得了会盟天下诸侯的成功,成了霸主,但他这个霸主有些历史问题。因为宋国是公爵,齐国是侯爵。公侯伯子男,所以,作为盟主的齐桓公心里边有些虚,他得让大家伙儿承认,他这个侯爵,已经不是侯爵,而是超级侯爵,他得证明自己行。
如何证明自己与众不同呢?一天,姜小白对管仲说:“我想明白了,我要带头掀起一场尊重周天子的运动,就叫尊天子以令诸侯。”管仲说:“这样的招术宋国也能想到,关键是搞运动需要经费,谁出钱?我有一招儿,你这么这么,就成了。”
管仲让姜小白去“阴里”这个地方铸城,那里独家出产一种美石(类似玉),这种美石是古代周天子制造王室祭祀专用璧的材料,姜小白修了三层城墙、九个城门,把阴里城防工事整得跟铁桶一样。姜小白让玉工在里面制作好石璧存着,石璧做了五种,一尺大小的标注面值一万泉(钱币的古称),八寸的标注八千泉,七寸的标注七千泉,中标注四千泉,瑗中标注五百泉。为什么做这么多种类呢?因为天下诸侯繁衍了几百年,越来越多,阿猫阿狗都自称是诸侯后裔,都惦记着沾沾封号的光,周天子家族萧条,但他们人丁可是繁荣得不行。管仲做这么多石璧,就是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石璧做好了,管仲就去见周天子,说:“我家国君想搞尊周运动,号召天下诸侯齐来拜祭太庙,但是按照传统礼仪,必须带着彤弓和石璧觐见,否则不能进庙去,您可以批准吗?”周天子问:“这次活动经费谁出?”管仲说:“我们齐国出。”周天子说:“那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办!”
天下诸侯都没有石璧,强抢又打不下阴里城,只好去买,结果天下诸侯的黄金被齐国搜刮无数,阴里的石璧倒是流通到了天下。这一次,齐国赚的钱多得八年都不用收税。
齐桓公赚足了钱,很同情周天子,对管仲说:“周天子也没经费,天子没钱也是孙子,咱也得给天子弄钱啊。”管仲说:“这简单,天下江淮之间有一小块特殊的土地,独家出产一种茅草,这种茅草品种独特,每只都从根上长出三个分叉,这叫‘菁茅’。这种茅是古代诸侯参加天子封禅大会必需的进门证,请周天子派人先把这块地圈起来,然后号令天下诸侯:周天子要带着大家去封禅泰山、梁父山,老规矩――不抱着一束菁茅的,不许进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