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阋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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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阋于墙范文第1篇
1、忆今之人，莫如兄弟。——诗经
2、衣服破，尚可补；手足断，难得连。
3、一尺布，尚可缝，兄弟两人不能相容。
4、须联同气之欢，毋伤一本之谊。
5、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诗经》
6、兄弟虽有小忿，不废雠亲。——左丘明
7、兄弟和顺家必昌。
8、世间最难得者兄弟。——程允升
9、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孟子
10、朋友乃平常亲爱，兄弟为患难而生。——旧约
11、梦中相聚笑，觉见半床月。——李贺
12、客舍休悲柳色新，东西南北一般春，若知四海皆兄弟，何处相逢非古人。——陈刚中
13、姐妹连肝胆，兄弟同骨肉。
14、互不尊重的兄弟就会变成外人。——柯尔克孜族
15、骨肉之间，多一分浑厚，便多一分天性，是非上不必太明。——黄宗义
16、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见乌帽出复没。——苏轼
兄弟阋于墙范文第2篇
史料大致可心分为文字史料和图片史料两大类。文字史料就是用文字记录的史料，包括原始史料（如诗歌、小说、戏剧等文艺体裁中反映历史的史料），图片史料即以图片形式反映的史料，包括文物图片、历史地图、想象图、数据图表等。
史料在教学中有什么作用呢？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皮亚杰说：“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历史教学必须从培养学生的兴趣入手。教材中的史料，不少内容生动有趣，读来感人，可以成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诱因。例如，讲，教材中有一幅对联：“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此联为当时一位爱国人士所撰，题于京师城门，讽刺慈禧不顾民族利益大搞庆典的丑恶行径。诸如此类具有吸引力的史料，教材中比比皆是。此外，教材中还编辑了大量的壁画、陶俑、石刻、古币、遗址等图片，都能激发学生浓厚学史兴趣，从而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二、增强历史感
历史教学应具有的特点便是浓郁的历史感，即，“使历史变活”。适当引用古人的原话和古籍原文，可以增强历史感，使历史教学富有时代气息。讲述史料，看似增加了难度，裨上简化了教材内容。例如，讲述西汉王国问题，引用晁错关于“削藩”的建议：“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这段话仅22个字，但却把削藩的必要性阐述得既深且透，把西汉王国“尾大不掉”、分裂割据的情形，展现在人们面前，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再如，讲述林则徐禁烟，引用他的：“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这句话，把这位民族英雄坚决禁烟的态度、性格和风范充分表达出来了。总之，历史教学中引用一句原话、一段原文，能把历史感渲染得浓浓的，使学生感觉到听历史课如饮陈年佳酿，回味悠长。
三、提高领悟能力
历史知识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过去性，中学生理解历史、领悟历史的能力较差，严惩制改了历史思维能力的发展。史料能比较生动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帮助学生领悟历史，从而培养思维能力。如讲述近代英国对印度的掠夺，可引殖民头子克莱武在英国议会的讲话作为史料。克莱武说：“富庶的城市在我们脚下，强大的国家在我的手中，在我一人面前打开了充满金条银绽、珍珠宝石的宝库。我统共取了20万英磅，诸位先生，直到现在，我还奇怪自己为什么那样客气呢”。克莱武的这一“自供”，当然十分，但可以使学生较深刻地认识殖发主义的残酷，有助于对殖民主义的理解和领悟。又如，讲述19世纪末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形势，在指导学生新闻记者教材同时，让学生看教材中《时局图》，该图反映瓜分形势，生动形象，直到“不言而喻”“一目了然”的作用，弥足珍贵。文字讲述，图片证实，二者结合，学生自然会对“瓜分狂潮”有更深刻的领悟。
四、培养探究精神
历史教学要让学生成为思想的人，必须培养学生的各种思维能力，而史料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教学中让学生直接新闻记者史料，接触各种历史文献，介绍各种说法、观点，可以使学生对历史进行直接的探究。通过分析各种史料，思考这些史料是什么人、什么时间，为什么和怎样做出的，其证据的可靠性、权威性如何？从中反映出作者什么样的观点和背景？这些史料是对事件叙述的全部依据吗？等等。学生经过一番探究，避免了死记硬背教材结论的弊病，加深了对历史的理解，促进了历史思维的发展。例如，有位学生新闻记者湖北去梦秦简中的《田律》，发现它还是一部非常具体的环境保护法。因为《田律》规定：“从春季二月开始，不准进山砍伐林木，不准者塞林间小道，不到夏季不准入山采樵，不准捕捉幼鸟或捣鸟卵，不准毒鱼，不准设置诱捕鸟兽的网罩和陷井。”据此，他认为《田律》是世界上第一部环保法典，是我们文明古国的骄傲！这位学生在新闻记者史料中表现出的可贵的探究精神和创新意识，是值得称赞和提倡的。
史料教学不论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教学质量的提高都有积极的作用，那么在教学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法呢？大致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逐句过关，讲清难点。
对于教材中的重要文字史料，教师要指导学生“细嚼慢咽”，逐句过关。对一些冷僻的读音，难懂的典等细节，教师要给与讲解。对于图片史料，教师要引导学生识图，帮助学生分析，讲清读图重点。例如，教材摘引了《》中的一段：“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兄弟阋于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它出自《左传》，“阋墙”指在家里争吵。这里喻指国共两党关系。像这样的问题，教学中不宜一而过，而要细细讲清楚。再如，《时局图》，每一种动物代表哪个国家？代表德国的到底是“肠子”还是毒蛇？教师都应当引导学生一一弄懂，而不是走马观花。
（二）精心设问，培养能力
对史料的理解和把握，通常要通过让学生解答有关问题的形式来培养。教材中的史料，少部分配有思考题，大部分则没有。教师应围绕教学要求，设计一些高质量的问题，从而激发学生新闻记者史料的兴趣，启发他们积极思考。例如讲明末农民战争，教材提到均田免粮口号，又配了一首民谣：“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对此，教师可设计一组问题：“为什么要开了城门迎闯王？均田免粮口号居农民战争中起了什么作用？口号能否实现？为什么？然后，在教师指导下，引导学生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分析讨论，从而引发学生一连串的活动，在思维中完成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
（三）适当补充，加深理解
兄弟阋于墙范文第3篇
关于谷歌侵权，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侵得好，其道理是于人有利，于己也有利，翻译成时髦的话叫做双赢，既如此何乐而不让人侵之?一种是不许侵，其道理是虽然都有利，却于人利益很大，于己利益很小，而且要得到这个很小的利益还须付出很大的劳动，谷歌在网上公开许诺的60美元不啻是镜花水月，猴子们联起手来也捞之不易，身而为作家者谁还有那捞月的闲工夫嗫?正式加入国际版权组织之前，我们素来奉行的是拿来主义，撇开主义不论，拿来固然无过，有过的是不曾给主人打一声招呼，这可不就是盗么。跨海而盗，海盗大国臭名昭焉。想不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现如今双方角色来了个互换，临到昔日的海盗抡起哭丧棒了，中国作家扬眉吐气的节日也就终于来临。
可是我并不作如此想，或说我并不想到此处为止，我继续在想的问题是同为盗贼，在谷歌之前，在谷歌同时，在谷歌中止了侵权之后，国内那些以阿猫阿狗命名的网站侵得还少吗?与外域的海盗相比，本土的山贼对自家的行情了如指掌，他们可没有什么搭建全球数字化图书馆的远大理想，发点小财，成点小业，打几枪换一个银行账户，中国式的二人转唱得可比谷歌靠谱得多。家贼们发明的办法是招聘一些男生女生，以千元之薪充当鹰犬，到作家处取得授权，然后将其作品挂在网上，网民点击所付之资，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九早已进入他们的账中，却让傻啦吧唧的作家坐在家里等待戈多。
有一种现象应该引起侦破学家的注意，作家的智商显然是不够用的。那些在网站冠以各种暧昧职衔的青年，他们上岗与下岗的速度之迅捷、突兀而又神秘，常常是从天而降又转瞬即逝，有的在签订合同的第二天就再也摸不着他们的脚板皮，带走的是著作权人协议书上的签字、身份证复印件，甚至连银行账号也一并索去，笑眯眯地说是财务要为作者支付稿酬。这便使一茬一茬的继承者把前任许诺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稿酬没有拿着反为身份证的失控提心吊胆。以我本人切身为例，这些年国内各类网站的代表更迭交替，除书生网付过几次菲酬之外，其他如龙源期刊网、有声读物网、湖南远景网等竟无一文。其中有个故事，我今首次讲与同行一乐，有一网站中层主管，离职前来家看我，亲口告我本年稿酬已计算好了交付财务，共几千几百几十元，不日可收。但是此后几年也没收到，我的全部反抗只能是拿出职业本领，用一个校对符号将这四字改为“日不可收”。友人幽默，又加一字，为“日日不可收”。
苍天在上，这事不是谷歌干的，洋贼的战法是来将通名，告你取走一物，限时限地来领60美元。家贼则深谙中华密宗拳法，走马换将，绕得你稀里糊涂根本就找不着北。被盗者对此的反应往往是由愤怒、不甘、斗争、无奈，最后纷纷落入《增广贤文》所劝的退一步海阔天空，还不解恨则再学人家阿Q，骂声只当老子让儿子占了个便宜完事。万分之一，真正遇上一个把维权进行到底的事主，网站也做好赔上万分之一的准备，他们明知有更多的人没有精力进行到底，继续盗窃下去的信心和勇气也就大了。
对于家贼，中国作协没有如对谷歌一样发表严正声明，不知是否因为内外有别，因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因为自家的贼偷来偷去也在自家，只要肥水没有流进外国田里。除此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与富得流油的洋贼相比，家贼较穷，对他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上几点如被言中，那么我就认为全都错了，即便落后如中国古代法律，也从没有过同是盗窃百姓粮食，外国贼判赔十两银子，中国贼则连屁股也不打一下。反之应该一视同贼，无论内外，也不分穷富，洋贼要打，家贼也要打，富贼要打，穷贼也要打。再者说网上窃物如天马行空，无本万利，何穷之有!若有家贼帮洋贼偷东西的二衣子贼，更要奋力打之，由穷贼变富贼的升级版家贼，尤其要一棒打落于臭水沟中，盖因他们的脱贫之快，乃中国作家的挨宰之深，他们的致富之暴，乃中国作家的受害之惨也。
兄弟阋于墙范文第4篇
当商品经济把社会上的一切都卷入交换漩涡中时，金钱对社会的支配，从而拜金主义的观念也就达到顶点。因此，商品货币经济必然带来拜金求利观念的泛起。这是一个历史必然趋势。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陇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拥有巨资，“藏镪有至百万者”[2]，“非数十万不能称富”。而“商人对于这样的社会是革命的因素，……现在商人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了，这个世界的改变，就是从他那里出发”[1](177)。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拜金求利观念突兀奔腾。明代中后期，礼拜金钱之风颇为强盛。利益所在，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趋之若鹜。他们“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3]，从正德年间始，官员们竞相“营产谋利”已不足为怪，就连神宗皇帝也“以金钱珠玉为命脉”，把内府之藏，“拥为己有”[4]。皇帝尚且如此唯利是取，唯财是图，不能律己，何以严人！因此，当时“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并且“相以为常事”[5]。难怪顾炎武曾大发感慨道：“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5]。上层社会为此，下层可想而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为你所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6]。《二刻拍案惊奇》所描写如上情形在《辽阳海神传》中得到印证：“商在外率数岁一归，其妻拏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温情脉脉的家庭情爱，为利欲冰水所严重侵蚀。正是在这股强烈的礼拜金钱之风下，各阶层对商人观念发生变异。人们羡慕在现实物质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的商人生活，感叹他们“嗟峨大船夹双撸，大妇能歌小妇能舞，旗亭美酒日日沾，不识离别苦。长江两岸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7]，传统思维趋向的变迁，使明中后期的社会涌现出崇商弃农、崇商弃儒、崇商弃官的趋势。在商品利润的刺激下，许多农夫、农妇开始从古老的荒原上走出来，走进了商品经济的洪流中，遂形成了“弃本争毫末利”的社会风气。在浙江西安（即今浙江省衢州市）“舍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驶鸳奔走，竟习为商，商日益众”[8]。徽州休宁县“百姓强半经商”[9]。可见人们的谋生手段已经大大改变。不仅农夫弃农从商，而且连“耻于言利”的士人，亦经不佳金钱财利的诱惑，也放弃了皓首穷经的正统途径，转而从商，据范濂记载苏松一带从事“田产交易”的，“初犹无赖小人为之，今年则士类效尤，然不顾名义矣”[9]。这种情况很快形成风气，甚至山西的俊秀之士也“弃仕从商”[9]，怪不得黄宗羲喟叹道，晚明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气”[10]。士人从商，提高了商人的素质，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时期文人的文章字画也沾染了商品经济的味道。据说，“以财岂文，俗谓润笔之资”。这虽非起源于明代，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文士们开始抛弃以往那种忸怩作态，他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向岂文者大量索要资财。有人求文于桑思玄，“托以亲昵无润笔”，桑竟然说：“吾平生未尝白作文字，可暂将白银、锭置吾案间，鼓吾兴致，待文作完，并银送可也”。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还“有一巨本，录记所作文字，簿面题利市二字”。与唐寅齐名的祝允明也如此。“写怀祖尝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枝山曰：‘是现精神否？’俗以银钱为精神也。马曰：‘然’。祝则欣然捉笔。”[11]由此可见，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被金钱和实际利益所代替，金钱已经在当时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因此此时的拜金之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盛行。有人曾对此加以讽刺说：“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11]。万历时黄省曾也慨叹道：“金钱之神，莫甚于今之时矣”[12]。毋庸置疑，也正是这股拜金之风的盛行，才有力推动哲学上求利意识到涌现。李贽是晚明士大夫中“异端之尤”。他首先反对董仲舒“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儒者也是“谋利”的，也是讲究“利”的，只不过他们的利表现为道德上的追求。李贽继而认为，“圣人不能无势力之心”，追求财与势是“秉赋之自然”，也是圣人所不免的。与李贽差不多时代的三一教主林兆恩，也认为“天机”就在“嗜欲”中，对“嗜欲”这种人的本能也作了肯定。稍后的顾天竣不讳言“功名富贵”，承认自己是一个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并进而断言，从来圣贤豪杰都是“功名富贵”人[13]。所以我们可以说，晚明反传统的义利观产生，与这一时期社会上求金拜利思潮弥漫，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从另一侧面上反映了这一现象广泛存在和巨大的影响。所以说，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推动了拜金求利思潮的崛起。金钱的魅力，无处不在，无人不媚，趋利拜金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和世风。
二、家庭伦理道德的动摇和传统家庭组织的裂变
中国传统的家庭内部比较普遍家庭形式是社会学家称之为“扩大家庭”的形态，其特征是：一对老年夫妇与他们已婚孙子们及媳、孙辈同居公财，构成家族内部的财产、劳动和生活单元或细胞，与此相应，就有强调父家长权威，和子女对父母孝敬及家庭成员之间悌睦相处的伦理规定，而其中心则是所谓“孝道”这一旨在维护父系大家族和家族组织的意识形态成为保其稳定不变的重要社会约束。这种状态在商品货币经济不太发达、贫富差距不太悬殊的情况下，尚能相对稳固存在。但当商品货币经济获得较高发展时，商品与货币就成了瓦解传统共同体观念及其组织的强有力的腐蚀剂。这一现象在明中后期表现得非常突出。我国传统封建伦常秩序最重视孝行。“人之行莫大于孝”，而晚明时竟有儿孙焚祖坟，焚祖尸，“鬻其他，利其藏中之物”。而人们对此竟“视为故然”，“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14]，为了一个“利”字，对“长辈”尚且如此残害，兄弟之间相残更不言而喻。鄢陵人戴廷栻在其《先稿存遗》卷3里说：该县“盖至天启以后，而邑之风气大变矣，即明允（苏明元）之论一覆，按之骨肉之恩薄；其由所谓为逐兄之遗孤而不恤，与孝弟之行缺；其由所谓多取先人赀用欺其诸孤子，与礼让之节废；其由所谓为其诸孤所讼，与嫡庶之别混；其由所谓以妾加其妻，与闺门之训哀；其由所谓笃于声色欢哗而小严，与廉耻之路塞；其由所谓黩财无厌，惟富为贤”。这里，不仅论述天启以后该县兄弟家室中的变化，还分析产生骨肉之恩薄的原因。这种互相凌夺、骨肉相残的现象，我们还可在族谱对族人的劝导获悉。安徽祁门《方氏族谱•凡例》中列有“有兄弟”和“一代父职”，二则：“兄弟犹手足也，母得份情失谊以贻父母之忧。然阋墙之变有二：非听信手枕也，即溺情于财产。夫争财之心生，只致败亡之祸；枕边之言入，顿起离间之端，家门之大不幸也。嗣后余族兄弟当念同气连枝之重恩。古人推梨让枣之义，勿启争端为外人笑”；“凡代父职掌务者，无论冢子、庶子，择其贤能者，使之每日钱谷出入都要至公至慎。登载账簿切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不宜大秤小头并用，以伤阴骘。若有犯者，一经败露，举家责罚。纵不败露，天地鬼神讵能瞒昧乎”。这二则《凡例》说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兄弟阋于墙是普遍现象，古人的推梨让枣之义已难得见到。兄弟之间“争财之心生”，各自“存私利己”，已使二代以上共居共财的扩大家庭已难于维持，家庭结构处于不断裂变之中。诚然，晚明不乏资本雄厚的富商巨贾，所谓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有“藏强百万者”，他们并非没有能力维持一个扩大家庭，但是，在“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世风下，难免会有“溺情于财产”的大家庭成员，产生“争财之心”，以至招来“败亡之祸”。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有汗翁散财一则，讲的便是大家庭败亡的事情。许翁是歙县汗氏尚义门四房的家长，“家故巨富，启质物之肆四十余所，江浙间多有之，至翁犹然”，“其子家弟中，则有三四辈，以豪伤自喜，浆酒霍肉，奉养逾王候。家僮百数十人，马数十匹，……炫耀于乡间。一日忽郡吏文书来，太守以其豪横欲逮问之，乃凶惧，上下行贿求免，所费无算，始寝不问”。这些子弟于是出游江浙，“凡其家没肆之处，无远不至。至则日以片纸至肆中，取银钱无厌足。主者或勒之，辄怒曰：‘此故吾家物，何预公事’，使所善家，自至肆中，恣所取”。许翁自度不能约束其子弟，决定把所有典铺关闭，发给上下伙计二千余人遣散费。结果，许翁之钱罄矣。十数世之积，数百万之赀，一朝而尽，亦可骇也。”有鉴于此，巨商在兄弟长成或家庭人口增多时，使亟亟乎析财分居。关于兄弟析财的记载很多，如大盐商汪应亭，“父令析著，先诸兄弟后其身”[15]。又如婺源汪方锡，“业渐鹾，时父老弟幼，经营十年，积巨赀，与弟分之，不有私财”[16]。因析财不均而兄弟构讼者也时有之。如万历时，盐业巨贾养春兄弟析家分财时，为争夺黄山地二千四百亩而构讼。天启时，魏忠贤利用黄山旧案兴起大狱，勒索巨款助工，吴养春兄弟父子三人俱死狱中。析财不均尚且构诉，可知兄弟同居“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难做到了。析财分居不仅可减缓家庭内部的矛盾，而且也利于商业经营。兄弟析财分居时，各自独立经营，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各人的积极性。也有兄弟分家后又合资经营的。如婺源人董桂照，“后析居，与兄合赀，业本姑苏”[17]。兄弟成了合作的股东，利权分明，各司其责。这样兄弟关系就成了商业伙伴关系，从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可见，家庭规模的缩小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侈靡之风的盛行
兄弟阋于墙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心雕龙；诗经；论述
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到魏晋六朝时期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它的内容涉及到了中国文学发展到六朝时的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品。《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受到了刘勰的高度重视。在《文心雕龙》的大部分篇章中，刘勰都曾直接或间接地提到《诗经》，并对《诗经》的作者、修辞手法、艺术成就、对后世的影响等发表了精辟的意见。这些意见，既有对前代研究成果的因袭，也有总结和发展，研究《文心雕龙》关于《诗经》的论述，对于深入了解《诗经》及其研究史，以及了解《文心雕龙》的伟大成就，无疑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对《诗经》作者的论述
《文心雕龙》对《诗经》作者的论述多本毛诗亦兼采众说。如《原道》篇：“重以公旦多才，振其徽烈，制《诗》缉《颂》，斧造群言”范文澜《文心雕龙注》释云：“据《毛诗・豳风・七月序》，《七月》周公所作；据《尚书・金滕》，《鸱》周公所作；据《国语・周语上》，《时迈》亦周公所作；故刘勰云‘制诗缉颂’也。”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联系史传子书评述道：
按《国语・周语中》：“周文王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汉书・刘向传》：“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曰：于穆清庙，……秉文之德。”《吕氏春秋・古乐篇》：“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是《小雅・常棣》、《大雅・文王》、《周颂・清庙》，并周公所制，故舍人云然。
据此可知刘勰此说乃博采众家而成。《才略》篇中又有“吉甫之徒，并述诗颂。”《毛诗・大雅》的《崧高》、《民》、《韩奕》、《江汉》小序皆曰：“尹吉甫美宣王也。”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对这一问题亦有详细解释：
按舍人明言“吉甫之徒，并述诗颂”则所指当非尹吉甫一人之作。……据《毛诗序》，《公刘》、《酌》、《卷阿》、皆召康公戒成王而作；《云汉》为仍叔美宣王而作；《常武》为召穆公美宣王而作；《》为史克颂鲁僖公而作。如益以刺诗，作者则更多也。”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刘勰的这一论述是依据毛诗而来的。
二、对《诗经》修辞手法的论述
《文心雕龙・序志》篇谓后二十五篇为：
至于割情析采，笼圈贯，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
其中的“阅声字”包括《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七篇，专论修辞手法。七篇之中不仅对《诗经》的谋篇布局、遣字造句、用韵等问题皆有不同程度的论述，而且《诗经》也成为其“阅声字”的重要依据。如：《声律》篇：“诗人综韵，率多清切。”言《诗经》之用韵清晰准确。《章句》篇：
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蚕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拟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
这是说《诗经》各章之内容虽相对独立，但章句之于全诗则如蚕茧之抽丝。首句必顾及篇中，尾句必呼应前旨，故能文采交织于外，脉络贯注于内，前后衔接，首尾一体。
其他如《俪辞》：“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则是对《诗经》运用对偶这一修辞技巧的肯定。此外《夸饰》篇还列举诗句以肯定“夸饰”这一修辞技巧。刘勰还提出“若能酌诗书之旷旨，剪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污，亦可谓之懿也”的写作宗旨，充分说明了刘勰对《诗经》中各种修辞手法运用的高度肯定。从修辞的角度对《诗经》做如此细致精微的分析在刘勰之前是没有的。他的这一论述也为后人从文学的角度研究《诗经》开启了无数法门。
三、对《诗经》艺术成就的论述
《文心雕龙》在广泛征引运用《诗经》的同时，对《诗经》的艺术成就也做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其中既有对《诗经》教化功用、整体风格的总结如《宗经》篇：
《诗》主言志，诂训同《书》；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
这段话不仅是对《诗经》教化功用和创作风格的总结，也可以说《文心雕龙》全书对《诗经》的论述都是围绕着这段话展开的。其中“《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是对《诗经》的作用和文字特点的论述。“诗主言志”见《尚书・舜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又《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此盖刘勰造语所本。至若“诂训同《书》”者，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谓：“《诗疏》曰，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雅》训而为《诗》立传。据此，则《诗》亦须通古今语而可知，故曰诂训同书。”是则刘勰承袭故训界定《诗经》的功用是用来表情达志的，它的文字同《尚书》一样古奥难懂。“风裁兴，藻辞谲喻”则是刘勰对《诗经》体裁内容和语言技巧的概括。所谓“风裁兴”也即《诗经》中既有《风》、《雅》等不同类型的诗篇，又有“比”、“兴”等不同的表现方法。这是对《诗大序》“诗有六义”说的继承。“藻辞谲喻”谓文辞华丽而比喻诡谲。《诗大序》“主文而谲谏”，郑玄笺：“谲谏，歌依违不直谏”。《诗大序》从美刺的角度说明风的特点纡徐而不直露。而刘勰的重点在于指出《诗经》辞采华美，譬喻曲折的语言特点。
至于“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则又是刘勰对《诗经》整体风格和艺术感染力的总结。按《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此句是说在诵读《诗经》的过程中可以体会到它温柔敦厚的特点，也正因为此，所以《诗经》最能切近读者之内心深处。刘勰论文力主宗经，不仅指出各种文体皆导源于《五经》，且极力于经书中探索文义，以为其建言的根据。此处即融合了先秦诸家及毛诗之说，指出《诗经》在言语、辞采和思想内容上的可宗之处。
亦有对《诗经》创作经验的分析如《通变》篇：“商周丽而雅”以《诗经》具有华丽雅正的风格，较之虞夏的质朴和楚汉的艳侈最可综尚。《情采》篇：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
指出诗三百篇皆有为而发，情真意切。既不似“诸子之徒”的过分夸张铺叙，亦不若“文贵形似”之藻采满眼，而独具情感与语言，内容与形式兼顾的文学之美。《物色》篇中大量征引《诗经》中模物状貌的诗句，以说明《诗经》在描摹外物上具有“物色尽而情有余”、“并以少总多”的特点。《诗经》的作者运用词叠语，拟声状貌使所表现的意象鲜明深刻，并以极少的笔墨统驭繁多的形象，情文并重，辞采赡丽。刘勰所论，至为精当。
四、关于《诗经》对后世文学影响的论述
刘勰诠论先秦以迄魏晋千余年间的作家作品，探求其中崇替兴废之所由，得出“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的文学演变中继承创新的发展规律。在论证中刘勰特别突出了《诗经》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对《诗经》的思想内容、形式技巧等方面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均有论述。如《原道》篇：
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
刘勰指出由于《诗经》影响所及，商周之时的文章日亦文质彬彬。此处论述的是《诗经》对整个时代文学风尚的影响。《宗经》篇：“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则以“赋颂歌赞”诸文体由《诗经》中衍化而来。又如《明诗》篇：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
刘勰认为汉初之四言诗亦继承了《诗经》的美刺精神，五言诗在《诗经》中也已有萌芽。至如“三六杂言，出自篇什”其源也在《诗经》之中。这又是《诗经》对后世文学体裁的影响。又如《夸饰》篇：
若能酌诗书之旷旨，剪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污，亦可谓之懿也。
《事类》篇：
及杨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
则是《诗经》的修辞技巧对后世的具体影响。此外如《乐府》篇：
宣帝雅诗，颇效《鹿鸣》。
《颂赞》篇：
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荣，典章一也。
又是《诗经》对后世作家、作品的具体影响。
刘勰征圣宗经，诠品九代之文，其对《诗经》的论述一方面本诸汉儒之旧说；另一方面又能结合自魏晋以来学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从文学发展及文章写作的角度来解读《诗经》。这既是刘勰论文重通变的具体体现，也是他对《诗经》研究的贡献所在。（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 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中华书局，2000年版.
兄弟阋于墙范文第6篇
关键词：金融中心；金融集聚；金融腹地；金融功能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6-0018-05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境内提出建设各类金融中心目标的30多个城市，正在自觉不自觉地、不约而同地步入一些误区。试举三例：一是重中心建设，忽视腹地培育。没有认识到中心是一个相对于其经济地域(腹地)而言的空间概念，没有腹地就没有中心。试图甩开腹地，甚至关起门来，建设一个孤零零的中心。二是重机构无序引进，忽视中心功能定位。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今天，没有认识到不同金融交易空间在实现金融功能方面的分工和专门化。国内有一定条件的城市，都在试图建设的金融中心具有同质化特征。结果是兄弟阋于墙，大家都是竞争对手，将合作置于可供选择的方案之外。三是重争取(出台)政策，忽视发现市场需求。各地建中心的思路大同小异：不知规律，不讲可能性，抱定“人强胜天”，急于求成，立足于争取某种行政特许权(如所谓的纳入国家战略)，争夺行政和上级政策资源，立足于政府权力和资源的非正规运作，试图构建某种排他性的政策高地。以至于大家都被锁定在一个“竞争性政策优惠”路径中，比赛着提供力所能及的政策优惠，害怕被其他(如政策上)更有竞争力的中心抢走机构和业务。上述现象屡见不鲜，名为建设金融中心，实际效果却是南辕北辙。
我们对金融中心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从17世纪初的阿姆斯特丹算起，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尽管如此，各地金融中心还是“完全是不同质的，具有极端的异质性和不规则性。”各种讨论和研究金融中心的文献，对金融中心的界定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国际上较有知名度的是，伦敦金融城编制的“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数(GFCI)”，也受到市场的广泛质疑。国际权威的经济学辞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和《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中，也没有收录诸如“金融中心”或“国际金融中心”这样的词条。这些说明金融中心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概念。国内关于建设金融中心的理论探讨和实践，也验证了大家对金融中心的陌生。
现实需要我们科学准确地理解和认识金融中心。尽管世界上每一个金融中心都是特殊的，但我们仍可以归纳出金融中心必备的一些一般性内涵。本文认为，历史上能够被称为金融中心的地方，有以下三个要素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是地理空间，也就是金融腹地，是中心吸收和辐射能力能够达到的地域范围，国际、区域或国内金融中心等说法就是以金融腹地范围为标准的。其次是中心地点，即金融集聚地，就是上面的地理空间范围的金融活动经常在哪个地点集聚，如伦敦金融城、纽约华尔街、香港中环、上海陆家嘴、北京金融街等。再次，金融中心必然是在实现某些金融功能方面，具有其腹地范围内它者所没有的优势。本文围绕这三个要素，主要结合北京金融街的实际谈一些对金融中心的理解和认识，以期整理出建设金融中心的思路。刍荛之见，或可供斟酌一二。
一、功能定位
世界上的金融中心都是在实现某些具体金融功能方面具有其腹地范围内它者不可比拟优势的中心。如伦敦是全球国际贸易的汇兑与清算中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借贷场所和外汇交易市场；纽约是美元资本输出地、世界美元交易的清算中心；东京是全球以日元计值的资本输出地；像加勒比海、中东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和亚洲地区的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这些城市重点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两项功能；巴黎、苏黎世、新加坡、阿姆斯特丹等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只突出了在国内、国际和离岸三种市场功能中的两种，而开曼群岛、巴拿马和巴林等地仅仅发展离岸市场功能。
功能定位是金融中心最重要的特征。需要强调的是，单纯金融机构的集聚而缺少金融交易活动(实现金融功能)的地方，不是金融中心。如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特，集聚了近40家金融保险总部，是世界保险业的大本营，但没有人认为哈特福特是一个金融中心。
功能优势是金融中心的灵魂。解决问题要抓住牛鼻子，建设金融中心的牛鼻子就是发现和培育这种功能优势。有人说北京金融街实至而名不归(提出推动金融街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大家根本没有搞明白金融街的“实”，也就无法“名”之。比如北京市2008年4月30日正式《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中，将北京金融功能发展定位为“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这些说法，更多的是一种具有宣传意味的术语。金融当局所在地与金融中心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金融决策中心与金融管理中心的说法，是我们生造出来的名词；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是一切金融中心的应有之义。这种定位“好听而不中用”，对不上金融中心功能定位的口径，因此也就没有指导实践操作的实际价值和作用。
准确的功能定位是建设金融中心的理论前提。机构集聚、市场培育和战略布局，都要服从服务于这一前提。国内具有建设较有影响力金融中心潜力的地方，如北京金融街，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迫切需要在理论上和认识上明晰金融街在实现金融功能方面的核心优势及其不可替代性。需要强调的是，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应当从国内和国际资本那里寻求答案。
二、金融集聚地
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学说，是金融地理学和金融中心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他们认为，金融集聚带来的好处，一是信息。金融机构的利润来源更多地依靠各类信息，获取非标准化信息(有别于如股市行情等标准化信息)是致胜关键，但非标准化信息的质量会随着信息者与使用者之间的距离的变化而变化(即距离衰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金融机构喜欢“扎堆”。信息内涵决定着金融中心的重要性、影响力或话语权。主导着国际金融市场相当领域高端信息服务的路透社和彭博社，正是伦敦和纽约在全球金融市场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反映。二是人才，金融行业大约70％以上的成本是人力成本，也就是说金融业是一个高度依赖专业人才的行业。一般而言，金融机构集中的地方也是金融人才集聚的地方，金融中心的人才优势对金融机构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三是中介服务。金融机构需要大量的信息技术、会计审计、法律、投资咨询等社会中介服务，这些中介服务供应商会自觉地向金融中心集聚，这种集聚又在吸引金融市场的新进入者。四是创新。一方面金融家面对面的接触往往能擦出创新的“火
花”，另一方面能够随时了解“外部是怎么样的?其他人在做什么?”等信息，也是创新的驱动力。当金融中心的集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往往会出现不利于机构集聚的因素，如金融中心所在地经营成本高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生活不舒适等。这样，有利于金融集聚的因素(向心力)与集聚自身产生的不利因素(离心力)之间的平衡状态，决定了金融集聚的适当规模。建设金融集聚区的途径是，扩大有利于机构集聚的因素，削弱不利于机构集聚的因素。
换个角度，从金融资本的视角来看这一问题，逻辑上可能简单一些。不同空间市场机会的变化，引导着金融机构区位选择和金融资本流向的变化，进而是金融集聚空间的变化。一方面，追逐利润是资本的天然属性，资本偏好向投资收益率高和资金安全的地方集聚；另一方面，自由流动也是资本的重要属性，监管较宽松，税收较低的地方，也会吸引金融集聚(多为变化离岸中心)。从全球范围来看，导致金融资本流向变化以至于金融集聚空间变化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如新兴经济体的兴起)、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新的金融排斥导致金融空间系统的重构、部分国家和地区金融管制和相关优惠政策变化、交通通讯信息技术改进对金融资本与距离有关成本的影响、日益全球化导致一些关键性地区(如国际金融中心)在国际金融经济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等。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金融体制下，国内某地希望获得不同的监管和税收政策是不现实的。诸如投资收益率、信息、人才等实现金融集聚的因素，都与城市政治经济地位等属性有较大关系，短期通过有限的政策手段实现有效改善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境内有条件建设金融中心的城市并不多。有条件的地方，在实现金融集聚方面，地方政府可供作为的范围也是有限度的。具体讲就是，能够抓住改革的机遇，大力扩展政府和中介服务、创新金融环境优势、营造宜居环境、培育包容性文化等。
三、金融腹地
中心是其服务、辐射区域的中心。没有经济腹地，中心就会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就不会有所谓的中心。先生上世纪40年代谈到中国的大都市上海与伦敦和纽约的不同。主要的意思是讲，伦敦和纽约这些大城市和它们的腹地具有共生共荣的关系，城市发展带动腹地发展，腹地发展促进城市发展。而当时的上海与其经济腹地的关系正好相反，(当时的)上海越是发达，其周围地区就越贫困。如果“中心一腹地”的关系是60多年前先生提到的这种情况，建设中心只能是所谓中心城市～厢情愿的事。
金融中心比其他经济中心更具特殊性。金融是跨越时空配置资源的制度安排，金融无边界，外面的金融变化也必将影响到内部。金融在地域上天然地具有全国属性、全球属性，那种试图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金融的思想是极为荒谬的。建设金融中心，要有全局视野、开放的胸襟(公正、透明、大度、包容，甚至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温布尔登精神。
中心城市与腹地之间存在辐射、传导、对流的关系。一方面，向心力(集聚带来的好处)导致腹地的金融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促进中心城市的金融产业成长；另一方面，离心力(主要是资本对流动性和逐利机会的要求)引导金融资源通过不同渠道向腹地传输。金融要素在辐射指向和辐射边际两个方面同样遵循势能衰减和距离衰减两个基本规律。因此，建设金融中心，“功夫在诗外”，腹地有多大，金融中心的能级就有多高。要建设国内金融中心，就当着眼全国；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就当着眼全球。
(一)建设国际层面的金融中心就要有国际视野
与国际上主要金融中心比较，国内的优势主要是经济总量增长迅速带来的市场信心和国际资本的进一步期待。不足主要在以下方面：
市场化。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低，利率还没有形成市场化定价机制，政策仍然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等。
国际化。中国金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远远滞后于中国经济。国际化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人民币不完全可兑换，汇率形成机制不完善，缺乏全球性的支付清算系统，参与本地金融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数量少，国际化视野的人才欠缺等。在本币没有国际化的情况下，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基本上是天方夜谭。
税收政策。国际通用企业总税率(企业应缴税额在利润中占比)衡量税负水平，中国为73.9％，东京为52％，纽约为46.2％，伦敦为35.7％，香港为24.4％，新加坡为23.2％，迪拜为14.4％。企业所得税率我国为25％，伦敦为30％，纽约为24％，香港为16％、新加坡为20％。我国金融业营业税税率高达5％，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不征收营业税或税率较低(1％左右)。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累进税制，月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万(对于金融高端人才来说比较普遍)的部分最高税率为45％，高于美国(35％)、香港(16％)以及英国(20％)。
生活环境(宜居程度)、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包容性也不同程度存在差距。
从国际资本的视角看，当前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政策，二是人才。政策方面的限制是国际资本不能自由流动，人才方面的问题是高端人才不愿来(税负过高)。我们的政策和(经济)制度变化已经落后于国际国内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国发[2009]19号《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中提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当是充分考虑了政策和(经济)制度方面的差异。
(二)建设国内金融中心就要能合作包容
目前在建设境内金融中心方面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城市主要有上海、北京、深圳，近两年金融产业增长较快的城市有天津和重庆等。我们以北京金融街为背景展开论述。
如果大家都是立足于建设同质性的金融中心(就像目前观察到的那样)，国内金融版图就会形成类似于战国的混乱局面。在这样的语境下，困难可能会比办法多。比如，与陆家嘴、滨海新区等地相比，金融街的优势，一是离决策中心近，有信息优势；二是金融、非金融企业总部集聚的中心。金融街在资金集聚与辐射、金融风险管理、金融深化程度等方面具有优势，这些优势集中体现在配置金融资源的能力上。有人据此认为金融街是事实上的境内金融中心。金融街的不足，也可略作列举如下：一是发展空间限制，目前建成区内没有两千平方米以上的可供面积，已经成为吸引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入驻的硬约束。二是吸引力、辐射力和服务力不够，与金融街配置资源的体量不相称。具体讲，一些初次来到中国的国际金融界人士甚至不知道北京金融街，金融街对外资机构的吸引力，不如上海浦东和深圳；对新兴金融机构的吸引力，不如天津滨海新区。三是市场缺位，缺乏全国性的金融交易市场。四是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在为服务金融机构的优惠政策方面，
金融街落后于国内其他金融集聚区。五是区域环境品质需要提升，国际化程度、宜居程度需要改进。六是区域之间，甚至包括北京市区县之间发展金融业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现在还缺乏有效的应对办法。七是主动抓住发展机遇的意识和能力都有欠缺，有时是认识不到机遇；有时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政策、服务手段抓不住机遇等。上述问题，至少金融街在拓展空间、市场缺位以及改善居住交通等环境品质各方面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努力。北京金融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困难可想而知。胸怀建设金融中心大志，面临“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窘局，这恐怕是多数城市的真实写照。如此下去，中国恐怕会错失国际金融中心梯度转移的机遇。
建设金融中心需要转换思路。首先要认识到金融中心建设并不必然具有排他性，北京金融街建设金融中心并不排除天津、重庆等地建设金融中心的可能性，反之亦然。例如，伦敦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也没有排除伦敦的富商大贾到瑞士苏黎世去打理私人银行业务。其次要认识到金融中心都是在实现某些具体金融功能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的中心，需要充分发现市场需求，找准金融中心城市在实现金融功能方面的定位。国内不同金融中心只有明确了分工和专门化，相互之间的合作就会大于竞争。
尽早明确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是建立相互包容关系，培育腹地的前提。如何准确地定位金融中心的优势功能?我们尝试通过北京和上海的比较来找些思路。坊间流传北京是行政化的金融中心，上海是市场化的金融中心，这是很深的误解。回过头看近20年来金融街和陆家嘴的成长历程，我们很容易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金融街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金融中心，陆家嘴是国家政策打造的金融中心。没有政策支持的金融街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优势在哪)?著名银行家陈光甫有句名言：“金融贵在流通，流通全靠信用”，意为一个银行要发展，必须树立牢固的信用。进一步引申，由信任而信用，社会信任决定着信用以及金融活动。中国社会的纵向系统特别是自上而下的社会信任系统十分发达，决定着信用活动或信用机构只有在政府的支撑下才能蓬勃发展…。与之相伴，掌控金融又成为维系这种社会结构的必然。这样，中国的金融发展与政府能力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例为证。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也有两个金融中心：北京和上海。1920年，总行设在北京的华资银行有23家，额定资本总额约14674万元，实收3622万元。而同年总行设在上海的华资银行仅9家，额定资本仅802万元，实收547万元。二者相差若干倍。好时光没有维系几年，随着北洋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失控，各机构纷纷将总行迁到上海，不到六、七年的光景，北京的金融业随之衰败。可以说，北京金融街的优势内生于社会结构，具有类似天然的中心属性。金融街发展与全国金融发展具有高度的协同性，金融街国际化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高度的协同性。着眼全国，北京金融街应当是人民币资本的主要供给地、国内人民币交易的清算中心和人民币资产管理中心。确立了这样的功能定位，前面谈到金融街的一些不足，诸如对新兴金融的吸引力不足、吸引金融机构入驻的优惠政策不足等，就不是问题了。在明确的功能定位指引下，那些新兴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以及对地方政府提供优惠补贴敏感性较强的机构，不会成为金融街关注的重点。
统筹好“中心一腹地”关系是建设金融中心的政治，不可不重视，不能不做好。那种视他人为竞争对手，以排他性思路建设金融中心的行为，实质在上演“南辕北辙”现代闹剧。培育金融腹地，一是要客观认识地域差异，在不触动各方利益的前提下，开展积极的沟通和协调。二是推动金融合作，谋求共赢。中心城市要能够较好地包容腹地的金融诉求，主动走出去，与重点城市和区域在金融资源流动和金融产业发展方面建立互利合作关系，主动发现需求，主动为周边乃至全国的金融需求服务，扮演好自己应当扮演的角色。
四、结论：机遇何在
上世纪80-90年代，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交通通讯信息技术的发展，削弱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有人甚至宣称“地理学已死”。金融中心的发展并没有完全验证这种说法。至少近20年来，交通通讯信息技术以及金融交易技术的改进，加快了金融中心的收敛过程。纽约、伦敦等世界性的金融中心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一些小的、区域性的金融中心的重要性在日趋下降。这种变化趋势，对有意建设省域一级金融中心的城市，可能不是好消息。随着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深化，金融机构行政区划界限的日益模糊，这种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小。境内有条件建设金融中心的城市，只能是有限的几个。
本文归纳了金融中心的一般性内涵，实质是整理建设金融中心一般性的思路。金融中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的基本结构由“功能优势、金融集聚地和金融腹地”三者组成。建设金融中心需要整体设计，盲目上马会浪费资源，修修补补会错失机遇。
在日益分工和专业化的今天，任何地方都不能包打天下，金融中心首先是在实现某项或某些金融功能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的中心，功能优势是金融中心的灵魂，功能定位是建设金融中心的中心。具体到北京金融街的功能定位，境内视野，北京金融街应当是人民币资本的供给地、国内人民币交易的清算中心和人民币资产管理中心。国际视野面向未来，北京金融街在成为以人民币计值的资本输出地和世界范围人民币交易清算中心方面具有较大潜力。事实上，准确确定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是非常困难的，但事先根据自身条件和国内国际金融市场变化趋势，确定主要的努力方向和业务范围还是可以做到的。
围绕功能定位，按照金融集聚规律，增强向心力，削减离心力，通过强化信息、人才、中介服务优势，改进创新环境和宜居环境，来凝聚金融集聚优势，提升金融集聚规模。推进金融集聚的目的是更好地服务腹地，需要培育金融腹地的意识，统筹好“中心一腹地”关系，按照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推动区域间金融合作，来建设金融中心。
理清建设金融中心的思路，机遇和努力方向就在眼前。大致说来，北京金融街发展的机遇，一是要牢牢抓住金融改革催生或衍生出来的具有行业领导力的金融机构，如证券金融公司、存款保险公司、大型的资产管理机构、投行等。二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当前一个重要的机遇是建设世界范围内人民币交易的清算中心。以上两个方面的机遇事关金融街核心利益，这些机遇的流失意味着金融街行业领导地位的动摇。三是在培育和发展市场方面，眼光可能需要更高、更长远一些，可以探讨地方政府债券(或市政债)的发行与交易的市场、人民币产品交易市场、占据资本市场最高层次的市场类型等发展机遇。四是要坚持不懈地打造金融服务高地，大力扶持金融标准、金融信息、资信评级等机构发展壮大。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这些机遇或机会，有竞争，但更多的应该是合作。
参考文献：
[1][瑞典]瑞斯托・劳拉詹南著，孟晓晨等译，金融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书馆,2003：2.
[2]上海金融报自2009年12月15日至29日，连续刊登5篇署名庄峻的文章，依次为：“核心功能是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首要指标”、“发展潜力是评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稳中有变是反映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客观规律”、“取样必须公正评价应当科学”、“一国地方政府的国际法律责任”，对该指数的缺陷和问题作出系列点评.
[3]著，赵旭东，秦志杰译，中国士绅[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8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