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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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废除范文第1篇
作为维新健将的梁启超对科举的批判也是基于对两派思想的批判与继承。梁启超对科举的批判主要基于科举对人才与学校的禁锢两个方面：（1）科举桎梏人才，而人才的兴衰关系一国之兴衰。清季之时，八股时文在坊间如山如海，无数知识分子沉溺其中，不知汉唐旧事，遑论西人近学，对科技人才起到了巨大的扼杀作用。梁启超叹曰：“学术界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学问都不相容，而科学为尤甚。”科举作为主要的选材标准，致使洋务派培养的新式人才不能容于当世。严复回国后，不能得志于当时，曾多次参加科举。梁启超对此曾曰：“中国所谓洋务学生者，竭其精力，废其生业，离井去邑，逾幼涉壮，以从事于西学，幸薄有成就，谓可致身通显，光宠族游，及贸贸然归，乃置散投闲，瓠落不用，往往栖迟十载，未获一官，上不足以尽所学，下不足以救饥寒，千金屠龙，成亦无益。呜呼，人亦何乐而为此劳劳哉。”由此他认为洋务人才被束之高阁皆由科举之弊。科举的选士标准对人才起到了巨大的扼杀作用。（2）科举对新式学校有强烈的扼杀作用。梁启超认为，中国之衰弱在于教之未善，要想彻底改造教育，必须变科举，兴新式学堂。“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废八股、变科举成为新式学校成长的必要条件。由此梁氏主张广设学校，普及教育，开民智，申民权，培养近代新学人才。在此基础上，他对中国近代学制、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日本由学校开始变法不出三十年而崛起的例子，也让他感到改造教育的紧迫性，而当时科举的存在严重禁锢了学校的发展，学校作为科举的附庸地位依然没有改变。倡废科举成为梁氏改革的主要焦点。
1905年，迫于各方面压力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光绪帝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科举制的废除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其划时代意义甚至超过。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举重压下的新式学校步履蹒跚，非有大变革不能除千年之积弊，科举的废除终于使知识分子走出传统学术的牢笼，开始睁眼看世界，中国学术由传统逐渐走向多元，中国也走向了新纪元。但就在科举制度终于被取缔，新式学堂迅猛发展之时，作为倡废科举的维新健将，梁氏为什么又作恢复科举的惊世言论呢？这应该说是他在游历欧美等国家以后，对西方社会和制度有了更深的体悟之后，结合当时社会现状对科举制度重新作出的理性思考。
1910年，梁启超在游历欧美，亲眼目睹西方国家借助科举制度改造成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成效之后，发出惊世之论：
“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实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
对科举的赞美之辞溢于言表。梁氏复科举的言论是他对西方各种制度进一步熟悉以后的产物。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自清廷废科举以后，在选士及其相关领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制度断层，选士制度的缺失，使得晚清政府对国家的控制进一步削弱。无数出路阻塞的生员，掀起了我国留学史上第一次，但是比起全国近百万的生员来说，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生员只好在自己的家乡另谋出路，秀才当兵成为晚清的一个重要现象，这进一步催生了清朝覆灭以后近二十多年的军阀混战。科举终结之时，无数生员心如死灰，当时对其各种影响评价还为时过早，经过几年的沉寂以后，对这些现象感触颇深的梁启超的科举观必然也有所转变。其实对科举制度梁氏早就有正确的认识，在《变法通义·论科举》一文中，他写道：“科举弊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也。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读书，不必知学，虽骏愚逸，亦循例入政，则求读书，求知学者毕少，如是故上无才。齐民之裔，虽复读书，虽复知学，而格于品第，末从得官，则求读书，求知学者亦少，如是故下无才。上下无才，国之大患也，科举立，斯二弊革矣。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
科举制度废除范文第2篇
【关键词】书院 考试制度 高考制度 启示
中国最早形成较完备的考试选拔制度应始于西汉的察举制，后来魏晋南北朝改行九品中正制，到隋唐以后采用科举制，一直沿用到清末。至近代，废除了科举制度，新学堂和新学制系统得以确立，施行所谓的“新教育”，但教育考试方面仍仿照科举形式。自1952年建制至今，普通高考经历了一个创立―反复―废除―恢复与改革的曲折过程。现今高考制度也面临着不少的困境，书院考试制度虽对于现今的高考制度有一些启示作用，但是考试制度也仍存在一些社会制约性。
一、 中国书院考试制度的确立及演变
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是一个公众活动的场所。我国关于考试起源的理论有“山顶洞人说”、“尧舜说”、“西周说”、“汉代说”、“隋唐说”等多种观点。我们认为，考试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都有密切的联系。考试体现着社会对其成员资格的要求和认定，大规模的社会考试还昭示出社会所需“贤才”的标准，进而成为人才选拔和推进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一）汉代时期的考试制度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有学校出现汉代设科射策和太学课试等多元考试方式的推行。察举制是由地方官察访人才并举荐给朝廷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孝廉是两汉察举中最重要的常行科目，然而并不考试，而是由郡国以“孝悌”、“廉正”的标准察访推荐。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试制度
东汉末年的腐败政治，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九级差额评选制度――九品中正制应运而生，它是一种铨选方法而非贡举方法。隋代出现的科举制度并不是废除九品中正制而创建的，而是继承汉隋间的察举制而发展来的。
（三）唐朝时期的考试制度
唐朝科举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唐朝对完善科举制所做的贡献不可小觑。唐科举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常科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最为重要的还是明经、进士两科。制科是为“待非常之才”而设。唐科举还盛行“通榜”和“公荐”，为了得到达官贵人的赏识并向知贡举官推荐，许多士子要向他们呈送行卷，这有利于全面综合考察士子们的水平，不至于“一考定终身”，但也造成了唐末科场的，请托之风盛行。
（四）宋朝时期的考试制度
宋代书院在形成为一种制度的过程中，考试制度也逐步得以建立。宋代的考试制度可分为三类：第一为“制举”，由天子直接考选；第二为“常贡”，由各州县贡入礼部考选；第三为“学选”，由太学三舍中送选。宋代的科举考试“重目的，轻方法”。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学家欧阳修曾这样评价科举制：“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其无情如造化，至公若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
（五）元代的考试制度
元代对于科举制度，并不重视。至太宗九年，始以三科取士，分经义、词赋、论三科考试。到至元元年，诏罢科举，六年，又复科举取士。明代对科举比较前代更为重视，因此科举制度较为完备。
（六）明代的考试制度
明代书院随王、湛之学的兴起而兴盛，各地联讲会，搞会讲，考课亦受冷落。考课的目的在于发现自身的缺点，明白自己进德修业所达到的“次第”，以便“鞭策”自己在“修业上着力”自励，而不是与别人争名次，比胜负。提倡的是传统的“为己之学”，即学习考试都是为了自身的修养。
二、 书院考试的类型
书院考试根据其考试内容、主考者身份、考试时间的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首先，从考试的内容来看，书院考试就可以分为德行考核与学业考课两大类型。德行考核是对学生一贯的道德品性、日常的行为举止进行检查，看它是否符合既定的标准。学业考课则主要是对属于智育方面的学业水平的测试与考试。书院学业考课依其考试内容又可分为经古课、诗课、字课、小课、散课、正课等名目。
三、我国高考制度现状分析
现行考试制度，大致可分为报考资格、考试形式、考试内容三个部分，其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考试。从考试形式来看，考试时间于2003年规定在6月，考试基本是文化测试，采取统一笔试形式；全国绝大多数考生均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艺术、体育类考生在参加统一考试的基础上，另参加高校单独组织的专业考试，部分实施自主招生的高职院校实行完全的单独考试。从考试内容来看，考试总体分为文理两类，考试科目主要有“3+X”、“3+X+l”、“3+l”、“3+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测评”几种，“3”即在语文、数学、外语，“X”为自选科目，己备不同高校选用。现行招生录取制度，大致可以分为招生方式、录取标准、录取方式和招生机构四个部分，其主要特征是集中录取。从招生方式来看，主要有全国统一招生，高校自主招生，保送生三种方式。
四、书院考试制度对高考的启示
回顾科举制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科举制从唐朝的开放多样到明清的科举“永制”，一步步的走向严格化、规范化的同时，也走向了封闭僵化与落后灭亡。特别是明清时期，明代将八股文作为一种固定的考试文体，独重进士科，贡院也在此时制度化。而科举内容也千年不变，《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被统治者拿来作为钳制读书人思想的工具。所考内容空疏无用，只注重文辞，“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以致“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漠不关心新知识、新技术，目光短浅、狭窄，跟不上时展的步伐，与近代科学的发展背道而驰，以致遭遇淘汰厄运。
参考文献：
贾非.中国古代考试与学校教育[M].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04.
刘海峰.中国考试发展史[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武汉.华中师范出版社，2002.
科举制度废除范文第3篇
城市户口应届就是城应。
农村户口应届就是农应。
高考是高等学校选拔新生的制度，中国有1300多年科举考试的历史，这一制度曾显示出选拔人才的优越性，深深地影响了东亚各国。1905年，清廷出于发展新教育、培养实用人才的需要，废除了科举制度，转而引进西方的学校考试制度。中国现代高考制度的建立，就有这样两个重要来源：一是科举考试制度所形成的传统考试思维和价值，二是西方现代考试制度的模式和手段。
（来源：文章屋网 ）
科举制度废除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两宋科举制度；防止作弊；中央集权制度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是一种通过分科考试发掘人才、选拔人才为朝廷所用的选贤制度，起源于隋朝大业年间，在唐展成型。在两宋时代，科举选拔制度更加完备。宋朝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实力；经济上施行租佃制，使商品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在文教事业方面，宋朝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并大力倡导发展文教工作；由于这个时期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科举制度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也使得宋朝的科举制度与之前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而本文也重点讨论探究宋朝科举考试制度的新特点。
1.以任用考试代替资格考试
早在隋唐年间，当时的科举制度只是资格考试，士子中榜后仅仅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并不会直接授予官职。如果想做官必须在国子监深造之后再由吏部考核任用。考核不合格者需再等三年才有资格再次参加吏部考核。实际上吏部考核的限制名类繁多，大多数寒门弟子都无法通过吏部考核，因而常年不能做官。比如唐宋家之一的韩愈，因多次参加吏部考核不过而沦为一介布衣数年之久。
两宋时期科举考试取消了吏部考核，士子只要中榜就能获得御赐的名衔，之后便可顺利步入仕途。宋太宗赵光义称帝时期，士子通过殿试取得进士称谓，以三甲放榜；宋真宗年间再细分成三甲五等，但凡及第以上，无需参加吏部组织的考核，就可以授予官职。随着历史的发展，及第被授予的官职越来越高。当初太祖时期授予官职的等级相对较低。如开宝八年仅仅授予当年新科状元王嗣宗司理参军的官职，主要是管理地方的狱讼勘鞠事务。而到了太宗兴国年间，当时的一、二等进士和九经通常能取得将作监丞、大理寺评事或者各州通判之类的官职（1）。这些进士步入仕途几年之后最高能官居一品宰相的高位。通过史书查证：两宋时期共有133位宰相，其中通过科举制度入官的竟有123位之多。总之，宋朝将科举考试以任用考试代替资格考试，可以为皇帝笼络一大批士子，囤积人力资源，达到人尽其才，这一特点也被后世沿用。
2.限制士族子弟与庶族子弟竞争，取消针对门第出身的限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荐举制和九品中正制，这意味着选拔官员的权利始终被当时的门阀士族所掌握。他们在政治上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因此庶族地主家的弟子很难步入仕途。到了隋唐时期，门阀士族阶级已经衰落，实施科举考试制度，使得寒门弟子也有了做官的机会，这无疑是进步的。但是这个制度很不完善，存在一些弊端漏洞，士族阶级仍然有权力去左右科举考试的公平性。通过史料查证，唐朝共有宰相369人，有98人属于名门大族。（2）这说明唐朝仍然有将近三成的宰相出身于士族地主。他们把持朝野，控制仕途，这使得科举考试制度仍然被控制在士族手中。
宋朝的统治者采取多种措施来限制士族与庶族的竞争。雍熙二年的科举考试，宰相李之子宗谔参加考试并中榜，太宗赵光义在殿试时义正言辞的喝斥道：“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也！皆罢之。”（3）并且多次告戒主考官，要求选贤任能，“当务选擢寒俊”（4），不能屈于权贵，行私舞弊。以至于士族大家“各以所亲为请”，真宗时期，科举考试“无得以下第亲族宾客求赐科名。”（5）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大量的庶族弟子凭借自身的能力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
除此之外，宋朝的君王通过一系列改革，逐步取消了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太宗时期，朝廷诏书明确规定各行各业均可参加科举考试。（6）这使得前朝前代一直与仕途无缘的工商杂类子弟以及边关各地的士子也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南宋时期，甚至有屠夫参加科举考试的奇闻，只要有能力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被授予官职。这意味着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基本上没有了出身门第的限制。据此可知，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面向整个地主阶级、甚至面向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以及工商杂类人员，这结束了士族大家长期把持仕途的局面，也就削弱了社会各领域中血统门第关系的作用，这也会激励大众百姓读书应举，改变人生，彰显了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
选官范围扩大，取消门第限制，使得科举考试向所有人开放。这种变化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经历五代十国的社会动荡，两宋时期的士族地主势力完全没落。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租佃制盛行，土地自由买卖，使得庶族地主势力快速发展，工商业者的地位极大提高。他们想通过科举考试以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政治愿望愈来愈强烈。2、宋朝的统治者希望通过科考来笼络大量庶族子弟参与朝政，这样可以遏制世族势力的肆意发展，加强中央集权，为宋王朝的世袭统治打下结实的基础。
3.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急速增长
唐代科举取士名额很有限，每年至多有六七十人中榜，高宗咸亨四年录取人数最多，也仅仅有79人。到了两宋时期，情况却大不同，据史料记载，两宋科举取士人数十分庞大：北宋的科举考试，开科考试达81榜，取士人数方面，有史可考的正奏名进士大一万九千五百九十五人，诸科一万六千三百六十六人，共计三万五千九百六十一人；特奏名（7）人员有一万陆仟零叁拾伍人；正、特奏名人员共计五万一千九百九十六人。南宋科举考试开科49榜，取士人数方面，有史可考的正奏名进士两万三千一百九十八人（其中明法科两人）；特奏名进士一万九千零八十七人，正、特奏名人员共计四万两千两百八十五人。通过其他途径，譬如武举、童子举等科目选为进士的人数也有好几千人。也就是说，两宋时期参加科举考试取士约十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七人，年平均中榜人数约为三百六十一人，这个人数几乎是唐代取士人数的五倍，是元朝的三十倍，而明代取士人数每年也平均不足百人，清朝则每年取士人数仅仅将近百人（8）。
两宋科举取士人数迅速增加，主要有主客观两个原因：客观方面，北宋建国之初，疆域骤然广大，行政机构增多，各地官员相对匮乏。开宝年间，“诸道幕职，州、县官阙八百余员”（9）。直到宋真宗时期“州县多阙员”。所以只能依靠扩大科举考试取士人数，收罗大量人才，才能填补各级行政机构的人员空缺。主观方面，唐末之后五代十国社会混乱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朝廷由武人掌控，武人缺乏封建伦理纲常教育，经常出现专断篡位之事，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武人出身，因篡位而夺权，故不信任武将，重文轻武，也就依赖增加科举考试取士人数来选拔文官参与朝政。
4.士子的综合素质大幅提高
宋朝的科举考试制度相对比较完善，这样不仅为统治阶层笼络了大量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人才的综合素质较前代大幅提高，其中有些士子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具有深远的影响。有道是“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10）纵观我国整个历史，两宋人才济济名副其实。北宋人才从真宗至神宗几朝最为强盛。仅仅宋仁宗一朝就有千古风流人物几十人，他们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自己浓厚的一笔。如晏殊、范仲淹、包拯、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苏氏三父子等，既包括具有雄才大略，治国安邦的政治家，也包括满腹经纶，见多识广，留名百世的文学家、思想家。仁宗在位的40年，各行各业涌现出如此之多的人才，这都与当时相对完善的科举考试制度密不可分。这些历史人物虽然出身不同，贫富贵贱也有差异，但是他们都是通过参加科举中榜而步入仕途的。南宋时期的人才数量与北宋相比虽然略逊一筹，但相比其他各朝各代亦是人才汇集，他们同样都是通过科举而步入仕途的，如岳飞、韩世忠、朱熹、陆游、辛弃疾等，民族英雄文天祥更是状元出生，他们都对我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的影响。
5.考试的防止工作更为严密
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制度并不完善，尤其是现象更为严重，几乎达到作弊泛滥的程度。如果继续放任这种行为任意发生而不加以严惩，科举考试将失去其选贤任能的最根本意义。鉴于此，两宋时期的统治者都很重视科举考试的防止工作，并实施了很多防止作弊的措施。
宋代防止考官与士子作弊的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锁院制度。隋唐五代时期，考官接到监考命令后，不需即刻入闱锁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收取贿赂，接受请托，这使得科举考试丧失公平，民怨载道。宋太宗时期下诏明确规定，参与科举考试的官员一经任命立即锁宿，以防舞弊。真宗时期两次下诏，扩大了适用锁院制度的官员范围，要求所有参与考试的大小官员都适用锁院制度。（11）第二，封弥制度。封弥制度也称为糊名制，早在唐代已经运用。宋朝的封弥制度更加完善，按照规定，考试士子的姓名，籍贯都要被糊住，甚至考官定的等第也要被糊住。根据史料查证，宋代最早在殿试实行封弥制度，然后逐步推广到省试糊名，最后才普及到州郡发解试糊名。第三，誊录制度。又称之为誊录法，主要是为了防止阅卷官员辨认出考生的字迹而影响考试的公平性。誊录法最早在真宗景德二年的殿试实行，景德四年颁布诏书，形成定制。祥符八年朝廷设置誊录院，专门负责誊录之事。后来普及到省试进而陆续推广到各级考试。
由于宋朝实施严格的防止作弊制度，相对保证了考试的公平性，保证了科举取士人才的质量，这种严格的制度同样是宋朝科举的一个鲜明特点，并被后世所沿用发展。直到今日，宋代的封弥制度依然被广泛运用在全国各行各业的考试中，这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于选拔人才的公平性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6.强调中央集权制对于科举考试制度的影响
南北两宋统治者都在政治上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着重强调并巩固中央集权制在封建制度中的地位。科举考试服务于政治，所以当时的科举考试制度或多或少都会渗透中央集权制度。具体的做法是限制缩小考官的权力，然后把最终的科举取士决定权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早在隋唐时代，科举考试的考官们手中权力过大，甚至可以认为他们对未来官员的选拔具有决定权，这无疑会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不能有效地形成中央集权。而宋朝统治者必须去消除威胁，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
宋朝统治者采取了以下几个做法，一是废除前朝的公荐制度。这使得封建时期官员之间的座主门生关系失去了基础。杜绝了士子做官一心二用，心中只有“恩师”没有朝廷的隐患。二是更改了殿试的定制。宋太祖于开宝五年首次举行宋代的殿试，之后几乎全部殿试都是有皇帝亲自参与决定。这样使得选拔官员的决定权掌握在皇帝一人手里，这意味着所有的中榜士子都将成为皇帝的门生，扩大了皇帝的人事权。而这种定制被后世沿用数百年，直到清末废除科举，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注释：
（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五.
（2）（宋）欧阳修《新唐书》卷75.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
（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
（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
（7）所谓“特奏名”是一种特殊照顾的名额，应举士子如数举不中，经皇帝同意后，仍可赐给出身，与正奏名者享受同等待遇，以示对举子的恩宠和对其应试积极性的鼓励.
（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
（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五.
（1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3.见原《杭州大学学报》，981年第1期。
科举制度废除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科举考试 语文教育 借鉴 作文
科举考试确有其不好的一面。主张对传统文化要有所“扬弃”，我们对科举“弃之久矣”，冷静地加以思考，从中借鉴一点对现实的考试制度和语文教育有用的东西，正当其时。
如果把现在的语文教育比喻成一棵大树，那科举考试就是它的根，不管它的根如何扭曲，如何畸形，如何被人们践踏，都不能否认其作为根的事实。或者说，中国的语文教育这棵大树，是从科举走过来的，是从科举考试这个土壤里长出来的。外国的所谓的先进理论再好，都只能是这棵大树的营养，不可能成为它的根，而且这种营养能被吸收，能对大树的生长起到好的作用，还要有一个适应过程。不论在别人的土地上那棵树如何茁壮，花儿开得如何美丽，像“天花”一样纷纷坠落到中国的土地上，也是只有其表，没有其里的，机械地照搬是没有意义的。
科举考试可以对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有所借鉴，如人才选拔功能，作文训练形式。
以往我们提到科举考试，常常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但是，如果是一种没有任何好处的事物，怎么会在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如此大的作用，1300多年间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现在重新去对科举进行审视，有利于我们对古代的考试中的优点加以借鉴，让我们今天的考试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从辩证法上讲，任何一个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没有完全有利的事物，也不会有完全无用的东西，虽然有时某一方面可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下，对事物的发展会更有好处。在历史上，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其弊端也日益被人们所认识。所以在中受到了当时文化界多数人的严厉批判，甚至完全否定。这在当时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人们要一个东西的时候，总是要盯住它的不足和缺点，甚至会有意无意地加以放大，以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由于政治原因，科举考试长期被加以否定和批判。在《反对党八股》中说：“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
对科举考试的否定，人们还常常引用顾炎武的例子。顾炎武在《日知录・拟题》中愤而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从成为秀才以后，科举制度把顾炎武足足桎梏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当中，社会危机又空前地加剧了。十三年的亲身经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科举制度的危害性。他后来在题为《生员论》的文章中指出，科举制度、八股时文，使读书人“以有用之岁月，消磨于场屋之中”，这是“败坏天下之人材”，所以，只有“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也”。顾炎武通过对沉痛教训的总结，意识到不能再在这条死胡同中走下去了。严峻的社会现实，更促使他作出了同科举制度决裂的抉择。
像顾炎武这类情况在封建时代是较为普遍的，我们还可以举出蒲松龄、归有光等等人物。毕竟科举考试不可能有非常完善的选拔功能，一般每三年考一次全国性的考试（会试和殿试），录取的名额不可能像今天的高考一样多。有一个说法：只要是人才，不论何种考试方式，都可以脱颖而出。对此我是部分赞同的，每种考试都可以选拔人才；但同时，人才又是多方面的，不可能用一个标准选拔出所有的人才。更何况用今天的说法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一定的领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就可以称之为人才。
在清代，鄂尔泰就较为辩证地对顾炎武的说法加以评说：“此类策问岂顾炎武一言可抹杀。科举之弊诚者，然变之未有良法也。今日官吏有几人懂此道理，远不逮旧时代进士。”
在上海嘉定孔庙、南京夫子庙（江南贡院）看到有关科举的展览，在扬州何园见到一份何声灏的“朱卷”，能说明科举考试的一些问题，知道它在中国的人才选拔方面长期发挥的作用。任何时代都需要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如果废除科举，还回到之前所采用的人才选拔制度，不论是汉代的“察举制”，还是魏晋所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不是有更强的主观性？会不会再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任人唯亲、只看出身和门第的局面？那不就会有更多的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被埋没。
在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时，听到比较多的一种说法是：“如果没有高考，我还是一个农民。”不少人对此深有感触，三十年前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如果没有高考为他们的子女提供的这个平台，按照中国“子承父业”的传统，则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做个农民。高考为人才的选拔提供了一个平台，尽管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没有这个平台会更加可怕。试想一下，有几人愿意回到“”时所谓的“推荐上大学”的时代？
冷静想一想，科举考试承担了过多的罪责。实际上，它不过是一种形式，没有这种形式，还会有其他的形式。我们常说“内容决定形式”，实际上“形式也会反作用于内容”。较之其前的多种形式，科举考试是一种进步，它毕竟提供了一种机会――一种平民的进仕之阶。用今天的话说，这也是一种平等――分数（考试）面前人人平等。
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载体，八股文对语文教育关系影响深远。四书五经作为学校主要课程，所有学校概莫能外。作文训练在各级各类学校得到重视，教师也被要求钻研作文教学法。制义文章成为学生模仿对象。教师须反复研究、反复讲解，学生须反复训练。“子弟读书有成有废，乃关系门户盛衰，一家之福”。故“八股文”影响语文教育极大。
八股文的主要弊端应该是在内容上，是局限性特强的内容影响了这种形式的表达。既然千余年来长期不衰，说明它还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其价值所在的。从资料来看，科举考试分不同的场，有不同的考试内容，并不像长期认为的那样只考死记硬背的内容。
八股文影响写作训练方式：拟题、揣磨试题、捉刀成风、只读程墨房稿、应试作弊，因而助长不良学风。每一种作文文体都有其较为特殊的训练方式，八股文经历了一个发展阶段基本固定了下来。这里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如，为什么固定下来？为什么固定为这种形式？今天的作文训练中，人们也在不断地探讨作文的方法，虽然“文无定法”，但文章毕竟有法，如果能较快地总结出一套训练的方法，对于写作是有好处的。特别是对于初学写作的，掌握一定的格式，明晰一定的方法，可以较快地学会作文。作文训练应该是一个“无定法――有方法――无定法”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当我们成为《笑傲江湖》中的风清扬的时候再讲“无定法”吧，对于中学生，应该是早一点教给定法的时候，先让他们掌握了一定的“剑术”，才有可能悟出“无定法”的“剑术”。一开始就用无定法来指导学生的写作训练，是事倍功半，要走很多弯路的。八股文的这些发展规律或许对探寻文章写作的一般规律有所启发。
陈东原说：“拟题固是一处投机取巧的办法，但若实际尚能读书，也不为大害。乃因重视八股文之故：少年从事举业，往往连经史也不读，所读的只是八股文的刻本。”（《中国教育史》P343）
实际上，明清两代学校语文教育一刻也离不开八股文，否则不受民间欢迎。学习还是要有一定的动力的，有科举在，八股文的学习就有直接的目的，对于促进社会的学习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
科举制度废除范文第6篇
关键词：语文教育 语文教育方法 自然之教
荀子早就提出“教亦多术”的宗旨。从先秦至清末，几千年的语文教育史。实际上也是教学目的与方法、作用与反作用辩证状态的呈现过程。一些优良的方法常常能帮助人们修正、补充、完善、提高一定的教育教学目的。教学目的与教学方法，在整个教学艺术运动过程中，是一种相融共进的状态。不同的学派，不同的政治团体，在思想观念与哲学人生大课题的统合交汇中，都提出了人自身理想状态的终极目的。
儒家就提出君子而达圣人的远景。荀子《学记》中就说：“始乎为十，终乎为圣人。”颜元《习斋言行录》中也说：“学者，学为圣人也。”同时，在“学而优则仕”功利性、实用性观念的影响下，也会设计不同类型学校、不同学科特点的阶段性目的。如张志公先生讲科举之中学校语文教育目的：“仔细一端详，传统语文教学头绪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一共干了两件事：一是花大力气对付汉字，一是花火力气对付文章。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而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的语文教学目的，则如叶圣陶先生所言：“同文教学的目标，在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字的技能。”应该看到，有不少优良的教学方法，既可以为本学派与统治集团阶段性教育教学目的服务，也可以为其他学派与统治集团的阶段性教育教学目的所用。如，孔子提出的循序渐进、学思结合、举一反三等方法；孟子提出的言近旨远、持志养气、启发诱导、盈科而进等方法；荀子提出的假物为用、知微而论等方法；《学记》提出的教学相长、藏修息游、善问善答等方法；《大学》中提出学问思辨行、格物致知等方法；《中庸》中提出的创新创造等方法。这些方法除了在本学派历代教学中常用不衰，而阻也在其他学派的教学中使用。这一方面在于教学方法的公用性特征，另一方面则在于儒、道、释诸家在人自身的理想追求，以及对自然、社会的理性思考中的共通性上。
但是，教育教学终极目的差异，常常会影响其阶段性目的的设置与确立。阶段性教育教学导引的教学艺术活动，会有针对性方法的选择，也会有特定教学方法的创设与使用。这些特定的教学方法的创设与使用和针对性很强的方法的选择与应用，反过来，加快了教育教学目的的实施，从而促进人对自身理想目标的一步一步的靠近。
先秦的儒家思想中，亲和自然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孔子、孟子、荀子等大师们从教育活动与人生实践中，进一步提炼小“天人台一”的哲学理念。《云笈七笺》卷三中就说：“自然教者，元气之前，淳朴未散，杏冥寂尔，颖旷空洞无师无法，无资受傅，无终无始，无义无青。元气得之而变化，神明得之而造作，天地得之而覆载，日月得之而照临，上古之君得之而无为。无为，教之化也。”这段话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层，自然之教的含义，第二层，自然之教的功用。大概意思是：广大无边，没有老师，没有方法，不讲什么道理，不说一言半语，侵染陶冶就是自然的一种教育培养，获此惠泽者，上至天地日月，下至人君百姓。亲和自然，天人合一的理想在书院与佛、道两教中，既是一种人的理想追求，又是教育的根本大法。这一根本大法，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阅读、吸纳自然，从而受教得益：一是爱护、改造自然，从而亲和共融。前者也有两法：其一是直接受教获益法。其二是间接联想深化法。书院与佛、道选址建院、寺、观，均是远离闹市的地方。在师徒们看来，就是要通过比较典型的自然环境。学习、仿效大自然。吸纳其自然之精华，从而使自身健康强壮，聪慧明达，慈爱悲悯。这是直接受教获益之法。间接联想深化法，则是在读经、颂诗、写作之时，把大自然的奇妙与自己所读经中的意蕴、所颂诗中的景象、所作文中的情感联系起来，或联想，或幻想，从而使经典中的意蕴更丰厚，诗歌中的意象更真切，心中的情思更深刻。按马克思的观点，这就是人化自然，亦是自然化人。大法之二是爱护、改造自然，从而亲和共融。在书院的教育中，在佛、道两教的教育中，这是以语文为基础的教育的一门重大课程。从建院、建寺、建观之日始，口口有护持，天天有耕耘，让山更青翠，让水更清澈，让鸟兽更自由。
书院，佛、道两教，在漫长的以语文为基础的教育教学中，采取与科举制度中各级学校和政府科考中不一样的检测、评估、考校的方法。本来，检测、评估、考校是教学艺术运动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使用科学、恰当、有效的检测、评估、考校方法，会促进激发教学艺术外运动过程，即主要在课堂上展示教与学的形态，以及教学艺术内运动过程，即教师与学生在教与学中启智获知的思维状态，都是强劲有力、活力四射的，都有着教学艺术应有的艺术蕴涵。反之，则是教学艺术内外运动状态的乏力，甚至阻碍。按照马克思私有铷社会中人被异化的理论，睹种不恰当、不科学的检测、评估、考校方法的硬性使用，会使教学艺术内外运动异化，进而对人也有异化作用。检测、评估、考校，仅仅以考试所代替，加之考试再规定于八股文严酷的套路中。那么，这种考试就成了异化教育教学，
科举制度废除范文第7篇
剧作以1905年科举制度和酷刑的被废除为背景，在秀才徐圣喻、刽子手马快刀“大难临头”的挣扎中，展开诙谐幽默的故事，让观众在啼笑皆非中思考人物的绝望挣扎与尴尬命运。
秀才徐圣喻与刽子手马快刀虽比邻而居，却形同陌路，剧作者为他俩营造了一个同病相怜的语境――在科举考场上挣扎数十载的徐圣喻屡考屡败，在难以实现的状元梦中，徐圣喻将科举考试作为人生的唯一乐趣；在刑场上杀戮犯人为业的马快刀刀法出众，在腰斩剐人的酷刑中感受作为刽子手的乐趣。自视清高的徐圣喻对马快刀避之如鬼，而以酷刑为乐的马快刀却对徐圣喻健美的体魄推崇备至；没有文化的马快刀常找秀才代为写信，穷困落魄的秀才徐圣喻常卖文果腹。
科举的废除打破了徐圣喻的状元梦，酷刑的废除剥夺了马快刀的行刑乐趣，原本道不同不相与谋的两人同病相怜，在借酒浇愁中走到一起，这使“大难临头时的幽默”有了可能。
在凶险的环境中，他们努力与命运抗争。马快刀辞去刽子手的工作，开了一家生意红火的肉铺，在刀与肉之间寻找乐趣，成为当地一大景观；徐秀才穷困潦倒走投无路，当了富人的私塾先生，却受尽东家的欺凌盘剥。无奈之下，徐秀才走进了肉铺当学徒，拜昔日鄙视的马快刀为师。环境逼迫下的身份转换，构成了一种谐趣，在无可奈何中，既有对命运的抗争，又有对环境的妥协。
《秀才于刽子手》的诙谐之处，更在于人物命运与性格的变异。肉铺学徒徐秀才与马快刀谈论割肉诀窍时，刽子手用行刑的艺术作比，秀才以文章的学问作喻，两个身份与性格迥然不同的人物竟成了知交与至交。更幽默的是，徐秀才居然成为远近闻名的割肉好手，马快刀居然戴上眼镜看起了唱本，在令人喷饭的结局中让人思考世界的荒谬和人生的无奈。
在演出时，导演别出心裁地设计了八位偶人登台，怪诞夸张的面具，偶人的手舞足蹈，偶人的言语唱段，使原本简单的剧情和舞台热闹了起来，既烘托了氛围，又连接了剧情，更让剧作染上一层荒诞色彩。
科举制度废除范文第8篇
纸上得来终觉浅，得知此事要躬行。
从隋文帝创设了科举制度以来，似乎寒窗苦读成了当时学生的读书初衷。穷书生，这一次就是来源于此。读书人，没有什么钱，没有埋头于书本中，渴求得到求取功名的机会。历经千年，终于这种说法被废除。时代的快速发展，已经不需要那种只是有一大堆理论的读书人，有一纸文凭的大学生满地都是，可还是有一堆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是为什么呢?现在的工作岗位，需要你有知识，同时需要你有能力，需要你有一技之长，才可以适应这个社会，只会干苦力的人，永远只能干苦力，只有知识的人，也很难在生活实践中运用，生活就是这样。
所以纵然你学富五车，如果不付出行为与实践，还是会因为社会的高速发展而被之抛弃。读书是为了发展自己的思维，如果只会学习，那就是一台机器，没有自己思想，失去管制就会崩溃。这是多么可悲啊!世界这么美好，有这么多神奇的事物，都值得我们一看，需要我们用眼睛去发现，用大脑去思考。大学应当是学习知识，获得实践的平台，然而不幸的是，在这神圣殿堂中发生了很多利用知识伤人的事件，我们千万不可以这么做。
不要做言语的巨人，行动的傻子，实践能力是生存的前提，知识固然重要，但千万不要忘记实践的重要性。实践加知识，才可以有机会去更大的空间 去创造更大的价值，实现人生的理想。