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妖记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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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妖记影评范文第1篇
制作一部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有人花了七天，有人却花了十三年。
2015年7月和8月，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月。在国产片保护月的政策下，各路电影英豪粉墨登场，纷纷上演着他们的电影传奇。这其中，烂片与特效齐飞，山寨共快餐一色。
尽管如此，依然有几部电影刷新了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让我们在感叹山寨的同时，也在体味着时间的重量，以及“不完美毋宁死”的匠人精神。
这就是2015年那个夏天的光影世界，一个验证着诚意与专业的电影次元。
事件1
《汽车人总动员》涉嫌抄袭事件
是山寨还是原创？
2015年6月，一部叫《汽车人总动员》的国产动漫电影公布了它的主海报。一瞬间，它在网络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另一种关注――人们吃惊地发现，其主海报与美国迪士尼公司出品的《赛车总动员》极其相似。
同一时间，日本一家早间新闻栏目“sukkiri”也报道了中国动画电影《汽车人总动员》即将上映的新闻。在栏目里，主持人质疑《汽车人总动员》有山寨迪士尼动画《赛车总动员》的嫌疑，理由是《汽车人总动员》中三辆车的外形，酷似《赛车总动员》的闪电麦昆、士官长和法兰斯高。
《汽车人总动员》导演卓建荣第一时间回应，自己的公司收到迪士尼方面的律师函，但已经回函举证“并未抄袭”，迪士尼方面也没有继续追究。迪士尼随后发表官方声明称：“和众多中国网民与影迷一样，我们对出现这样的事件感到担忧，除此之外，我们目前对此事没有其他评论。”
《汽车人总动员》出品方甚至回应，他们只是学习了迪士尼的作品，但《汽车人总动员》和《赛车总动员》是完全不同的。在《汽车人总动员》里有人类出现，所以这并不是山寨而是原创。
山寨的背后：这些项目能挣钱？
北京青青树动漫科技有限公司、国产动漫《魁拔》制作方首席执行官武寒青说：“总有一群‘生意人’利用欠发达地区观众对信息的不敏感，‘复制’好莱坞动漫影片，而这些项目常常能挣到钱。”
有网友火眼金睛地指出，国产动漫涉嫌抄袭，《汽车人总动员》绝不是第一个：
声音
有人说，山寨是中国最大的特色之一，但山寨得理直气壮的，真的很少见。要知道，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不是人才，也不是钱财，而是创意与自尊心。我们在指责山寨事件的同时，理应拥有一种独立思考的意识，培养十年磨一剑的毅力和决心，而不是浮于表面。
事件2
六天拍一部的大电影
去电影院看一期电视节目
“六天就拍摄完成，还获得很高的票房……这将导致没有制片人会愿意继续投资一部严肃的、付出了很大努力的电影。”
2015年2月，导演冯小刚在浙江卫视录制真人秀节目《我看你有戏》时，再度开炮，而这一次，他将炮口对准了近两年风头正劲的综艺大电影，让不少网友拍手叫好：“冯小刚终于放了次好炮”“那种速成的玩意儿就不叫电影”。而资深影评人“第十电影”也在微博中写道：“真人秀一次又一次地获得高票房，《推拿》这种电影却卖不动，《天注定》连上映都实现不了，这些都是中国电影的悲哀。”
冯小刚炮轰的电影，正是《奔跑吧，兄弟！》大电影。电影上线第一天，门户网站豆瓣给出了2.8的分数。但这并不妨碍它连续夺得单日票房冠军，首周票房破2亿，影院排片量第一。
失败，曾是综艺电影的主旋律？
《奔跑吧，兄弟！》并不是第一部火起来的综艺大电影，2014年1月，《爸爸去哪儿1》以6.95亿的票房，让综艺大电影第一次跃入人们的视野，也“震碎”了电影人的三观：原来电影可以这样，直接把电视节目搬到大银幕上。
但在这之前，大部分综艺大电影都存活得很艰难：2009年，《快乐男声》的衍生电影《乐火男孩》遭遇票房和口碑双败;2011年，在情人节档上映的电影版《我们约会吧》依然惨败;2013年，大热的《中国好声音》以原班人马打造的故事片《中国好声音之为你转身》，票房同样惨淡。
“《为你转身》失败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好声音’最火爆的时候，没有跟进电影版，时间节点没抓好。其次，电影只是围绕唱歌展开，题材比较单一。”某影城负责人吴瑛这样分析。
北京一家电影公司的宣传总监徐先生认为这类型片子不会长时间受追捧：“这些电影都是快餐式的，其实现在就是在消费市场对节目的追捧。你看一些综艺节目也是这样，走到一个高峰之后势必会回落，这是发展的常态。我倒觉得不必过早地说这些电影不好，或者炮轰。目前这些电影受欢迎是必然的，毕竟有节目的火爆收视率做基础，但不出两年，当观众的新鲜感被耗光，自然不会像现在这么火。”
对综艺大电影来说，失败曾是它的主旋律，如今它面临的，依然是必然下滑的命运。归根结底，还得从其快餐式的制作过程中深挖。导演侯孝贤认为现在的很多导演不是导演，仅仅是产品经理：“每天忙着抓各种流行元素，这次想10亿，下次想20亿。你每天盯着观众干吗？电影是关于人的，你对人彻底理解了，拍出来的电影就能打动观众。你可以成功一两次，但不会永远成功。因为你不是在创作，你是在帮观众找东西凑合看。”
声音
我们常常感叹，为什么我们总是失败，而离成功越来越远？其实，当你眼里只有别人的成功时，你是无法找到这个答案的。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我们不是卖力地跟风效仿，而是需要追求脚踏实地、慢工出细活的精神。
事件3
《大圣归来》与《捉妖记》：时间与光影的重量
“我是自来水，我为大圣代言”
“从今天起，我是自来水，我为大圣代言！”
“好电影，不会死！”
“是时候也该让我们的猴子去惊艳四方了！”
2015年7月，一部叫《大圣归来》的动画电影悄然上映，没有惊天动地的宣传。但没想到，一个月之后，《大圣归来》的票房已经达到了8亿。大圣的粉丝自称“自来水”，他们说自己是自发的免费“水军”，只负责“安利”电影，因为“安利”《大圣归来》的理由，就是“爱与正义！还有梦想！”
《大圣归来》电影创意的起源，是在2007年。导演田晓鹏有天回到家里，发现自己两岁的儿子正津津有味地看奥特曼和蝙蝠侠。他觉得心脏上有种被刺痛的感觉：“我得做出点什么，起码让儿子在看动画片的年纪能看到老爸的作品。”
这个作品，一做就是八年。
电影从一开始，就面临资金短缺的窘境。田晓鹏为此压上了自己在外面“接活”时期积攒下来的几百万，而在最困难的时候，团队中的几十个人纷纷离他而去。“没有人对这个项目抱有期望，当时完全看不到曙光。”田晓鹏说道。
但这丝毫不影响田晓鹏对影片细节的反复打磨。以最后一场悬空寺的戏为例，建筑模型经过了4个月制作，再加上其他环节，一场戏制作完成耗时1年左右。《大圣归来》中总共有九十多场戏，平均每分钟都有新的场景。在动态分镜阶段，田晓鹏曾要求技术团队“不要考虑时间和成本，只要做到极致的完美”。这直接导致这个阶段的成本增加了三到四成，历时两年多。也正是因为这样，当最后孙悟空从耳朵里掏出金箍棒，披风一展，变身为齐天大圣时，我们才能看到连迪士尼制作人也惊叹的画面：“这完全不输《功夫熊猫》。”
《大圣归来》上映后的第三天，票房已过亿，而排片量也从原来的不足5%上升到14%。这样辉煌的数字背后，在一般观众看来，怎么着也必须得配上一个热血激昂的励志故事，诉说梦想背后的艰辛与不易。但田晓鹏却在微博上这样说道：“其实这片子挺一般的，有那么多优秀的同行在，我这种笨蛋受宠若惊了。说两句胡话，我希望有一天能像大圣爷那样为爱去拼，更想像玄奘那样毕生执着于梦想。”
“胡巴，我们从头再来”
七年，是电影《捉妖记》的时间刻度。
2015年8月9日零点，中国电影终于赢来了自己的第一部“二十亿大片”：电影《捉妖记》票房达到20.04亿，正式超越《变形金刚4》的19.78亿成为内地票房亚军，仅次于冠军《速度与激情7》（24.26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资深的电影研究者尹鸿评价：“《捉妖记》是一部有共享性价值观、准确定位和成熟执行力的电影，它将华语商业电影推向了一个新的标杆。”
而胡巴，也成了这个夏天最引人注目的荧幕萌宠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光胡巴的设计成稿，就有200张。经过不断修改，胡巴的形象才渐渐清晰，最终活跃在大荧幕上。
但对《捉妖记》的出品人江志强来说，胡巴和时间都不是最艰难的部分。最艰难的是重拍。
2014年初，《捉妖记》已经拍完并完成了特效制作，按原定计划，将在春节档上映。但这时，主演柯震东却出事了！
当江志强第一时间看到柯震东锒铛入狱的新闻时，他几乎崩溃了。他不明白，老天爷为何这样折磨他。“柯震东的戏占了70%啊！”
整个团队都在等，他们不知道电影要多久才能上映，有人说5年，有人说10年。在焦虑了1个月后，江志强拍板：换人，重拍！
但是按照原来的投资额，如果重拍，票房必须冲到10亿，影片才可能回本。江志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这样说：“重拍不是为了钱，是不希望几百位工作人员6年的心血白费。”为了不影响影片质量，江志强重新筹资了7000万用于重拍，由此影片前后的投资额高达3.5亿。
2015年2月10日，演员井柏然进组重拍柯震东的全部戏份，而后期团队也开始重新制作特效。姚晨和汤唯也在重拍时加入，她们坦言，这次就是来帮江志强的忙。
“美国有《哈利・波特》《指环王》，什么时候中国能有自己的哈利・波特和阿拉冈？”江志强曾为《哈利・波特》能够连拍十三年而心潮澎湃。他同样渴望自己能打造出这样的华语奇幻电影。尽管“胡巴”并不完美，但这丝毫不能影响我们感知其中的诚意，关于电影，关于时间。
声音
我们经常感叹，时间去哪儿了？当时间流走了，曙光却还没来，我们还需要坚持吗？田晓鹏和江志强用事实告诉我们：需要。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年复一年的坚持，还需要重头再来一次的勇气。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站在命运之巅，唯有把眼前的事做好才是王道。
{延伸篇}
匠人：
一生只做一件事，再把它做成奇迹
“大凡足够高深之技术，都与魔法无异。”
英国科幻作家亚瑟・查理斯・克拉克曾提出了与科学文化有关的三大定律，其中有一条如此说道。
日本手工匠人Nobuo Okano就是这样一位拥有魔法的人。他花了三十年的时间在旧书的修复工作上。
有人曾拿来一本老旧的英日词典，希望Nobuo Okano帮忙修复。除了重新制作书脊和封面，切割磨损的侧边，还原地图的完整，Nobuo Okano施的最多的“魔法”，居然是用镊子将每一页的书脚重新弄整齐，这是整个环节中最枯燥的部分，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这样看上去“乏味”的工作，Nobuo Okano坚持了三十年，并还将继续坚持下去。
在日本，这样的匠人还有很多，而“匠人文化”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让日本社会走向繁荣的重要支撑。
1955年，日本政府建立了“人间国宝”认定制度。日本本国将不定期地选拔认定“人间国宝”，那些大师级的艺人和工匠，经严格遴选确认后，投入雄厚资金保护起来，以防止手艺流失。
捉妖记影评范文第2篇
乐视影业CEO张昭怒斥影评人“躲在阴沟里诅咒中国电影的你已经腐烂”，让舆论不断升级，也让外界产生了一种错觉――《长城》是乐视影业的“命根子”与“遮羞布”，需要借此提振关联上市公司的股价。
但实际上，乐视影业只是负责《长城》中国地区的宣发工作，真正的幕后操盘者是万达影视。
《长城》由传奇影业、环球影业、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乐视影业联合出品，制作成本高达1.5亿美元，约合10亿元人民币。据称，传奇影业为最大的出资方，投资比例约50%。
而万达与传奇存在的资本关系，让《长城》事实上成为了万达的“亲儿子”。对于万达而言，《长城》在资本层面的战略意义要远远高于在票房上的得失。现金流充裕的万达“不差钱”，只是缺乏更具市场说服力的故事。
合作新套路
在2016年年初，万达集团宣布，以不超过35亿美元现金收购美国传奇影业公司。随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阐述了传奇对于万达的战略意义：“传奇公司拥有众多的IP知识产权，并购这个公司的价值，绝不在于电影本身。”
当时，并没有太多人在意王健林的讲话，认为这是“场面话”，但伴随着万达在影视领域的全产业链布局日益深入，传奇影业对于万达的IP输出作用显得日益明显――传奇出品过《蝙蝠侠》系列、《宿醉》系列以及《盗梦空间》、《环太平洋》等著名影片。在2016年，传奇将《魔兽》带到了中国，尽管这部作品在全球市场上表现并不理想，但却在中国市场大获成功，突破10亿元的票房成绩成为暑期档当之无愧的赢家。
《魔兽》背后“好莱坞IP+中国操盘组合”的套路，在中国电影市场斩获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之后，传奇（万达）在中国市场最大的手笔就是《长城》，比起《魔兽》只是利用中国粉丝对于游戏本身的追捧，《长城》直接由中国导演、演员作为第一主角，可能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让好莱坞一线明星来做辅助，全力衬托中国明星的电影。
张昭对《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下称《21CBR》）记者回忆称，中方与美方最开始接洽已是两年之前，那时万达还没有完成对传奇影业的并购，但相比此前好莱坞对于中国的“高冷”，这一次已显得颇为“真诚”。
“好莱坞也想通过合作的模式来一起开拓中国市场，这与多年之前我们只去采购版权大为不同。”张昭介绍道，在《长城》确定立项之前，包括乐视影业在内的大多数中国资本，与好莱坞的合作形式大多是以财务投资、购买版权为主，极少直接参与到影片的具体流程。
为资本炮制
截止到1月3日，《长城》的票房已超10.6亿元，但按照以往经验来看，想成为比肩《美人鱼》、《捉妖记》这样的数十亿元的票房爆款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巨额的投资面前，这样的票房成绩依然是杯水车薪。按照正常的投资回报比，《长城》票房至少要达30亿元，才能保证投资盈利。
但单部作品的得失并不是关键，王健林所看重的是长线生意。《长城》制片人罗异曾在公开场合表示：“《长城》是一众投资商的一场赌局，尝试的意义已超越输赢。”目前，《长城》可以印证的是，万达的“好莱坞IP+中国操盘组合”模式具备相当的可复制性，好莱坞的工业体系可以生产出“中国特色”的产品，这就增强了万达在影视领域全产业布局的稳定性与抗风险性。
“万达这种全产业链模式，从制作到最后上映均有涉足，且每个环节实力不俗，在国内资本市场是相当被看好的。”有券商分析师对《21CBR》记者表示，国内市场与美国市场完全不同，各个方面发展均不成熟，需要巨头挺身而出来整合资源，影视领域的资源从分散到聚拢，符合产业发展趋势。
在《长城》的试水之后，传奇还将带来《环太平洋2》、《金刚：骷髅岛》等多部好莱坞巨制，在这些作品中，依旧能够见到景甜作为核心演员出场。“此后的模式会比《长城》更有突破，会集合更多有实力的参与者，毕竟《长城》只是第一次。”有万达内部人士说道。
相比与《长城》同期上映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后者为华谊兄弟主控，豆瓣评分高达7.7分，但上映10日票房仅1.04亿元。究其原因可以发现，问题主要出在排片上：《罗曼蒂克消亡史》排片仅《长城》的一半。院线渠道上的失意，让华谊兄弟再度成为万达全产业链的“刀下鬼”。
捉妖记影评范文第3篇
华语片
有品位的电影太少了
红鱼：开始之前，先说个我觉得有意思的事儿。今儿跟一个做媒体的姐们儿聊天，她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她说“现在适合你们这帮有品位的男人看的电影太少了”。就说的是现在的华语电影。
赛人：一不糙、二不搞，是吧？
红鱼：你看眼下卖座的这几个片，《捉妖记》《煎饼侠》《大圣归来》，没有一个是25岁以上审美正常的男性会去看的。
赛人：没有“杀人放火搞破坏、不三不四搞人爱”，这电影就不行。电影要有这些元素，而且要在电影市场占据一定的份额。但现在的市场很奇怪，反倒是很多小片子在做这种。有这些元素，并不是说要去戳破你的道德底线―犯罪题材跟题材一样，都是暴力的东西，但并不是说要去戳破或教唆观众去做。
红鱼：关键是它们通常会打个弯儿又回来了，比如回归家庭。遗憾的是我们缺这样的电影。有时候就想：我们每年能有10部《心花路放》这样的电影就OK，但现实却是《心花路放》我们也要好几年才一部。说到《烈日灼心》，我给三星半―其实要放在纯华语片的体系里，这片都奔着四星去了。
赛人：《烈日灼心》开始改了好几次名字是吧？开始叫《法外之徒》。
红鱼：后来叫《不法之途》―把“徒”改成了“路途”的“途”。
赛人：后来又改成《烈日灼心》。不清楚这个名字过审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它更容易犯忌讳。只要出现“日”字，就会让我们想到建国后的某种象征，但我真的搞不清楚电影局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是不是因为原著小说叫《太阳黑子》，含含糊糊的东西。
红鱼：“太阳黑子”这个东西其实阻碍更多。上世纪80到90年代的时候，咱们国家好像有过这个比喻，拿太阳黑子比喻人身上的缺点，它指向的是人是善恶的复合体―这一点在《烈日灼心》里被曹保平坐实了，他让段奕宏说了一段“人是什么，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总和，你想不出他有多好，也想不出他有多坏”的台词。
黑色童话
原著改编后的思索
赛人：曹保平有个片子叫《李米的猜想》，有一个地方看完让很多人不满意，就是觉得邓超和周迅的爱情，太漂亮了，缺失粗糙的劲儿，不如他另一部《光荣的愤怒》做得好。《光荣的愤怒》里面人的那个状态，就好像完全被生活所牵引所左右，有人在能力范围之内去与生活做抗争，而他对抗的这个东西也是生活所给予的―在这一点上，《烈日灼心》跟《李米的猜想》一样，都是黑色童话，而且《烈日灼心》的童话色彩更重一些。我看做合格片，觉得人物不能这么去处理，这样太危险了，稍微弄不好，故事和人物就显得绵软。
红鱼：从改编的角度看，《烈日灼心》显得过于黑色童话了，反而削弱了原著的一些东西。曹保平在电影结尾追加了一个“番”，就是最后涉案的一个惯犯，在邓超被制裁之后落网了，之前干的事都招了出来，说水库灭门案是他干的不是邓超三个人干的―这是对原著最大的颠覆，是成是败值得商榷。它现在的状态是：小女孩是灭门后留下的孩子，他们想让她能在更好的环境里成长，虽然三人罪不至死，但又为什么一心求死？这都是改编后遗留的问题。
赛人：还有一点就是：这种改编没能把握真实的罪犯心理和动机。既然你选择这个小说去改编，就要把这个人物的动机做得更圆滑更舒服，但《烈日灼心》并没有。
红鱼：非但没有，甚至改得更差。在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里，就是邓超和郭涛两个很正常的爹，对女儿有强烈的喜欢和保护欲，但是为什么却没有表现，从小女孩跟他们之间的互动也看不出来。在原著里，小女孩跟高虎扮演的那个角色坐在渔排上，给人的就是既像父女又像兄妹―这种处理就很动人。但改编之后不少观众就会莫名其妙：高虎本来已经跑了，但突然又自杀了，“不行啊，看不着女儿我活不了啊”―为什么啊？前边有这样的铺垫吗？
赛人：对，这些地方的改编让人很难接受。还是高虎那个角色，电影把他改成了脑部受损智商有限，结果发现是假装的。但原著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就是高虎一直在渔排上，相当于安享晚年地陪一个小女孩。
红鱼：毁坏了原著的韵味。原著里这三个人就是凶手，水库灭门后在水坝边儿上捡到一个小女孩，以为这是老天给的救赎的机会，就一起把孩子养大。但这里改成不是邓超他们三个干的，但孩子确实是被灭门一家人的孩子。动机和逻辑全都乱掉了。
人性底色
犯罪题材的困局
赛人：还有一点我很难接受：这个片子里没有写出那种残忍来。美学上讲犯罪，要写出残忍中的不忍，如果两者都没有，那就是个空架子。按照正常人的逻辑，犯罪之后会立刻离开这个城市，但电影里让小女孩压迫着邓超三个人，让他们没有选择离开―不是不可以这样做，而是你要给他一个更强大的动机。电影里似乎想用道德惯性充当动机，但这又不对了，犯过罪的人，骨子里的价值观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他们有种混不吝的感觉，而且他们的道德感，比平常人更容易崩溃。
红鱼：人物角色，美化也好童话化也好，在这里相对还是扁平的，因为没能写出由好变坏或由坏变好的过程。欧・亨利有个短篇小说，说有个江洋大盗开锁一绝，却在某个小镇爱上一个姑娘后决心洗心革面，当要结婚时，有个小孩把自己锁进了保险柜。他要是选择开锁，就被追查他很久的探员识破;要是无动于衷，小孩就会死掉。最后他救了孩子，然后走到探员面前说“你铐上我吧”，那探员当没看见，吹着口哨走开了。很短的故事，中间却翻了好几次对人性冲突的刻画。
赛人：无论是好人变坏还是坏人变好，在以前并不难，但现在怎么就变得好像很困难了？
红鱼：两个方面的原因吧。首先你不能否定审查的原因，这是个很重要的步骤;其次就是导演的创造力确实在下降。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有审查的门槛，就更容易让人找到借口：反正审查的时候也过不了，就越不去写，越不写就越不会写。
赛人：这种好坏转变最经典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就因为高利贷的事情去杀人，但他又没到非杀不可的地步，这种价值观的混沌，更容易让人同情他。而有人同情他，那他就有犯罪的可能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很尊重这个人最基本的状况，他写到了这个人急于被社会认可和接纳的虚荣。这就把他上升到了泛意义上的“坏人”，但他也有写他身上小小的善良―这个东西就很感动人。就是说，他遵照了人最基本的人性逻辑，就像林冲夜奔那场戏，他那么冷酷地杀了那么多人，然后还把头割下来放到台子上，从来没有读者觉得突兀，为什么？他是被逼到这一步的。所以京剧里讲“女怕思凡、男怕夜奔”，很多人的逻辑达不到这个地步，太不好演。
疼痛感
罪案电影的官能体验
红鱼：从《光荣的愤怒》《李米的猜想》到《狗十三》再到《烈日灼心》，与其说曹保平是对犯罪感兴趣，到不如说他对罪犯的人性感兴趣。但是很遗憾，他这次没有写好，跟母本之间的冲突也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去化解。
赛人：说白了就是他没有拍出犯罪电影的那种痛感。日本有部片叫《切肤之爱》，就把疼痛感做得很足。东亚比如日本和韩国，有一种狠劲在里边。《烈日灼心》就缺少这种痛感和狠劲，而且国内电影人都很难去呈现这种狠劲。
红鱼：本质上也有民族性的东西决定了我们做不出来。
赛人：我们也有残忍的一面，也有做坏事的时候―这是世界上每个民族都具备的。
红鱼：但中国文化里很少呈现狠的一面，尤其是近一两百年，中国一直讲的是表面上笑哈哈背地里捅刀子，你看香港片就是。
赛人：其实我还想说日本、韩国与犯罪电影的问题，他们大部分犯罪电影都是很有痛感的。在全世界范围里，犯罪电影拍得好的，其实是法国、美国和日本。不过美国和法国虽然拍得好，但是他们的痛感做得没有日本好。美国与法国的犯罪电影，更多的是优雅、无奈或苍凉，像艺术一样的那种感觉。但东亚地区的犯罪电影就比较尖锐、生猛。
红鱼：美国的犯罪电影大部分是讲下层生存权的问题，本身有很大的生存压力，所以才走上犯罪道路，稍微像纪录片。但东亚地区常年来都处于一个动荡的状态，中日韩包括中国香港。特别是香港，他们的安全感很差，所以近几年才会犯罪片回潮，像《寒战》《赤道》《风暴》―犯罪电影在东亚土壤能成长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要让观众有切身的痛感体验。
赛人：所以从电影语言讲，黄秋生在《无间道》里的死，比马丁・斯科塞斯的《无间风云》更有疼痛感。中国人对痛感的审美，就是要直接要有力，黄秋生掉下来后，梁朝伟一回头，然后音乐响起，这个痛感是斯科塞斯做不来的。包括《无间道2》，陈冠希看着刘嘉玲被撞死，这种细节在西方电影里也不常见。
红鱼：其实《无间道2》的痛感做得更大，因为它的背景是，那正是社会交替的动荡时节，人们对何去何从的思考就掺杂在电影里，增强了犯罪电影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